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听到“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的这样一句古诗。我常想，为什么在我的头脑中会有了这种严重的反动罪恶思想，为什么这种坏思想会支配了我整个的前半生，会让我犹如飞蛾投火一样，偏偏往死路上走？
归根结底是有一个根源的。
这个罪恶的根源是什么？就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本质。
自然是，自己在过去所犯下的种种严重罪恶，自己绝对应该完全负起责任来。不过是要想真正认清自己过去的一切丑恶罪行的由来，并真正从心里认清自己的过去的罪恶，不把这一来源的总源头和在中途汇集过来的一些暗脉潜流，分门别类地辨别清楚，是绝对不行的。所以，我想在挖掘这一罪恶的根源的同时，更想把它的支流别派也一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样不独给自己能来一个彻底大消毒，还可以更进一步对自己的过去罪行能有一个比较有系统的认识。
固然凡是一种坏思想的形成，都不是一朝一夕之故，更不是简简单单拿反动阶级本质几个字所能包括一切。不过是，尽管它的形成曾经经过了日积月累的熏陶感染，需要经过萌芽、成长、繁茂和成熟的几个必经阶段，并且也是有着千条万缕的复杂错综关系，但是从大处去看，并从全体来做分析，仍然是会有一个极其鲜明的总轮廓和互相交织着的来龙去脉可以寻求的。因此，我认为我那罪恶思想的构成，是由下列的四项基本毒素互相结合而成的。
1.封建统治思想为主，尊孔崇儒思想为辅。
2.极端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和上记两种思想的互相结合。
3.迷信和“敬天法祖”思想的互相作用。
4.帝国主义思想和封建统治思想的彼此吸引作用。
总之，彻底毁掉了我前半生的，就是上记的四项主要毒素。我现在想逐个地把它们加以引例分析。
一、我的老师和封建尊孔思想
从我六岁的时候起，便由隆裕太后给我物色好毒化我灵魂的工程师——启蒙的老师。最初是在清末当过状元之后做过大学士的陆润庠和曾被称为是福建才子、二十岁点了翰林、三十岁就当上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的陈宝琛，以及曾中过满汉双榜进士的满文老师伊克坦三个人。后来陆润庠死了，又陆续加上了在当时颇有文名的徐坊和在少年时代就入了翰林的朱益藩，以及在清末曾被称为闻名的辞章学家梁鼎芬三人，当了我的汉文老师。
我从六岁起一直念到十七岁，每天都到宫中的西部毓庆宫去读书，性质是属于家塾一类的。教学的范围很狭窄，除了所谓“十三经”[12]以及《通鉴辑览》等封建历史，便什么也没有了。所以像是普通一般学校中的课程，如物理、化学、三角、几何之类，我都根本没有学过，只是抱定了汉文一门死啃。尽管如此，可是我的汉文程度，也没有什么值得自满的地方。因为我当时的念书，除了在我十二三岁以前，尚是按部就班地上学，从那以后，便渐渐地成为兴之所至的读书了。我那时非常贪玩，性情又不太勤勉，更加上我的那些位老师，又都是深深中了封建礼教毒素的老学者，所以他们对于君臣的界限，看作是一个绝对不能逾越的高墙，对我非常客气，不肯十分加以约束。后来更由于我的年岁渐大，就越发事事随我之便，我愿意念时就念，不愿念时，就派人告诉老师让他“放假”。尽管我对于旧书，读得并不多，且是读得不深不透，但是它的反动实质，它的封建专制毒素，却是深深地灌入我的头脑，并且是根深蒂固地在我的前半生中占了统治地位。所以我更认为皇帝确是应该站在一般人之上，应该统治着国家和人民，同时任何人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着皇帝，效忠于皇帝，认为君臣、父子、夫妇等的关系，乃是伦常大义，尤其是忠和孝，更是人人应遵的“天经地义”的原则。不忠于君，不孝于亲，就是“大逆不道”，就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的人，特别是“犯上作乱”这件事，更是不可容忍的弥天大罪。我还狂妄地认为自己就是代表着整个国家的一个存在，凡是不忠于我，就是不忠于国家，就是万恶不赦的大罪人。为什么孔丘的学说会这样合乎封建统治阶级的口味，为什么它会被历代帝王尊奉为至高无上的国教，为什么会对孔丘本人，那样“信极尊崇”地称他为“万世师表”？还不是由于他的学说，完全都是十足地为历代的专制魔王服务，完全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完全能够被利用为束缚广大人民言语行动的无形枷锁嘛。所以，他的所谓忠，就是要亿万的被压迫人民，都要在“君命臣死，臣不敢不死”的咒语下老老实实地甘心跪着挨刀，而不敢生出丝毫的反抗心情。所谓的孝，就是要普天之下的亿万子弟，都要在“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的麻醉剂下面，无条件地维持着家长制的绝对威权。唯其如此，才能使封建统治者，在法律、牢狱、官吏、军队等有形的暴力机关之外，更有补其不足的思想意识上的无形桎梏，牢牢套在各个家庭中的所有成员身上。这样，对于广大人民才能进行无情的内外夹攻，这样，才能使儒教这个“软中硬”的武器，配合着封建统治者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支配力量，巧妙地在思想方面发挥出它的麻醉性能来，这样才能达到封建统治者经常所妄想的要永远骑在人民头上，以吃人肉喝人血来养肥自己“万世皇帝之业”的卑鄙自私野心。
而我呢，自幼就是在这种食人而肥的帝王家庭中成长、壮大和教育、培植起来的，所以我对这种“德不孤，必有邻”的孔孟学说，很容易就“声入心通”地无条件加以推崇，并五体投地生出了无条件的信仰，认为这才是人世中永恒不易的唯一真理。因此，就把我培育成为一个极端愚昧落后、自大自私、专门想开倒车的典型人物，终于江河日下地在最后成为一个甘心背叛祖国人民的民族大罪人。
总之，这个儒教思想，不但是给我潜在于心的专制封建毒素追了肥而使其出了土，发了芽，并且还给我青年时代的“恢复祖业”的狂妄政治野心，奠定了强固的基础。这也就是使我一步一步堕入罪恶泥沼的出发点。
另一方面，由于我对孔孟的学说的盲目崇拜，由于我习惯于唯心的主观论点，所以我对人类历史，一向都抱有错误看法。例如，我曾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全是由少数的英雄伟人所一手推动。认为只有这些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天才和智慧，才会创造出新的历史。同时还在其中又掺入了不少迷信的因果报应成分，认为这些人之所以能够有了这样的聪明睿智，都是由于他们在前世自己种下了善因，所以在今世才能获得这种种冥冥之中的善果。所以我认为，每一个朝代的毁灭都是由于出现了昏庸无道或是懦弱孱幼的帝王和腐朽无能的王侯将相，或是由于奸臣的篡夺。每一个朝代的兴起，则是“奉天承运”的帝王、能臣、良将的力量所造成。后来，由于几年来不断地学习改造，我才清楚地认识到，这种错误想法，都是由那些封建统治者以及他们所豢养的“耍笔杆奴才”所硬造出来的谎话。他们是为了要掩盖人类历史车轮向前发展的真相，更为了企图隐蔽人民群众的伟大智慧和力量，才拿这种迷信的唯心说法来故意夸大帝王将相的个人作用。像是附有“乾隆御批”的《通鉴辑览》，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专门夸耀清朝威武的《大清开国方略》和《圣武记》等，都曾深深地影响了我，使我越发对“圣君贤臣”的作用有了铭肝镂骨的盲信。现在，我才如梦初醒地认识到，所有历史上的改朝换代，绝不是什么“天与人归”，而是由于当时的广大人民实在忍受不了统治者愈来愈凶的残酷统治，为了要活下去，才大家站起来从事革命斗争。这就是促使某一朝代的兴起和促使某一旧朝代倾覆的直接推动力量。后来，由于那些野心家利用并篡夺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跟着他们自己也就摘下了为人民着想的假面具，变成为以暴易暴的新统治者，于是改朝换代的局面，便在历史中再三反复着。所以整个的人类历史，也就是由劳动人民群众一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向前发展的各个过程，也就是劳动创造人类历史，创造人类社会的科学真理所在。
二、毓庆宫读书
我每天读书的时间，是从早晨八时起至正午止。每天到毓庆宫之后，到了法定的时间，便由我口中说出一个“叫”字来，于是就一个挨一个连续不断地像是空谷回声一般，由我身边的太监把这个“叫”字传到懋勤殿太监的耳中，更由他们的嘴传到我老师的耳中和陪我读书的伴读者（最初只有毓崇一个人伴我读书，后来又加上了溥杰陪我读汉文，我叔伯弟弟溥信陪我读英文）耳中，于是他们便应声而至，这一天的功课就开始了。
在老师和伴读者进来之后，老师这时是拿老师的资格来见我，所以只对我挺直一下身子，愣一愣神，就算是做完了见面礼。至于伴读者，他们却不能拿同学的资格来见我，所以他们得跪地向我请安，作为见面的礼节。做完了这套形式之后，便由侍立一旁的太监接过老师等的“官帽”，放在面窗长几上的帽筒上，然后他们鱼贯退出室外，我们的授课便开始了。
至于授课的方法，则是采取了读几遍和讲一遍便算完事的办法。当日的生书由老师带头先念，我们也都放开了喉咙，就像和尚念经似的随读一遍，然后再由老师默听我们朗诵个七八遍，便算是把当日的生书课业做完。跟着就是对读过的陈书的复习，也只是我和伴读者齐声温习一遍的程度。然后就是对对子——老师出上联，我们对下联，或是老师出题，我们作一首七言绝句，但这是很少作的。然后就是由老师讲几页《御批通鉴辑览》或是《大学衍义》等等的书，最后写一篇“仿”——也是由“照描”“跳格”而“临帖”的次序，逐步加以提高，于是就到了下课的时候了。
在上午的时间内，大约由两个老师分别负责上记的课程。在中间的休息时间内，照例给老师和伴读者准备一些糕点果品，到了正午下课后，便给他们准备一顿午饭。
我现在想就各位老师在授课中的突出事例，介绍其中的两三项。我觉得从这里，也可能从中找出一些当时的真实迹象来的。
先从陈宝琛说起吧。
他从我六岁起直到我十七岁为止，无间断地给我授业。不但我对他要比对其他老师亲昵些，就是那四位太妃，以及我父亲以次的所谓“王公大臣”，也都是对他表示着相当的尊敬和信赖。就是在反动报纸杂志上，居然也把他说成是“帝师”中的首位和把他列在A级“遗老”之列的。
他的性情是和蔼的，为人处世也很圆满，并且富于忍耐性。虽然在我小时，他也曾经常皱着眉头，拿“君子不重则不威”来批评我的顽皮，但我并不怕他的皱眉和批评，总是接着他的“君子不重则不威”的话尾，拿“学则不固”来抹稀泥。
他不但是我的启蒙老师，教会了我读书识字，同时也曾毫无愧色地完成了污染我灵魂的“地道工程师”的工作。他曾把封建统治者所必备的本领，成本大套地传授给我，使我在日常的言语行动中，一天天地把它逐渐具体地表现出来。他时常从老近视眼镜中双眼眯成两道缝向我赞叹道：“有王虽小元子哉！”来表示他对我的爱和期许。因之我就越发以“天之元子”自居起来，认为除了天地祖宗就得算我为大。
他还善于把他在清朝时代当一品大员的事，铺张渲染成为一幅太平天下的景象，同时，更把辛亥革命以后的军阀割据混战局面，归咎于共和制度的不好。他就是经常这样拿这种带有歪曲性的新旧对比，来作为守旧排新的泄愤工具的。例如，他拿当时某遗老所作的谩骂中华民国的对联“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即暗射“民国总统不是东西”之意），当作一种美谈资料来说，并称赞这是一个绝妙好辞的讽刺。同时他还画龙点睛地拿“旁观者清”的四个字横批，做出挑拨性的结论来。请想一想，像是这种富有煽惑性的日常讲话等，又怎能不把我满肚子的狭隘民族主义，犹如火上浇油一般地给煽动起来？他还特别强调书中所写的“忠孝节义”等，这类带有麻醉性的事迹和意义，使我认为这就是“亘万古而不磨”的“天经地义”，和人人必须遵奉的“金科玉律”。这还不算，他还善于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之类的铁帽子，高高祭在空中，作为排斥“邪说”，随便用以扣人的唯一法宝。他还把“敬天崇祖”思想和“尊君亲上”思想，巧妙地配合起来，例如，经常拿歌颂清朝历代皇帝——尤其是康熙和乾隆二代如何“勤政爱民”和怎样的“丰功伟绩”并“龙种自与常人殊”一类的话，结合到我的身上，而使我在不知不觉之间，就产生出一种居之不疑和舍我其谁的错觉来。
对于袁世凯，当然是被他经常当作谩骂材料的，就连对于孙中山先生，在他也是毫无例外地加以冷嘲热讽。可以说是，从既当中华民国大总统，又兼清室太保的徐世昌起，直到在当时文坛上、政界上颇负盛名的樊增祥、易顺鼎以及临死还没有忘记请求“清室赐谥”的赵尔巽等人为止，在他的眼中，都认为不是“伯夷叔齐”，而是“遗老”中的变节分子。因为他们之中有的做了民国的官，有的拿了民国的钱，所以他们都是应该被列入《贰臣传》中的人物，不能和自己的“遗老”身份相提并论。就以我结婚时的一个事例和其他的二三事例为证，就可以看出这种见解在当时对我的影响如何了。
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天津《大公报》上，就曾以“大婚汇闻”为标题在其中并有这样一行的小题目：“徐太保礼单干犯宸禁”，其下原文为“……前大总统徐世昌，曾为前清太保。至今清室犹有太保徐世昌名（并未辞职，或云尚领太保之俸）。因清帝大婚，徐送礼四色：一为如意，二为紫榆八合圆桌，三为采缎尺头，四为屏风。礼单具名徐世昌谨赠五个字，清帝颇不谓然，说徐世昌还有太保之职，如何用‘徐世昌谨赠’五个字？他如果是现任总统，我们应该尊敬他，他既不是民国职员，又系皇室太保，未免不合规矩！”其实这并不是我的不满，实际上就是这些“遗老”对他的挑眼，不过是，这种看法的影响，对我却是相当大的。又例如，在奕劻死后，曾请我给个谥法，我父亲认为应给他以一个美谥，我认为他曾勾通袁世凯，加速了清朝统治势力的崩溃，是不能给予他以什么忠、贤、良、康之类的好字眼的。于是就在折中的办法下，把密字作为赐予他的谥法。至于这个密字究竟作何解释？我现在久已忘掉，反正不是一个“美谥”就是了。我的老师们对我的这种青出于蓝的学究式见解，还称赞过我“圣明”呢。还有当赵尔巽托人请求我赐谥时，我也曾认为他是属于贰臣一流的人，最终拒绝了他的请求。像是这种既反动又愚蠢的事例，还多得很。总之，这些都足以证明我灵魂深处的反动本质都是从哪里来的。还有，在张勋背叛民国，干出复辟的罪恶勾当时，这位陈宝琛老师，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忽然来了一股勇气，竟会把好好先生的面具揭了下来，露出了反动学究的本来面目，居然不惜落井下石地提出了应把黎元洪赐死的高见来。这时我虽然只十二岁，也听得大吃一惊，就是满脑袋糨子的张勋，也没敢采纳这种冒失献策。我现在再谈一谈他的家庭情况。
当然，在他那样老守旧的家庭里，事无大小，都得在他那老家长的绝对支配下来处理。其实并不尽然，在他家中青年一代要从封建专制桎梏下挣脱出来的新的气氛，经常要和他那死守旧阵地的顽固保守思想发生着不断的摩擦。并且这种新的萌芽还在暗中一天天增长着。尽管他曾因为他的一个小儿子不肯去做古书中的蠹鱼，而拿出了家长的权威，进行过“家法管教”，但是他的那种外强中干的腐朽保守力量，已经在他的儿女面前也只能是吓唬不了人的纸老虎。例如，每当他下朝回家之际，当他的马车快要进胡同的时候，给他赶车的人，必定要把脚下的车铃踩得山响，为的是预先暗示家人，表示老头子就快要到家的意思。于是他的这些儿女，在听到了这一照例的警告之后，便把开放着的家门紧闭起来，把放在院中的桌椅和糖果、汽水之类，连忙藏入屋中，大家都把这种快活嬉笑的场面，立即变成为一种死气沉沉“端庄中正”的空气，然后才迎接老头子走进家门。当然，他看了这种严肃家风，是会感到满足而自诩为治家有道的了。固然像是这样的家庭中难念的经卷，绝不止于陈家一家，因此，我想凡是封建专制家庭，谁家也是会各有一本这样东西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任凭顽固守旧的反动力量怎样想要摧毁寻求幸福、自由的新生力量，其结果，不是新生力量被摧毁而是旧的力量渐次被削弱，最后则以统治势力的全部崩溃而告终。小而一家，大而一国，或是整个社会，所有一切守旧势力失败的过程，差不多都是如此。
我的这位老师，大约在平素也是在遵守着人生一世洗三次澡的原则（就是说生下来洗一次，结婚时洗一次，死后沐尸一次）的吧？每一到了夏季暑气蒸烘的时候，从他身上就会发散出一种既酸又咸，莫可名状的臭味来。因此他的一个得意门生——佟济煦就曾委屈宛转地对他做了忠告说：“老师！还是常常洗澡好，因为洗澡对于个人的身体健康会有些好处。老师不是常患有一种皮肤病吗？我想能常常洗个澡，一定很快就会好的。”这位陈老夫子，听了这一娓娓动听但不入耳的门下弟子的忠告后，便满心地不受用，但他究竟不愧是个饱读孔孟之书的人，动心忍性的涵养功夫确是有了相当程度，并未拿出使弟子难堪的颜色来做回敬，只是正颜肃目地反问道：“你说的这番话，也有些道理。不过是老朽余年虽未经常洗澡，却也健饭如恒，可是你呢，却不断地洗澡，为什么还不免于时常闹病呢？”当然，老师既然绷着脸说出了这样不厉而严的歪理来，他的这位高足因话不投机，便也只好一揖而退了。
我在这里还想就便介绍一下我这位老师“桑梓情殷”的旧社会中所谓的美德：
因为他是福建人，所以对于福建的同乡总是抱有一种带有宗派性的同乡爱。他的交游，他的来往，总是福建省人居大多数，每当他会客之际，总是在客厅之中会流露出一种压倒的乡音来。像是从清宫时代起一直到伪满时期止，一向在我身旁的佟济煦和那臭名不可向迩的大汉奸郑孝胥等，都是因为和他有同乡关系，才在他的所谓荐贤下，给弄到我身旁来的。固然是这种狭隘乡土观念成为他个人身上的一种毛病，但是受到他的影响，也遗给我，带来不少的罪恶后果。
还有，在我十五岁时，由于爱时髦的关系，以及西洋老师曾嘲笑过辫发的关系，我也渐渐对辫子失去了兴趣。不过，像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这句古训，我是知道的，发辫乃是清朝祖制，这种道理我也是认识得清清楚楚的，所以我就想如果要公开地把辫子剪掉，不用说一定会遭到麻烦，倒不如拿起剪子来自己剪去了事，于是就用剪子把它剪下去了。果然对这种不比寻常的宫中“大事”，有的太妃曾为此而流涕，也有的为此而深加惋惜。就连我的这位老师，也同样是对此觉得满怀不快。但是他对我却又无可奈何。劝阻吧，已成为无的可放之矢，默认吧，又觉得实在憋气。于是他就在我的面前，对步我后尘的毓崇，意味深长地挖苦道：“你把剪下来的辫子卖给西洋妇人做假发，倒是可以得一笔钱的。”这就是这位老先生本着古代儒臣事君之道，推陈出新地发挥了“成王有过，则挞伯禽”这儒意的。
其次，是我的陆润庠老师。他是苏州人，因为他擅写一笔所谓馆阁体的楷书字，所以，在当时的清宫中，随处都可以看到他的笔迹。他的性格虽不似陈的随和，但对于我，却是严守着“虽师，臣也。虽徒，君也”的严格礼教，未敢越过鸿沟一步，并且也曾不遗余力地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名教理论来灌输我，培育我。不过是，在他给我授课的几年中，也曾有过一次例外的感情爆发。这一次是由于我过于顽皮淘气，才把这位老师给惹得暂时忘却了“君为臣纲”而恼火起来的。原因是：有一天我总不肯规规矩矩地读书，不断地把身子摇来晃去，左扭右转地闹着，并且还想离开读书的席位走下椅子。他在最初还是下气怡声地拿着所谓君臣的礼貌，含含蓄蓄地用话来打动我。当时的我是绝不会体会到老师这种取瑟而歌的弦外余音的，所以仍然是不以为意地仍要下地。这时他见此法不灵，便又稍稍加重了语气，来做进一步的谏诤，但是仍嫌轻描淡写无济于事，我的闹法反倒加剧起来。这时，他有些忍耐不住了，便摘下了他那恭而有礼的斯斯文文的面具来，暂时忘却了尊卑上下之分，大喝一声道：“不许动！”我在这种素来未听到过的晴天霹雳之下，立时老实起来了，身子也不敢乱动了，也按部就班地读起圣贤的书来了。
从这段事实中，也可以证明，我在幼时之所以那样放纵任性，都是由于在我身边，上自老师下及保姆太监，都只知道把我捧得愈高愈好，而不知道捧得愈高跌得愈重的真谛。如果当时能多有一些真正爱人以德的人，或者我还不会狂妄自大得到了那种要疯的程度。嘻，徒然“计算死去儿子的年龄”是没有用处的。只有拿过去当作一面自戒现在和自警将来的镜子，才会有些用处。我只有抱定这种心情来回溯过去，谈述过去，才能对我的学习改造有些裨益。这就是我在抚今追昔中的现在心情。
最后，我想再谈一件陆老师和我幼年的趣事，作为对他介绍的收场吧。有一天我在念书时，曾把袜子和鞋一齐甩掉，老师这时就过来为我捡鞋和袜，我便趁势把脚往上一抬。恰巧我的足趾就挂住了他的胡须，结果是他臭臭之声不止，我哈哈笑声不绝。
现在再谈一谈我那徐坊老师，我对他的印象较浅，因为他在当时并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地方。我只记得他的眉毛很长，我常夸奖说：“老师的眉毛长得真好哇！”他听了也就大得其意，眉飞色舞起来。我就趁他得意之际，一面夸着，一面用手摸他的长眉，于是就出其不意地把其中最长的拔了下来。这固然只是顽皮学生淘气的一种琐事，但是在那迷信成性的太监们口中，则是把徐老师的死，牵强附会到我的身上来。他们曾活灵活现地说：“他的寿眉（当时把长眉叫作寿眉，说是长寿之征）被万岁爷拔掉，他怎能不死？”
从这段无知的谈话中，不独可以看出太监迷信的心理，同时，还可以看出他们对于皇帝的看法。比如他们常爱说：皇帝说的话是“金口玉言”，最灵验不过。所以他们认为被皇帝拔去了寿眉，也就是我那徐老师致命的主要原因了。
再次，是我那梁鼎芬老师。他是广东番禺人。据说光绪死后，他曾自告奋勇地到光绪墓茔上去种树，一直在梁格庄住了很多的日子。他曾在茔地那里照了一张身穿清代官服，头戴官帽，手把锄头种树的相片。他死后，他家里人就请陈宝琛在他那张相片上题上一首七绝的诗。我记得那首诗的内容是：
补天回日手何如？冠带临风自把锄。
不见松青心不死，固应藏魄傍山庐。
这首诗的前两句是在赞叹着他那两只能够恢复清朝祖业的手，在今天却在光绪的陵墓上拿着锄头来种树。后两句是说他为了要求永远守护着陵内的松树，但没能看到树木长成便死了。所以他愿意埋骨陵旁乃是当然的。
不用说，从这二十八个字中，不独可以看出梁鼎芬的愚忠透顶，同时也可以看出陈宝琛的反动透顶本质来。因为他那惋惜清朝灭亡的牢骚不平心情，在字里行间，已经彻底流露无遗了。还有当梁鼎芬给我当上了老师的时候，还对我替他自己的“耿耿忠心”做了当面的大言吹嘘。他得意扬扬地说：当他正在光绪陵墓植树的时候，有一天夜里忽然来了一名刺客，把短刀搁在他的脖上要杀他，他便从容不迫地对刺客说：“要杀就杀好了，我在陵上被杀，实为于愿已足。”该刺客因为看到他这种视死如归的忠义不屈气魄，便被感动得把刀子收了起来，并开诚布公地把受了袁世凯之命来暗杀他的始末经过，全盘托了出来，最后劝他务须速离此地，免得再遭毒手。他当即拒绝了刺客的好意劝告，并慷慨地告诉刺客，说他决不能怕死而离开此地，一定要看到松树长大之后才走。
从这件事情看来，便可以清楚看出这位梁鼎芬曾是怎样冥顽不化甘心去当一姓家奴的奴才嘴脸，同时，也可以看出他那自吹自擂的丑表功式的奴才心情。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封建反动统治者用政治上有形无形的压力，怎样来束缚人民，麻醉人民的无孔不入的阴毒手段。而这个梁鼎芬，他自幼就饱受了封建社会中所谓忠和孝的毒素，更加上他的家庭成分、仕宦的经历等，于是就把他这个甘心做奴才的典型人物给制造成功。而我呢，也是在这种封建统治阶级的教育培养下，恰恰成为他所依附的对象，也成为赏识他的知音者。像是在他死后，给他以“文忠”的谥法，就充分说明了我在当时的封建社会末期的头子地位既曾影响了他，他的反动透顶思想和行动同时也曾影响了我。不然就是这样，就是陈宝琛等所谓的遗老，也都是我既影响了他们，他们也影响了我的。不过是，拿我来说，我所受的这种影响比他们要更大和更深刻罢了。像是“一姓尊荣”的“家天下”思想，就是由此而来，更由此而逐步加深的。
还有我的梁老师，因为他平日最喜欢吃一些大油大肉的东西，特别是最爱用荤油拌热饭来吃，并且是食量又大，所以他时常拉稀跑肚。他时常在走进了紫禁城之后，忽然在二人肩舆中大泄其肚，有时进了毓庆宫大门以后，忽然稀屎淋漓顺腿而下，弄得臭不可近。每在这种情况下，不是搀扶他的宫中侍役劝他中途回家，就是他同寅的老师们劝他免课一日。再每当到了这种时候，他总是一面在口中不住地嘟囔着狼狈已极或是狼狈得很，而一面意兴阑珊地登车归去。
有一次他竟在给我授课之中，忽然忍不住，要腹泄，于是就气急败坏地对我说：“臣要告外！”“臣要告外！”我因为不懂得“告外”这两个字的意思，便睁大了眼睛，连声追问他：“什么是告外？”他愈急不可耐，我也就愈加逼问不已，最终在这外既未告成，内实忍不住的紧急情况下，便犹如开了闸门一般，稀屎满裤，臭得使人不可向迩，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不再追问，他也只得踉跄退下，临时停课回家。
就连我那位平日道貌岸然不苟言笑的朱老师，也曾为了他的同寅经常坏肚子，作了一个宝塔铭式的小品嘲弄之词，附带着把它抄录于下：
梁
节士
吃鱼翅
一箸两匙
吃饱就拉屎
端便盆无停止
臭气熏人皆笑之
最后，我还想叙述一下我那满文老师伊克坦。他是个满族，虽然也曾教过我好几年的满文和满文习字，但由于他后来多病，时常不能前来授课，同时，也因为我在平时生活中，无一不是使用着汉语——北京话，那种一曝十寒式的满文教育，终究是没能起什么作用，现在不但满语单字差不多都已忘个干净，就连那些最基本的字母也都记不全了。
这位老师的脾气和陈、朱各位老师不同，是非常急躁的。后来更因为多病，他的神经便越发尖锐起来。他时常以陈宝琛为对象，在毓庆宫的前院的老师休息室中，为一些不相干的事而拍桌子大吵。就连在我的读书房子里，也有时能够听到他尖嗓的怒声，不过是，却始终听不到陈宝琛的恶声回击。不久他便死了，我的满文也就干脆不再学了。
三、宫中的迷信和信仰
儒教的“三纲五常”[13]思想都是补法律之不足而替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那么，这种迷信和信仰也同样是被统治者经常利用来麻痹广大人民的，它同样是能够补足法律等暴力而不及的有利工具。
同时那些狡猾的统治者，还把儒家所倡导的什么“奉天承运”“天与人归”等一类的鬼话，巧妙地和迷信论中的“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等结合起来。为的是好拿这些看不见的绳索桎梏，和有形的法律、牢狱等暴力机关联合起来，一同来向广大人民进攻。因为这种善报恶报之类的东西，会对人民的愤恨不平起釜底抽薪的作用。所以这种暗箭式的武器，要比那些明枪明刀，还不易防。
封建统治者既被认为是“天命攸归”的“真龙天子”，那么，他当然是一个非凡的人了。所以他的这种成功，也就是早在他前生就被预先注定了的。而那些挨饿受冻、呻吟于皮鞭木棍之下，过着牛马不如生活的被统治者，不用说，也都是些早就命中注定应该吃苦遭罪的人。换言之，也就是在“地狱轮回”中，早就注定今生应受的“前世恶报”。既然如此，那么对统治者的反抗，便是根本没有意义的，穷苦人民的翻身，也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了。所以说，这种强迫人们低头认命的阴毒方法，就如同素称杀人不见血的鸦片一样，让人中了它的毒而不自觉，甚至还让人把它当作是祛病延年的灵药，时时刻刻地离不开它。像是旧社会中的童养媳认为受到婆母和丈夫的打骂，这都是自己的命苦，换句话说，就是她的受折磨虐待，乃是命中注定，理所当然，无可避免的事。又如旧社会的店铺中的学徒，妓院中的娼妓，阔人家中的使女等，他们也都是在由命不由人的认命观念下，忍受着痛苦生活。这不就是让受压迫者永远以不修今生修来世的低头认命想法来俯首帖耳甘受摧残的吗？在旧社会中所谓的安分好人以及忠仆义婢，其实就是被这种宿命论给征服了的可怜牺牲者。这些，不都足以说明这种麻痹人心的药剂——迷信思想害人作用的吗？
那些万恶的专制吃人魔王，就是利用这种精神、思想上的枷锁，妄想要来维持他们万年统治的帝王基业的。
同时，这种腐蚀人的毒害作用，也同样殃及他们的子子孙孙身上，致使他们后代的孝子贤孙们，也在这种自欺欺人的政策下，逐渐忘却了他们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资格，而错误地认为自己确是一个非凡的人，认为自己确是一个“奉天承运”的天造地设的统治者，于是更拿这种祖传的毒素，想要继续维持他们以国为家的所谓祖业。而最为鲜明不过的实际例子，就是《大清开国方略》等自欺欺人的书籍。在其中除了反复地做着“口不应心”的“勤政爱民”和“待中守正”之类的虚言假语，更不惜费尽多少笔墨，把“爱新觉罗氏”子子孙孙的非凡性特别做了大力渲染，更不惜厚着脸皮赝造出一连串的荒唐幼稚鬼话。例如说“爱新觉罗氏”最初的起源是在长白山顶的天池上，有三个所谓仙女，当她们正在天池中洗澡时，忽然有只神鹊把衔在口中的朱果丢了下来，恰恰坠入一个叫佛库伦的仙女的口中，她在吞下了这颗朱果之后，便有孕而生下了男孩子，就是爱新觉罗氏的始祖——布库里雍顺。这就是说，这位始祖乃是“天生的圣人”——奉天承运的唯一“圣人”，因此，他的子子孙孙，全都是天女的后代，也就是注定世世代代统治人民的最高统治者。我在过去，就是这样地完全相信自己确是一个了不起的帝王之资。在我前半生中曾经支配过我的一切极端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和那唯我独尊的自私自利封建统治阶级思想，都是曾在这迷信和信仰的温床上发过芽并成长起来的。然后更在那专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孔家店反动学说中，得到了更富有政治性的所谓根据。然后崇拜帝国主义思想的火上加油，于是，就把我的前半生完全毁灭掉了。
现在先拿当时宫中的几项迷信实例来做说明。
（1）“殿神”
宫中的太监，对于“殿神”是一贯异常信仰的。要问“殿神”是什么？按照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四大家”——长虫、狐狸、黄鼠狼和刺猬，并说这四种动物——“殿神”，都是曾受过皇帝封为二品顶戴的仙家。太监们还活灵活现地互做警告说：夜间千万不可到乾清宫的丹陛上去走，否则就会被“殿神爷”给扔到丹陛之下。他们也惯于引经据典地宣传说：过去曾有两个太监因在街上吃了牛肉（他们认为牛肉是大五荤，不应吃），回来之后，果然受到了“殿神爷”的责怪，罚他们在天一门（御花园内供真武大帝的庙门）外树皮上擦嘴，直擦得皮烂血流才算完事。事后问他们为什么要在树皮上蹭嘴？他们回答说：当时心里一迷糊，就在树皮上蹭开了……还有在养心殿专门负责洒扫的所谓殿上太监，他们向例也是分两组轮流上班工作。各组在接班前，照例都得先向养心殿中央给“殿神”磕头之后，才敢开始接班。据说是为了祈求“殿神”保佑他们在值班中不要犯什么过错。此外，逢年遇节，他们还在养心殿中庭，摆上整猪、整羊和其他的供品祭供“殿神”。在每月初一、十五两日，他们也照例要以烧酒、鸡蛋、豆腐干和“二五眼”（一种干点心）给“殿神”上供。还有每当太监们要开锁进入久无人居的房屋和库房时，照例先要大喊一声“开殿！”或是“开库！”之后，才敢推门入室。据说，是为了预先知会“殿神”一声，以免无意碰到或致使冲犯。诸如此类的活见鬼事情，在当时的宫中，是随处都有的。我从幼时，就是在这种迷信旋涡里的宫廷生活中，相信了“殿神”之说。不过是，我的相信和太监们的相信不同。太监是害怕“殿神”，而我则不但不怕它，反倒对它抱有一种亲密和信赖之感。因为太监们都说“殿神”是受过皇帝封赠的仙家而专门保护着宫殿仓库，尤其是专门保护着皇帝的。所以在当时，我也就觉得这些“殿神”——长虫、狐狸、黄鼠狼、刺猬之类，还都是专门替我服务的忠实部下哩！
像是这种荒诞不经的胡说八道，固然都是些不值一笑的迷信，不过是，也可以从其中看出那些宫中奴隶的可怜相来的。
那些被专制淫威给吓破了胆、麻木了手足的宫中太监，为什么每当上班当差之前，必须先要至至诚诚地给“殿神”叩头，求其保佑在值班中平安无事呢？这还不是和过去的海员们，每在航海之先，必先向海神龙王磕头烧香的心理是一个样的吗？可见那些可怜的宫廷奴隶在伴君如伴虎的提心吊胆情况下，是怎样对于惯以喜怒杀人的君主，抱有战战兢兢、朝不保夕的危惧心情啊！
同时，也可从其中看出那些惯用神道愚民的狡猾统治者，居然亏得他们竟会想出一个可补卫士刀剑之所不及的无形警察——“殿神”来，既可以利用它来保护自己的珍宝财货不致为太监所盗，还可以更进一步，利用它来保证自己头颅的安全。本来么，太监既认为“殿神”是守库的专家，当然他们不敢轻易去动库房的锁；既认为夜间到乾清宫丹陛上去，都会遭到殿神的嗔怪，当然不敢偷偷进入君王的寝室；既认为“殿神”是受有皇封而专门保护皇帝的仙家，当然更不敢稍萌对皇帝有什么不利的想法了。总而言之，这不都是那些狡猾阴险的独夫所平空捏造出来的以神道自卫的种种方法吗？
从这里还可以知道，太监对于一般的人民，固然是一种替皇帝捧臭脚的特权阶级，但他们在专制暴君的面前，则是又成为一小撮任凭宰割的可怜人。
迷信并不能专怪太监的愚昧无知，而是应该恨那假神欺众的狡猾统治者。
（2）我怕雷的故事
我在小的时候最怕打雷。每当闪电耀眼、疾雷震耳的时候，我便会想起那长着尖尖的鸟嘴、双手分拿一锤一凿、背生双翅的“雷公”和那手执双镜闪闪发光的“电母”来。再加上每当雷电交加的时候，那些不知趣的太监，照例总是要说出那套“红闪照妖精，白闪照人心”的煞风景的成语来。他们哪里知道，在他们这样言之无心的照例谈话材料中，是蕴藏有对我吓唬的成分在内，使我不由得就会联想到那幅坏人遭雷殛的画面来，立刻就会在我面前浮映出一个直挺挺跪在大雨滂沱的地面上，从浓云中射出一道白色光，直指向他或她的头顶的画面。同时在他们身上，还照例要现出几个大字，如不孝逆子或是不孝翁姑之类。尽管在当时，我并没有认为自己就是应遭雷劈的坏人，但我却是害着怕。害怕到了极点的结果就是，每逢雷轰电闪到了相当厉害的时候，我便会出于本能钻入床帐之内，蜷伏避雷。我也曾听到太监说，光绪在小的时候，也是和我有相怜的同病。不过是每逢打雷的时候，他倒是比我勇敢些。因为他不是消极地钻到床幔中去躲避，而是积极地率领着一帮太监，一齐敲锣打鼓来遮混这种“可怕”的雷声。
这固然仅是我孩童时代的一件个人小事，不过，若从我那继父也曾怕雷的这件事来看，也可以说专制君主大抵胆小，并不是什么偶然的事情。为什么和我差不多同年岁的一般小孩子，却都不这样怕雷？我认为这也是颇耐人寻味的一个问题。因为一般家庭中的父母，既不会在他们孩子的提议之下，全家都一齐来敲锣打鼓，也不会看到自己的孩子钻到被窝内避雷而不加以说服和制止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到那些封建统治者，他们是怎样没有普通人的一般常识。同时还可以看出，我的迷信思想，确是从儿童时代就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所以才会在我的整个前半生中，曾起了不少恨煞人的作用和笑死人的滑稽丑态。
（3）几段不成其为神话的神话
在我妻子婉容曾住过的储秀宫庭院中，陈列有一排铜制的鹤鹿之类。在左边一只铜鹿的后脚上，有一块不是很深的凹形击痕，并在凹痕之中积有略带赤红色的锈。而宫中的太监也许是只知道铜锈是绿色的，而不知道合金的铜（当时呼作风磨铜）偶尔会产生含铁性红锈的道理吧，所以就少见多怪地望风捕影说：在乾隆下江南的时候，这只铜鹿也随着跑到江南去保驾，不料却被乾隆给射了一箭，正中后腿，于是这只自讨无趣的铜鹿，便又无精打采地跑回储秀宫原处来了。不用问，它那后肢上的凹痕，当然会被说成是箭创，而那红锈也当然就是所谓的血迹的了。
其次，是又一个所谓的神话，那就是在御花园西鱼池附近靠墙处，有一棵古松，在松树附近壁上有乾隆亲笔题的《咏盖松》的诗。不料那些文盲的太监便又以讹传讹地编出神话来了。当然他们一提起乾隆来，除了下江南，就没有别的话题了，于是仍以下江南为题，借题发挥道：在乾隆爷下江南的时候，这棵伞松也去保驾，它就在一路之上，跟在后面拿着伞一般的阴影给乾隆爷遮着太阳。所以乾隆爷在回来之后，便把这段神松保驾的事写到墙上了。这就是神松也在讨封哪！
其实只要是个识字的人，一看到墙上的诗句，便会知道这并不是什么神松在讨封，更不是这株老松曾到过江南去溜须拍马，只是它长得亭亭如盖，颇为古秀，致引起乾隆的诗兴而已。
还有，我在幼时所住的长春宫西厢房台阶左边，有一块长方形的石枕。据太监说：该宫西南墙外中正殿房檐有四条金光耀眼的金属制的龙，其中的一条时常在夜间到长春宫院中的大铜缸内喝水。也不知道是在哪代皇帝的时候，人们用铁钉把那条龙钉在房檐上，并制造了一个石枕以为镇妖之用。从此这条龙便再也不能下来喝水了。并把那个石枕叫作“龙枕”。
更有一段关于皇帝帽子上的珍珠的神话。据说，这颗珍珠，是乾隆曾在圆明园一条小河旁夜间散步，忽见河内发出火光，便用鸟枪向发光处打去，不料打中了一个大蛤蜊，把它剖开一看，发现了这颗大珠，于是就把它当作自己帽子上的顶珠。据说，这颗珠子时常不翼而飞，更时常回到原处。后来经过高明人的指点，说这乃是一颗通灵的宝珠，所以才能这样地来去自如。并建议如果在珠下部钻一个细孔，它便不能随意忽隐忽现了。照法施行之后，果然这颗珍珠便老老实实地做了皇帝帽子上的顶珠，一直传到我在伪满垮台时，逃到大栗子沟把它失落为止。
其次，是在宫中御花园内供有真武大帝的钦安殿后西北角台阶上，经常放有一块砖，如果是把它揭开一看，便可以看到该处阶石上有一个几寸深的脚印。太监们对此又有了一种传说：说是在乾隆某年，乾清宫曾失过一次火，这时，这位真武大帝便显圣了。只见他从殿中走出来，就站在这个地方，向着失火的方向用手一指，立时那猛烈的火焰便消灭了。这个足迹就是在他救火的时候，留下来的遗迹。在当时，我对于这件事，当然不用说，是完全相信的。
现在我再谈一谈我在幼时的所谓孝心。
我在八九岁的时候，有一天忽觉身体不舒服。我那里的总管太监张谦和，便拿来了一颗紫红色的药锭让我吃。我问他这是什么药？他说这是在他睡觉的时候，梦见一个白须白发的老神仙给他的仙药，叫作长生不老丹。我听了大喜，不觉在我脑子里又把那二十四孝的幻影浮现出来，于是就把那药拿到四太妃处，请她们也分尝一些仙药，便都可以长生不老。现在想起来，一定是那个制造美谈的张谦和，利用他走在前面给我开路的机会，预先把这仙药的来历告诉她们，所以当我以仙药奉母时，她们都对我这个孝心，表示了异常高兴。当然，我更是心满意足的了。
不料过了一些时候，我手上偶然长了一个小疮，便由御药房取来一种药研来涂抹。我定睛一看，原来就是那个所谓的长生不老仙药，而现在则是以一种普通的紫金锭的姿态出现在我的眼前。尽管这出仙药的幻术，已经当众泄露了其中的秘密，尽管我对于仙药变为普通紫金锭的这一事实，也曾多多少少地感到了一些幻灭的悲哀，但是这并未能减少我对神仙的迷信，依然是看破虽然看破，迷信我自迷之。
在这里，我还想叙述我对上记各项回忆的一些感想。
从以上各项中，就可以知道我从幼时起，就是在这样充满迷信空气的宫廷中成长起来的。还可以由此看出，宫中的迷信性质，还和当时社会上的一般迷信不同。因为在宫中的迷信中，总是含有一种反动统治者所固有的罪恶性。像是所谓的殿神、所谓的铜鹿和伞松的保驾以及什么皇帝帽子上的珍珠或是“真武显圣”之类，哪一样不是为了要把皇帝给绝对神圣化起来，哪一样不是要把专制帝王渲染美化成为一个有“百灵相助的圣天子”？要不然为什么在当时的宫中，不以太监们为造谣生事或妖言惑众而居然容许这种拍捧式的神话流传到多少年代，最终竟达到畅言无忌的程度呢？足见这类的迷信，对于统治者是有益处的。也就和反动统治者禁止进步性的字刊而提倡培养奴化思想的《施公案》《彭公案》等奴化小说一个样，是别有一种用心之处的。
我就是从幼年便相信了这种带有毒素的一连串鬼话，才使我把这迷信思想和“敬天法祖”思想以及政治上的自私野心等都结合到一起，所以久而久之这些便都汇集成为一种引我走上了无穷罪恶道路的综合推动力。
就是由于我在幼时，便把迷信的根基巩固起来，所以在我长大以后，便对于看相、算命、求签、卜卦等迷信的事情，无不盲信到令人失笑的地步。不过是，在我说来，则是一出“笑不得的悲剧”。因为，其中是含有毁灭性的成分和罪恶性的因素的。
例如，在宫中时，我就曾到真武大帝神案前，求过卜询自己前途休咎的神签。我那陈老师也常到北京的关帝庙，替我的前途命运摇卦。当然求签也罢，问卜也罢，所求所问的，都是些有关政治前途的妄想痴念，都是些不可告人的反动野心。这还不是饱含罪恶毒素心理的表现是什么？
不但陈宝琛一人如此，就是那位梁老师，他也是一个扶乩的迷信者；我的岳父荣源更是一个扶乩和“推背图”的专家；就连我那朱老师也是迷信“天眼通”的知名之士……不但在北京时，我的周围环境是这样，就是到了天津之后，也是时常有“卍字会”会中的基干分子，如下野的军阀许兰洲、苏锡麟辈都曾向我鼓吹过老祖的灵验和乩坛的神妙。此外，还有自称把《大悲咒》念到“八神”的时候，自己的眉毛便会发光的前清旧军官赵月修，也曾和我有过往来。此外，还听到许兰洲所讲的，人向空中和狐仙讲话的鬼话，等等。就是从天津到了东北之后，这种迷信的空气，还是依然笼罩在我的身边。例如，当那位眉能放光的赵月修，在到了长春，经过我的实际考验（方法是熄灭电灯使其念《大悲咒》，最终眉毛未能放光）后，看破了他的“道行”。但我在当时仍认为他是体弱年老，并未敢立即诽经谤道。还有在伪宫内府当过处长的商衍瀛和当过伪侍从武官长的张海鹏等，也是经常把红卍字会的事向我介绍。并说老祖还赐给我一个法名叫作“一人”；并且加我以“九锡”之礼；且命令我须“奉行天道”。当然，我对这种神宠是恭敬而欣喜地接受了。他们还把老祖的乩语拿来给我看。反正在当时，在我手中有不少由叛国投敌得来的人民膏血，我便拿出一些来作为布施……我就是这样在迷信的自慰之中，度过了我的前半生。就是当苏联军进兵解放东北，敌伪纷纷逃窜的时候，我还是没有忘掉我那本《未来预知术》小书。到了通化大栗子沟之后，我还曾在六神无主的时光里，经常以“未来预知术”来卜问不可预知的未来哩！
不但如此，就当我到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之后，也还是可听到从我住的房间中，流出哗啦哗啦的金钱摇卦声。
不过是，我在卜卦时，也有一个自欺兼自慰的独得妙诀，那就是不得吉卦决不罢休。尽管摇得不吉的卦，只要向空磕几个头重新另摇，迟早总会得到吉卦。我就是这样对待着我的未来的。
真是，自从回到祖国之后，我才放下了随我几十年之久的“自慰良伴”；自从经过学习再学习的阶段之后，我才真正懂得什么才是自己的真正未来。
唯有祖国人民，唯有共产党和毛主席，才把我从无穷罪恶深渊中拉上来，同时，也给我扯下了蒙住我双眼达三十多年之久的蒙眼纱，使我既能认识了自己过去的罪恶，也认识了曾和罪恶同栖共生的迷信思想。因为现在我已经清清楚楚地认识到，我现在的“未来预知术”已不再是那本坑害我过去前半生的迷信小册子，只有在认罪的基础上来悔恨过去，争取现在和将来，才是我的真正未来预知术！
现在再谈一谈宫中的信仰问题。
据说满族在关外时，一般的信仰是祖先、佛、关羽以及观音菩萨。到了北京之后，便逐渐把信仰也复杂化起来。不过是从其中仍可以看出一部分过去的民族固有色彩。例如，“神杆”“王爹爹和王妈妈”以及祭神等就是如此。
什么是“神杆”？“神杆”一般又把它叫作“祖宗杆子”。不但是在清代宫中有这种“神杆”的遗物，就是在各王公府第，以及满族一般住宅内，也都是在自己祭祖先的房外庭中右侧，竖立一根长枪形的木杆，在枪头状的物体下面，有一个方形像是量谷物的升那样乩东西，其中放有杂谷之类，据说是为了要使乌鸦和喜鹊来吃。对于“神杆”，一般都认为是极其神圣的东西，就连它映在地面上的影子，也是绝对不许任何人用脚去踩。至于喂乌鸦喜鹊的由来，据说，是爱新觉罗氏的某代祖先中，有个叫樊查的人，大约也是像后来所谓的各民族部落间打冤家的缘故吧，樊查就只身一人从敌人围攻中脱出，在敌人追击之下，正在无路可逃时，忽然有一只鸦鹊之类的鸟，立在他的头上，敌人以为是棵橘树，便没有到这里来搜寻，于是樊查才脱了险。“神杆”上面盛谷物的升，就是为了放入谷物来报答救命鸟的恩德。并且满族人从来都对乌鸦和喜鹊不加伤害，据说也是这个缘故。
至于“王爹爹、王妈妈”的问题，当然在一起初，是有一种纪念意义的。不过是由于年代久远，又加上形成了封建王朝之后，百事都日渐形式化、偶像化，所以把当初的本来意义都湮没下去。但是，后世子孙在富贵生活中，把祭祀祖先这种事情，更加神秘化和神圣化起来，只知因袭旧例，照章行事，而在恭敬有余实质不问的悠久岁月中，致把长年祭祀的对象也都弄不清楚，纯粹成为一种盲目的祭奠和不知所谓的虚礼了。我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对于过去在宫中每日必祭的对象，竟会不知其为何许人，更根本不知道要祭祀它的道理，只是照例虚应故事地向它磕几个头便算完事。
现在只就我关于此事的所闻，记述于下。
有人说，在清代宫中以及各王公府第中，和自己祖先一并祭祀的两个布质男女偶像，就是明朝的万历皇帝和皇后。一般所谓的“王爹爹和王妈妈”，就是“万历爹爹和万历妈妈”的一种音讹。
还有一种说法：在明末，有一对住在东北的姓王的老夫妇，因为对于曾被明朝将军李成梁掳去养马的清代祖先努尔哈赤（清太祖）有过好处——经常照顾他，最后还帮助他脱走——所以在清朝统治势力成功之后，为了纪念他们，为了永远不忘他们的恩德，所以就在后世子子孙孙祭供祖先的地方西墙上，也把“王爹爹和王妈妈”的偶像挂起，一直经过二百余年。
这就是连后世子孙也都茫然不知其究竟，而一直向之盲目祭奠了多少代的，关于“王爹爹和王妈妈”的信仰和传说。
现在再谈一下宫中祭祀祖先时的概略情形。
按照清宫中的传统习惯，不但逢年遇节要祭祀奉先殿和寿皇殿，就是每月的初一、十五，甚至是每天都得举行繁简不同的祭祀仪式。
在乾清宫后面的坤宁宫，就是宫中专门祭祀神佛和远代祖先的地方。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当中，除了历代皇帝、皇后的忌辰（死的日子），每天都得杀一口猪来致祭。在那里有“萨满”（女巫）数十名，其中最高级的叫作“萨满太太”。在皇帝亲往致祭之前，首先，由她们在神前用满族语言做祈祷。当我的轿子走上了坤宁宫前方交泰殿的台阶时，在坤宁宫专门担任祭神的太监，便用手在坤宁宫的纸窗上连打三下，这时，坐在屋中地上的二十余名太监，便一面弹着弦子，一面从口中连续不断地喊出噢、噢的声音来。当我走进屋中时，另有两名太监把一口活猪抬到屋内中央，更由两名萨满把白酒灌入猪耳朵内。当猪把头摆动的时候，据说，这就是“神佛”已接受到祭品的一种表示。这还有名堂呢，叫作“领牲”。“领牲”之后，才把猪抬走下锅。这时弦子的声音戛然止住，我便跪在神前，等“萨满太太”再念一遍满族语言的祈祷文之后，我就向上行三跪九叩礼，礼毕退出。
我还听说，过去在祭神以后，还有“吃神肉”（祭肉，也叫“福肉”）的仪式。这时太后和皇帝分坐在屋内的南北两炕上，各在面前放一小桌，上置割肉小刀和筷箸并食盐、大米饭等。王公等跪在地上，在他们面前，也放有刀、箸、盐和米饭。吃肉时，是把各自面前的大块白煮肉，自己用小刀割下来蘸盐来吃。这时皇帝须和一名宗室王公，在太后前带头跳一种满族古式的舞——“喜起舞”。音乐是用一支箭在簸箕上划出一种音节来伴舞。皇帝跳完后，各王公便依次二人二人地起来跳舞。据说这种舞，是古代满族在祭祀时或是在战争胜利时表示欢欣鼓舞的一种民族传统舞法，很有原始时代的纯朴风味。不过是，到了后来，这种大家同欢的民族跳舞却在君臣上下的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完全变成了封建宫廷专用的东西。参加这种仪式的人，只能是，在品级礼制的束缚下，一个一个规规矩矩、不言不笑地跳着，高踞上位的太后和皇帝也只是正襟危坐、心不在焉地在观赏。真正的民族气氛，真正的同欢共苦的团结精神，在这时，早已变成为徒具形式的无聊礼节。吃肉是一种形式上的吃，跳舞和观舞也成为貌合神离的点缀品了。
四、我的“敬天法祖”思想
在清朝所谓家法中，首先被列入皇帝所必须奉为最重要信条的，就是“敬天法祖”四个大字。固然在这四个字后面，还有“勤政爱民”四个大字在跟着。不过这后边四个字只能作为装饰门面的东西而已。因为，在历代皇帝的阶级本质中，是根本找不到“勤政爱民”四个字的踪影的。
现在先谈一谈为什么要“敬天”的问题。
在古代，因为人类的知识有限，无法探知宇宙的秘密，所以，人们对于风云雷雨日月星辰等大自然的作用，都起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盲目崇敬恐惧的心理。因此，封建统治者就利用这个虚无缥缈的天，作为他们的护身符，既可利用天的神秘来吓唬一般人，同时还可以利用它来神化自己的存在，于是“敬天”这两个字，就成为专制统治者骗人的好工具了。一来可以表示这个所谓的“天子”，就是由于受到了“天命”，所以才拿“天之元子”的资格，公然骑在人民的头上。其次，则是为了把封建统治势力的宝塔式层层压力作用，能够尽量地发挥出来，所以就拿对自己毫无压力可言的“天”，压在自己头上，而制造出“父天母地”的一套幻想来。然后更利用什么“爱民如子”或是什么“子庶民也”之类的骗人谎话，制造出一套“天地君亲师”的“纲常名教”无形桎梏。就利用这种由下及上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密网，笼罩住整个当时社会，因而借以建立和维持唯我独尊的专制统治地位。
至于“法祖”这件事，也是有着与“敬天”密切不可分的联系。为了维系封建统治者“一姓永久尊荣”，就非把“法祖”这个铁帽子，狠狠扣在自己的后代子孙头上不可。以我为例，我就是在那“法祖”空气最浓厚的清宫中，头脑完全弄得昏天黑地的。例如，在我所住的养心殿中央，就有一个皇帝通常召见文武大臣的“宝座”；在后面屏风上有乾隆亲笔的“御制诗”；上面还高悬着雍正亲笔的“中正仁和”大匾额；在左右两边紫檀木大案上，整整齐齐堆放着历代皇帝所遗留下来的所谓“圣训”，在西暖阁的西墙上，还挂有一幅全国各省文武官员的职名表。固然这已是时过境迁、等于明日黄花的一种装饰品，但是在当时，却是仍旧有使人感到一种“家天下”的威风。
在读书时更不用说，因为儒家所倡导的什么“慎终追远”，什么“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以及“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和“无忝尔所生”之类，处处都是和清朝“家法”中所俨然揭出的“敬天法祖”思想可以互相为用的。在毓庆宫我读书之处的西墙上，就有醇贤亲王奕譞写给光绪的一幅占满多半墙的字，头一句就是“谨以家法敬临民”的字样。可以说在宫中随处都可以看到这种关于“敬天法祖”的座右铭。在这种有形的耳濡目染、无形的潜移默化下，又怎能不把我弄得习与性成而五体投地呢！
以下我引一些有关“敬天”的例子。
（1）求雨
在清朝时代，每逢天旱成灾的时候，那个当皇帝的人，便得照例表示一下“关心民瘼”的心情。一方面既可以大吹大擂把“饥溺为怀”的假面具戴在脸上；同时也可以叫一般人民看看：“天子”是和“天”有着特别亲密的关系的，好叫他们畏威感德地不敢萌什么非分之想。只要是皇帝到天坛或是在宫中，向着蓝色天空磕上几个头，焚上一张“告天”的表文，便算是“爱民如子”的责任完全尽到。至于下雨不下雨，那倒是次要的问题，下了更好，就可以老着脸皮说这是我“求下来”的；不下雨呢，也没有什么关系，过些日子再向天磕几个头，焚一道表便算完事。至于人民由于天旱饿死多少，那更是次要又次要的事情，是与这位“天子”无关的。偶尔这位专制独裁者高了兴，下一道“上谕”，拨给灾区一些杯水车薪的赈灾粮款，便算是尽到了百分之百——甚至是百分之二百以上的责任，同时还可以博得一个“爱民如子”的美名。以晋朝的惠帝为例，有一天他听到了全国饥馑饿死很多人的消息后，便来显示他的天纵聪明，给人民做打算道：为什么不吃肉糜而竟活活饿死呢？这就是封建统治者为人民着想的一个好例子。
每逢皇帝在求雨之前，照例先得在“斋宫”这个地方做一次为期两天或三天的斋戒沐浴。在清顺治八年，宫中定了一项有关斋戒的清规戒律条文，大致内容是：
“大祀三日，中祀二日。凡陪祀致斋各官，不理刑名，不宴会，不听音乐，不入内寝，不问疾吊丧，不饮酒茹荤，不祭神，不扫墓，其有疾者皆勿与。”
这固然是给参与陪祀的文武百官规定出来的斋戒方法，至于皇帝的斋戒，那也只是大同小异而已。如把不入内寝改为不入后宫之类的名词，就成为皇帝的斋戒规则了。
我虽然没到过天坛，但是到宫内天穹宝殿求雨的事却做过几次。尽管在当时，已是在清朝反动势力总崩溃之后，但在小朝廷空架子还被允许存在的当日，对于求雨这个所谓皇帝差事，还是关起家门继续地做着。不过这并不是说，不在其位仍然尚为百姓求着什么“天佑”，在实际上只是由于自己尚未肯放下“天子”的臭架子来，仍然希望保持着这个和“天”打交道的特殊资格，所以尽管到了一九一二年一月后，仍然在做着这种自己安慰自己的求雨。
反正这种求雨的事，只是一种“恋栈”的可耻的表现。只要是适逢其会地下了雨，便可以在关紧大门的紫禁城中，重温一下帝王的残梦了。每当到了这样的时候，那些满脑袋封建毒素的老学究——我的各位老师和那些坐井观天的老太监，便会认为这雨是我给求下来的，而纷纷向我欢呼而拜贺了。像是诸如此类的欺人自欺的事情，在当时宫中是很多的。这只不过是在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个例子。
（2）信佛
固然严格地说，“敬天”和“信佛”，在宗教支派上纯粹是两码事，但是这在当时的宫中，在当时我的眼中看来，二者是有些混同之处的。特别是拿宫中的祭神来看，像是把自己的远代祖先和关羽以及观音大士并王爹爹和王妈妈等都供在一个地方，也就可以知道所谓当时的信仰云云者，也就是一锅糊涂粥式的信仰而已，所以我对于“天”、对于“佛”的信仰分界，也是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模糊概念下，马马虎虎地做了盲目迷信。就拿宫中迷信佛教来说，也可以说到了相当的地步。像是在我过去所住的养心殿东西配殿（厢房）内，就供有许许多多佛像和清朝历代祖先的纪念遗物。就是在养心殿的西暖阁里，也供有许多佛像、佛塔和经卷、法器，等等。每逢初一、十五，还照例有许多喇嘛在养心殿院中和中正殿等处乐声铿锵地在唪经。总之，在清代的宫中既把“敬天”和“信佛”混同起来；同时也把崇祖的思想毫不客气地交织其中。于是这种混合式的宗教迷信空气，就把我弄得晕头转向，糊里糊涂起来，同时也把信仰和迷信的界限也都犬牙错综到一起。因此，就使我在前半生中，一直过着神神怪怪的疯子般的生活。
现在再谈一谈“法祖”的例子。
由于我在那封建制度宗法式的宫中，过着“朕即国家”的唯我独尊生活，所以对于创立这一“家天下”基业的历代祖宗就有了一种无条件的崇奉心理。再加上什么以孝治天下和祖功宗德的祖训或师传，就使我对“法祖”的观念，更有了根深蒂固的巩固和发展。例如，我在伪满时，祭沈阳北陵时，就曾恍恍惚惚地觉得在供桌后的空墙上，现出了我祖先皇太极的影像。固然在当时有些昏庸顽固的所谓“遗老”“旧臣”都曾摇头晃脑感激无量地认为这是我的孝思不匮感动了祖宗神灵所致；我自己也曾认为这确是我的精诚所感。但在现在想来，这只不过是等于神经病的一种幻视，也就是多年以来，“崇祖法祖”的精神教育结果，所以才使我生在二十世纪的当日，尚在过着几世纪以前的神话式生活。请想一想，这种封建制度下的反动残余毒素，竟致把我弄成这样半疯子的地步，还能说它不厉害、不可怕吗？
还有，当我看到“祖训”中所说的：在年节时，应有一种欣庆吉祥的气象。我便在年节中，极力主张多说吉祥话，并尽可能使家中眷属都穿上红红绿绿的衣服，戴上花花朵朵的簪饰，等等。就是我弟弟溥杰也曾尽力主张在年节时应当充分保持高高兴兴的气氛。因为这是祖宗说出来的话，所以就绝对支配了我的头脑。
还有，当我听到了“按照清宫的老规矩，在皇帝面前不论任何人都不得互相敬礼，因为至尊只有一个，在他面前而向旁人行礼，就是不敬，就是不可容忍的罪过”这样的话时，我便变本加厉地实行了这一条。有一次，我的叔父来到长春给我祝寿，因为他不知道我这里的新规矩，便在我面前和别人打了个招呼，我便板起脸来，对我叔父大发了一阵雷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我当时那种不近人情的骄傲自大面目，我那满脑袋封建思想，真使我悔也悔不及，愧也愧不及。
还有，我在长春时，曾亲自抄录了雍正的“祖训”给我的侄子们上过课。我不独自己有了这种盲目的“法祖思想”，还曾把这种毒素灌输给别人哩！
还有，我不但由北京到了天津，甚至由天津到了东北，每逢到了历代祖先的诞日、忌日和年节等，我还都穿上过去清代的衣冠，向祖先上供祭奠，一直到了伪满垮台为止。
以上列举的，并不是着重介绍形式上的祭祀等仪式，而是着重地在说，这种“法祖思想”所给予我的种种影响。也就是说那种根深蒂固的反动阶级本质，对我前半生的思想行动，所给予的种种不良影响。因为这种影响，既助长了我的政治野心，又助长了我那为了一姓尊荣而不择手段的种种罪恶的行动。
现在我才初步认识到，所谓的“法祖”思想，就是要求后世子孙的一切言行，都必须绝对遵奉祖先“遗训”和他们的所作所为，用来作为导引自己言行思想意识的一切准则。也就是说，我应把六亿人民的祖国看作是爱新觉罗氏一家一姓所私有，而把整个国家都看成是由自己祖先给打出来的江山，也就是由他们创造出来的私有财产。这也就是在过去封建社会中“家天下”思想的一种表现。为什么我会把辛亥革命看成是自己一家一姓的失败，为什么会把张勋背叛民国，看作是“忠臣”的行径？就是由于这种反动思想不断滋生成长，所以，才会在最后做出了勾结祖国人民的敌人、出卖祖国人民的罪恶勾当，而当上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汉奸走狗！古代谚语中，曾有这样几句话，就是“涓涓不塞，遂成江河。两叶不去，将用斧柯”。像这“敬天”也罢，“崇祖”也罢，它的逐渐滋长，最终使我前半生，完全陷于每况愈下的地步。总之一句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从我三岁起，就开始播下了这一罪恶的种子。从我三岁起，就给尔后的一切罪恶开辟了道路。
五、庄士敦和我的崇拜帝国主义思想
我从六岁起一直到我十四岁，都是专门学习着所谓“五经四书”。我到了十四岁的那一年，才开始学习英文。我那英文老师是英国人。姓名是：雷湛奈尔德·弗莱明·庄士敦。他从一九〇〇年起就曾给当时的香港总督当过秘书一类的职务；尔后又当过一任英帝国主义侵占我威海卫时的所谓行政长官。他是个终身独身者，曾在亚洲过了二十多年的生活，并且还遍游了我国二十几个省份。他平日经常自夸的是：“中国的四大名山，除了北岳恒山，我都到过。”当然他还会说一口好中国话，对中国的经史子集以及佛经等，他都曾下过苦功夫钻研。他不但钻研过我国唐宋诗词，并且还是这方面的一个爱好者呢。只有一样，在他说来却是一件遗憾的事：就是他对于写我国的方形汉字，确是感到了十分棘手。我曾看到他所写的汉字，写得是歪歪扭扭幼稚得很。
在当时的一般中外人士都承认他是个所谓的“中国通”。我在当时也觉得他的确是一个很能了解我国风俗人情的人。现在想起来，什么“中国通”，什么能了解中国的风俗人情，他不但是英帝国主义派遣到我国来的特务，而且还是一个曾经当过殖民地统治者的祖国人民的敌人哪！
他之所以能够给我当上英文先生，在名义上固然是由于当时的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推荐，其实则是由李鸿章的第三子李经迈（他曾随同我叔父载涛到外国考察过陆军）给介绍的。
当他乍一来教书时，因为他是一个外国人的关系，我每天还是按照预定的时刻到毓庆宫去学习英文。后来日子多了，彼此也熟悉了，我那“逃学”的老毛病便又复发，甚至有时也让他“放假”一日，他也无可无不可地做了通融。
在一起初授课时，固然他已被列在“帝师”之列，但由于他毕竟是一个外国人，所以每当在他授课的时候，总有一个太监侍立在一旁。过了些日子，庄士敦觉得这种监视有些讨厌，尤其这是在教汉文时向来所无的一种创举，于是他愤怒了，就给我父亲写了一封发泄不平的信。结果是，后来在他授课时，也把这种监视的眼睛给撤销了。
我记得有一年在过年的时候，他到宫里来，宫中的太监是不懂得什么内外之分的，所以对他也就采取了和对中国老师毫无差别的对待：按照一向惯例，纷纷向这位外国老师叩年讨赏，不但是每日给他斟茶倒水的懋勤殿太监饶不了他，凡是和他有些瓜葛的各个小单位，例如，当他每次进宫时，所必须通过的门，那么这些看门的太监，便会有向他揩一下油的资格。于是，这位庄士敦便深深感到了不满，而发了一阵空牢骚。其实，在旧社会里，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今天想来，王公大臣既然贿赂成风，又何必单独责备那些可怜的太监呢？久经中外官场的庄士敦爵士，如果说对于贿赂一事完全外行，也不能令人相信，他的不满也许因为他不幸成为一个难以抗拒的索贿对象，而自己并非心甘情愿吧！
我和他学习英文的时间是排在下午的。固然我一共和他学了三年多的英文，但总的说来，也是在一曝十寒式的用功情况下，做了学习。只是普通的会话和英文四书之类尚算对付（但须仰仗我的汉文老师的帮忙），像是什么英文报纸和一般的英文书籍等，我则是无师便不能自通了。
尽管如此，可是我和庄士敦那几年的接触，却给我添了不少所谓时髦的习气；还给我对西方国家的盲目崇拜，以及尔后的滚入帝国主义的泥潭，打下了最初步的基础。
庄士敦时常对我讲述他赴各国以及赴我国各地游历的所见所闻。同时他也未曾忘掉替英国以次的各西方国家做吹嘘。例如，夸耀欧洲列强如何文明，如何繁华，如何富强之类。于是就使我渐渐对之生出一种油然向往的心情来。因之也使我逐渐感觉到宫中的一切，确是有一种说不出的腐败气息。那时，我时常在心中暗想：我从三岁起就来到这个深宫，先不用说旁的，就连一个人随便到街上走一走、看一看的起码自由都没有。真是的，如果老是这样过下去的话，岂不就得在这个小皇城圈子内了此一生？由此我便有了要往西欧国家去留学的念头。在另一方面，我所读过的中国历代历史中，历代末期皇帝在每一个改朝换代里，差不多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因此我就想：在成立了中华民国，推翻了清朝统治政权之后，我还被留在皇宫之中，过着“关门天子”的生活，像是这种“燕巢幕上”“鱼游釜底”的生活，难道能够永远继续下去吗？迟早恐怕是难免要发生危险的。尤其是军阀在连年打着内战，甲起乙伏地永远看不到安稳的局面，真说不定哪一天，在哪一位军阀的手里，就会把这个“优待条件”取消。进一步，甚至连我这条生命，也恐怕搭在里头。倒不如来个远走高飞，到欧洲国家那里去留学，开一开眼界倒也不错。从此，就使我那颗徒然向往的心，更进一步变成为我的艳羡和渴慕了。
我在学习英文的这段期间，也和当时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家庭中的时髦青年学生一个样，产生了一种只知模仿欧式的皮毛，滥用外国语的新倾向来。例如，庄士敦曾给我起了一个“亨利”的外国名字，我觉得很高兴。后来还给我爱人婉容也起了一个“伊丽莎白”的名字。此外我的弟弟妹妹也都是人人有了一个外国名字，在彼此称呼时，总是什么“玛丽”呀“莉莉”呀地叫着，并且还把“我”“你”“他”以及什么钢笔、墨水之类的名词，也都拿英语掺进彼此间的中国话中来用。这恰恰是和当时社会上所流行的那些密斯王、密斯特李之类的所谓时髦语一个样，真是使人听着肉麻已极，像是这种习气的蔓延，现在回想起来，还使我觉得身上有些麻酥酥和脸上有些热乎乎的呢！
还有那位庄士敦先生，他的确是有一种能够适合当时环境的“保护色”的。他和陈宝琛等在一起的时候，他居然也会模仿他们的风度和习惯，装出一副“帝师”的架子来。例如，当我“赐”给他以头品顶戴和貂褂时，他便也衣冠楚楚地改扮起来摄影留念；当我给他的西山别墅写了“乐静山斋”四字匾额时，他也知道把它刻下来，并且还朝衣朝帽地扶着它照出相来分送知友；他还本着《论语》中“士志于道”的意思，拿“志道”两个字来配合“士敦”的“士”字而当作自己的“雅号”；有人喊他一声“庄师傅”，他也会欣然色喜地来答应；他还会向那帮老学究做自我宣传，例如，在他的英国家中，把我以及各王公大臣送给他的东西特别陈列在一间大厅里，永为纪念，并说在他的故乡中还建立了一座“五柳先生祠”等，来做随乡入俗的迎合手段。总之他在这些地方，的确不愧是一个旧社会中的“中国通”。
后来，在我十七岁结婚以后，便是我到了汉英两门课完全毕业的时候。这时因为再用不着叫他来教英文，便派他去管理颐和园的事务。于是这位庄先生便高高兴兴地当上了颐和园的“山河之主”，一直到一九二四年我离开清宫以后，他才算是和我脱离了关系回到英国去了。
后来我在天津时，他也曾到天津来看望过我。当我到了东北之后，他也曾到长春来访问过我。那时日本帝国主义方面，对于他的不远千里而来，很是伤了不少的脑筋。既不能公然拒绝他到东北来，但对于他的来，又觉放心不下。据说他由英国到东北来，路经日本的时候，就有不少的“日本朝野名流”给他开过欢迎会，更在日本报馆记者对他做了多少次的明察暗访之后，他才到长春来的，在长春住了些时日就回英国去了。后来他就死在他所买来的苏格兰某小岛上。
其实，日本帝国主义对他的猜疑，也是枉费心机。因为他对我当上了伪满洲的傀儡，不但没有什么反对的意思，并且还表示过为我而高兴呢。若问我与这位英文教师的师徒关系如何？我想可以引用一本描写我的书的话为证：“这皮夹是你自己买的？进口货？我旁敲侧击地试探着……‘噢，您问这个吗？’溥仪轻描淡写地说：‘是那个英文老师庄士敦给我的，里面原来放着他的相片，后来被我扔了。我现在就用它放起这几张照片（我过去妻子的相片）来啦！’他笑了起来。我想，那位苏格兰老头儿如果有他的西方在天之灵，为了这个理由又该责备溥仪一番了。”
这就是别人对此事所下的结论。
我也同意他的这个结论。
六、我的残忍性格
我从幼时起，一直就在那封建专制制度淫威起着绝对作用的宫廷中，看惯了折磨人、打人、骂人的人吃人的情形。所以，我也就觉得“峻法严刑”不独是“治国服众”的妙诀，就是在“齐家”之中，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件法宝。于是乎我就逐渐变成为一个富有残忍性的吃人魔鬼了！
不过是，把我由一个普通的人，变成为一个灭绝人性的恶魔，在这一段过程之中，是充分可以看出自有其一种逐渐发展变化的步步程序的。因此，我还是先从我幼时说起。
在我小的时候，固然也有时向太监等发一发脾气，不过是，他们并不怕我。相反地，每当我过分地大动肝火时，在我身边的总管太监张谦和必定会拿出保姆而兼“医生”的态度来，满有信心地宣布道：“万岁爷心经里有火（就是说心中急躁是由于有了‘肝火’）了！”于是，就在他一声令下，开始用一种极其巧妙的方法来给我“泄火”。方法倒也很简单，只要他们把这个有了“肝火”的孩子，请到一间空屋子内，然后从外面把门一关，就可以达到“泄火”的治疗目的。当然，一个孩子被人给关到一个空屋中，欲出不能，呼吁无效时，是会急得如热锅上蚂蚁一般要大叫大闹的了。但是，目的是要给我医治“肝火”，所以任凭我怎样周章狼狈地用手来捶门，怎样暴跳如雷地用脚来踢门，怎样喊破喉咙地大声来叫门，门外的那些“医生”是一概置之不理的。结果是非把我逗哭了不可。不过是，光是流出了眼泪，发出了哭声，还是无效，非得等我号啕大恸得达到了“医学上”的许可水平程度，他们才会开门把我“赦免”。这时我当然是会老实了，当然是不敢再轻易发脾气了。
他们把这种每试必灵的治疗方法，叫作给我“败一败火”或是“出一出火”。
在这种对我极其不利的当时环境下，即使我有时还不免向太监发一些脾气，但已不敢过分地来发火，因为他们有“泄火”“出火”的有力应付手段。所以在那个时候，太监对我，不但有时会有恃无恐地来做反唇相稽，甚至有时他们的火比我的火还要大些，所以结果差不多都是在他们的大吵大闹下，以我的让步而告终。
不过是，当我的年岁一天天大了起来，我的两臂也逐渐有了一些力气之后，我便不再那样地惧怕太监了。即使在那时他们还敢和我做大声的争吵，但是他们却不敢对我挥动拳头，可是我的拳头却可以无须客气地打到他们的身上。这种新发生的情势好转，不用说对我是有利的了。就是在这种新局面下，我才把“主客地位”掉转过来，于是他们都逐渐地怕了我，而我则是相对地脾气越来越大了。
于是，我就经常吹毛求疵地动手去打他们，后来又找到了可以利用打手——敬事房太监的窍门：只要我上下嘴唇一动，我要打哪个对象，他就得乖乖地趴在地上挨板子。我就是在这种新的有利情势下，越发具备了封建专制者的“品质才能”，而拿打人、骂人当作一种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情了。
我的那种绝对身份等级思想，我那唯我独尊、不管他人死活的绝对自私自利的反动本质，都是由这种“毁人炉”式的封建专制制度，给逐渐培植涵育起来的。
从先有这样一句古代谚语，说是“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就是在这种反动罪恶日常环境中，我的封建统治阶级所具有的反动思想意识，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益发展起来。人吃人的残忍性格也就在这种发展再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到了灭绝人性的地步。
这时，我便对屈服在我残暴势力下的所谓童仆之类，更变本加厉地制定出一些把人压得喘不出气的规章条款来，打算拿这些严酷的“家规”来防止他们的违抗，而供自己任意奴役。
像是这种虐待用人的残酷作风，不但是到了天津还是如此，就连到了东北以后，也是依然如故，并且是有加无已，越来越凶。
固然那些所谓的规章，都是由于我的猜疑心重和神经过敏，才一条一项积累而成。但那些由于自己的灵机一动而随时制定出来的东西，也是会有增无减，并且它们的周密程度和苛刻程度也自然是会随着疑心暗鬼的程度发展而随之向前发展的。现在把那些条款的内容总括起来，择要记录如下：
1.不准彼此随便说话，以防结党营私。
2.不准互相包庇袒护。
3.不准舞弊赚钱。
4.当同事犯有过误时须立即报告。
5.上级对下级犯错误的人，须在发现之后立即加以责打。如果放任其过，罪加一等。
因为在我的平生性格中，就有“见羊现凶手相”的封建统治阶级所具有的冷酷无情、残忍凶暴的一面；同时又有一种害怕因果报应的极其浓厚的迷信思想，在我的内心深处潜存着。所以在定好这些杜渐防微的种种条款后，除了强逼他们逐条遵守切实奉行，还在后面附加了一项预先准备好的誓词，叫他们对天明誓。誓词如下：
“如果我违背了上述规则，甘心承受‘天罚’，定让我遭‘天打五雷轰’的恶报！”
这就是我在前半生中，曾费尽心机制造出来的“规章”——约束限制使用人的“自制家规”。
到了伪满以后，我的这种残忍暴虐行为，就越发有了发展，最终达到杀人魔鬼的地步！
我在那时惯用的惩罚手段是：
除了自己亲自动手打人，还有命人用竹板责打手心，打耳光和用板子打屁股等的事情。此外甚至还用了惨无人道的狠毒办法，用来对待穷苦无告的孤儿。例如“灌凉水”“跪铁链”“过电”“站木笼”之类，都是我在伪宫中，制定出来并经常实施的血腥罪恶勾当。
我在伪宫中，真是连一个苍蝇都不敢打杀，一个蚂蚁也都不愿踩死，并且还经常地吃斋，日日夜夜地诵经念佛，可是对自己手下的用人，则是忍心害理地制出一个号恸呻吟日夜不绝的人间地狱来。我的前半生可以说是完全在祖国同胞的流血流泪的惨痛岁月中度过的，完全靠吃人肉、喝人血和敲骨吸髓的罪恶养肥了我自己。我不但是虐待了伪宫中的用人和投靠于我的宗族子侄，并且还帮助日寇祸害了全东北的人民，甚至还把种种的残酷灾害扩大到祖国全体人民的身上。我真觉得没有什么话可说，除了低头认罪，任凭处置，我实在无话可说，实在没有抬起头来的勇气！
至于我曾怎样灭绝人性地用酷刑峻法来对待那些受害者的具体例子，因为那些事例，多到不可胜计的地步，我只举出其中几个最突出的罪恶例子来做证明。
在北京、天津和东北，都曾有过这样的例子。
因为当时的“使用人”坐了一下我所坐的“宝座”，经人告发后，我便大怒，重重责打了他们。理由是：“皇帝坐的地方，别人坐了，那还了得。”这是“自我神圣化”的一种表现，也是封建专制毒素到了顶点的一项事实证明。
在长春时，我的一个小侄子，因为他看到我治痔疮的坐药，便无意中说出这像个枪弹的一句孩子话来，不料我听了正中了我的迷信忌讳（“这不是意味着我吃枪弹么”的一种迷信忌讳），便勃然大怒，不过我并未直接下令惩罚，却阴险地示意这些在伪宫中的子侄，教他们自动地去惩罚这个无父的孩子，于是这个可怜的孩子，就在我不出头的嗾使下，挨了一大顿板子。
还有一次，一个专门负责洒扫的孤儿，因为经常吃不饱，饿得没有办法，便偷偷进入了我的专用厨房去偷东西吃。被发觉之后，当然他是只有皮肉受苦的了。至于为什么他要偷，为什么不让他吃饱的原因和理由，便连想也不去想，只是拿打和重重地打来解决一切。
以上所举的三个例子，固然已经足以充分现出我的凶狠狰狞面目了。但是在我说来，还只是一些日常茶饭的其小焉者，我还在长春，欠下过一笔打死孤儿的血债哩！
这一罪行的经过是这样的：
有一个叫孙博元的孤儿，因为受不了这种经常的折磨、日夜的酷使，便乘机逃走了。在那有伪禁卫队严守着外廊，有伪护军把守着各个宫门，更有无数的狗腿子、特务之类的所谓他的层层上级者严密监视的伪宫内府，像是这样一个孤苦伶仃的可怜孩子，真是插翅也逃不脱的。结果他当然是被捉回来了。他被捉回来之后，除了饱受了一大顿毒打，还被处以“监禁空房”的惩罚。但是这种不宣告期限的监禁，尚不是被关到一间空房子内，便算完事，还有其他附随而来的对他折磨的方法哩！例如，在他的两腿上系上铁链，并把铁链一端压在沉重的物体上，以防其再度逃脱；又如还在我“兴之所至”把上下唇一动的时候，就可以叫他品尝一下“跪铁链”的滋味。就在这样任意摧残、不断折磨的几天工夫，就把这个“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可怜孤儿，给毁得憔悴不堪。后来，在他苦苦哀告立誓决不再跑之后，才把他释放出来。请想，这种残酷的人间地狱，谁又能受得了！当然他还想要逃出去，想要活下去的。于是他又逃跑了。这次逃跑的情形更惨：他这次并不是真个地往门外脱逃，而是往空缸里去钻。也许他是想在无人的时候从缸里爬到伪宫外面去呼吸自由新空气的吧？也许他是宁可死在缸里，也不愿意去受那难以忍受的痛苦生活的吧？他就是躲在一个空缸里过了两天的不吃不喝、忍饥耐苦生活的。结果当然是又被发现抓了回来。于是，在当时给我当随侍的严桐江就来报告我，说已经把孙博元捉了回来。我听了这番报告之后，还恶毒地命令他说：“先给他些东西吃，然后再重重地管教他！”可是严桐江等却已经“先打后奏”地把孙博元给毒打过了。
本来这也难怪他们。因为在我那阴险狠毒的“家规”下，他们怎敢不为了“自救”而拼命地打这个“两次图逃未遂”的孤儿？不然他们是会根据我所制定的“治家”条例，而受到“罪加一等”的严罚的！
这个为了要活着，为了要逃出魔窟而做了最后挣扎的可怜孤儿，就是在两天没有吃东西的冻饿交加和担惊害怕并无情毒打下，他的面色越发变得惨白了，呼吸也越发急促起来了，最终到了濒死的状态之下了。
我听了这一报告之后，也慌了手脚，便立即命人打电话把黄子正大夫接来，进行了急救，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这个不幸的孤儿，便最终死在我的“家法”之下！
我之所以要接医生来做抢救，也并不是我对这个孤儿孙博元产生了什么“慈心”，也不是我动了什么自责和后悔之念，而是由于我的迷信思想在支配着我。我怕打死了他，他会冤魂不散而来向我“索命”，更怕由于因果报应欠下了来世的人命血债。
在这个孤儿已经在我的毒杖下丧失了他的宝贵青春生命之后，我便抱着“亡羊补牢”的自慰心情，带着打死这个孤儿的凶手，急急忙忙地一同跪在佛坛之前，一面不住地磕头，一面还给这个牺牲者诵经念咒来超度他的屈死亡魂，同时还“不揣其本”地厚着脸皮严命这些凶犯，每天要用竹板自己打自己手心几下，以示杀人后的“忏悔”，并且还把这种“忏悔”的期限定为半年。
这就是我在这一血腥杀人事件后，所做的全部“善后”的处置。
像是我这种事事不知“反求诸己”徒知“嫁祸于人”的卑鄙狡诈手段，也就是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一贯使用的常套老手法。例如，清代皇帝每年当处决全国“狱囚”时，总是要在冬至那天，在身上换上素服，装模作样地上表于“天帝”，并把决定要屠杀的牺牲者姓名，也一一列在表上，用火焚化。目的是为了表示自己的杀人，是由于“万不得已”；同时也为了使人们看，自己对人民的生命是怎样地加以“重视”。像是这种“好话说尽，坏事做尽”的假仁假义的欺人方法，是根本瞒不住广大人民的亿万雪亮双眼的。任凭那些暴君的爱憎喜怒而被立毙杖下的人，被严刑折磨而死于非命的人，在一道口头命令或是一张便条的威力下，便不问情由如何而被就地正了法的人……每年之中，会有多少这样的牺牲者啊！那些惯用的邀买人心的老手法，不是也和我在这次杀人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完全一般无二吗？尤其是只知归罪于下手的人，而绝不反省一下，究竟这些下手行凶的人，是奉了谁的命令？是执行了谁的意旨？何况这些下手的人，并不是出于本心而是迫于不得已，出于自救，所以才干出这样的罪恶勾当来的。按理说，充其量，像是严桐江只不过是一个帮凶的角色，只不过是个奉命杀人的刽子手，而这个真正杀人的主谋犯，真正的元凶大憝，却恰恰是我自己而不是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