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查抄总督、巡抚与其他衙门的档案，看到一份办理“夷务”的密奏，发现有个中国老朋友一直在忽悠他们，于是，当英国代表与清廷在天津谈判，看到这位老朋友觍颜出现在会场，不由大怒，拒绝与他交谈，并声明他若在场，将中止谈判。清方代表无奈，只得奏请这位同僚回京，以保全和局。
这位狡猾的中国老朋友，就是耆英（1787—1858）。他出身于世代簪缨之家（宗室正蓝旗，其父禄康为东阁大学士），自己也官运亨通（道光二十八年，擢文渊阁大学士，赐紫禁城乘舆），鸦片战争期间，先后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总督两江与两广，协办大学士，是中国近代史开场演出的重要角色。
在两广任上，耆英与英国人相处可以称得上“融洽”二字。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几名英国商人从中国购买一艘平底帆船——其实是清朝的军舰——驶往伦敦，这艘船被命名为“耆英号”（Keying），即此可知耆大人在中英友好关系里的地位。而在1843年夏天访问刚刚被割让给英国的香港时，耆英的风度给英国友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港督与驻港英军司令为他举办了盛大宴会，耆英在会上说：“我以清朝武士的信仰发誓，只要对中国外交还有发言权，两国的和平繁荣将永远是我最大的愿望。”经过连续几天的观察，英国记者发现清朝官员并非都是呆板、愚昧与不苟言笑的人，他们还有另一面：“耆英和蔼可亲，富有幽默感，高超的外交技巧与良好的教养，几乎无人出其右。他在宴会上谈笑风生，但又极有分寸。”
耆英特别喜欢在宴会上唱歌。驻港英军海军司令官请他吃饭，退席前，他“主动唱了一首充满激情的满文歌曲”。次日，耆英设宴答谢英国朋友，“每喝掉一杯酒，他都会敲打手链，大喊一声好”，当双方起立“为英国女王和中国皇帝干杯”完毕，“耆英邀请香港总督唱一首歌，其条件就是他自己也唱一首。后来他果然一展歌喉，而且唱得还真不错，并跟大家一起鼓掌，以示谢意”。与会人员不能不为耆大人的热情所感染，接下来，除了香港总督，包括司令、大法官在内的多名英方友人“也都表演了歌唱”。
只是，十几年后，英国人发现在档案里的耆英，仍然只是一个保守、强硬乃至恶毒的清朝官员。他们并不奢望他在奏折里为英国说好话，然而发现他在奏折里传达的英方信息或是有意误导，或是隐匿不报，而凭空添出不少对英方人士的人身攻击，尤其要命的是，关于允许外国人进入广州一事，他曾当面对英方承诺了日期，而在给皇帝的报告里他却一字不提。
咸丰八年（1858）五月，眼看再不清算耆英的旧账，则谈判进行不下去，英国人不仅占领广州，还要攻打天津，清文宗乃下旨赐耆英自尽，暂且安慰他那些受到伤害的英国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