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仅仅发生在一瞬，
而我们已衰老了一百年。
——阿赫玛托娃
人们业已感觉到即将来临的欧洲战争。在俄国，它唤起了中世纪英雄主义返祖性的记忆，认为这是条顿人和斯拉夫人之间的战争。就这样，它招致了普遍的忠诚，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巴尔干战争期间，几个俄国大城市成为支持斯拉夫人的有力证明。在军队的最高指挥阶层洋溢着好战的情绪。实际上，这是两大集团之间在角力。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德国向俄国宣战。在日记本里，阿赫玛托娃写道：“早上，还有些关于其他事的恬静诗作，一到晚上，整个生活碎为齑粉。”
一九一四年七月三十日，沙皇发布总动员令，而在八月二日，星期天，当沙皇在冬宫的阳台上宣告进入战争状态时，全体民众跪在他面前高唱国歌。高涨的爱国情绪只维持了一段不长的时间，但仇视外国人的回响却历久不散，强烈到袭击德国大使馆，许多人匆匆地换掉听来像德国人的名字。与此同时，圣彼得堡市的名字也让政府改成带有更多斯拉夫色彩的名字彼得格勒。
在重回斯列普涅沃与古米廖夫和列夫团聚之前，阿赫玛托娃曾分别到彼得格勒和基辅探访父母。八月五日在沙皇村火车站，她与已换上军装的古米廖夫遇到亚历山大·勃洛克。阿赫玛托娃回忆，一想到他也被遣送到前线，古米廖夫便震惊不已，他嘟囔着说：“这不等于油炸夜莺？”她在大战的第一个夏天因肺病缠绵病榻，遵医嘱每天大部分时间须卧床休息。
总在寻找精神新生迹象的知识分子，希望战争能给他们提供为国家利益牺牲自我的理由。在被遣送上前线的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和工人之中，爱国情绪不很明显，只有少数人预见到战争是长期的，更不必说预见到秋季战役早期的血腥僵持了。
打宣战时起，古米廖夫就满怀激情地加入了骑兵，以便寻找机会证明自己肉体的无所畏惧。他深受尼采格言的影响，认为战争和果敢比仁爱更有益。宣战后他在前线待了一个月，生动地描写出投入战斗时肾上腺素的活动。有几首诗反映出摆脱危险时的激动。他与大部分在前线待过的英国诗人感受的激昂之情迥异，在一封信中曾有力地加以说明：
我整个晚上不曾入睡。攻势是如此地猛烈，我感到精力极其充沛，我想，在人类的黎明期，人们过得如此的不安，他们大量地创作并早夭。我很难相信，那些每天吃午饭和每晚睡觉的人，可以给文化精神的宝库带来什么。
他让妻子放心，如果她一连几个星期不曾接到函件，那是因为从前方不能投邮，他已经通知几个后方的朋友，倘若出了什么事请他们写信。在致一个朋友的信中，他继续承认自己异常欢欣：“我站着谛视夜空，用李子白兰地酒把自己灌得烂醉，大嚼子鸡、鹅肉和猪肉……总而言之，我敢说，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阿赫玛托娃对战争的感受截然不同。一九一四年九月她写了最为凄惨的诗作之一《安慰》，反映出寡妇的内心世界，她的安慰坚定地建筑在幸存的灵魂的基督教信念上：
你不曾得到他的消息，
你不曾听到他的什么。
在火焰熊熊的凄惨的
波兰，你找不到他的坟墓。
让你的心灵沉寂无声，
它以后不会惘然若失。
他是上帝的军队的新兵，
眼下不必再为他悲伤。
哭是罪过，煎熬是罪过，
在可亲而可爱的家庭，
想想吧，你现时应该向
自己的保护者去祷告。
她不赞成尼采从善恶中作出抉择的观念，对于她，诗歌既是神秘的天赋，是责任，也包含着人类苦难的想象。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中勃洛克关于阿赫玛托娃的诗发表过一个著名的谈话（这个谈话不时把她与茨维塔耶娃加以比较）：“她写诗似乎是站在一个男人面前，而诗人应该在上帝面前。”这是关于阿赫玛托娃头两部诗集有趣的评价，但就在此时她的题材得到开拓。除男女之间关系的痛苦之外，还包括了她的国家的苦难。这位似乎只关心外表的优雅的女性，已化为全人类的声音。
整个欧洲在残酷的战争中丧失的年轻生命之多史无前例。整整一代人被毁灭。俄国军队并不像历史学家经常说的那样装备窳劣，在兵力和武器上实际上与德军相近，但所有战场的军事指挥系统都无可救药地准备不足。士兵作战的冬装简陋，许多人未经训练。有的人未经配备步枪。有的人连靴子都没有。不必奇怪，军队中很快就疾病横行。
俄国人还有其他缺陷。俄国铁路网不敷运输兵力和武器，他们的列车一天运行不到二百英里。总之，这些军用列车充斥着马匹和秣料，反映出在堑壕作战中骑兵即将过时的困扰。
一九一四年秋，当俄军和德军发现第一场血淋淋的战役以僵局而告终时，俄军战略的败象已显而易见。八月三十一日的战役结束时，德军仅以损失一万五千人的代价，换得对方死伤七万人和被俘十万人的战果。俄军最高指挥部对这个灾难持漫不经心到冷酷的态度。俄军从未计划过战争会超过六个月，也没设想过会有重炮交火而需大事建筑堑壕。俄军的堑壕既浅又窄，不足以容身。冬天里面积满雪。
希望借参军以摆脱贫困的农村青年，不会看不到军官的怯懦行为，但军官仍然过着比他们优裕得多的生活。无须惊讶，逃兵的比例大大增加，前线的情况因之而广为披露。不到一年时间，妻子们和儿子们因自身食物的匮乏而终于相信，不可能赢得战争，她们的丈夫和儿子因缺乏最微末的胜利的希望而绝无生路。
当战争成为机枪和重炮的大规模屠戮的防御战时，古米廖夫才面对这一残酷的事实，他关于战争的高贵观念是一个时代错误。尽管如此，他仍三次授勋，两获格奥尔基十字勋章。
马雅可夫斯基早期是另一个热心人，虽然军队因其可疑的政治背景而拒绝让他入伍。捍卫布尔乔亚的斗争智慧很快就令他改变了主意。一九一五年二月十五日，在“浪荡狗”中，马雅可夫斯基朗诵了他的诗作《给你们》，阿赫玛托娃当时也在场。
你们在狂欢烂饮中度日，
有暖烘烘的厕所和浴室！
你们在报章上读到获颁
军功章的名单，宁不羞愧欲死？
你们可知道，你们太平庸，
只寻思着怎样吃饱喝醉，——
也许，就在此刻，炮弹卸下了
彼得洛夫中尉的大腿？……
倘若他被送上屠宰场，
在遍体鳞伤中突然看见，
你们吃肉饼吃得稀脏的嘴巴
淫荡地低吟谢维尔亚宁[1]的诗篇。
难道为了你们在征逐酒色，
就应当舍弃我们的生命？
我宁愿在酒吧里，向
婊子们递上一杯菠萝蜜！
阿赫玛托娃记得，“马雅可夫斯基极其镇定地站在舞台上，纹丝不动，咬着一支大雪茄……对。我还记得他的这副模样，在闹哄哄的小市民中，很漂亮，很年轻，大眼睛。”虽然阿赫玛托娃不赞成古米廖夫对战争的热情，但她仍怀有高昂的爱国主义情绪，她的卡桑德拉般的直觉即整个世界将在战争的灾难中完结很快便获得证明。俄国在前线比其他国家损失了更多的生命。
阿赫玛托娃与古米廖夫的婚姻基本上已结束，虽然他们还在见面，她对他的诗作仍然充满敬意。一九一五年一月，古米廖夫奉派回彼得格勒，“浪荡狗”举办了一个向他致敬的诗歌朗诵会。窗外暴风雪在呼啸。天花板下雪茄烟气弥漫，玻璃杯叮当作响。之后古米廖夫回到战场，直至因受重伤被送进彼得格勒一家医院。阿赫玛托娃仅在一九一五年去探访过一次。
阿赫玛托娃参加了一系列为伤兵募捐的活动。一九一五年一月二十六日，自“浪荡狗”被警方的战时审查以发表颠覆性言论为名关闭后，她在彼得格勒杜马的亚历山大大厅朗诵了古米廖夫的诗作。阿赫玛托娃与勃洛克、库兹明和曼德尔施塔姆一起与会，有众多讨好的目光望着她。一月底，阿赫玛托娃在她的朋友、诗人兼翻译家米哈伊尔·洛津斯基的寓所朗诵了《在大海边》。出席者包括尼古拉·涅多布洛沃和弗拉基米尔·希列伊科（古文字专家，之后成为阿赫玛托娃的第二任丈夫）。
一九一五年四月，她的诗集《念珠》出了第二版。这一版很受欢迎。集子大多数的诗作写于一九一二年或一九一三年，在许多方面堪称她的第一部集子、抒情日志《黄昏》的续编。集子含有宗教性题材，就如题目所展示的，但有大量以口语力量表现的爱情和迷惘：
你不爱，不想见我？
噢，你是对的，该死！
一九一五年，阿赫玛托娃开始对婆婆关怀备至，后者患了支气管炎并被怀疑有肺病。她住的房间冷冰冰，不舒服而简陋，阿赫玛托娃的儿子列夫其时三岁，再没有保姆帮助奶奶照顾他。阿赫玛托娃因此与婆婆在一九一五年一块过了几个月。她的感情生活仍集中在彼得格勒。然而，在斯列普涅沃，她写下大部分的《白色的群鸟》。她写诗的时候儿子就待在她身旁。这部集子以一首写于一九一五年的最凄惨和充满预言性的诗作开其端：
想想：我们是乞丐，一无所有，
仿佛一个接一个地丧失，
这样，每一天都成为
那荐亡追悼的时日，——
我们开始编出歌曲，
关于伟大的上帝的慷慨
和我们昔日的财富。
事实上，俄国的损失还仅仅开了个头。
阿赫玛托娃收到关于古米廖夫的一个小新闻，他又重返前线了。她给诗人费奥多尔·索洛古勃[2]的妻子写道：“我度过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夏天。并非每天都派报纸，战争的新闻常被耽搁……尼古拉·斯捷潘洛维奇转移到南方的某地去了……信来得更少。我（的肺病）痊愈得很慢，但我写了很多。”就在这封信里，她附上刊于《缪斯年刊》的刺耳的诗《祈祷》。写于一九一五年五月十一日的《祈祷》宣称，倘若能结束俄罗斯人民悲惨的大屠杀，她不仅愿意牺牲自己的爱人，连赔上儿子也在所不惜。列夫以后读到这首诗，一定感到难以忍受：
给我病患的痛苦时日，
给我窒息，不寐和热度，
夺去我的朋友和儿子，
我神秘的歌唱的禀赋——
经受了这些痛苦的时日
我随你的弥撒去祷告，
只为阴沉的俄国的天际
乌云如许璀璨地照耀。
据卢克尼茨基回忆，一九一五年八月中，阿赫玛托娃接到一封电报，获悉她的父亲病危。不管早年与父亲的反目，她动身到彼得格勒的十字岛，与叶列娜·斯特兰柳布斯卡娅（后者与父亲一块生活了多年）一起照料了他十二天。父亲晚上醒来后，问阿赫玛托娃可知道她在海军服役的弟弟维克托何时回来，她佯称维克托快回来了。但两天后他就去世了，没能见上儿子一面。他在八月二十七日下葬于彼得格勒的沃尔科夫公墓。父亲去世后，阿赫玛托娃的肺病又复发，她遵医嘱躺在床上度过了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六年间的整个冬天。卢克尼茨基记下阿赫玛托娃的话：“每个早晨我起来，披上晨衣，又躺在床上。”无论如何，她在十一月被送到疗养院。她在那儿难以入睡，要求回到彼得格勒。请求获准，她的健康开始复原。
同年十二月，她把诗作《在大海边》的文本从当期《阿波罗》上剪下送给谢尔盖·叶赛宁，并为他写了题词。叶赛宁已经成了名人。他很想见一见她，但之后又说她迥异于她的诗作。阿赫玛托娃怀着善意和殷勤接待了他，叶赛宁则解释不清，何以他不喜欢她。他俩始终没能成为亲密的朋友。
一九一六年一月，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来到彼得格勒，想见阿赫玛托娃一面。阿赫玛托娃其时不在城里，因此，我们不知道这两位杰出的女性在其青年时代有过什么联系。在茨维塔耶娃的一生中，她经常似乎爱人多于被爱。作为双性恋者，她最近痛苦地结束了与女诗人索菲娅·帕尔诺克[3]的关系。一九一六年六月十九日，茨维塔耶娃写下献给阿赫玛托娃组诗的第一首：
噢，哭泣的缪斯，缪斯中最美的！
噢，你，白夜那放浪形骸的产儿！
你把黑色的暴风雪送到罗斯，
你的号啕声像箭一般穿透我。
我们匆匆逃到一边，那无数的
感叹声变得喑哑，我向你宣誓——
安娜·阿赫玛托娃，这个名字
是一声长叹，潜入无名的潭底。
我们受加冕，为的是我们立足
同一块土地，头顶同一片蓝天，
这个被与你势不两立的命运
击伤的人，在灵床不朽地长眠。
在我和谐的城市中，圆屋顶发光，
流浪的瞎子赞美光明的救星……
我把自己敲着钟的城市送给你，
阿赫玛托娃，再奉上这一颗心。
我们可以在茨维塔耶娃的回忆录《冥间的晚上》找到她关于彼得格勒朗诵会的描写。在这儿，她重复了曼德尔施塔姆所谈过的阿赫玛托娃将茨维塔耶娃致她的诗揣到手包里带着，直到碎为纸屑的故事。利基娅·楚科夫斯卡娅于一九五八年向阿赫玛托娃读到这个片段时，阿赫玛托娃答到，没有这样的事：“既没有手包也没有纸屑。”
古米廖夫与其他几个女士仍然保持着暧昧的关系，虽然她们吸引力很短暂，比如，与玛格丽特·图姆波夫斯卡娅，秘学的信奉者和忠实的神智学者。然而，到一九一六年秋，他还是认真地爱上了拉丽莎·赖斯纳，后者不久就成了坚定的布尔什维克。拉丽莎其时还很年轻，是精神病学院的学生。拉丽莎出生时，父亲是立陶宛的地主，后迁居圣彼得堡研习法律。一九〇五年，她开始写诗和小说，编辑讽刺沙皇统治的杂志。她与古米廖夫相识于“滑稽演员休憩地”，它位于彼得格勒市中心马尔斯广场德·利·鲁宾斯坦[4]的地窖里，具有“浪荡狗”的某些特征。她喜欢古米廖夫的诗，战争把他俩分开后，两人互通过一些柔情缱绻的信件。
阿赫玛托娃也曾在“滑稽演员休憩地”见过拉丽莎，她到那儿观看木偶戏排演，就在有人帮阿赫玛托娃穿上大衣时，她把手伸给赖斯纳。因为不曾听说过古米廖夫与赖斯纳的绯闻，所以当她看到拉丽莎双颊上挂着负疚的眼泪时，不禁感到惊讶。“感谢您。您真了不起，我不会忘记是您首先把手伸给我。”后来，阿赫玛托娃想，“就算我知道，为啥不能向她伸出手？”她不否认拉丽莎是一个美丽的少女。拉丽莎之后告诉阿赫玛托娃，古米廖夫曾向她求婚，但她感到，不能伤害像阿赫玛托娃这样她深深倾慕的诗人。
现时，阿赫玛托娃不再为丈夫的背弃萦怀。她有许多追随者。她在一九一三年已经认识尼古拉·涅多布洛沃，并告诉朋友，他教会了她许多东西。涅多布洛沃是一个令人佩服、富有修养的人，经常悉心打扮，以俊俏的外表、细长的个儿和一双纤巧而带着表情的手著称。他的挚友尤利娅·萨佐洛娃-斯洛尼姆斯卡娅指出，他稳重的举止隐藏着痛苦的孤寂。涅多布洛沃显得高傲而冷漠，但……他渴求温柔、忠诚和悟力。作为一个极为虔诚的人，涅多布洛沃不仅视俄国为他的祖国，而且把它看成是精神营养的来源。
涅多布洛沃一八八四年生于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在哈尔科夫他父亲的庄园长大。他娶柳博芙·奥尔钦娜为妻，这是一个美丽而敏感的女人，她既爱丈夫又深为关注他与阿赫玛托娃的关系。后者接受涅多布洛沃为情人后即把柳博芙恝然置之，并且说，她不明白涅多布洛沃婚姻的基础何在，既然当妻子的对诗歌一无所知。女人对朋友既热情又温柔是被广泛证明了的，但这种无情似乎颇令人惊讶，正如我们所看见的，阿赫玛托娃对这些女人并不友善，她们声称对男人拥有权利而她则把他攫为己有。
古米廖夫和阿赫玛托娃继续见面，虽然他们的婚姻已完全崩溃。古米廖夫沉浸在俄国东正教信念，用阅读宗教书籍打发了秋天，一九一六年三月，他加入亚历山德林斯基骠骑兵团。同年春天，阿赫玛托娃从沙皇村迁居彼得格勒，在一个阴沉沉的房间里住了一段时间，正如她记得的，她又患了支气管炎和肺结核。这段时间，她几乎不能照料孩子，阿赫玛托娃开始对儿子抱有一种负罪感：
我知道，亲爱的，你
已经不再记得我；
我不领你接受圣餐，
我不爱抚，不叱责。
一九一六年九月，阿赫玛托娃在《缪斯年刊》刊出四首诗，曼德尔施塔姆注意到诗中的宗教性简洁，他说，她的诗作已成为俄罗斯的光荣之一。十月，她住进位于芬兰的疗养院。她吸引了众多正在崛起的批评家，其中包括维克托·日尔蒙斯基[5]，他称她为“无双的灵魂”，并推许为直追象征派的最重要的诗人。她的诗歌才华使她成为年轻一代最辉煌的诗人。
涅多布洛沃就阿赫玛托娃的诗作写了一篇她认为颇有见地的文章。文章刊登于一九一五年的《俄罗斯思想》上，下面是其中的一段：
这些痛苦和这种极端的温驯——是否精神的脆弱，是否纯粹的伤感？当然不是：阿赫玛托娃的声部进行，在承认痛苦和软弱时坚强而相当自以为是，最后，这种丰富性诗意地转化为痛苦——这一切证明不是面临生活的琐屑发出的哭腔，而是打开生活的抒情的心灵，比柔弱的更坚定，比爱哭的更残忍，这显然是居高临下而非被压迫。
就像别的批评家所指出的，涅多布洛沃看到优雅倦怠的女诗人有着铁一般的脊梁骨。阿赫玛托娃自己评论道：“他怎能够猜到严峻和坚定即将到来……涅多布洛沃了解我的道路，我的未来，他预言和宣布这一点是因为他知我甚深……”
尽管她很欣赏他的文雅和书卷气，阿赫玛托娃最钟情的还不是涅多布洛沃，而是后者的朋友鲍里斯·安列普。阿赫玛托娃在日记本中写道：“我是于一九一五年的四旬斋在沙皇村认识安列普的。”他们一度相爱，阿赫玛托娃曾不无内疚地给涅多布洛沃写过一首温柔的诗，承认他们之间的友谊之所以未能发展成热烈的爱情，是因为她的心灵不曾在他的手下加速跳动。涅多布洛沃不能忍受她的移情别恋，加之他在一九一五年发现自己患了肺病，遂迁至克里木度过余生。阿赫玛托娃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巴赫奇萨拉伊[6]。他于一九一九年死于雅尔塔。
打他们在哈尔科夫中学相识起，安列普就对涅多布洛沃留下了印象，并因他而产生出灵感。然而，他们的友谊不曾阻止安列普与阿赫玛托娃发生关系。一个浪漫而迷人的男人，其家族中包括中世纪的骑士，为瑞典国王查理二世服役的将军和叶卡捷琳娜大帝的私生女。一九〇八年在先赴巴黎后到英国学习美术之前，他与尤莉娅·希特洛沃结婚，他在英国认识了布鲁姆斯伯里团体[7]。奥托琳·莫瑞尔女士[8]把他引进了这个著名的团体，还对他的青春活力和乐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阿赫玛托娃对他在英国的生活是否略有所闻我们不太清楚；他有一些年是美国人海伦·梅特兰的情人，后者于一九〇九年来到欧洲。在巴黎，梅特兰首先是奥古斯塔斯·约翰[9]的朋友亨利·兰姆的情人，然后于一九一〇年与安列普夫妇在巴黎同居，组成一个三角家庭。一九一四年，梅特兰和安列普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尤莉娅和她到了英国，帮助她照料孩子。
海伦·梅特兰是瓦列莎·贝尔[10]的朋友，邓肯·格兰特[11]第一次在佛罗伦萨遇到她时，时年二十岁，她与母亲一块过着吉卜赛人的生活，弹着吉他唱歌。他把她描绘成身穿胸部用饰针钉住的长花裙，打一边肩膀垂下披巾，恍如从戈雅或马奈的画中一跃而出的波希米亚人。在他看来，她似乎天生就是属于画室的，他高兴地说，无论何时她一坐到凳子上，画家就想马上拿起笔来。
一九一四年战争爆发后，安列普接到俄国军队的服役令回到祖国，就在这时他认识了阿赫玛托娃。尤莉娅先是到了波兰，以后去了南俄。安列普对梅特兰的感情为时要长于阿赫玛托娃。无论安列普怎样经常与阿赫玛托娃一起吃午饭，冬天一起乘雪橇，都并不妨碍他计划返回英国。
在一九一五年写的一首诗中，阿赫玛托娃对安列普说，她似乎要等他一辈子。
这暮灯寥廓而晕黄，
四月有温柔的凉意。
你迟来了这许多年，
但我仍乐意见到你。
朝我坐得更近一点，
用欢乐的眼睛谛视：
这册蓝色的练习本——
记录着我童年的诗。
原谅我，我活得痛苦，
我难以抵受这烈日。
原谅我，原谅我，为的
我常把他人错当你。
她一九一五年春的诗作都围绕着鲍里斯·安列普的这段情缘而写，她说即使她知道安列普除发妻之外还有别的外遇，她仍忠实于他。直至晚年她还在谈论他。无论叶甫盖尼·莱因还是阿纳托利·奈曼都解释不清，何以她会对此人一往情深，他只有贵族的风度和俊俏的模样还较可取。
安列普是一个重要的镶嵌画家，但作为男人他肤浅、渎神甚至轻佻。他具有强大的身体自信力，体格之健壮可以参加温布尔登的男子双打比赛。在更晚些时，即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积极参加了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新近的研究表明，他仅仅献身于自己的欢乐，阿赫玛托娃爱上的许多男人都有这种特征。他是一个优游人生的波希米亚人，已成为国际美术界的重要一员。
安列普于一九一六年二月十三日从前线归来，到涅多布洛沃家探访时与阿赫玛托娃相遇。他聆听了涅多布洛沃朗诵悲剧《尤季茀》，虽然他因阿赫玛托娃在身旁，难以集中精神去聆听。他坐在她身旁。涅多布洛沃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桌子后——他喜欢精美的家具——朗诵，安列普不能把视线从阿赫玛托娃的侧面挪开。吸引力是相互的。她将一枚鞑靼外祖母相信能保护她的黑戒指放到他手中。
她的诗作《黑戒指的故事》谈到要把戒指交给挚爱。叶甫盖尼·莱因证实，阿赫玛托娃终生极其热爱安列普，并为他写了许多诗。毫无疑问，安列普也为阿赫玛托娃的美貌和丰采所深深地倾倒，虽然他在一九一六年二月接受任命，作为俄国政府委员会的秘书开赴伦敦。他打算回国，或者用他的说法，六个星期后回国。但他发现，自己更喜欢英国，在同年年底回国后只待了一段很短的时间。在他行将离开时，阿赫玛托娃送了他一册《黄昏》，上面有一段题辞：
致鲍里斯·安列普
一个愿望未免太少，
一首歌儿已经足够。
作为交换，安列普送她一首自己的诗的抄本（她把它缝进锦囊里）和一个得自加里西亚[12]卡尔帕特山被遗弃的教堂的木十字架（她在几首诗里写过它）。他的诗谈到送她十字架，和送她一件信物遭失败的故事。阿赫玛托娃把诗抄到黏贴本时，加了一句话，让他想起这次失败，作为他的愚蠢行为的证据。
她想相信他的感受。阿赫玛托娃把他的离去视为对自己、对东正教教会和对俄罗斯的背叛。她尤为反感他对俄国东正教教会无意中的嘲讽：
高傲把你的灵魂遮挡，
因此你不曾体验到光明。
你说，我们的信念是梦想，
是海市蜃楼，是大都会。
就在等候安列普的来信之际，阿赫玛托娃写了一首悲惨的诗，诗中丈夫走进房子，正好遇到因自己的行为而遭良心谴责的妻子：“唉，又是你！不是恋爱中的男孩！”
阿赫玛托娃于一九一六年三月八日写了一首诗——《我不曾为窗子挂上窗帘》——和一首题献给安列普的贯顶诗。六月十一日她把《我知道你是我的奖赏》题献给他。他的缺席仿佛增加了他对她想象力的影响。这令人想起她早年对初恋情人库图佐夫冷漠的照片的热情。
一九一六年八月，古米廖夫离团回彼得堡参加骑兵旗手军阶（少尉）的考试。他到家里来过，自己却在铸造大街另租了一个房间，他在那儿一直住到十月，与拉丽莎·赖斯纳仍时相往来。一九一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军官考试失败后，古米廖夫回到前线。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阿赫玛托娃认识了鲍里斯·安列普的妻子尤莉娅，并到过她在塞瓦斯托波尔附近别利别克的家做客。尤莉娅眼下已与丈夫离异，以战地护士的身份在休假。阿赫玛托娃很喜欢她并为之写过一首诗，尽管自己急煎煎地等候着安列普的来信。
注释
[1]伊·谢维尔亚宁（1887—1941），俄国诗人。
[2]费·索洛古勃（1863—1927），俄国诗人，小说家。
[3]索·帕尔诺克（1885—1933），俄国女诗人，同性恋者。
[4]德·鲁宾斯坦，俄国银行家。
[5]维·日尔蒙斯基（1891—1971），苏联比较文学学者，批评家。
[6]巴赫奇萨拉伊，俄国疗养院，位于克里木。
[7]布鲁姆斯伯里团体，布鲁姆斯伯里为伦敦的一个区，上世纪初以弗吉尼亚·伍尔夫、福斯特、斯特莱彻为首的文化人聚居此地。
[8]奥·莫瑞尔（1873—1938），英国贵族和社交界主人。
[9]奥古斯塔斯·约翰（1878—1961），威尔士画家。
[10]瓦·贝尔（1879—1961），英国画家和室内设计师，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姐姐。
[11]邓·格兰特（1885—1978），苏格兰画家。
[12]加里西亚，今属乌克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