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祐元年（1034）春。欧阳修离开洛阳后，先往襄城（今河南襄城）小住。几年前，他妹妹嫁给了襄城县张龟正，因着亲戚的便利，遂将俸禄之余，在此地略置了几间房舍。襄城属汝州，距离洛阳一二百里地。在亲友们热情的欢呼声中，欧阳修开始了一段悠闲适意的田园生活：
儿童戏竹马，田里邀篮舆。春桑郁已绿，岁事催农夫。朝日飞雉雊，东皋新雨余。植杖望远林，行歌登故墟。（《罢官后初还襄城弊居述怀十韵回寄洛中旧僚》）
阳春三月，风调雨顺，天气宜人，景色如画。他有时在房檐下看孩子们嬉戏，有时与乡亲们相邀喝酒，有时策杖远足，有时放声高歌……欣欣然真有点陶渊明当年作《归园田居》时的意思了。
不过，这年四月，朝廷宣布选拔文才杰出者充实馆阁[14]，枢密使王曙推荐了他。得知这一消息，欧阳修连忙打点行装前往汴京。
欧阳修以雷厉风行、敢为天下先的品节与朋友相互砥砺
五月的汴京已是一片盛夏的光景，一大帮朋友正翘首以待。原来，苏舜钦、王复、陈经、王尚恭、王尚喆等都在本年进士及第，刚刚授予了官职，即将各自回乡，准备赴任，临行前都希望与欧阳修在汴京一聚，做数日之游。此外，谢绛、石延年、杨愈在朝任职，富弼、梅尧臣也在汴京等候新的任命。于是，又是一连串久别重逢的彻夜倾谈，又是一次次诗酒相酬的欢乐聚会。
六月，朋友陆续离去，欧阳修也该静下心来准备学士院的考试了。偏偏这时身上长了一个大的毒疮，二十多天不能下地行走，十分痛苦，但他还是咬紧牙关，伏案攻读。
因为去留未定，还不能把家搬来，母亲也暂在襄城居住。他独自一人寄居驿舍，梅尧臣放心不下，隔三差五过来探望，顺便带来远方朋友寄来的诗书。
这天，王复又寄来了新作，但见他下笔清远，韵致动人。梅尧臣读罢大喜，高兴地说：“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强了，如今有多了一员健将，只是微有饿相。”
欧阳修也很高兴，他在回信中开王复的玩笑，说：“几道未尝为此诗，落意便尔清远，自古善吟者益精益穷，何不戒也？”（《与王几道》）
朋友不在身边，但有邮筒来往，并不觉得寂寞。只有富弼，不知为何，一去之后，杳无音讯。想当初，他可是再三再四地说，朋友们一定要保持密切的联系啊！他曾说：“朋友之间，虽然不能以通信多少来衡量友谊的深浅，但书来信往，足以通相思、知动静，哪怕只有寥寥数语，也是好的。”
如此恳切的话，字字句句，音犹在耳，没想到他却自食其言！为人直率而又十分看重友情的欧阳修忍不住写信去责备他：
当时相顾切切，用要约如此，谓今别后，宜马朝西而书夕东也。不意足下自执牛耳登坛先歃，降坛而吐之，何邪？平生与足下语，思欲力行者事何限？此尺寸纸为俗累牵之，不能勉强，向所云云，使仆何望哉？（《与富文忠公》其一）
透过这件小事，欧阳修想要告诫朋友的是，为人处事，应该言必信，行必果。他们都是有志的青年，如今既已为官四方，将来还要以天下之事自任，如果养成怠惰、无信的不良习气，对个人必然是有害无益的。
欧阳修初入仕途，还没有机会接触实际事务，但他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很注意培养自己雷厉风行、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与品节，并以此砥砺朋友。他与范仲淹的最初相识，也是从一封直言不讳的书信开始的。
那是明道二年（1033）的事情，当时欧阳修还在西京任上。这年三月，刘太后病逝，二十二岁的宋仁宗亲临大政，决心起用一批有识之士，刷新朝政，全国士大夫无不拭目以待。四月十八日，陈州通判范仲淹被诏入京。
范仲淹，字希文，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他外和内刚，少有大节，慨然以佐君治政为己任。他经常说：“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范公神道碑铭》）在政治上，他崇尚气节，“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元·脱脱《宋史·范仲淹传》），例如天圣七年（1029），刘太后预备在冬至日接受朝拜大礼，届时仁宗皇帝将亲自率领文武百官为太后上寿。时任秘阁校理的范仲淹上书谏阻。他认为，如果是在内宫，皇帝作为儿子侍奉母亲，自当用家人的礼法，但如果在朝廷之上，皇帝也和百官站在一起朝拜母后，那就十分不妥。不仅如此，他又进一步指出，如今皇帝已经十八岁了，太后应该撤帘还政！太后撤帘还政是非常敏感的大事，朝中几乎无人敢提。曾经举荐范仲淹的兵部侍郎、翰林侍读学士晏殊，听说此事后，十分震恐，急忙将范仲淹召到府上，严加训斥：“你这是狂率邀名，我这个推荐人也会被你连累的！”
“仲淹蒙您荐举，常常担心自己才德不称，给知己者蒙羞，没想到今天反而因为忠直而受到您的责备。”范仲淹正色抗言道。
一句话把晏殊揶得无言以对。事后，范仲淹又写了一封长信，向晏殊申述自己上书的理由，丝毫不肯妥协。晏殊读罢，既惭愧，又感慨佩服，于是亲自登门道歉。
不久，范仲淹被调往河中府任通判，随后又调到陈州。当时朝廷大兴土木，建设寺观，他又上书反对：“如今大兴土木，让老百姓破产倾家，不顺人心，不合天意。”
他还对刘太后不经吏部、中书省等机构审核，直接降诏用人提出激烈的批评。范仲淹遇事不惧，侃侃而论，朝野上下，无不钦佩他的勇气和忠诚。
这次范仲淹自陈州被召进京，士大夫们奔走相告，有人说：“我识范君，知其材也。其来不为御史，必为谏官。”
不久，朝命下来，果然，范仲淹被任命为右司谏。大家都非常高兴，又相与议论，有人说：“我识范君，知其贤也。他日闻有立天子陛下，直辞正色、面争庭论者，非他人，必范君也。”
司谏一职，从级别来说，仅为七品，位虽不尊，在赵宋王朝的权力结构中，却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作用。谏官由皇帝亲自除授，主掌规谏讽谕，“凡朝政阙失，大臣至百官任其非人，三省至百司有违失，皆得谏正”（元·脱脱《宋史·百官志》）。并可直接向皇帝建言，议论朝政。
欧阳修对国家表面繁盛下的危机早已心怀忧虑，对弥漫朝廷的沉闷与暮气十分不满。如今，这样一位在士林中享有崇高美誉的才德之士被擢为谏官，他感到由衷地高兴，并寄以重望。虽然与范仲淹素不相识，但出于对朝政的关切和改革的热望，在范仲淹任职一个月之后，欧阳修便提笔写下《上范司谏书》托驿使寄往东京。这是一封热情洋溢的私人信件，同时也是一篇言词剀切的政论文章。他说：
谏官虽卑，与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庙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谏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谏官曰必不行；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谏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
谏官和宰相一样，身“系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责”，一旦失职，将“取讥于君子”。“著之简册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责任之重大，“非材且贤者不能为也”。
接着，他又援引唐代韩愈批评阳城一例，抨击“待机进谏”论。阳城是唐德宗时的谏议大夫，任事五年，不曾言事，韩愈激于义愤，作《争臣论》讥刺他尸位素餐。后来，德宗宠信奸臣裴延龄，贬黜名臣陆贽。满朝大臣，无人敢言，唯有阳城挺身而出，当庭直论。德宗想任命裴延龄为相，阳城坚决反对，他公开表示，若有此命，定将白麻纸书写的任命书撕得粉碎。他因此而被改任国子司业，随后又贬为道州刺史，被后世誉为直言敢谏之士，认为他任职五年不言一事，乃是“有所待”，而韩愈不识其意，妄加讥议。欧阳修则认为：
当德宗时，可谓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将强臣罗列天下，又多猜忌，进任小人。于此之时，岂无一事可言？……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为谏官七年，适遇延龄、陆贽事，一谏而罢，以塞其责；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迁司业，是终无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
紧接着，欧阳修就对范仲淹就职一个月来未对朝政发表意见提出责难：
今之居官者率三岁而一迁，或一二岁，甚者半岁而迁也，此又非更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亲庶政，化理清明，虽为无事，然自千里诏执事而拜是官者，岂不欲闻正议而乐谠言乎？然今未闻有所言说，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显吾君有纳谏之明也。
夫布衣韦带之士，穷居草茅，坐诵书史，常恨不见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职，不敢言”；或曰“我位犹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终无一人言也，可不惜哉！
他热切地期望范仲淹能“思天子所以见用之意，惧君子百世之讥，一陈昌言，以塞重望”！
范仲淹接读来信，激赏不已。尽管他比欧阳修年长十八岁，但二人从此书来信往，成为志同道合的至交。
好几位公卿之家看中才具超群的欧阳修，先后托媒人提亲
景祐元年（1034）闰六月，欧阳修顺利地通过了学士院考试。二十八日授宣德郎、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充镇南军节度掌书记、馆阁校勘。[15]和他同时入馆的还有尹洙。馆阁之职，虽无实权，但十分清要，跻身其中的多为社会名流，实为朝廷养士之所。任职馆阁，可以在崇文院内尽情浏览皇室收藏的珍本图书，对于酷爱读书的欧阳修来说，真是一份难得的美差。
宋朝建国以来，统治者极为重视图书的收集整理工作，到宋真宗时代，皇家藏书已十分丰赡，规模大备。但是，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荣王宫失火，延及崇文院，“书多煨尽，其仅存者，迁于右掖门外，谓之崇文外院”（元·脱脱《宋史·艺文志序》），藏书受到严重损失。随即又以各种方式重新收集，宋仁宗即位后，乃重建崇文院。鉴于三馆、秘阁所藏书籍多脱误讹谬，景祐元年七月十七日，仁宗诏令将馆阁正副本图书进行审核。“定其存废，伪谬重复，并从删去；内有差漏者，立补写校对”（宋·王应麟《玉海·庆历崇文总目》），仿唐代《开元四部录》的体例，著为总目，名《崇文总目》。全书共六十六卷，收书三万零六百六十九卷，分四部四十五类，所著录的每一种书都有提要。刚入馆阁的欧阳修有幸参与了这次盛举。
此时母亲还在襄城，因公务在身不便离京，欧阳修即派人前往迎接。独自在京城，有时不免情意萧索。一天晚餐过后，他踱出门外，漫步城郊，忽然被一阵扑面的落花惊起，抬头看时，原来他刚好走到人家的院墙外面。墙内莺音燕语，一群丫鬟、小姐正欢欢喜喜地打秋千呢，绿色的秋千索上装饰着红色的绸带，在晚风中猎猎飘舞，十分动人。此情此景更触动了欧阳修鳏居的落寞情怀，他写道：
红粉墙头花几树，落花片片和惊絮。墙外有楼花有主，寻花去，隔墙遥见秋千侣。绿索红旗双彩柱，行人只得偷回顾。肠断楼南金锁户。天欲暮，流莺飞到秋千处。（《渔家傲》）
好在汴京城里，“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公余之暇不难找到消遣行乐之处。夏季悠长的白昼，他喜欢与二三好友携歌姬、载美酒，乘着画舫作环湖之游：
永日环堤乘彩舫，烟草萧疏，恰似晴江上。水浸碧天风皱浪，菱花荇蔓随双桨。（《蝶恋花》）
水雾笼罩着远处湖岸的草丛，稀疏清丽，恰似谢灵运笔下“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的晴江美景；蓝天倒映在清澈的水里，微风吹拂着平静的水面，像绸缎般轻轻舒卷；更有那各色水草，随着双桨的划动，柔柔地飘摇……欧阳修沉醉于大自然的恩赐之中，心中充满了欢愉……可是，歌女们浅唱低吟惊起的对对鸳鸯，搅乱了他的心。他强作镇定，举杯豪饮，不让往事占满心头：
红粉佳人翻丽唱，惊起鸳鸯，两两飞相向。且把金尊倾美酿，休思往事成惆怅。（同上）
更多的时候，他喜欢约梅尧臣一道去酒楼闲坐，一边品酒，一边听歌女们演唱最流行的新声小调：
帘下清歌帘外宴，虽爱新声，不见如花面。牙板数敲珠一串，梁尘暗落琉璃盏。桐树花深孤凤怨，渐遏遥天，不放行云散。坐上少年听未惯，玉山将倒肠先断。（《蝶恋花》）
那婉转圆润的歌声是如此动人，令行云不散，梁尘暗落。歌中抒发的孤鸾寡凤的幽怨与伤感，令欧阳修感叹唏嘘、愁肠寸断。
其实，自来汴京后，已有好几位公卿之家看中才具超群的欧阳修，先后托媒人前来提亲。可是欧阳修他有自己的想法，他倾向于选择已故谏议大夫杨大雅的女儿。尽管对于杨小姐本人，他无法有更多了解，但杨大夫生前履身俭约，好古有文行，不妄自营谋进取，时人“以有德君子名之”（《谏议大夫杨公墓志铭》），在士林中颇有声望。欧阳修相信，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成长的杨小姐一定品性贤良，富有教养。不过，他要等母亲来京后再做定夺。
秋风渐起，玉簟微凉，梅尧臣也得到了新的任命，他将以德兴县令知建德县事。[16]中秋一过，就回宣城老家去了。不久，欧阳修的母亲和家中仆婢到达汴京，母子二人久别重逢，十分欢悦。在母亲的主持下，很快便开始和杨家议婚。宋代礼俗已无中古繁琐，但仍有草帖、细帖、相亲、插钗、下定等过程，这样足足忙了两个多月，到十二月才正式举行成婚大礼。
杨小姐果然是孝顺勤勉，温雅清和，虽然出身显宦之家，但丝毫不在意夫家的贫寒，她常说：“我父亲当年也常以布衣蔬食为乐。”
她特别喜欢看丈夫读书著文，这是她从小极为熟悉的场景，那时父亲也总是手不释卷，还鼓励她读书习字。
每到月底，家有盈余，她总不忘亲自到市场上选购一些时鲜瓜果、美味佳肴给婆婆品尝。她觉得婆婆年纪大了，一辈子吃苦耐劳，真是太不容易。
和谐的家庭生活令欧阳修十分满足。
转眼就到了景祐二年（1035）正月，初三一过，家家户户的祭祖迎神活动都已告一段落，街市上欢闹喜庆的气氛越来越浓郁了。自岁前冬至后，开封府即派工在大内宣德楼前，用五彩的绸缎扎起一座如峰岭般横空绵亘的彩楼。彩楼上缀满各色各样的华美灯饰，有的描绘山水人物、神仙故事，有的做成龙凤虎豹、花鸟虫鱼的形状……“又于左右门上，各以草把缚成戏龙之状，用青幕遮草龙上，密置灯烛数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自彩楼至宣德楼横大街，约百余丈，也沿街架起高达数十丈的长竿，用彩绸装饰的纸糊百戏人物，“悬于竿上，风动宛若飞仙”。其他大街小巷、寺院店铺以及家家户户的宅院门廊，也都各出新奇，挂起绣额、珠帘和彩灯，竞比豪奢。从正月初七晚上开始，渐次张灯，到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五天达到高潮，一时华灯齐放，火树银花，金碧相射，锦绣交辉，又当月圆之夜，整个东京城万人空巷，热闹非凡。
正月十五这天，欧阳修在崇文院当值，申时过后才有同僚前来换班。早上离家时，已和夫人约好今晚要同去观灯，为了节省时间，他们相约在宫城南面的宣德门会面。此时夜幕降临，月在林梢，夫人早已等在那里。两人手牵着手，很快就融进了欢乐的人群之中：
青春何处风光好，帝里偏爱元夕。万重缯彩，构一屏峰岭，半空金碧。宝檠银，耀绛幕、龙虎腾掷。沙堤远，雕轮绣毂，争走五王宅。（《御带花》）
这真是一个狂欢的夜晚，除了五彩的灯饰让人目不暇接，还有许多衣饰鲜丽的舞队、杂耍队、乐队，各动笙簧琴瑟，清音嘹亮，当街嬉戏：
雍容熙熙作昼，会乐府神姬，海洞仙客。拽香摇翠，称执手行歌，锦街天陌。月淡寒轻，渐向晓、漏声寂寂。当年少、狂心未已，不醉怎归得？（同上）
游人如织，翠袖飘香，彩灯使满月失色，欢乐的人群汇聚成暖流，驱散了早春的寒意。他们一直玩到天色渐晓，仍是意犹未尽……
创作上的日趋成熟，带动了欧阳修对散文理论的深入思考
馆阁校勘的职事颇为清闲，公余之暇，欧阳修便与尹洙合撰《十国志》，两人也常常就散文创作的有关问题相互交流切磋。自天圣九年至今，欧阳修致力于散文写作已是第五个年头了，创作上的磨炼，也促使他深入思考散文理论。作为一名热心政治、关怀现实的士大夫，欧阳修强调文章与社会教化的密切关系，他十分赞成范仲淹在天圣三年的《奏上时务书》中所提出的观点：
国之文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
主张在政治改革的同时“兴复古道”，“救斯文之薄”。
文以明道、文道合一是唐代古文运动的理论基石，欧阳修对此既有继承又有发展。韩愈论“道”，主要指儒家的礼治秩序、伦理关系，高言宏论，神圣莫犯。欧阳修却强调“切于事实”，突出“道”的实践性品格，大大缩短了“道”和人们的心理距离。明道二年，在写给求教者张棐的《与张秀才第二书》中曾指出：
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
又说：
孔子之后，惟孟轲最知道，然其言不过于教人树桑麻、畜鸡豚，以谓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盖切于事实而已。
景祐元年所作的《与黄校书论文章书》，更进一步指出，文章应该“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对于当时文人空谈性理或放言圣道的风气十分厌弃，表现出贴近现实政治和实际生活的思想倾向。
对于“文”与“道”的关系，欧阳修也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当时的古文家中有不少人漠视甚至否定文学的独立价值，他们崇奉道统文学观，仅仅着眼于从文体上恢复“古文”，宣扬充斥着功利主义色彩的文学工具论。对此欧阳修不能赞同。在景祐元年所作的《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中，他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某闻《传》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
他既认识到了文与道的联系，又认识到了文与道的区别，尽管此时还未能在理论上做更深入的探讨，但这种文道并重的思想观念，促使他在鼓吹“古道”的同时，极力追求古文的写作技巧和审美价值，从单纯文体的改革扩大到文风、文学语言等多方面的改革和创新。
此时，在文学观念上，欧阳修仍与尹洙基本上一致，但与同年好友石介，则旨趣大异。石介字守道，一字公操，兖州奉符人，天圣八年与欧阳修同年进士及第。他“笃学有志尚，乐善疾恶，喜声名，遇事奋然敢为”（元·脱脱《宋史·石介传》），在思想上崇尚儒学正统，力斥佛、老虚妄；在文学上倡言古文，激烈抨击西昆体时文的流弊，尝作《怪说》、《中国论》，认为“去此二者，可以有为”。石介时任南京（今河南商丘）留守府推官，是当时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名健将，他的这些文章影响很大。
一天，欧阳修在王拱辰家品茶，拱辰拿出石介刚寄来的书信和随信附寄的《二像记》石刻本，请大家欣赏。欧阳修接过一看，竟是满纸乌黑，几不可识，反复细辨点画，才慢慢看明白他写的内容，心中不由暗暗吃惊。回想前年在洛阳时，他收到的石介来信，那时字迹并不如此怪异。当时在座的还有蔡襄，同辈中书法最精，遂将书信递给他，问道：“君谟（蔡襄字），你看这字迹，是因为不懂书法才写成这样吗？”
蔡襄仔细看了看说：“不是。”
“那么，是书法的规则本来应该如此？”欧阳修一脸困惑。
蔡襄摇摇头说：“也不是。”
“或者，”欧阳修想了想：“是不是古代书法史上曾有过这么一种字体？”
蔡襄笑道：“没有。”
“现代还有谁这样写字吗？”
蔡襄仍是摇头。
“那么，守道为什么非得这么写呢？”
蔡襄回答说：“我看呀，他这是故意标新立异，显示自己与众不同。”
欧阳修联想起最近读到的石介的几篇新作，其好古悯世之意固然令人感动，但自许太高，诋时太过，对所论述和批判的事情又没有深入地追源溯流，在文章风格上也是求新求怪，不讲究文学的审美价值，这些倾向与他习字的偏向显然是同出一辙。本着朋友之间相期于道的想法，欧阳修决定给石介写封信，直言规劝。他说：
修闻君子之于学，是而已，不闻为异也。好学莫如扬雄，亦曰如此。然古之人或有称独行而高世者，考其行，亦不过乎君子，但与世之庸人不合尔。行非异世，盖人不及而反弃之，举世斥以为异者欤？及其过，圣人犹欲就之于中庸。（《与石推官第一书》）
追求真理，是君子求学致道的目的所在，即使是那些在历史上被称为特立独行的人，如果细考其行迹，也不会越出君子的行为规范，只是与当时那些得势的庸俗之辈不相符合罢了。因此，求异取奇并不是君子所当为。而石介的书法，“前不师乎古，后不足以为来者法”，“天下皆非之”，却“昂然自异，以惊世人”，对于这种做法，欧阳修觉得很不可取，而且他见微知著，敏锐地察觉到石介这种“好异以取高”的习尚，将有可能把一代青年学子引入歧途：
今足下端然居乎学舍，以教人为师，而反率然以自异，顾学者何所法哉？不幸学者皆从而效之，足下又果为独异乎！今不急止，则惧他日有责后生之好怪者，推其事，罪以奉归，此修所以为忧而敢告也，惟幸察之。（同上）
这些推心置腹的话语，倔强劲直、性格偏执的石介却听不进去，他在回信中表示，自己本不善书，更不屑以此“特异于人以取高”。因为他所留意的是尧、舜、周、孔之道，这才是匡时济世的根本，而书法只是用来传播圣人之道的一种工具，“能传圣人之道足矣”，又何必孜孜于此？更何必古有法、今有师？他说自己真正有异于众人之处乃是排摒为害儒学正统的佛老思想，诋斥雕章琢句的西昆体时文，但也并非是“特为取高于人”，确实是出于卫道的需要。他尤其不能接受的批评是，自己可能给青年学子带来不良影响，他在信中反驳道：
国家兴学校，置学官，止以教人字乎？将不以圣人之道教人乎？将不以忠孝之道教人乎？将不以仁、义、礼、智、信教人乎？永叔但责我不能书，我敢辞乎？责我以此，恐非我所急急然者。（《答欧阳永叔书》）
接读来信，欧阳修觉得石介并没有真正理解自己的意思。书法固然只是一种工具，好与不好无关乎国计民生，但他所忧虑的是，这一看似无足轻重的现象背后所隐藏的不良的思想倾向，恐怕会让正在兴起的思想、文化与文学革新走一段本可避免的弯路。是的，我们要求新求变、破除陋习，但并不意味着不分良莠，全盘否定。批判传统，同时也应该尊重传统，这样才能去芜存精，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看得更高更远。因此，他又提起笔来，再陈其辞：
然至于书，则不可无法。……今虽隶字已变于古，而变古为隶者非圣人，不足师法，然其点画曲直犹有准则，如毋母、彳亻之相近，易之则乱而不可读矣。今足下以其直者为斜，以其方者为圆，而曰我第行尧、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与石推官第二书》）
他认为，这就好比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都是头戴帽子，而你偏要将帽子戴在脚上，人们都用碗吃饭，而你却偏要用酒杯盛饭。所以“书虽末事，而当从常法，不可以为怪，亦犹是矣。然足下了不省仆之意。凡仆之所陈者，非论书之善不善，但患乎近怪自异以惑后生也”（同上）。
至于石介以“疾佛、老，斥文章之雕刻”为自己异于众人之处，欧阳修认为这正是他“自许太高，诋时太过”的表现，他认为：
仲尼曰：“后生可畏，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是则仲尼一言，不敢遗天下之后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无君子。（同上）
事实上，当时已有不少士大夫投身到这一场思想文化与文学的革新运动之中，此时此刻，无论是石介还是欧阳修都不是孤军奋战，独自前行。
这一番书来信往，唇枪舌剑，可惜谁也没能说服谁，此后历史发展表明，欧阳修的认识更加切合实际。不过，对于他们两人来说，尽管意见相左，但私交仍然很好，他们在复儒卫道、诋斥时文的大方向上，仍是携手并进的同道诤友。
本着强烈的责任感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欧阳修大倡言事之风
馆阁之职虽然清闲，却也清苦，俸禄微薄，而京城物价又高。在写给梅尧臣的信中，欧阳修坦陈窘迫之状：
京师侍亲，窘衣食，欲饮酒，钱不可得。闷甚，时与师鲁（尹洙）一高论尔。子渐（尹源）在此，每相见，欲酤酒饮，亦不可得。（《与梅圣俞》其六）
尽管如此，毕竟君子忧道不忧贫，欧阳修仍是心境明朗，积极向上。夏秋之际，好友张先（子野）来京，不久改官监郑州酒税，立秋之日离京赴任。欧阳修、尹洙、尹源等为他送行。席间赋别，欧阳修一反历代文士悲秋的传统，挥笔写道：
四时惨舒不可调，冬夏寒暑易郁陶，春阳著物大软媚，独有秋节最劲豪。（《送子野》）
这首七言长诗，以无比豪迈的语调尽情地歌颂秋天：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季节！暑气消退，天朗气清，皓月当空，江潮澎湃……它就是正当壮年的欧阳修心情的写照。
正当欧阳修专心致志地从事于思想文化事业的开拓与创新时，一连串的不幸又降临到他的身上。
七月的一天，有消息从襄城传来，妹夫张龟正病逝。母亲郑氏夫人闻此噩耗，想到女儿孤苦伶仃，悲不自胜。欧阳修一边安慰母亲，一边急忙向朝廷告假，赶往襄城处理丧事。张龟正没有子嗣，只有前妻所生的女儿，年方七岁，欧阳修可怜她无依无靠，遂决定将她与妹妹接往汴京，一起生活。
九月，欧阳修携寡妹孤甥回到汴京，不料祸不单行，夫人杨氏已卧病在床。一家人全力求医问药，杨氏的病却日见沉重，不久便玉殒香消。欧阳修原本体质孱弱，长途奔波之后又继之以丧妻之痛，终于病倒了。
这一病就是一月有余，对花垂泪，见月伤怀，心衰面老，瘦骨如冰。病中的他拿出家藏的晋人永和十三年所书《黄庭经》石本解闷，希望从中学一些养生之道，慢慢地调理身体。《黄庭经》是魏晋间道士养生之书，当时在士大夫中颇为流行。欧阳修本不信神仙道术，为此他还给自己取了“无仙子”的雅号，但是他也知道养生之术多少还是“可以养内以却疾，犹愈于肆欲称情以害其生者”（《删正黄庭经序》）。《黄庭经》也不是一无是处，养病多暇，于是他便以永和石本为标准，对市面上流行的各种新本《黄庭经》加以勘正，并对其中难以理解的话做注释。
欧阳修还听说弹琴可以养中和之性、禁忿欲之心，于是他就跟善于操琴的朋友孙道滋请教。几支乐曲学下来，果然能够吸引人的注意力，使人忘记身上的病痛。
十一月，仁宗祭天地于圜丘，下诏大赦，录用五代及诸国宗室。这时石介因御史中丞杜衍的荐举为御史台主簿，还没到任，便上书反对，一下子激怒了仁宗，于是革职不用。当时大臣们也认为石介做得不对，他地位低微，竟对皇帝已行之事妄加谏阻，革职是罪有应得。欧阳修病体刚愈，回崇文院上班，听说此事后，甚觉舆论不公。他觉得石介之论，并无过失，“足未履台门之阈，而已因言事见罢，真可谓正直、刚明、不畏避矣”，如此好义之士，不仅可为主薄，甚至可以直接做御史。而作为石介的荐举者杜衍，却屈从皇帝的意旨，不能坚持原则为石介辩护，实在令人遗憾！
初入馆阁时欧阳修便与杜衍相识。作为长辈，杜衍对他多有奖掖，二人私谊不可谓不好。但此时欧阳修激于义愤，骨骾在喉，不吐不快，于是连夜写下《上杜中丞论举官书》一文，坦率地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官员的任免，应该考察其人才德是否胜任所担负的职务，而不能听任皇帝的喜怒，“上虽好之，其人不肖，则当弹而去之；上虽恶之，其人贤，则当举而申之”。当年赵普担任太祖的宰相时，曾为某事择官，赵普列出两位大臣的姓名，太祖不肯用。过了几天，太祖又问，他又提出这两人的名字，太祖依旧不用。又过了几天，太祖再次问起，他仍是提出这两人的名字，太祖一怒之下将他的奏章撕碎，扔在地下。赵普从容不惧，将笏板插在腰间，慢慢将碎纸一片片捡起，带了回去。过了几天，他又把这撕碎的奏章重新粘贴起来呈给皇上，太祖大悟，终于起用了那两位大臣。赵普之所以敢如此作为，就在于他早已“审知其人之可用，然后果而不可易也”。而眼前的事实却正好相反，杜衍“始举介曰能，朝廷信而将用之，及以为不能，则亦曰不能”，这说明杜衍“自信犹不果”，不能承担自己应该担当的责任！文章最后指出：
况今斥介而他举，必亦择贤而举也。夫贤者固好辩，若举而入台，又有言，则又斥而他举乎？如此，则必得愚暗懦默者而后止也。
就这样，年轻气盛的欧阳修本着强烈的责任感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大倡言事之风，甚至不惜开罪于年高德劭的前辈长者。而杜衍亦不愧为一代名臣，对欧阳修如此尖锐的批评，坦然接受，心无芥蒂，二人之间的忘年之谊，久而愈笃。
倏忽又是严冬季节，凛冽的北风吹来了片片雪花，早上起床拉开窗帘，只见园中树木都如玉琢琼雕一般。欧阳修一早从邸报上读到一条消息，朝廷任命范仲淹以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17]
原来，范仲淹于明道二年四月官拜右司谏后，当年十二月就因言事触忤仁宗和宰相吕夷简而外放知睦州（今浙江建德梅城镇），随后又移知苏州，今年三月才被诏还朝，拜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判国子监。[18]虽然已经是几进几出，范仲淹的风格一如当年。重回朝廷后，他一有机会便和皇帝讲古今治乱之道，但凡朝政有失，决不三缄其口。这让因循守旧的吕夷简感到很不习惯，吕夷简唯恐惹出乱子来不好收拾。他曾暗地里托人对范仲淹说：“天章阁待制是皇帝的文学侍从，并非台谏之官，你何必言事不休？”
范仲淹回答道：“向皇帝进言，正是侍从官的职责，我怎敢不尽职尽责？”
吕夷简知道没有办法阻止他，便命他权知开封府。开封府乃京畿重地，长官例由待制以上官员充任，职权之重，远胜于其他州府长官，而政务之繁杂也是他州所不能比拟的。吕夷简实际上是想用繁复的地方事务牵制范仲淹，使之无暇他顾，同时也希望他最好能在工作中出一点岔子，可借机将他调离京城。
可是范仲淹明敏周全，决事如神，就任一个多月后，“京师肃然称治”（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民间流传的歌谣唱道：
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宋·王称《东都事略》引）
当时欧阳修的岳父胥偃正担任纠察在京刑狱之职，负责监察在京各监狱每天决断在押犯人的情况。和吕夷简一样，胥偃对范仲淹也颇不以为然。在公事上，两人常常发生冲突，胥偃曾多次弹劾范仲淹标新立异，不顾法律的严谨，擅自改判狱案。胥偃的做法令欧阳修十分不满，从此翁婿二人话不投机，彼此间矛盾日深，渐渐冷淡疏远。曾经情亲一家的两人，走到这种地步，欧阳修内心十分难过。事实上，他从来也没有忘记过胥偃的知遇之恩，但他不愿效仿世间俗子，“一遭人之顾己，不以至公相期，反趋走门下，胁肩谄笑，甚者献谗谀而备使令、以卑眤自亲”（《与刁景纯学士书》）。他认为这样的行为名为报德，实则自私，甚至可以说是对知己者的不敬。而他更愿修养品格，砥砺节操，有所作为，不辜负的他们的殷切期待。可惜他的这一番曲衷，胥偃永远没能谅解。
欧阳修专注于国家的财政痼疾，范仲淹则着眼于吏治的腐败
景祐三年（1036）正月显得特别寒冷，就像欧阳修的心境一样。上元佳节快要到了，满街满巷都装扮得花团锦簇、金碧辉煌，可是这属于别人的热闹喜庆带给他的只是感怀与伤痛：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财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生查子》）
昔与今的对比，乐与悲的反差，在灯与月的交相叠映中竟是如此地强烈！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为什么美好的一切总是稍纵即逝？
不过，此时的欧阳修不再是闭门苦读、求取功名的贫寒秀才，也不再是倒冠落佩、诗酒风流的洛阳才子，他已经逐步成长为一名关怀现实、目光远大的思想先驱者，因此，他不允许自己长时间地沉溺在感伤一己的狭小天地，而是用坚强的理性使自己振作起来，投身社会政治的研究与思考。
其时，宋朝立国七十余年来所累积的社会危机似乎已渐成燃眉之势，许多的矛盾纠结在一起，难解难分，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吏治腐败与财政痼疾。
宋代是高度中央集权制的时代，皇权得到空前加强，同时又引进了多种平衡机制，既有相权对皇权的牵制，又有台谏对相权的抑阻，政治体制与官衙设置比前代更趋规范与完备，科举入仕的全面推广也促进了官员素质的普遍提高。但专制制度与分化事权互相牵制的措施，又影响了办事效率，助长了因循苟且、人浮于事、互相推诿的官僚作风，以及唯唯喏喏、敷衍行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不良习气，同时也导致了官僚机构的庞大臃肿。而在经济上，宋初君主十分注意发展生产，制定“不立田制”和“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使贫富变迁有可能通过自我的努力而实现，从而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商品经济方面也采取了较为宽松的管理和调控，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发展。可是较为自由的经济政策，又带来了土地兼并、贫富分化的弊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社会矛盾由此激化。与此同时，重于“安内”而疏于“攘外”的基本国策，使宋朝缺乏抵御外来侵扰的能力，在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不断威胁下，为了换得暂时的和平，不得不输纳大量“岁币”，也给财政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经过长期的深入研究，欧阳修撰写了长篇论文《原弊》。原，是推究事物本源之意，此文的中心论旨就是推究时政弊端的根源。文章就农本思想立论，以真切恳挚的笔触揭露了当时普遍存在的“诱民之弊”、“兼并之弊”、“力役之弊”以及“不量民力以为节”、“不量天力之所任”等等弊端。正是这些弊政严重损害了农业生产，导致了财政危机的日益加剧。文章有理有据、切中时弊，充分体现了欧阳修对社会民生问题的深切关注与了解，在士大夫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为正在酝酿中的政治革新运动提供了舆论准备。
当欧阳修专心研究国家财政痼疾时，范仲淹则将他的着眼点集中于吏治腐败上。这时宰相吕夷简执掌朝政已经十多年，受到重用和提拔的官员，大都是他的追随者。于是，范仲淹向仁宗呈上一份“百官图”，详列朝廷各职能部门的主要长官名单，一一指点评，哪些是循序升迁，哪些是越级提拔，哪些是出于公道，哪些是出于私意。最后他告诫仁宗：“天子身边的近臣，无论是破格提拔，还是撤职贬降，臣以为不宜全都交付宰相办理。”
吕夷简针锋相对，深诋范仲淹务名无实。范仲淹又连上四篇奏章——《帝王好尚》、《选贤任能》、《近名》、《推诿》，全面剖析当时朝廷的状况。
还有一次，范仲淹跟仁宗谈前代兴衰的历史，他说：
“汉成帝永始、元延年间，经常出现日蚀、地震等灾异，当时很多人纷纷上书，认为是上天对成帝舅家王氏专政的警示。汉成帝半信半疑，无法判断，于是驾车亲往宰相张禹的府中听取意见。张禹出于私利，阿附王氏，自然不肯顺从舆论指斥王氏，他只说：‘灾变之意，深远难见，这些捕风捉影的话，不应信。’成帝十分信任张禹，大小事情都让他定夺。现在听他这么一说，也就放下心了，从此不再怀疑王氏，最后招致了王莽篡位的祸事。”
说到这里，范仲淹加重语气道：“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以大为小，以易为难，以未成为已成，以急务为闲务，不可不早辨啊！”
这些话很快就传到吕夷简的耳中。吕夷简一听，便怒不可遏，立刻弹劾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也不甘示弱，交章对诉，用词愈发尖锐激烈。
自仁宗登基十余年来，吕夷简执掌国政最久，“其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元·脱脱《宋史·吕夷简传》），素称天下太平，仁宗皇帝也习惯了事事依赖于他。于是，吕夷简借机提出辞职，要挟皇上。仁宗权衡再三之后，最终还是罢免了范仲淹天章阁待制、权知开封府之职，外放知饶州。
政争中，吕夷简占了上风，这时殿中侍御史韩渎立刻奉迎，奏请严查范仲淹同党，并要求张榜朝堂，警告百官不得越职言事。在吕夷简的推动下，韩渎的请求很快获得批准。摄于宰相威权，满朝谏官、御史，竟无人敢发表不同意见，不仅如此，连送范仲淹的饯别宴也不敢去。倒是天章阁待制李纮、集贤校理王质敢作敢为，坦然前去给范仲淹送行，王质还特意在范家留宿了几晚。有人提醒王质，说：“一旦发生朋党大案，您就是第一个要被治罪的人。”
王质愤然答道：“范希文乃贤德之士，倘若能成为他的同伙，本人深感荣幸！如果有人能把我与范公数夕谈话记录下来，进呈皇上，未必不是苍生之幸！”
秘书丞、集贤校理余靖也不顾禁令，上书说：“仲淹以一言触忤宰相，即遭重谴，恐非太平之政，请追改前命。”
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尹洙主动上书“检举”自己，称自己与范仲淹义兼师友，而且还曾受到范仲淹荐举，情愿一同被罚。
于是，余靖、尹洙相继被贬。余靖贬监筠州酒税，尹洙贬监郢州酒税。
十天之内，余靖、尹洙二人以言事被贬，而以规谏朝政得失为职责的台谏官员们反而缄默无语，欧阳修对此心里甚不痛快，尤为可气的是，左司谏高若讷还在某次聚会上高调非议范仲淹，认为罪有应得。欧阳修立即挺身反唇相讥，但是碍于主人的面子，许多话冲到嘴边又忍了下去。回到家中，欧阳修越想越气，于是铺开纸笔，慷慨陈词，写下《与高司谏书》一文。
他说，人的性格有“刚果懦软”之别，如果谏官因“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言事，不过是庸人失职，尚可理解与原宥；倘若“昂然自得，了无愧畏”，非毁贤者，企图以此文过饰非，则是君子中的败类！针对高若讷的有关言论，就范仲淹贤与不贤的问题，文章展开一反一正的假设论证：
且希文（范仲淹字希文）果不贤邪？……足下身为司谏，乃耳目之官，当其骤用时，何不一为天子辨其不贤，反默默无一语，待其自败，然后随而非之？若果贤邪，则今日天子与宰相以忤意逐贤人，足下不得不言。
总之，无论范仲淹贤与不贤，作为谏官，高若讷都难逃其咎。随即欧阳修又援古论今，指出这种企图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行径，“是直可欺当时之人，而不可欺后世也”，实则是“况今之人未可欺也”。他越说越激动，最后几乎拍案而起：
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当去之，无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余靖）贬官，师鲁（尹洙）待罪，足下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所可惜者，圣朝有事，谏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书在史册，他日为朝廷羞者，足下也。
在当时如此严峻的政治背景下，欧阳修深知这样一封书信将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后果，在文章的最后，他大义凛然而又语带讥讽地写道：
若犹以谓希文不贤当逐，则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尔。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使天下皆释然知希文之当逐，亦谏臣之一效也！
高若讷接读此信，果然暴跳如雷，立即将信件交付朝廷，并说欧阳修攻击天子以忤意逐贤人，惑乱众听。仁宗震怒，下旨将欧阳修逐出朝廷，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而台谏官吏更是落井下石，责令他立即起启，不得逗留。
消息传出，舆论哗然。馆阁校勘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四贤指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一不肖指高若讷。“布在都下，人争传写，鬻书者市之，颇获厚利”（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就连契丹来朝的使者也偷偷买了一些带回去。多年以后，还有人看到幽州驿舍的墙壁上张贴着当时市面上印行的诗稿。正在长安守父丧的苏舜钦也驰书汴京，对禁止越职言事的诏令提出质疑，认为范仲淹等人相继被贬，“使正臣夺气，鲠士咋舌，目睹时弊，口不敢论”，“窃恐指鹿为马之事，复见于朝廷矣”。（宋·苏舜钦《乞纳谏书》）
欧阳修暗下决心，要将贬谪作为砥砺节操、升华自我人格境界的契机
自五月二十一日谪命下达，台吏日日上门催逼。欧阳修一家老少慌忙收拾行李，四天后即出汴京东水门外准备登舟离开。亲朋好友纷纷临舟话别，不免又停留了两天，二十八日一早正式启程。
夷陵地处偏远，距离京师陆路一千六百里，若走水路，则需绕行五千五百九十余里。欧阳修本想从陆路行走，但时值酷暑，又无马匹车辆，只得作罢。坐船过去，旅途漫长艰辛，好在随处还有亲旧照拂。梅尧臣、苏舜钦、石介、谢绛等都有诗书寄来，慰其远行之苦。梅尧臣赠诗曰：
共在西都日，居常慷慨言，今婴明主怒，直雪谏臣冤。谪向蛮荆去，得当雾雨繁。黄牛三峡近，切莫听愁猿。（宋·梅尧臣《闻欧阳永叔谪夷陵》）
对于欧阳修此番的表现，梅尧臣丝毫不觉得意外。他深知欧阳修在走上仕途之初就已立下了舍身报国的志向。此时他所担心的是刚者易折，不知友人是否能经得住逆境的考验？因此，他殷殷地告诫朋友，在凄风苦雨的贬谪生涯中，千万不要陷溺在穷愁悲抑的自怨自艾中不能自拔。
梅尧臣所担心的事情，欧阳修连日来也一直在反复思考。逆境之中该如何自处？前辈文人似乎没有多少值得效仿的榜样，即便他最景仰的唐代文学家韩愈，平时正色立朝，抗疏极谏，颇有杀身成仁的气概，而一经贬谪，则忧愁惶恐之情尽见于诗词。于是，欧阳修暗下决心，一定要善处逆境，对贫贱悲戚以平常心处之，将贬谪作为砥砺节操、提升修养境界的一个契机。
六月十二日抵达楚州（今江苏淮安），正好遇到早于他踏上旅途的余靖。意外相逢，两人又惊又喜，连忙移舟置酒长谈。推杯换盏之际，欧阳修遂将连日的思考一一道出，余靖十分赞赏。后来，他写信给尹洙，还讲了这件事情。
安道（余靖）与予在楚州，谈祸福事甚详，安道亦以为然。……又常与安道言，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戚戚之文。（《与尹师鲁第一书》）
鉴于近世有的人因言事被贬之后，往往傲逸狂醉，却自我标榜说为大事者不拘小节。欧阳修还与尹洙约定，到达贬所后，一定要忠于职守，勤于公务，绝不酗酒放纵，散漫度日。
心念已定，欧阳修就更加从容谈定了，便将这漫漫迁谪之旅看成是一次难得的长途旅游，闲坐船头，欣赏那变化无穷的江上美景：
孤舟日日去无穷，行色苍茫杳霭中。山浦转帆迷向背，夜江看斗辨西东。滮田渐下云间雁，霜日初丹水上枫。蒪菜鲈鱼方有味，远来犹喜及秋风。（《初出真州泛大江作》）
此时，酷暑已经过去，秋风送爽，枫叶初丹。蔚蓝的天空上，一群群大雁展翅高飞。这志薄云天的鸟儿排成雁阵，自北向南倔强地飞翔。忽然，不知从哪里射来一支暗箭，雁阵出现短暂的混乱，但很快又调整队形继续前行。眼前的情景令欧阳修浮想联翩，他写道：
云间征雁水间栖，矰缴方多羽翼微。岁晚江湖同是客，莫辞伴我更南飞。（《江行赠雁》）
九月，欧阳修到达岳州（今湖南岳阳）。夷陵县派来迎接的官吏已经等候在这里，他们还带来了峡州军事判官丁宝臣的来信。丁宝臣，字元珍，景祐元年进士，与欧阳修相识在汴京，两人交往甚密。元珍离京赴任时，欧阳修还曾作诗相赠，不想两年之后，又将在夷陵相会。欧阳修被贬而来，丁宝臣“不徒不恶之，而又加以厚礼”，“言文意勤”（《回丁判官书》），这令欧阳修十分感动。
泊舟岳阳城外。风朗气清，云水苍茫，柔美的月光下，轻舟短楫来去如飞，船上渔人唱晚的歌声很快消逝在夜空，只有岳阳城里的钟声悠悠地回响，更衬出夜的宁静。欧阳修诗兴大发，随口吟道：
卧闻岳阳城里钟，系舟岳阳城下树。正见空江明月来，云水苍茫失江路。夜深江月弄清辉，水上人歌月下归。一阕声长听不尽，轻舟短楫去如飞。（《晚泊岳阳》）
岳阳距夷陵仍有七八百里路程，舟中无事，他又重新读《李翱文集》。李翱是韩愈的弟子，中唐古文运动的重要作家之一。早在任西京留守推官时期，欧阳修就已读过李翱的集子。最先读的是他的名作《复性书》。这是一组研究人性的系列论文，分上、中、下三篇，主张“性善情恶”，认为人的本性都是善的，但善的本性容易受到“接物而生”的情（喜、怒、哀、乐、惧、爱、恶、欲）的迷惑，因此应该去情复性，便可达到圣人的境界。欧阳修觉得这篇文章的观点并无新意，不过是对《中庸》思想的引申和发挥而已。后来，他又读了李翱的《答韩侍郎书》，文章反复叮咛，声情并茂，但给人感觉是李翱本人处世窘迫、无人引荐，因而愤世嫉俗，没有超拔常人的境界和眼光；不过文章说韩愈只对“甚有文辞，兼能附己顺我之欲”者极力荐举，与秦汉间尚侠行义的豪隽之士没什么两样，这一意见倒是十分中肯。总的说来，对于李翱其人其文，欧阳修印象平平。然而，这次重读，不经意间翻到李翱的《幽怀赋》，刚读了第一行，便眼前一亮：
众嚣嚣而杂处兮，咸嗟老而羞卑；视予心之不然兮，虑行道之犹非。
唐代自德宗、顺宗以后，政治形势江河日下，朝廷已失去了对全国的有效控制，战乱不息，人民生活极其困苦，文人学士大多意志消沉，所关注的只是个人的得失与悲欢。李翱生当此时，卑微老迈，却反对为个人的不幸而哀鸣，提出应为国家、为民族的前途与命运而担忧。这种深刻的时代忧患意识，与欧阳修此时的思想深深地契合。读罢全文，他不禁“置书而叹，叹已复读”（《读李翱文》），反复再三，不能自已，竟然生出一种“恨翱不生于今，不得与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时，与翱上下其论也”（同上）的感觉。他想，“使当时君子皆易其叹老嗟卑之心为翱所忧之心，则唐之天下岂有乱与亡哉”（同上）！然而当时之人，即便是“有道而能文”的韩愈也没有李翱这样的境界。韩愈曾作《感二鸟赋》，借有人向德宗献白乌、白鹆之事，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欧阳修认为其主旨不过是羡慕二鸟的荣宠而已，仍没有跳出个人的狭小圈子。联想到当今社会，他深深地体会到两百年前李翱那种“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孤独感：
余行天下，见人多矣，脱有一人能如翱忧者，又皆贱远，与翱无异；其余光荣而饱者，一闻忧世之言，不以为狂人，则以为病痴子，不怒则笑之矣。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读李翱文》）
欧阳修时时提醒自己，不可沉溺于怀旧的伤感与自怜的忧思
经过整整五个月的水上漂泊，十月二十六日，欧阳修一家终于抵达夷陵（湖北宜昌）。
夷陵，地临长江，潮湿多雾，虽为峡州州治，但极为贫薄俭陋。四周没有城墙，大街狭窄得容不下车马，街市上没有百货陈列，小商铺里只卖些干菜咸鱼，因为当地人都喜欢吃这类东西。这些咸鱼店发出的气味臭不可闻，即使是知州路过，也顾不得体面，捂着鼻子一溜小跑。当地人的住处，往往锅灶、仓库、厕所、水井混杂一处，一间屋子里上面住人，下面养猪。房顶都用茅草、竹子来盖，所以很容易发生火灾，而当地人都认为盖瓦屋是不吉利的。
虽然欧阳修已有心理准备，但眼前的情形仍就让他大吃一惊。他开始担心年迈的母亲无法适应，母亲一眼看出了他的心事，反过来安慰他说：“欧阳家素来清寒，我早已习惯了艰苦的生活。只要你身心安泰，我也就甘之如饴了。”
峡州知州朱正基是欧阳修的老朋友，他于景祐二年来到夷陵，即致力于整治环境、移风易俗。在城区种植树木，修建城墙，铺设街道，教老百姓人畜分住，将锅灶、仓库、厕所、水井等分隔开来，同时又指令当时的夷陵县令整修县衙，新建官吏宿舍。得知欧阳修远道前来，他特意选择县衙大堂东面的地方，修建了一座宽敞整洁、高大明亮的住宅，令欧阳修喜出望外，遂题其名曰“至喜堂”，意为“既至而后喜也”，并作《至喜堂记》，记录当地民情风俗及近一年来的变化。
参拜过州府长官之后，欧阳修便开始正式履行县令的职责。夷陵虽小，民间争斗诉讼之事却十分多见，多是因为田契不明而打官司；偏远之地，县吏朴实耿直，但大都不识文字，官书簿籍也不完整。欧阳修上任伊始，即着手整顿吏治，健全规章制度，其间百事烦杂，无不躬亲。足足忙到年终岁暮，这才诸事就绪，稍见清闲。有时独坐官厅，没有紧急的公务办理，他便将架阁上的陈年公案取来阅读，发现其中枉直乖错之处不可胜数，以无为有、以枉为直、违法徇情、灭义害亲之事无所不有。他总是一边翻阅，一边感叹，夷陵荒远偏小尚且如此，以天下之大，又将如何？真是不堪设想。他认识到，“大抵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县令，一举一动，都关系到多少老百姓的生存命运！“当时仰天誓心，自尔遇事不敢忽也。”（宋·吴曾《能改斋漫录》）
在夷陵这样的偏僻小城，生活是极端地枯寂乏味。没有了诗酒文会，也没有歌舞游宴，终日相对的只是江上寒山与岩壁的野花，愁云惨淡，山雾迷蒙。凄厉的猿声与怪异的鸱鸣不时刺破深秋的长空，让人毛骨悚然。
光阴催晏岁，牢落惨惊飚。白发新年出，朱颜异域销。（《初至夷陵答苏子美见寄》）
欧阳修情不自禁地思念朋友，回想过去快乐的生活，不时地将夷陵与京洛两相对比，想从中找到一些可亲可近的相似之处，给孤寂的心灵一丝慰藉：
晓鼓潭潭客梦惊，虎牙滩上作船行。山形酷似龙门秀，江色不如伊水清。平日两京人少壮，今年三峡岁峥嵘。卧闻乳石淙流响，疑是香林八节声。（《初至虎牙滩见江山类龙门》）
但他也时时用坚强的理性提醒自己，不可沉溺于怀旧的伤感与自怜的忧思，要求自己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赏爱这片陌生的土地。
夷陵山谷间多黄杨树子，这是一种普通的常绿灌木。多少年来，它们生长在沿江的山崖险绝之处，既不为文人墨客所赏爱，也不为樵夫野老所怜惜，却始终盘根屈节，蓊蓊郁郁，表现出极其顽强的生命力：
落落非松，亭亭似柏，上临千仞之盘薄，下有惊湍之激。涧断无路，林高暝色，偏依最险之处，独立无人之迹。……日薄云昏，烟霏露滴，负劲节以谁赏，抱孤心而谁识？……节既晚而愈茂，岁已寒而不易。（《黄杨树子赋》）
每次沿江散步，看着那苍崖翠壁上的青枝绿叶，欧阳修的心中总是有一种很深的感动，觉得这平凡的小树，真是堪为君子的良友、士人的榜样。
他慢慢地喜欢上夷陵的山山水水，从一草一木中体会出无穷的乐趣。常和他结伴出游的是峡州军事判官丁宝臣（字元珍）和州府推官朱处仁（字表臣）。有时他们一起去山中踏雪寻梅，有时在龙兴寺饮酒行令，有时则往县衙对面的山上寻幽揽胜。这里地气温燠，水雾氤氲，即使在隆冬季节，只要有几天晴暖的日子，处处便可见鸟语花香的春明景色。每一次出游，他们总是兴致勃勃，流连忘返。他们都一样地喜欢山水自然，一样地喜欢探寻那些湮没在时光尘埃中的久远史事与传说。
山上有一泓清泉，当地人传说是“姜诗泉”，并在泉旁建有姜诗祠。姜诗是东汉时有名的孝子，据说他母亲喜欢吃鱼脍，姜诗夫妇努力劳作，保证母亲天天都能吃到喜爱的食物。因为母亲不喜欢独自享用，夫妇俩便将邻居家的老妈妈请来同吃。一天，他家旁边忽然冒出一眼清泉，从此每天早上都有一对鲤鱼从泉中跳出，供两位老人食用。这个故事记载在《后汉书·姜诗传》中，不过欧阳修清楚地记得，《后汉书》记载的姜诗泉在广德（今四川梓潼县），怀疑这里的泉名出于当地人的附会。不过倒也体现出人心向善，真假自是无须深究。
而对当地的民风古俗、遗闻轶事知道最多的，是一位名叫何参的老人。何参住在县衙西邻，以博学孝义著称，性格散淡，不求闻达，当地人称为何处士。欧阳修常去他家闲坐，听他讲论荆楚旧事：
西邻有高士，坎坷卧蓬荜。鹤发善高谈，鲐背（古称老人背上生斑如鲐鱼之纹为高寿之征）便炙熨。披裘屡相就，束缊亦时乞。传经伏生老，爱酒扬雄吃。晨灰暖余杯，夜火爆山栗。无言两忘形，相对或终日。（《新营小斋凿地炉辄成五言三十九韵》）
这位鹤发鲐背的老人，在欧阳修眼中，就像汉代有名的学者伏生、扬雄一样博学。老少两人常常一边在炉火旁温米酒、烧山栗，一边不紧不慢地谈天说地，即便是无言相对，也觉得自在无拘。
夷陵在春秋时代，原是楚国先王的墓名，秦楚之战时，陵墓被秦国大将白起烧毁，而夷陵之名却一直沿用至今。它地处长江西陵峡口，湍急的水流由此出峡，遂变得平缓宽阔。三国时代，这里是吴蜀争夺的战略要地，曾发生过著名的夷陵之战。不过这一切如今都已成为久远的传说，依然完整保存着的只有那些古朴的民间风俗：
时节同荆俗，民风载楚谣。俚歌成调笑，摖鬼聚喧嚣。（《初至夷陵答苏子美见寄》）
夷陵土人迷信鬼神、崇尚巫祭，每遇节庆，必作歌舞鼓乐取悦诸神，岁暮尤甚。当然，这些娱神的歌舞，也成为乡民们难得的娱乐活动。在此期间，男女可以不遵礼法，自由往来，自主结合。因此，岁暮祭鬼之时，常常是男女数百人一起饮酒作乐，姑娘媳妇们穿戴着古朴的衣饰追随着巫祭的队伍走街串巷，尽欢而散。这一切，让初来乍到的欧阳修感到十分隔膜而又新奇，在《夷陵岁暮感事呈元珍表臣》一诗中他写道：
萧条鸡犬乱山中，时节峥嵘忽已穷。游女髻鬟风俗古，野巫歌舞岁年丰。平时都邑今为陋，敌国江山昔最雄。荆楚先贤多胜迹，不辞携酒问邻翁。
趁着腊日的三天假期，欧阳修与丁宝臣、朱处仁商议，一同去州西九十里外的黄牛峡游玩。一行人天明出发，逆水上行，直到月明时分，才到达黄牛峡附近的黄溪。他们停船夜泊，临舟赏月，只见星月微茫，苍烟四起，两岸嶙峋的怪石与丛生的林木，都笼罩在夜幕的暗影之下，形成黑漆漆的一片。猿猴的悲啼，在峡谷间久久回荡……此情此景又触动了欧阳修的百转愁思，他想起战国末年楚国文学家宋玉，“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这篇抒写忠而见谤、贫士失职的悲愤与忧伤的《九辩》，此时深深地扣动他的心弦：
楚人自古登临恨，暂到愁肠已九回。万树苍烟三峡暗，满川明月一猿哀。非乡况复惊残岁，慰客偏宜把酒杯。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黄溪夜泊》）
天涯漂泊，年华渐逝，时不我予……他无可奈何，无能为力，只能借酒浇愁，依靠坚忍的意志和旷达的情怀来支撑自己，走过这一段艰难的岁月。
由于江行劳累，这天晚上他们很早就睡了。第二天拂晓继续乘舟西上，不久便于彩云间看到一块巨大的石壁矗立于群峰之巅。大石壁上是一幅天然的彩画：一位粗黑的壮士，背负大刀，手牵黄牛，昂首向前。这便是著名的黄牛岩。黄牛峡由此得名。岩石既高，江流纡回，加以水流湍急，礁石丛生，船行至此，必须分外小心。上行船只往往航行多日，仍能见到这横空出世的石壁，因此歌谣唱道：“朝见黄牛，暮见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欣赏着大自然的杰作，三人惊叹不已。
黄牛岩下，有九条蜿蜒下垂的山脊，宛如九龙下水，十分壮观。九龙山麓南岸的黄牛山下，坐落着一处古庙，当地人称为黄牛祠，传说此庙是春秋时期为纪念助大禹开峡治水的神牛而建的。尽情观赏过峡中的景色后，三人决定舍舟登岸。
刚进庙门，丁宝臣突然一声惊呼，把欧阳修和朱处仁吓了一跳。原来，景祐元年，丁宝臣曾做过一个怪梦，梦见自己与欧阳修同舟溯江进入一座庙中，参拜庙神时，欧阳修位列其下。而按尊卑之序，刚刚进士及第的丁宝臣当列下位，因此他再三推辞，但欧阳修坚执不肯。二人正行跪拜之礼时，神像忽然起身，向堂下鞠躬，又叫人邀欧阳修上堂，与他耳语了很长一段时间。丁宝臣心想，原来神灵也和世俗之人一样，对馆阁之臣格外尊重。随后他们出了庙门，看见一匹马只有一只耳朵……当时梦醒之后，只觉得荒唐怪异，还曾和欧阳修一起反复推求，不知有何寓意。不久，丁宝臣除峡州判官，随后欧阳修贬居夷陵，两人虽朝夕相处，但早已忘了那个怪梦。今天一进庙门，见庙中陈设，历历皆如梦中所见，不免惊诧万分！此时欧阳修为县令，位在丁宝臣之下。而黄牛庙门外立着一匹石马，缺了一只耳朵……旧梦今事，合若符契，两人相顾惘然，一向不喜欢谈怪力乱神的欧阳修此时也不禁掩口称奇。
利用公余之暇，欧阳修勤奋地投入到学术的思考与研究之中
伴随着当地人祭鬼礼神的歌舞喧嚣，欧阳修迎来了新的一年。不过，绵绵不断的雨雪减缓了春天来临的脚步，春寒料峭中，他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病。人在病中，情感便不免有些脆弱，每当夜晚辗转难眠之际，听着窗外北归的雁群忽远忽近的鸣声，心里就忍不住一阵阵伤感。此时，他是多么想念那留下过他青春欢笑的西京洛阳，又是多么想念那寄托着他所有理想与抱负的东京汴梁啊！如果说，洛阳是他梦想的摇篮，汴梁则是他心灵的家园、精神的归宿。然而，天意难测，不知何时朝廷的恩赦才能降临到他的身上，也不知何时才能结束这寂寞无为的贬谪生活？但是，他不允许自己一味地放纵这种无益的愁思，即使是在病中也不允许，他要求自己像山麓间经冬犹绿的橘树、劲节挺拔的竹林，在最恶劣的环境下，依然保持旺盛的生命活力。
因为多日不曾相见，这天，丁宝臣派府衙送来一封书信殷勤存问。欧阳修作诗相答，遂将这数日来的心灵波动写入诗中：
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戏答元珍》）
诗歌首句化用王之涣“春风不度玉门关”之意，暗寓皇恩不到，逗出谪居的抑郁情绪；结尾则以诙谐的语句自我宽解，显示出顽强、乐观的精神境界。诗成之后，欧阳修自觉十分得意，吟咏再三，又提笔写道：
“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若无下句，则上句何堪？既见下句，则上句颇工。文意难评，盖如此也。（《笔说·峡州诗说》）
身体稍微安适之后，欧阳修便利用公余之暇，勤奋地投入到学术的思考与研究之中。五代十国是一个混乱分裂的时期，宋朝建立后，为了吸取前代的历史教训，建国之初就曾命薛居正等编纂《五代史》（《旧五代史》）。欧阳修认为，“史者国家之典法也”（《论史馆日历状》），旧史有繁猥失实之处，不能很好地“垂戒劝示后世”（同上），于是他决心重新编写。前年开始着手与尹洙合作撰写《十国志》，未及完成即遭变故，一夜之间，两人各奔东西，天各一方，写作也因此中断。来到夷陵后，欧阳修将旧稿重新理出，继续当年的工作，并写信与尹洙约定，由他撰写后梁、后汉与后周部分，后唐、后晋的史事则由尹洙来写。
与此同时，他还重读《易经》、《诗经》、《春秋》。人们解读先秦儒家经典，历来都是依据前代经学家的注疏，不敢越雷池一步。唐代中期，曾有少数学者提出应“舍传求经”，但附和者寥寥。直到欧阳修生活的时代，笃守注疏读经解经仍是一股很强的传统。而此时的欧阳修，僻居夷陵，不再抱有当年应试科举时的功利目的，完全是为了追求真理与真知来重读经典。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使他换了一副心眼来审视这些早已烂熟于胸的篇章。他惊讶地发现，前人的注疏，竟有那么多令人生疑之处。有的句读文理不通，有的解释自相矛盾，有的失于疏略，有的失于谬妄……由此穷究下去，他甚至怀疑有的经典本身的真实可信性。他将自己读书的疑惑和感想，先后写成《易童子问》、《易或问》、《诗解》、《春秋论》、《春秋或问》等专题论文。这些论文最初只在朋友之间辗转传阅，随后不胫而走，士人无不争睹。欧阳修挑战权威、自信果决的精神，给人们极大的冲击，并由此开创了疑古惑经的新学风，对当时思想文化界突破樊篱、解放思想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从此以后，怀疑之风日著，治学之道愈新，义理之学取代注疏之学，“新儒学”即在此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
专心致志的求知问学中，时光不知不觉地流逝。这天，当他偶尔推开窗棂，发现室外的空气已不再有刺骨的寒意。抬头看时，阴沉沉的云层已经散开，变成了一朵一朵柔软的白云在蔚蓝的天空涌动，显出春天特有的温馨。明媚的阳光映照下，一切景物都让人赏心悦目：梅树上朝北的花蕊已冒着余寒绽放，南边的水面上也泛起了清澈的绿波……一个姹紫嫣红的春天很快就要来到了！欧阳修不禁精神振奋。由于夷陵没有歌姬乐工，也没有那种金樽檀板的宴乐场合，欧阳修已经很久没有写作歌词了。不过，今天，在春意的激发下，一首新词脱口而出：
雪云乍变春云簇。渐觉年华堪送目。北枝梅蕊犯寒开，南浦波纹如酒绿。芳菲次第还相续，不奈情多无处足。尊前百计得春归，莫为伤春歌黛蹙。（《玉楼春》）
他怀着欣喜的心情欢笑着，歌唱着：春天来了！它在我们千思万想的盼望中终于来了！让我们珍惜春天、享受春天，不要无端地担忧，更不要徒劳地伤怀。
一年之计在于春，对于以农业为主的中国封建社会而言，春天是发展生产的关键时期。按照惯例，各州县的官吏都应在这时巡行乡间，鼓励和督促生产，称为劝农。欧阳修十分重视这项工作，不顾体弱多病，日夜兼程，走遍了夷陵的每个角落。
这次劝农之旅，又与好友丁宝臣同行，每遇风景佳胜处，两人必稍作停留，以尽山水之兴。离城二十里的北峰下有一个山洞，叫三游洞，其间水石相搏，跳珠溅玉，动人耳目。当年白居易自江州司马移任忠州刺史，赴任途中，曾与其弟白行简、好友元稹同游此洞，作记刻石，因而得名。此时，欧阳修一行在这里弄舟终日，享受着亘古不变的清幽与岑寂，不禁生出如斯的感慨：
昔人心赏为谁留，人去山阿迹更幽。……惟应洞口春花落，流出岩前百丈溪。（《三游洞》）
昔人已逝，斗转星移，惟有那洞口的春花依旧在微风中悠悠地飘落，随着岩前的溪水，流向不可知的远方……
从三游洞出来沿着山谷继续前行，不多时候，便听到溪水潺潺流淌的声响。寻声越岭，一条清澈的溪泉呈现在眼前：
隔谷闻溪声，寻溪度横岭。清流涵白石，静见千峰影。岩花无时歇，翠柏郁何整。安能恋潺湲，俯仰弄云景。（《下牢溪》）
这里水清见石，两岸青山倒映在水中，岩上山花四季长开，苍松翠柏郁郁葱葱。美丽的景色让人深深留恋，可惜公务在身，不能久留……
随后几天，他们访虾蟆碚、登松门岛、游龙溪，涉下牢津……每到一处，无不临风把酒，徘徊低咏，又得了不少好诗，集为《夷陵九咏》。
抵达许州，八月举行了成婚大典
劝农回来的当天，欧阳修便收到友人薛仲孺的来信。仲孺，字公期，是已故资政殿学士、尚书户部侍郎薛奎的侄儿。景祐元年闰六月，欧阳修初入馆阁时，刚刚卸去参知政事（副宰相）之职的薛奎曾有意将第四个女儿许配给他。当时欧阳修担心相门之女未免骄纵，心中有些犹豫，打算先悄悄了解一下再做答复，不料八月间薛奎便因病去世，一家人扶柩归许州守丧，因此错过了这段姻缘。此时，薛小姐父丧已满，堂兄仲孺奉伯母薛夫人之命，写信向欧阳修重提旧事。得知这一消息，母亲郑氏夫人十分欢喜，急忙叫儿子回信议婚，同时向朝廷告假，以便尽快前往许州迎娶。
欧阳修春末乘舟东下，仲夏抵达许州，八月份举行了成婚大礼。因假期有限，婚后不几天，便带着新婚的妻子踏上归途。正是金风送爽的季节，为了节约时间，这次欧阳修选择从陆路返回。
晴霞煦东浦，惊鸟动烟林。曙河兼斗没，沓嶂隐云深。（《将至淮安马上早行学谢灵运体六韵》）
晴朗的秋天的早晨，一切都是那么清新怡人。美丽的霞光映射在波光粼粼的水面，淡淡的云雾缭绕着枝疏叶朗的秋林，晨光隐没了星河，也惊动了枝头上做着美梦的小鸟，远处重重叠叠的青山掩映在白云深处……旅途充满了愉快，但也充满了危险：
枝江望平陆，百里千余岭。萧条断烟火，莽苍无人境。……水涉愁蜮射，林行忧虎猛。万仞悬岩崖，一彴履枯梗。（《自枝江山行至平陆驿五言二十四韵》）
他们跋山涉水，一路上经过许多荒无人烟的地方，既有山魈水怪的威胁，又有险坡陡壁的磨难。这样的新婚之旅，对于年方二十、生长于富贵之中的相府千金薛小姐来说，确实是一次巨大的人生考验。乍离慈母，便历苦境，薛小姐没有像平常的小女子一样愁眉泪眼，她以非凡的毅力与良好的自我修养来承受这一切。养在深闺时，她就读过欧阳修不少诗文，也常听父母兄长谈及他的为人，她相信，父母坚执不舍地为她选择的这门婚事是没有错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诗经·击鼓》）。从出嫁的那天起，她便已下定决心，今生今世，要与丈夫同甘苦，共命运。因此，她振作精神，像丈夫一样，将这漫漫旅途，当作是一次穷幽揽胜的绝好机会：
度隘足虽踠（wǎn，脚弯曲，不伸展），因高目还骋。……时时度深谷，往往得佳景。……晨装趁徒旅，夕宿访闾井。（同上）
就这样，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他们终于到达了夷陵城外的望州坡。站在坡头，望着那虽然穷陋却已熟悉的城区，欧阳修有一种归家的喜悦：
闻说夷陵人为愁，共言迁客不堪游。崎岖几日山行倦，却喜坡头见峡州。（《望州坡》）
离家几个月，堆积了不少公务需要处理。好在家里终于有了贤内助。薛氏夫人“高明清正而敏于事，有父母之风”（宋·苏辙《欧阳文忠公夫人薛氏墓志铭》），主理家政，大小事务井然有序；照顾年迈的婆婆，起居饮食、冷暖病痛，无微不至。尤其让欧阳修感到惊讶和敬佩的是，一个看起来如此柔弱的女子，从富贵繁华的地区，远涉万里，历经千辛万苦，来到这穷困落后的偏僻山城，而脸上“未尝有不足之色”（同上），确实是极为难能可贵。他庆幸自己娶到了一个好妻子，在给薛仲孺的信中欧阳修写道：
室中骤过僻陋，便能同休戚、甘淡薄，此吾徒之所难，亦鄙夫之幸也。
振兴文化传统、拯救世道人心的理想目标在欧阳修心中越来越清晰了
从此，欧阳修可以一心一意投身政务与文化学术事业，不必为家事操心。这次离家期间，又有好些年轻士子从全国各地寄来诗文书信向他请教。欧阳修自幼孤贫力学，深知为学之难，对于好学的晚辈，无不热心地提携帮助。而且，本着谦虚的态度，他真诚地相信，在与后学的讨论中自己也会有所进益。因此，他总是认真地阅读他们的习作，给予恳切的鼓励或批评。这些求教的年轻人中，有两位特别引起他的注意，一位是建州浦城（今福建松溪县北）的吴充（字冲卿），一位是上蔡（今河南上蔡县）的祖无择（字择之）。
吴充寄来三篇文章，欧阳修十分赞赏，认为其文“辞丰意雄，沛然有不可御之势”。针对吴充信中提出的习文过程中自觉难以更上一个台阶的苦恼和困惑，他在回信中指出：
此足下所谓“终日不出于轩序，不能纵横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虽行乎天地，入于渊泉，无不之也。
这里所说的道，就是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了解。他举例说，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著述六经只花了五年；孟子一生游说诸侯，无暇著书，《孟子》七篇是其弟子万章等所记述；荀子先仕齐，后至楚，晚年退居才有所作。而他们的著作皆为不朽，秘诀就在于“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而后世一般学者只见到前人传下来的文章著述，不理解文章原是道的承载形式，于是沉迷文辞雕琢之中，“愈力愈勤而愈不至”。因此，为道不至，“非道之于人远也，学者有所溺焉尔”。
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曰：“吾学足矣！”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鲜也。（《答吴充秀才书》）
文章因而沦为顺时取誉、猎取功名的工具。欧阳修认为晚唐五代以来的文坛弊端正在于此。这封回信中对于道的具体内容的阐述，没有多少发展，仍是他一贯的思想，但却因为亲切体验的注入，显得更为鲜活。
和吴充谦谦君子之风不同，祖择之的言语文辞之间流露出傲视群伦、睥睨当世的气概。欧阳修充分肯定他志趣高远、见解独特，但也坦率地指出他的毛病在于“所守未一而议论未精”，即思想驳杂，对问题的认识不够深刻。他认为，“学不师则守不一，议论不博则无所发明而究其深”，因此建议祖无择应有所师从并辅以朋友之间的广泛讨论：
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笃敬，笃敬然后能自守，能自守然后果于用，果于用然后不畏不迁。
然而，在经历了晚唐五代近百年的社会动荡之后，文化传统遭到严重破坏。宋朝建立以来，虽努力重建传统，但任重而道远，文化领域依然是百废待兴：
后世师法渐坏，而今世无师，则学者不尊严，故自轻其道。轻之则不能至，不至则不能笃信，信不笃则不知所守，守不固则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学者惟俯仰徇时，以希禄利为急，至于忘本趋末，流而不返。
文化传统的丧失带来的可怕后果，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堕落。作为一名富有强烈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的士大夫，欧阳修多年来孜孜以求的便是要振兴文化传统，拯救世道人心。如果说几年前这一目标在他心中还有些模糊，那么现在随着他涉世越深、读书越多、思考越勤，这一目标也就显得越来越清晰。是的，当今之世，从学识到人格皆可为人师表的杰出之士实在是太少了！他以自己的切身感受诚恳地告诫祖无择：
夫世无师矣，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施于世者果致。（《答祖择之书》）
现实中无师可从，就以儒家的经典为师。学习六经，一定要掌握其精神实质，而不可走汉唐儒者的老路，拘泥于章句训诂之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将知识转化为智慧，以智慧来提升精神、开阔胸怀，逐步达到“道纯中实”的有德境界。德既立，则立功、立言之事不难而自至。这一番议论，正是欧阳修对自己近年来重读经典，以义理之学取代注疏之学的方法论的理论总结。
现实的历练，学识的提高，使欧阳修的理性精神与包容精神日益增强。这一点也体现在他与青年学子的交往之中。有位姓乐的秀才，在景祐三年欧阳修自汴京贬赴夷陵途经荆南（今湖北江陵）时，曾多次登舟拜望，并呈上自己的诗文习作请求指教。读过文章后，欧阳修曾作《与乐秀才书》，勉励他提高自己的品德和学识，关心现实生活中的“百事”，做到“其充于中者足，而后发乎外者大以光”。回信写好后却没有发出。原来，乐秀才随后又多次寄来书信，读其文愈多，知其人愈深，欧阳修渐渐证实了自己最初的感觉，意识到乐某所求不过是功名而已，除此以外没有更高的志向。对于这种庸碌之士，欧阳修也颇能理解，没有对他鄙夷不屑，只是觉得自己信中那番劝勉对他未免大而无当，毕竟玉与石材质不同，作用不同，琢磨雕饰的工具自然也当有所不同，所以又针对他的具体情况重新写了一封更有针对性的回信：
仆少孤贫，贪禄仕以养亲，不暇就师穷经以学圣人之遗业。而涉猎书史，姑随世俗作所谓时文者，皆穿凿经传，移此俪彼，以为浮薄，惟恐不悦于时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然有司过采，屡以先多士。及得第已来，自以前所为不足以称有司之举而当长者之知，始大改其为，庶几有立。然言出而罪至，学成而身辱。为彼则获誉，为此则受祸，此明效也。（《与荆南乐秀才》）
这里提出了“顺时取誉”与“卓然自立”两种对立的做人做文的态度，并坦言在自己的人生历程中曾经历过两种人生态度的转化。当年顺应世俗、取悦时人，则获得连中“三元”的荣耀，如今试图经世致用、卓然自立，则遭受被贬的屈辱。虽然前后荣辱迥异，但自己无怨无悔。那么，乐秀才应该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呢？则完全取决于他个人的志向。如果仅仅满足于“取荣誉于世”，“则莫若顺时”；如果有志于“齐肩于两汉之士”，则另当别论。
对于欧阳修来说，乾德就像一片精神的荒漠
这年十二月，汴京发生地震。就在同一天，定襄（今山西定襄）也发生强烈地震，余震持续三天。大量房屋倒塌，人员伤亡很重。在笃信天人感应的古人看来，这显然不是单纯的自然灾害，而是上天对统治者的警示。于是，直史馆叶清臣上疏言道：
一岁之中，灾变仍见，必有下失民望，上戾天意，故垂戒以启迪清衷。……顷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zé，咬）口不敢议朝政者，行将二年。愿陛下深自咎责，详延忠直敢言之士。
他的奏疏引起了皇帝的重视。十二月二十五日，诏令徙知饶州范仲淹知润州，监筠州税余靖监泰州税，夷陵县令欧阳修为光化军乾德县令。都从偏远之地量移到了距京城较近的郡县，以示恩赦。
欧阳修于景祐五年（1038）二月收到量移的诏令时，正是菖蒲叶密，百花竞放的时节。一家人欢天喜地收拾行装，等欧阳修政务移交之后，即可乘舟东下。
骤然离开这四顾青山、鸡犬萧条的边城，欧阳修不免有些依依不舍的情怀。这里的青山绿水，这里的纯朴风俗，这里的朋友乡邻，是如此地可亲可近。一年多来，他在这里磨砺了意志，长育了精神，像一只浴火的凤凰，夷陵是他重获新生的地方。坐在远去的船只上，睡眼矇眬中，他仿佛又回到了夷陵城外的青草渡、武牙滩，可是梦醒时分，只见细雨飘飞，野花零落：
经年迁谪厌荆蛮，惟有江山兴未阑。醉里人归青草渡，梦中船下武牙滩。野花零落风前乱，飞雨萧条江上寒。荻笋时鱼方有味，恨无佳客共杯盘。（《离峡州后回寄元珍表臣》）
船到江陵，欧阳修同父异母兄欧阳昞早已等候在岸边。欧阳昞字晦叔，比弟弟年长二十余岁，此时已年过半百。他为人慷慨豁达、见义勇为而有大志，但困于位卑，始终未得重用。前年八月欧阳修往夷陵途中路过江陵，曾派人去黄陂邀兄长前来相会。此时，欧阳昞已从黄陂移居江陵，得知弟弟改官的消息，十分高兴，算好日子，要留他一家小住几天。兄弟相见，自然分外亲切。欧阳昞家院子里有一处小小的水池，他在池中养些小鱼，又在池上建了一座亭子。欧阳修与兄长在这亭子里把酒对月，临池窥鱼，让他想起《庄子·秋水篇》中一则清逸有趣的故事：
一天，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清澈的濠水里，银白色的鱼儿游来游去。生机盎然的自然景物使庄子感受到心灵的宽广与自由，一种审美的移情使他情不自禁地发出了这样的感慨：“鯈（tiáo）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
惠子却从理性思辨的角度反问道：“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两人由此展开辩论，最后庄子巧妙地运用语义的模糊性以“我知之濠上”收场。庄、惠辩论，令后人无限倾仰。后世遂以濠上为逍遥闲游之所，称寄情于玄言妙思为濠上之风。欧阳修联想至此，便将这亭子命名为“游鯈亭”，并作《游鯈亭记》。抒发其“不以汪洋为大，不以方丈为局（局促）”、“视富贵而不动，处卑困而浩然其心”的自由心灵境界与超越的人生态度。
与夷陵相比较，乾德地近中原，饮食医药条件都有了大大的改善。但“官属无雅士”（《与梅圣俞》其七），“罕有学者，幸而有之，亦不足与讲论”（《与王源叔问古碑字书》），这对于欧阳修来说，简直就是一个精神的荒漠。而在吏事上，也常与知军张询有分歧，相处十分不快。张询甚至将矛盾上交朝廷，为此欧阳修还曾写信请谢绛在其中代为开释。精神寂寞，心绪不佳，他情不自禁地怀念在夷陵的那些日子：
西陵山水天下佳，我昔谪官君所嗟。官闲憔悴一病叟，县古潇洒如山家。雪消深林自斫笋，人响空山随摘茶。有时携酒探幽绝，往往上下穷烟霞。岩荪绿缛软可藉，野卉青红春自华。风余落蕊飞回旋，日暖山鸟鸣交加。贪追时俗玩岁月，不觉万里留天涯。（《寄圣俞》）
那时生活虽然艰苦，但有好山好水好朋友，知州朱正基也从未把他作罪臣看待，因此，精神还是比较愉快的。可是现在：
今来寂寞西冈口，秋尽不见东篱花。市亭插旗斗新酒，十千得斗不可赊。（同上）
闷闷不乐之中，他甚至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材非世用自当去，一轲聱牙挥钓车。（同上）
显然，这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心绪寥落时的愤懑之言。理性而务实的欧阳修不会在空想中徘徊，也不会在痛苦中煎熬，虽然这里没有山水也没有朋友来帮他排遣忧烦，但有书籍，有碑帖，也足以让他自得其乐。
在此前所撰《十国志》的基础上，欧阳修进一步搜集资料，初步完成了《五代史》纪传部分，在写给翰林学士李淑的信中，他不无欣喜地说：
问及五代纪传……尔来三年，陆走三千，水行万里，勤职补过，营私养亲。偷其暇时，不敢自废，收拾缀辑，粗若有成。（《答李淑内翰书》）
欧阳修对古碑帖怀有浓厚兴趣，处处留心，随时随地寻访、收集。据当地方志地图记载，县境内有一块东汉熹平三年所立的“玄儒娄先生碑”。欧阳修十分兴奋，利用余暇按图求碑，终于在与谷城县交界的地方找到娄寿之墓，这块具有很高文物价值的碑石就立在墓侧。他亲自带领县学生拜谒这位古代先贤之墓，随后根据《图经》的标记，迁碑还县，立于敕书楼下。此外，后来《集古录》中所载《魏刘熹学生塚碑》、《晋南乡太守颂碑》等，也都是这一时期发现的。古碑上的字迹，因年代久远，或古奥生僻，或磨灭无法辨识，每当此时，欧阳修总是苦恼身边没有人可以请教，只得写信到京城求助于博学多闻的王洙（字源叔）。
十一月，朝廷举行南郊祀典，改年号为宝元。但此时政治形势仍不容乐观，因一年多来，内外臣僚多次称荐范仲淹，朝廷以为事涉朋党，不久前还下了诏，再三戒谕，让人不快。这时，欧阳家也发生了不幸的事情，胥夫人所生的孩子染病夭亡。痛失爱子，欧阳修好多天都无法振作起来。
卸去乾德县令之后，欧阳修应谢绛邀请，先往邓州寓居一段时间
宝元二年（1039）二月，谢绛以兵部员外郎、知制诰[19]出知邓州（治所在今河南邓县），梅尧臣也改知襄城县事，两地相距不远，欧阳修从邸报上得知这一消息，猜想他俩会结伴同行。果然，四月某日，梅尧臣来信告知，他已和谢绛同到邓州，乾德离邓州不过百余里，邀好友前来一聚。收到来信，欧阳修十分高兴。
欣闻故人近，岂惮驱车访？一别各衰翁，相见问无恙。交情宛如旧，欢意独能强。（《答梅圣俞寺丞见寄》）
自从景祐元年秋天，梅尧臣赴建德县任、谢绛丁父忧离京，欧阳修与他们分别五年多有余。他连忙将县里的事情安排妥当，兴冲冲地告假前往。
分别五年，大家都不免有些见老，彼此之间的感情却没有一点改变。此时正当初荷出水、绿竹成荫的初夏时节，他们一起泛舟，仿佛回到了那美好的往昔：
幸陪主人贤，更值芳州涨。菱荷乱浮泛，水竹涵虚旷。清风满谈席，明月临歌舫。已见洛阳人，重开画楼唱。（同上）
他们交流这些年各自读书作文的心得体会：
聊咨别后著，大出箧中篇。问传轻何学，言诗诋郑笺。飘流信穷厄，探讨愈精专。道旧终忘倦，评文欲废眠。（宋·梅尧臣《代书寄欧阳永叔四十韵》）
欧阳修特意带来了《春秋论》、《诗解》等书，两位好友都十分重视，他们钦佩他在贬谪的窘境中，奋发努力，学术研究日益精深。欧阳修对于何休《春秋解诂》和郑玄《毛诗笺》的大胆质疑与批判，让梅尧臣瞩目，因为这是经学疑古的新动向，意义重大。他们热烈地品评着彼此的诗文著述，几乎忘记了疲倦，甚至不愿睡眠。
相聚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十天一晃就过去了，欧阳修不得不回乾德。他们在城西禅院的竹林里喝最后一顿酒，梅尧臣赋诗相赠：
渊明节本高，曾不为吏屈。斗酒从故人，篮舆傲华绂。悠然目远空，旷尔遗群物。饮罢即言归，胸中宁郁郁。（《送永叔归乾德》）
诗歌以陶渊明相比拟，盛赞欧阳修刚直不屈而又安贫自适的崇高品节。
六月二十五日，朝廷颁发了新的任命：欧阳修起复镇南军节度掌书记的官阶，调往武成军所在地滑州（治所在今河南滑县）任判官。七月中旬接到通知，欧阳修随即县令职务，但因武成军原任判官任期未满，他还不能马上就任。于是，谢绛邀请他去邓州居住一段时间。
九月初，欧阳修携家抵达邓州，谢绛热情地接待了他。邓州城东南隅的百花洲，清溪缭绕，松荫密布。夏秋之际，亭亭的荷叶与荷花，散发出沁人的幽香。梅尧臣逗留此地时，曾写了不少诗作，欧阳修从谢绛那里借得诗稿，细细品读，不时触动诗兴，步韵唱和：
野岸溪几曲，松蹊穿翠阴。不知芳渚远，但爱绿荷深。（《和圣俞百花洲二首》琪一）
荷深水风阔，雨过清香发。暮角起城头，归桡带明月。（同上，其二）
快到深秋的时候，轻寒乍起，霜华渐落，辽阔的江天不时有南回的雁阵掠过。欧阳修写道：
秋水澄清见发毛，锦鳞行处水纹摇。岸边人影惊还去，时向绿荷深处跳。（《鱼》）
天高月影浸长江，江阔风微水面凉。天水相连为一色，更无纤霭隔清光。（《月》）
窥鱼、赏月、荡桨、闲行……一切都显得趣味盎然。
岂料十一月，谢绛突然生病，病情急转直下，极为沉重。二十二日便溘然长逝，年仅四十五岁。欧阳修悲痛万分。谢绛为人“肃然自修，平居温温，不妄喜怒”（《尚书兵部员外郎知制诰谢公墓志铭》），但临事敢言，与欧阳修情兼师友。在《祭谢希深文》中他写道：
呜呼谢公！性明于诚，履蹈其方。其于死生，固已自达，而天下之士所以叹息而不已者，惜时之良。况于吾徒，师友之分，情亲义笃，其何可忘？
谢绛生前慷慨好施，连远房亲戚中的孤贫子弟都收养在家。一人的俸禄，支撑着一个四十余口人的大家庭，因此身后“廪无余粟，家无余资”（《尚书兵部员外郎知制诰谢公墓志铭》）。欧阳修代为筹措赙金，张罗丧礼。谢绛祖辈世居江南，父亲以上三代都葬在杭州富阳，按照当时习俗，本当扶柩南归，但限于财力，只得在邓州西南山上买的一块墓地就近安葬，家属也在附近买了一处庄子安顿下来。
处理完谢绛的丧事，欧阳修意兴寥落，遂决定去襄城一趟，一来可与梅尧臣小聚几天，二来也可料理一下襄城的家产。
谢绛之死，对于梅尧臣来说更是一次非常重大的打击。作为内兄，年长七岁的谢绛，既有很高的文学素养，又有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一直是梅尧臣有力的精神支柱，两人之间的感情甚至比亲兄弟还要亲。谢绛去世后，他本想从自己的薪俸中每月拿出四千钱资助谢家，但谢夫人怜他官卑禄少，坚决不肯接受。
欧阳修到达襄城时，梅尧臣早已等候在城郊。两人见面，泫然相对，哽咽难语。
婉拒范仲淹聘请
康定元年（1041）新年刚过，西部边境便燃起了战火，西夏国王元昊率军攻打延州（今陕西延安），宋军大败，连损两员大将。消息传来，仁宗震恐，忙令枢密与宰臣共同商议靖边对策。二月二十一日，改年号宝元为康定，并命中外臣庶上书言事。知制诰韩琦受命为陕西安抚使[20]赶赴前线坐镇指挥。
韩琦，字稚圭，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人。此时虽刚过而立之年，但他早有盛名，“识量英伟，临事喜愠不见于色”（元·脱脱《宋史·韩琦传》），时论以为他的敦厚稳重可与西汉名臣周勃相比拟，而处理事情的能力则与唐代名相姚崇不相上下。此前，西南各州发生旱情，韩琦曾作为体量安抚使前往赈济灾民，对西部形势了如指掌，所以朝廷命他安抚陕西。
韩琦临行之前奏请以范仲淹襄理边务，他说：“知延州范雍治理无方，宜召知越州范仲淹委任之。时值陛下焦虑烦劳之际，臣岂敢避形迹而不言！若涉朋比，误国家，情愿接受灭族的惩罚。”
仁宗感于他的忠直，慨然允诺。于是，三月二十四日范仲淹官复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一带），随后改为陕西都转运使，负责供办军需。
五月二十六日，又以韩琦为枢密直学士，范仲淹为龙图阁直学士，两人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21]
欧阳修一直密切地关注着边疆的战事以及朝廷的种种举措。听说入侵敌寇执戮将吏，杀害边民，又每每口出狂言，侮辱朝廷，欧阳修义愤填膺，“每一思之，中夜三起”（《答陕西安抚使范龙图辞辟命书》）。韩琦、范仲淹同时受到朝廷重用，主持边务，他为之欢欣鼓舞，跃跃欲试，希望能有机会效命沙场。果然，范仲淹受命不久，即上《举欧阳修充经略掌书记状》，并于七月十九日亲书手简，派快马传送滑州，请欧阳修同赴西边。
六月二十八日，朝廷下诏，复欧阳修为馆阁校勘，召还京师，仍修《崇文总目》。此时欧阳修正在赶往汴京的路上。收到范仲淹快马递书，欧阳修不禁热血沸腾，看完信后，他却大失所望，原来范仲淹并没有打算请他“参决军谋，经画财利”，而只是让他做一个写公文的书吏而已。有感于范仲淹知己不深，他立即写了一封回信，借口母亲年迈，需要奉养，婉言谢绝，也许是情绪太浓，信中，他不无使气地说：
若夫参决军谋，经画财利，料敌制胜，在于幕府苟不乏人，则军书奏记一末事耳，有不待修而堪者矣。……况今世人所谓四六者，非修所好，少为进士时不免作之，自及第，遂弃不复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于职当作，亦不为作，此师鲁所见。（《答陕西安抚使范龙图辞辟命书》）
他又给梅尧臣写信倾诉，说：“安抚见辟不行，非惟奉亲、避嫌而已，从军常事，何害奉亲？朋党，盖当世俗见指，吾徒宁有党邪？直以见召掌笺奏，遂不去矣。”（《与梅圣俞》其十二）从军并不影响侍奉母亲，毕竟家中柴米不缺，又有贤惠的夫人照管，他完全可以不必挂怀。至于朋党之嫌，当初面临贬谪厄运时尚且可以不避，如今又何必顾虑？
尽管如此，出于公义，他还是在信中谆谆勉励范仲淹不可迫于舆论而急功近利，在军事决策上务必“较彼我之利否”，“要在成功，不限迟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