然而可惜的是，和珅不是将自己的才华用于治理国家，而是用在营私舞弊上，他大肆贪污受贿，疯狂搜刮各种财物，甚至连宫中财物也敢私自侵吞。这是和珅最终跌倒的重要原因。
嘉庆四年（1799年）和珅被治罪时，共抄出他的家产一百零九号，内有八十三号没有估算，仅已经算的二十六号，就合计银子二亿二千三百八十九万五千一百六十两，如果将未估算的八十三号加进去，其家产就多达数亿两银子，相当于清朝数十年的国库收入，故嘉庆惊呼：“似此贪污营私，实历来罕见罕闻。”清人也感叹说：“和珅以二十年之宰相，其所蓄当一国二十年岁入之半额百强，虽以法国路易十四，其私产亦不过二千余万，四十倍之，尤不足以当一大清国之宰相。”因此和珅有贪污之王的称呼。除了大肆贪污，和珅还利用自己把握朝政的机会，扶植亲信，收受贿赂，败坏官僚政纪法律（像当时两淮盐政征瑞一次向和珅贿赂银二十万两，和珅居然嫌少，要他增至四十万两才收），大小官僚也纷纷效法，“营求财货，惶惶唯恐不及”，清朝政治随之日趋腐败，国力也大幅度削弱。
君子与小人，向来是水火不容，正如正义与邪恶，从来都是一对冤家。
和珅在朝中肆无忌惮地搜刮钱财，假公济私，违法乱纪，必然和阿桂等正人君子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不难理解，阿桂出自名门望族，靠军功起家，清廉正直，对和珅这种搬弄是非、靠献殷勤而发迹的暴发户本来心里就很反感，何况他还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大贪官！史载和珅和阿桂同任大学士十余年，二人矛盾很深，“除了皇帝召见议政以外，两人绝无交往”，“早晚入朝的时候，阿桂必定站在离和珅数十步远的地方，和珅知道阿桂不愿与自己交往，有时故意与阿桂说话，阿桂随口回答，但始终不离开自己站的地方”。矛盾激化的时候，两人甚至无法在一起办公，阿桂在军机处上班，和珅自己在内右门或隆宗门造办处办事，当皇帝召见时，“一起进去见皇帝，回来就各回自己的地方，即使和珅有时到军机处去，但都是办完事情就离开”。阿桂因和珅深受乾隆信任，自己无法直接和他作对，于是采取大事坚持原则，小事适当让步的方针。时人记载说：阿桂为人耿直，与和珅兴趣不同，“久居相位，小事一任和珅，至于大事，指陈利害，砷亦惮之”。这种做法在当时情况下，对保障清朝政治的协调运作显然具有重要的谋略意义。
阿桂尽管对和珅极为厌恶，但他知道凭借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将其清除，所以他一心把希望寄托于嘉庆的亲政。
军机章京管世铭是阿桂最为信重的官员，疾恶如仇，后来担任御史，曾连夜起草奏疏，要参劾和珅。然而，奏章尚未写好，乾隆就降旨，要其继续留在军机处。清制规定：凡是军机章京升任御史又奏旨人直军机处者。其工作仍和军机处章京一样，不得按照言官的特权上疏言事。管世铭为此惭愧不已，感叹自己枉为言官。其实，这一切都是阿桂安排的，阿桂后来对管世铭说：你报效国家的时间还很长，何必急于显示自己的忠心呢？要知道，当时弹劾和珅无异于送死，故阿桂“从暗中保全他，让其效力于将来”。
因为和珅罪恶昭著，犯了众怒，所以反对他或者暗中与其较劲的人特别多。除了阿桂和和珅作对以外，当时在朝的大学士以各种形式反对和珅贪污和专权用事。
嵇璜（1711～1794年）是江苏无锡人，善于治河，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为文渊阁大学士。嵇璜和乾隆同岁，晚年虽然年老体弱，不能管理具体事务，但乾隆不让他退休，理由是“朕得一作伴老臣，亦属升平盛事”。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嵇璜以精力衰竭，请求解任，乾隆不许，赐诗说：“愿老何须以老悲？古稀犹此日孜孜；旰宵未倦依然兴，尔我同庚可不思？一去已令一为甚，再随应识再非宜；汉家灾异三公免，君臣合纲我弗为。”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嵇璜年届八十，乾隆赐诗说：“还乡未可便从尔，恋阙依然尚悯予。”就这样，嵇璜一直在朝中和乾隆作伴，直到五十九年（1794年）去世。
嵇璜为官廉洁，虽然官至大学士，且诸子也担任地方官职，但家中十分清贫，他的女婿曾作诗感叹：“老屋区区留不得，而今始识相公贫。”而和珅却多次在乾隆面前打嵇璜的小报告，以致乾隆不时降旨斥责，甚至告诫说：“曹超和王莽的行为是人臣不应该效法的。”这使嵇璜在朝中整天提心吊胆，而且作为一个清官，他对和珅大肆贪污自然心里也极为不满。史载嵇璜工于书法，在当时颇负盛名。一天，和珅在衙门见到嵇璜，求他为自己家中屋柱子写一幅楹联，并为嵇璜准备了写字用的宣纸。嵇璜答应以后，回到家中，邀请翰林学士数人到家中饮酒。正喝得高兴的时候，他的书童报告说墨已经准备好了，嵇璜喝斥书童，说有客，现在不办。诸翰林急忙问何事，嵇璜才将和珅请自己书写楹联的事情告诉大家。众人都想看看嵇璜写字的风采，请嵇璜当众书写，但就在嵇璜写好一半的时候，站在旁边的书童却将墨洒在了纸上，污秽不堪，嵇璜怒骂书童，直到诸翰林劝解再三才作罢。第二天，嵇璜将已经污秽的宣纸还给和珅，楹联一事就只好作罢。
楹联受污一事无疑是嵇璜蓄意所为。他邀请众人喝酒，让书童将墨洒在纸上，就是想让大家作证：不是我不愿写，而是没法写。这反映了他并不愿意迎合和珅的可贵人品和权谋。
和珅得以横行朝野，他手中的权力可以说起着关键作用。但和珅多行不义，反者众多，有时也时有惊无险，甚至有性命之忧，正直大臣都想除之而后快，王杰就是对和珅痛恨入骨的人。
王杰是乾隆末年嘉庆初年的著名大学士。王杰（1725—1805年），陕西韩城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中状元，据说在当年向皇帝进呈的试卷中，他本来名列第三，乾隆说：本朝百余年来，陕西还没中过状元的，就将他和排名第一的著名学问家赵翼换了个位置，成为陕西的第一个状元。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王杰为内阁学士，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任军机大臣，次年官至东阁大学士。和嵇璜一样，王杰为官也以廉洁著称，清人记载说：“王杰为官四十年，甘于清贫，贫穷得和当学生时没有什么差异。一天，有在外地作官的门生来看他，向他赠送黄金作为做寿的礼物，王杰说：以前我对你说过什么？现在如果收了你的礼物，我说的话还算数吗？王杰忠贞坦荡，为人耿直，他做宰相的成绩卓著，单从此事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乾隆和嘉庆皇帝对他特别信任了。”王杰入直军机处，担任大学士的时候，正逢和珅权炎最炙。但王杰绝不附和和珅的权势，曾亲眼见过王杰风采的昭莲描述说：
“公（王杰）身材并不很高，有几根白胡须，和蔼可亲，颇近人情，而不时露出刚毅坚定的脾气。他刚刚入直军机处的时候，和珅势力正大，梁文定公（即大学士梁国治）被和王申耍弄欺侮得像小孩一样，而公绝不与和珅交往，除了奉谕旨议论朝廷事务以外，黯然独坐，坐处离和珅的位置很远，和珅有时找他说话，他也含糊回答，不愿与其交谈。”
当时，和珅往往利用阿桂在外地出差的机会，擅自裁决政事，为自己和亲信谋利益，遇到这种情况，王杰就据理力争，以致和珅对他极为厌恶。据说和珅喜欢戏弄同僚，一天，他抓住王杰的手说：“你的手怎么这样柔弱细嫩？”王杰应声答道：王杰的手虽好，可惜不会要钱。一句话将和珅贪污受贿的隐私说破，和珅被羞得面红耳赤，哑口无言。清代还有记载说王杰曾企图毒杀和珅：海盐人陈美精通医术，在礼部任职时曾被和珅召去看病，陈美向主管礼部的大学士王杰通报了这一情况，王杰对他说：和珅是个奸臣，你一定要用药将他除掉，否则别来见我。陈美当然不敢承担罪人责任，于是谢绝了和珅，和珅见陈美竟敢不给自己看病，对他极为不满，后来找个借口将其贬为知州。
这时的和珅，气焰熏天，自鸣得意。他自恃有乾隆帝撑腰，便重用亲信，安插党羽，贪污受贿，打击异己，胡作非为。有时甚至连嘉庆帝都不放在眼里，一般官员就更不在话下了。因此，许多人为了升官发财纷纷投其门下，依附于他。在这些人中争相贡献者有之，自称门徒者有之，一时间似乎无人敢说和珅一个“不”字。和珅自以为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二皇帝”，一手遮天，无人敢与他对抗，横、贪、骄、奢无所不为，不可一世。可是这时居然有一部分人不买他的账，非要捅一捅他的老虎屁股，明里暗里跟他对作。不敢公开干，就旁敲侧击，冷嘲热讽，进而弹劾，打击他的党羽、爪牙。
其中，刘墉是最著名的一个。这在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表现的非常明显，其中的情节家喻户晓，把二人的矛盾刻画得淋漓尽致。在此，再多余费些笔墨，加以陈述一二。
刘墉，字崇如，号石庵，山东诸城人。诸城刘氏是一个书香门第、世代为宦的世家，仅在清代就曾有五世进士、三代一品，父子均为大学士（即宰相）的殊荣。
刘墉其父名刘统勋，是乾隆朝的重臣，一生为官清正廉洁，刚直不阿，深受乾隆帝信任，为了照顾他年老体衰，上朝不便，乾隆帝特在北京内城驴市胡同（今东城朝内南小街礼士胡同43号）内，赐宅第一所供其居住。
刘墉是刘统勋的长子，乾隆十六年（1751年），他以二甲第二名进士及第，授庶吉士。次年，散馆，授编修。乾隆二十年（1755年），擢升为翰林院侍讲，可是不久他由于其父过错，受到牵连，被捕革职。不久又获恩释放回家，赏授编修。后来又外任安徽、江苏学政。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授山西原知府；乾隆三十年（1765年），擢任冀宁道；次年，因知府任内失察，县令侵蚀库项，发军台效力赎罪。不久获释回京，在修书处行走。
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乾隆帝追念其父刘统勋“宣力年久”，又认为刘墉“器识可用”，于是特授他为内阁学士（从二品），让其在南书房行走，不久又执文渊阁事，任四库全书馆副总裁。第二年，出任江苏学政。在任期间，曾参奏泰宁举人徐述派“《一柱楼》悖逆案”，酿成当时一大文字狱。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迁官湖南巡抚，此后又先后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从一品）、三通馆总裁、吏部尚书，兼国子监事务、代理直隶总督、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上书房总师傅、左都御史、礼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会典馆正总裁等官，并在嘉庆四年（1799年）加封太子少保。刘墉于嘉庆九年（1804年），病逝，享年85岁，死后谥文清。
刘墉一生政绩平平，只是他为官清廉、注意吏治、关心民疾、办事认真、洁身自爱，不趋炎附势而已。他虽然短期任过协办大学士、东阁大学士，但他不如其父刘统勋既为大学士，又久为军机大臣，是一位“真宰相”。因此，刘墉在功业上不如其父刘统勋。但在文化方面，刘墉却有超越乃父刘统勋之处，即他在乾隆年间作为“名翰林”，“五典乡试、一典会试、四任学政、两度管理国子监事务，长期充皇子总师傅，在承风宣化、培育人才方面，付出了相当精力”。特别是他的书法、诗词等都颇具造诣。他是清中叶四大书法家之一，与翁方纲、梁同书和王文治等人齐名。他最初学习赵孟疹、董其昌等人的书体，也兼仿颜真卿、苏轼各家法帖。中年后白成一家，他的字“貌丰骨劲，味厚神藏”，用墨厚重，很有魄力，且“不受古人牢笼，当时名满天下”。同时他的诗作亦颇具特色，他同时代的人王昶评其诗为“清新超悟，有香山、东坡风格”。
刘墉，在清代可算为是一位“名翰林”，在学识、操守和办事能力上都高于一般同僚，且他为官“忠君、爱民、清廉”，故在民间很有政声，特别是在他任江宁知府期间，深得百姓爱戴。有关他的事迹广为流传，后来成书的章回小说《刘公案》，就是描写这方面事情的。不过该书内容，并不全是信史，有不少是作者夸大、渲染之策，不可尽信。特别是人尽皆知他的绰号一“刘罗锅”，更不足为信。因为在“封建时代，向以‘身、言、书、判’为取士、选官的考核标准。身，谓形体，五官端正，否则难立官威。言，谓口齿清楚，言语明晰，否是有碍治事。书，谓字要写得工整漂亮，利于上级阅读他的书面报告。判，谓思维敏捷，审判明决，不然便会误事害人。其中，‘身’居首位，为最重要。观瞻所系，不能不特别强调。刘墉系科甲出身，历经层层考试选拔，必在‘身言书判’四方面合格，方可顺利过关。因而，完全可以肯定他既非‘罗锅’，也不是什么水蛇腰”。特别是乾嘉年间，取官的一个重要标准是要看其长相如何。长相俊秀者才能在皇上身边重用。可能在乾隆帝晚年至嘉庆帝初年时，他已年届80岁，故可能“因腰椎、脊椎增生而驼背弯腰，既符合生理，也与今惟见嘉庆年间之记述称他为‘刘驼子’，前则未闻此说相对榫”。这也可能就是“刘罗锅”绰号最可靠的来历吧！
就这样一位足智多谋、正直无私的清官，与和珅之流自然是多有间隙。有关刘墉与和珅的矛盾，乃至“刘墉斗和珅”的故事，在民间传统中流传很多，野史、正史中均有记载。
于正史的只有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他任左都御史时，御史钱沣状告山东巡抚国泰与山东布政使于易简贪污一案。刘墉奉乾隆帝之命随和珅、诺穆亲、钱沣一起同往山东查办此案，他与钱沣巧妙配合，冲破和珅设下的层层障碍，首先侦破历城知县郭德平挪移库银4万两，并以此为突破口，最后查清国泰、于易简两人合伙贪污库银200万两的贪赃不法行为，为此遭到和珅的忌恨。此外，在嘉庆四年（1799年）初，和珅受审前，刘墉是首先，参劾和珅者之一，同时他后来也参加了对和珅等人的会审、抄家。这也许是他事先受命于嘉庆帝的暗示也未可知。
在野史中有关刘墉的逸事、逸闻不少，特别是有关刘墉嘲弄、戏斗和珅的记述不少，今举几例可见一斑。和珅平日锦衣玉食，服饰华丽，十分奢侈。传说他有一件价值连城、连钮扣都是用自鸣钟做成的外衣。这样一来，一般官员也上行下效，竭力模仿，纷纷追求时髦、豪华的服饰，相互争奇斗艳。当时富贵人家崇尚奢华已成风气，惟有刘墉不随波逐流，整日“敝衣恶服，徜佯班联中。日：吾自视衣冠礼貌无一相宜，乃能备位政府不致越者何也？寄语郎署诸公可以豁然矣。”又，平日刘墉不但不依附和珅，而且一有机会就讽刺、戏弄他，使其十分难堪。
这里有一例。据说有一年新春之际，刘墉知道和珅将应召入宫，便故意穿着破烂的衣服走到和珅的家门口，拦住和珅的车马说：“中堂亲自过府贺车，真是十分难得”，请和珅下轿。时正值风雪天气，道路泥泞，和珅本想站着寒喧几句就算了，没想到刘墉已经跪在地上，按规矩，大臣之间必须以平等之礼相待，和珅也只好在湿漉漉的地上下跪，结果将一身华丽衣服弄得肮脏不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