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成功，不能忽略中国共产党的治理优势，不能忽略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和社会治理模式。相对于三权分立、多党竞选、轮流坐庄的西方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和治理模式具有鲜明的比较优势，也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关键密码。
今天，全面深化改革已经步入攻坚期、深水区，面对的都是“硬骨头”，只有把方法搞对头，改革才能搞对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改革全局，深入把握改革规律和特点，系统谋划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路径和有效方法，形成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丰富、全面、系统的改革方法论，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科学指导和行动指南。
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实践告诉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但是，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有定力的。我们当然要高举改革开放旗帜，但我们的改革开放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一、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证明，固守传统的苏联模式没有出路，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发展不了中国，发展不了社会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我们党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是全新的课题，苏联模式是唯一可供参考借鉴的实践样板，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是当时中国领导人迫不得已的选择。但是，俄国不是中国，苏联模式不是为中国量身打造的，将其挪搬到中国，水土不服的症状很快表现出来。是继续以俄为师，还是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后者，开始了“以苏为鉴”的实践探索。这一探索尽管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也经历了严重曲折。特别是在“文革”时期，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严重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奉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实践告诉我们，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发展不了中国，发展不了社会主义。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头等重要的问题。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和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响亮发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从此，我国改革开放拉开了大幕。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40年春风化雨、春华秋实，改革开放极大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避免了被开除球籍的危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二、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
20世纪末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证明，与西方接轨不是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一定会葬送社会主义。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何去何从，成为摆在各个国家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重大难题。中苏等国几乎同时代开启了改革进程，但在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问题上，各国共产党的选择可谓大相径庭。孰是孰非，历史和实践已经给出了答案。
昔日和美国比肩并立的超级大国苏联，今日已灰飞烟灭，国家四分五裂，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严重破坏。普京上台之初的俄罗斯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普京有一个很坦率的说明：“俄罗斯正处于其数百年来最困难的一个时期。大概这是俄罗斯近200～300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抑或三流国家的危险。”[31]美国经济学家在《俄罗斯改革的悲剧》一书中罗列了一系列数据说：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减少了30%，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国内生产总值减少了24%，而俄罗斯1992年到1998年期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44%，其中工业生产下降了56%。20世纪70年代，苏联的GDP达到了美国的70%，2017年俄罗斯的经济体量仅相当于美国的7%，落差不可谓不大。昔日的大国沦落至此，确实令人唏嘘不已。
造成苏东剧变这种悲剧的，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现实的原因，而其直接原因则是苏联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社会主义道路。正如江泽民所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最深刻的教训是：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结果使得已经相当严重的经济、政治、社会、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酿成了制度剧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
苏东的前车之覆，就是中国的后车之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13亿多人口的大国推进改革发展，没有可以奉为金科玉律的教科书，也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教师爷。”在涉及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根本性问题上，在涉及哪些能改、哪些不能改的原则性问题上，在涉及为谁改革、靠谁改革的根本立场问题上，在涉及改什么、怎么改、改向哪里去的方向性问题上，在涉及领导力量的大是大非面前，必须保持战略定力，不讲模棱两可的话，不做遮遮掩掩的事，不犯颠覆性错误。
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我们绝不能走改旗易帜、“全盘西化”的邪路，经济上绝不能搞全面私有化，政治上绝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意识形态上绝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这都是关乎中国命脉的根本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这是我们从国际比较中得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结论。
三、改革开放的成功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走什么样的道路，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这条道路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这个主义、这条道路是不是好，关键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今天，我们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一以贯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绝不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其实质来说，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回溯整个中国近代史，就会懂得，不搞社会主义，只有死路一条；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经验教训，就会懂得，不搞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回首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史，就会懂得，不坚持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开放，还是死路一条。
任何时候，改革开放都不能改变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都不能背叛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都不能丢掉党、国家、人民安身立命的根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推进。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是在民族复兴的关键时刻，越是要保持头脑清醒，坚守原则立场，保持战略定力。无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不能丢，道路和方向不能变。
改革开放的成功，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文化的成功。中国成功的样本意义是其他国家难以比肩的。中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样本，超大国土空间、超长历史纵深、超大人口规模、超长文化传统、超复杂民族宗教结构；中国的复兴，是十亿人口量级、十万亿美元量级的大国复兴，短短40年间创造了震撼世界的经济奇迹，这是人类迄今为止绝无仅有的历史景象。这不能不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科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优越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先进的。
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共产党人的自我吹嘘，而是实践给出的答案。“中国道路”的巨大成功足以撑起这个颠扑不破的历史结论：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我们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靠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要靠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要在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还是要靠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四、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远在路上。没有改革开放，中华民族不可能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能迎来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不可能迎来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伟大飞跃。
改革开放成就了中国的今天，也将决定中国的未来。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人恩赐施舍的，而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用勤劳、智慧、勇气干出来的！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在中国人民手中，不可能成为可能。行百里者半九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我们要一棒接着一棒跑下去，每一代人都要为下一代人跑出一个好成绩。改革开放每一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未来必定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风险挑战，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面向未来，我们必须保持改革定力，坚持方向不变、道路不偏、力度不减，推动新时代改革开放走得更稳、走得更远。
中国共产党的治理优势
中国改革的成功，不能忽略中国共产党的治理优势，不能忽略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和社会治理模式。相对于三权分立、多党竞选、轮流坐庄的西方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中国共产党不让西方国家任何政党，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和治理模式具有鲜明的比较优势，也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关键密码。
一、社会整合的能力
中国特色政党模式可以有效整合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克服不同党派和利益集团相互倾轧和掣肘的弊端，避免为反对而反对的“极化”政治和“否决政体”。
中国能办大事，也办成了许多别国办不了的大事。成功的秘诀之一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32]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33]随着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不断推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仍然大有用武之地。在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关键行业、重大工程上，仅仅依靠某一地区或部门的力量是难以办到的，必须举全国之力才能推进。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例如“两弹一星”工程，就是中央在政治环境异常严峻、经济条件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举全国全民之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历史丰碑。邓小平曾经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3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又利用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优势，先后建成了三峡工程、高铁、西气东输、西电东送以及世界上最大的电信网络等举世瞩目的建设项目；完成了“神舟号”“天宫号”“天河号”“蛟龙号”“量子通信”等高科技项目；战胜了洪水、“非典”疫病、大地震一系列重大自然灾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只要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35]
反观西方，西方政党制度无法有效整合全社会的力量，要么陷入多数人的暴政，要么陷入少数人的暴政。进入21世纪，西方政党制度越来越走向否决政体、极化政治，反对党为反对而反对，相互倾轧掣肘，很难整合全社会的力量，无法就关乎长远的问题做出安排，关乎长远的改革步履维艰。如果一个国家政党完全沦为不同社会阶层操弄的工具，牺牲的就是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二、战略规划的定力
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之一在于可以制定长远发展规划，保持大政方针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使今天的事业与明天的事业相衔接，当前的利益同长远的利益相结合，局部的利益同整体的利益相一致，而不受政党更替的影响。这在那些“走马灯”式地换政党的国家是根本做不到的。
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之所以走得快，改革开放事业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与中国共产党人一届接着一届干，一代接着一代干，一张蓝图绘到底是分不开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五年规划，十年中长期规划未曾中断，迄今已经出台十三个五年计划；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管70年，江泽民提出的小“三步走”战略管50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步走”战略安排管33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管100年，“一国两制”管50年，这就是战略定力。习近平总书记还说，“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36]这个东西管多少年，无限期有效，这在西方都是无法想象的。
反观西方，囿于当下和眼前的利益，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这是西方政党体制的一大软肋和硬伤。“浮于当下”即目标短视、利益短视。在西方，政党恶斗，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只注重任期目标忽视战略目标，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政党、政客为了选票竞相讨好选民，选票成为政党的指挥棒，政党围着选票转。邓小平曾说道：“美国把它的制度吹得那么好，可是总统竞选时一个说法，刚上任一个说法，中期选举一个说法，临近下一届大选又是一个说法。美国还说我们的政策不稳定，同美国比起来，我们的政策稳定得多。”[37]
三、决策执行的效率
中国共产党崇尚实干兴邦，拿事实来说话，对出现的挑战及时反应，对认准的事情有序推进，对攸关长远的事情“一届接着一届干”，这在那些擅长掣肘、内耗，为反对而反对的西方议会制度和政党体制下是不可想象的。
崇尚实干，不尚空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特征。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马克思曾批判道，哲学家们只是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我们党历来强调实干，不争论，不折腾，拿事实来说话。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没有那么多互相牵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这个范围来说，我们的效率是高的”[38]。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民族复兴时，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39]；在谈到“中国梦”时，强调“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梦想不会自动成真”[40]；在谈到改革方案时，强调“一分部署，九分落实”[41]；在谈到扶贫工作时，强调“脱贫攻坚要实打实干”[42]；在谈到国家发展成就时，强调“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43]；习近平总书记还号召，“大家撸起袖子加油干”[44]，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这些论述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实践品格的最好阐释。
效率低下是西式政党模式无法摆脱的梦魇。由于制度设计的结构性缺陷，西方政治制度已经“从一种旨在防止当政者集中过多权力的制度变成一个谁也无法集中足够权力做出重要决定的制度”（托马斯·弗里德曼语）。本来，人们“成立政府是为了发挥作用和做出决断”（福山语），而现在，由于国会制衡权力的扩大，政治分歧的加剧，特殊利益集团影响力的上升，导致国家的权力碎片化，朝野政党尖锐对立，体制改革举步维艰，议会立法议而不决，政府施政效率低下，甚至出现议会会期停摆、政府关门歇业的尴尬局面。特朗普在2018年1月31日的“国情咨文”演讲中称：美国曾是建筑者的国度，曾在一年内建起了帝国大厦，但如今一条公路获批需要耗时十年，这难道不是耻辱？在西方政治活动中，利益集团之间要角力争雄，议员之间要编排“舌尖上的民主”，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要互相诋毁掣肘，总统和议会之间要斗智斗勇，选民有事没事出来折腾。似乎不反对不扯皮就显示不出“民主”的存在，似乎“低效”是民主必须付出的代价。相反，政党和议会紧密配合，政府和百姓同心同德，中央和地方上下一心，这与现代“民主”似乎格格不入，“高效”已经沦为威权统治的潜台词，未免太过牵强。
四、选贤任能的制度
改革开放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共产党执政团队的培养选拔机制也有优势，比如国家领导层有序更替，注重基层经验和多层级历练，不受财团的牵制、民粹的裹挟、演技的忽悠，可以避免选出富豪代言人、民粹领导人或平庸政客。
中国各层级领导团队的选拔有一套严密的规则，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比如，台阶很重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火箭式提拔在今天的中国不可能出现；历练很重要，重要领导岗位人选一般都需要在两三个下级岗位上经受锻炼；政绩很重要，是不是做出了实实在在的业绩，得到各方面的认可；口碑很重要，群众认不认可，满不满意是选拔干部的重要参考；能力很重要，拟提拔任用的干部是不是具有驾驭一方的工作能力；程序很重要，是不是按程序、按规定操作，有没有走民主程序，有没有经过集体讨论决策。中国这一套制度安排，目的就是要将最合适的人选拔到相应的岗位上。
“辨材须待七年期”，经过这样层层考核选出来的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绝大多数都具有高度的政治忠诚、坚定的理想信念，都有在中国社会各领域主持工作的丰富阅历与经验，都取得突出政绩赢得了人民的拥护，成为领导中国改革的关键少数。中国的政治实践充分证明：具有中国特色的选贤任能用人制度是富有成效的，它确保了所选出来的干部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选票服务；确保了所选出来的干部是开拓创新的“实干家”，而不是只凭口舌博取选票的“演说家”；确保了所选出来的干部能真正落实党的方针政策、为人民谋福利，而不是只开空头支票、无法兑现对选民的承诺。
反观西方领导人的选拔，执政经验和执政能力可能是次要的，政绩是次要的，台阶是次要的，而演说能力、游说能力、外表形象、金钱实力、营销策略等却反次为主，成为决定选举胜负的主要因素。西方将民主选举变成了游戏，选民以娱乐的心态对待民主。西式民主在游戏中沉沦，选民在娱乐中迷茫。在这场游戏中，选民玩的是刺激，政客玩的是心跳。在这场游戏中，赢的永远是政客，输的始终是选民。在这场游戏中，激进的声音、偏激的声音、猎奇的声音、破坏性的声音容易吸引选民，而温和的声音、理性的声音、折中的声音、建设性的声音却得不到肯定；中规中矩、一板一眼的选举无人关注，互相缠斗、相互八卦的厮杀却引人入胜。这场游戏好玩但不经玩，选民渴望民主却又厌倦民主，他们依赖民主却又反抗民主，他们被民主绑架，为民主所奴役。
五、自我净化的机制
历史总是循着曲折的道路，奔向理想的彼岸。一帆风顺是理想，曲折前行是必然。一个政党的伟大不取决于在顺境中轻装上路、阔步前行，而取决于在逆境中能否逆势前行，在绝境中能否绝地重生，在错误之后能否拨乱反正，在挫折之后能否毅然奋起，在风雨中能否风雨兼程，在谷底能否向着远方的目标坚定前行。中国共产党干的是一项崭新的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干过，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实践中摸索，不犯错误是良好愿望，有错误是客观事实，关键在于如何少犯错误，如何避免犯颠覆性的错误，如何对待自己的错误，是否有能力修正自己的错误。
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书写了世界政党史和国际共运史上最辉煌的篇章，锻造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但曾经也因为右的错误、“左”的错误，路线的错误、主义的错误，一次次站在了生死存亡的悬崖边上。比如，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导致大革命失败，近6万党员锐减到1万多人；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革命力量遭到极大损失；“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给党、国家、人民带来严重灾难；党的十八大之前，党内腐败猖獗，危及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但是，在历史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一次次悬崖勒马、力挽狂澜，一次次转危为安、化危为机，就在于我们党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始终保持自我革命、从头再来的勇气；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具有极强自我纠错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不会没有因为一次的跌倒而失去站立的能力，不会因为一时的错误而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我们党为什么能够在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为什么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保持了承认并改正错误的勇气，一次次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一次次靠自己解决了自身问题。”[45]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党。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不掩饰缺点、不回避问题、不文过饰非，有缺点克服缺点，有问题解决问题，有错误纠正错误。这是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秘籍。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持续推进自我革命，以自我革命带动社会革命，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全方位、开创性的成就，发生深层次、根本性的变革。究其原因，就在于党在自我革命中实现了浴火重生。十九大开幕后第二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中纪委副书记杨晓渡汇报了反腐败成绩单，十八大以来的五年，中央立案审查中管干部440人，超过中管干部总数的10%；审查十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43人，也超过总数的10%；开除十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超过35人，也接近10%。可见，自我净化、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存法则。实践充分证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战略高度，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三亿”的担当全面从严治党，使党在革命性锤炼中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锻造了坚强领导核心，为推动改革开放取得新的更大胜利提供了政治保证。
六、国际交往的韬略
毛泽东曾指出：“所谓政治，就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46]这不仅是革命战争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也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不仅是处理国内关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也是处理国际关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政治韬略。4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取得巨大成功，与总体有利的国际环境是分不开的，与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交往韬略是分不开的。
国内外历史经验证明，国家的发展需要有良好的国内外环境，需要尊重国际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逆世界历史潮流而动，最终只会饮下自己酿造的苦酒。
西方大国似乎只认识到，国强必霸是500年来始终不变的历史旋律。回顾近代史，16世纪，西班牙、葡萄牙建立了海洋霸权，瓜分了世界；17世纪，海上马车夫——荷兰取而代之，成为新的世界霸主；18、19世纪是英、法两国争夺世界霸权的世纪，英法两国打了150多年，法国越打越穷，英国越打越富，最后成就了“日不落帝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和日本相继崛起，试图通过战争建立新的世界霸权，可惜壮志未酬，铩羽而归；20世纪是美苏争霸的世纪，也是美国完胜的世纪；21世纪头十几年，国际格局仍然是“一超主导”，霸权秩序仍然是国际社会的主导逻辑。
中国共产党则认识到，霸极必衰是逃不脱的历史法则。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纵观世界历史几千年，凡是称王称霸的国家最后都没有好结果，不是被人灭亡就是自取灭亡。比如亚述帝国、阿拉伯帝国、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古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拜占庭帝国、法兰西帝国、大英帝国，再到20世纪的法西斯德国、日本、苏联等等，都不过是昙花一现，成为历史的匆匆过客。20世纪末，美国在美元、美军和美语三大支柱的支撑下，建立了第一个覆盖全球的世界性霸权，美国的霸权地位可谓“前无古人”，估计也会“后无来者”，但这决不意味着美国的霸权将会万年不朽、与日同辉。国虽大，好战必亡。“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国人何其有智慧，岂会重蹈西方霸极必衰的覆辙。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公开宣示，“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47]；“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48]。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向世界公开承诺，“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49]中国共产党人历来说话是算数的，言必信，行必果。
中国共产党深谙国际环境的重要性，始终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提出了“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十六字方针，构成了我国外交工作为国家战略目标服务的指导思想。所谓“冷静观察、沉着应付”，指的是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及其发展变化，我们应当秉持的基本态度。所谓“韬光养晦”，是指应当从我国基本国情和国际力量对比的实际出发，首先把我国的事情办好，决不当头，现在不当头，将来强大了也永远不当头，不称霸，不谋求势力范围，不搞集团政治，不干涉别国内政。既不当霸权主义的头头，也不当第三世界的头头，过头的话不讲，过头的事不做。避免过分张扬、授人以柄、引火烧身，着重营造有利于我国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和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但韬光养晦，绝不等于忍气吞声，更不是“软弱退让”，而是要“收敛锋芒，保存自己，徐图发展”[50]，这是中国外交的大智慧，国际交往的大韬略。所谓“有所作为”，是指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特别是某些时期的严峻形势，我国外交工作应有的精神面貌和工作要求。中国绝不能因为错综复杂的环境和严峻的形势而无所作为，必须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为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
把改革方法搞对头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正确方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改革全局，深入把握改革规律和特点，系统谋划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路径和有效方法，形成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丰富、全面、系统的改革方法论，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科学指导和行动指南。
一、以人民为中心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人民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也是改革的根本价值取向。
人民群众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主体。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改革的力量源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之所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和积极参与，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一开始就使改革开放事业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没有人民支持和参与，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改革开放中每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改革开放每一个方面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不来自亿万人民的实践和智慧。
人民群众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评价主体。人是衡量改革发展的最终尺度，是评判改革成效的最终标准。改革方向对不对，改革措施准不准，改革成效好不好，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党在领导改革的全过程中，要将群众放在最高位置，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
人民群众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主体。全面深化改革的各个阶段、全部过程，都必须体现人民立场。改革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根本目的则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必须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推进改革，“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让改革发展的过程成为为民造福的过程，成为创造美好生活的过程。
二、以问题为导向
问题是时代的口号，是改革的先声，改革由问题倒逼而产生。
其一，问题无所不在。问题即矛盾，躲不过绕不开。不存在无矛盾的社会，不存在无问题的国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只要科学地认识、准确地把握、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我们的社会不断推向前进。”面对各式各样的问题，我们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善于从个性问题中寻找共性问题，善于从普遍性问题中抓住其特性，善于从杂乱的问题中把握要害问题，善于从问题的趋向中洞悉问题的转变。
其二，问题倒逼改革。问题是改革的导向，改革源于问题，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没有问题，就没有改革；哪里有问题，就在哪里谋划改革；哪里的问题牵动全局，哪里就是改革的重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历史不会终结，问题也不会终结，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社会发展没有止境，改革也不可能一劳永逸，这是历史发展的逻辑，也是改革推进的逻辑。
其三，问题性质决定改革方法。改革方法是否管用，改革措施是否得当，取决于是否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比如说，中国的问题涉及各个领域，所以我们“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中国的问题主要还是在经济领域，所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所以我们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可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这些改革方法，都是源于对中国问题的精准把握。
三、增强改革定力
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改革定力”，这一论述深刻阐明了改革攻坚期的重要原则方法，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增强改革定力，有两方面的深刻内涵。
一是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不走老路、不走邪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我们当然要高举改革旗帜，但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改什么，不改什么，我们有主张、有定力。有些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不改。我们不能邯郸学步。世界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必须头脑十分清醒。这个方向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我们党、国家、人民安身立命的根本。中国是一个大国，在涉及改革方向等大是大非面前，绝不犯颠覆性错误。
现在，一些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上改，否则就是不改革。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对此要洞若观火，保持政治坚定性。我们的改革从来不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掌声”，也从来不是以西方理论、西方模式为标准。改革方向对不对，改革效果好不好，只能拿事实来说话，由中国人民来裁判。
二是坚定不移将改革进行到底，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命运所系。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证明，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回顾40年改革开放史，我们靠什么来激发全体人民的创造精神和创造活力？靠什么来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靠什么来摆脱被开除球籍的尴尬处境？靠什么一步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靠什么在全球两种制度、两种主义、两条道路的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靠什么来撑起民族自信、国家自信和政党自信？靠什么在意识形态的较量中赢得精神上的主动？靠的就是改革开放。
面对未来，我们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要完成“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我们要破解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除了深化改革开放，别无他途。
四、加强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是谋划改革的重要方法。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所谓顶层设计，就是要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体制作出统筹设计”。顶层设计重点在于谋划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思路、总体原则，制定一揽子改革方案，明确改革的时间表、路线图。
顶层设计胆子要大、步子要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设计改革措施胆子要大、步子要稳”。“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这就要求我们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胆子要大，就是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敢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步子要稳，就是方向一定要准，行驶一定要稳，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坚持蹄疾步稳谋划改革，战略上要敢于进取，战术上则要稳扎稳打。步子稳不是保守，只要经过了充分论证和评估，只要是符合实际、必须做的，该干的还是要大胆干。同时也要看到，胆子大不是蛮干，顶层设计必须稳妥审慎，三思而后行。对于一些攻坚难度大的改革，不要幻想设计出一招制胜、立竿见影的顶层方案，需要久久为功、步步为营，持续探索、持续发力方能见效。
五、鼓励基层创新
基层创新是改革落地的重要方法。基层作为改革落地的关键一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央通过的改革方案落地生根，必须鼓励和允许不同地方进行差别化探索。全面深化改革任务越重，越要重视基层探索实践。要把鼓励基层改革创新、大胆探索作为抓改革落地的重要方法”。使改革更加精准地对接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更好造福群众。
对标顶层设计。基层创新在“顶层设计”的指引下进行。基层改革的原则和目标必须对标顶层设计，否则就会碎片化；但具体实施要考虑到地域差异、文化差异，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不宜搞一刀切。
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过程，对改革规律的发现也是一个过程。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可能穷尽对改革的认识，改革的必然王国都会存在，改革的未知领域都会存在，都需要摸索着前进。改革风险越大，不可控因素越多，“摸着石头过河”越是不能掉以轻心。因此，从哲学的高度来看，“摸着石头过河”过去有用，今天有用，将来依然有用。
尊重群众创造。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在民主集中的基础上有序推进。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越繁重，我们越是要善于从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汲取经验智慧、完善政策主张，使改革的方案设计和政策举措更接地气、更符合群众期待，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六、注重整体协同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改革涉及面之广、变革之深、难度之大前所未有，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在广度上，改革的涉及面大大拓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改革的高度关联性决定了改革必须系统联动、整体配合、协同一致。重大改革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更需要全面考量、协同推进。不能畸轻畸重，也不能单兵突进，“仅仅依靠单个领域、单个层次的改革难以奏效，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增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协同性。”
在深度上，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今天的改革由目标到结果都大大深入了，必须统筹谋划和协同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越是深化，越要注意协同，既抓改革方案协同，也抓改革落实协同，更抓改革效果协同，促进各项改革举措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改革成效上相得益彰。
在难度上，全面深化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一点都不亚于4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改革是突破利益固化藩篱的深层次改革，是触动利益和灵魂的高难度改革，是根治顽瘴痼疾和体制机制弊端的深层次变革，只有权衡各方，系统谋划，协同推进，才能避免出现较大震动。
七、要讲“两点论”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需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改革与法治、改革发展稳定等若干重大关系，要讲两点论，照辩证法办事。
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全面深化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也会失灵。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同样，政府也不是万能的，政府也可能失误。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是要更多发挥政府作用，而是要在保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不是相互对立的，“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中央与地方。中央和地方都是改革的责任主体、实施主体，是推进改革的重要力量。全面深化改革，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工作时强调：“地方抓改革、推改革，一方面要落实好党中央部署的改革任务，一方面要搞好探索创新。”地方要吃透中央精神，吃透中央制定的重点改革方案，在坚持全国一盘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结合地方实际确定改革重点、路径、次序、方法，使地方改革精准对接中央要求。同时，中央也要吃透国情，吃透地方实际，出台的总体性改革方案接地气，能解渴，能落地，在坚持全国一盘棋的情况下，释放给地方尽可能大的施展空间。
改革与法治。“改革和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改革和法治，要一体考虑，一体推进，不可偏废。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任何重大改革都必须于法有据，“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要于法有据，但也不能因为现行法律规定就不敢越雷池一步，那是无法推进改革的，正所谓‘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需要推进的改革，将来可以先修改法律规定再推进”。
改革发展稳定。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三者应当保持合理张力，实现动态平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必须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只有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推进；只有改革发展不断推进，社会稳定才能具有坚实基础。要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动态的，不能因为改革中潜藏着风险，就质疑改革；不能因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就否定发展；也不能因为稳定总是相对的，就无视稳定的极端重要性。
八、重在抓落实
全面深化改革，关键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定出一个好文件，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关键还在于落实文件”。全面深化改革，“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品格的最好阐释。各级党委政府，各级领导干部，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既当拥护改革、推进改革的改革促进派，又当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改革实干家，共同做好全面深化改革这篇大文章。
改革争在朝夕，落实难在方寸。今天，全面深化改革的时间表、路线图已经出来，能否确保改革方案落地落实，能否确保党中央确定的改革方向不偏离、党中央明确的改革任务不落空，能否确保改革精准对接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关乎改革成败，关乎政道人心，关乎国家长治久安。如果不沉下心来抓落实，再好的目标、再美的蓝图，也只是镜中花、水中月。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必须聚焦聚神聚力抓改革落实，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盯住抓、反复抓，直至抓出成效。
抓落实要讲究章法，注重节奏。习近平强调，“要有序推进改革，该中央统一部署的不要抢跑，该尽早推进的不要拖宕，该试点的不要仓促推开，该深入研究后再推进的不要急于求成，该得到法律授权的不要超前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要掌握好节奏，对条件已经成熟、各方面要求强烈的改革，要下定决心加快推进；对各方面认识还不一致、但又必须突破的改革，要处理好各方面利益关系，尽可能寻求最大公约数、凝聚改革共识；对实践发展有要求，但操作上一时还不那么有把握的改革，可以先行试点，取得经验后再推开。改革任务越是纷繁复杂、千头万绪，越是要注重优先顺序、方法步骤。任何时候，改革不能自乱阵脚、失了方寸。
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误区辨正
方法决定看法，方法决定做法，方法决定成败。改革的任务越是繁重，头绪越是繁多，越是需要坚持科学的改革方法论。今天，全面深化改革已经步入攻坚期、深水区，面对的都是“硬骨头”，只有把方法搞对头，改革才能搞对头。然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社会上对于如何推进改革也还存在不少的方法论误区，这里简单地做一梳理和辨正。
误区一：“顶层设计”是中央的事，“摸着石头过河”是基层的事
“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统一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方法论。这里，“顶层设计”并非对应中央，“摸着石头过河”也并非限于基层。“顶层”与“基层”，“中央”与“地方”，“上”与“下”，方向不同，方位不同，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自然也不一样，但都必须坚持“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统一的改革方法论。
有人讲“顶层设计”是中央的事，基层不存在“顶层设计”；“摸着石头过河”是基层的事，中央无须“摸着石头过河”。我以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中央和地方，顶层和基层，都存在“顶层设计”的问题，也都存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问题。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思路、总体安排当然需要中央拿主意，进行“顶层设计”，但是改革已经步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面临的矛盾错综复杂，许多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央在一些方面也仍然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地方和基层为改革落地的关键一环，“摸着石头过河”是基本的改革方法论，但是，地方也有地方的全局性问题，也需要进行总体性设计。可见，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都需要处理好“项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更加注重改革的“顶层设计”，为改革提供指导、保驾护航；更加注重改革的“摸索创新”，为改革积累经验、打开局面；更加注重“顶层设计”同“基层创新”的紧密配合，既要善于从高处的运筹帷幄中谋划改革的方针政策，也要善于从基层的实践创造中完善改革的政策主张。
误区二：深水区摸不着石头，“摸着石头过河”已经过时了
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然而，有人说，改革刚刚起步时，人们对市场经济、对改革的认识还很有限，“摸着石头过河”还行得通。今天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攻坚期，“水流”越来越急，“漩涡”越来越多，危险越来越大，如果还是“摸着石头前行”就有可能被激流拍到沙滩上。因此，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是强化“顶层设计”和“理论先行”，“摸着石头过河”已经过时了。其实，这种论调是肤浅的。
全面深化改革，既需要强化“顶层设计”，也仍然需要“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绝不意味着瞎摸索，也不意味着排斥理论的先导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任何时候，改革的未知领域都会存在，都需要摸索着前进。改革风险越大，不可控因素越多，“摸着石头过河”越是不能掉以轻心。“顶层设计”同“摸着石头过河”并非不能相容，强调“顶层设计”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削弱乃至否定“摸着石头过河”；强调“摸着石头过河”没有过时，也不意味着不需要“顶层设计”。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论及二者的辩证关系，他说：“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顶层设计”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取得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否则就是闭门造车；“摸着石头过河”是在“顶层设计”的指引下进行的，否则就会碎片化。“要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同时也要继续鼓励大胆试验、大胆突破，不断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
误区三：过去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今天改革的龙头应是政治体制
全面深化改革，着眼于“全面”，功夫在“重点”。“重点”抓得准不准，关乎改革的成败。古人讲“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改革如果没有面上的推进，难免顾此失彼；如果没有点上的突破，难免杂乱无章。全面深化改革既要抓住关键性的局部，也要兼顾事物的整体，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点领域入手，从“落一子而活全局”的关键环节着力，以点带面，激活全盘改革，这就是点面结合的改革辩证法。
全面深化改革既要找准“面”，关键是抓住“点”。当前，改革的“面”就是“5+2”的改革布局，“5”涵盖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等方方面面，“2”涉及党的建设体制、国防和军队管理体制等。全面深化改革的“点”又是什么呢？有人认为，过去改革的重点一直是经济领域，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滞后，因此，当务之急是迎头赶上，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其实，这种说法似是而非，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今天，改革的龙头仍然没有变，“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这不是回避矛盾，不是拖延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而是因为经济建设仍然是我们的中心工作，发展生产力仍然是我们的根本任务。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才会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因此，任何时候，改革都必须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经济体制这个切入口着手谋划，试图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带动经济体制改革，这完全是本末倒置，苏联的改革结局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今天，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牢牢扭转“经济体制”这个重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误区四：改革意味着“变”，所谓要有“战略定力”就是不改革
“改”意味着“变”，但变中也有不变的地方。一些人看到某些东西没有变，或变得不够大、不够快，就质疑改革，这也是不符合辩证法的。
“变”与“稳”既对立又统一，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一成不变的改革不成其为改革，瞬息万变的改革在现实中也是行不通的。“变”是活力，“稳”是定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稳’也好，‘改’也好，是辩证统一、互为条件的。一静一动，静要有定力，动要有秩序，关键是要把握好这两者之间的度。”回首过去，中国的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有所变，有所不变，能变的大胆地变，不能变的不瞎变。然而，几乎同一时间启动改革进程的戈尔巴乔夫则以失败告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懂得“变”与“稳”的辩证法，饥不择食、乱开药方，一味求变而忽略不能变的一面，导致整个社会的“无序”，其结果就是改革变成了改向，变革成了变色，把自己的执政地位也给“革”掉了。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情势更加复杂，更需要我们把握好变与稳的辩证法，不能不变，也不能乱变。
全面深化改革既有“变”的一面，也有“稳”的一面。具体来说，改革不是改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怎么改、改什么，有我们的政治原则和底线，要有政治定力”；改革不是改向，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改革要循序渐进，“坚持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与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相统一”；改革要有定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改革不能乱套，“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改革不能瞎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改革的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提出改革举措当然要慎重，要反复研究、反复论证，但也不能因此就谨小慎微、裹足不前，什么也不敢干、不敢试”；等等。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论断都体现了“变”与“稳”相结合的哲学智慧。
误区五：改革强调“放”，所谓“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背离了改革的方向
全面深化改革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这里要讲两句话：一句话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另一句话是“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但现在有些人只讲前面一句话，不讲后面一句话，这是片面的。
“管”与“放”的问题，说到底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政府与市场，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是驾驭现代经济运行的“两只手”。这“两只手”，没有哪只手是多余的，是无关紧要的。宏观调控这一手意味着“管”，但不等于管的越多越好；市场调节这一手意味着“放”，但不等于不管。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管不了的交给政府；政府不是全能的，政府管不好的交给市场。这就是“管”与“放”的辩证法。
全面深化改革要拿捏好“管”与“放”的力度，坚持有管有放，管要管到位，放要放到位；坚持有进有退，缺位的要补上，越位的要退出。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该管的要放开，该管的一定要管住管好；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各级政府“该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该放的权一定要放足、放到位，坚决克服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现象”；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成为善于驾驭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行家里手”。我们既要用好“市场”这只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把市场能管的、该管的交给市场，让“看不见的手”在微观经济活动中展示力量、发挥作用；也要用好“政府”这只手，“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把市场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管起来，让“看得见的手”在宏观经济管理层面展示力量、发挥作用。
改革开放的世界贡献
改革开放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接力奋斗，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了从世界体系边缘到世界舞台中央的华丽转身，这是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
一、改革开放的中国重新定义了全球发展观念，为拓展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路径提供了中国经验
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是无法绕开的，但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环顾全球，西方最先完成了现代化的任务，也最先享受到现代化的成果。西方俨然掌握了打开现代化之门的唯一钥匙，拜西方为师，向西方靠拢，“走西方的路”，成了很多发展中国家无法抗拒的致命诱惑。“全球化=西方化”“现代化=西方化”，这个简单的发展公式说明了全部的问题。
其实，西方模式，无论是以英美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还是欧洲大陆以德法为代表的莱茵模式，都只是实现现代化的一种选择，而非唯一选择。西方收获了现代化的巨大成果，但同时也遭遇了“现代性之殇”。
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权选择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如何实现现代化，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中国一开始就有自己的独立判断，从未简单地复制西方的发展模式，也从未简单地进入西方的发展逻辑之中。邓小平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51]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52]，“我们要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我们不能数典忘祖，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53]。中国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今天，“中国道路”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过去我们都未曾进入西方设定的历史轨迹，今天更没有理由跟随西方的脚步亦步亦趋，我们应该有这样的道路自信和战略定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标志着中国自主开辟的现代化道路获得了巨大成功。中国道路的成功，改变了西方书写的全球发展观念，证明了单一发展模式与模式可输出理论的简单和偏颇；中国道路的成功，挑战了西方经验唯一正确的神话，终结了西方模式主宰世界的线性史观，人类社会在西方模式之外开辟了更加壮丽的现代化前景；中国道路的成功，证明了通往现代化并非只有一个模式、一种选择，所谓“全球化=西方化”“现代化=西方化”不过是西方编织的又一个神话，“走自己的路”才是不变的法则、永恒的真理；中国道路的成功，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人类社会从此不再将其身家性命系泊于某种单一的发展模式。
二、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成功打破了一国主导、几方共治的西方治理逻辑，为优化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了中国方案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安全秩序都是美国建构或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导建构的，遵循大国主导、几方共治的治理逻辑，不符合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潮流，不符合全球正义的原则，也不能反映国际力量对比的新变化和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的事实。尽管这套治理体系在特定历史阶段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大势所趋”。[54]中国经历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已经从世界体系边缘走向了世界舞台中央，有责任、有义务、有能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更好维护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在治理理念方面，中方主张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国际社会大家的事，需要凝聚各方共识，形成一致行动，不能一家说了算。传统治理体系主体单一化、同质化，要么是个别国家的独奏，要么是同质化国家的联合体，代表性和包容性很不够。中方一贯认为，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理应平等参与、享受权利、履行义务。中国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各国携手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
在治理规则方面，中方主张全球正义。传统治理体系背离全球正义的价值原则，有的政治挂帅，有的意识形态划界，有的搞排他性安排，有的设立准入门槛，有的搞双重标准。比如，TPP设立排他性条款，人为地将中国排除在外；北约则以价值观划界，奉行冷战思维；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则设立援助的政治门槛。反观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倡导正确义利观，不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倡导开放包容的原则，不搞关门主义；倡导多边主义，不搞单边主义。中国提出的治理规则彰显了全球正义，表现出强大的文化包容性，第一次为处于“地球边缘”的国家提供了参与全球治理的机会。
三、文明复兴的中国成功捍卫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为绘制包容共生的世界文明图景做出了中国贡献
中国走向复兴，绝不仅仅意味着经济体量的壮大、政治实力的崛起、军事力量的强盛等，还应包含文化精神和价值观的复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不仅要在物质上强大起来，而且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55]中国不仅应该成为行动的巨人，也应该成为文明的赢家、话语的强者。
众所周知，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率先完成了现代化的任务，率先享受了现代化的成果，西方中心论也从此成为全球性意识形态。一直以来，“西方中心论”者始终认为，起始于欧洲的现代文明进程“是唯一成功和正确的发展逻辑”，他们只认可一种民主模式，西式自由民主是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是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构成了历史的终结；他们只欣赏一种文化，西方文明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葩，是最优越、最有力量的文明，西方文化理应统治世界，实现思想的征服；他们只承认一种价值观，自由、民主、人权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西方标准、美国标准，西方价值模式才是全人类的普世价值；他们只接受一种局面，那就是全球西方化，西方发展模式、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普世化。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其实也就是“文明终结论”，福山先生还畅想道，历史终结以后的世界将会变得非常无聊，流露出西方不再有对手的失落感。西方中心论、文明优越论是西方国家输出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的学理依据，是西方推行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哲学基础。然而，这一切都将随着中国复兴而走向终结。
西方中心论的破产，是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以西方不认可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政党体制、文明形态、价值观念，花费比西方少得多的时间，付出比西方小得多的代价，取得了比西方更大的成绩，成功走向民族复兴，一步步逼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这证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优越性的，我们的发展模式是符合国情的，我们的文明和价值观是先进的。这证明，西方的发展模式绝不是人类通往现代化的唯一选择，西方的价值观绝不是可以殖民全世界的普世价值观，西方的文明也绝不是高人一筹的优等文明，人类历史也绝不会止步于西式自由民主。
中国健步走向复兴，实际上代表着一种新的文化精神的崛起，一套新的价值观念的成功，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的出场，这是中国为捍卫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做出的重大贡献。中国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念，是一套完全不同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价值体系，是一套对西方价值观念构成巨大挑战的思想资源，是一套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具有比较优势的精神财富。如果没有中国在资本主义的层层夹缝中坚定地突围，闯出一条文明新路，人类可能真的要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惯性中沉沦，永远地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永远只能扮演西方文明追随者、模仿者的角色形象。然而，如果全世界真的都走向“西方化”，只剩下“西方”一种色彩，那将是人类迄今为止遭遇的最大人文精神危机，是包含西方世界在内的全人类的悲剧。
四、震撼世界的中国成功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注入了中国力量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实践，标志着世界历史从此进入了“一球两制”的新时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长期共存、相互竞争、竞相发展的时代。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突变。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制度竞争中遭受历史性的溃败。当时国际国内一些人士幸灾乐祸，社会主义成了一些人打趣、讽刺的对象，西方世界更是弹冠相庆这一“世界性的胜利”。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欢呼“社会主义的产生和灭亡，是20世纪留给人类的两大遗产”。他们兴高采烈地鼓噪：社会主义失败了，历史终结了；一个新的时代，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黄金时代开始了。国内也有人附和这种主张。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苏东）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有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56]现在，20多年过去了，邓小平当初的预言早已为历史所证实，中国已经成长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中国道路的成功极大地扭转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颓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两种制度、两条道路的竞争迎来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历史拐点。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100多年、甚至几百年所走过的路。中国奇迹的样本意义是其他国家难以比肩的。中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样本，超大国土空间、超长历史纵深、超大人口规模、超深厚的文化传统、超复杂的民族宗教结构；中国奇迹，是十亿人口量级、十万亿美元量级的大国奇迹，这是人类迄今为止绝无仅有的历史景象。中国奇迹震撼世界，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的治理优势、中国社会的发展优势在世界舞台中央集中绽放。
五、和平崛起的中国成功开辟了“强而不霸”的发展道路，为改写“国强必霸、大国必战”的西方逻辑提供了中国样本
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国家的发达史就是一部国强必霸的历史。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苏联相继崛起后纷纷走上了霸权主义这条不归路。历史似乎一再证明，只有不能称霸的国家，没有不想称霸的国家。进入21世纪，中国这头睡狮已经醒来，究竟是会步西方列强的后尘，成为下一个世界霸主；还是会扮演有着与众不同的大国角色，成为大国兴衰之路上唯一的例外呢？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是国强必霸之路上的一个例外。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这只睡狮已经醒来，但世界不必为之发抖，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中国自一开始就没有重复昔日大国国强必霸的老路，中国以和平的方式发展，以优雅的姿态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发展起来以后依然会走和平的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将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无论自身如何发展，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57]这样的宣示是基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情势得出的必然结论。
“不称霸”的战略选择，源于中华“和合文化”的基因传承，源于对民族苦难历史的深刻记忆，源于对“好战必亡”“霸极必衰”定律的深刻认知，源于对和平主题和发展大势的深刻把握，源于对共产党执政理念和马克思主义价值信条的执着坚守。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的处世哲学提倡“以和为贵”“和谐万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不会将自己曾经遭遇的苦难强加于人，中国不会要求后人来偿还他们的先人的历史欠债。弱肉强食是丛林法则，不是国与国相处之道；穷兵黩武是霸道做法，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中国以和平的方式复兴，既改写了昔日大国霸权扩张的发展逻辑，也改写了大国崛起后称王称霸的历史宿命。一个强大的中国不是世界和平的威胁，相反，是维系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中国越是强大，维系世界和平的力量就越大，筹码就越足。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实现了对资本主义霸权逻辑的成功超越，它昭示我们，大国崛起并非只有靠战争起家、殖民扩张一条路，以和平的方式发展，以文明的姿态崛起，将是未来世界的优先选项。中国和平复兴，意味着“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走向终结，意味着“强而不霸”的发展逻辑上升为新的时代主轴，意味着人类社会迎来了一个没有霸权的新时代。
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回顾了改革开放40年的光辉历程，总结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宣言书，是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动员令。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实践告诉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要始终保持战略定力，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坚定不移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一、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担任总书记后的第一次出京考察工作就来到了改革开放的前沿重镇——深圳。他在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我们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58]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59]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的强国之路、富民之路、复兴之路，我们有一千个理由继续高举改革开放旗帜，没有一个理由放弃改革开放，我们要沿着这条道路坚定不移走下去。
我国过去40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未来的民族复兴大业也只能靠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中产生，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发展壮大；中华民族在改革开放中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完成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当前，国内外环境都在发生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比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全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一些改革部署和重大政策措施需要进一步落实；党的建设方面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等等。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我们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二、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影响了世界
40年前，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这场伟大革命，从此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世界的面貌也为之一变。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推动了中国和世界的共同发展进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是用铁的事实铸就的历史结论，意义重大深远。
一方面，改革开放深刻改变了中国。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在中国人民手中，不可能成为可能。40年砥砺奋进，我们党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商品消费国、第二大外资流入国，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书写了世界上“最成功的脱贫故事”，书写了古老民族的现代化传奇……中国人民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创造了史无前例的人间奇迹。春风化雨、春华秋实，改革开放40年极大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习近平总书记概括为“三个伟大飞跃”——“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迎来了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也深刻影响了世界。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4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发展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成功经验、展现了光明前景，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强大力量，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重大贡献”。改革开放的世界影响首先表现在现代化道路上。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是无法绕开的，但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无论是以英美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还是欧洲大陆以德法为代表的莱茵模式，都只是实现现代化的一种选择，而非唯一选择。如何实现现代化，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中国一开始就有自己的独立判断，从未简单地复制西方的发展模式，也从未简单地进入西方的发展逻辑之中。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改写了全球发展观念，人类社会在西方发展模式之外开辟了更加壮丽的现代化之路；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挑战了西方经验唯一正确的神话，终结了西方模式主宰世界的线性史观；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证明了“全球化=西方化”“现代化=西方化”不过是西方编织的又一个神话；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向世界揭示了“走自己的路”，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才是不变的法则、永恒的真理。
三、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
改革，就其实质来说，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我们当然要高举改革旗帜，但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60]中国是一个大国，在涉及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根本性问题上，在涉及改革方向等大是大非面前，不讲模棱两可的话，不做遮遮掩掩的事，不犯颠覆性错误。
回溯整个中国近代史，就会懂得，不搞社会主义，只有死路一条；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经验教训，就会懂得，不实行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回首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史，就会懂得，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还是死路一条。早在1989年，邓小平就深刻指出：“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61]历史证明，邓小平当初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推进。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62]习近平还指出，当前，“我们所进行的一切完善和改进，都是在既定方向上的继续前进，而不是改变方向，更不是要丢掉我们党、国家、人民安身立命的根本”。[63]几十年来，西方大国从未遗忘中国，和平演变战略，遏制中国战略，价值观外交战略，重返亚太战略，印太战略，颜色革命，一个个都剑指中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一个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是西方无法接受的，当中国以西方不认可的政治制度、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走向成功，当中国的成功直接宣告了西方中心论的破产、历史终结论的终结，这更是西方所不能容忍的。因此，越是在民族复兴的关键时刻，越是要保持头脑清醒，坚守原则立场，保持战略定力。无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不能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也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改革开放的道路不能偏，方向不能变，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方向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13亿多人口的大国推进改革发展，没有可以奉为金科玉律的教科书，也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教师爷”。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现在，一些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在那里摇旗呐喊、制造舆论、混淆视听，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上改，否则就是不改革。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对此要洞若观火，保持政治坚定性，明确政治定位。我们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是为了推动党和人民事业更好发展，而不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掌声”，不能把西方的理论、观点生搬硬套在自己身上。任何时候，中国的改革开放都必须行走在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
四、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命运所系。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证明，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64]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离开改革开放，也没有中国的明天。回顾40年改革开放史，我们靠什么来激发全体人民的创造精神和创造活力？靠什么来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靠什么来摆脱被开除球籍的尴尬处境？靠什么一步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靠什么在全球两种制度、两种主义、两条道路的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靠什么来撑起民族自信、国家自信和政党自信？靠什么在意识形态的较量中赢得精神上的主动？靠的就是改革开放。当前，改革开放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关头。我们在改革开放上决不能有丝毫动摇，改革开放的旗帜必须继续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必须牢牢坚守。
面对未来，我们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除了深化改革开放，别无他途；我们“要破解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除了深化改革开放，别无他途”[65]；我们要坚定地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提供中国方案，为捍卫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贡献中国力量，为优化全球治理体系、重建全球治理秩序贡献中国主张，为重塑国际交往理性和世界精神提供中国价值，除了深化改革开放，别无他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处在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处在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重整行装再出发。在这个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时代，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故步自封，必须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勇立潮头、砥砺前行，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