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之学
余英时论曾国藩之治学，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叫作“猛火煮”。其时，国藩虽为翰林，却常因学殖浅陋，为人所笑，乃下定决心，“屏除一切，从事于克己之学”（道光廿二年家书），要求自己每日须写字若干、抄书若干、读书若干，“虽极忙，亦须了本日功课”（道光廿四年家书）。成效甚著，仅道光廿四年（1844）下半年，他便读完《后汉书》《王荆公文集》《归震川文集》与《诗经大全》，皆施圈批，一丝不苟。第二个阶段，则是嗣后二十余年的“慢火温”，大致可总结为：生书快读以求广博，旧书熟读以求约取；读书范围，以义理、辞章、经济、考据四科为限。余英时之喻，出于《朱子语类》，是说做学问就像熬一锅汤，“须爇猛火先煮，方用慢火煮”；然则曾国藩最末熬成一锅什么样的汤呢？看他自己如何说：“吾生平读书百无一成，而于古人为学之津途，实已窥见其大”（咸丰九年家书）。对此，余英时做了一个有趣的解释，称曾国藩没有走“专家”的道路，而是完成了自己的“士大夫之学”，庶几等同于西方的“通识”教育。因为，渊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的“通识”教育，与中国传统“士大夫之学”一样，皆以塑造完美人格为最高理想，而不仅追求精于一艺的专业成就（《曾国藩与“士大夫之学”》，载广西师大版《余英时文集》第九卷）。
只是，要修成塑造完美人格的“士大夫之学”，除了读书，必还有一份具体的行为指南，余英时的文章于此未作评述，不免遗憾。欲考察某人的日常行为，自以研究其人日记为最便，然而，岳麓版《曾国藩全集》所收日记恰恰缺少这部分内容。自道光廿六年（1846）至咸丰七年（1857）的日记，《全集》俱付阙如，其中，绝大部分因曾国藩座船遭太平军火攻而被焚毁，永不可见；而咸丰元、二年间的日记，尚存人间，惜编者不察，遂致遗珠。1965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十巨册《湘乡曾氏文献》，第六册为《绵绵穆穆之室日记》，正是这份日记记载了曾氏修习“士大夫之学”的全部课程。
国藩日记格式比较特别，合二页为一日，每页四栏，各有标题（即日课），依次为读书、静坐、属文、作字、办公、课子、对客与回信。有事则记，无则从缺，这是日记的“体例”，略作统计，几乎无日不记者有读书、办公、课子、对客四事。其时国藩兼任礼、刑二部侍郎（略当今日之副部长），政务繁忙，办公对客无暇晷，可想而知。两年间所读书有两个特点：一是多读经济之书，如治河、漕运、礼制、钱法之类，且极有针对性，如听闻广西发生暴乱，即开始读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琢磨治军用兵之法；一是根据儿子的教学进度，顺便给自己补课，如教儿子读《尚书》，对拿不准的地方他自己一定预先温习，绝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然公退犹不废读书，不忘教子，似稍异于常人。至于静坐，并非如理学家所说，能穷万物之理，不过抽空打个盹而已——“未初（午后一点钟），在坐曲肱枕睡”。属文、作字，则多属应酬，以赠序、对联为多。如此，就是曾氏“士大夫之学”的主修课。
不过，看这每一天每一门课，实在平淡无奇，于是，有人要问了：靠这个真能修成“士大夫之学”？答曰：好像不行。再问：若生命不息，上课不止，历数十年如一日，是不是能修成此学，也做一回文正公？答曰：好像也不行。为什么？因为，在这份日记里，曾国藩已作解答，那就是：“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刚日读经，柔日读史
道光十八年（1838），曾国藩中进士，点翰林，随即衣锦还乡，在湖南打了大半年的“摆子”与“秋风”。“打摆子”，谓此身已是金马玉堂中人，在家乡地方待人接物，架子很大，口气不小，颇有不可一世之概；“打秋风”，则谓从亲戚、朋友、乡绅、土豪与地方官处，收红包，吃酒席。二语皆国藩自道，不是诽谤。
在家耍一年，他才到北京正式上班，从此，才真正明白长安居大不易的滋味。缺钱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赘，发现自己学问不够才是最令他苦恼的事情。当然，能在严格而艰难的考试中脱颖而出，年未而立做了翰林，成为传统中国的精英，已经很不容易。所谓学问不够，不是说在当时四亿国民中，他水准如何，而是看与在京的精英比较，他水准如何。很不幸，国藩自觉不佳，生怕再不努力就要失了“词臣体面”。
余先生的老师，近代学者钱穆先生，在民国二十四（1935）年写了一篇《近百年来之读书运动》，解释清代道光朝以来读书风气的变化，特别选取陈澧、曾国藩、张之洞、康有为与梁启超为代表，介绍并点评他们“对后学指示读书门径和指导读书方法的话”。曾国藩在五人中官爵最高，事功最大。钱先生是博学而高明的学者，谈的又是读书问题，特意把曾国藩列进去，可以想见，国藩在发现自己学问不够以后，“困知勉行”，获得了不小的成就。
凡人读书皆有课程，国藩也不例外，用他的话说，就是“刚日读经，柔日读史”。日子怎么分刚柔，难道是硬一天，软一天？非也。解释很简单，就是单日与双日。不过，不是初一单初二双这样的单双，另有讲究。
古代以天干计日，如甲子日，甲是天干。天干有十：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其中，甲丙戊庚壬，这五个天干居于奇位，属阳刚，故称刚日，也就是单日。乙丁己辛癸，居偶位，属阴柔，故称柔日，也就是双日。日别刚柔，最早大概见于《礼记》：“外事以刚日，内事以柔日。”单日读经书，双日读史书，这是曾国藩读书课的基本日程。
曾国藩的书单
经书与史书，是泛称，具体是哪些书呢？国藩认为，必读的四书五经以外，还有一些不得不读，要认真读反复读的书，其中以《史记》《汉书》《庄子》与《韩愈全集》最为重要。《史记》《汉书》与《庄子》，几乎是所有传统中国读书人的必读书，而韩集也列为必读，则体现了国藩个人的兴趣。国藩的朋友发现，在写重要文章，甚至写奏折之前，国藩会随手抄起一册韩文，翻来覆去地看，直到看出了灵感，才开始写自己的文章。可见韩愈对他十分重要。
此外，还有四种必读书。先说《资治通鉴》《文选》与《古文辞类纂》。《资治通鉴》是编年史，从先秦讲到五代，是国藩“柔日读史”的主打书目——他也买了“二十三史”，只是不如《资治通鉴》读得熟。《文选》是先秦至南朝的古代文学选集，《古文辞类纂》选录从战国到清代的古文（即相对骈文而言的散文），二书也是传统读书人的基本书目，不必详说。值得多说两句的是国藩自己编选的《十八家诗钞》。从曹植到元好问，从魏晋到金朝，国藩选了十八位大诗人的六千余首诗，本来只是“私家读本”，后来也出版了，供世人参考。
以上是必读的八种书。然而不能只看必读书，还要看其他书，只是典籍浩如烟海，该看哪些人的哪些书呢？这就有个读书门径的问题。曾国藩说，自己在学问上一无所成，然而，对于读什么书，如何治学，却是略知门径。有的人读了一辈子书也不知道到底学问是怎么回事，学术是怎么回事。一个人会不会读书的关键，就是这“略知门径”四个字。当然，略知门径之后，是不是能够登堂入室，这个就有幸有不幸了。不过不知门径却能登堂入室，这就是天方夜谭，不可信从了。
国藩对读书门径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正因为他的自觉，钱穆才将他列为近代读书的代表人物。读书门径，或有高下广狭的不同，但最重要的价值，在于适不适合。以此，说国藩对读书门径有独到见解，并不是在学术史的层面说他有哪些超越前人见解的地方，而只是说，这个门径很适合他自己。
孔子之门有四科，叫作德行、政事、文学与言语。对国藩影响很大的桐城派，则强调义理、考据与辞章。国藩自认为明了其中的道路，乃结合桐城的三种功夫与孔门四科，写了一篇《圣哲画像记》，按照义理、考据与辞章的分类，同时符合孔门四科的标准，列出国史上特别重要的三十四个人，以为读书治事的典范。
曾国藩《圣哲画像记》首列文王、周公、孔子与孟子，所谓“文周孔孟之圣”，“不可以方体论”——即不能仅以一个或几个维度来评判他们。他们是集大成者，特别厉害。还有四位，所谓“左庄班马之才”，即《左传》《庄子》《汉书》与《史记》的作者，则高出他人一头。他们的作品是很多人创作与思考的源泉，不能局限在哪一科、哪一门。
上述八人以外的二十六位，以义理、辞章与考据来分类。
义理，包括孔门里的德行和政事。德行与政事兼备的有诸葛亮、陆贽、范仲淹与司马光，都是国史上重要的政治家。另外则有周敦颐、程颐程颢兄弟、朱熹与张栻，政治地位虽不高，然而，“君子之德风”深刻影响了当时及后世的中国人，甚至影响了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走向。当然，选择这五个人，显然表明了理学倾向。国藩虽然讲究汉宋调和，但在他心中宋学的分量还是要重一点。
辞章，是孔门的言语科，也就是后世所讲的文学。有八个人，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与曾巩，写得一手好文章，李白、杜甫、苏轼与黄庭坚，吟得一手好诗。国藩本质是一个“文艺青年”。他不止一次回忆，刚到北京，心里还是想走文艺道路的。当时的朋友，如梅曾亮的古文，如何绍基的书法，皆是天下数一数二的角色。他说，鄙人固然佩服这两位，但是，自信若能坚持舞文弄墨，未来的文章与书法，所造亦必可观，未必就不如人。只是后来做官，职位越来越高，从军、打仗越来越险，实在没有余暇从事文艺，以此没能达到他们的水平。
考据，则是孔门四科里的文学，与历史有关，与制度有关，更与经济（经世济民，非今日所云经济）有关。人选略分今古，先说古人。许慎，是《说文解字》的作者，郑玄，笺注很多经书，二人是非常重要的汉学家（汉代之学）。然后是杜佑与马端临。杜编《通典》、马编《文献通考》，是古代典章制度方面的重要著作。这四位相对国藩来说都是古人。再说“今人”，尽管也隔了数十上百年，然皆属于“国朝”，所以说是今人。顾炎武，国藩将他列在考据门，更重视他在史学的贡献。秦蕙田，撰《五礼通考》，此书对国藩影响甚巨，在日记、书札与笔记中常能看到他讨论此书的内容。姚鼐，是桐城派古文运动的发起人。王念孙、引之父子，是著名的小学家。
对这一门的人选，钱穆极表赞扬，说国藩很有眼光。清代考据最重小学（文字、音韵与训诂），所谓读书须先识字，又所谓一字不识学者之耻，人选中以许、郑、二王最为擅长。但是曾国藩把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与姚鼐这几位似乎不属正宗的学者也放到考据阵营里，那么，用钱穆的话讲，这就是“在经学之外扩开了史学，在校勘训诂之外又辟出了典章制度，把考据的范围扩大了”。一旦扩大，对于古代社会，乃至当代社会的理解，就会不一样。所以他说，国藩在这方面的见识是非常高明的。
国藩没有成为大学者
《圣哲画像记》里的前贤是国藩的文化偶像，他们的著作是国藩的文化资源，了解这些人的事业与学问，对于了解曾国藩来说是很重要的前提。然而对绝大部分人来说，不可能通读这些偶像的著作，是一件憾事。幸好曾国藩做了精选本，便利读者。一是前面讲过的《十八家诗钞》，再就是《经史百家杂钞》，不仅选了《圣哲画像记》里三十多位圣哲的作品，还选了其他重要人物的文章。看这两个选本，我们大致也就知道曾国藩都读过哪些书、重视哪些作者、喜欢哪些作品。他一生学问的基础，也几乎都在这两个选本了。
不过，曾国藩的学问在学术史排不上号。用钱穆的话讲，是“切实处多，高明处少”。国藩没有成为大学者，有下列原因。
第一，他的少年时代，读书的环境不是很好，所读主要是教科书与教辅材料，用来应付考试，而一定程度的博览几乎是成为学者的先决条件。他在二十四岁的时候，才借钱买来“二十三史”，才有机会认真读史，这是那些书香世家绝不会碰到的尴尬情况。直至道光二十四年，距他入翰林已历五年，他还在读《后汉书》《王荆公文集》《归震川文集》与《诗经大全》，这些书却是其他博雅的同事早在少年就已毕工了的。
第二，中年之后，他创建湘军，日事戎马，没时间也没精力去认真读书。常言虽说湘军是上马杀敌下马读书，但这说的是激励将士，晓以大义，不要以为参军就是为了烧杀抢掠，而应有一些精神追求。作为统帅，每天要筹款，要指挥作战，要应付各种关系，不可能认真读书做学问。不仅是曾国藩，他的幕客与将帅，只要长期在军中，还能做出大学问的，基本上是没有的。此外，也有独学无友的问题。幕府的宾客，究以功名之士为多，纯粹的读书人很少，切磋学问的时间也很稀罕，于是，他并没有深造学问的环境。
第三，个人兴趣偏于文学，而不在学术。虽然也读《五礼通考》，也看典章制度，出发点却不全是为了研究学问，而是因为他在北京做官，常常兼任两个部门的侍郎，出于工作需要，不得不去了解古今制度的变迁。他真正爱读也常读的，仍然是诗文。他的学问虽不能在学术史有地位，但是他在文学的成就，在近代文学史上是有地位的，以至有说他开创了湘乡文派的。我们看看各种文学史，再看看各种学术史，就能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