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杉谷义人先生：
分别近月，但与您在我的故乡朝夕相处的情景，历历如在眼前。您不顾年迈体弱，跨海越国，到这落后、偏远的地方来与我和我故乡的文学爱好者畅谈文学，让我们深受感动。大年初二上午，在县招待所礼堂，您为我们作的题为《文学与生命》的长篇报告，已经根据录音整理成文字，如蒙允准，我们想在县文联的内部刊物《蛙鸣》上发表，使那天未能听您演讲的人们，也能领略您的语言风采并从中受到教益。
大年初一上午，我陪同您去拜访了我的当了五十多年妇科医生的姑姑。虽然因为她的语速太快和乡音浓重，使您没有完全听明白她说的话，但相信她一定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您在初二上午的演讲中多次以我姑姑为例，来阐发您的文学观念。您说您的脑海里已经有了一个骑着自行车在结了冰的大河上疾驰的女医生形象，一个背着药箱、撑着雨伞、挽着裤脚、与成群结队的青蛙搏斗着前进的女医生的形象，一个手托婴儿、满袖血污、朗声大笑的女医生形象，一个口叼香烟、愁容满面、衣衫不整的女医生形象……您说这些形象时而合为一体，时而又各自分开，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组雕像。您鼓励我们县的文学爱好者们能以我姑姑为素材写出感人的作品：小说、诗歌、戏剧。先生，创作的热情被您鼓动起来了，很多人跃跃欲试。县文化馆一位文友，已经动笔写作一部乡村妇科医生题材的小说。我不愿与他撞车，尽管我对姑姑的事迹了解得远比他多，但我还是把小说让给他写。先生，我想写一部以姑姑的一生为素材的话剧。初二日晚上在我家炕头上促膝倾谈时，您对法国作家萨特的话剧的高度评价和细致入微、眼光独到的分析，使我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我要写，写出像《苍蝇》、《脏手》那样的优秀剧本，向伟大剧作家的目标勇猛奋进。我遵循着您的教导：不着急，慢慢来，像青蛙稳坐莲叶等待昆虫那样耐心；想好了下笔，像青蛙跃起捕虫那样迅疾。
在青岛机场，送您上飞机之前，您对我说，希望我用写信的方式，把姑姑的故事告诉您。姑姑的一生，虽然还没结束，但已经可以用“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等大词儿来形容了。她的故事太多，我不知道这封信要写多长，那就请您原谅，请您允许，我信笔涂鸦，写到哪里算哪里，能写多长就写多长吧。在电脑时代，用纸、笔写信已经成为一种奢侈，当然也是乐趣，但愿您读我的信时，也能感受到一种古旧的乐趣。
顺便告诉您，我父亲打电话告诉我：正月二十五日那天，我家院子里那株因树形奇特而被您喻为“才华横溢”的老梅，绽放了红色的花朵。好多人都到我家去赏梅，我姑姑也去了。我父亲说那天下着毛茸茸的大雪，梅花的香气弥漫在雪花中，嗅之令人头脑清醒。
您的学生 蝌蚪
二〇〇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北京
一
先生，我们那地方，曾有一个古老的风气，生下孩子，好以身体部位和人体器官命名。譬如陈鼻、赵眼、吴大肠、孙肩……这风气因何而生，我没有研究，大约是那种以为“贱名者长生”的心理使然，抑或是母亲认为孩子是自己身上一块肉的心理演变。这风气如今已不流行，年轻的父母们，都不愿意以那样古怪的名字来称谓自己的孩子。我们那地方的孩子，如今也大都拥有了与香港台湾、甚至与日本韩国的电视连续剧中人物一样优雅而别致的名字。那些曾以人体器官或身体部位命名的孩子，也大都改成雅名，当然也有没改的，譬如陈耳，譬如陈眉。
陈耳和陈眉之父就是陈鼻，他是我的小学同学，也是我少年时的朋友。我们是1960年秋季进入大羊栏小学的。那是饥饿的年代，留在我记忆中最深刻的事件，大都与吃有关。譬如我曾讲过的吃煤的故事。许多人以为是我胡乱编造，我以我姑姑的名义起誓：这不是胡编乱造，而是确凿的事实。
那是龙口煤矿生产的优质煤块，亮晶晶的，断面处能照清人影。我后来再也没见过那么亮的煤。村里的车把式王脚，赶着马车，把那吨煤从县城运回。王脚方头、粗颈、口吃，讲话时，目放精光，脸憋得通红。他儿子王肝，女儿王胆，都是我的同学。王肝与王胆是异卵双胎。王肝身体高大，但王胆却是个永远长不大的袖珍姑娘——说得难听点吧，是个侏儒。大家都说，在娘肚子里时，王肝把营养霸光了，所以王胆长得小。卸煤时正逢下午放学，大家都背着书包，围看热闹。王脚用一柄大铁锹，从车上往下铲煤。煤块落在煤块上，哗哗响。王脚脖子上有汗，解下腰间那块蓝布擦拭。擦汗时看到儿子王肝和女儿王胆，便大声呵斥：回家割草去！王胆转头就跑——她跑起来身体摇摇摆摆，重心不稳，像个初学走路的婴孩，很是可爱——王肝往后缩缩，但不走。王肝为父亲的职业感到荣耀。现在的小学生，即便父亲是开飞机的，也体会不到王肝那时的荣耀。大马车啊，轰轰隆隆，跑起来双轮卷起尘土的大马车啊。驾辕的是匹退役军马，曾在军队里驮过炮弹，据说立过战功，屁股上烫着烙印。拉长套的是匹脾气暴躁的公骡，能飞蹄伤人，好张嘴咬人。这骡子虽然脾气不好，但气力惊人，速度极快。能够驾驭这头疯骡的也只有王脚。村子里有很多人羡慕这职业，但都望骡却步。这骡子已经咬伤过两个儿童：第一个是袁脸的儿子袁腮，第二个是王胆。马车停在她家门前时，她到骡前去玩，被骡子咬着脑袋叼起来。我们都很敬畏王脚。他身高一米九，双肩宽阔，力大如牛，二百斤重的石碌碡，双手抓起，胳膊一挺，便举过头顶。尤其让我们敬佩的，是他的神鞭。疯骡咬破袁腮头颅那次，他拉上车闸，双腿叉开，站在车辕两边，挥舞鞭子，抽打疯骡屁股。那真是一鞭一道血痕，一鞭一声脆响。疯骡起初还尥蹶子，但一会儿工夫便浑身颤抖，前腿跪在地上，脑袋低垂，嘴巴啃着泥土，撅着屁股承揍。后来还是袁腮的爹袁脸说，老王，饶了它吧！王脚才悻悻地罢休。袁脸是党支部书记，村里最大的官。他的话王脚不敢不听。疯骡把王胆咬伤后，我们都期待着再看一场好戏，但王脚一鞭也没打。他从路边石灰堆上抓起一把石灰，掩在王胆头上，把她提回家去。他没打骡子，却抽了老婆一鞭，踢了王肝一脚。我们指指点点地议论着那头棕色的疯骡。它瘦骨伶仃，眼睛上方有两个深得可放进一枚鸡卵的凹陷。它的目光忧伤，似乎随时都会放声大哭。我们无法想象这样一匹瘦骡子怎会爆发出那样大的力量。当我们一边议论一边向那骡子靠近时，王脚便停止铲煤，用凌厉的目光逼视我们，吓得我们连连倒退。堆在学校伙房前的煤堆渐渐高起来，车上的煤渐渐少了。我们不约而同地抽鼻子，因为我们嗅到了一种奇异的香味。仿佛是燃烧松香的味儿，又仿佛是烧烤土豆的味儿。我们的嗅觉把我们的目光吸引到那一堆亮晶晶的煤块上。王脚拢马驱骡，马车离开校园。我们并没像往常那样，去追赶马车，并冒着被鞭子抽头的危险跳上去过瘾。我们目不转睛，慢慢地向煤堆移动。伙夫老王，挑着两桶水，摇摇摆摆地走过来。他的女儿王仁美，也是我们的同学，后来成为我的妻子。她是当时少有的没用器官命名的孩子，因为伙夫老王，是个有文化的人。他原本是公社畜牧站的站长，后因说话不当犯了错误，被开除公职遣返回乡。老王狐疑地看着我们。他以为我们要冲进伙房哄抢食物吧？所以他说，滚，小兔崽子们！这里没有你们吃的，回家吃你们娘的奶头去吧。我们自然听到了他的话，我们甚至也考虑了他的建议，但他的建议无异于骂人。我们都是七八岁的孩子，怎么还可能吃奶？即便我们还吃奶，但我们的母亲，都饿得半死，乳房紧贴在肋骨上，哪里有奶可吃？但没人去跟老王理论。我们站在煤堆前，低头弯腰，像地质爱好者发现了奇异矿石；我们抽动鼻子，像从废墟中寻找食物的狗。说到这里，首先要感谢陈鼻，其次要感谢王胆。是陈鼻首先捡起一块煤，放在鼻边嗅，皱着眉，仿佛在思索什么重大问题。他的鼻子又高又大，是我们取笑的对象。思索了一会儿，他将手中那块煤，猛地砸在一块大煤上。煤块应声而碎，那股香气猛地散发出来。他拣起一小块，王胆也拣起一小块；他用舌头舔舔，品咂着，眼睛转着圈儿，看看我们；她也跟着学样儿，舔煤，看我们。后来，他们俩互相看看，微微笑笑，不约而同地，小心翼翼地，用门牙啃下一点煤，咀嚼着，然后又咬下一块，猛烈地咀嚼着。兴奋的表情，在他们脸上洋溢。陈鼻的大鼻子发红，上边布满汗珠。王胆的小鼻子发黑，上面沾满煤灰。我们痴迷地听着他们咀嚼煤块时发出的声音。我们惊讶地看到他们吞咽。他们竟然把煤咽下去了。他压低声音说：伙计们，好吃！她尖声喊叫：哥呀，快来吃啊！他又抓起一块煤，更猛地咀嚼起来。她用小手拣起一块大煤，递给王肝。我们学着他们的样子，把煤块砸碎，捡起来，用门牙先啃下一点，品尝滋味，虽有些牙碜，但滋味不错。陈鼻大公无私，举起一块煤告诉我们：伙计们，吃这样的，这样的好吃。他指着煤块中那半透明的、浅黄色的、像琥珀一样的东西说，这种带松香的好吃。我们已经上过自然课，知道煤是许多世纪前，埋在地壳中的森林变成的。给我们上自然课的是我们的校长吴金榜。我们不相信校长的话，我们也不相信课本上的话。森林是绿色的，怎么可能变成黑色的煤炭？我们以为校长和课本都是在胡说八道。发现了煤块中的松香，才明白校长没有骗我们，课本也没有骗我们。我们班三十五个学生，除了几个女生不在，其余都在。我们每人攥着一块煤，咯咯崩崩地啃，咯咯嚓嚓地嚼，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兴奋的、神秘的表情。我们仿佛在进行一场即兴表演，我们仿佛在玩一种古怪游戏。肖下唇拿着一块煤，翻来覆去地看，不吃，脸上带着蔑视的神情。他不吃煤因为他不饿，他不饿因为他爹是公社粮库保管员。伙夫老王惊呆了。他手上沾着面粉跑出来。天哪，他手上沾着面粉！当时在学校伙房就餐的除了我们的校长和我们的教导主任之外，还有两个在乡下驻点的公社干部。老王惊呼：孩子们，你们干什么？你们……吃煤？煤也能吃？王胆用小小的手举着一块大煤，细声细气地说：大叔，太好吃了，给你一块尝尝。老王摇着头，道：王胆，你这小女孩，也跟着这帮野小子胡闹。王胆咬了一口煤，说：真的好吃耶，大叔。这时已是傍晚，红日西沉。那两个在这里搭伙就餐的公社干部骑着车子来了。他们也被我们吸引住了。老王挥舞着扁担轰赶我们。那个姓严的公社干部——好像是个副主任——制止了老王。他的脸色很难看，挥了一下手，转身钻进了伙房。
第二天我们在课堂上一边听于老师讲课一边吃煤。我们满嘴乌黑，嘴角上沾着煤末子。不但男生吃，那些头天没参加吃煤盛宴的女生在王胆的引导下也跟着吃。伙夫老王的女儿——我的第一任妻子——王仁美吃得最欢。现在想起来她大概患有牙周炎，因为吃煤时她满嘴都是血。于老师在黑板上写了几行字便回头注视我们。她首先质问她的儿子、我们的同学李手：手，你们吃什么？妈，我们吃煤。老师我们吃煤，您要不要尝尝？王胆在前排座位上举煤大喊——她的大喊也像小猫叫唤——于老师走下讲台，从王胆的手里接过那块煤，放在鼻子底下，既像看又像嗅。好久，她一言没发，将煤还给王胆。于老师说：同学们，我们今天上第六课，《乌鸦和狐狸》。乌鸦得到一块肉，非常得意，站在树梢上。狐狸在树下，对乌鸦说，乌鸦太太，您的歌声太美妙了，您一歌唱，全世界的鸟儿都得闭嘴了。乌鸦被狐狸的马屁拍昏了头，一张嘴，哇，肉就落在狐狸口中了。于老师带领我们诵读课文。我们满嘴乌黑，跟着朗读。
我们于老师是有文化的人，竟然也入乡随俗地给她的儿子起名为李手。李手后来以优异成绩考入医学院，毕业后到县医院当了外科大夫。陈鼻铡草时铡断了四根手指，李手给他接活了三根。
二
陈鼻为什么生了一只与众不同的大鼻子呢？这事儿大概只有他母亲能说清楚。
陈鼻的父亲陈额，字天庭，是我们村里唯一拥有两个老婆的人。陈额识字很多，解放前家有良田百亩，开着烧酒作坊，在哈尔滨还有买卖。他的大婆是本村人，为他生了四个女儿。解放前陈额跑了；解放后，大概是1951年，袁脸带着两个民兵，去东北把他押了回来。他逃亡时是单身一个，把大婆和女儿们撇在家里，回来时却带着一个女人。那女人黄头发蓝眼珠，看上去有三十出头年纪，姓艾名莲。艾莲怀里，抱着一条浑身生满斑点的狗。因为这女人在解放前就跟陈额结了婚，所以他就合法地拥有了两个老婆。村里有几个赤贫光棍汉，对陈额一人双妻极为不满，曾半是戏说半是认真地要陈额让出一个老婆给他们用。陈额咧着嘴，脸上的表情哭笑难分。陈额的两个老婆起初住在一个院里，后来因为打架，闹得鸡犬不宁，经袁脸同意，将小老婆安置在学校旁边的两间厢房里。学校的房子原来是陈额家的烧酒作坊，那两间厢房也是他家的房产。陈额与两个女人达成了协议，两边轮换着住。黄毛女人从哈尔滨抱回来的那条狗，被村里的土狗欺负死了。艾莲挺着大肚子葬狗不久后，生了陈鼻，所以有人说陈鼻是那条斑点狗投胎转世。他嗅觉灵敏，也许与此有关吧。那时候我姑姑已经去县城学习了新法接生，成为乡里的专职接生员。那是1953年。
1953年，村民们对新法接生还很抗拒，原因是那些“老娘婆”背后造谣。她们说新法接生出来的孩子会得风症。“老娘婆”为什么造谣？因为一旦新法接生推广开，就断了她们的财路。她们接生一个孩子，可以在产妇家饱餐一顿并能得到两条毛巾、十个鸡蛋的酬劳。提起这些“老娘婆”，姑姑就恨得咬牙切齿。姑姑说不知道有多少婴儿、产妇死在这些老妖婆的手里。姑姑的描绘给我们留下恐怖的印象。那些“老娘婆”似乎都留着长长的指甲，眼睛里闪烁着鬼火般的绿光，嘴巴里喷着臭气。姑姑说她们用擀面杖挤压产妇的肚子。她们还用破布堵住产妇的嘴巴，仿佛孩子会从嘴巴里钻出来一样。姑姑说她们一点解剖学知识都没有，根本不了解妇女的生理结构。姑姑说碰上难产她们就会把手伸进产道死拉硬拽，她们甚至把胎儿和子宫一起从产道里拖出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如果让我选择一批最可恨的人拉出去枪毙，我都会毫不犹豫地说：“老娘婆”。后来，我慢慢地明白了姑姑的偏激。那种野蛮的、愚昧的“老娘婆”肯定是存在的，但有经验的、靠自身经验体悟到了女性身体秘密的“老娘婆”也是肯定存在的。其实我奶奶就是一个“老娘婆”。我奶奶是一个主张无为而治的“老娘婆”，她认为瓜熟自落，她认为一个好的“老娘婆”就是多给产妇鼓励，等孩子生下来，用剪刀剪断脐带，敷上生石灰，包扎起来即可。但我奶奶是一个不受欢迎的“老娘婆”，人们都说她懒。人们似乎更喜欢那种手忙脚乱、里外乱窜、大喊大叫、与产妇一样汗流浃背的“老娘婆”。
我姑姑是我大爷爷的女儿。我大爷爷是八路军的医生。他先是学中医的，参军后，跟着诺尔曼·白求恩，学会了西医。白求恩牺牲后，大爷爷心中难过，生了一场大病，眼见着不行了，说想家想娘了。组织上批准他回家养病。他回到老家时，我老奶奶还活着。他一进家门就闻到一股熬绿豆汤的香气。老奶奶赶紧涮锅点火熬绿豆汤，儿媳妇想帮忙，被她用拐棒拨拉到一边。我大爷爷坐在门槛上，焦急地等待着。姑姑对我们说那时她已经记事了，让她叫“大”她不叫，躲在娘背后偷着看。姑姑说从小就听娘和奶奶唠叨爹的事，终于见到了，却觉得好陌生。姑姑说大爷爷坐在门槛上，脸色蜡黄，头发长长，虱子在脖子上爬。穿着一件破棉袄，棉絮都露了出来。姑姑说她的奶奶也就是我们的老奶奶一边烧火一边流泪。绿豆汤熬出来了。大爷爷急不可耐，不顾汤热烫嘴，捧着碗急喝。老奶奶叨叨着：儿啊，不用急，锅里还有呢！姑姑说大爷爷双手哆嗦。喝了一碗，又添了一碗。喝完第二碗后他就不哆嗦了。汗水沿着他的鬓角流下来。眼珠渐渐地活泛了，脸上有了血色。姑姑说她听到大爷爷肚子里呼噜呼噜响，好像推磨一样。一个时辰后，姑姑说大爷爷到厕所里去，拉了个稀里哗啦，似乎连肠子都拉了出来。然后就慢慢地好起来，两个月后就精神健旺生龙活虎了。
我对姑姑说，曾在《儒林外史》上看到过类似的故事。姑姑问我：《儒林外史》是什么？我说是古典文学名著。姑姑瞪我一眼，说：连古典文学名著上都有，你还怀疑什么？！
大爷爷病愈之后，就要回太行山找部队。老奶奶说：儿啊，我没几天活头了，给我送了终你再走。大奶奶自己不好说，就让姑姑说。姑姑说：爹，俺娘说了，你要走也行，但要给俺留下个弟弟再走。
这时，八路军胶东军区的人找上门来，动员大爷爷加入。大爷爷是诺尔曼·白求恩的弟子，名气很大。大爷爷说，我是晋察冀军区的人。胶东军区的人说，都是共产党的人，在哪里干不一样啊？我们这里正缺您这样的人，老万，无论如何我们也要把您留下。许司令说了，用八人大轿抬不来，就用绳子给老子捆来，先兵后礼，老子摆大宴请他！就这样，大爷爷留在了胶东，成了八路军西海地下医院的创始人。
这地下医院真在地下呢。地道连着房间，房间通向地道，有消毒室、治疗间、手术室、休养室，这些遗迹至今保存完好。在莱州市于疃镇祝家村，一个八十八岁的老太太，王秀兰，当年跟着大爷爷当过护士，她还健在。有好几间休养室的出口通向水井。当年，一个年轻姑娘去井里打水，水桶莫名其妙地被扯住了，低头往里一看，井壁侧洞里，一个年轻的八路军伤员正对着她扮鬼脸呢。
大爷爷的高超医术很快在胶东传开。许司令肩胛缝里那块弹片就是他取出来的，黎政委爱人难产，也是大爷爷手术，保了母子平安。连平度城里的日军司令杉谷也知道爷爷的大名，他率兵下来扫荡，坐骑大洋马被地雷炸翻。他弃马逃走。大爷爷为这匹马动了手术，治愈后，成了夏团长的坐骑。后来此马恋旧，咬断缰绳逃回平度城。杉谷见宝马复归，惊喜万分，让汉奸秘密探访，得知八路军在他眼皮底下建了一座医院，医院院长就是把死马医活的神医万六府。杉谷司令是学医出身，惺惺相惜，总想把大爷爷招降过去。为此，杉谷从《三国演义》里学了诡计，派人秘密潜入吾乡，把我老奶奶、我大奶奶、我姑姑绑架到平度城中，扣作人质，然后派人送信给我大爷爷。
我大爷爷是意志坚定的共产党人，看完杉谷的信，揉巴揉巴就扔了。医院门政委将这信捡起来送到军区。许司令和黎政委联名写信给杉谷，怒斥他是个小人。信中说如果他敢伤万六府三位亲人一根毫毛，胶东军区将集合全部兵力攻打平度城。
姑姑说她与大奶奶老奶奶在平度城里住了三个月，有吃有喝，没受罪。姑姑说那杉谷司令是个白脸青年，戴一副白边眼镜，留着小八字胡，文质彬彬，讲一口流利中文。他称老奶奶为伯母，称大奶奶为嫂夫人，称姑姑为贤侄。姑姑说她对杉谷没有坏印象。当然这是姑姑私下里对我们自家人说的，对外她不这样说。对外她说，她与大奶奶老奶奶受尽了日本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但坚决不动摇。
先生，我大爷爷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咱们得空再聊。但大爷爷牺牲的事必须说说。姑姑说大爷爷是在地道里为伤员做手术时，被敌人的毒瓦斯熏死的。县政协编的文史资料上也是这样说的。但也有人私下里说大爷爷腰里缠着八颗手榴弹，骑着骡子，一人独闯平度城，想以孤胆英雄的方式去营救妻子、女儿与老母，但不幸误踩了赵家沟民兵的连环雷。传播这消息的人姓肖名上唇，曾在西海医院当过担架员。此人阴阳怪气，解放后在公社粮库当保管员，曾因发明了一种特效灭鼠药而名噪一时，名字中的“唇”字，见报时也改为“纯”字。后来被揭露，他的特效鼠药的主要成分是国家已经严禁使用的剧毒农药。此人与姑姑有仇，因此他的话不可信。他对我说：你大爷爷不听组织命令，撇下医院的伤病员，耍个人英雄主义，行前为了壮胆，喝了两斤地瓜烧酒，喝得醉三麻四，结果糊里糊涂踩了自己人的地雷。肖上唇龇着焦黄的大牙，简直是幸灾乐祸地对我说：你大爷爷和那匹骡子都被炸碎了，是用两只筐子抬回来的。筐子里有人胳膊，也有骡蹄子，后来就那么乱七八糟地倒进了一个棺材。棺材倒是不错，是从兰村一个大户人家强征来的。我把他的话向姑姑转述后，姑姑杏眼圆睁，银牙顿挫地说：总有一天，我要亲手劁了这个杂种！
姑姑坚定地对我说：孩子，你什么都可以不相信，但一定要相信，你大爷爷是抗日英雄，革命烈士！英灵山上，有他的陵墓，烈士纪念馆里，展览着他用过的手术刀和他穿过的皮鞋。那是双英国皮鞋，是诺尔曼·白求恩大夫临死前赠送给他的。
三
先生，匆匆忙忙讲述大爷爷的故事，是为了从容不迫地讲述姑姑的故事。
姑姑生于公历1937年6月13日，农历五月初五，乳名端阳，学名万心。她的名字是大爷爷所起，既尊重了本地习俗，又显得寓意深远。大爷爷牺牲之后，老奶奶在平度城里因病去世。胶东军区通过内线大力营救，将大奶奶和姑姑救出牢笼。大奶奶和姑姑被接到解放区，姑姑在那里念抗日小学，大奶奶在被服厂纳鞋底子。解放后，像姑姑这样的烈士后代，有许多机会可以远走高飞，但大奶奶热土难离，姑姑舍不得离开大奶奶。县里领导问姑姑想干什么，姑姑说要继承父业，于是就进了专区卫生学校。姑姑从卫生学校毕业时才十六岁，在镇卫生所行医。县卫生局开办新法接生培训班，派姑姑去学习。姑姑从此便与这项神圣的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从1953年四月初四接下第一个孩子，到去年春节，姑姑说她一共接生了一万个孩子，与别人合作的，两个算一个。这话她也亲口对您说过。我估计，一万个孩子，大概是夸张了些，但七八千个孩子总是有的。姑姑带过七个徒弟，其中一个外号“小狮子”的，头发蓬松，塌鼻方口，脸上有粉刺，是姑姑的崇拜者，姑姑让她去杀人，她立马就会持刀前往，根本不问青红皂白。
前面我们说过，1953年春天时，我们那儿的妇女对新法接生颇多抵触。那些“老娘婆”又在私下里造谣诋毁，姑姑那时虽然只有十七岁，但因为从小经历不凡，又加上一个黄金般璀璨的出身，已经成为我们高密东北乡影响巨大、众人仰慕而视的重要人物。当然，姑姑的容貌也是出类拔萃的。不说头，不说脸，不说鼻子不说眼，就说牙。我们那地方是高氟区，老老少少，都龇着一嘴黑牙。姑姑小时在胶东解放区生活过很长时间，喝过山里的清泉，并跟着八路军学会了刷牙，也许就是这原因，她的牙齿没受毒害。我姑姑拥有一口令我们、尤其是令姑娘们羡慕的白牙。
姑姑接生的第一个孩子是陈鼻。为此姑姑曾表示过遗憾。她说她接生的第一个孩子本应该是革命的后代，没想到却接生了一个地主的狗崽子。但当时为了打开局面，为了革掉旧法接生的命，姑姑没来得及考虑这个问题。
姑姑得到艾莲即将生产的消息，骑着那时还很罕见的自行车，背着药箱子，飞一般蹿回来。从乡卫生所到我们村十里路，姑姑只用了十分钟。当时村支书袁脸的老婆正在胶河边洗衣裳，她亲眼看到姑姑从那座狭窄的小石桥上飞驰而过。一条正在小桥上玩耍的狗惊慌失措，一头栽到了河里。
姑姑手提药箱冲进艾莲居住的那两间厢房时，村里的“老娘婆”田桂花已经在那里了。这是个尖嘴缩腮的老女人，当时已经六十多岁，现在早已化为泥土，阿弥陀佛！田桂花属积极干预一派，姑姑进门后，看到她正骑跨在艾莲身上，卖力地挤压艾莲高高隆起的腹部。这老婆子患有慢性气管炎，她咻咻的喘息声与产妇杀猪般的嚎叫声混杂在一起，制造出一种英勇悲壮的氛围。地主陈额，跪在墙角，脑袋像磕头虫般一下一下地碰撞着墙壁，嘴里念叨着一些含混不清的话语。
我多次去过陈鼻的家，熟知他家的结构。那是两间朝西开门的厢房，房檐低矮，房间狭小。一进门就是锅灶，锅灶后是一堵二尺高的间壁墙，墙后就是土炕。姑姑一进门就可看到了炕上的情景。姑姑看到炕上的情景就感到怒不可遏，用她自己的话说，叫作“火冒三丈”。她扔下药箱，一个箭步冲上去，左手抓住那老婆子的左臂，右手抓住老婆子的右肩，用力往右后方一别，就把老婆子甩在了炕下。老婆子头碰在尿罐上，尿流满地，屋子里弥漫着臊气。老婆子头破了，流出了暗黑的血。其实她的伤也没有多重，但她尖声嚎叫，十分夸张。一般人听到这样的哭声就会吓晕，但姑姑不怕，姑姑是见过大世面的人。
姑姑站在炕前，戴上橡胶手套，严肃地对艾莲说：你不要哭，也不要嚎，因为哭嚎无济于事。你如果想活，就听我的命令，我让你怎么着，你就怎么着。艾莲被姑姑震住了，她当然知道姑姑的光荣出身和传奇经历。姑姑说：你是高龄产妇，胎位不正。人家的孩子，都是先出头，你这孩子，先伸出一只手，脑袋窝在里边。姑姑后来多次开陈鼻的玩笑，说他头还没出来就先把手伸出去，似乎要向这个世界讨要什么。陈鼻总是回答：讨饭吃呗！
姑姑虽是初次接生，但她头脑冷静，遇事不慌，五分的技艺，能发挥出十分的水平。姑姑是天才的妇产科医生，她干这行儿脑子里有灵感，手上有感觉。见过她接生的女人或被她接生过的女人，都佩服得五体投地。我母亲生前多次对我们说：你姑姑的手跟别人不一样。常人手有时凉，有时热，有时发僵，有时流汗，但你姑姑的手五冬六夏都一样，是软的，凉的，不是那种松垮的软，是那种……怎么说呢……有文化的哥哥说：是不是像绵里藏针、柔中带刚？母亲道：正是。她的手那凉也不是像冰块一样的凉，是那种……有文化的哥哥又替母亲补充：是内热外凉，像丝绸一样的，宝玉样的凉。母亲道：正是正是，只要她的手在病人身上一摸，十分病就去了七分。姑姑差不多被乡里的女人们神化了。
艾莲是个幸运的女人，当然她首先是个聪明的女人。姑姑的手在她肚皮上一摸，她就感受到了一种力量。她后来逢人便说姑姑有大将风度。与姑姑相比，那个趴在尿罐边嚎哭的女人简直是个小丑。在姑姑的科学态度和威严风度的感召与震撼下，产妇艾莲看到了光明，产生了勇气，那撕肝裂肺的痛疼似乎也减轻了许多。她停止了哭泣，听着姑姑命令，配合着姑姑的动作，把这个大鼻子婴儿生了出来。
陈鼻刚出生时没有呼吸，姑姑将他倒提起来，拍打他的后背前胸，终于使他发出了猫叫般的哭声。姑姑说：这个小家伙，鼻子怎么这么大呢？像个美国佬一样呢！姑姑这时心中充满了喜悦，就像一个工匠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件作品。产妇疲惫的脸上绽开了灿烂的笑容。姑姑是个阶级观念很强的人，但她将婴儿从产道中拖出来那一刻会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她体会到的喜悦是一种纯洁、纯粹的人的感情。
听说小老婆娩出的是个男婴，陈额从墙角爬起来。他手足无措，在灶台狭窄的空间转着圈儿。两行蜂蜜般的泪水，从他枯干的眼窝里流出来。他心里的狂喜无法用语言形容。许多话他想说但不敢出口，什么香火啦，宗族啦，对他这种人，说出口就是罪过。
姑姑对陈额说：这孩子生了这么个大鼻子，干脆就叫陈鼻吧！
姑姑是一句戏言，但那陈额，竟如领了圣旨一般，点头哈腰地说：感谢心姑赐名！感谢心姑赐名。陈鼻好，就叫陈鼻！
姑姑在陈额的千恩万谢中，在艾莲的婆娑泪珠中，收拾好药箱，准备回去。姑姑看到，田桂花背靠着墙壁，面对着破尿罐，坐在那里，仿佛睡着了一样。姑姑不知道她何时改成了这样的姿态，也记不清她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嚎哭是何时停止的。姑姑说还以为她死了呢，但看到她的眼睛在幽暗中像猫眼一样放出绿光后，才知道她活着。姑姑的心中涌起愤怒的波涛。姑姑问：你怎么还不走？！那老婆子竟然说：这活儿我干了一半，你干了一半；按说我只要一条毛巾，五个鸡蛋，但你把我的头打破了，看在你娘的面子上，我不去政府控告你了，但你必须把你那条毛巾给我包扎伤口，把你那五个鸡蛋给我补养身体。姑姑这才想起，这些“老娘婆”是要跟产妇家索要财物的，她心中充满了厌恶。可耻啊，太可耻了！姑姑咬着牙根说：什么这活儿你干了一半？如果让你全干完，现在炕上就是两具尸体！你这个老妖婆子，你以为女人的阴道像老母鸡的屁股一样，用力一挤，鸡蛋就会蹦出来？你这是接生吗？不，你这是杀人！你还想去告我？姑姑飞起一脚踢中了老婆子的下巴。你还要毛巾、鸡蛋！姑姑又是一脚，踢在老婆子屁股上，然后，一手拎着药箱，一手揪着老婆子脑后的发髻，拖拖拉拉，到了院子里。陈额跟出来劝和，姑姑怒斥：滚回去！照顾你老婆去！
姑姑说这是她平生第一次打人。姑姑说想不到我这么会打人。姑姑对准老太婆的屁股又踢了一脚。老太婆翻了一个滚，爬起来，坐在地上双手拍打着地面，呼天抢地：救命啊！打死人了……我被万六府的强盗女儿打死了……
正是傍晚时分，夕阳、晚霞、微风，村里人多半捧着大碗站在街边吃饭，听到这边喧闹，便小跑着汇聚过来。村支书袁脸和大队长吕牙也来了。田桂花是吕牙的远房婶子，沾亲三分向，吕牙就说：万心，你一个年轻姑娘，打一个老人，不感到臊得慌吗？
姑姑对我们说：他吕牙什么东西？打得他老婆满地爬的畜生，竟敢教训我？
姑姑说：什么老人？老妖怪，害人精！你问问她自己，她干了些什么事？
多少人死在你的手里，老娘手里有枪，立马儿就崩了你！姑姑伸出右手食指，指着老太太的头。姑姑当时是个十七岁的大姑娘，竟然自称“老娘”，把很多人逗笑了。
吕牙还想为田桂花争理，支书袁脸道：万医生没错，对这种拿着人命开玩笑的巫婆，就该严加惩治！田桂花，别耍死狗了，打你算轻的，应该送你进班房！从今后，家里有生孩子的，都去找万医生！田桂花，你要再敢给人接生，就把你的狗爪子剁了去！
姑姑说，袁脸这人，虽说没文化，但能看清潮流，能主持公道，是个好干部。
四
先生，姑姑接生的第二个孩子是我。
我娘临盆时，奶奶按照她的老规矩，洗手更衣，点了三炷香，插在祖先牌位前，磕了三个头，然后把家里的男人都轰了出去。我娘不是初产，在我前头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奶奶对我娘说：你是轻车熟路了，自个儿慢慢生吧。我娘对我奶奶说：娘，我感到很不好，这一次，跟以前不一样。奶奶不以为然，说：有什么不一样的？难道你还能生出个麒麟？
我娘的感觉是正确的。我哥哥姐姐们，都是头先钻出来，我呢，先伸出了一条腿。
看着我那条小腿，奶奶其实是吓呆了。因为乡间有俚语曰：先出腿，讨债鬼。什么叫讨债鬼呢？就是说，这个家庭前世欠了别人的债，那债主就转生为小孩来投胎，让那产妇饱受苦难，他或者与产妇一起死去，或者等长到一定年龄死去，给这个家庭带来巨大的物质损失和精神痛苦。但奶奶还是伪装镇静，说：这孩子，是个跑腿的，长大了给官听差。奶奶说：不要怕，我有办法。奶奶到院子里拿了一个铜盆，提在手里，站在炕前，用擀面棍子敲打着，像敲锣一样，发出“当当”的响声。奶奶一边敲一边吆喝：出来吧——出来吧——你的老爷差你去送鸡毛信，再不出来就要挨打了——
我娘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她用扫炕笤帚敲打着窗户，招呼正在院子里听动静的我姐姐：嫚啊，快去叫你姑姑！
我姐姐非常聪明，她跑到村办公室让袁脸摇通了乡卫生所的电话。那台古老的摇把子电话机现在被我收藏。因为它救了我的命。
那天是六月初六，胶河里发了一场小洪水。桥面被淹没，但根据桥石激起的浪花，大概可以判断出桥面所在。在河边钓鱼的闲人杜脖子亲眼看到我姑姑从对面河堤上飞车而下，自行车轮溅起的浪花有一米多高。水流湍急，如果我姑姑被冲到河里，先生，那就没有我了。
姑姑水淋淋地冲进家门。
我娘说姑姑一进门，她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我娘说姑姑一进门就把奶奶搡到一边，嘲讽道：婶子，你敲锣打鼓，他怎么敢出来？奶奶强词夺理地说：小孩子都喜欢看热闹，听到敲锣打鼓还能不出来看？姑姑后来说，她扯着我的腿，像拔萝卜一样把我拔了出来。我知道这是玩笑。姑姑把陈鼻和我接生出来之后，陈鼻的母亲和我的母亲，成了姑姑的义务宣传员。她们到处现身说法，袁脸的老婆和闲人杜脖子也逢人便说姑姑的飞车绝技，于是姑姑名声大振，那些“老娘婆”，很快就无人问津，成了历史陈迹。
1953年至1957年，是国家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的好时期，我们那地方也是风调雨顺，连年丰收。人们吃得饱、穿得暖，心情愉快，妇女们争先恐后地怀孕、生产。那几年可把姑姑忙坏了。高密东北乡十八个村庄里，每条街道、每条胡同里都留下了她的自行车辙，大多数人家的院子里，都留下了她的脚印。
1953年4月4日至1957年12月31日，姑姑共接生1612次，接下婴儿1645名，其中死亡婴儿六名，但这六名死婴，五个是死胎，一个是先天性疾病，这成绩相当辉煌，接近完美。
1955年2月17日，姑姑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天，也是她接生第1000个婴儿的日子。这个婴儿，就是我们的师弟李手。
姑姑说你们的于老师是最潇洒的产妇。姑姑说她在下边紧着忙活，于老师还在那里举着一本课本备课呢。
姑姑到了晚年，经常怀念那段日子。那是中国的黄金时代，也是姑姑的黄金时代。记不清有多少次了，姑姑双眼发亮，心驰神往地说：那时候，我是活菩萨，我是送子娘娘，我身上散发着百花的香气，成群的蜜蜂跟着我飞，成群的蝴蝶跟着我飞。现在，现在他妈的苍蝇跟着我飞……
我的名字也是姑姑起的：学名万足，乳名小跑。
对不起，先生，我对您解释一下：万足是我的原名，蝌蚪是我的笔名。
五
姑姑早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她是拿工资、吃商品粮的公职人员，又有着那样光荣的家庭出身，乡村里的小伙子，没有人敢动这个念头。那时我已经五岁，经常听到大奶奶过来跟我奶奶议论姑姑的婚事。大奶奶忧心忡忡地说：她婶子，你说，心都二十二岁了，与她同年出生的，都抱上两个娃了，可她，怎么连个上门提亲的都没有呢？我奶奶说：嫂子，你急什么？像心这样的，没准儿要嫁进宫里做皇后呢！到那时，你就成了皇帝的老丈母娘，我们也就成了皇亲国戚，铁定了要跟着沾光呢！大奶奶说：胡啰啰！皇帝早被革命了，现在是人民共和国了，是主席当家。我奶奶说：既然是主席当家，那咱就把心嫁给主席。大奶奶恼怒地说：你这人，身子进了新时代，脑子还留在解放前。我奶奶说：我跟你不一样，我这辈子没离开过咱这和平村，你去过解放区，进过平度城。大奶奶说：你别跟我提平度城，提起平度城我就头皮麻！我是被日本鬼子抓走的，是去受罪，不是去享福！——两个老妯娌，说着说着就吵了起来。但头天大奶奶气哄哄地走了，似乎是永世也不跟我奶奶见面的样子，第二天，她又来了。每当看到她们俩在一起议论姑姑的婚事时，我母亲就偷偷地笑。
记得有一天傍晚，我们家的母牛生小牛，不知道那母牛是以我母亲为榜样还是那小牛以我为榜样，竟然也是先生出一条腿，便卡住了。那老母牛憋得哞哞地叫，看样子非常痛苦。我爷爷我父亲他们都焦急万分，搓手、跺脚、转圈子，无计可施。牛可是农民的命根子啊，何况这牛是生产队放在我们家代养的，真要死了，那可了不得。母亲悄悄地对我姐姐说：嫚，我听到你姑姑回来了。没等母亲说完，我姐姐就跑了。父亲白了母亲一眼，说你瞎胡闹，她是给人接生的！我母亲说：人畜是一理。
我姑姑跟着我姐姐来啦。
我姑姑一进门就发脾气，说你们想把我累死吗？给人接生就够我忙的了，你们还要我接牛！
母亲笑着说：妹妹，谁让你是咱自家人呢？不找你找谁呢？人家都说你是菩萨转世，菩萨普度众生，拯救万物，牛虽畜类，也是性命，你能见死不救吗！
姑姑说：嫂子，幸亏你不识字，要是识上两箩筐字，和平村里如何能盛得下你！
母亲说：即便我识上八箩筐字，也比不上妹妹一根脚指头。
姑姑的脸上虽然还是怒冲冲的神情，但显然已经消了气。此时天色已暗，母亲点起家里所有的灯，剔大了灯草，都端到牛棚里。
那母牛一见到姑姑，两条前腿一屈，跪下了。姑姑见母牛下跪，眼泪哗地流了下来。
我们的眼泪也都跟着流了下来。
姑姑检查了牛的身体，半是同情半是戏谑地说：又是一个先出腿的。
姑姑把我们轰到院子里，怕我们看了受刺激。我们听到姑姑大声下令，我们想象着母亲、父亲在姑姑指挥下帮母牛生产的情景。那晚是农历的十五，月上东南，天地一片皎洁的时候，姑姑喊：好，生下来了！
我们欢呼着冲进牛棚，看到母牛身后，多了一个浑身黏液的小家伙。父亲兴奋地说：好，是头小母牛！
姑姑气哄哄地说：真是奇怪，女人生了女孩，男人就耷拉脸；牛生了小母牛，男人就咧嘴乐！
父亲说：小母牛长大了可以繁殖小牛啊！
姑姑说：人呢？小女孩长大了不也可以生小孩儿吗？
父亲说：那可不一样。
姑姑说：有什么不一样！
父亲见姑姑急了，不再与她争辩。
母牛调过头，舔舐着小牛身上的黏液。它的舌头上仿佛有灵丹妙药，舔到哪里，哪里就获得了力量。大家都感慨万端地看着这情景。我偷眼看到，姑姑的口半张着，眼神很慈爱，仿佛那老牛的舌头舔到了她身上，或者她的舌头舔到小牛身上。等母牛的舌头差不多舔遍小牛身体时，小牛抖抖颤颤地站了起来。
我们张罗着找脸盆，倒水，找肥皂，拿毛巾，让姑姑洗手。
奶奶坐在灶前，拉着风箱烧火，母亲站在炕前擀面条。
姑姑洗完手，说：饿死我了！今晚我要在你们家吃饭。
母亲说：这不就是你的家吗？
奶奶说：是啊，才不在一个锅里摸勺子几年呢。
这时，大奶奶在我家院墙外，呼唤姑姑回去吃饭。姑姑说：我不能白给他们家干活儿，我要在这里吃。大奶奶说：你婶子过日子急，你吃她一碗面，她会记一辈子的。我奶奶提着烧火棍跑到墙根，说：你要是馋了呢，就过来吃一碗，要不就滚回去。大奶奶道：我才不吃你的东西呢。
面条煮好后，母亲盛了满满一大碗，让姐姐给大奶奶送过去。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姐姐跑得急，摔了个狗抢屎，那碗面条泼了，碗也碎了。为了不让姐姐回来挨骂，大奶奶从自家碗橱里找了一个碗让姐姐端回来。
姑姑是个极其健谈的人，我们都愿意听她说话。吃完面条后，她背靠着墙壁，侧坐在我家炕沿上，打开了她的话匣子。她踩着百家门子，见识过各种各样的人，听过许许多多的逸闻趣事，转述时又毫不吝惜地添油加醋，这就使她的谈话像评书一样引人入胜。八十年代初，当我们从电视里看到刘兰芳的评书连播时，母亲就说：这不分明就是你姑姑吗？她要不当医生，说评书也是一张好嘴！
那晚上的谈话，还是从她在平度城里与日军司令杉谷斗智斗勇开始。那时我才七岁，姑姑看我一眼，说，跟跑跑差不多大，就跟着你们的大奶奶和你们的老奶奶去了平度城。到了那里就被关在一间黑屋子里，门口有两条大狼狗看着。那些大狼狗平日里吃的都是人肉，见了小孩子就伸舌头。你大奶奶和你老奶奶整夜地哭，我不哭，倒头就睡，一觉睡到大天明。在黑屋子里关了不知道几天几夜，把我们挪到一个独立小院里，院子里有一棵紫丁香，那个香啊，熏得我头晕。来了一个穿长袍戴礼帽的乡绅，说是杉谷司令要请我们赴宴。你老奶奶和你大奶奶只知道哭，不敢去。那乡绅对我说：小姑娘，劝劝你奶奶和母亲，让她们别怕，杉谷司令没有害你们的意思，只是想跟万六府先生交个朋友。我就说：奶奶，娘，别哭了，哭管什么用？哭能哭出翅膀来吗？哭能哭倒万里长城吗？那乡绅拍着手说：说得好！小姑娘太有见识了，长大了肯定是非凡人物。在我的劝说下你们老奶奶和你们大奶奶不哭了。我们跟着那乡绅上了一辆黑骡拉的轿车，不知拐了多少弯。进入一个高门大院，门口站着双岗，左边是黄皮子，右边是日本兵。那大院很深，从大门进去，一个院子套着一个院子，仿佛永远走不到头。最后进入一个大花厅，门窗隔扇都是雕花的，太师椅子都是檀木的。那杉谷司令穿着和服，手里握着一把折扇，不紧不慢地摇着，一看就是个文化人。说了一些之乎者也的话就招呼我们上席，一张大圆桌上，摆满了山珍海味。你们老奶奶和大奶奶不敢动筷子，我可不管那一套，吃这个狗日的！用筷子不得劲，索性用上了“皮笊篱”，大把抓着往嘴里塞。杉谷端着酒杯，笑眯眯地看着我吃。吃饱了，双手放在桌布上一擦，我的困劲儿就上来了。我听到杉谷问我：小姑娘，让你父亲到这里来好不好？我睁开眼，说：不好。杉谷问：为什么不好？我说：我父亲是八路，你是日本，八路打日本，你不怕我父亲来打你吗？
说到此处，姑姑捋起袖子看了一下手表。那时候全高密县里不超过十块手表，我姑姑竟然戴上了手表。哇！我大哥一声惊呼，我们家只有他见过手表。他当时在县一中上学，他们的从苏联留学回来教俄文的老师戴着一块手表。我大哥哇完之后就喊：手表！我与姐姐也跟着喊：手表！
姑姑装出不以为然的样子把衣袖放下，说：不就是块手表吗？咋呼什么？她故意的轻描淡写更加重了我们的兴趣。先是大哥试试探探地说：姑姑，我只是远距离地看过我们纪老师的表……您能不能让我看看……我们跟着大哥说：姑姑，让我们看看吧！
姑姑笑着说：你们这些小家伙，真是淘人，一块破表，有什么好看的！她虽然这样说，但还是把表摘下来，递给我大哥。
母亲在一旁大声提醒：小心！
我大哥小心翼翼地接过表，先捧在手心里看，然后放到耳边听。大哥看完了，转给姐姐看，姐姐看完了，转给二哥看。二哥只看了一眼，没来得及放在耳边听响就被大哥抢了回去，还到姑姑手里。我有些气急败坏，哭起来。
母亲骂我。
姑姑说：小跑，长大了跑远点，还愁没表戴？
就他那样，还戴表？赶明儿我用墨水在他手腕上画一个吧。我大哥说。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别看跑跑长得丑，长大了没准会有大出息呢！姑姑说。
姐姐说：他要有大出息，圈里那头猪也能变成老虎！
大哥问：姑姑，这是哪国产的？什么牌子？
姑姑说：瑞士英纳格。
哇！我大哥惊呼。我二哥和姐姐也跟着哇。
我怒冲冲地说：癞蛤蟆！
母亲问：妹妹，这东西值多少钱？
姑姑说：不知道，朋友送的。
什么朋友肯送这么贵重的东西？母亲打量着姑姑，说，是不是他们姑夫啊？
姑姑站起来，说：快十二点啦，该睡觉了。
母亲说：谢天谢地，妹妹到底名花有主了。
你可别出去胡啰啰啊，八字还没一撇呢！姑姑转脸叮嘱我们：你们也不要出去胡说，否则我剥了你们的皮。
第二天早晨，我大哥可能因为头天夜里没让我看姑姑的手表心感内疚，他用钢笔在我腕上画了一块表。画得非常逼真，非常漂亮。我非常爱护这块“表”，洗手避水，遇雨藏手，颜色淡了借大哥的钢笔描，让它在我手腕上保存了三个月之久。
六
送姑姑英纳格手表的人，是一个空军飞行员。那个年代的空军飞行员啊！听到这个消息后，哥哥姐姐像青蛙一样哇哇叫，我在地上翻筋斗。
这不仅是我们家的大喜事，也是我们乡的大喜事。大家都认为，姑姑与飞行员，是绝配。学校伙房里的王师傅，参加过抗美援朝，他说飞行员是用黄金打造的。金子还能造人？我狐疑地问他。当着还在吃饭的老师和公社干部们的面，他说，万小跑，你真是个傻瓜，我的意思是说，国家培养一个飞行员，要花巨额的费用，其价值相当于七十公斤的黄金。我把王师傅的话回家向母亲学说，母亲说：天哪！将来你姑夫来家做客，我们该用什么招待他呢？
在那些日子，有关飞行员的种种神话，在我们小孩子口中流传。陈鼻说他妈妈在哈尔滨时见过苏联的飞行员，都穿着麂皮夹克，高筒麂皮靴子，镶着金牙，带着金表，吃列巴香肠，喝啤酒。粮库保管员肖上唇的儿子肖下唇（后来改名为肖夏春）则说，中国的飞行员吃得比苏联飞行员还要好。他为我们开列了中国飞行员的食谱——好像他是给飞行员做饭的——早晨，两个鸡蛋，一碗牛奶，四根油条，两个馒头，一块酱豆腐；中午，一碗红烧肉，一条黄花鱼，两个大饽饽；晚上，一只烧鸡，两个猪肉包子，两个羊肉包子，一碗小米粥。每顿饭后还有水果，随便吃，香蕉、苹果、梨、葡萄……吃不了可以往家拿。飞行员的皮夹克都有两个大口袋，为什么？为了装水果设计的……他们关于飞行员生活的描绘，让我们一个劲地咽口水。我们每个人都梦想着长大后能当上飞行员，过上那神仙般的日子。
空军要到县第一中学招飞，我大哥兴冲冲地报了名。我爷爷是给地主扛长活出身，雇农，后来给解放军抬过担架，参加过孟良崮战役，张灵甫的尸体就是他们从山上抬到山下的。我姥姥家也是贫农，还有我大爷爷是革命烈士，我们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是超标准的好。我大哥是他们中学的运动健将，掷铁饼的。有一天他回家吃了一只肥羊尾巴，回校后有劲无处使，捞起一个铁饼，用力一撇，那铁饼呼啸着越过学校的围墙，飞到庄稼地里。正好有农民赶着牛在那儿耘地，铁饼不偏不倚恰好落在牛角上，把根牛角齐齐地斩断。——也就是说，我大哥出身好，学习好，身体好，又有个准姑夫是飞行员，因此，大家都认为，即便空军从我们县只选一个飞行员，那也是我大哥无疑。但后来我大哥却落了选，原因是我大哥腿上有一个幼时生疖子留下的疤。我们学校的炊事员老王说：身上有疤，那是绝对不行的。飞行员到了高空，身上的疤就会在高压下炸裂。别说是身上有疤了，即便是两个鼻孔不一般大也不行的。
总之，自从我姑姑与那个飞行员建立了恋爱关系后，我们便对与空军有关的事格外敏感。我现在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还是很虚荣，很好炫，中张一百元的彩票就恨不得找个大喇叭对着全城广播。你想想，上小学时的我，有了一个当飞行员的准姑夫，会是个什么德行。
我们那儿往南五十里是胶州机场，往西六十里是高密机场。胶州机场的飞机又大又笨，黑糊糊的，听大人们说是轰炸机。高密机场的飞机是那种抿翅膀的，银灰色，能在高空拉烟、翻筋斗的。我大哥说那是“歼-5”，是仿苏联“米格-17”的，是真正的战斗机，在朝鲜战场上把美国飞机打得屁滚尿流的就是这种飞机。我们那准姑夫自然是飞这种战斗机的。那时候战争气氛很浓，高密机场的飞机几乎每天都升空训练。它们一抿翅膀飞到了我们东北乡上空，在我们头上摆开了战场。一会儿来三架，一会儿来六架。一会儿一架咬着另一架的尾巴转圈。一会儿猛一头扎下来，机头快要触到我们村头那棵大杨树了又猛地拉起来，鹞子钻天般地蹿上去。有一天，空中突然传来一声巨响——我姑姑说，她有一次给一个高龄产妇接生，那产妇紧张痉挛，正要准备动刀子时，忽听到外边一声爆响，那产妇大吃一惊，分散了注意力，痉挛消失，一使劲，就把孩子生下来了——把家家户户的窗户纸都震破了。我们惊呆了，愣了片刻后，老师带着我们跑出教室，仰头观看。我们看到湛蓝的天空中，有一架飞机，尾巴上拖着一个圆筒状的东西在前头飞，后边跟着几架飞机追。围绕着那个圆筒状的东西，先是炸开了一团团白烟，然后就有隆隆的炮声传到我们耳朵。但打炮的声音，远远没有适才那一声巨响猛烈，那一声巨响，是我这辈子听到过的第二大的响儿，连能把大柳树劈成两半的落地雷都没那么响。就好像那些飞行员故意不把那个拖靶打掉似的，那一簇簇炮弹炸裂后的白烟，只是绕着那靶子，一直到那拖靶从我们视野里消失，也没击中。陈鼻摸摸给他带来“小老毛子”外号的鼻子，鄙夷地说：中国飞行员的技术太差了。如果换上苏联的飞行员，一炮就把那靶子揍下来了！——我知道陈鼻这样说是出于对我的嫉妒，他生在我们村、长在我们村，连条苏联狗都没见着，如何知道苏联飞行员比中国飞行员技术好呢？
当时，我们这些偏僻乡野的孩子，尚不知道中苏关系正在恶化。陈鼻拿苏联飞行员来贬我军飞行员，虽然让人们尤其是让我感到很不愉快，但谁也没往别处想。数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正读小学五年级，我们的同学肖下唇，把这件往事揭露出来，不但让陈鼻吃了苦头，更让陈鼻的爹娘，饱受了皮肉之苦后又赔上了性命。从他家搜出的一本苏联小说《真正的人》，是描写一个失去双脚后又重上蓝天的空军英雄的。按说这是一本货真价实的革命励志小说，竟也成了陈鼻的母亲艾莲是苏修飞行员的姘头、而陈鼻则是艾莲与苏修飞行员留下的杂种的罪证。
高密机场的“歼-5”战斗机白天操练，胶州机场的飞机也不甘寂寞——它们夜间出航。几乎是每晚九点左右——也就是县里的有线广播即将结束的时候——机场的探照灯便突然打开了。粗大的光柱照射到我们村庄上空时尽管已经漶漫，但还是让我们无比的震惊。我总是不合时宜地说一些蠢话：要是我有这样一支手电筒就好了！——愚蠢！我二哥听到我这样说就会骂我，同时用屈起的手指在我头顶爆凿一下。当然是因为我们那个准姑夫的缘故，我二哥也成了半个航空专家，他能熟练地背诵出志愿军空军英雄的名字，并能准确地讲述他们的英雄事迹。也是他，在一次需要我帮他从头上抓虱子之前，告诉我震破了窗户纸的那声巨响名叫“音爆”，是超音速飞机在突破音速时发出的声音。何为超音速啊？——就是比声音飞得还要快！你这笨蛋！——胶州机场的飞机演练，除了那探照灯光迷人之外，其余均无可观。也有人说那不是演练，而是为迷途飞机引路的。那几根巨大的光柱扫来扫去，有时交叉，有时并行，有时会有一只鸟突然出现在光柱里，惊慌失措地乱飞，仿佛一只掉到了瓶子里的苍蝇。总是在探照灯亮起几分钟后，空中便响起飞机的轰鸣。一会儿，我们就看到，一个黑糊糊的，用头、尾、双翅的灯光勾勒出了大概轮廓的大家伙，出现在光柱里。它仿佛是沿着那些光柱滑了下去，回到了它的窝。飞机是有窝的，就像鸡有窝一样。
七
在1960年下半年，也就是我们吃煤块之后不久，传出了姑姑即将与那个飞行员结婚的消息。为了陪嫁品的问题，大奶奶过墙来与我母亲商量，最后决定把墙外那棵百年树龄的大楸树砍倒，让乡里手艺最好的范木匠制作成家具。我确实看到父亲陪着范木匠来丈量过那棵树，那棵树因为面临着杀伐被吓得枝条颤抖，叶子哗哗，仿佛哭泣。
但这事儿后来就没了消息，姑姑也好久没有回来了。我跑到大奶奶家去探听消息，大奶奶用拐棒毫不客气地将我打出来。我猛地发现，大奶奶老得像那些传说中的“老娘婆”一样了。
下那年的第一场雪的早晨，太阳非常红。我们穿着草鞋上学时，感觉到了脚冷和手冷。我们在操场上奔跑喊叫，借以取暖。突然，空中传来令人惊惧的轰鸣声。我们仰脸张着嘴巴，看到有一个庞然大物——暗红色的——拖着黑色的浓烟——睁着两只红色的大眼——龇着白森森的巨齿——浑身哆嗦着——对着我们扑过来。飞机，妈呀，飞机！难道它要在我们操场上降落吗？
我们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看过飞机，飞机翅膀扇起的风把地上的鸡毛和枯叶卷扬起来，如果它能降落在操场上该有多好啊，我们可以近前观看，我们可以伸手摸摸它，我们如果好运气，很可能被允许钻到它的肚子里去玩玩呢，我们没准儿可以请那飞行员给我们讲几个战斗故事。他很可能是我准姑夫的战友，不，我准姑夫的“歼-5”比这个黑家伙漂亮多了，因此我准姑夫不可能与开这种笨家伙的人是战友。但，怎么说呢，能开上这种飞机，也够神气了是不？把这么沉重的一块钢铁开到天上去的人，哪个会不是英雄呢？——我是没看到飞行员的脸的，但事后很多同学都信誓旦旦地说，他们透过飞机头上的玻璃，看到了飞行员的脸——那架我以为肯定要降落在我们身边的飞机似乎很不情愿地抬起了头，猛地往右一拐，肚皮擦着我们村东头那棵大杨树的梢儿，扎到村东辽阔的麦田里去了。我们听到一声巨响。这巨响比上次听到的“音爆”要粗大浑厚许多。我们感到脚下的地皮都抖起来，耳朵里嗡嗡地响着，眼睛里出现许多金星星。紧接着便有一股浓烟夹着暗红的火柱冲天而起，阳光一下子变成了紫红色，随即我们便嗅到了呛得人不能呼吸的怪味儿。
不知过了多久我们才醒过神来。我们往村头跑。跑到村头大路上，我们感到热浪灼人。那飞机已炸得四分五裂，有一只翅膀斜插在地上，好像一个巨大的火把。麦田里烈火熊熊，有烧焦皮革的气味。这时又猛然地一声巨响，有经验的老王师傅高声吼叫：趴下！
我们趴下，在老王师傅带领下往回爬。快爬，飞机翅膀下有炸弹！
事后我们知道，那飞机翅膀下本可以挂四枚炸弹，那天只挂了两枚，如果四枚全挂，我们就全被报销了。
就在飞机失事后第三天，父亲与村里的男人们推着小车去机场送飞机残骸和飞行员遗体，刚刚回来的时候，我大哥气喘吁吁跑进家门。这个运动健将是从县一中一口气跑回来的。五十里路，差不多半个马拉松。他一冲进院子，只说了两个字：姑姑……便一头栽到地上，口吐白沫，白眼珠翻上来，昏了。
家里人都围上去救他，有的掐人中，有的捏虎口，有的拍胸膛。
你姑姑怎么啦？
姑姑怎么啦？
终于，他醒了，嘴一瘪，哇地哭起来。
母亲从水缸里舀来半瓢凉水，往他嘴里灌了一些，剩下的泼在他脸上。
快说，你姑姑怎么啦？
我姑姑那个飞行员……驾飞机叛逃了……
母亲手中的水瓢掉在地上，跌成了好几片。
逃到哪里去了？我父亲问。
还能去哪里？我大哥用袖子擦擦脸上的水，咬牙切齿地说：台湾！这个叛徒，这个败类，飞到台湾投靠蒋介石去了！
你姑姑呢？母亲问。
被县公安局带走了。大哥说。
这时，母亲的眼泪夺眶而出。她吩咐我们，千万别让你们大奶奶知道，也别出去胡啰啰。
我大哥说：还用得着我们啰啰吗？全县都知道了。
母亲从屋里搬出一个大南瓜，递给我姐姐，说：走，跟我去看你大奶奶去。
一会儿工夫，姐姐气喘吁吁地跑回来，一进院就喊：奶奶，俺娘让你快去，俺大奶奶不中了。
八
四十年之后，我大哥的小儿子象群被“招飞”，虽然世事变化，沧海桑田，许多当年神圣得要掉脑袋的事物，如今都成为笑谈；许多当年令万人仰慕的职业，如今也都成了下九流，但“招飞”依然是一种令家族兴奋、邻里羡慕的大喜事。为此，已从教育局长位子上退休的我大哥特地回村设宴，招待亲戚朋友，以示庆贺。
晚宴摆在我二哥家院子里，从屋子里扯出一根电线，拴上一个大灯泡，白光灼灼，照耀如同白日。两张饭桌拼接起来，桌子周围，挤上了二十几把椅子，我们肩膀挨着肩膀坐在一起。菜是从饭馆定的，山珍海味，鸡鸭鱼肉，层层叠叠，五颜六色，五味杂陈。我大嫂撇着烟台腔说：没什么好吃的，大家随便吃点。我爹说：可别这么说，想想六〇年吧，那时，毛主席都捞不到这些东西吃。我那招了飞的小侄子说：爷爷，别翻老皇历了。
酒过三巡，父亲又说：咱们家，到底出了一个开飞机的。当年，你爸爸去验飞行员，只因腿上有一个疤没验上，现在，象群终于圆了我们家一个梦。
象群撇着嘴说：飞行员也没什么了不起的，真有本事的，该去当大官，做大款！
怎么能这么说呢？父亲端起一杯酒，咕咚干了，把酒杯往桌子上一墩，说，飞行员，是人中龙凤，当年你姑奶奶找的那个男的，王小倜，站着像一棵青松，坐着如一口铜钟，走起路来虎虎生风……那小子，如果不是一时糊涂飞去了台湾，现在，空军司令没准就是他了……
还有这种事？象群惊讶地问，姑奶奶的丈夫不是捏泥娃娃的吗？怎么又出来一个飞行员？
我大哥说：都是陈年旧事，别提了。
象群说：不行，我得问问姑奶奶去，王小倜，驾机飞往台湾？太刺激了！
大哥忧心忡忡地说：你可别去寻求刺激，人要爱国，当兵的更要爱国，当飞行员的尤其要爱国。人，可以偷，可以抢，可以杀人放火……我的意思是说，千万别当叛徒，叛徒遗臭万年，没有好下场的……
看把你吓的，象群不屑地说，台湾是祖国的一部分嘛，飞过去看看也不错。
你可别！大嫂说，你要有这样的念头还是别去当这飞行员了，待会儿我就给武装部刘部长打电话。
别紧张，妈，我侄子说，我会那么傻吗？我怎么会只图自己高兴，不管你们呢？再说，现在国共一家亲了，我飞过去人家也得把我送回来呢。
这才是我们老万家的门风，大哥道，那王小倜是一个混蛋，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小人，他毁了你姑奶奶一生！
谁在说我？一声响亮，姑姑排闼直入，强烈的灯光刺得她眯着眼睛。她转过身，戴上一副小墨镜，有几分酷，几分滑稽。用得着这么大的灯泡吗？就像你们老奶奶说过的，摸黑吃饭，也吃不到鼻孔里。电是煤发的，煤是人挖的，挖煤不容易，地下三千尺，如同活地狱，贪官污吏黑窑主，窑工性命贱如土。每块煤上都沾着鲜血！姑姑右手拤腰，左手拇指、小指、无名指蜷曲，食指和中指并拢挺直，伸向前方，身着七十年代大流行的“的确良”军干服，衣袖高挽，身体胖大，白发苍苍，像一个“文革”后期的县社干部。我心中百感交集，我们的犹如出水芙蓉般的姑姑，竟成了这副模样。
在确定是否请姑姑参加晚宴时，大哥和大嫂颇感踌躇，与父亲商量，父亲思忖片刻，说：还是算了吧，她现在……反正她也不在本村住……以后再说吧……
姑姑的出现，让大家都感到尴尬。一时都站起来，愣着。
怎么，我闯荡了一辈子，回到娘家，连个座位都没有吗？姑姑尖刻地说。
大家立即反应过来，纷纷让座，一片凌乱。
大哥大嫂忙不迭地解释：第一个想请的就是您老人家，咱老万家的第一把交椅，永远是您坐的。
呸！姑姑一屁股坐在父亲身旁的座位上，提着大哥的名道：大口，你爹活着，还轮不到我坐第一把交椅；你爹死了，也轮不到我坐第一把交椅！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你说是不是，大哥？
你可不是一般的女儿，你是我们家族的大功臣，父亲指点着座上的人，说，这些小辈的，哪个不是你接生的？
好汉不提当年勇了，姑姑道，想当年……还提当年干什么？！喝酒！怎么，没有我的酒杯？我可是带着酒来的！姑姑从肥大的衣兜里摸出一瓶茅台，猛地往桌上一墩，道：五十年的茅台，是亭兰市一个官儿送的，他那个比他小了二十八岁的二奶，一门心思想生个男孩，说是我这里有将女胎转换成男胎的秘方，非要我给她转换！我说那都是江湖郎中骗人的，她不信，眼泪汪汪的，死活不走，就差下跪了，说那个大奶生了两个女孩，如果她能生个男孩，就能把男人抢过来。那男人，重男轻女，封建意识严重，按说当了那么大的官觉悟能高点，啊呸！姑姑愤愤地说，反正这些人的钱，都不是从正路上来的，不宰他们我宰谁去？！我给她配了几味药，抓了九副，什么当归、山药、熟地、甘草，都是一毛钱一大把的，统共值不了三十元钱，每副收她一百，她高兴得屁颠屁颠地爬上一辆红色小车，一溜烟蹿了。今天下午，那当官的与他二奶，抱着大胖儿子，提着好烟好酒，答谢来了。说是幸亏吃了我的灵丹妙药，要不怎能生出这么好一个儿子！哈哈，姑姑朗声大笑着，抓起我大哥恭恭敬敬送到她面前的酒杯，一饮而尽，拍打着大腿说：我真是太乐了。你们说说，这些当官的，按说也都是有点文化的人，怎么这样蠢呢？胎儿的性别，怎么能转换呢？我如果有这神通，早就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了是不是？——给我斟酒啊！姑姑顿着空酒杯说，这瓶茅台不开了，留着给大哥喝。——我父亲忙道：别别别，我这肚肠，喝这样的酒白糟蹋了。姑姑把茅台酒塞到我父亲手里，说：我给你，你就喝。我父亲摸索着酒瓶上的缎带，小心翼翼地问：这样一瓶酒，要多少钱？我大嫂道：少说也要八千吧！听说最近又涨价了。——天老爷，我爹说，这哪里是酒，就是龙涎凤血，也值不了这么多钱啊！麦子八毛钱一斤，一瓶酒，值一万斤麦子？辛辛苦苦干一年，我也挣不到半瓶酒啊。我爹把酒推给姑姑，说：你还是带回去吧，这样的酒我不喝，喝了会折寿。我姑姑说：我给你的你就喝。又不是我花钱买的。不喝白不喝，就像当年去平度城吃日本鬼子的宴席，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白吃你还不吃？我爹说，理是这么个理，可一想，这么点点辣水，凭什么值那么多钱？我姑姑说：大哥，你这就不明白了。我告诉你，喝这酒的，没有一个是自己掏钱的，自己掏钱的，只能喝这种——姑姑端起酒杯，又是一饮而尽——你八十多岁的人了，放开喝还能喝几年？姑姑拍拍胸脯，豪迈地说：当着这些小辈的面，老妹妹我放个狂言，从今之后，我供给你茅台酒喝！咱怕什么？过去咱前怕狼，后怕虎，越是怕，越是鬼来吓，——斟酒啊！你们没眼力劲呢？是心疼酒？——哪能呢，姑姑，您放开了喝——嗨，放开喝也喝不了多少了，姑姑感伤地说，想当年，我与人民公社那帮杂种拼酒，他们一群大老爷们想出我的洋相，结果全被我灌得麻了爪子，钻到桌子底下学狗叫！——来，小年轻们，干！——姑姑，您吃点菜。——吃什么菜，当年你们大爷爷就着一棵葱喝了半坛高粱酒，真正的喝家，哪有吃肴的？你们呀，纯粹是一群肴客！大哥，姑姑喝热了，解开胸前的扣子，拍着父亲的肩头说，我叫你喝，你就喝，咱们这一辈的，就剩下咱们俩了，不吃点喝点，省着干什么？钱不花就是一张纸，花了才是钱。咱有手艺，咱还怕没钱？无论你什么官什么员，都要生病，生了病就要找咱看。何况，姑姑哈哈大笑着，说，咱还有转变胎儿性别的绝技，把一个女胎变成男胎，这么复杂的技术，咱跟他们要一万他们也舍得拿出来。——不过，要是吃了你的转胎药又生了女孩怎么办？父亲忧心忡忡地问。这你就不懂了，姑姑道，中医是什么？中医都是半个算命先生，算命先生的话，绕来绕去都是把算命的人绕进去，哪有把自己绕进去的呢？
趁着姑姑点火抽烟的空儿，我小侄子象群抓紧时间问：姑奶奶，您能不能讲讲那个飞行员的事？没准儿哪天我心血来潮飞到台湾去看看他呢！
胡说！我大哥道。
放肆！我大嫂说。
姑姑很老练地抽着烟，一缕缕烟雾在她蓬松的发间缭绕着。
现在回想起来呢，姑姑喝干杯中酒，说，是他毁了我，也是他救了我！
姑姑将手中的烟用力嘬了几口，然后，用中指，将那烟头用力一弹。烟头划出一道暗红色的弧线，飞到远处的葡萄架上。好了，姑姑说，喝多了，罢宴，回家。她站起来，庞大的身体显得笨拙，摇摇晃晃地向大门走去。我们慌忙跟上去搀她。她说：你们以为我真喝醉了？没那回事，姑姑我是千杯不醉。在大门外，我们看到姑夫郝大手，那个不久前被封为“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的泥塑艺人，正静悄悄地站在那里等候着。
九
先生，第二天，我侄子骑着摩托车，从县城里专程回来，让我父亲带他去姑奶奶家，探听王小倜的事。我父亲为难地说：还是别去了，她也是奔七十岁的人了，这辈子不容易，那些陈年往事，抖擞起来伤心。再说，当着你姑爷爷的面，她也不好说。
我说：象群，爷爷说的有道理，既然你对这事这么感兴趣，我就把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其实，你只要上网搜搜，就可以大概地了解这事的来龙去脉。
因为我一直准备以姑姑为素材写一部小说——现在自然是改写话剧了——这王小倜自然是重要人物。为这本书我已经准备了二十年。我利用各种关系，采访了许多当事人。我专程去过王小倜工作过的三个机场，去过王小倜的浙江老家，采访过王小倜一个中队的战友，采访过王小倜的中队长和副大队长，我还登上过王小倜驾驶的那种“歼-5”飞机，我还采访过当时的县公安局反特科科长，采访过当时的县卫生局保卫科长。应该说，我知道的比谁都多，但唯一遗憾的，是我没有见过王小倜的面，而你爸爸，曾得到了姑奶奶的允许，预先潜伏到电影院里，亲眼看到了王小倜与姑奶奶手拉着手走进来，王小倜的座位与你爸爸紧靠着。他后来对我们描绘过王小倜：身高一米七五，也许一米七六，白净面皮，瘦长脸，眼睛不大但很有精神。牙齿整齐，洁白，闪闪发光。
你爸爸说那晚上放映的是部苏联片子，根据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的同名电影。你爸爸说他起初还偷眼观察王小倜与你姑奶奶的举动，但很快就被银幕上的革命与爱情吸引住了。那时候许多中国的学生与苏联的学生通信，与你爸爸通信的那个苏联姑娘，恰好也叫冬妮娅，所以你爸爸沉浸在电影中、忘记使命是十分必然的。当然你爸爸也不是一无所获，他在电影开场前看到了王小倜的模样，在换片的间隙里（那时电影院还是单机放映），嗅到了从王小倜嘴巴里喷出来的糖果味儿，当然他也听到了嗅到了身前身后的人嗑瓜子吃花生的声音和气味。那时候的电影院里可以吃东西，有壳的无壳的都可以吃，脚下踩着一层厚厚的糖果纸、花生壳、瓜子皮儿。电影散场后，在电影院门口的灯光下，当王小倜推过自行车要送你姑奶奶去卫生局的宿舍时（那时你姑奶奶被临时借调到卫生局工作），你姑奶奶笑着说：王小倜，我给你介绍个人！你爸爸躲在电影院大门口的廊柱阴影里不敢露头。王小倜四下张望，谁？人在哪里呢？万口，过来呀！你爸爸这才从柱子后边畏畏缩缩地走过来。他的个头那时已经与王小倜差不多高，但身体瘦长，像根竹竿，关于将铁饼掷出校园砸断牛角的事多半是他自我吹嘘。他头发蓬乱，像个鹊巢。——我侄子，万口，你姑奶奶介绍道。噢哈，王小倜用力在你爸爸肩膀拍了一巴掌，说，原来是个坐探啊！万口，这名字起得真好！王小倜伸出一只手，说：小伙子，来，认识认识，王小倜！你爸爸有些受宠若惊地伸出两只手，握住王小倜的手，使劲地摇晃着。
你爸爸说，后来，他去机场找王小倜玩过，还跟着他吃过一次空勤灶，油焖大虾，辣子鸡丁，鸡蛋炒黄花菜，大米干饭，随便吃。你爸爸的描绘，让我们羡慕极了，当然我也感到荣耀。不仅仅因为王小倜，也因为你爸爸，他是我的大哥，而我的大哥是吃过空勤灶的啊！
王小倜还送给你爸爸一只口琴，云雀牌的，相当高级。你爸爸说王小倜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篮球打得不错，三步上篮、反手投球的动作相当潇洒。除了会吹口琴，还会拉手风琴，钢笔字写得十分秀丽，而且，还有绘画的才能。你爸爸说他的墙上用图钉钉着一张铅笔素描，画的就是你姑奶奶的形象。至于王小倜的家庭出身，那更是无可挑剔。他的父亲是高级干部，母亲是大学教授。这样的人，为什么会飞往台湾，成了万人唾骂的叛徒呢？
据王小倜的中队长说，王小倜之所以叛逃，是因为偷听敌台广播。他有一台半导体短波收音机，可以听到台湾的广播。国民党电台里有一个声音娇媚、富有磁性的播音员，外号“夜空玫瑰”，杀伤力极强，估计王小倜就是因为迷上了她的声音而叛逃。难道我姑姑还不够优秀吗？已经老态龙钟的中队长说：你姑姑，当然不错，家庭出身好，模样端正，又是党员，按当时的审美观，那实在是太优秀了，我们都从心眼里羡慕王小倜呢。但你姑姑太革命太正派了，对王小倜这种中了资产阶级流毒的人来说，那就不太够味了。后来，保卫部门分析了王小倜的日记，他在日记中给你姑姑起了一个外号：红色木头！当然，中队长说，也幸亏了他这本日记，才让你姑姑得到了解脱，否则，她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楚了。
先生，我对侄子说，不仅你姑奶奶差点毁在他手里，连你爸爸也被公安部门传讯过多次，那只口琴，也作为王小倜拉拢腐蚀青年的罪证被没收。他在日记里说：红色木头把她的傻瓜侄子介绍给我，这也是根红色木头，而且还有个奇怪的名字——万口。如果没有王小倜这本日记，你爸爸也要跟着倒霉。
也许，是王小倜故意那样写的，我小侄子说。
你姑奶奶后来有这种想法。王小倜为了保护她故意留下了这本日记。所以昨天晚上她说：这个人毁了她，也救了她。
先生，我小侄子更关心的，显然是王小倜叛逃的过程。他对王小倜高超的驾驶技术深为钦佩。他说让“歼-5”在距离海面五米的高度以每小时八百公里的速度飞行，哪怕有一丝一毫的差错，就会一头扎进大海。这家伙，可谓艺高人胆大！他的确是技术尖子，全天候飞行员。在他出事之前，他每次在我们村子上空演练时，都会做出一些令人赞为观止的动作。当时，我们说他驾机俯冲到我们村东头的西瓜地里，伸手摘了一个西瓜，一抖翅膀又钻上了云端。
他到了那边，是不是真的得到了五千两黄金奖赏？小侄子问我。
也许是真的吧，我说，但即便是万两黄金，也不值得。我说：象群贤侄你可别羡慕这个，金钱、美女都是过眼云烟，只有祖国、荣誉、家庭，才是最宝贵的。小侄子说：三叔，你们怎么这么逗啊？现在都什么朝代了，还给我说这些。
十
1961年春天，姑姑从王小倜事件中解脱出来，重回公社卫生院妇产科工作。但那两年，公社四十多个村庄，没有一个婴儿出生。原因嘛，自然是饥饿。因为饥饿，女人们没了例假；因为饥饿，男人们成了太监。公社卫生院的妇科，只有姑姑和一个姓黄的中年女医生。那姓黄的女医生是名牌医学院毕业，但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自己又是右派，所以被贬到了乡下。姑姑每次提起她，气就不打一处来。姑姑说她脾气古怪，要不就是一整天不说一句话，要不就是尖酸刻薄、滔滔不绝，对着一个痰盂，也能发表长篇大论。
大奶奶去世之后，姑姑很少回来。但每逢家里有点好吃的，母亲总是让姐姐去送给姑姑。有一次，父亲在田野里捡到了半只野兔，估计是老鹰吃剩下的。母亲从地里挖来半筐野菜，和兔肉一起煮了。母亲盛了一碗兔肉，用包袱包了，让姐姐去送，姐姐不愿去。我自告奋勇。母亲说，你去可以，但你不要在路上偷吃，另外你走路要看脚下，不要把碗给我砸了。
从我们村子到公社卫生院有十里路。起初我一路小跑，想在兔肉未凉前赶到。但跑了一会儿，便双腿发沉，肚子里隆隆地响，浑身冒冷汗，头晕眼花。我饿了，早晨喝下的两碗野菜粥已经消化完了。而此时，兔肉的香气透过包袱散发出来。有两个我在辩论、打架，一个我说：吃一块，就一块；另一个我说：不行，要做一个诚实的孩子，要听母亲的话。有好几次我的手已经要解开包袱的结了，但母亲的眼神突现在我脑海里。从我们村通往卫生院公路两侧，栽种着一排排桑树，桑叶早已被饥民采光，我折下一根枝条，咀嚼着，苦涩难以下咽。但这时我看到桑树干上有一只刚刚从壳中蜕出来的蝉，嫩黄的颜色，翅膀还没干。我大喜，扔下枝条，将那蝉捂在手里，想也没想就塞进嘴里。蝉是我们的美味佳肴，高级补品，但需要烧熟后吃。我生吃活蝉，省了火，省了时间。活蝉的味道鲜美，而且，我相信，营养也比烧熟的蝉丰富。我一边走一边搜索着路边的树干，但我再也没找到蝉，却捡到了一张印刷精美的彩色传单：那传单上，有一个容光焕发的青年男子，抱着一个貌若天仙的女人。下边有文字说明：共匪飞行员王小倜弃暗投明，被授予国军少校军衔，奖赏黄金5000两，并与著名歌星陶莉莉小姐结为神仙伴侣。我忘记了饥饿，一种莫名的激动，使我很想大声喊叫。我在学校里时，听说过国民党利用气球往这边空飘反动传单的事，但没想到被我捡到了，没想到这反动传单竟是如此的精美，而且，我承认，照片上那女的，的确比姑姑迷人。
我跑进卫生院妇产科时，姑姑正和那个姓黄的女人吵架。那女人戴着一副黑边眼镜，鹰钩鼻子，薄嘴唇，一张嘴就露出青紫的牙床。——后来姑姑曾多次提醒我们，宁愿打光棍，也不讨说话露牙床的女人做老婆。——那女人的目光阴沉，让我的后背阵阵发凉。我听到那女人说：你算什么东西，竟敢指派我？老娘在医学院学习时，你还穿开裆裤吧！
姑姑毫不客气地回敬她：是的，我知道你黄秋雅是资本家的大小姐，我也知道你是医学院的校花，您是举着小旗欢迎过日本鬼子进城吧？你大概还陪着日本军官跳过贴面舞吧？就在你陪着日本兵跳舞时，老娘正在平度城里与日军司令斗智斗勇！
那女人冷笑道：谁见过了？谁见过了？谁见过你与日军司令斗智斗勇了？
姑姑说：历史俱在，山河作证。
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在这个时刻，将手中那张花花绿绿的传单递到姑姑手里。
你跑来干什么？姑姑没好气地问我，这是什么玩意儿？
反动传单，国民党的反动传单！我因兴奋而嗓音颤抖地说。
姑姑起初是随意地瞄了一眼，但我看到她的身体猛地一震，仿佛被电打了一下子。她的眼睛瞪大了，脸色也随之变得煞白。她像扔掉一条蛇，不，像扔掉一只青蛙似的将那张传单扔掉了。
等到姑姑猛省，想去捡那张传单时，已经晚了。
黄秋雅捡起传单，扫了一眼，抬头看看姑姑，又扫了一眼传单，那双隐藏在厚厚的镜片背后的眼睛里，突然迸发出磷火似的绿光。接着，她便发出了一声冷笑。姑姑纵身上前，去抢夺传单，但黄秋雅一转身就避开了。姑姑伸手抓住了黄秋雅背后的衣服，高声喊叫：还给我！
黄秋雅往前一挣，哧啦一声，褂子破了，露出了白得像青蛙肚皮一样的脊背。
还给我！
黄转过身，攥着传单的手藏在背后，浑身颤抖着，一步步往门口挪动。同时，她阴沉而得意地说：还给你？哼！你这个狗特务！叛徒的女人！叛徒玩腻了的烂货！你也怕了？你不卖你的“烈士遗孤”的臭味了吧？
姑姑发疯般地向黄秋雅扑去。
黄秋雅跑到走廊上，尖声吼叫着：抓特务啊！抓特务啊！
姑姑追上去，伸手揪住了黄秋雅的头发。黄秋雅脖子往后仰着，攥着传单的手拼命往前伸，嘴里发出更加凄厉的喊叫。那时候的公社卫生院只有两排房屋，前排门诊，后排办公。所有的人都闻声而出。姑姑已经把黄秋雅按倒在走廊里，骑在她腰上，拼命地抢夺传单。
院长跑来了。这是个秃头顶的中年人，双眼细长，眼下垂着两个囊袋，嘴里镶着白得过分的假牙。他喊叫着：住手！你们这是干什么？
姑姑似乎没听到院长的呵斥，以更加猛烈的动作，掰着黄秋雅的手。黄秋雅的嘴里发出的声音已经不是尖叫而是哭嚎。
万心，住手！院长气急败坏地对着围观者吼叫着：你们都瞎眼了吗？快把她们分开！
上来几个男医生，费了很大的力气，把姑姑从黄秋雅的身上拖开。
上来几个女医生，把黄秋雅从地上架起来。
黄秋雅的眼镜掉了，牙缝里流着血，深陷的眼窝里流出混浊的泪水。但她的手依然死死地攥着那张传单。她嚎哭着：院长，您要给我做主啊……
姑姑衣衫凌乱，脸色惨白，腮上有两道流血的沟槽，显然是被黄秋雅的指甲剐的。
万心，到底是怎么回事？院长问。
姑姑惨淡一笑，两行泪水涌出来。她把手中的几片传单碎屑扔在地上。一言不发，摇摇晃晃地走进妇产科。
这时，黄秋雅像立了大功、受了大苦的英雄一样，将手中那张揉成一团的传单，交到院长手里。她跪在地上，摸索自己的眼镜。
她把断了一条腿的眼镜架到鼻梁上，用手扶着。看到姑姑扔在地上的传单碎屑，急忙膝行上前，抢到手里，如获至宝，爬起来。
这是什么玩意儿？院长一边抻展着传单，一边问。
反动传单，黄秋雅献宝般地将传单碎屑递给院长，说，这里还有，是那个叛逃台湾的王小倜发给万心的传单！
周围的医生护士们发出一阵惊叹。
院长眼睛老花，将传单移到很远的地方，费力地调整着视线。医生护士们一窝蜂般围上来。
看什么？有什么好看的？都回去上班！院长将传单收好，训斥完众人，又说：黄医生，你跟我来一下。
黄秋雅随着院长进了办公室，医生护士们三三两两地小心议论着。
这时，从妇产科里传出姑姑的号啕大哭声。我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畏畏缩缩地蹭进门，看到姑姑坐在椅子上，头伏在桌子上，一边哭一边用拳头捶打桌面。
姑姑，我说，俺娘让我给您送兔子肉来了。
姑姑不理我，只是哭。
姑姑，我哭着说，您别哭了，您吃点兔子肉吧……
我将手提的包袱，放在桌上，解开，将那碗兔子肉端到姑姑脑袋旁边。
姑姑一抡胳膊，将碗拨到地上，跌得粉碎。
滚！滚！滚！姑姑抬起头，大声吼叫着：你这个混蛋！你给我滚！
十一
事后才知道，我闯下的祸有多大。
我逃出医院之后，姑姑切开了左腕上的动脉，用右手食指蘸着血，写下了血书：我恨王小倜！我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
当那黄秋雅得意洋洋地回到办公室时，鲜血已经流到门口。她尖叫一声就瘫倒在地。
姑姑被救活，但受到了留党察看的处分。处分她的理由并不是怀疑她与王小倜真有关系，而是她以自杀的方式向党示威。
十二
1962年秋季，高密东北乡三万亩地瓜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跟我们闹了三年别扭、几乎是颗粒无收的土地，又恢复了它宽厚仁慈、慷慨奉献的本性。那年的地瓜，平均亩产超过了万斤。回想起收获地瓜时的情景，我就感到莫名的激动。每棵地瓜秧子下边，都是果实累累。我们村最大的一个地瓜，重达三十八斤。县委书记杨林抱着这个大地瓜照了一张照片，刊登在《大众日报》的头版头条。
地瓜是好东西，地瓜真是好东西。那年的地瓜不仅产量高，而且含淀粉量高，一煮就开沙，有栗子的味道，口感好，营养丰富。高密东北乡家家户户院子里都堆着地瓜，家家户户的墙壁上都拉起了铁丝，铁丝上挂满了切成片的地瓜。我们吃饱了，我们终于吃饱了，吃草根树皮的日子终于结束了，饿死人的岁月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的腿很快就不浮肿了，我们的肚皮厚了，肚子小了。我们的皮下渐渐积累起了脂肪，我们的眼神不再暗淡无光了，我们走路时腿不再酸麻了，我们的身体在快速地生长。与此同时，那些吃饱了地瓜的女人们的乳房又渐渐大起来，她们的例假也渐渐地恢复了正常。那些男人们的腰杆又直了起来，嘴上又长出了胡须，性欲也渐渐恢复。在饱食地瓜两个月后，村子里的年轻女人几乎都怀了孕。1963年初冬，高密东北乡迎来了建国之后的第一个生育高潮，这一年，仅我们公社，五十二个村庄，就降生了2868名婴儿。这一批小孩，被姑姑命名为“地瓜小孩”。卫生院长是个心地善良的好人。姑姑自杀未遂回家休养时，他曾来我们家探望过。他是我奶奶的娘家堂侄，是我们家的瓜蔓亲戚。他批评我姑姑糊涂。他希望我姑姑放下思想包袱，好好工作。他说党和人民的眼睛是亮的。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他要我姑姑一定要相信组织，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清白，争取尽快撤销处分。他悄悄地对我姑姑说：你和黄秋雅是不一样的。这个人本质很坏，而你根红苗正，虽然走了几步弯路，但只要努力，前途还是光明的。
院长的话让姑姑又一次放声大哭。
院长的话也让我放声大哭。
姑姑从血泊中站立起来，以火一样热情投入了工作。那时，虽然各村都有了经过培训的接生员，但还是有许多妇女愿意到卫生院生产。姑姑捐弃前嫌，与黄秋雅密切合作，既当医生又当护士，有时连续几天几夜不合眼，从鬼门关口，抢救了许多妇婴的生命。在五个多月的时间里，她们接生了八百八十个婴儿，包括十八台剖腹产手术。在当时，剖腹产还是相当复杂的手术，一个只有两个人的小小公社卫生院妇科，竟敢干这样的大活，一时引起轰动。连姑姑这种心高气傲的人，也不得不钦佩黄秋雅的精湛医术。姑姑后来之所以能成为高密东北乡土洋结合的妇婴名医，还真要感谢她的这个冤家对头。
黄秋雅是个老姑娘，她这一辈子，大概连恋爱都没谈过。她脾气古怪，是可以原谅的。进入晚年之后的姑姑，曾经多次对我们讲述她的老对头的事。黄秋雅这个上海资本家的千金小姐，名牌大学毕业生，被贬到我们高密东北乡，真是“落时的凤凰不如鸡”！谁是鸡？姑姑自我解嘲地说，我就是那只鸡，跟凤凰掐架的鸡，她后来可真是被我揍怕了，见了我就浑身筛糠，像一条吞了烟油子的四脚蛇。姑姑感慨地说：那时所有的人都疯了，想想真如一场噩梦。姑姑说：黄秋雅是个伟大的妇科医生，即便是上午被打得头破血流，下午上了手术台，她还是聚精会神，镇定自若，哪怕窗外搭台子唱大戏，也影响不了她。姑姑说：她那双手真是巧啊，她能在女人肚皮上绣花……每当说到这里，姑姑就大笑，笑着笑着，眼泪就会夺眶而出。
十三
姑姑的婚事，已经成了我们家族的一块心病，不但上了年纪的长辈忧心，连我这种十几岁的野孩子也很操心。但没人敢在姑姑面前提这事，一提，她就翻脸。
1966年春天，清明节那日上午，姑姑带着她的徒弟——我们当时只知道她的外号叫“小狮子”——一个年约十八、满脸粉刺、蒜头鼻子、双眼间距很宽、头发蓬松、个头不高、身材相当丰满的姑娘，来村里为育龄妇女普查身体。工作完毕后，姑姑带着小狮子回家吃饭。
拤饼，煮鸡蛋，羊角葱，豆瓣酱。
我们早就吃过了，看着姑姑和小狮子吃。
小狮子很害羞的样子，低着眼不敢看人，颗颗粉刺，如同红豆。
母亲似乎很喜欢这个姑娘，问短问长，看看就要问到婚姻上了。姑姑说：嫂子，你别唠叨了，想让人家给你做儿媳妇吗？
哪里啊，母亲说，咱庄户人家，哪里敢高攀呢？小狮子姑娘可是吃国库粮的，你这些侄子们，哪个能配得上她？
小狮子头更低了，饭也吃不下去了。
这时，我的同学王肝和陈鼻跑来。王肝只顾往屋里看，一脚把地上的鸡食钵子踩得粉碎。
我母亲骂道：你这个熊孩子，走路怎么不长眼呢？
王肝手摸着脖子，嘿嘿地傻笑。
王肝，你妹妹怎么样？姑姑问，长高了点没有？
还那样……王肝说。
回去告诉你爹，姑姑咽下一口饼，掏手帕抹抹嘴，说，无论如何，你娘不能再生了，再生她的子宫就拖到地上了。
别对他们说这些妇道的事。母亲说。
怕什么？姑姑道，就是要让他们知道，女人有多么不容易！这村里的妇女，一半患有子宫下垂，一半患有炎症。王肝他娘的子宫脱出阴道，像个烂梨，可王腿还想要个儿子！哪天我要碰到他……还有陈鼻，你娘也有病……
母亲打断姑姑的话，呵斥我：滚，跟你的狐朋狗友出去玩，别在这里讨嫌！
走到胡同里，王肝说：小跑，你要请我们吃炒花生！
为什么要我请你们吃炒花生？
因为我们有秘密要告诉你。陈鼻说。
什么秘密？
你先请我们吃花生。
我没有钱。
你怎么没有钱？陈鼻道，你从国营农场的机耕队那里偷了一块废铜，卖了一块二毛钱，当我们不知道？
不是偷的，我急忙辩白，是他们扔掉不要的。
就算不是偷的，但卖了一块二毛钱是真的吧？快请客吧！王肝指指打谷场边那架秋千。很多人围在那里，秋千嘎啦嘎啦响着。那里有个老头儿在卖炒花生。
等我把三毛钱的花生平均分配完毕后，王肝严肃地说：小跑，你姑姑要嫁给县委书记做填房夫人了！
胡说！我说。
你姑姑成了县委书记的夫人，你们家就要跟着沾光了，陈鼻说，你大哥，你二哥，你姐姐，还有你，很快就会调到城里去，安排工作，吃国库粮，上大学，当干部，到那时候，你可不要忘记我们啊！
那个小狮子，可真美丽啊！王肝突然冒出了一句。
十四
那茬“地瓜小孩”出生时，家长去公社落户口，可以领到一丈六尺五寸布票、两斤豆油。生了双胞胎的可以获得加倍的奖励。家长们看着那些金黄色的豆油，捻着散发出油墨香气的布票，一个个眼睛潮湿，心怀感激。还是新社会好啊！生了孩子还给东西，我母亲说：国家缺人呢，国家等着用人呢，国家珍贵人呢。
人民群众心怀感激的同时，都暗暗地下了决心，一定要多生孩子，报答国家的恩情。公社粮库保管员肖上唇的老婆——也就是我同学肖下唇的母亲——已经给肖下唇生了三个妹妹，最小的那个还没断奶，肚子又鼓了起来。我放牛回来时，经常看到肖上唇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从小桥上经过。他身体胖大，自行车不堪重负，发出吱吱扭扭的声音。经常有村里人开他的玩笑：老肖，多大年纪了？一夜也不能空？他就笑着回答：不能空，为国家造人嘛，必须不辞劳苦！
1965年底，急剧增长的人口，让上头感到了压力。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计划生育高潮掀了起来。政府提出口号：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县电影队下来放电影时，也在正片之前加演幻灯片普及计划生育知识。当银幕上出现那些男女生殖器的夸张图形时，黑暗中的观众发出一阵阵怪叫和狂笑。我们这些半大孩子跟着瞎起哄，很多年轻男女的手悄悄地握在了一起。这样的避孕宣传简直就像催情的春药。县剧团组织了十几个小分队，深入到各村演出一出小戏《半边天》，批判重男轻女思想。
此时姑姑已是公社卫生院妇产科主任，并兼任公社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组长。组长是公社党委书记秦山，他基本不管事，挂名而已。我姑姑实际上是我们公社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者、组织者，同时也是实施者。
姑姑那时身体略有发胖，那口令人羡慕的白牙也因无暇刷洗而发黄。她的声音嘶哑，有了几分男人嗓，我们经常能在高音喇叭里听到她的讲话。
姑姑的讲话大多是以这样几句话开场：敲锣卖糖，各干一行。干什么吆喝什么。三句话不离本行。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计划生育……
那段时间里，姑姑的群众威信有所下降，连我们村那些深得了她的恩惠的女人们也开始说她的坏话。
尽管姑姑不遗余力地狠抓计划生育，但收效甚微，老乡们根本不接茬。县剧团到我们村演出，当那女主角在台上高唱：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时，王肝的爹王脚在台下高声叫骂：放屁！都一样？谁敢说都一样？！——台下群众群起响应，胡吵闹，乱嚷叫。砖头瓦片，齐齐地扔到台上。演员抱头鼠窜。王脚那天喝了半斤白酒，仗着酒劲儿，野性发作，分开众人，跳上舞台，前仰后合，指手画脚，发表演说：你们管天管地，还能管着老百姓生孩子？有本事你们找根麻绳把女人的家什都缝上吧。台下观众哄堂大笑。王脚更来了狗精神，从舞台上捡起一块瓦片，瞄准那盏挂在幕前横杆上、放射出耀眼光芒的汽灯，猛地投上去。汽灯应声熄灭，台上台下一团漆黑。——为此王脚被拘留半个月，放出来后，他依然不服，气汹汹地逢人便说：有本事把老子的鸡巴割了去！
前些年，姑姑回家，前呼后拥；如今，姑姑偶尔回家，人们冷冷地避着她。我母亲劝道：他姑姑，计划生育这事儿，是你自己琢磨出来的呢，还是上头让干的？
什么叫“自己琢磨出来的”？姑姑气愤地说，这是党的号召，毛主席的指示，国家的政策。毛主席说，人类应该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的增长。
我母亲摇摇头，说：自古到今，生孩子都是天经地义的事。大汉朝时，皇帝下诏，民间女子，满十三岁必须结婚，如果不结婚，就拿女子的父兄是问。如果女人不生孩子，国家到哪里去征兵？天天宣传美国要来打我们，天天吆喝着解放台湾，女人都不让生孩子了，兵丁从哪里来？没了兵丁，谁去抵抗美国侵略？谁去解放台湾？
嫂子，你这些陈词滥调，就别给我啰嗦了，姑姑说，毛主席总比你高明吧？毛主席说，人口非控制不可！无组织无纪律，这样下去，我看人类是要提前毁掉的。
毛主席说，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人是活宝，有人有世界！我母亲说。毛主席还说，不让老天下雨是不对的，不让女人养孩子也是不对的。
我姑姑哭笑不得地说：嫂子，你这是伪造毛主席语录，矫传圣旨，在过去是要砍头的。我们也没说不让大家生孩子，只是让大家少生，有计划地生。
人一辈子生几个孩子，都是命中注定的，我母亲说，这还用得着你们计划？我看你们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姑姑她们的努力，也确如母亲所言，是白费财力，还落下骂名。刚开始时她们将免费的避孕套发给各村的妇女主任，让她们分发给育龄妇女，并要求她们的丈夫戴上套子行事。但这些避孕套要么被扔进猪圈，要么被当成气球吹起来，并涂上颜色，成了孩子们的玩具。姑姑她们也曾挨家挨户发送女用避孕药，但妇女们都嫌副作用太大而抗拒服用。即便当场逼着她们吞下去，但一转身，她们就用手指或筷子探喉，将那药片吐出来。于是，结扎男子输精管的技术便应运而生。
那时候，村里盛传，男扎技术是我姑姑与黄秋雅共同发明的。也有人说，黄秋雅的贡献是理论构想，我姑姑的贡献在临床实践。肖下唇煞有介事地对我们说：她们俩，都是没结过婚的变态女人，看到别人夫妻双双她们心中嫉恨，所以发明了绝户计。肖下唇说我姑姑和黄秋雅先是在小公猪身上做实验，又在公猴子身上做实验，最后，她们在十个死囚犯身上做实验，实验成功后，那十个死囚被改判为无期徒刑。当然，很快我们就知道，肖下唇是胡说八道。
那些日子里，广播喇叭里经常传出姑姑的叫喊：各大队干部请注意，各大队干部请注意，根据公社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精神，凡是老婆生过三个孩子及超过三个孩子的男人，都要到公社卫生院实行结扎手术。手术后，补助二十元营养费，休息一周，工分照记……
听到广播的男人们，聚在一起发牢骚：妈的，有劁猪的，有阉牛的，有骟骡子骟马的，哪里见过骟人的？我们也不想进皇宫当太监，骟我们干什么？当村里的计生干部对他们解释结扎只是把——他们瞪着眼反驳道：你们现在说得好听，只怕一上了床子，麻药一打，恐怕不止是我们的蛋子，连我们的鸡巴也要被她们割了去！到了那时候，我们就只能像老娘们儿一样蹲着撒尿了。
非常有利于妇女、手术简便、后遗症很少的男扎手术，遇到了重重障碍。姑姑她们在卫生院扫榻以待，但没有一个人来。县计划生育指挥部每天电话催报数字，对姑姑的工作极为不满。公社党委为此专门召开会议，做出了两项决议：一是男子结扎要从公社领导开始，然后推广到一般干部和普通职工。村里则由大队干部带头，然后推广到一般群众。二是要对那些抗拒男扎、制造和传播谣言的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对那些符合结扎条件但拒不结扎的，先由大队停止劳动权，如果还不服从，就扣掉口粮。干部抗拒，撤销职务；职工抗拒，开除公职；党员抗拒，开除党籍。
公社党委书记秦山亲自发表广播讲话。他说计划生育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社直各部门、各大队必须高度重视，符合男扎条件的干部、党员要带头先扎，给群众做好表率。秦山突然变化了腔调，用聊家常的口吻说，同志们，譬如说我吧，老婆已经因病做了子宫切除手术，但为了打消群众对男扎的恐惧，我决定，明天上午就去卫生院结扎。
秦书记在讲话中，还要求共青团、妇联、学校积极配合，大力宣传，掀起一个轰轰烈烈的“男扎”高潮。就像历次运动一样，我们学校最有文才的薛老师编出了快板诗，我们用最快的速度背熟，然后四个一组，每人手持一个用纸壳或铁皮卷成的喇叭筒子，爬到房顶上，树梢上，大声喊叫：社员同志不要慌，社员同志不要忙。男扎手术很简单，绝对不是骟牛羊。小小刀口半寸长，十五分钟下病床。不出血，不流汗，当天就能把活干……
在那个不平凡的春天里，姑姑说全公社共做了六百四十八例男扎手术，由她亲自操刀的只有三百一十例。姑姑说，事实上，只要把道理讲透、把政策定好、领导带了头、层层抓落实，群众还是通情达理的。她做了那么多例手术，绝大多数人是在村干部和单位领导带领下走来的，真正调皮捣蛋的，动用了一点强制措施的，只有两例。一例是我们村的车把式王脚，一例是粮库保管员肖上唇。
王脚仗着家庭出身好，既反动又嚣张。他从拘留所被放出来后就放出狂话，谁敢逼他去结扎，他就跟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我的朋友王肝，因为迷恋我姑姑的助手小狮子，在感情上往姑姑这边倾斜。他亲自动员父亲去结扎，结果挨了两巴掌。王肝逃出家门，王脚手持大鞭追赶。追到村头池塘，父子俩隔水大骂。王脚：你这狗日的，竟敢动员你爹结扎！王肝：你说我是狗日的，我就是狗日的。王脚一想，骂儿子等于骂自己，便绕塘追赶。爷儿俩团团旋转，仿佛推磨。围观者甚多，添油加醋，煽风点火，引起一阵阵笑声。
王肝从家里偷出一把锋利的马刀，交给村支书袁脸，说这是他爹准备的凶器。王肝说我爹说谁敢让他去结扎他就用这把刀劈了谁。袁脸不敢怠慢，拿着刀去了公社，向党委书记秦山和我姑姑汇报。秦山愤怒地拍了桌子，说：反了他了！破坏计划生育就是反革命！姑姑说：不把王脚解决了，局面就难以打开。袁脸称是，说村里那些该当结扎的男人们都在看着王脚呢。秦书记说：抓这个反面典型。
公社公安员老宁腰挂匣枪，前来助阵，村支书袁脸率领妇女主任、民兵连长、四个民兵，冲进王脚的家。
王脚的老婆抱着一个吃奶的女孩，正在树阴下编草辫，见来者汹汹，扔下手中活，坐在地上，号啕大哭。
王肝站在房檐下，一声不吭。
王胆坐在堂屋门槛上，拿着一个小镜子，照她那张小巧而秀丽的脸。
王脚，袁脸喊，出来吧，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公社宁公安都来了，你逃过了今天，也逃不过明天。男子汉大丈夫，不如索性爽利些。
妇女主任对王脚女人说：方莲花，别嚎了。让你男人出来吧。
屋子里没有动静。袁脸看看宁公安。宁公安一挥手，四个民兵提着绳子冲进屋子。
这时，站在房檐下的王肝对着宁公安使了一个眼色，并对着墙角猪圈那儿呶了呶嘴。
宁公安虽然一条腿短一条腿长，但行动非常敏捷。他几个箭步蹿到猪圈门口，掏出匣枪，厉声喝道：王脚，出来！
王脚顶着一脑袋蜘蛛网钻出来。四个民兵提着绳子围过来。
王脚抹一把脸上的汗水，怒冲冲地说：宁瘸子，你咋呼什么？你拿着块破铁老子就怕你不成？
没让你怕，老宁道，乖乖地跟我走，啥事也没有。
不乖乖地怎么着？难道你还敢开枪？王脚用手指点着裤裆，说：有本事往这里打，老子宁愿被你用枪子儿打掉也不愿被那几个老娘们儿用刀子割去。
妇女主任说：王脚，你别胡搅蛮缠了，男扎，就是把那根管儿扎上……
该把你那个家什缝上！王脚指点着妇女主任的裤裆，粗野地骂道。
宁公安晃晃手中的枪，下令：上，捆起来。
我看你们谁敢？！王脚回身抄起一张铁锨，平端着，双眼发绿，说，谁上我就铲掉谁的头！
这时，袖珍女孩王胆，拿着她那面小镜子站起来。那时她已经十三岁，身高只有70厘米。她的身体虽然矮小，但长得十分匀称，仿佛一个来自小人国的小美人。她用小镜子将一束强烈的阳光反射到王脚脸上。她的嘴里同时发出一阵细弱的、天真无邪的笑声。
趁着王脚眼睛被强光照射、不能视物的当口，四个民兵一拥而上，夺下他手中的铁锨并反剪了他的双臂。
正当民兵试图用绳子捆绑他的双臂时，他突然放声大哭起来。他的哭声沉痛，令趴在他家院墙上、围在他家大门口看热闹的人们也跟着心中难过。民兵们手提绳子，一时不知所措。
袁脸说：王脚，你还算个男子汉吗？这么点小手术就把你吓成这样！老子已经带头做了，什么都不影响，你若不信，就让你老婆问我老婆去！
爷们儿，别说了，王脚哭着说，我跟你们去就是了。
姑姑说，肖上唇这杂种，是社直机关的反面典型，他仗着自己给八路军地下医院抬过担架那点事儿，死磨硬扛。但当公社党委研究决定要开除他的公职将他下放回村务农时，他自己骑着辆破自行车跑到卫生院来了。姑姑说，他指名要我给他做手术。他是个色鬼，流氓，满嘴下流话。他上手术台前还追着小狮子问：姑娘，我弄不明白，俗言道“精满自流”，可你们把输精管给我扎起来，我那些精液怎么办？会不会把我的肚子胀破？
小狮子满脸通红地望着我。我说：备皮！
给他备皮时他竟然勃起了。小狮子没见过这种阵势，扔下刀子躲到一边。我说：你思想健康点！他无赖地说：我思想很健康，它自己要硬，我有什么办法？——好吧，姑姑说她拿起一柄橡皮锤，对准了，漫不经心地敲了一下，那东西顿时就萎了。
姑姑说，我对天发誓，王脚和肖上唇的手术，我做得非常认真，非常成功，但手术之后，王脚一直弯着腰，说我把他的神经给捅坏了；肖上唇，不断地来医院闹事，还多次到县里上访，说我把他性功能破坏了……这两个家伙，姑姑说，王脚有可能是心理问题，那肖上唇，纯粹是胡搅蛮缠。“文化大革命”中他当红卫兵头头那阵子，不知道糟蹋了多少姑娘。如果没结扎，他还有所忌惮，怕给人搞大了肚子不好收场，结扎后，他真是无所顾忌了啊！
十五
批斗县委书记杨林的大会，因为参加人数太多，无地可容，时任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肖上唇别出心裁地将会场安排在胶河北岸滞洪区内。正是隆冬季节，水面上结着厚冰，一眼望去，一片琉璃世界。我是村子里最早知道要在这里开大会的人。因为我经常逃学到这里来玩耍。那天，我正在滞洪闸桥洞里凿冰窟窿钓鱼，听到头上有人在大声说话。我听出说话者是肖上唇。这个人的嗓音，我从一万个人里也能一下听出来。我听到他说：妈的，好一派北国风光！批判大会就在这里举行，主席台就搭建在这滞洪闸上。
这里原本是一片洼地，后来，为了保证下游安全，在胶河堤坝上修建了滞洪闸，每当夏秋季节胶河行洪时，就开闸放水，使这片洼地，成了一个湖泊。当时，我们东北乡人对此极为不满，因为那些洼地，尽管低洼也是地，种不了别的，种高粱还是可以的。但国家要办的事情，小民岂能违抗。我曾多次逃学，跑到这里来，看滔滔的洪水从十二个泄洪孔洞里奔涌而出。洪水过后，滞洪区一片汪洋，成了一个方圆十几里的湖泊。湖中鱼虾蕃多，捕鱼的人成群结队，卖鱼的也渐渐多了。先是在滞洪闸上摆摊，滞洪闸上摆不开，便移到了滞洪区东岸，在岸边那一排柳树下，依次展开。热闹时有二里多长。集市原先是设在公社驻地的，自从这里起了鱼市后，集市就慢慢地迁到这里来了。卖菜的来了，卖鸡蛋的来了，卖炒花生的也来了。连附着在集市上的那些小偷小摸、流氓乞丐也跟着来了。公社组织武装民兵，前来驱赶过几次。民兵一到，纷纷逃窜。民兵一走，又试试探探地聚集起来。于是就这样半合法半非法地存在下来。我特喜欢看鱼。我看鲤鱼鲢鱼鲫鱼鲶鱼黑鱼鳝鱼，螃蟹泥鳅蛤蜊之类的也顺便看一看。我在这里看到过一条最大的鱼，有一百多斤，白白的肚皮，看上去像个怀孕的女人。那个卖鱼的老汉守着大鱼，畏畏缩缩的，好像守着一个神灵。我跟那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鱼贩子混得很熟。他们为什么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呢？因为公社税务所的收税员经常来没收他们的鱼。有一些公社的闲杂人员，也冒充税务人员，前来巧取豪夺。那条一百多斤重的大鱼，就差点让两个身穿蓝制服、嘴里叼着香烟、手提着黑皮包的家伙没收了去。如果不是卖鱼老汉的女儿匆匆赶来大哭大闹，如果不是秦河揭穿了这两个人的真实身份，那条大鱼真就被他们抬走了。
秦河就是那个留着大分头、穿着蓝华达呢学生制服、口袋里插着一支博士牌钢笔、一支新华牌双色圆珠笔、模样仿佛五四时期大学生的乞讨者。他面色苍白，神色悒郁，眼睛里湿润润的，仿佛随时都会潸然泪下。他口才极好，满口普通话，讲出话来句句都似话剧台词——我后来之所以写话剧，跟他的影响有关——他总是端着一个硕大的白搪瓷缸子，上边用红漆涂有五角星和一个“奖”字。他站在那些卖鱼虾的人面前，充满感情地说：同志，我是一个丧失了劳动能力的人。您也许会说，瞧你这么年轻，哪像个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同志，我要告诉您，您看到的只是我的外表，其实，我有严重的心脏病。我的心被人用刀子戳伤过，只要一干活，心上的疤痕就会崩裂，那样我就会七窍流血而死。同志，您就送给我一条鱼吧，我不敢奢望要一条大的，我要一条小的，一条最小的小鱼……他总是能要到鱼，或是虾。要到之后，他就跑到水边，用一把小刀收拾了，然后找一避风地方，捡来柴禾，支起两块砖头，将瓷缸子放在上边，点起火来炖……我经常站在他身后看他炖鱼，鲜美的气味从他的搪瓷缸子里散发出来，使我馋涎欲滴，我从心底里羡慕他的生活……
秦河是公社党委书记秦山的亲弟弟，曾经是县第一中学才华横溢的学生。公社书记的弟弟在集市上乞讨，其中必有复杂的原因。有人说，他是我姑姑的疯狂爱慕者，受到过严重刺激，用他哥哥的手枪自杀未遂，伤好后即成了这个样子。刚开始时还有人嘲笑他，但自从他帮助老汉保住了那条大鱼后，卖鱼的人都对他另眼相看。我感到这个人很有吸引力。我想了解他。我一看到他那双湿漉漉的眼睛就对他产生同情。有一天傍晚，鱼市散后，他一个人迎着夕阳、拖着长长的影子往西走。我悄悄地尾随着他。我想知道这个人的秘密。他发现我的跟踪后，停下身，对着我深深地鞠了一躬，说：亲爱的朋友，请您不要这样吧。我模仿着他的腔调说：亲爱的朋友，我没有怎么样啊。他可怜巴巴地说：我的意思是请您不要跟在我身后。我说：你走路，我也走路，我没有跟在你身后啊。他摇摇头，低声嘟哝着：朋友，请可怜可怜我这个不幸的人吧。他回身往前走。我依然跟着他。他抬腿往前跑去。他的步幅很大，腿抬得很高，轻飘飘的，身体摇摆不定，仿佛是用纸壳剪成的。我只用五分力气就跟在了他身后。他停下来，咻咻地喘息着，面色如金纸，眼泪汪汪地说：朋友……求您放了我吧……我是一个废人，一个受过重伤的人……
我被他打动了，停住脚步，不再追随他。我看着他的背影，听着从他的喉咙里发出的低沉的呜咽之声。其实我没有恶意，我只是想知道他的生活，譬如，他夜里睡在什么地方？
那时我双腿细长，脚很大，十几岁的孩子竟要穿40码的大鞋，我母亲为此常常发愁。我们学校教体育的陈老师，原是省田径队的运动员，真正的运动健将，右派。他像买骡马的人一样，捏过我的腿脚，认为我是块好料，便重点培养我。他教我抬腿，迈步，调整呼吸，安排体力。我在全县的中、小学生运动会上，取得过少年组3000米第三名的好成绩。所以我经常逃课跑到鱼市上观光，就成了半公开的事。
那次追随之后，我与秦河成了朋友，每次见面，他都会向我点头致意。他比我大十几岁，有点忘年交的意味。集市上除他之外，还有两个乞丐，一个名叫高门，宽肩大手，看上去力大无穷的样子；一个名叫鲁花花，本是个黄病汉子，但不知道为什么起了这样一个女性化的名字。有一天，这两个叫花子，一个手持柳木棍子，一个攥着一只破鞋子，联手打秦河，打得很凶，秦河不还手，只是频频地说：
好哥哥们，你们打死我，我要感谢你们。但你们不要吃青蛙……青蛙是人类的朋友，是不能吃的……青蛙体内有寄生虫……吃青蛙的人会变成白痴……
我看到，在柳树下，有一堆篝火，青烟袅袅，火堆里有一些烧得半熟的青蛙，火堆旁边，有一些蛙皮蛙骨，散发着腥气，让人恶心。于是我明白，秦河是为了制止他们烧青蛙吃而挨打。看着秦河挨打，我眼睛里盈满泪水。饥饿年代，吃青蛙的人甚多。我们家族对吃青蛙的人非常反感。我相信我们家族的人宁愿饿死也不会吃青蛙。从这个意义上，秦河是我的同志。我从火堆里捡起一根燃烧的木柴，捅了一下高门的屁股，又戳了一下鲁花花的脖子，然后我沿着水边跑，他们跟在我后边追。我跟他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逗引着他们。当他们停脚不追时，我就骂他们，或者捡起碎砖烂瓦投掷他们。
那天，全公社四十八个村子里的人，一拨拨的，有扛着红旗的，有敲打着锣鼓家什的，有的从路上来，有的从河道里走，都押着自己村子的坏人，往滞洪区汇聚。汇聚到这里开大会，批斗我们县头号走资派杨林，公社机关、社直各部门、各村的坏人都来陪斗。我们走河道，踩着溜滑的冰。有人还踩着自制的滑冰板儿。对我有知遇之恩的体育陈老师头戴一纸糊高帽，赤脚穿一双破草鞋，嬉皮笑脸地跟在同样是头戴高帽却愁眉苦脸的校长身后。肖上唇的儿子肖下唇手持一根标枪在后边押着他们。肖上唇当了公社革委会主任，他儿子肖下唇当了我们学校的红卫兵大队长。他脚上穿着的那双白色回力球鞋是从陈老师脚上剥下来的。那支能发出双响的发令枪，令我眼热的宝贝，本是公家的物品，此时却别在肖下唇腰里。他不时地掏出发令枪，装上火药，对空鸣放。叭叭，枪声与白色的硝烟并起，空气中弥漫着很好闻的硝磺味儿。
革命初起时，我也想参加红卫兵，但肖下唇不要我。他说我是右派陈老师培养的黑尖子，他还说我大爷爷是汉奸，是假烈士，我姑姑是国民党特务、叛徒的未婚妻、走资派的姘头。为了报复他，我捡来一块狗屎，用树叶包好，藏在手里。走到他面前，我故意说：肖下唇，你舌头怎么成了黑的了？肖下唇不知是计，立即张大口。我把那块狗屎塞到他嘴里，转身就跑。他追不上我。学校里的人，除了陈老师，没人能追上我。
看着他穿着陈老师的鞋子、手持标枪、腰挂发令枪，那副小人得志、耀武扬威的样子，我心怀嫉恨，决定整他。我知道他最怕蛇，但此时已是深秋季节，无处寻得，便从河边桑树下，找到半截烂绳子，团弄团弄，藏在身后，悄悄靠近他，将那烂绳子，往他脖子上一绕，同时大喊：毒蛇！
肖下唇一声怪叫，扔掉标枪，急忙去撕掳脖上的绳子。当他看清掉在他眼前的只是一截烂绳时，才慢慢地回过神来。
肖下唇捡起标枪，咬牙切齿地说：万小跑，你这个反革命！
杀——！他端着标枪，对着我刺过来。
我跑。
他追。
冰上奔跑使我难以尽展长技。我感到背后有凉气逼人，生怕被那根标枪捅穿身体。我知道这小子用砂轮将标枪打磨得锋利无比，我也知道这家伙心黑手毒，自从手持利器之后，杀心更重。他经常无端地刺树，刺用谷草捆扎成的人形靶子，前不久还刺死了一头正在与母猪交配的公猪。我边跑边回头观看，看到他头发直竖，两只眼瞪得溜溜圆，只要被他追上，我的小命多半要报销。
我跑，我绕着人跑，钻着人缝跑。跌倒后，连滚带爬，几乎被肖下唇手中的标枪刺中。标枪刺到冰上，冰屑飞起。他也跌倒了。我爬起来继续跑。他爬起来继续追。不时地撞到人身上，女人，男人。——这熊孩子，撞什么呢！——啊！——救命啊——杀人啦——一支正敲着锣鼓行进的队伍被我冲撞得乱了鼓点——几个头戴高帽的坏人将帽子掉在了地上——我从陈鼻的爹陈额、陈鼻的娘艾莲——从袁腮的爹袁脸——他也成了“走资派”——身边绕过去——我从王脚身边冲过去。我看到了母亲的脸，听到了母亲的惊呼——我看到了我的好朋友王肝——我听到身后一声闷响，接着是肖下唇的一声惨叫——事后我知道，是王肝悄悄地伸出一条腿，使了一绊儿，让肖下唇前扑，嘴啃冰面，嘴唇磕破，门牙未磕掉算他幸运。肖下唇爬起来试图报复王肝，但王脚把他震慑住了。王脚说：肖下唇你个小杂种，你要敢动王肝一指头我就挖出你的眼珠儿！我们家是三代雇农，王脚说，别人怕你，老子不怕你！
会场上已是人山人海。滞洪闸上，用木板和苇席搭建起一个很气派的舞台。那年头公社里专门养着一拨人，搭建舞台，或者宣传栏，技术熟练，身手不凡。舞台上插着几十杆红旗，挂着红布白字横幅，台角的两根高杆上绑着四个巨大的喇叭，我们到达那里时喇叭里正播放着“语录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
热闹，实在是太热闹了。我在人群中，拼命往前挤，想挤到靠舞台最近的地方。那些被我冲撞的人，毫不客气地用脚踹我，用拳头擂我，用胳膊肘子顶我。费了半天力气，衣裳溻透，身上青一块紫一块，不但没挤到前排，反而被挤出圈外。我听到冰面发出“叭嘎叭嘎”的声响，心中产生不祥的预感。这时，大喇叭里传出一个公鸭嗓子男人的吼叫：批斗大会马上开始——请贫下中农们安静——前排的坐下来——坐下来——
我转到滞洪闸西侧，那里有三间储放备用闸板的仓房。我从房后，脚蹬砖缝，手把房檐，一个鹞子翻身，翻了上去。我匍匐瓦垄，悄悄爬上去，爬到屋脊，探头出去，成千上万的群众，数不尽的红旗，尽收眼底，湖面上的冰耀眼。舞台西侧，几十个人蹲在地上，都垂着头。我知道这些就是待会儿要上台陪斗的本公社的牛鬼蛇神们。肖上唇对着麦克风大声吼叫。这个落魄的粮库保管员，做梦也没想到还有一步官运。“文革”一开始，他就领头造反，成立“风暴造反兵团”，自任司令。
他身上穿着洗得发白、打了深色补丁的旧军装，胳膊上戴着红色袖标。头发稀疏，秃头顶在太阳下闪烁光芒。他学着那些我们在电影里看到过的大人物讲话：拖着长腔，一只手叉腰，一只手挥舞着，做着各种各样的姿势。他的声音被高音喇叭放大到震耳欲聋的程度。群众的喧闹声犹如拍打岩石的浪潮。肯定是有人在会场上捣乱，此处刚刚安宁，彼处又轰然而起。我有点担心母亲和村里那些老人们的安全。我搜索着她们。但冰反射阳光，耀花了我的眼。寒风从后边吹透我的破棉袄，我感到很冷。
肖上唇一挥手，十几个手持长木杆子、臂戴“纠察”袖标的精壮汉子从舞台后涌出，跳下去，进入喧闹的人群，挥舞长杆，进行镇压。长木杆子的顶端绑着红色布条，挥舞起来如同火炬。有个年轻人头顶被打，愤愤不平，抓住木杆，与纠察队员理论，被当胸捅了一拳。“纠察队员”铁面无私，下手无情，杆子到处，人们纷纷低伏。大喇叭里传来肖上唇声嘶力竭的吼叫：都坐下！坐下！把捣乱的坏人揪出来——！那个挨了一拳的青年被纠察队员揪着头发拖出了人群……人群终于安静了，有的蹲着，有的坐着，无人敢站起来。纠察队员们端着长杆，分布均匀地立在人群中，就像稻田里的稻草人。
把“牛鬼蛇神”拉上台来！肖上唇一声令下，那些严阵以待的纠察队员们，两人挟持一个，将那些“牛鬼蛇神”，脚不点地地，拥到了台上。
我看到了姑姑。
姑姑不驯服。纠察队员将她的头按低，但刚一松手，她便猛地抬起来。她的反抗招致了更为猛烈的压制。最后，她被打趴在台上。一个纠察队员，用一只脚踩着她的背。有人跳上台，带头喊口号，但台下应声寥寥。喊口号的人很没趣，灰溜溜地下去了。这时，尖利的哭叫声，从人群中爆发。是我母亲的哭声：苦命的妹妹啊……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畜生啊……
肖上唇下令，把“牛鬼蛇神”押下去，只留我姑姑在台上。那个纠察队员还用一只脚踏着她的背，摆出一副英勇无畏的姿势——这是对当时流行口号的一种图解——把阶级敌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姑姑一动不动，我担心她已经死了。台下我母亲的哭声也没有了，我担心她也死了。
那些被押下台的“牛鬼蛇神”都集中在大杨树下，有几个手持步枪的纠察队员看守着他们。他们席地而坐，低垂着头，仿佛一组泥塑。黄秋雅背靠墙根坐着，头后仰贴墙。她被剃了一个阴阳头，丑陋而恐怖。我曾听说过，运动初起时，姑姑是卫生系统“白求恩战斗队”的发起人之一。她十分狂热，对曾经保护过她的老院长毫不客气，对这黄秋雅，那更是残酷无情。我明白，姑姑其实是想以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就像一个走夜路的人，之所以高声歌唱，实因为心中惧怕。老院长是厚道人，无法忍受凌辱而投井自杀。黄秋雅却在姑姑的对立面的鼓动或是胁迫下，揭发了姑姑与叛徒王小倜秘密联络的罪证。黄秋雅说万心夜里说梦话时常常高叫“王小倜”。她还说有一天晚上她值夜班，回宿舍找东西，发现万心不在。她心中纳闷，一个单身女人，深更半夜跑到哪里去了呢？她说她正在纳闷时，就看到从胶河岸边那片柳林里，升起了三颗红色的信号弹，接着她还听到了高空中传来轰轰的飞机声。她说过了一会儿，一个人影悄悄地潜入宿舍，从身影上看，正是万心。她说她立即把这情况向院长做了汇报，但这个走资派与万心是一伙的，他把这件事压住了。她说万心无疑是国民党的特务。她揭发的这件事已经足可以要了我姑姑的命，但她随即又揭发了第二件。她说我姑姑多次去县城与走资派杨林姘居，并且还怀了孕，流产手术是她亲自做的。群众中蕴藏着丰富的创造力，也蕴藏着邪恶的想象力。黄秋雅揭发我姑姑的两大罪状，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要，再加上我姑姑的拒不认罪，动辄反抗，更使每一次批斗大会有声有色，成了我们东北乡的邪恶节日。
我在黄秋雅的上方，看着她那颗怪头，心中有恨，有同情，还有迷茫、恐惧与忧伤。我从房上揭下一片瓦，瞄着黄秋雅的阴阳头。只要我一松手，瓦就会砸在她的头上。但我犹豫了好久，最终没有这样做。——多年后我曾把这事告诉姑姑，姑姑说，多亏你没松手，否则我的罪又要加重一分——进入晚年后，姑姑一直认为自己有罪，不但有罪，而且罪大恶极，不可救赎。我以为姑姑责己太过，那个时代，换上任何一个人，也未必能比她做得更好。姑姑哀伤地说，你不懂……
杨林被架上舞台后，那只踏着我姑姑脊背的脚移开了。他们把我姑姑拖起来，与杨林并排着，低头弯腰双臂后伸，像王小倜驾驶的那种“歼-5”飞机。我看着杨林那颗光溜溜的大脑袋。这个人，半年前还像神一样高不可攀啊，我们的心里，还盼望着姑姑能与他喜结良缘，尽管他比姑姑大了二十多岁，尽管姑姑嫁给他是顶替他死去老婆的位置，可他是县委书记，是每月工资一百多元的高级干部，是下乡坐着草绿色吉普车，身后跟随着秘书、警卫员的大人物啊！多年之后，姑姑也说，其实我只与他见过一面，尽管我不喜欢他那个像怀孕八个月的大肚子，尽管我讨厌他那满嘴的大蒜味儿——其实他也是个土包子——但我心里还是愿意嫁给他的。为了你们，为了这个家族，我也会嫁给他。姑姑说，当她去县城与杨林见面后，第二天，公社书记秦山便来卫生院视察。在院长陪同下他来到妇产科，满脸的媚笑，满口的谀词，活脱脱一个奴才。姑姑说，此前的秦山，是那样的趾高气扬，盛气凌人，一转眼换上这样一副嘴脸，让姑姑感慨万千。为了这些势利小人，我也要嫁给他，姑姑说，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
上来一个矮小敦实的女红卫兵，手提两只破鞋子，一只挂在杨林脖子上，一只挂在姑姑脖子上。姑姑后来说，反革命，特务，这些罪名都可以忍受，但绝对不能忍受“破鞋”的称号。这是无中生有，奇耻大辱！姑姑立即把脖子上的破鞋摘下来，用力撇出去。那只破鞋，竟像长了眼似的，落在黄秋雅面前。
女红卫兵蹦了一个高，揪住姑姑的头发，使劲往下拉。姑姑昂着头，与那女孩僵持。姑姑，您低头吧，您如果再不低头，只怕您的头发连同头皮都会被揪下来啊！那胖女孩少说也有一百斤重，她双手揪着您的头发，已经悬空吊在您身上了。姑姑猛然一甩头，像一匹摆动鬃毛的烈马——那女孩手里攥着两绺头发，跌落在台子上。姑姑的头上渗出鲜血——姑姑的头上至今还留有两个铜钱大小的疤痕——血流到姑姑额头上，流到姑姑耳朵上。她的身体挺立不弯。台下一片肃静，一匹拉车的毛驴，仰着脖子，发出高亢的叫声。没听到母亲的哭叫声，我心里一片灰白。
这时，那黄秋雅拾起眼前的破鞋，小跑着，上了舞台。我估计她不知道台上发生了什么，如果她知道了，绝对不会这样做。她一到前台就愣了。她扔下破鞋，嘴里嘟哝着什么，一步步往后退。肖上唇大步上台，厉声喊叫：万心，你太嚣张了！他挥舞手臂，亲自领呼口号，想以此调动气氛，打破僵局，但台下无人响应。那胖女孩扔掉手中的头发，仿佛扔掉了两条蛇，号啕大哭着，跌跌撞撞地跑下台去。
站住！肖上唇喝令正倒退着下台的黄秋雅，指着地上的破鞋，说：你，你来给她挂上！
鲜血沿着姑姑的耳朵流到脖子上，穿过眉毛流进眼睛。姑姑抬手抹了一把脸。
黄秋雅捡起破鞋，战战兢兢地走到姑姑面前。她抬头看了一眼姑姑的脸，怪叫一声，口吐白沫，往后便倒。
上来几个红卫兵像拖死狗一样把她拖下台。
肖上唇抓住杨林的衣领往上提，使他的腰直起来。
杨林双臂下垂，双腿弯曲，浑身松软，只要肖上唇一松手，他就会瘫在台上。
万心顽抗到底，死路一条！肖上唇道，她不交代，你来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说，你们俩通过奸没有？
杨林不吱声。
肖上唇一挥手，上来一个大汉，左右开弓，搧了杨林十几个耳光。响声清脆，冲上树梢。有几颗白色的东西迸落在台上。我猜想那是牙齿。杨林身体摇晃，眼见着要跌倒，大汉抓着他的衣领，不容他倒。
说，通过没有？！
通过……
通过几次？
一次……
老实交代！
两次……
你不老实！
三次……四次……十次……许多次……记不清了……
姑姑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像只扑食的母狮一样，猛扑到杨林身上。杨林瘫在台上，姑姑死命地抓着他的脸……几个虎背熊腰的纠察队员，费了很大劲，才把姑姑从杨林身上拖开。
这时，只听到湖面上发出一阵怪响，冰层塌裂，许多人，落到了冰水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