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他一个面具，他便会告诉你事实。
——奥斯卡·王尔德，《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
这几天开始阅读《白先勇细说红楼梦》一书，读到学者叶嘉莹的“读后小言”，令我十分振奋，遂生“心有戚戚焉”之感。她说：“《红楼梦》是一大奇书，而此书之能得白先勇先生取而说之，则是一大奇遇。天下有奇才者不多，有奇才而能有所成就者更少，有所成就，而能在后世得到真正解人之知赏者，更是千百年难得一见之奇遇……”我以为白先勇的最大贡献乃是，他不但成了曹雪芹的“真正解人”，而且揭开了将近三百年以来曹氏所戴的“面具”。
首先，曹雪芹一直是戴着“面具”来写他那本小说《红楼梦》的。从小说一开始，作者就故弄玄虚，让人无法确定谁是该书的作者。有关该书的缘起，第一回写道：
空空道人听如此说，思忖半晌，将这《石头记》再检阅一遍……方从头到尾抄写回来……改《石头记》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又题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即此便是《石头记》的缘起。诗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根据这段简短的叙述，读者实在很难确定曹雪芹是否就是本书的作者。依其口气，曹雪芹只是传承有关《石头记》的故事及“批阅”该手稿的人，并为其“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看起来曹雪芹顶多只是该书的编辑或是个“合著者”而已。
实际上，正如俞平伯在《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序言》中所言，作者曹雪芹“一生都在写红楼梦”。只因为他采用了“面具”的设计，整部小说将记忆的事实与虚构的框架融合起来，故“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连作者的身份也成为小说虚构设计的一部分了。
应当说，红楼梦的作者之谜，早在曹雪芹死后（曹氏于一七六三年去世）的二三十年间所传阅的多种八十回脂砚斋评本（手抄本）中，已获得了公开揭晓。遗憾的是，当程伟元与高鹗于一七九一年首次刊印一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即程甲本）时，程伟元却在其序中称“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这样一来，读者就开始疯狂地研究《红楼梦》的作者问题。直到一百三十五年后的一九二七年，随着一个重要的脂砚斋评本的发现，前八十回的作者问题才算大体解决——因为该抄本明载脂砚斋的批语：“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
问题是，根据脂砚斋的评语，曹雪芹“书未成”就去世了，而且所有的脂评本最多也只有八十回，所以读者们开始怀疑高鹗所编的“后四十回”是否就是他自己的伪作。即使程、高二人在程乙本（即一七九二年的修订刻本）的引言中明明说他们“惟按其前后关照者，略为修辑，使其有应接而无矛盾，至其原文，未敢臆改”，长期以来以胡适为首的红学家们大都认定后四十回乃为高鹗的续作，而非曹雪芹的原稿。虽然早在一九五八年，林语堂就已发表了一篇长达六万字的文章《平心论高鹗》，主张红楼梦的后四十回是曹雪芹作、高鹗“补”，并举出数十个例证，但该文由于偏重考证，并没引起广泛读者的反响。（在此我要特别感谢钟汉清先生提供有关林语堂文章的信息。）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有较多的学者质疑“高鹗续书”的论点。例如，学者周策纵在《〈红楼梦〉大观》中极力主张程、高并未说谎，因为高鹗只是编者，“他实在没有著作权”。然而目前发行的诸多《红楼梦》版本（包括人民文学出版社和香港中华书局的本子）都还是以“曹雪芹、高鹗”为该书的共同作者，连大卫·霍克斯和闵福德的英文翻译本《红楼梦》也注明曹雪芹和高鹗是后四十回的共同作者。
我以为后四十回的作者之谜之所以难以解开，还有一层重要的考虑——若按所有八十回脂评本有关原书结局的说法，那么后四十回的情节的确严重地偏离了“原书”的构想。所以许多熟悉脂评本的读者们自然要问：如果后四十回确是曹雪芹的原稿，为何有如此严重的结局分歧？
我不是红学家，但自年轻时代就喜欢读《红楼梦》。多年来我一直相信后四十回是曹雪芹的作品。据我猜测，或许基于某种难言的苦衷，曹雪芹在写完后四十回的初稿后，就私自将之隐藏起来，甚至不愿与他关系密切的脂砚斋和另一位评点者畸笏叟分享。尤其因为八十一回以后该书开始涉及贾府之衰，恐怕那些评点者（他们最可能是他的亲戚，其中一位甚至可能是他的父亲）又要“逼”他改东改西，或是删去大半的稿本。诚然，从各种八十回脂本的评点中可知，由于脂砚斋和畸笏叟的屡次要求，曹雪芹经常必须改动情节——例如有一回（有关秦可卿之死），作者终于“被迫”删去八九页的手稿，只为了宽慰评点者。我看这就是八十回的《石头记》原稿不止存有一个稿本的原因之一。为了应付评点者的要求，曹雪芹一共把前八十回增删了五次之多，而后四十回却一直隐藏未现，实在有其个人的顾虑。有关这一点，其实并不完全是我个人的臆想，英译者霍克斯早就说过有这么一种“躲避评点者”的可能（虽然霍克斯并没明显指出曹雪芹乃为后四十回的作者）。
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曹雪芹的政治恐惧，他或许害怕后四十回的情节会触犯到政治。据有关曹家的记载，一七二八年（即曹雪芹十三岁那年）曹家遭遇到抄家的悲剧，那就是全家北返、转入萧条贫穷的那一年。而八十回以后的《红楼梦》写的也正是有关这个敏感的话题。或者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曹雪芹一直不敢把后四十回拿出来传观。此外，曹雪芹去世后不久，尤其是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及八十年代，正巧是乾隆朝文字狱最盛的时代，当时即使某位亲戚（例如畸笏叟）找到了后四十回的原稿，他也自然不敢拿出来传阅或刊印。这可能就是一直要等到后来程伟元才有机会买到《红楼梦》后几回残卷的原因。
其实作为一个作者，曹雪芹虽然一直戴着“面具”，但他确实是希望有一天终究能和读者“面对面”的。这是因为曹雪芹虽然在生前只传阅了前八十回，但他却处心积虑地设置了一个有关后四十回的线索，期待后来的编者或读者可以找到他的后四十回，那就是他的书目中早已列有一百二十回的目录。有关这一点，在程甲本的序里，程伟元已经说得很清楚：“然原目一百二十卷，今所传只八十卷，殊非全本。即间称有全部者，及检阅仍只八十卷，读者颇以为憾。不佞以是书既有百廿卷之目，岂无全璧？”难怪程伟元要“竭力搜罗”，以重价购买残卷，并请高鹗细心编辑，终于“得后四十回合成完璧”。
凭良心说，程、高二人为《红楼梦》“合成完璧”的贡献可谓功德无量，但可惜他们不但没有为作者曹雪芹揭开“面具”，反而又为他加了一层“面具”。问题是，有关该小说的作者，程伟元却说“究未知何人”，所以当时又把读者带到了问题的起点。更遗憾的是，由于读者一直以为后四十回是高鹗的伪作，所以他们开头就不喜欢后四十回的情节和风格，而高鹗也一直受到后人不公平的谴责。就如白先勇在他的《细说红楼梦》书中所说：“……后四十回遭到各种攻击，有的言论走向极端，把后四十回数落得一无是处，高鹗续书变成了千古罪人。”
有趣的是，最后能真正为曹雪芹揭开面具的人正是那个为高鹗平反的小说家兼评论家白先勇。首先，白先勇以小说创作、小说艺术的观点来评论后四十回。他说：“……我一直认为后四十回不可能是另一位作者的续作……《红楼梦》人物情节发展千头万绪，后四十回如果换一个作者，怎么可能把这些无数根长长短短的线索一一理清接榫，前后成为一体……后四十回本来就是曹雪芹的原稿，只是经过高鹗与程伟元整理过罢了。”换言之，白先勇相信高鹗并没说谎。事实上，白先勇认为“后四十回的文字风采，艺术价值绝对不输前八十回，有几处还有过之”。这样的观点正好与张爱玲的看法相反，所以白先勇说道：“张爱玲极不喜欢后四十回，她曾说一生最遗憾的事就是曹雪芹写《红楼梦》只写到八十回没有写完。而我感到一生中最幸运的事情之一就是能够读到程伟元和高鹗整理出来的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这部震古烁今的文学经典巨作。”
重要的是，除了将后四十回的著作权归属于曹雪芹以外，白先勇还有另一个巨大的贡献——那就是将脂砚斋评本的庚辰本与程、高的“程乙本”之间作了十分细致的、一回接一回的“细说”比较。首先，自从一九二七年胡适用新式标点标注的程乙本《红楼梦》出版以来，程乙本已经成了该小说的定本。但红学家们仍十分看重庚辰本抄本，因为它在诸脂本中还是比较完整的抄本，共存有七十八回，而且它早在曹雪芹生前（即一七六〇年，曹氏离世前三年）就已经流行于世。所以不少学者认为一七六〇年的庚辰本抄本应当比一七九二年刊刻的程乙本更接近曹雪芹的原作。这就是为什么白先勇说，近年来以庚辰本为主的《红楼梦》版本“渐渐大行其道”，“甚至有压倒程乙本之趋势”。
然而白先勇的“版本比较”终于推翻了红学家们对于庚辰本的迷信。首先，白先勇发现庚辰本（因为是手抄本）经常出现一些不合情理的描写和对话，疑似抄书人自己加上去的，或是“手抄本脂砚斋等人的评语，被抄书的人把这些眉批、夹批抄入正文中去了”。相较之下，程乙本要来得顺畅得多，且人物描写和叙事观点都较为合情合理。这也就证明高鹗和程伟元乃是一流的编辑。就如程、高二人在程乙本的引言中郑重写道：“书中前八十回抄本，各家互异；今广集核勘，准情酌理，补遗订讹……书中后四十回……惟按其前后观照者，略为修辑，使其有应接而无矛盾，至其原文，未敢臆改……”所以白先勇说：“在其他铁证还没有出现以前，我们姑且相信程伟元、高鹗说的话是真话吧。”
至少在目前，白先勇揭开了红楼梦的作者之谜。既然程、高二人尽力保留了原作者的“原文”，而“未敢臆改”，一百二十回的程乙本总算是最接近曹雪芹原意的定本了。当然，这样的假设并非来自所谓的“铁证”，但我相信只有像白先勇那样的“真正解人”才能体会到曹雪芹的原意，即曹氏所谓“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