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是旧作新刊。
自甲申年出版《战天京》，迄今已十五年，这期间除了长长短短的文章，我就再没写出一本专书。而出版的书并不少，都是集合了这些长长短短的文章。我并非没有写作计划，其间选题，有辛亥革命一月、有稀见史料整理、有曾国藩传、有胡林翼传、有胡光墉传、有秦代穿越小说、有清代战场游记、有帝王术介绍、有地方史研究，甚至还有民国名人的情感世界。亦非虚设题目，各个项目都做了笔记，列了提纲，有的还写成了数万字。只是，此书仍是旧作新刊。
“新”，体现在封面设计。我向出版人建议，用何绍基的《金陵杂述》手迹作为封面图案。同治三年（1864）十一月廿四日，他乘飞似海马轮船，自汉口启程，廿六日至南京。《杂述》第二首，所谓“两昼一宵飞似马”，就是说的这次旅行。[按，飞似海马（Fusi Yama）轮船，又译富士号，属于英国宝顺洋行（Dent&Co.），其时值运于上海—汉口航线，是晚清内河航运的著名客轮。]
从汉口到南京，何绍基不过用了三天，他的老朋友，曾国藩，组建湘军，挥师东下，走过这段征程，则花了十年时间。恰亦因为战事，曾国藩引进洋轮驶入内江，无意中为何绍基此行提供了物质保障。而当年在北京，曾国藩最大的理想，却是文章好过梅曾亮，书法胜过何绍基，“异日若辈不足相伯仲”也，无奈“学未成而官已达”，艺文大师，从此梦碎，功名偶像，光照百年。是则晚年曾国藩长为太息而心事不能平者也。
何绍基此诗，除了怀故人，访旧游，中心思想究为赞颂曾氏兄弟的武功。弟弟曾国荃，是“曾公径逼雨花台”“智勇深沉第一勋”；哥哥曾国藩，是“郭李范韩难比并，固应拜相更封侯”。拙撰书题，系借用集中短文的篇名，为湘军中被排挤的外省将领表冤，而对打赢国史最大内战的“第一勋”，并无疑义。可是，公认为功首的曾国藩，总结生平，居然说出“不信书，信运气”的话，似乎对拜相封侯有了更深妙的领会。这些纠缠的人事、翻覆的世情，正是书中小文想要描写的内容。因缘如此，才用何道州的法帖作了小书的封面。
又，《杂述》专为老朋友汪士铎写了一首。士铎曾是胡林翼的幕客，胡林翼生前是湘军的领袖，身后编订遗集与年谱，又是士铎的苦劳。为此事请曾国藩指示，国藩委婉建议，谓选印批牍书信奏议即可，“似不必更为年谱，求显反晦”，同时，搜辑遗文，也不要求全求备，因为有些信札，公诸天下，反而不是爱人之道。林翼与国藩十分不同，纨绔少年一变为中年大帅，在京有奥援，治军有心法，政争有手段，最大本事，不在案上的文章，而在桌底的交易。临终前仍不忘嘱咐国藩，既然总督两江，受节制四省军务之命（这也是他运作成功的结果），务必要“包揽把持，恢廓宏远”，说白了，就是要集权，要贪功，不要怕闲话。而国藩做事，素以谦敬、诚勤为标准，坚持原则，爱惜羽毛，做事可以慢慢来，做人不能出纰漏，生前检讨自己的文字，已清楚标注哪些可刊，哪些不可刊，早为百年后的清誉做了准备。因此，才劝汪士铎，要护惜胡文忠公的令名。被曾国藩誉为金陵读书种子的汪士铎，于此不能不做妥协，但也特意把这封信附印于年谱篇末，以为微弱的反抗。
何绍基为汪士铎所作的绝句，云：“贫士偏耽古籍储，杨张里巷已邱墟，梅村幸有归来日，闾井浮湛老著书”。（按，梅村，士铎别字。绍基自注，谓内战前，去南京访士铎，只知道他住仓巷，不知道具体是哪一间，看到一户门联云：“佣保杂作，闾井浮湛”；心知其是，而“叩之果是”。）汪士铎有《梅村先生集》，淹博精深，文质彬彬，为人则木讷刚毅，岸然绝俗，而一生蹭蹬，兼有悍妻，晚年遂号无不悔翁，实在是一位极有趣的近代学者。
为介绍旧作新刊的“新”，强拉这许多前贤站墙子，太惭愧。希望再写自序的时候，不必如此勉强，而能温故知新，推陈出新，日新又新。尚祈读者谅原。
谭伯牛
己亥六月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