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南卡罗来纳州之旅并非罗斯福当政时的南方处女游。住在白宫的那段岁月里，他去了一次又一次沃姆斯普林斯进行疗养。1940年大选后，罗斯福开始了一场快乐轻松的加勒比海巡航之旅，为期十天。事实上，早在1944年春天，他就期盼再度前往加勒比海，在古巴关塔那摩湾悠然垂钓享受阳光。但他脆弱的健康状况和危急的战事状态令他无法成行。
然而，罗斯福并不是唯一一个停下歇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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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争的艰难推进，死伤人数不断增加，诺曼底登陆迫在眉睫，这些党卫军官只求安安静静暂时撤退以求恢复。他们渴望暂时从野蛮杀戮中解脱出来，尽兴地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为什么他们不该有呢？他们终于从恐怖骇人的战争中得到了片刻喘息的机会。无论有多大的仇恨，即使是最冷酷的人也难以直视死者或将死之人的恐惧眼神。但这却构成了他们最基本的日常生活。每一个礼拜，每一天，甚至每一分钟里，他们都在制造死亡，这是他们的任务要求。面对如此恐怖的现实并不那么容易。在战争早期，他们有不少同僚因压力过大而崩溃。然而，这些军官不同。他们藏身于波兰上西里西亚（Upper Silesia）的茂密森林外围，行动均处于保密状态，直到最近大多数地图上仍无法找到具体位置，甚至许多同僚对其所做的工作也一无所知。他们之中有些人的工作从早上四点一直延续到午夜时分，要面对附近连续不断的空袭危机、疯犬的刺耳狂吠、刺眼的泛光灯、对暴动的持续监视、可怕的烟雾和腐烂的气味，以及总是要求他们再“做多一些”的命令。这是属于他们的特殊战役。
据说，这些军官是以几乎难以理解的欣然态度接受了指派给他们的任务，并且其中多数人以同样出人意料的热忱和兴趣对待自己的工作。对其中不少人而言，这是人生的巅峰，可以说，是因为参与了某些壮举而让这段时光回味无穷。何况他们因业绩出色，现已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陪伴他们的往往是一群年轻漂亮的女性——大多是行政专员——甚至还有婴儿和拥有明亮脸孔的年轻孩童。他们的巴士隆隆驶过18英里开外，经过营地的郊野，爬过索拉河沿岸树木茂盛的山坡，路过仍然未受战争侵袭的小村庄，穿过群山，他们踏上了一座小木桥。很快，他们到达了目的地：一座安静祥和的阿尔卑斯风休闲旅馆，坐落在风景秀丽的索拉河边，索拉孤峰别墅在山间半隐半现。
他们要在这里度过为期八天的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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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身着刚上过浆的笔挺制服从车上跳下来。在某处，一名照相师将他们的假日时光拍成了快照，为后人留下了记录。从这些照片看来，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内——这种方式感受的时间脉络不甚明晰——这些兴高采烈的军官们和他们的女伴总在搔首弄姿，看起来像是在拍摄系列旅行写真，或是藏身在缅因州或玛莎葡萄园岛的山谷和冷杉树间避暑；就差泳衣和留声机放出的美妙乐声了。军官们大口抽烟侃天说地，肌肤白皙的美女们在一旁嬉戏打闹，宛如威廉·格拉肯斯（William Glackens）笔下的油画，宁静安详，令人舒畅——也一如几十年前的往昔时光，彼时，战争尚未打响，大萧条尚未到来。偶尔，在某个温暖的下午，他们会懒洋洋地靠在太阳椅上，在小屋宽阔的木廊里，用毯子盖着腿，或小憩，或八卦，或享受阳光，或小酌一杯。其他人则抱着自己的孩子，或调皮地逗弄自己的小狗，把它们当成“宝贝儿子”，教它们坐下、原地不动或躺下。过一会儿，男人们自己进了屋，围坐在一方小金属桌边的长凳上，畅饮啤酒和红酒；有些人还没点起第二支烟就迫不及待地卷起了袖子。
他们在这里尽情尽力地享受这段时光，重新找回生活的简单乐趣，享受着美好的陪伴、可口的食物、新鲜的空气还有欢乐的聚会。世界上其他地方似乎离他们遥不可及。战争？即将展开的侵略？通通忘却了。
这里的空气很清新，他们终于能深深地呼吸，好好地吃顿饭，甚至在这风景如画的环境里找到爱情。他们不仅仅渴求现在的片刻休憩，还希望一整年都这么度过。六月将至，更多的度假者即将到来。之后，天气转暖，花开遍野。年轻的女人们穿着相同的白衬衫和齐整的黑裙子，排成一列坐在粗糙的木桥栏杆上，开心地从小碗里挖着蓝莓吃。她们的同伴里甚至还会有个人拉手风琴助兴。把蓝莓吃完之后，她们会假装悲伤地把手中小碗倒过来。
陪着她们的男人们都相貌英俊，仪表堂堂，女人们也看上去娴静可爱。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战争如火如荼，他们仍显得镇静自若，有礼有节，甚至有几分讲究作派。在一张又一张的照片里，可以看见他们在不同的场合，对着镜头摆出了各种姿势：在山上的合唱活动，共计100人之多的军官与年轻女性聚集在一起，表现出难以按捺的轻佻狂热；在手风琴的伴奏下，他们踏着旋律起舞；他们身着夏装，在野餐和射击训练时合影；他们在戏谑玩笑时装腔作势，或在突如其来的绵绵细雨中寻找遮蔽时欢笑着，被抓拍下来，或借夜色衬托，坐在餐桌边上，与平整的白色餐布、精致的瓷器、精美的酒杯以及满桌丰盛的美食合影；冬季时节，他们在点亮圣诞树的传统仪式中合影；再后来，他们甚至在一场雪地葬礼前合影，灵柩上覆盖着国旗——这在战场上是极为罕见的。
然而，他们的确有不做摆拍的时候——当假期结束，回归到血腥的工作中去的时候。此二者的并存如此令人心寒，这些嬉笑着的度假者本就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党卫军。他们工作的地点就是奥斯维辛。事实上，他们的度假别墅——索拉孤峰，就是由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劳工建造的一座卫星设施，在党卫军中尉弗朗茨·霍斯勒强制监督下，于1942年建造落成。到这栋别墅和周边度假的人包括约瑟夫·门格勒（他在不知情的囚犯身上进行可怕的医学实验）、卡尔·克劳伯格（Carl Clauberg，负责用酸进行灭菌实验）以及前集中营司令官鲁道夫·胡斯（Rudolf Hoess）等等。不止如此，连那些女性本身也是纳粹党卫军的助手。说到底，他们在奥斯维辛的唯一职能，也是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实施希特勒的“最终解决方案”[22]。
说得更明白些，就是：杀死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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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维辛的春天似乎总是来得很迟。对那些愈发短暂的生命来说，无处不在的寒意和寸草不生的环境才是常态。至于幸存的犹太人？身为奴隶劳工，无休止的恐怖和悲痛构成了他们的生活。那些侥幸暂时逃过死劫的人，可以看作不过是在劳工营再多捱了几个星期罢了，之后他们也逃不过被送往毒气室的命运。
至于那些被留下的人，他们只能无望地盯着带刺的铁丝网。每天凌晨四点，四下还一片漆黑，他们就被叫醒，辛苦工作十二个小时，几乎没得休息，只有最粗劣的食物，还被迫忍受无休止的夜间点名。好不容易得以入睡，有时午夜后，他们还会转移，从原本安睡的塞满稻草的麻袋换到粗糙的三层硬木床，设计可容三人的床上往往会打包塞进6个人，有时甚至多达8个人。事实上，在集中营里面，党卫军在为容纳180人所建造的军营里填压了超过700多人。没有供热，没有电力，没有铺好的地板，只有潮湿泥泞的地面。如果毒气室未能足够快速、有效地杀死囚犯，那么斑点热、斑疹伤寒、痢疾等等疾病就开始肆虐，乃至一次简单的感冒往往就足以要了他们的命。许多人的身体简直是由内里腐烂开来。开裂的伤口在肿胀的腿上流脓。大如指甲的虱子无处不在，它们的幼虫和虫卵中还携带着脑炎病毒，也是杀死囚犯的凶手。营房里还有到处泛滥的害虫。横行泛滥的污秽和破烂得不忍直视的卫生设备也在为这帮屠夫添油加柴。
营房中，无边无际的黑暗笼罩着众囚徒的世界。冬天，风雪捶打着营房，他们则几乎赤膊着睡在零下温度的环境中，徘徊在生死之间，没有水，也没有毯子。他们只能以拳头为枕——前提是他们还能紧握自己的手的话。囚徒中不断有人爆出干咳声，还有病危者发出更深沉的嘎嘎声，都让人难以入睡。一名囚徒清晨醒来时，常常会发现临床的人已经死去多时。然而，由于他们太过虚弱，不但无力移开同伴那单薄轻瘦的尸体，甚至也无力移动自己的身体，只能继续沉睡下去。
在奥斯维辛，纳粹的日常暴行可以令最温顺良善的生物变成冷酷无情的怪物。瘦弱的囚徒们可以仅仅为一片面包皮就互相厮杀；儿子们被迫挑选出自己的父亲送往火葬场；母亲们被迫掐死自己的亲生婴孩。许多囚徒来自犹太知识分子阶层，包括杰出的医生、律师、会计师等，都是各技术领域受人尊崇的专业人士。但就连这些曾经显赫的人物，也被他们在德国人这里的遭遇变成了野兽：令人作呕的生活条件，最轻微的（甚至没有）刺激就会引来的杀身之祸，以及长期的被迫忍饥挨饿。
纳粹抹去了每一位囚犯的身份，这又是一种剥夺犹太人仅有尊严的手段。一旦身处集中营，囚徒不再拥有姓名，无论是姓氏还是名字，通通没有，取而代之的是用针管刺在前臂文上的号码，依数字顺序给各人排号。值得注意的是，集中营里还有700多个婴儿出生，且没有被立刻杀害：他们被注册成为了“新人”，臀部或大腿上也被文上了号码。此外，囚徒们能穿的只有肮脏的衣服，可能太大也可能太小，但这些都无关紧要。鞋子也一样。实际上，衣服本身就是个卫生隐患；这些衣服从没洗过，只是每六个星期用蒸汽烫过，直到衣服自己分崩离析。即使是他们的内衣——当他们还有这东西时，也是一样的肮脏。
每日点名也是种独特的地狱体验。集中营里那些没有立即被选送毒气室的小孩也有自己的恐怖体验。他们被迫在水里站上数小时之久，直到他们别无选择就地大小便；这些水随后就会变成他们被迫饮用的水源。对其他人而言，命运完全取决于党卫军的心血来潮，点名时间可能长达一个小时、三个小时或一整天——可能还要加上晚上。在等待叫号的过程中，囚徒们被反复骚扰，长期隔离，还要进行把人榨干的操练。即使对一名健康人而言，集中精神站立数小时也不是易事，更何况要一整个星期这么站着，还要忍受羞辱，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些膝盖弯曲的人、摔倒的人以及本来就无法站直身子的人，会被党卫军狠狠殴打，或半裸着身子站着，从头上浇下一桶冰水。
暴行没有中场休息。
囚犯的一切过失都是滔天大罪：没洗好一只碗就会被关禁闭，只能与零星面包和脏水为伴；少了一颗纽扣也足以把一名囚徒送进没有窗户的狭小监房，房间只有电话亭大小，在里头的囚徒不得不赤着脚站在冰冷的石头上；脏兮兮的指甲也会招致一顿竹条加身的毒打；党卫军走过时忘记脱帽行礼经常得挨五十下鞭子，也就是他们说的吓人“鹰犬”；不适地皱一下眉或一脸苦相就能让囚徒直接受到中世纪的酷刑——把囚徒的双臂反绑在身后，高高悬于空中，令其摇摇欲坠。因此，死亡往往如约而至。1940年一次特别漫长的点名过程中，84名囚徒被冻死或被殴打致死。
集中营的管理层常会将那些尸体扔在庭院中，以儆效尤。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集中营里还有些囚犯活着度过了起初的几周。他们常常坚信，生存环境可能会有所改善，党卫军有朝一日可能会停止毒打他们的行为，让一切能恢复得正常点儿。这是不可能的。在奥威尔现象[23]的残忍逻辑之下，党卫军命令一队囚徒组成交响乐团表演（交响乐团成员是从欧洲各国首都的最为杰出音乐家中选出的，其中甚至包括华沙爱乐乐团的知名指挥），另一边的囚徒们则在寒意凛冽的暗沉清晨里发着抖，拖着步子走向各自所属的劳作，大部分跟墓地差不了多少。在木料场，砾石坑，建筑工地，几乎每天都有许多囚犯死去。
他们营养不良的程度相当骇人。集中营给他们提供的早饭是一份苦涩的咖啡替代品或者一份类似花草茶的玩意儿——如果那东西能叫早饭的话。至于午餐，他们所得的也不过是一碗稀薄的汤水，也许里面会掺上少量的土豆末、一点萝卜或者小米。晚餐时间，施舍给囚徒的是几盎司发霉的面包，那些面包陈腐走味，但囚徒们却不得不靠此熬到下一顿早餐。总共加起来，他们每日只能靠仅仅几百卡路里的食物维生。然而，即使囚徒死亡的速度如此快，靠着每日新来的大量犹太人，那些工作仍能够毫不间断地进行下去。
党卫军常常重复相同的话语，朝着囚徒咆哮：“干活！快干活！”
集中营里的生活残酷腌臜。连上一次厕所都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无论寒暑，许多囚徒都只能在户外厕所解手。其他人则必须在后建的军营里与超过30名狱友共用一个厕所。许多囚徒罹患痢疾，在厕所外头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无尽等待往往会持续数小时。党卫军还会当场击毙任何在厕所以外的地方解手的人。那些无法及时跑到简陋茅坑的人都被射杀了，尸体就那样躺在自己的一摊屎尿上，发出令人窒息的恶臭。活着的囚徒一身肮脏，散发着萦绕不去的气味，令人作呕。
在这种恐怖的情势下，许多囚徒常常企图结束自己的生命，朝着营地外围通电的铁丝网猛撞上去。
那些坚持苟活的人，即使是最坚强健壮的人，也会很快消瘦成一副活骷髅的模样，因饥饿而疯狂，几乎失去活下去的能力。他们的牙齿会蛀蚀脱落，头发和指甲会停止生长，眼睛凹陷在瘦削的脸庞上成了两个很大的坑洞。当他们无力行走，就试图爬行；当他们无力爬行，就试图用自己的肘部支撑起自己；当他们连这也做不到的时候，就会坐起来，目光惊惧，在其他囚徒的沉默与回避中拾捡着被丢弃的土豆皮，直到他们消失。
没有人真的想着要在集中营里生活下去；他们只想活得久一些。
正如一名纳粹医生所言：“这就是奥斯维辛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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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的确是奥斯维辛的法则之一。在那些纠缠凌乱的带刺铁丝网里头，伫立着数百间一层式建筑，这是“国中之国”，只为一人——阿道夫·希特勒所建的调整设施。自1939年起，原本看似无害的奥斯维辛劳动营，被建造成了一个拥有暴君专政和恶魔之心的机构。严格来说，集中营的司令官和党卫军直接听令于柏林政府，但实际上他们成了死亡的掌管者。管理层包括了顽固的纳粹分子如海因里希·希姆莱、约瑟夫·戈培尔、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早些时候还有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只听从希特勒和他臭名昭著的核心圈子的号令行事。
这里成为了世间最可怕的杀人中心，拥有近乎绝对的权力，可以毫无顾忌地侵吞公共财产，肆无忌惮地监读囚徒的所有私人信件。集中营拥有且控制着自有资金，在其势力范围内能够令任何官员实际停职。它能把类似正当程序或国际法的任何规则当做纯粹的麻烦，随意规避那些规则条款。在几乎完全保密的情况下运行，手指轻叩一下或眨一眨眼就能决定近200万无辜灵魂的生死——这一数字是美国内战死亡人数记录的三倍之多。
即使是在1944年，德意志帝国遭遇空前压力的时候，即使是在希特勒健康状况恶化且纳粹德国的派系及小团体党争加剧之时，奥斯维辛也从未动摇。一直到纳粹政权即将被推翻的那一刻之前，它似乎都是无所不能的。
到1944年为止，奥斯维辛就远不止是一个简单的死亡集中营，那时候它被称作奥斯维辛二代或比克瑙。它是一个由死亡、扭曲的实验和奴隶劳动组成的完整网络：奥斯维辛一号，即母集中营；奥斯维辛三号，即子集中营，内设独立设施营地莫诺维茨（Monowitz），专门生产合成橡胶，为纳粹的战争出力。最终，一个由约30个子集中营构成，隶属于奥斯维辛的高效网络系统应运而生。在那里，党卫军和德国私人部门并肩合作，办事冷酷无情又高效。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没多久，受到那里廉价奴役劳动力的吸引，加之纳粹管控着工厂、给出了优惠政策，一大批工业产业很快加入了庞大的奥斯维辛体系，其中包括快速消费品生产商、化工厂和金属装配厂等等。法本公司[24]也有合成油及橡胶工厂设在了奥斯维辛运营（法本公司还拥有毒气室使用的氰化氢毒气专利）。著名的克虏伯兵工厂[25]、西门子工厂、西里西亚鞋业公司、联合纺织工厂、切比纳炼油公司和德国国营铁路公司也赫然在列。德国土石料厂、德国食品公司、德国设备公司和各大煤矿也纷纷加入了它们的行列。这当中甚至还有一家鱼类家禽养殖厂和党卫军农业基地。但对于在这里的囚徒来说，这些企业都是一样的，他们面对的永远只有忍饥挨饿、艰苦劳作和无情剥削。
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大规模屠杀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触及集中营里普通德国人的生活及周边城镇。在某种类似美国人挺进西部的精神引领下，德国移民者到达了奥斯维辛及周边地区，他们来自旧帝国的各个角落，有从汉堡、科隆来的，也有从明斯特、马格德堡和慕尼黑这类地方来的，甚至有从维也纳来的。移民者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认为将德国的开明文化传播到斯拉夫东部落后地区是一种责任。他们怀着欢快的心情，为实现希特勒建立一个新社会的宏大愿景而来，一个不仅仅基于金钱、地位或名声，还要考验一个人的勇气和品性的新社会。
当然，他们也过了一段好日子。这一边，憔悴惊惧的犹太人蹒跚地走进毒气室，或是依靠捕食昆虫，填补吃不饱的肚子，又或是眼睁睁看着盖世太保一挥手，就把自己所爱之人送上末路，那一边，党卫军每晚都聚集在酒吧“德国之家”，就在奥斯维辛车站的正对面。这一边，门格勒和手下在监督囚犯的筛选过程，另一边的党卫军官正在畅饮醇厚的啤酒，与投怀送抱的年轻女子在邻近的旅馆同床共枕，把笑话一路讲到午夜。酗酒也是家常便饭。
实际上，纳粹的管理层似乎不遗余力地为努力工作的党卫军提供娱乐和消遣。集中营里，他们聚集起来开展大合唱、音乐会和各式稀奇古怪的娱乐活动。（圣诞期间，犹太人被迫合唱《沉默的夜晚》。）集中营有自己的音乐厅，还有热情的德国乐队定期东行，取悦他们。奥斯维辛也有自己的剧院，特色节目各式各样，从轻喜剧（德国人将之列为“小偷喜剧”）如《不安的新婚之夜》（Disturbed Wedding Night）和《一个在飞的新娘》（A Bride in Flight）到笑破肚皮的剧目如《漫画攻击》（Attack of the Comics），都纳入节目单中。也有高雅文化艺术，如德累斯顿国家剧院表演的经典剧目《歌德的过去与现在》（Goethe Then and Now）。似是为了驱散毒气室日渐沉重的阴影，纳粹引进了园艺设计师、景观造型师和植物学家等人来美化集中营，其中还包括来自柏林农业大学园林景观设计专业的杰出教授。
1943年，就在一队匈牙利犹太人被押送到奥斯维辛前几周，纳粹在奥斯维辛市场广场的棘轮酒吧（Ratshof Pub）举办了一场热闹的新年庆祝活动，集中营却笼罩在不祥之中。来自柏林的舞蹈乐队和奥地利的知名指挥前来助兴，众军官皆激动不已。庆宴的餐桌上有鹅肝、香浓牛尾汤、“蓝毯肉冻”、烤野兔、饼干、巧克力、香槟酒和煎饼，还有丰盛的西红柿沙拉。狂欢一直持续到了深更半夜，之后还上了甜点（有三种样式），还搭配了鲱鱼沙拉和大量咖啡。即使音乐停下时，这场欢宴也还不算结束。集中营还安排了一名喜剧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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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维辛有过任何一点羞耻心吗？或者纳粹统治者的良心曾受到过丝毫折磨吗？或起码的厌恶感？没有。他们只是大型死亡机构里倒霉的小人物，一颗没有灵魂的齿轮。在奥斯维辛，对于鲜血的饥渴从未被填满，刽子手甚至冷酷地抱怨体制的漏洞，让被驱逐的犹太人免于被押送到奥斯维辛的命运。相比之下，即便在欧美两地漫长的奴隶制度盛行期，口才尤佳的一些思想家为捍卫共通的人性所发出的呼吁也更响亮、更激烈，例如年轻的英国首相威廉·皮特（William Pitt），一直被视作“为英国政治增光添彩的最强大脑”，或是借一书之力就掀起美国内战的作家哈里耶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在所有那些试图榨取奴隶劳动而获利的人之中，也有陶瓷艺术大师乔赛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这样的人，在一系列大名鼎鼎的盘子上雕刻黑人屈膝被绑的浮雕，意有所指地发问：“难道我就不是人吗？就不是别人的兄弟吗？”但在奥斯维辛，或更上峰的德国管理层，甚至在德国人民内部，几乎没有一个人表达过类似的观点或做出类似的举动。与之相反，德国人还引用了安徒生笔下的传奇故事里的句子，“一切都似乎在火光中勾勒出了轮廓，一切都被笼罩在魔法之光下”。他们顽固地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口中的火焰吞噬了被屠杀者的尸体，他们所说的魔法之光是血肉燃烧成灰烬时发出的残酷光芒。
在希特勒的摩尼教世界观里，结束正义与邪恶之间的战斗，也就是雅利安种族与犹太人之间的斗争，是宿命的安排，势必达到高潮。无论战场上发生了什么，他们都不会减缓对欧洲犹太人实行的种族灭绝。希特勒曾经咒骂，“对犹太人不必讲人性！”因此，阿道夫·艾希曼，前旅游销售员，会感叹纳粹“不够尽力”。因此，海因里希·希姆莱吹嘘，党卫军在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过程中仍然保有“道德上的体面”，还颇为遗憾地表示，这一有计划的种族灭绝行为是不会被记录下来的“光辉篇章”。
就在庞大的盟军舰队为诺曼底登陆而在英国聚集，总统正处于康复阶段之时，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一名囚徒决心将这一切都记录下来，以期让全世界都能看到这一切。他决定警告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其盟友，匈牙利犹太人即将面临大屠杀，并敦促其团结救援和反抗的力量。
他决心完成一件从未有人成功，也几乎绝无可能的事情：逃出奥斯维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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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看外表，鲁道夫·弗尔巴（Rudolf Vrba）是最不可能胜任挫败纳粹的重责大任，或力扛欧洲犹太遗族的命运的那个人。事实上，19岁的他甚至不能说是一个男人，只是一个天真的少年。不过，毋庸置疑，19岁的他早已历经人世沧桑，和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一样，亲眼见证了太多的悲痛绝望。1924年，他出生于斯洛伐克托波尔恰尼市（Topolcany,Slovakia），原名沃尔特·罗森伯格（Walter Rosenberg），1944年换了个更时髦的名字——鲁道夫·弗尔巴，听起来不太像犹太人，他的朋友们都亲切地叫他“鲁迪”。他出身平平，父亲是一家锯木厂的老板，母亲是一名裁缝兼家庭主妇，对自己的烹饪手艺颇为自得。他和母亲时常互相取笑。从外形上看，他给人的印象很深刻：俊朗十足，有一头浓密的黑发，近似方形的体格让他看上去很高大，跟苗条躯干的搭配有些不相称，浓密的眉毛衬着明亮的黑眼睛，和拳击手似的下巴一同勾勒出了一整张面容。他既多愁善感，又精于算计，既冷静现实，又心怀慈悲，其他一些评价还有“浮躁”、“冲动”等等。17岁以后，他要么是在逃亡的路上，要么就是在死亡集中营里。
他很早就脱离了正规教育，受教育程度可以忽略不计。在斯洛伐克，由于纽伦堡法律对犹太人的严格限制，他在15岁时就被迫离开大学预科（高中）；他们只是简单地将他开除。但即便如此，他也从未失却希望，无论是对学习，还是其他任何事情。他没有选择放弃，反之，他找了一份卖力气的工作，自学了俄语和英语，还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一段时间之后，还能说波兰语和匈牙利语了。在最黑暗的那段日子里——事实上他的整个后青春时代都是在这种日子里度过——他总是能设法保住那颇具感染力的微笑，并找到制胜之道。当他需要的时候，这些总有不小的用处。
学校把犹太人拒之门外后，其他限制措施还在缓慢推行中。最初，斯洛伐克的犹太人被限制流动，只能在某些特定城镇中的某些特定区域内定居；然后，他们的旅行也受到了限制；贫民区逐渐兴起，犹太人被要求配戴大卫之星。再后来，驱逐法案也通过了，斯洛伐克的犹太人被告知，他们会被转移到波兰境内工作。随着纳粹把祖国掐紧在虎钳之中，弗尔巴决心以自己的方式奔赴自由之路。1942年3月，雪还在下着，他把黄色的大卫之星从衣服上剥下，在口袋里塞了大约十英镑的钱财，跳上了一辆由家族世交运营的计程车，没有向东开，而是像许多其他人一样大胆地朝着西方——英国的方向前进。他计划在那里加入流亡中的捷克军队。就在黎明破晓之前，他穿过了边境，进入了匈牙利，设法前往他的一名同学家。仅仅4小时不到，他又被打发走了。他试图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外乡人：穿着商务套装，臂弯里夹上一份当地的法西斯报纸。他拿着二等舱的票，成功登上了开往布达佩斯的特快列车。然而，自由越是触手可及，危险越是紧追不舍。差点在布达佩斯被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移交给警方后（有意思的是，他倒是从一名务实的法西斯分子那儿获得了帮助，还是同学家人介绍的），他试图以一名雅利安人的身份返回斯洛伐克。然而，匈牙利边境卫兵却逮捕并野蛮地殴打了他，卫兵嘲笑他是“肮脏、血腥的犹太人”，把他关进了诺瓦基（Novaky）的一座临时难民营。在那里，他很快了解到集中营的法则：贿赂、贪婪和欺骗。
奇迹般的，他在几周时间内又一次成功逃脱，慌张惊惧地穿过茂密的森林，设法回到了他出生的小镇上。在小镇上待了几天后，他再次被捕。这一次，他被交到了党卫军手上，送往了可怕的死亡集中营——马伊达内克（Majdanek）。
在马伊达内克，他第一次见到了一排接一排的丑陋营房、不祥的瞭望塔和带刺的通电铁丝网。他看见这里有数不清的同乡人——图书馆员、教师、车库业主、商店店主，全都被剃光了头，穿着褴褛的条纹制服，都在被屠杀的名单之上。然后，射杀开始了。这一边喇叭正播放着舞蹈音乐或武术歌曲，另一边党卫军将男男女女在沟渠边缘分排成了不同的队列，然后用机枪扫射收割他们的性命。弗尔巴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他看着那些死不瞑目的人，他们的面目凝固成一种不可思议的痛苦表情。他看到了那些被射中后试图爬走的人，也看到了那些即刻倒下、原地死去的人。那天死了1.7万余人，弗尔巴的兄弟山姆就是死者之一。
仅仅两周后，1942年6月30日晚上，弗尔巴被移送西南方，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起初，他天真地期待着这次旅程，还抱着幻想，那里将是个比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安全些的地方。他自己的话来说，在这里他碰上了“整洁、秩序和力量，还有防腐橡胶手套的铁拳”。他被剃了头，手臂上也被纹上了号码——鲁道夫·弗尔巴现在成了囚徒44070号。
无论他曾对幸存抱有多么强烈的希望，都很快湮灭了。他意识到，奥斯维辛只是个臭气哄哄的屠宰场。但在其他囚徒走向孤寂的尽头，或机械麻木地度过所剩无几的余日的时候，弗尔巴始终保持警觉。当其他囚徒在行刑之际尖叫着乞求饶命时，弗尔巴始终收敛自己的情绪。当其他幸存者正因自己的亲人被带向死亡、颤抖心碎时，他不知何故总能从脑海中召唤起旧日美好时光所残留的回音。从一开始他就努力思考生存策略，行事低调，意志如钢铁般坚强。他懂得食物意味着力量——即使茶水尝起来像是下水道的馊水，大块的面包里夹杂着木屑，也下定决心尽可能地多吃。他很快了解到集中营内存在着大型黑市，这一市场让很少一部分幸运的人活了下来，零零散散，却也令无数其他人在无以言表的折磨中死去。
弗尔巴是幸运的。首先，他很强壮，这使得他成为一名抢手的劳工。其次，1942年8月，他被分配到了特殊奴隶工作组，负责处理毒气受害者的财产。现在，他在集中营传说中的仓库“加拿大”工作，因为有些囚徒把加拿大想象成一个几近神奇的财富之地，把这个仓库戏称为“加拿大”。在这里，他把犹太人的财产运往奥斯维辛。犹太人下火车后，他会去检查他们的袋子，有时他还会进空车厢去清理死尸。在“加拿大”工作，弗尔巴得以进入党卫军的食品储藏库，大罐子里储藏着柠檬酱、坚果、果酱、蔬菜、火腿、牛肉、水果等等，塞得满满当当——全部都为了方便党卫军享乐取用而成堆地码放在一处，几乎伸手就能偷到。他了解到柠檬在黑市上标以高价，因为它富含维他命C。如果胆子够大，甚至还能拿到牛排。
当弗尔巴不再为生存费心筹划时，他仔细观察起那些致命的机关。接下去的11个月里，他难得身处有利位置，不仅身居集中营，还能在大多数物资人员运抵时待在现场。他愣愣地看着那些对奥斯维辛一无所知的人一脸茫然，无所适从，无力地爬下火车。
通过分拣他们的行李，他意识到他们为冬天打包了毛衣，为夏天准备了短裤，还有秋天需要的结实鞋子、春天时穿的棉衬衫——总之，他们准备了一年四季所有的衣着。他们带着金银钻石以供自己购买商品或行使贿赂。他们还随身带着家居生活的基本用品，如杯子、餐具和其他用具，这些明显的迹象显示，许多人都认为他们只是被“重新安置”在了东部的某个地方而已。
没有哪一天弗尔巴不在梦想着越狱。他每时每刻都意识到，尽管他在这里成功生存了很久，但每一天他都“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更接近死亡一些”，只是大限未到罢了。1943年夏天，他被指派成为比克瑙隔离营的登记员，戏剧性地提高了自己在奥斯维辛的地位。
在那里，他获准穿上正常的服饰，还获得了相对的自由，可以在营地中毫无阻碍地走动，吃上像样些的食物。他还和刚刚起步的集中营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络。地下组织之所以起步缓慢，是因为它的组织成员一直不断地惨遭杀害。
他开始耐心勤奋地统计每日大型屠杀的数据。他的记忆力惊人，在心中默默记下每一个到达的火车班次，仔细地将数字列成表格记录在木板上。每一群受害者抵达时，他都努力记住他们身上分配到的文身号码。他还跟其他登记员混在一块，计算出燃烧所用的燃料量，从而推算出火化的尸体数目。纳粹从集中营负责处理死者的特遣队里精心挑选出强壮的年轻男性犹太人，命令他们从毒气室和火葬场搬运尸体——没有被选上的候选特遣队员都被毒杀或射杀了——他清晰地了解到了毒气室的运作细节。最后，虽然年纪轻轻，但他已成为集中营内抵抗力量的通讯员。
如果生存有能力测试，那么他是最擅长的那个，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逃过了死亡、毒打和探查；他像是有九条命，可以交换出售。他也曾一度濒临绝境，但因为更合适的人的短缺，他能够设法一直“升职”，直到几乎成了集中营的“半固定”员工。取得了德国人的信任后，在一定程度的获准范围内，他再也不用挨饿，当其他人正被残酷的饥饿折磨致死时，他可以时不时啃上一口巧克力，吃上从葡萄牙运来的沙丁油鱼，或就着柠檬水吞下一片黄奶酪。
另一件稀奇事是，人们甚至开始用他的姓氏称呼他。
他是如何对待周遭的痛苦和死亡的呢？知道它们的存在，还要尽力忍受，一定是无以形容的恐怖。1943年夏末，弗尔巴已在奥斯维辛存活了超过一年。他坦承自己已经变得对人间惨剧有些麻木不仁了。但这只是轻描淡写的说法。那之后，奥斯维辛的世界也变了。9月7日，4000名来自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贫民区的捷克犹太人抵达这里。他们来时以家庭为单位，男人们拿着行李，孩子们手里紧紧抓着洋娃娃和泰迪熊玩具。党卫军的人开着玩笑谈论这些即将被拘禁的新俘虏。他们逗弄着孩子。这群囚徒既没有被送往毒气室，没有被派去工作营，没有与自己的家人分离，也没有被剃头，甚至被允许保留自己的衣物，在邻近一处专门为他们准备的营地里过着相对舒适的生活。党卫军非但没有毒打虐待他们，反而对他们予取予求。
弗尔巴和其他饿着肚子的幸存者透过铁丝网吃惊地看着这一切。这一边，每一天有成千上万的囚犯憔悴消瘦，拖着沉重得迈不开的双腿，吐着血或发黑的唾沫；那一边，这些捷克人却似乎过着一种近乎世外桃源一般的生活。党卫军组织游戏让孩子们在操场上玩耍。还有一所建在一间木制马厩里的小型学校，由前柏林体育教练负责管理。他们还给这些家庭提供了肥皂、药品和像样的食物等等。定时巡逻的警卫与那些兴高采烈的孩子轻轻打闹时，还会给他们带糖果和水果。当然，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弗尔巴探查得越深，了解得也越多。起初他只是微微惊讶。在登记员办公室里到处刺探侦察后，他发现捷克囚徒身上的文身号码与奥斯维辛无关。其后他发现了更震惊的事实，他注意到每一名囚徒登记时都附了一张独特的卡片写有：“隔离六个月采取特殊待遇。”当然，特殊待遇是意味着毁灭的代码。
弗尔巴很快把事情想明白了。特莱西恩施塔特贫民区和其中的犹太人是第三帝国捏造的假象，该贫民区是纳粹定期准许德国红十字会国外分会的参观者访问进入的地方，以此消除甚嚣尘上的大规模屠杀谣言。的确，在1944年2月下旬，阿道夫·艾希曼亲自带领德国红十字会国外分会的首脑参观了奥斯维辛的家庭集中营，以此作为德国对犹太人施行人道主义待遇的证明。捷克人已经成为了纳粹谎言里的走卒，死亡集中营没有消灭数百万的犹太人，他们只不过被安置在了东部的工作营里。因此，这4000人是分开管理的——这儿没有毒气和惯常的毒打虐待，也没有悲剧和骇人听闻的暴行。他们在这6个月里生活红火，结交朋友，教育孩子，围坐在一起享受家庭晚餐，坠入爱河，几乎过上了正常的生活，同时还抱着对自由的梦想。
但这一切也结束得如此迅猛，一如开端。3月3日，有人指示他们给故乡写明信片，忠实地记述下他们舒适的生活——但纳粹精明地在家庭营地的卡片上盖了纽柏林的邮戳地址，那是一个距离真正的死亡集中营西北方5英里外的小镇，从而也保护了奥斯维辛的秘密。为了完成这场欺骗，这群犹太人被指示请求亲戚给他们寄送食物包裹。所有卡片上的日期都填迟了3周。
3月7日当天，距他们抵达之日恰好6个月之时，他们听到了数百人的脚步声，那是党卫军卫兵突然包围了特殊营地。
集中营负责处理死者的特遣队早已被通知点燃火葬场的炉火。
下午三点左右，卡车到了。一小队管理其他人犯的囚徒头目对孩子们的哭泣无动于衷，无情地向囚徒们挥舞起棍棒，逼迫他们登上运输车辆，将他们送往毒气室。看到更衣室的那一刻，这群犹太人看见命运的面孔变得凶残至极，清晰无比。他们已经闻了几个月这种来自火葬场的烟味，知道前方等待着自己的是什么。但这一切都太迟了，他们袭击卫兵，赤手空拳地反抗着。但结局来得如此迅猛，一如开端。党卫军早有准备，快速坚定地冲上来，用枪托击打顽抗的受害者，若是这没起到该有的效果，就上火焰喷射器。赤膊的囚徒们头破血流地被赶进了毒气室。当毒气浓缩弹自屋顶啪地掉落下来时，他们先是唱起了捷克的国歌，然后是希伯来歌曲《希望之歌》，直到将自己的生命耗尽。
弗尔巴悲愤欲绝。寄希望于囚徒间的叛乱是徒劳无用的，他现在意识到唯一的希望是越狱出去，以某种方式向世界发出警示。几个月来，弗尔巴都在秘密筹划自己的逃亡之路。虽然，他知道到目前为止的每一次努力都失败了；但是他别无选择，只能采取行动。
* * *
1944年初，纳粹又开始在奥斯维辛加修一条铁路，这条铁路直通毒气室，由此，将不再需要卡车运输和人员筛选，只要简单地打开火车门，无论男女老少都将立即转投死亡的怀抱。弗尔巴惊呆了，他透过办公室的窗户看得到新轨道。轨道沿着宽阔的大道慢慢前移。囚徒们为了这些铁轨日以继夜，甚至在电弧灯下加班加点。他另外注意到还有一些囚徒正在敲打建造些什么，几乎将整个集中营的规模扩大了一倍。奥斯维辛的扩张只意味着一件事：纳粹正为接收大批犹太人做准备。唯一一个还剩有大量犹太人口的地方是匈牙利，这一点经由党卫军之口确认证实。这名党卫军开了一个粗劣的玩笑说，集中营正在期盼新的物资，这批物资都贴着“匈牙利腊肠”的标签。弗尔巴立刻明白了他的言外之意。来自荷兰的犹太人被毒杀时，他就已经听闻党卫军在吹嘘他们为旅途打包的奶酪；法国犹太人到的那会儿，党卫军尽情享受了沙丁油鱼；希腊犹太人进入集中营时，党卫军携带着成捆的哈尔瓦糕[26]和橄榄。
弗尔巴和他的朋友们估测，有100多万名匈牙利的犹太人正身处险境。即使是奥斯维辛，这样转移并屠杀他们都将是创纪录的行为。这一推测似乎不仅合理，而且是极有可能的。一些囚徒领袖翻出来的德国新闻报纸正在报导德国军队向匈牙利进发的消息，目的是恢复当地的秩序，纳粹已经扶持了一名傀儡领导人，他们现在控制着匈牙利人的命运。弗尔巴慢慢消化着海量的事实。现在他想做的不仅仅是揭露纳粹反人类的罪行，他还想阻止这些暴行。他过分乐观地把希望寄托于向匈牙利人示警，帮助他们纠集“一支百万强军，宁可战斗到底，而不是束手待毙”。如果匈牙利人知道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弗尔巴相信他们至少会在登上运输火车前奋起反抗，也许他们甚至会因此而获救。
弗尔巴煞费苦心地将之前所有失败的越狱行为都评估了一遍，仔细审查其中缺陷，试图填补完善它们。
* * *
他十分清楚，破解纳粹分子的防御工事有多困难，然而，集中营里其他所有人“都可能会死”，但他有一种近乎迷信的感觉，他始终相信自己无论如何都会成功的，几乎将之奉为信仰。他知道逃跑的惩罚——在奥斯维辛的第一个礼拜就见识过。那一天下午，弗尔巴朝营地走去时，见到了两个移动的绞刑架。在集中营司令官鲁道夫·胡斯的注视下，数千名囚徒被聚集起来。然后党卫军的一名四级小队长大吼一声，用粗嘎的声音通报，他们抓到了两名试图逃跑的波兰囚徒。他尖声叫喊：“这是集中营管理层绝不容许发生的事情。”两纵队党卫军包围着两名肮脏瘦弱的赤脚囚徒，把他们拖上了绞刑架。他们的外衣上夸张地钉着一行醒目的字——“因为我们想逃跑”。
军鼓的击打声渐行渐强，囚徒们在嘹亮的鼓声中迈着步子。但绞刑架上的俘虏都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愤怒、软弱或恐惧，只有在踏上木质阶梯时，身体才摇晃了一下。其中一个囚徒开始说话，但声音淹没在二十四名鼓手敲打的鼓音中。当刽子手把绳索套在这两人的脖子上、并拉动操纵杆时，他还在徒劳地说着什么。活板门打开，先是一声沉闷的撞击，然后是另一声。令弗尔巴感到恐怖的是，这两名囚徒只落下了半英尺左右的高度。他们没有被绞死，而是慢慢被扼住呼吸，窒息而亡。聚集起来的人看着逃犯疯狂地扭动着身子，然后慢慢地扭动，再然后一动不动。
鼓声停了，沉闷压抑寂静却笼罩了下来，直到纳粹打破死寂，严苛地下令弗尔巴和剩下的囚徒必须盯着尸体再看上一个钟头。集结的纳粹梯队依次收队。夕阳之下，弗尔巴咽下了想说的脏话，看着悬吊在半空的囚徒，再度坚定了自己逃跑的信念。
* * *
对弗尔巴而言，越狱的挑战在于奥斯维辛集中营被分成了里外两个营地——外面的营地是囚犯干活的地方，里面的营地则是囚犯睡觉的地方，这的确是个不小的阻碍。这就相当于，逃亡者必须逃脱两个营地，而不止一个营地。注满了水的沟渠包围着奥斯维辛集中营靠里的营地，沟渠宽六码，深五码。相应地，这条沟渠周围建了两圈五英尺高的分离式高压电带刺金属丝栅栏。除了这些物理上的阻碍，还有人的威胁。在瞭望台上的党卫军们无论日夜都把机枪的枪口对准了囚徒。当夜幕降临，弧光灯会把所有营房和带刺铁丝栅栏照得通明。如果逃犯未经准备就试图突破这些防卫，瞭望塔就会发出尖锐的警报声，警笛、哨声响声大作。几秒钟内，三千党卫军和两百只咆哮的猎犬组成的庞大队列就飞快地将整个区域封锁起来。那些他们不得不靠人力巡逻的空旷地带处于内外两个营地之间，是全然荒芜之地，这片区域明显是为屠杀而设计的。想逃跑的囚犯穿过那片灰尘弥漫的空旷平地时很容易被捕，而且面对两边区域排列的瞭望塔下的交叉火力，毫无办法。
弗尔巴仅剩的一丝机会是在警报拉响后，军队和猎犬只会在营地里巡寻三个日夜。如果到时候没有抓到逃犯，德军就会认为犯人已经逃脱，撤回搜寻的人手。这个时候，搜寻工作就会移交给奥斯维辛之外的党卫军政府处理。弗尔巴后来详述这段经历时说道：“在我看来事情很明显，如果能够在靠里的营地边界之外藏匿三天三夜不被发现，就有合适的机会逃出去。”
也许这是个合适的机会，但目前为止却没有人想出如何抓住这样的机会。但弗尔巴夜里躺在坚硬的木板上入睡前，开始了自己称之为“逃跑技术的科学研究”。
很快，弗尔巴找到了一名盟友，来自俄国的狱友德米特里·沃尔科夫（Dmitri Volkov）。这个魁梧的大块头将弗尔巴纳入了自己的羽翼之下，弗尔巴经常给沃尔科夫面包和人造黄油做的口粮，几个月来，弗尔巴用自学的俄语和他谈论了很多伟大的俄国作家。然后有一天，他们换了话题。骄傲而又渊博的前陆军上尉——现在的战俘沃尔科夫给弗尔巴上了一堂关于成功越狱必要元素的速成课。沃尔科夫告诉弗尔巴，他需要准备一把防身的刀具，万一被捕的话，还需要一片剃须刀片——用来割开自己的喉咙。他还需要一枚指南针和一块手表，这样就能对自己的旅程有点时间概念，也能弄清自己身处的方位。他应该白天睡觉，只在夜里行进。他还需要食盐，因为靠食盐和土豆能挨上几个月。同时，千万不能带钱，因为饿肚子时就会想要用钱买食物。相反，沃尔科夫叮嘱弗尔巴要远离人群，还强调绝不可喝酒来庆祝自由。换句话来说，正如他所言——离开集中营的那一刻起，战斗才算刚刚开始。
可能他最实用的一条建议，就是带上在汽油里浸泡后又晒干的俄罗斯烟草，并将这些烟草洒在自己身上，这条建议在后来救了弗尔巴一命。沃尔科夫保证这种气味能够迷惑那些追踪犬。
沃尔科夫讲完了他的经验之后，这两个男人就再也没说过话。为什么？沃尔科夫被押送到毒气室了吗？弗尔巴从未得知。但是弗尔巴还有其他老师。1944年1月，弗尔巴的五名狱友，其中包括弗尔巴的一名斯洛伐克友人，一同奔赴自由；他们差一点儿就逃出了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抓不到三个小时，党卫军们就以极为残酷的方式戕杀了他们。他们的身体被达姆弹撕成了碎片。这些死去的逃犯被党卫军们拖回集中营安置在椅子上，他们的衣服沾满了鲜血，肢体残缺不全，无法辨认。党卫军还残暴地在他们身上挂上“我们回来了”这样的标识。
如此看来，弗尔巴的计划好像已经废了。但后来他认识了查尔斯·格里克（Charles Unglick），一名曾在敦刻尔克英勇战斗过的前法国上尉。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格里克是极少数看上去坚不可摧的人之一。他健壮富有、无所顾忌，是个恶棍一般的人物，他设法在集中营取得了相当大的影响力，恐吓犯人头目，贿赂党卫军，甚至还会欺辱特遣队员。格里克发现党卫军守卫里面有一个孤儿，是被说意第绪语的犹太人抚养长大的；很快，他制订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他从“加拿大”带来的金子和钻石就藏在营房的木板下，他打算用这些财物去贿赂这名守卫，让他偷偷把弗尔巴和自己带出去，这样他们就能穿过敌人的战线逃往巴黎。为什么这名守卫愿意这么做？弗尔巴很怀疑。但格里克坚持认为这名守卫对犹太人怀着无以言说的同情。
他们把逃跑的日期选定在1944年1月25日晚上7点，就在三天后。当天夜里立正点名的时候，晚风吹过营地，囚犯们战栗不止。弗尔巴在等待与格里克和那名党卫军守卫会合的过程中，几乎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他想，这将会是他最后一次被点名。自由！还能为那些身处奥斯维辛集中营以外的犹太人提供帮助。
7点到了，7点又过了。7点5分了，7点10分了，然后7点15分了，弗尔巴有种不祥的预感，所有的一切都出错了。但偏巧，正当弗尔巴痛苦地来回踱步的时候，他被要求去同其营区长官谈话，这名长官是一名有声望的斯洛伐克知识分子。弗尔巴紧张得几乎不能思考。不知所措之中，他拜见了长官，还一道分食了一碗匈牙利牛肉汤。弗尔巴一回到外面，另一名登记员就跑过来告诉他，格里克正四处找他，迫切地想要与他见面。
弗尔巴立即奔至约定的碰面地点，但那里却没有格里克，也没有卡车和党卫军守卫。他们逃走了吗？弗尔巴回到格里克的房间，撬开松动的地板，发现那袋金子钻石已经不见了。但他无法得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也意识到，他让自己手中的渺茫机会溜走了。
弗尔巴的幻想破灭了，他浑浑噩噩地回到了自己的营地。大约半小时的时间里，他跟其他囚犯交谈时都无法集中自己的思想，只能喃喃自语些无谓的话语；那时大概8点钟左右。随后可怕的呼叫声打破了夜晚的宁静：“十四号高级营区！十四号高级营区！”
黑暗中，随着营房来回照射的强光灯，弗尔巴战战兢兢地走到十四号营区的庭院，他的心跳几乎停止。格里克的尸体就躺在那里，子弹射穿了他的胸膛，血汩汩地淌出来，染红了他的脸和脖子。弗尔巴低下脑袋。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很难形成持久的关系；很少人能存活足够长的时间或者有足够多的精力去经营培植这样的关系。但是弗尔巴把他的友谊给了格里克。他们曾经一起说笑，一起做梦，但现在他被害了。果不其然，那名党卫军守卫一直都在欺骗格里克。他将金子和钻石装进了自己的口袋，然后朝格里克的胸口开了一枪，向集中营的长官报告他阻止了一次逃跑事件。
凝视着格里克扭曲的身体，弗尔巴几近绝望。他曾试图欺骗命运却徒劳无功。他在筛选过程中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成千上万囚犯在几周内丧生，他又奇迹般地熬过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残酷折磨。然而现在，他却失去了这看似最好且可能也是唯一的机会。格里克的死让弗尔巴的所有希望都破灭了。
弗尔巴压抑住悲伤和怒火，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但无济于事。不过他的悲怆忧伤是短暂的，因为几个星期后，另一个机会出现了。
* * *
弗尔巴在奥斯维辛的人际网络还有一些朋友，其中有一个比较特别，名叫弗雷德·韦茨勒（Fred Wetzler），他也是一名登记员，与弗尔巴同乡，来自斯洛伐克同一个小镇。弗尔巴毫不怀疑地认为自己可以信任韦茨勒。和弗尔巴一样，韦茨勒在奥斯维辛也属于稀有动物。他25岁，在集中营里颇受欢迎，甚至跟德国人也相处得很好。他对奥斯维辛内部运作方式了如指掌，任何蛛丝马迹都了然于胸。弗尔巴很喜欢他，现在他要把自己的性命托付在此人手中。
韦茨勒的逃跑计划和其他人的不太一样。因为纳粹正为安置即将大量涌入的匈牙利人紧锣密鼓地扩建集中营，混乱多于正常的秩序。韦茨勒从几个斯洛伐克朋友那里得知，外部营地里已经堆放了大量木板，事实上，那一大堆建筑材料间有一处特别准备的藏身地点。这堆木板中间有个足够容纳四人的空洞。木堆本身的位置在内部营房的瞭望塔和高压电网旁边。所以如果能安全地在里面待上三天，搜索派员就会撤回，剩下就是向着安全全速行进。这既是天才的计划，也是疯狂的计划。弗尔巴和韦茨勒将胆大包天地藏身在最显眼的地方。
碰巧，另有四名斯洛伐克人愿意做开路先锋，而且成功了，这令弗尔巴心神振奋。党卫军疯狂地搜索，且逐日加强搜查力度。三天过去了，那几个斯洛伐克人依旧没有被找到。弗尔巴和韦茨勒决定等两周，再如法炮制。但七天后，他们的希望破灭了，党卫军带着被狠狠毒打的逃犯回来了。弗尔巴不发一语地看着他们一个挨一个地当众受鞭刑，然后被带去进一步审问。在弗尔巴的推断里，党卫军迟早会撬开逃犯的嘴巴，找出珍贵的藏身地点。
但弗尔巴和韦茨勒还是想知道确切的消息。
弗尔巴设法混进了惩戒区，其中一名囚徒悄悄给他递了消息：他们还没透露那个空洞的存在。
可以信任他们吗？党卫军是不是在玩猫捉老鼠的把戏，正如他们之前多次做过的那样？弗尔巴和韦茨勒认为他们只能抓住这次机会。
* * *
整个冒险的过程危机重重，但他们很快敲定了具体细节。
弗尔巴曾有机会短暂研习过上西里西亚地区的地图，粗略记住了他们的逃跑路线；他们会沿着索拉河前进，然后沿着火车轨道长途跋涉，就是那条运载着一车又一车犹太人的轨道。两人从“加拿大”的大型储藏室偷拿了几套精心编织的荷兰粗花呢夹克和大衣，还有厚重的靴子和一件白色羊毛衫。他们还找到珍贵的俄国烟草，浸过汽油后晒干。弗尔巴还设法找了一把刀藏起来。他们会带上面包和人造黄油做干粮，还有一小瓶酒以补充水分。极为重要的是，他们还说服了两名波兰囚徒，待他们一溜进木板堆，就帮他们把头上的木板推回去。他们知道后勤是个大问题，也知道需要等待最佳时机，悄然无声地行动，等待大好运气，还要有毅力：起初的三天，他们要承担被猎犬发现的风险。
他们把日子定在1944年4月3日凌晨2点，但当时一名疑心甚重的党卫军正站在韦茨勒所在院子的门墙外，使得这一计划泡汤了，韦茨勒也明智地选择了放弃离开。
* * *
翌日，4月4日，一名南非飞行员开着一艘空中侦察机经过奥斯维辛上方2.6万英尺高空处，打开了机载相机。他从位于意大利南部的福贾市（Foggia）的盟军空军基地起飞，然后向北飞行。他正在搜寻可轰炸的目标。当他操纵飞机飞翔在上西里西亚这一区域时，按下了相机，曝光了位于莫诺维茨的二十多处奴隶劳动营，也是法本公司制造厂的所在地。而奥斯维辛的死亡毒气室距离莫诺维茨只有3英里。就在这一天，奥斯维辛将迎来一列满载着犹太人的火车，这是来自意大利北部城市里雅斯特（Trieste）的驱逐出境专用列车，这座城市还在德国的控制下。车上载有132名被驱逐者，其中103人立刻就被送进了毒气室。
拍下这些照片不过几分钟时间。未经曝光的胶卷随即就被加急送到了位于英格兰西部的英国皇家空军站，由情报专员洗印并研究这些模糊的相片。他们正在寻找可轰炸的特定工业设施。但当他们检查胶卷时，发现有三幅相片上呈现了一排排的临时营房。这是奥斯维辛第一次为人所知。
* * *
时间又过去了四天，弗尔巴和韦茨勒努力尝试，却都失败了。
每一次他们行动被迫中止都是因为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出了岔子，要么是他们的两名共犯之一被拦下，要么是因故将计划延期。是不是党卫军在怀疑什么？弗尔巴和韦茨勒无从得知。
终于，他们决心在4月7日那天逃跑。那天早上，他们的举止一如往常，似乎一切正常。但下午一两点的时候，弗尔巴再度朝着木板堆走去。周围到处都有人在敲敲打打搭建造物，汗水、咒骂共混乱齐飞。三级党卫队的两名新队长突然围夹住紧张害怕的弗尔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两名党卫军。他们评论起他的衣着打扮，还管他叫作裁缝的“假人儿”。作为一名登记员，弗尔巴在奥斯维辛确实有点特殊，他被允许可以基本按自己的喜好穿着。不过，这两名纳粹对他的外套颇为不满，他们举止傲慢，草草翻查了一番他的口袋，从中发现了一把烟草。弗尔巴呆若木鸡。难道他的计划甚至来不及开始就完蛋了？他汗如雨下，却依旧努力保持镇静。他知道如果他们掀开他的外套，就会看到他的西装下还有别的东西。要是他们查得更深些，还会发现那块特地为逃亡盗出的手表；那一刻，那块手表正藏在衬衫下硌着他的皮肤。只要手表被发现，他就肯定会由于企图逃跑而被处决。还有被他藏起来的小刀和火柴。
只要扯下几颗纽扣，一切就会化为乌有。
然而这两名德国人翻完了他的口袋，就放了手，他的外套纽扣依旧扣得牢牢的。他们反而嘲笑奚落起他来，还拿一根粗壮的竹棒去打弗尔巴的肩膀。弗尔巴明显地缩了一下身子，疼痛笼罩了他的内心。德国人一阵冷笑，来回踱步继续审视着他。他们告诉弗尔巴，是时候让他看看十一区里头是怎么教囚徒们规矩的了。他吓得呆站在那里，一块肌肉都不敢动弹。然后，其中一人突然冲弗尔巴的脸上来了一拳，冲他一声尖吼——滚出我的视线！弗尔巴惊得忘记了思考，几乎说不出话来，只等着他们的下一个动作。但随后纳粹很快又觉得他们不想去十一区。相反，他们将向政治部报告弗尔巴的问题，在点名后弗尔巴就会被抓起来。
现在，弗尔巴被通缉了，距离从队伍里被拎出来只剩下几个小时的时间。
弗尔巴飞奔回他所属营区的大门，然后又多绕了一倍的路到木板堆那里。弗尔巴努力以慢悠悠的速度踱过去，看到盟友们早都已经等在了那里。波兰人站在高处劳作，韦茨勒则在下面。他们看到弗尔巴时都张大了嘴巴，但是没有发出任何声音。现在他们动作很快，因为必须争分夺秒来完成这个骗局。波兰人把木板推到一边，微微点头示意。弗尔巴和韦茨勒静立了一会儿，然后爬到木板堆的顶上，将双腿放到开口处，再滑进空洞中。他们听到头上木板放回去的声音，随后是波兰人一步一步爬下木板堆的声音。
里面一片漆黑，空气闷热。两人被迫像鸟一样以一种极为难受麻木的姿势坐着。有差不多15分钟的时间，弗尔巴和韦茨勒一动不动，一言不发。
他们唯一能听到只是自己粗嘎的呼吸声。
* * *
15分钟过去了。外面没有骚动，什么都没有发生。弗尔巴开始忙碌起来。为了阻挡猎犬，他把木板之间的狭窄空隙都用俄罗斯烟草粉末填满，这辛苦活儿花了近一个小时。完成这项工作之后，弗尔巴和韦茨勒都沉浸在了自己的思绪中。现在才下午3点半，下午5点半才是关键时刻，那个时候点名开始，囚徒们会被勒令站成一排。弗尔巴当时既害怕又激动。他一直提心吊胆地拨弄着手表，盯着表盘上的时间看——目前他的双眼已经适应了黑暗，还把手表放到耳边确认手表没有停止。最后，他强迫自己把手表收起来。在木板堆里，他不需要它，韦茨勒也不需要。他们两个只要听听外面钻进来的声音就能分辨时间。常规安排总是一成不变的。他们蜷伏在黑暗里，确信自己听到了囚徒们回去点名时发出的沉重脚步声。
到了5点25分，弗尔巴料想党卫军已经发现他们逃跑了，现在正在商议如何应对。5点半的时候，弗尔巴心跳加速。不知何故，还没有人敲响警钟。下午5点45分，外面仍旧安静得出奇。弗尔巴有种预感，他们随时都会听见拉开木板的声音，然后一抬头就能看到一排黑洞洞的机枪口。到6点钟了，仍然没有警报声传来。
“他们在玩弄我们，”弗尔巴低声说，“他们肯定知道我们在哪儿。”
韦茨勒害怕得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只能点头表示赞同。
突然，外面传来了一阵尖声嚎叫，警报器拉响了。
* * *
几分钟不到的时间，黄昏前的暗光降临到集中营，弗尔巴和韦茨勒已经可以听到了党卫军的靴子踩在地上发出的沉闷声响，他们的追击者列成了横跨大地的阵势。狗舍里，200只经过特殊训练的猎犬倾巢而出，狂吠着搜索起奥斯维辛和比克瑙的每一寸角落。就德国人而言，这是一场印象深刻的力量宣示；他们爬遍了周遭的乡间区域，成百上千成排成列的单层矮营房里到处都是他们的身影。现在，数千人卸掉房门，扒开地板，从一栋建筑冲进另一栋建筑。弗尔巴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从各个公共厕所到“加拿大”，每一间营房都会迅速彻底地被搜查一遍。整个过程会持续三天。每个囚犯都会查了又查，查上几个小时；很多囚犯还会受到严刑拷问。弗尔巴和韦茨勒的内心被兴奋与恐惧轮流占据。兴奋是对成功的期盼；恐惧则是因为想到了被抓住的下场。
恐惧只增不减。起初，德国人还在远处，但很快就逼近了这里——奥斯维辛集中营构造庞大而复杂。突然，两人听到一名党卫军军官高喊：“到这些木板后头瞧瞧去！”当他们听见德国人爬上木材堆的时候，弗尔巴和韦茨勒呆住了。一阵砂砾和着尘土抖落在他们身上。两人担心自己会打喷嚏，用手捏住鼻子。正如所料，搜索正在逼近。现在，除了守卫粗哑的喘息声，他们还能听到头顶上方气喘吁吁的猎犬在乱吠，还有它们的爪子从这块木板滑向那块木板的刮擦声。希姆莱曾亲口夸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猎犬已经受训，学会了把人撕成两半的本事。
即使在黑暗中，弗尔巴也能看见韦茨勒眼神闪烁，牙关咬紧。他们似乎已经用完了所有好运。弗尔巴把刀子握得更紧了。他发誓绝不让自己被活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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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人没有听到任何动静，猎犬也没有嗅到任何气味。不管怎样，俄罗斯烟草管用了，没有人想到要把木板移开。猎犬“刺棱”一下循着许多混杂的气味跑向了集中营的另一分区。卫兵们尾随着它们，搜索发出的嘈杂声渐行渐远，直到成了远处模糊的声响。对于弗尔巴和韦茨勒而言，这就已经值得庆贺了。但他们都明白这只是个开始。
那些人和狗彻夜搜索，反复在木板堆周围来回扫荡。为了盖住他们自己的声音，韦茨勒想起来把法兰绒的带子沿着嘴巴捆上，只要两人中有人感到喉咙发痒，就把带子拉紧。
然后他们听到了另一种更为熟悉却令人心生寒意的声音——载着新受害者开往毒气室的卡车发出的可怕铿锵铮鸣。弗尔巴在心中默数。从十开始，然后是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即使是在全军出动的搜索行动档口，奥斯维辛的死亡业务也仍然继续极速进行着。弗尔巴和韦茨勒可以勾勒出洗浴者排的队列，想象出犹太人痛苦的嚎叫和呜咽。然后他们什么也听不到了，直到尸体一具接一具被运进锅炉里发出了单调如一的声响。他们的藏身之处正好靠近四号火葬场。
一个又一个小时过去，他们听着特遣队打开小铁门，把毒气室中蜷缩扭曲的尸体推进去，让它们在火焰中燃烧成灰烬。一个又一个小时过去，他们呼吸着血肉毛发燃烧产生的刺鼻气味。这是一车比利时犹太人，319个灵魂被即刻毒杀了，其中包括54名孩童。
第二天的情况更糟糕。搜索队员愈发抓狂，弗尔巴和韦茨勒更害怕了。他们已经有超过24个小时没敢进食进水了。浑身脏兮兮的，胡子拉碴，筋疲力尽。他们会低头打盹睡上一会儿，然后被更多的追捕声拉回现实。他们现在听到新的声音了。纳粹不停地更换通行密码，哨兵们在外圈到处突击，军官们吼叫着发号施令搜一遍这里，查一遍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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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两人在木板堆里捱到了第三天，疯狂的搜查行动放缓了。在他们周围，党卫军仍在继续排查追击——直到下午2点。弗尔巴和韦茨勒竖起耳朵仔细聆听，他们听到两名德国囚徒正就逃犯藏身之处的传言交换意见。他们更倾向于相信，这两人还留在集中营内等待时机，而非已逃之夭夭身处千里之外。其中一人随后看了看那堆木板堆。
“你认为他们可能在那里？”他问同伴。
另一人摇了摇头。若是如此，猎犬肯定能嗅出他们的气味来。
不对，第一个人坚持自己的观点——“如果他们找到了一种消除气味的方法呢？”
“可能性很小。”对方答道。
这两人爬到了木板堆上，开始移动木板。对弗尔巴和韦茨勒而言，他们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不祥预感——现在这是第一天情况的重演。弗尔巴再一次拔出了刀子。他屏住呼吸，紧紧贴靠着空洞的边缘，妄图让自己以某种方式消失。那些德国人现在距离发现他们只有咫尺之遥。然而，就在下一块木板被搬开之前，就在德国人即将发现他们的猎物之前，集中营的另一端传来了巨大的声响。德国人向发生骚动的方向跑去，心里认定那边抓到了弗尔巴和韦茨勒。凭借这千钧一发的运气，弗尔巴和韦茨勒又安全了。
藏在木板堆里距离自由的可能只剩一天之遥。4月9日一整天，弗尔巴和韦茨勒都保持沉默，不发一语，但对奥斯维辛而言，这却远不是安静的一天。那一天恰恰又有一队邪恶的卡车隆隆上路，载着即将被毒气杀害的最新受害者，他们随后也将被火化；但这一次他们运送的是特殊人群，是那些曾被安置在马伊达内克集中营中的犹太人，弗尔巴曾被送到那里待了两周后才被送到奥斯维辛。现在，随着复仇的苏联军队不断向西推进，党卫军疯狂撤出了集中营，准备废弃那里。固执的德国人和疏散人员一块儿将木制运畜拖车封死了，甚至烧毁了所有记录，还拆除了马伊达内克整个集中营，这都是纳粹的一桩桩背信弃义之举。他们枉费心机地试图掩盖自己的罪行，还挖出并烧毁了埋在森林里的1.7万具尸体——德国人在1943年11月3日仅一天时间里，用机枪在林子里扫射杀死了他们，这一天成了纳粹口口相传的“收获节”。他们无法处理的部分是死者的鞋子，成千上万，堆积如山，其中有很多是婴孩的鞋子，只有成年人的半只手掌那么大。
整整8天，来自马伊达内克的火车向西缓行而来，车轮沿着磨损的铁轨爬行，伴着嘟嘟的汽笛声。对于囚徒而言，这段旅途只是纯粹的痛苦。整段旅程没有水也没有医疗服务，撤离人群身躯瘦弱，光头无发，衣不蔽体，不抱任何幻想。这一次，有一些人反抗了。有20人试图在火车上找出路逃跑。党卫军不紧不慢地将他们全部当场射杀。这一路下来，还有99名撤离者未能坚持到奥斯维辛，他们在路途中就死在了汗水和垃圾散发出的作呕恶臭之下。那些幸存下来的人呢？他们虚弱疲惫，有些差不多都无法动弹，活得简直猪狗不如。一到那里，他们要么被毒气毒死，要么被文上编号去做奴工，直到紧随其后的死亡将他们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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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充斥在空气里的不只是死亡的声音。傍晚时分，弗尔巴和韦茨勒远远听到空中传来一阵嗡鸣。嗡鸣声渐行渐近，最终成了重型飞机的隆隆声。很快是一连串的哨声。随后地面遭到了连绵不断的爆炸，木板堆剧烈地摇晃起来。弗尔巴和韦茨勒屏住呼吸。集中营终于被发现了吗？盟军终于准备轰炸瞭望塔和通电铁丝网了吗？他们想知道，“这是不是奥斯维辛的末日？”有那么一瞬间，弗尔巴神志不清地以为他们正要被解放了，甚至不由为自己这一想法亢奋不已。爆炸声的源头是防空火力断断续续的攻击，机枪从营地的地面向天空疯狂射击。木板堆摇晃着，抖落了更多尘土，强烈的光线射入木堆之中，四周一片刺眼耀目的光芒。但奥斯维辛本身并没有遭到攻击，盟军的轰炸目标是几英里之外的工业设施。飞机声消失在远方之后，集中营依然安然无恙，弗尔巴和韦茨勒再度听到铁架的叮当声，依旧能闻到火葬场散发出血肉焚烧的气味。
他们沉默着度过了4月10日。下午6点半，距离第一轮警报响起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天，他们听到党卫军的呼喊声盘旋在营地上空，从一个瞭望塔传到另一个瞭望塔——“拉起警戒线！”或者是“撤离警戒线！”这是暂停在奥斯维辛内部搜查的命令。卫兵们将各就各位回到自己的岗位和营地，猎犬也会回到狗舍里。搜索结束了。现在，就靠党卫军在奥斯维辛墙外的机关网络来抓捕逃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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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党卫军武装部上校哈滕斯坦就向柏林发送了一封关于越狱事件的电报。东部盖世太保所有的机构、全体刑事警察单位和边防已经准备就绪开始寻找这两名犹太人，指名通缉弗尔巴和韦茨勒。他们办起事来和纳粹管理集中营一样效率惊人，通过有线电讯发送这份报告，犹如伸长的触手在散播消息。如果抓捕成功，则将会向奥斯维辛发送一份详尽完整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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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边，木板堆里的弗尔巴和韦茨勒正在犹豫要不要转移，他们担心搜索结束只是党卫军引蛇出洞的诡计。夜晚的空气冒着寒冷气息，他们打着哆嗦等待着。
等到9点，两人再没有听到什么不寻常的声响，没有证据表明有人认为他们依旧藏在奥斯维辛里头。在肮脏和黑暗中屈身蹲了大约三天后，他们僵着身子站了起来，开始推起他们头顶剩下的木板。他们奋力推动，木板却纹丝不动。于是他们一同喘着气，用力，流汗，使出了身上每一丝力气去推其中一段木材。他们设法把手指抓着木板边缘，将它再抬高一寸。最后，他们举起了木板的一边，惊异地看着黑暗无月的夜空中一串串璀璨的星星。
如果那两个德国人没有试着在木板堆搜查，拿开一些木板的话，弗尔巴和韦茨勒可能会被完全困住，无法脱身。
两人小心翼翼地移开木板，然后一屁股坐在木板堆上回头凝望。弗尔巴从外面短暂地瞥了一眼奥斯维辛——正如成千上万进入大门的受害者一般看着它。站在平地上仰视，能看见营地点起明亮的灯火，投射出一束光芒，破开了黑暗。瞭望塔的可怕轮廓高耸入天，散发着不祥的气息。在电线和高墙之后，封锁线的探照灯光背后，是史无前例的大屠杀。弗尔巴和韦茨勒爬下了木板堆，肚皮贴着地面，开始向一处小型桦树林匍匐前行。他们一头扎进树丛枝桠之下，撒腿就跑，再也没有回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