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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红高粱

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他跟着后来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余占鳌司令的队伍去胶平公路伏击敌人的汽车队。奶奶披着夹袄,送他们到村头。余司令说:“立住吧。”奶奶就立住了。奶奶对我父亲说:“豆官,听你干爹的话。”父亲没吱声,他看着奶奶高大的身躯,嗅着从奶奶的夹袄里散出的热烘烘的香味,突然感到凉气逼人。他打了一个战,肚子咕噜噜响一阵。余司令拍了一下父亲的头,说:“走,干儿。”

天地混沌,景物影影绰绰,队伍的杂沓脚步声已响出很远。父亲眼前挂着蓝白色的雾幔,挡住了他的视线,只闻队伍脚步声,不见队伍形和影。父亲紧紧扯住余司令的衣角,双腿快速挪动。奶奶像岸愈离愈远,雾像海水愈近愈汹涌,父亲抓住余司令,就像抓住一条船舷。

父亲就这样奔向了耸立在故乡通红的高粱地里属于他的那块无字的青石墓碑。他的坟头上已经枯草瑟瑟,曾经有一个光屁股的男孩牵着一只雪白的山羊来到这里,山羊不紧不慢地啃着坟头上的草,男孩站在墓碑上,怒气冲冲地撒上一泡尿,然后放声高唱:高粱红了——日本来了——同胞们准备好——开枪开炮——

有人说这个放羊的男孩就是我,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我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仇恨,长大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我的父老乡亲们,喜食高粱,每年都大量种植。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洸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白云的紫红色影子。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地感到种的退化。

出村之后,队伍在一条狭窄的土路上行进,人的脚步声中夹着路边碎草的窸窣声响。雾奇浓,活泼多变。我父亲的脸上,无数密集的小水点凝成大颗粒的水珠,他的一撮头发,粘在头皮上。从路两边高粱地里飘来的幽淡的薄荷气息和成熟高粱苦涩微甘的气味,我父亲早已闻惯,不新不奇。在这次雾中行军里,我父亲闻到了那种新奇的、黄红相间的腥甜气息。那味道从薄荷和高粱的味道中隐隐约约地透过来,唤起父亲心灵深处一种非常遥远的记忆。

七天之后,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一轮明月冉冉升起,遍地高粱肃然默立,高粱穗子浸在月光里,像蘸过水银,汩汩生辉,我父亲在剪破的月影下闻到了比现在强烈无数倍的腥甜气息。那时候,余司令牵着他的手在高粱地里行走,三百多个乡亲叠股枕臂,陈尸狼藉,流出的鲜血灌溉了一大片高粱,把高粱下的黑土地浸泡成稀泥,使他们拔脚迟缓。腥甜的气味令人窒息,一群前来吃人肉的狗,坐在高粱地里,目光炯炯地盯着父亲和余司令。余司令掏出自来得手枪,甩手一响,两只狗眼灭了;又一甩手,灭了两只狗眼。群狗一哄而散,坐得远远的,呜呜地咆哮着,贪婪地望着死尸。腥甜味愈加强烈,余司令大喊一声:“日本狗!狗娘养的日本!”他对着那群狗打完了所有的子弹,狗跑得无影无踪。余司令对我父亲说:“走吧,儿子!”一老一小,便迎着月光,向高粱深处走去。那股弥漫着田野的腥甜味浸透了我父亲的灵魂,在以后更加激烈更加残忍的岁月里,这股腥甜味一直伴随着他。

高粱的茎叶在雾中嗞嗞乱叫,雾中缓慢地流淌着在这块低洼平原上穿行的墨河水明亮的喧哗,一阵强一阵弱,一阵远一阵近。赶上队伍了,父亲的身前身后响着踢踢踏踏的脚步声和粗重的呼吸。不知谁的枪托撞到另一个谁的枪托上了。不知谁的脚踩破了一个死人的骷髅什么的。父亲前边那个人吭吭地咳嗽起来,这个人的咳嗽声非常熟悉。父亲听到他咳嗽就想起他那两扇一激动就充血的大耳朵。透明单薄布满血管的大耳朵是王文义头上引人注目的器官。他个子很小,一颗大头缩在耸起的双肩中。父亲努力看去,目光刺破浓雾,看到了王文义那颗一边咳一边颠动的大头。父亲想起王文义在演练场上挨打时,那颗大头颠成那般可怜模样。那时他刚参加余司令的队伍,任副官在演练场上对他也对其他队员喊:向右转——王文义欢欢喜喜地跺着脚,不知转到哪里去了。任副官在他腚上打了一鞭子,他嘴咧开叫一声:孩子他娘!脸上表情不知是哭还是笑。围在短墙外看光景的孩子们都哈哈大笑。

余司令飞起一脚,踢到王文义的屁股上。

“咳什么?”

“司令……”王文义忍着咳嗽说,“嗓子眼儿发痒……”

“痒也别咳!暴露了目标我要你的脑袋!”

“是,司令。”王文义答应着,又有一阵咳嗽冲口而出。

父亲觉出余司令的手从王文义的后颈皮上松开了,父亲还觉得王文义的脖子上留下两个熟葡萄一样的紫手印,王文义幽蓝色的惊惧不安的眼睛里,飞迸出几点感激与委屈。

很快,队伍钻进了高粱地。我父亲本能地感觉到队伍是向着东南方向开进的。适才走过的这段土路是由村庄直接通向墨水河边的唯一的道路。这条狭窄的土路在白天颜色青白。路原是由乌油油的黑土筑成,但久经践踏,黑色都沉淀到底层,路上叠印过多少牛羊的花瓣蹄印和骡马毛驴的半圆蹄印,马骡驴粪像干萎的苹果,牛粪像虫蛀过的薄饼,羊粪稀拉拉像震落的黑豆。父亲常走这条路,后来他在日本炭窑中苦熬岁月时,眼前常常闪过这条路。父亲不知道我的奶奶在这条土路上主演过多少风流悲喜剧,我知道。父亲也不知道在高粱阴影遮掩着的黑土上,曾经躺过奶奶洁白如玉的光滑肉体,我也知道。

拐进高粱地后,雾更显凝滞,质量更大,流动感少,在人的身体与人负载的物体碰撞高粱秸秆后,随着高粱嚓嚓啦啦的幽怨鸣声,一大滴一大滴的沉重水珠扑簌簌落下。水珠冰凉清爽,味道鲜美,我父亲仰脸时,一滴大水珠准确地打进他的嘴里。父亲看到舒缓的雾团里,晃动着高粱沉甸甸的头颅。高粱沾满了露水的柔韧叶片,锯着父亲的衣衫和面颊。高粱晃动激起的小风在父亲头顶上短促出击,墨水河的流水声愈来愈响。

父亲在墨水河里玩过水,他的水性好像是天生的,奶奶说他见了水比见了亲娘还急。父亲五岁时,就像小鸭子一样潜水,粉红的屁股眼儿朝着天,双脚高举。父亲知道,墨水河底的淤泥乌黑发亮,柔软得像油脂一样。河边潮湿的滩涂上,丛生着灰绿色的芦苇和鹅绿色的车前草,还有贴地生的野葛蔓,支支直立的接骨草。滩涂的淤泥上,印满螃蟹纤细的爪迹。秋风起,天气凉,一群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一”字,一会儿排成个“人”字,等等。高粱红了,西风响,蟹脚痒,成群结队的、马蹄大小的螃蟹都在夜间爬上河滩,到草丛中觅食。螃蟹喜食新鲜牛屎和腐烂的动物的尸体。父亲听着河声,想着从前的秋天夜晚,跟着我家的老伙计刘罗汉大爷去河边捉螃蟹的情景。夜色灰葡萄,金风串河道,宝蓝色的天空深邃无边,绿色的星辰格外明亮。北斗勺子星——北斗主死,南斗簸箕星——南斗司生,八角玻璃井——缺了一块砖,焦灼的牛郎要上吊,忧愁的织女要跳河……都在头上悬着。刘罗汉大爷在我家工作了几十年,负责我家烧酒作坊的全面工作,父亲跟着罗汉大爷脚前脚后地跑,就像跟着自己的爷爷一样。

父亲被迷雾扰乱的心头亮起了一盏四块玻璃插成的罩子灯,洋油烟子从罩子灯上盖的铁皮、钻眼的铁皮上钻出来。灯光微弱,只能照亮五六米方圆的黑暗。河里的水流到灯影里,黄得像熟透的杏子一样可爱,但可爱一霎霎,就流过去了,黑暗中的河水倒映着一天星斗。父亲和罗汉大爷披着蓑衣,坐在罩子灯旁,听着河水的低沉呜咽——非常低沉的呜咽。河道两边无穷的高粱地不时响起寻偶狐狸的兴奋鸣叫。螃蟹趋光,正向灯影聚拢。父亲和罗汉大爷静坐着,恭听着天下的窃窃秘语,河底下淤泥的腥味,一股股泛上来。成群结队的螃蟹团团围上来,形成一个躁动不安的圆圈。父亲心里惶惶,跃跃欲起,被罗汉大爷按住了肩头。“别急!”大爷说,“心急喝不得热黏粥。”父亲强压住激动,不动。螃蟹爬到灯光里就停下来,首尾相衔,把地皮都盖住了。一片青色的蟹壳闪亮,一对对圆杆状的眼睛从凹陷的眼窝里打出来。隐在倾斜的脸面下的嘴里,吐出一串一串的五彩泡沫。螃蟹吐着彩沫向人挑战,父亲身上披着大蓑衣长毛起。罗汉大爷说:“抓!”父亲应声弹起,与罗汉大爷抢过去,每人抓住一面早就铺在地上的密眼罗网的两角,把一块螃蟹抬起来,露出了螃蟹下的河滩地。父亲和罗汉大爷把两角系起扔在一边,又用同样的迅速和熟练抬起网片。每一网都是那么沉重,不知网住了几百几千只螃蟹。

父亲跟着队伍进了高粱地后,由于心随螃蟹横行斜走,脚与腿不择空隙,撞得高粱棵子东倒西歪。他的手始终紧扯着余司令的衣角,一半是自己行走,一半是余司令牵着前进,他竟觉得有些瞌睡上来,脖子僵硬,眼珠子生涩呆板。父亲想,只要跟着罗汉大爷去墨水河,就没有空手回来的道理。父亲吃螃蟹吃腻了,奶奶也吃腻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罗汉大爷就用快刀把螃蟹斩成碎块,放到豆腐磨里研碎,加盐,装缸,制成蟹酱,成年累月地吃,吃不完就臭,臭了就喂罂粟。我听说奶奶会吸大烟但不上瘾,所以始终面如桃花,神清气爽。用螃蟹喂过的罂粟花朵肥硕壮大,粉、红、白三色交杂,香气扑鼻。故乡的黑土本来就是出奇的肥沃,所以物产丰饶,人种优良。民心高拔健迈,本是我故乡心态。墨水河盛产的白鳝鱼肥得像肉棍一样,从头至尾一根刺。它们呆头呆脑,见钩就吞。父亲想着的罗汉大爷去年就死了,死在胶平公路上。他的尸体被割得零零碎碎,扔得东一块西一块。躯干上的皮被剥了,肉跳,肉蹦,像只褪皮后的大青蛙。父亲一想起罗汉大爷的尸体,脊梁沟就发凉。父亲又想起大约七八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奶奶喝醉了酒,在我家烧酒作坊的院子里,有一个高粱叶子垛,奶奶倚在草垛上,搂住罗汉大爷的肩,呢呢喃喃地说:“大叔……你别走,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面看水面,不看我的面子也要看豆官的面子上,留下吧,你要我……我也给你……你就像我的爹一样……”父亲记得罗汉大爷把奶奶推到一边,晃晃荡荡走进骡棚,给骡子拌料去了。我家养着两头大黑骡子,开着烧高粱酒的作坊,是村子里的首富。罗汉大爷没走,一直在我家担任业务领导,直到我家那两头大黑骡子被日本人拉到胶平公路修筑工地上去使役为止。

这时,从被父亲他们甩在身后的村子里,传来悠长的毛驴叫声。父亲精神一振,眼睛睁开,然而看到的,依然是半凝固半透明的雾气。高粱挺拔的秆子,排成密集的栅栏,模模糊糊地隐藏在气体的背后,穿过一排又一排,排排无尽头。走进高粱地多久了,父亲已经忘记,他的神思长久地滞留在远处那条喧响着的丰饶河流里,长久地滞留在往事的回忆里,竟不知这样匆匆忙忙拥拥挤挤地在如梦如海的高粱地里躜进是为了什么。父亲迷失了方位。他前年有一次迷途在高粱地的经验,但最后还是走出来了,是河声给他指引了方向。现在,父亲又谛听着河的启示,很快明白,队伍是向正东偏南开进,对着河的方向开进。方向辨清,父亲也就明白,这是去打伏击,打日本人,要杀人,像杀狗一样。他知道队伍一直往东南走,很快就要走到那条南北贯通,把偌大个低洼平原分成两半,把胶县平度县两座县城连在一起的胶平公路。这条公路,是日本人和他们的走狗用皮鞭和刺刀催逼着老百姓修成的。

高粱的骚动因为人们的疲惫困乏而频繁激烈起来,积露连续落下,淋湿了每个人的头皮和脖颈。王文义咳嗽不断,虽连遭余司令辱骂也不改正。父亲感到公路就要到了,他的眼前昏昏黄黄地晃动着路的影子。不知不觉,连成一体的雾海中竟有些空洞出现,一穗一穗被露水打得精湿的高粱在雾洞里忧悒地注视着我父亲,父亲也虔诚地望着它们。父亲恍然大悟,明白了它们都是活生生的灵物。它们扎根黑土,受日精月华,得雨露滋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父亲从高粱的颜色上,猜到了太阳已经被高粱遮挡着的地平线烧成一片可怜的艳红。

忽然发生变故,父亲先是听到耳边一声尖厉呼啸,接着听到前边发出什么东西被迸裂的声响。

余司令大声吼叫:“谁开枪?小舅子,谁开的枪?”

父亲听到子弹钻破浓雾,穿过高粱叶子高粱秆,一颗高粱头颅落地。一时间众人都屏气息声。那粒子弹一路尖叫着,不知落到哪里去了。芳香的硝烟迷散进雾。王文义惨叫一声:“司令——我没有头啦——司令——我没有头啦——”

余司令一愣神,踢了王文义一脚,说:“你娘个蛋!没有头还会说话!”

余司令撇下我父亲,到队伍前头去了。王文义还在哀嚎。父亲凑上前去,看清了王文义奇形怪状的脸。他的腮上,有一股深蓝色的东西在流动。父亲伸手摸去,触了一手黏腻发烫的液体。父亲闻到了跟墨水河淤泥差不多、但比墨水河淤泥要新鲜得多的腥气。它压倒了薄荷的幽香,压倒了高粱的甘苦,它唤醒了父亲那越来越迫近的记忆,一线穿珠般地把墨水河淤泥、把高粱下黑土、把永远死不了的过去和永远留不住的现在联系在一起,有时候,万物都会吐出人血的味道。

“大叔,”父亲说,“大叔,你挂彩了。”

“豆官,你是豆官吧,你看看大叔的头还在脖子上长着吗?”

“在,大叔,长得好好的,就是耳朵流血啦。”

王文义伸手摸耳朵,摸到一手血,一阵尖叫后,他就瘫了:“司令,我挂彩啦!我挂彩啦,我挂彩啦。”

余司令从前边回来,蹲下,捏着王文义的脖子,压低嗓门说:“别叫,再叫我就毙了你!”

王文义不敢叫了。

“伤着哪儿啦?”余司令问。

“耳朵……”王文义哭着说。

余司令从腰里抽出一块包袱皮样的白布,嚓一声撕成两半,递给王文义,说:“先捂着,别出声,跟着走,到了路上再包扎。”

余司令又叫:“豆官。”父亲应了,余司令就牵着他的手走。王文义哼哼唧唧地跟在后边。

适才那一枪,是扛着一盘耙在头前开路的大个子哑巴不慎摔倒,背上的长枪走了火。哑巴是余司令的老朋友,一同在高粱地里吃过“拤饼”的草莽英雄,他的一只脚因在母腹中受过伤,走起来一颠一颠,但非常快,父亲有些怕他。

黎明前后这场大雾,终于在余司令的队伍跨上胶平公路时溃散下去。故乡八月,是多雾的季节,也许是地势低洼土壤潮湿所致吧。走上公路后,父亲顿时感到身体灵巧轻便,脚步利索有劲,他松开了抓住余司令衣角的手。王文义用白布捂着血耳朵,满脸哭相。余司令给他粗手粗脚包扎耳朵,连半个头也包住了。王文义痛得龇牙咧嘴。

余司令说:“你好大的命!”

王文义说:“我的血流光了,我不能去啦!”

余司令说:“屁,蚊子咬了一口也不过这样,忘了你那三个儿子啦吧!”

王文义垂下头,嘟嘟哝哝说:“没忘,没忘。”

他背着一支长筒子鸟枪,枪托儿血红色。装火药的扁铁盒斜吊在他的屁股上。

那些残存的雾都退到高粱地里去了。大路上铺着一层粗沙,没有牛马脚踪,更无人的脚印。相对着路两侧茂密的高粱,公路荒凉、荒唐,令人感到不祥。父亲早就知道余司令的队伍连聋带哑连瘸带拐不过四十人,但这些人住在村里时,搅得鸡飞狗跳,仿佛满村是兵。队伍摆在大路上,三十多人缩成一团,像一条冻僵了的蛇。枪支七长八短,土炮、鸟枪、老汉阳,方六方七兄弟俩抬着一门能把小秤砣打出去的大抬杆子。哑巴扛着一盘长方形的平整土地用的、周遭二十六根铁尖齿的耙,另有三个队员各扛着一盘。父亲当时还不知道打伏击是怎么一回事,更不知道打伏击为什么还要扛上四盘铁齿耙。

为了为我的家族树碑立传,我曾经跑回高密东北乡,进行了大量的调查,调查的重点,就是这场我父亲参加过的、在墨水河边打死鬼子少将的著名战斗。我们村里一个九十二岁的老太太对我说:“东北乡,人万千,阵势列在墨河边。余司令,阵前站,一举手炮声连环。东洋鬼子魂儿散,纷纷落在地平川。女中魁首戴凤莲,花容月貌巧机关,调来铁耙摆连环,挡住鬼子不能前……”老太婆头顶秃得像一个陶罐,面孔都朽了,干手上凸着一条条丝瓜瓤子一样的筋。她是一九三九年八月中秋节那场大屠杀的幸存者,那时她因脚上生了疮跑不动,被丈夫塞进地瓜窖子里藏起来,天凑地巧活了下来。老太婆所唱快板中的戴凤莲,就是我奶奶的大号。听到这里,我兴奋异常。这说明,用铁耙挡住鬼子汽车退路的计谋竟是我奶奶这个女流想出来的。我奶奶也应该是抗日的先锋,民族的英雄。

提起我的奶奶,老太太话就多了。她的话破碎零乱,像一群随风遍地滚的树叶。她说起我奶奶的脚,是全村最小的脚。我们家的烧酒后劲好大。说到胶平公路时,她的话连贯起来:“路修到咱这地盘时哪……高粱齐腰深了……鬼子把能干活的人都赶去了……打毛子工,都偷懒磨滑……你们家里那两头大黑骡子也给拉去了……鬼子在墨水河上架石桥……罗汉,你们家那个老长工……他和你奶奶不大清白咧,人家都这么说……呵呀呀,你奶奶年轻时花花事儿多着咧……你爹多能干,十五岁就杀人,杂种出好汉,十个九个都不善……罗汉去铲骡子腿……被捉住零刀子剐啦……鬼子糟害人呢,在锅里拉屎、盆里撒尿。那年,去挑水,挑上来一个什么呀,一个人头呀,扎着大辫子……”

刘罗汉大爷是我们家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关于他与我奶奶是否有染,现已无法查清。诚然,从心里说,我不愿承认这是事实。

道理虽懂,但陶罐头老太太的话还是让我感到难堪。我想,既然罗汉大爷对待我父亲像对待亲孙子一样,那他就像我的曾祖父一样;假如这位曾祖父竟与我奶奶有过风流事,岂不是乱伦吗?这其实是胡想。因为我奶奶并不是罗汉大爷的儿媳而是他的东家,罗汉大爷与我的家族只有经济上的联系而无血缘上的联系,他像一个忠实的老家人点缀着我家的历史而且确凿无疑地为我们家的历史增添了光彩。我奶奶是否爱过他,他是否上过我奶奶的炕,都与伦理无关。爱过又怎么样?我深信,我奶奶什么事都敢干,只要她愿意。她老人家不仅仅是抗日的英雄,也是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自立的典范。

我查阅过县志,县志载:民国二十七年,日军捉高密、平度、胶县民夫累计四十万人次,修筑胶平公路,毁稼禾无数。公路两侧村庄中骡马被劫掠一空。农民刘罗汉,乘夜潜入,用铁锹铲伤骡蹄马腿无数,被捉获。翌日,日军在拴马桩上将刘罗汉剥皮零割示众。刘面无惧色,骂不绝口,至死方休。

确实是这样,胶平公路上修筑到我们这里时,遍野的高粱只长到齐人腰高。长七十里宽六十里的低尘土洼平原上,除了点缀着几十个村庄,纵横着两条河流,曲折着几十条乡间土路外,绿浪般招展着的全是高粱。平原北边的白马山上,那块白色的马状巨石,在我们村头上看得清清楚楚。锄高粱的农民们抬头见白马,低头见黑土,汗滴禾下土,心中好痛苦!风传着日本人要在平原里修路,村里人早就惶惶不安,焦急地等待着大祸降临。

日本人说来就来。

日本鬼子带着伪军到我们村里抓民夫拉骡马时,我父亲还在睡觉。他是被烧酒作坊那边的吵闹声惊醒的。奶奶拉着父亲的手,颠着两只笋尖般的小脚,跑到烧酒作坊院里去。当时,我家烧酒作坊院子里,摆着十几口大瓮,瓮里满装着优质白酒,酒香飘遍全村。两个穿黄衣的日本人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在院子里站着。两个穿黑衣的中国人背着枪,正要解拴在楸树上的两头大黑骡子。罗汉大爷一次一次地扑向那个解缰绳子的小个子伪军,但一次一次地都被那个大个子伪军用枪筒子戳退。初夏天气,罗汉大爷只穿着一件单衫,袒露的胸膛上布满被枪口戳出的紫红圆圈。

罗汉大爷说:“弟兄们,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大个子伪军说:“老畜生,滚到一边去。”

罗汉大爷说:“这是东家的牲口,不能拉。”

伪军说:“再吵嚷就毙了你个小舅子!”

日本兵端着枪,像泥神一样。

奶奶和我父亲一进院,罗汉大爷就说:“他们要拉咱的骡子。”

奶奶说:“先生,我们是良民。”

日本兵眯着眼睛对奶奶笑。

小个子伪军把骡子解开,用力牵扯,骡子倔强地高昂着头,死死不肯移步。大个子伪军上去用枪戳骡子屁股,骡子愤怒起蹄,明亮的蹄铁趵起泥土,溅了伪军一脸。

大个子伪军拉了一下枪栓,用枪指着罗汉大爷,大叫:“老混蛋,你来牵,牵到工地上去。”

罗汉大爷蹲在地上,一气不吭。

一个日本兵端着枪,在罗汉大爷眼前晃着,鬼子说:“呜里哇啦哑啦里呜!”罗汉大爷看着在眼前乱晃的贼亮的刺刀,一屁股坐在地上。鬼子兵把枪往前一送,锋快的刺刀下刃在罗汉大爷光溜溜的头皮上豁开一条白口子。

奶奶哆嗦成一团,说:“大叔,你,给他们牵去吧。”

一个鬼子兵慢慢向奶奶面前靠。父亲看到这个鬼子兵是个年轻漂亮的小伙子,两只大眼睛漆黑发亮,笑的时候,嘴唇上翻,露出一口黄牙。奶奶跌跌撞撞地往罗汉大爷身后退。罗汉大爷头上的白口子里流出了血,满头挂色。两个日本兵笑着靠上来。奶奶在罗汉大爷的血发上按了两巴掌,随即往脸上两抹,又一把撕散头发,张大嘴巴,疯疯颠颠地跳起来。奶奶的模样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日本兵愕然止步。小个子伪军说:“太君,这个女人,大大的疯了的有。”

鬼子兵咕噜着,对着我奶奶的头上开了一枪。奶奶坐在地上,呜呜地哭起来。

大个子伪军把罗汉大爷用枪逼起来。罗汉大爷从小个子伪军手里接过骡子缰绳。骡子昂着头,腿抖着,跟着罗汉大爷走出院子。街上乱纷纷跑着骡马牛羊。

奶奶没疯。鬼子和伪军刚一出院,奶奶就揭开一只瓮的木盖子,在平静如镜面的高粱烧酒里,看到一张骇人的血脸。父亲看到泪水在奶奶腮上流过,就变红了。奶奶用烧酒洗了脸,把一瓮酒都洗红了。

罗汉大爷跟骡子一起,被押上了工地。高粱地里,已开出一节路胎子。墨水河南边的公路已差不多修好,大车小车从新修好的路上挤过来,车上载着石头黄沙,都卸在河南岸。河上只有一座小木桥,日本人要在河上架一座大石桥。公路两侧,好宽大的两片高粱都被踩平,地上像铺了一层绿毡。河北的高粱地里,在刚用黑土弄出个模样的路两边,有几十匹骡马拉碌碡,从海一样的高粱地里,压出两大片平坦的空地,破坏着与工地紧密相连的青纱帐。骡马都有人牵着,在高粱地里来来回回地走。鲜嫩的高粱在铁蹄下断裂、倒伏,倒伏断裂的高粱又被带棱槽的碌碡和不带棱槽的石磙子反复镇压。各色的碌碡和磙子都变成了深绿色,高粱的汁液把它们湿透了。一股浓烈的青苗子味道笼罩着工地。

罗汉大爷被赶到河南往河北搬运石头。他极不情愿地把骡子缰绳交给了一个烂眼圈的老头子。小木桥摇摇晃晃,好像随时要塌。罗汉大爷过了桥,站在河南,一个工头模样的中国人,用手中持着的紫红色藤条,轻轻戳戳罗汉大爷的头,说:“去,往河北搬石头。”罗汉大爷抹一把眼睛——头上流下的血把眉毛都浸湿了。他搬着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头,从河南到河北。那个接骡的老头还未走,罗汉大爷对他说:“你珍贵着使唤,这两头骡子,是俺东家的。”老头儿麻木地垂着头,牵着骡子,走进开辟通道的骡马大队。黑骡子光滑的屁股上反映阳光点点。头上还在流血,罗汉大爷蹲下,抓起一把黑土,按在伤口上。头顶上沉重的钝痛一直下导到十个脚趾,他觉着头裂成了两半。

工地的边缘上稀疏地站着持枪的鬼子和伪军,手持藤条的监工,像鬼魂一样在工地上转来转去。罗汉大爷在工地上走,民夫们看着他血泥模糊的头,吃惊得眼珠乱颤。罗汉大爷搬起一块桥石,刚走了几步,就听到背后响起一阵利飕的小风,随即有一道长长的灼痛落到他的背上。他扔下桥石,见那个监工正对着他笑。罗汉大爷说:“长官,有话好说,你怎么举手就打人?”

监工微笑不语,举起藤条又横着抽了一下他的腰。罗汉大爷感到这一藤条几乎把自己打成两半,两股热辣辣的泪水从眼窝里凸出来。血冲头顶,那块血与土凝成的嘎痂,在头上嘣嘣乱跳,似乎要迸裂。

罗汉大爷喊:“长官!”

长官又给了他一藤条。

罗汉大爷说:“长官,打俺是为了啥?”

长官抖着手里的藤条,笑眯眯地说:“让你长长眼色,狗娘养的。”

罗汉大爷气噎咽喉,泪眼模糊,从石堆里搬起一块大石头,踉踉跄跄地往小桥上走。他的脑袋膨胀,眼前白花花一片。石头尖硬的棱角刺着他的肚腹和肋骨,他都觉不出痛了。

监工拄着藤条原地不动,罗汉大爷搬着石头,胆战心惊地从他眼前走过。监工在罗汉大爷脖子上又抽了一藤条。罗汉大爷一个前趴,抱着大石,跪倒在地上。石头砸破了他的双手,他的下巴在石头上碰得血肉模糊。罗汉大爷被打得六神无主,像孩子一样糊糊涂涂地哭起来。这时,一股紫红色的火苗,也在他空白的脑子里缓缓地亮起来。

他费力地从石头下抽出手,站起来,腰半弓着,像一只发威的老瘦猫。

一个约有四十岁出头的中年人,满脸堆着笑,走到监工面前,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捏出一支,敬到监工嘴边。监工张嘴叼了烟,又等那人替他点燃。

中年人说:“您老,犯不着跟这根糟木头生气。”

监工把烟雾从鼻孔里喷出来,一句话也不说。大爷看到他握藤条的焦黄手指在紧急地扭动。

中年人把那盒烟装进监工口袋里。监工好像全无觉察,哼了一声,用手掌压住口袋,转身走了。

“老哥,你是新来的吧?”中年人问。

罗汉大爷说:“是。”

他问:“你没送他点见面礼?”

罗汉大爷说:“不讲理,狗!不讲理,他们硬抓我来的。”

中年人说:“送他点钱,送他盒烟都行,不打勤的,不打懒的,单打不长眼的。”中年人扬长进入民工队伍。

整整一个上午,罗汉大爷就跟没魂一样,死命地搬着石头。头上的血痂遭阳光晒着,干硬干硬地痛。手上血肉模糊。下巴上的骨头受了伤,口水不断流出来。那股紫红色的火苗时强时弱地在他脑子里燃着,一直没有熄灭。

中午,从前边那段修得勉可行车的公路上,颠颠簸簸地驶来一辆土黄色的汽车。他恍惚听到一声尖厉的哨响,眼见着半死不活的民工们摇摇摆摆地向汽车走过去。他坐在地上,什么念头也没有,也不想知道那汽车到来是怎么一回事。只有那簇紫红的火苗子灼热地跳跃着,冲击得他的双耳里嗡嗡地响。

中年人过来,拉他一把,说:“老哥,走吧,开饭啦,去尝尝东洋大米吧!”

罗汉大爷站起来,跟着中年人走。

从汽车上抬下了几大桶雪白的米饭,抬下了一个盛着蓝花白底洋瓷碗的大筐。桶边站着一个瘦中国人,操着一柄黄铜勺子;筐边站着一个胖中国人,端着一摞碗。来一个人他发给一个碗,黄铜勺子同时往这碗里扣进米饭。众人在汽车周围狼吞虎咽,没有筷子,一律用手抓。

那个监工又转过来,提着藤条,脸上还带着那种冷静的笑容。罗汉大爷脑子里的火苗腾一声燃旺了,火苗把他丢去的记忆照耀得清清楚楚,他记起半天来恶梦般的遭际。持枪站岗的日本兵和伪军也聚拢过来,围着一只白铁皮桶吃饭。一只削耳长脸的狼狗坐在桶后,伸着舌头看着这边的民夫。

罗汉大爷数了数围着桶吃饭的十几个鬼子和十几个伪军,心里萌生了跑的念头。跑,只要钻到了高粱地里,狗日的就抓不到了。他的脚心里热乎乎地流出了汗。自从跑的念头萌动之后,他的心就焦躁不安。持藤监工冷静的笑脸后仿佛隐藏着什么,罗汉大爷一见这笑脸,脑子立刻就糊涂了。

民夫们都没吃饱。胖子中国人收回洋碗。民夫们舔着嘴唇,眼巴巴地盯着那几只空桶里残存的米粒,但没人敢去动。河北岸有一头骡子嘶哑地叫起来。罗汉大爷听出来了,是我家的黑骡子在叫。在那片新开辟出的空地上,骡马都拴在碌碡或石磙子上。高粱尸横遍野。骡马无精打采地叨吃着被揉烂压扁的高粱茎叶。

下午,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小青年,瞅着监工不注意,飞一般窜向高粱地,一颗子弹追上了他。他趴在高粱地边缘上,一动也不动。

太阳平西,那辆土黄色的汽车又来了。罗汉大爷吃完了那勺米饭。他吃惯了高粱米饭的肠胃,对这种充满霉气的白米进行着坚决的排斥。但他还是强忍着喉咙的痉挛把它吃了。跑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他惦记着十几里外的村子里,属于他的那个酒香扑鼻的院落。日本人来,烧酒的伙伴们都跑了,热气腾腾的烧酒大锅冷了。他更惦记我奶奶和我父亲。奶奶在高粱叶子垛边给他的温暖令他终生难忘。

吃过晚饭,民夫们都被赶到一个用木杆子夹成的大栅栏里。栅栏上罩着几块篷布。杉木杆子都用绿豆粗的铁丝连成一体。栅栏门是用半把粗的铁棍焊成的。鬼子和伪军分住着两个帐篷,帐篷离栅栏几十步远。那条狗拴在鬼子的帐篷门口。栅栏门口,栽着一根高竿,竿上吊着两盏桅灯。鬼子和伪军轮流着站岗移动。骡马都集中地拴在栅栏西边那片高粱的废墟上。那里栽了几十根拴马桩。

栅栏里臭气熏天,有人在打呼噜,有人往栅栏边角上那个铁皮水桶里撒尿,尿打桶壁如珠落玉盘。桅灯的光暗淡地透进栅栏。流动哨的长影子不时在灯影里晃动。

夜渐深了,栅栏里凉气逼人。罗汉大爷无法入睡。他还是想跑。岗哨的脚步声绕着栅栏响。罗汉大爷躺着不敢动,竟迷迷糊糊地睡过去。梦中觉得头上扎着尖刀,手里握着烙铁。醒来,遍体汗湿,裤子尿得湿漉漉的。从遥远的村庄里传来一声尖细的鸡啼。骡马弹蹄吹鼻。破篷布上,漏出几颗鬼鬼祟祟的星星。

白天帮助过罗汉大爷的那个中年人悄悄坐起来。虽然在幽暗中,罗汉大爷还是看到了他那两颗火球般的眼睛。罗汉大爷知道中年人来历不凡,静躺着看他的动静。

中年人跪在栅栏门口,两臂扬起,动作非常慢。罗汉大爷看着他的背,看着他带着神秘色彩的头。中年人运了一回气猛一侧面,像开弓射箭一样抓住两根铁棍。他的眼里射出墨绿色的光芒,碰到物体,似乎还窸窣有声。那两根铁棍无声无息地张开了。更多的灯光和星光从栅栏门外射进来,照着不知谁的一只张嘴的破鞋。游动哨转过来了。罗汉大爷看到一条黑影飞出栅栏,鬼子哨兵咯了一声,便在中年人铁臂的扶持下无声倒地。中年人拎起鬼子的步枪,轻悄悄地消逝了。

罗汉大爷好半晌才明白了眼前发生了什么事。中年人原来是个武艺高强的英雄。英雄为他开辟了道路,跑吧!罗汉大爷小心翼翼地从那个洞里爬出去。那个死鬼子仰面躺着,一条腿还在抽抽搭搭地动。

罗汉大爷爬进了高粱地,直起腰来,顺着垄沟,尽量躲避着高粱,不发出响动,走上墨水河堤。三星正晌,黎明前的黑暗降临。墨水河里星斗灿烂。局促地站在河堤上,罗汉大爷彻骨寒冷,牙齿频繁打击,下巴骨的疼痛扩散到腮上、耳朵上,与头顶上一鼓一鼓的化脓般的疼痛连成一气。清冷的掺杂着高粱汁液的自由空气进入他的鼻孔、肺叶、肠胃,那两盏鬼火般的桅灯在雾中亮着,杉木栅栏黑幢幢的,像个巨大的坟墓。罗汉大爷几乎不敢相信,这么容易就逃出来了。他的脚把他带上了那座腐朽的小木桥,鱼儿在水中翻花,流水潺潺有声,流星亮破一线天。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呀,什么也没有发生。本来,罗汉大爷可以逃回村子,藏起来,躲起来,养好伤,继续生活。可是,当他走在木桥上时,听到在河南岸,有个不安生的骡子嘶哑地叫了一声。罗汉大爷为了骡子重新返回,酿出了一幕壮烈的悲剧。

骡马拴在离栅栏不远处的几十根木桩上,它们的身下,洋溢着尿臊屎臭。马打着响鼻,骡子啃着木桩;马嚼着高粱秸子,骡子拉着稀屎。罗汉大爷一步三跌,抢进骡马群。他嗅到了我家那两头大黑骡子亲切的味道,他看到了我家那两头大黑骡子熟悉的身影。他扑上去,想去解救自己的患难的伙伴,骡子,这不通理论的畜生,竟疾速地调转屁股,飞起双蹄。罗汉大爷喃喃地说:“黑骡,黑骡,咱一起跑了吧!”骡子暴怒地左旋右转,保护着自己的领地。它们竟然认不出主人啦,罗汉大爷不知道自己身上新鲜的陈旧的血腥味,自己身上新鲜的陈旧的伤痕,已经把自己改变了。罗汉大爷心中烦乱,一步跨进去,骡子飞起一个蹄子,打在了他的胯骨上。老头子侧身飞去,躺在地上,半边身子都麻木不仁。骡子还在撅着屁股打蹄,蹄铁像残月一样闪烁。罗汉大爷胯骨灼热胀大,有沉重的累赘感。他爬起来,歪倒了,歪倒了又爬起来。村里的那只嗓音单薄的公鸡又叫了一声。黑暗逐渐消退,三星愈加辉煌耀目,也辉耀着那亮晶晶的骡子屁股和眼球。

“好两个畜生!”

罗汉大爷心头火起,一歪一斜地转着,想寻找一件利器。在开挖引水渠的工地上,他找到一柄锋利的铁锹。他毫无拘谨地走,叫骂,忘了百步之外的人与狗。他自由自在,不自由都是因为怕。东方那团渐渐上升的红晕在上升时同时散射,黎明前的高粱地里,静寂得随时都会爆炸。罗汉大爷迎着朝霞,向那两头大黑骡子走去。他对黑骡恨之入骨。骡子静立着不动,罗汉大爷把铁锹端平,对准一头黑骡的一条后腿,猛力铲过去。一道凉凉的阴影落到了骡子的后腿上。骡子歪斜了两下,立即挺住,从骡头那儿,响起了粗犷豪烈惊愕愤怒的嘶鸣。随即,受伤的骡子把屁股高高扬起,一溜热血抛洒,像雨点一样,淅淅沥沥淋了罗汉大爷满脸。罗汉大爷瞅准空当,又铲中了骡子的另一条后腿,黑骡叹息了一声,屁股逐渐坠落,猛然坐在地上,两条前腿还立着,脖子被缰绳吊直,嘴巴朝着已是灰蓝色的苍天呼吁。铁锹被骡子沉重的屁股压住,罗汉大爷也蹲了窝。他用尽全力,把铁锹抽出。他感觉到铁锹刃儿牢牢地嵌在骡子的腿骨里。另一头黑骡,傻愣愣地看着瘫倒的同伴,像哭一样,像求饶一样哀鸣着。

罗汉大爷平托铁锹,向它逼过去,它用力后退着,缰绳几乎被拉断,木桩哔哔叭叭地响,它的拳大的双眼里,流着暗蓝色的光。

“你怕了吗?畜生!你的威风呢?畜生!你这个忘恩负义吃里扒外的混账东西!你这个里通外国的狗杂种!”

罗汉大爷怒骂着,对着黑骡长方形的板脸铲出一锹。铁锹铲在木桩上,他上下左右晃动着锹柄,才把锹刃拔出。黑骡挣扎着,后腿曲成弓箭,秃尾巴扫地嚓啦有声。罗汉大爷瞄准骡脸,啪的一响,铁锹正中骡子宽广的脑门,坚固的头骨与锹刃相撞,一阵震颤,通过锹柄传导,使罗汉大爷双臂酸麻。黑骡闭口无言,蹄腿乱动,交叉杂错,到底撑不住。呼隆一声倒下,像倒了一堵厚墙壁。缰绳被顿断,半截在木桩上垂着,半截在骡脸边曲着。罗汉大爷垂手默立,光滑的锹柄在骡头上斜立指着天。那边狗叫人喧,天亮了,从东边的高粱地里,露出了一弧血红的朝阳,阳光正正地照着罗汉大爷半张着的黑洞洞的嘴。

队伍走上河堤,一字儿排开,刚从雾里挣扎出来的红太阳照耀着他们。我父亲和大家一样都半边脸红半边脸绿,和他们一起观看着墨水河面上残阳的雾团。把河南河北的公路连接起来的是跨越墨水河的十四孔大石桥。原来的小木桥在石桥西侧,桥面早断了三五节,几根棕色的桩子兀立在河水中,无可奈何地挡起一簇簇青白的浪花。破雾中的河面,红红绿绿,严肃恐怖。站在河堤上,抬眼就见到堤南无垠的高粱平整如板砥的穗面。它们都纹丝不动。每穗高粱都是一个深红的成熟的面孔。所以有的高粱合成一个壮大的集体,形成一个大度的思想。——我父亲那时还小,想不到这些花言巧语,这是我想的。

高粱与人一起等待着时间的花朵结出果实。

公路笔直地往南去,愈远愈窄,最后被高粱淹没。那最远的地方,与铁青色的穹窿边缘连结着的高粱上,也同样地,呈现出日出时动人的凄婉悲壮情景。

我父亲有几分好奇地看着痴呆呆的游击队员们,他们从哪里来?他们到哪里去?为什么要来打伏击?打了伏击以后还打什么?静穆中,断桥激起的水声节奏更加分明,声音更加清脆入耳。雾被阳光纷纷打落在河水中。墨水河由暗红渐渐燃成金红。满河流光溢彩。水边有棵孤独的水荇,黄叶低垂,曾经煊赫过的蚕虫状花序枯萎苍白地挂在叶杈间。又是抓螃蟹的节令了!父亲想,秋风起,天气凉,一群大雁往南飞……罗汉大爷说,抓,豆官……抓!螃蟹纤巧的脚爪把细软的河泥印满花纹。父亲从河水中闻到了螃蟹特有的那种淡雅的腥气。我家在抗战前种植的罂粟花用蟹酱喂过,花朵肥大,色彩斑斓,香气扑鼻。

余司令说:“都下堤藏好。哑巴放耙。”

哑巴从肩上摘下几圈铁丝,把四盘耙绑在一起。他啊了两声,招呼着几个队员,把连环耙抬到公路与石桥相接处。

余司令说:“弟兄们,藏好,等鬼子汽车上了桥,等冷支队的人把退路封住,听我的口号一齐开火,把畜生们打到河里去喂白鳝喂蟹子。”

余司令对哑巴打了几个手势,哑巴点点头,带着一半人枪,到路西边的高粱地里埋伏。王文义跟着哑巴往西走,被哑巴推了回来。余司令说:“你别过去,你跟着我。害怕吗?”

王文义连连点头,说:“不怕……不怕……”

余司令让方家兄弟把那尊大抬杆在河堤上架好,又对提着一只大喇叭的刘吹手说:“老刘,接上火,你什么都别管,可着劲儿给我吹喇叭,鬼子怕响器,你听到了吗?”

刘吹手是余司令早年的伙伴,那时,司令是轿夫,刘是吹鼓手,他双手攥着喇叭筒子,像握着一杆枪。

余司令对大家说:“丑话说到前头,到时候谁要草鸡了,我就崩了他。咱要打出个样子来给冷支队看看,那些王八蛋,仗着旗号吓唬人。老子不吃他的,他想改编我?我还想改编他呢!”

众人围坐在高粱地里,方六拿出烟袋装烟,摸出火镰火石打火。火镰乌黑,火石赭红,跟煮熟的鸡肝一样。火镰打击火石嚓嚓地响。火星飞迸,每一个火星都很大。一个大火星溅到方六用食指和无名指捏住的高粱秆芯上,方六嘬口吹气,火绒上冒出一缕白烟,红了。方六点燃烟袋,吸一口烟。余司令吐一口气,抽抽鼻子,说:“把烟磕了,鬼子闻到烟味还会上桥?”

方六紧着吸了两口,把烟袋磕了,把烟包装好。余司令说:“都到河堤慢坡上趴着,省得鬼子来了措手不及。”

大家都有些紧张,卧在河堤上,手抱着枪,如临大敌。父亲趴在余司令身边。余司令问:“你怕不怕?”父亲说:“不怕!”

余司令说:“好样的,是你干爹的种!你是我的传令兵,打起来别离开我,有什么命令我就给你说,你就给我往西边传。”

父亲点点头。他眼馋地盯着余司令腰里那两支枪。一支大,一支小。

大的是德国造自来得匣子枪,小的是法国造勃朗宁手枪。这两支枪各有来历。

父亲嘴里迸出一个字:“枪!”

余司令说:“你要枪?”

父亲点点头,说:“枪。”

余司令说:“你会使吗?”

“会!”父亲说。

余司令从腰里抽出勃朗宁手枪,在手里掂量着。手枪已老,烧蓝退尽。余司令拉动枪机,弹仓里跳出一颗黄铜壳的圆头子弹。他把子弹扔了一个高,伸手接住,又压进枪里。

“给你!”余司令说,“就像老子一样用它。”

父亲把枪抓了过来。父亲握着枪,想起前天晚上,余司令就用这支枪打碎了一个酒盅子。

那时候眉月初升,低低地压着枯树枝桠。父亲抱着一个酒坛子,捏着一柄铜钥匙,遵照奶奶的命令,到烧酒作坊里去盛酒。父亲拧开大门,院落里静悄悄的,骡棚里黑洞洞的,作坊里发散着腐烂酒糟的浊气。父亲揭开一个瓮盖子,借着星月光辉,看到清平的酒面上,自己干瘦的脸。父亲眉毛短促,嘴唇单薄,他觉得自己很丑。他把酒坛子按到瓮里,酒咕嘟咕嘟灌进坛。提坛出瓮时,坛上的酒滴滴答答落入瓮内。父亲改变了主意,他把坛里的酒倒进瓮里。父亲想起了奶奶洗过血脸的那瓮酒。奶奶在家里陪着余司令和冷支队长喝酒,奶奶和余司令都是大量,冷支队长却有些醉了。父亲走到那瓮酒前,见木制的瓮盖上压着一扇石磨。他放下酒坛,用尽全力把石磨掀掉。石磨在地上滚了两圈,撞到另一只酒瓮上,在瓮壁上撞出一个大洞,高粱酒嗞嗞地窜出来,父亲不去管它。父亲揭开瓮盖,闻到了罗汉大爷的血腥气。他想起了罗汉大爷的血头和娘的血脸。罗汉大爷的脸和娘的脸在瓮里层出不穷。父亲把坛子按到瓮里,装满血酒,双手捧着,回到家中。

八仙桌上,明烛高烧,余司令和冷支队长四目相逼,都咻咻喘气。奶奶站在他们二人当中,奶奶左手按着冷队长的左轮枪,右手按着余司令的勃朗宁手枪。

父亲听到奶奶说:“买卖不成仁义在么,这不是动刀动枪的地方,有本事对着日本人使去。”

余司令怒冲冲地骂:“舅子,你打出王旅长的旗号也吓不住我。老子就是这地盘上的王,吃了十年拤饼,还在乎王大爪子那个驴日的!”

冷支队长冷冷一笑,说:“占螯兄,兄弟也是为你好,王旅长也是为你好,只要你把杆子拉过来,给你个营长干。枪饷由王旅长发给,强似你当土匪。”

“谁是土匪?谁不是土匪?能打日本就是中国的大英雄。老子去年摸了三个日本岗哨,得了三支大盖子枪。你冷支队不是土匪,杀了几个鬼子?鬼子毛也没揪下一根。”

冷支队长坐下,抽出一支烟点燃。

趁着机会,父亲捧着酒坛上去。奶奶接过酒坛,脸色陡变,狠狠地看了父亲一眼。奶奶往三个碗里倒酒,每个碗都倒得冒尖。

奶奶说:“这酒里有罗汉大叔的血,是男人就喝了。后日一起把鬼子汽车打了,然后你们就鸡走鸡道,狗走狗道,井水不犯河水。”

奶奶端起酒,咕咚咕咚喝了。

余司令端起酒,一仰脖灌了。

冷支队长端起酒,喝了半碗。放下碗,他说:“余司令,兄弟不胜酒力,告辞啦!”

奶奶按着左轮手枪,问:“打不打?”

余司令气哄哄地说:“你甭求他,他不打,老子打!”

冷支队长说:“打。”

奶奶松开手,冷支队长把左轮手枪抓过去,挂在腰带上。

冷支队长白净面皮,鼻子周围有十几颗黑麻子。他的腰带上别着一大圈子弹,挂上枪后,腰带垂成一轮下钩月。

奶奶说:“占螯,我把豆官交给你了,后日你带着他去。”

余司令看看我父亲,笑着问:“干儿子,有种吗?”

父亲轻蔑地看着余司令双唇间露出的土黄色坚固牙齿,一句话也不说。

余司令拿过一只酒盅,放在我父亲头顶上,让我父亲退到门口站定。他抄起勃朗宁手枪,走向墙角。

父亲看着余司令往墙角前跨了三步,每一步都那么大那么缓慢,奶奶脸色苍白。冷支队长嘴角上竖着两根嘲笑的笑纹。

余司令走到墙角后,立定,猛一个急转身,父亲看到他的胳膊平举,眼睛黑得出红光。勃朗宁枪口吐出一缕白烟。父亲头上一声巨响,酒盅炸成碎片。一块小瓷片掉在父亲的脖子上,父亲一耸头,那块瓷片就滑到了裤腰里。父亲什么也没说。奶奶的脸色更加苍白。冷支队长一屁股坐在板凳上,半晌才说:“好枪法。”

余司令说:“好小子!”

父亲握着勃朗宁手枪,感到它出奇地沉重。

余司令说:“不用我教你,你知道该怎么打。传我的令给哑巴,让他们准备好!”

父亲提着手枪,钻进高粱地,跨过公路,走到哑巴面前。哑巴盘腿大坐,用一块绿油油的石头磨着一把修长的腰刀。其他队员坐的躺的都有。

父亲对哑巴说:“让你们准备好。”

哑巴斜了父亲一眼,继续磨刀。磨一阵,他撕了几个高粱叶子,把刀口上的石末子擦掉,又拔了一棵细草,试着刀锋。小草一碰上刀刃就悄悄地断了。

父亲又说:“让你们准备好!”

哑巴把腰刀入鞘,放在身旁。他的脸上绽开狰狞的笑容。他抬起一只大手,对着父亲招着。

“唔!唔!”哑巴说。

父亲蹑手蹑脚地走上前,离哑巴一步远停住。哑巴一探身,扯住了父亲的衣襟,用力一带,父亲伏在哑巴怀里。哑巴拧住父亲的耳朵,父亲的嘴咧到了腮上。父亲用勃朗宁手枪,戳着哑巴的脊梁骨。哑巴又按住了父亲的鼻子,用力一揿,父亲的眼泪噗噗冒出。哑巴怪声怪气地笑起来。

散坐在哑巴周围的队员们齐声哄笑。

“像不像余司令?”

“是余司令下的种子。”

“豆官,我想你娘。”

“豆官,我要吃你娘那两个插枣饽饽。”

父亲恼羞成怒,举起手枪,对准那个妄想吃插枣饽饽的就搂了火。勃朗宁手枪里啪嗒一响,子弹没有出膛。

那人脸色灰黄,快速跳起,来夺父亲的手枪。父亲怒火冲天,扑到那人身上,连踢带咬。

哑巴立起来,扯着父亲的脖子用力一摔,父亲的身体离地飘行,下落时砸断了几株高粱。父亲打了一个滚爬起来,破口大骂着,扑到哑巴面前,哑巴唔唔两声。父亲看着他铁青的脸,被镇在那儿。哑巴拿去勃朗宁手枪,拉动枪机,一粒子弹落在他的手里。他捏着子弹头,看着子弹屁股门上被撞针击出的小孔,对着父亲比画了几下。哑巴把枪插到父亲腰里,拍了拍父亲的头。

“你在那边闹什么?”余司令问。

父亲委屈地说:“他们……要和俺娘困觉。”

余司令板着脸,问:“你怎么说?”

父亲抬起胳膊擦擦眼,说:“我给了他一枪!”

“你开枪了?”

“枪没响。”父亲把那粒金灿灿的臭火递给余司令。

余司令接过子弹,看看,轻松地摔出,子弹滑着漂亮的弧线,落到河里。

余司令说:“好样的!枪子儿先向日本人身上打,打完日本人,谁要是再敢说要和你娘困觉,你就对着他的小肚子开枪。别打他的头,也别打他的胸。记住,打他的小肚子。”

父亲伏在余司令身边。他的右边是方家兄弟。大抬杆子架在河堤上,枪口对着石桥。枪口堵着一团破棉絮。抬杆的后部翘出一根引信。方七的身边,放着一把高粱秆芯制成的火绒,有一根正在燃烧。方六身边放着一个药葫芦,一个盛铁豆子的铁盒。

余司令左边是王文义。他双手攥着长筒子鸟枪,身体抖成一团。他的伤耳已经和白布凝结在一起。

太阳一竿子高了,雪白的核心外还镶着一圈浅淡的红。河水亮晶晶,一群野鸭子从高粱上空飞来。盘旋三个圈,大部分斜刺里扑到河滩的草丛中,小部分落到河里,随着河水漂流。河水中的野鸭子身体稳住不动,只把灵活的头颈转来转去。父亲身上暖洋洋的。被露水打湿的衣服彻底干了。又趴了一会,父亲感到有一粒石子硌得胸痛,便起身坐起,头和胸高出堤面。余司令说:“趴下。”父亲又不情愿地趴下。方家老六鼻子里吹出鼾声。余司令抠起一块土坷垃,投到方六的脸上。方六懵懵懂懂地坐起来,打了一个哈欠,挤出两滴细小的泪珠。

“鬼子来了吗?”方六大声说。

“操你亲娘!”余司令说,“不许困觉。”

河南河北寂静无声,宽阔的公路死气沉沉地躺在高粱丛中。河上的大石桥那么漂亮。无边的高粱迎着更高更亮的太阳,脸庞鲜红,不胜娇羞。野鸭子在浅水边,用扁嘴搜索着什么,发出一片呱呱唧唧的响声。父亲的目光停在野鸭子上,研究着它们美丽的羽毛和机灵的眼睛。他端着沉重的勃朗宁手枪,瞄着鸭子平坦的背。他几乎要勾动扳机了。余司令按住他的手,说:“小鳖羔子,你想干什么?”

父亲感到烦躁不安了,公路还是枯死地躺着。高粱更加鲜红。

“冷麻子这个畜生,他要是胆敢耍弄老子!”余司令狠狠地说。河南无声无息,冷支队连个影子都不见。父亲知道鬼子汽车从这儿路过的情报是冷支队长得到的,冷支队长怕一家打不了,才来联合余司令的队伍。

父亲紧张了一会,又渐渐懈怠。他的目光一次又一次地被野鸭子吸引。他想起跟着罗汉大爷打鸭子的事。罗汉大爷有一支鸟枪,乌红的托子,牛皮的枪带。这支鸟枪正被王文义攥着。

父亲的眼里蒙着泪水,但不到流出眶外的数量。就像去年那天一样。在温暖的阳光里,父亲感到有一阵扎人的寒冷在全身扩散。

罗汉大爷和两头骡子一起被鬼子和伪军捉走,奶奶在酒瓮里洗净了满脸的血。奶奶满脸酒香,皮肤赤红,眼皮有些肿,月白色洋布褂子前胸被酒和血渍湿。奶奶伫立在瓮边,凝视着瓮里的酒,酒里映着奶奶的脸。父亲记得,奶奶扑地跪倒,对着酒瓮磕了三个头。然后,她站起来,双手掬起一捧酒喝了。奶奶满脸的红润,都集中到双腮上,额头和下巴却苍白无色。

“跪下!”奶奶命令父亲,“磕头。”

父亲跪下磕头。

“捧一口酒喝!”

父亲捧了酒喝下。

一道道血丝像线一样,垂直地往瓮底下沉着。瓮里飘着一朵小小的白云,并摆着奶奶和父亲的庄严面孔。奶奶两只细长的眼睛里射出灼人的光,父亲不敢看。父亲的心咚咚跳着,又伸出手,从瓮里掬上一捧酒,酒从指缝下落,打破了青天白云大脸小脸。父亲又喝了一口酒,一股血腥味死死粘在舌上。血丝都沉到瓮底,在凸起的瓮底中间集合成一个拳头大小的混浊的团体。父亲和奶奶看了它好久。奶奶拉上瓮盖,从墙角那儿把一扇磨盘滚过来,用力搬起,压在瓮盖上。

“你不要动它!”奶奶说。

父亲看着磨盘凹槽里潮湿的泥土和蠕蠕爬动的灰绿色潮湿虫,惊恐不安地点了点头。

这一夜,父亲躺在他的小床上,听着奶奶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奶奶咯噔咯噔的脚步声和着田野里的高粱,编织着父亲纷乱的梦境。父亲在梦中听到我家那两头秀丽的大黑骡子在鸣叫。

平明时分,父亲醒了一次。他赤着身体跑到院子里去撒尿,见奶奶还立在院子里望着天空发呆。父亲叫了一声娘,奶奶没搭腔。父亲撒完尿,扯着奶奶的手往屋里拉。奶奶软疲疲地随着父亲转身进屋。刚刚进屋,就听到从东南方向传来一阵浪潮般的喧闹,紧接着响了一枪。枪声非常尖锐,像一柄利刃,把挺括的绸缎豁破了。

父亲现在趴的地方,那时候堆满了洁白的石条和石块,一堆堆粗粒黄沙堆在堤上,像一排排大坟。去年初夏的高粱在堤外忧悒沉重地发着呆。被碌碡压倒高粱闪出来的公路轮廓,一直向北方延伸。那时大石桥尚未修建,小木桥被千万只脚步、被千万次骡马蹄铁踩得疲惫不堪、敲得伤痕累累。压断揉烂的高粱流出的青苗味道,被夜雾浸淫,在清晨更加浓烈。遍野的高粱都在痛哭。父亲和奶奶听到那声枪响不久,就和村里的若干老弱妇孺被日本兵驱赶到这里。那时候日头刚刚升上高粱梢头,父亲和奶奶与一群百姓站在河南岸路西边,脚下踩着高粱残骸。父亲们看着那个牛棚马圈般的巨大栅栏,一大群衣衫褴褛的民夫缩在栅栏外。后来,两个伪军又把这群民夫赶到路西边,与父亲他们相挨着,形成了另一个人团。在父亲们和民夫们的面前,就是后来令人失色的拴骡马的地方。人们枯枯地立着,不知过了多久,终于看到,一个肩上佩着两块红布、胯上挂着一柄拖地钢刀、牵着一匹狼狗、戴着两只白手套、面孔清癯的日本官儿从帐篷那边走过来。在他的身后,狼狗垂着鲜艳的舌头,在狼狗身后,两个伪军抬着一具硬邦邦的日本兵尸体,两个日本兵在最后,押着被两个伪军架着的血肉模糊的罗汉大爷。父亲使劲往奶奶身上靠,奶奶揽住了父亲。

日本官儿牵着狗停在骡马场附近的空地上。五十多只白鸟从墨水河道里扑棱棱飞出来,飞经人群上方青蓝蓝的天,又拐弯向东,飞向那个金子般的太阳。父亲看到骡马场上那些蓬毛垢面的牲畜,看到了躺在地上的我家那两头大黑骡子。一头骡子死了,它头上还斜立着那根铁锹。黑血把地上的碎高粱,把骡子光洁的脸,都弄得肮脏不堪。另一头骡子坐在地上,血糊糊的尾巴拂着大地,两腹厚皮抖得索索有声。两个时开时合的鼻孔里,吹出口哨一样的响声。父亲不知道自己多么喜爱这两头黑骡子。奶奶挺胸昂首骑在骡背上,父亲坐在奶奶怀里,骡子驮着母子俩,在高粱夹峙下的土路上奔驰,骡子跑得前仰后合,父亲和奶奶被颠得上蹿下跳。细细的骡腿腾起一路烟尘。父亲兴奋得吱哇乱叫。稀稀疏疏的农人,立在高粱地边上,手扶锄头或是别的什么农具,盯着高粱作坊女掌柜艳丽的粉脸,满脸嫉妒仇恨。我家那两头大黑骡子,一头倒在地上死了,嘴唇咧开,一排雪白的长方形大牙齿啃着地。另一头坐着,比死了还难受。父亲对奶奶说:“娘,咱的骡子。”奶奶伸手捂住父亲的嘴。

日本兵的尸体停放在拄刀牵狗而立的日本官面前。两个伪军拖着血肉模糊的罗汉大爷向一根拴马高桩走。父亲并没有立刻认出罗汉大爷。父亲看到了一个被打烂了的人形怪物。他被架着,一颗头忽而歪向左,忽而歪向右,头顶上的血嘎痂像落水的河滩上沉淀下那层光滑的泥,又遭阳光曝晒,皱了边儿,裂了纹儿。他的双脚划着地面,在地上划出一些曲曲折折的花纹。人群悄悄地聚缩。父亲感到奶奶的手牢牢捏住他的肩膀。所有的人都变矮了,有的面如黄土,有的面如黑土。一时间鸦雀无声,听得清那条大狼狗哈嗒哈嗒的喘气声,那个牵狼狗的日本官儿放了一个嘹亮的屁。父亲看到伪军把那个人形怪物拖到一根高高的拴马桩前,一松手,怪物就像一堆剔了骨的肉瘫在地上。

父亲惊叫了一声:“罗汉大爷!”

奶奶又捂住了父亲的嘴。

罗汉大爷在马桩下慢慢动着,先把屁股高高地撅起来。造了一个拱桥形状,又双膝跪地,双手按地,竖起了头。他的脸肿胀得透亮,双眼成了两条细缝,两道深绿色的光线,从他的眼缝里射出。父亲正对着罗汉大爷,他相信罗汉大爷一定看到了自己。他的脸膛上的器官砰砰啪啪地碰撞着,他说不出是惊恐还是愤怒,他想用力嚎叫,但嘴巴被奶奶的手掌牢牢地捂住了。

牵狗的日本官儿对着人群喊了一阵,一个留着小平头的中国人,把日本官儿的话翻给大家听。

翻译说着话,我父亲没听全。他被我奶奶捂住嘴巴,憋得眼冒金花,耳朵嗡嗡响。

两个黑衣中国人把罗汉大爷剥得一丝不挂,拴在木桩上。鬼子官儿挥挥手,又有两个黑衣人把我们村的也是高密东北乡有名的杀猪匠孙五,从木栅栏里,推推搡搡地押过来。

孙五个子矮小,浑身是肉,腆着肚子,头上无毛,脸色通红,一双小眼间距很小,深陷在鼻子两侧。他左手提着一把尖刀,右手提着一桶净水,哆哆嗦嗦地走到罗汉大爷面前。

翻译官说:“太君说,让你好好剥,剥不好就让狼狗开了你的膛。”

孙五喏喏连声,眼皮紧急眨动。他用口叼着刀,提起水桶,从罗汉大爷头上浇下去。罗汉大爷被冷水一激,头猛然抬起,血水顺着他的脸、脖子,混浊地流到脚跟。一个监工从河里又提来一桶水,孙五用一块破布蘸着水,把罗汉大爷擦洗得干干净净。孙五擦净着罗汉大爷,屁股扭动着,说:“大哥……”

罗汉大爷说:“兄弟,一刀捅了我吧,黄泉之下不忘你的恩德。”

日本官儿吼叫一声。

翻译说:“快点动手!”

孙五脸色一变,伸出粗短的手指,捏住大爷的耳朵,说:“大哥,兄弟没法子……”

父亲看到孙五的刀子在大爷的耳朵上像锯木头一样锯着。罗汉大爷狂呼不止,一股焦黄的尿水从两腿间一蹿一蹿地滋出来。父亲的腿瑟瑟颤抖。走过一个端着白瓷盘的日本兵,站在孙五身旁,孙五把罗汉大爷那只肥硕敦厚的耳朵放在白瓷盘里。孙五又割掉罗汉大爷另一只耳朵放进瓷盘。父亲看到罗汉大爷那两只耳朵在瓷盘里活泼地跳动,打得瓷盘叮咚叮咚响。

日本兵托着瓷盘,从民夫面前,从男女老幼面前慢慢走过。父亲看到罗汉大爷的耳朵苍白美丽,瓷盘的响声更加强烈。

日本兵把耳朵端到日本官儿面前,军官点点头。日本兵把瓷盘放在日本兵的尸体旁,静默片刻,又端起来,放到狼狗嘴下。

狼狗收起舌头,用尖尖的、乌黑的鼻子去嗅那两只耳朵。它摇摇头,又吐出舌头,蹲坐起来。

翻译对孙五说:“喂,再割!”

孙五在原地转着圈,嘴里咕咕噜噜地说着什么,父亲看到他满脸油汗,眼睛眨得像鸡啄米一样迅速。

罗汉大爷的双耳底根上,只流了几滴血,罗汉大爷双耳一去,整个头部变得非常简洁。

鬼子军官又吼了一声。

翻译说:“快点割!”

孙五弯下腰,把罗汉大爷的男性器官一刀旋下来,放进日本兵托着的瓷盘里。日本兵两根胳膊僵硬地伸着,两眼平视,像木偶一样从人群前走过。父亲觉得奶奶冰冷的手指几乎抠进自己肩头肉里。

日本兵把瓷盘放到狼狗嘴下,狼狗咬了两口,又吐出来。

罗汉大爷凄厉地大叫着,瘦骨嶙嶙的身体在拴马桩上激烈扭动。

孙五扔下刀子,跪在地上,号啕大哭。

日本官儿把皮带一松,狼狗扑上来,两只前爪按着孙五的肩头,一嘴利齿在孙五面前晃。孙五躺在地上,双手捂住脸。

日本官打一个呼哨,狼狗拖着皮带颠颠地跑回去。

翻译官说:“快剥!”

孙五爬起来,捏着刀子,一高一低地走到罗汉大爷面前。

罗汉大爷破口大骂,所有的人在罗汉大爷的骂声中昂起了头。

孙五说:“大哥……大哥……你忍着点吧……”

罗汉大爷把一口血痰吐到孙五脸上。

“剥吧,操你祖宗,剥吧!”

孙五操着刀,从罗汉大爷头顶上外翻着的伤口剥起,一刀刀细索索发响。他剥得非常仔细。罗汉大爷的头皮褪下。露出了青紫的眼珠。露出了一棱棱的肉……

父亲对我说,罗汉大爷脸皮被剥掉后,不成形状的嘴里还呜呜噜噜地响着,一串一串鲜红的小血珠从他的酱色的头皮上往下流。孙五已经不像人,他的刀法是那么精细,把一张皮剥得完整无缺。罗汉大爷被剥成一个肉核后,肚子里的肠子蠢蠢欲动,一群群葱绿的苍蝇漫天飞舞。人群里的女人们全都跪到地上,哭声震野。当天夜里,天降大雨,把骡马场上的血迹冲洗得干干净净,罗汉大爷的尸体和皮肤无影无踪。村里流传着罗汉大爷尸体失踪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一代传一代,竟成了一个美丽的神话故事。

“他要是胆敢耍弄老子,我拧下他的脑袋做尿壶!”太阳越升越小,发出白炽的光线,高粱上的露水稀了,野鸭子飞走了一批,又飞来一批。冷支队的人还没到,公路上除了偶尔窜过野兔外,再无一个活物。后来又鬼鬼祟祟地跳出来一只火红的狐狸。余司令骂完冷支队长,喊一声:“喂,都起来吧,八成是上了冷麻子这个狗娘养的当啦。”

队员们早就趴累了,巴不得这声喊。司令一声令下,都应声爬起,有的坐在河堤上,嚓嚓地打火吸烟,有的站在河堤上,用力往堤下撒尿。

父亲跳上河堤后,还在想着去年的一些情景,罗汉大爷被剥皮后的头颅在他眼前不停地晃动。野鸭子被突然冒出来的人群惊吓,齐飞起,又陆续落到不远处的河滩上,蹒蹒跚跚地行走,翠绿的鸭羽和黄褐的鸭羽在草丛中闪烁。

哑巴提着他的腰刀和老汉阳步枪,来到余司令面前。他面色沮丧,眼珠子发直。抬手指太阳,太阳已东南晌;低手指公路,公路空荡荡;哑巴指指肚子,嗷嗷地叫着,挥动着胳膊,对准村庄的方向。余司令沉思片刻,对路西边的人喊:“都过来!”

队员们跨过公路,聚到河堤上。

余司令说:“弟兄们,冷麻子要是敢耍弄咱,我就去把他的脑袋揪来!天还没晌呢,咱再等一会,等到了晌午头,汽车还不来,咱就直奔谭家洼,跟冷麻子算账。大家先到高粱地里歇着去,我让豆官回去催饭。豆官!”

父亲仰脸看着余司令。

余司令说:“回家告诉你娘,让她找人擀拤饼。正晌午时,一定送到,让你娘亲自来送。”

我父亲点点头,提一把裤子,插好勃朗宁手枪,飞快地跑下河堤,沿着公路往北跑了一小段,就一头钻进了高粱地,向着西北方向,哧哧溜溜地游动。父亲在海水一样的高粱地里,碰到了几个长方形的骡马头骨。他用脚踢了一下,从骷髅里跳出了两只短尾巴的、毛茸茸的田鼠,并不怎么吃惊地望他一会,又钻进骷髅里去。父亲又想起了我家那两头大黑骡子,想起了公路修成后很久了,每逢刮东南风,村子里还能闻到刺鼻的尸臭。墨水河里,去年曾经泡胀沤烂了几十具骡马的尸体。它们就停泊在河边的生满杂草的浅水里,肚子着了阳光,胀到极点,便迸然炸裂,华丽的肠子,像花朵一样溢出来,一道道暗绿色的汁液,慢慢地随河水流走了。

我奶奶刚满十六岁时,就由她的父亲做主,嫁给了高密东北乡有名的财主单廷秀的独生子单扁郎。单家开着烧酒锅,以廉价高粱为原料酿造优质白酒,方圆百里都有名。东北乡地势低洼,往往秋水泛滥,高粱高秆防涝,被广泛种植,年年丰产。单家利用廉价原料酿酒牟利,富甲一方。我奶奶能嫁给单扁郎,是我外曾祖父的荣耀。当时,多少人家都渴望着和单家攀亲,尽管风传着单扁郎早就染上了麻风病。单廷秀是个干干巴巴的小老头,脑后翘着一支枯干的小辫子。他家里金钱满柜,却穿得破衣烂袄,腰里常常扎一条草绳。奶奶嫁到单家,其实也是天意。那天,我奶奶在秋千架旁与一些尖足长辫的大闺女耍笑游戏,那天是清明节,桃红柳绿,细雨霏霏,人面桃花,女儿解放。奶奶那年身高一米六零,体重六十公斤,上穿碎花洋布褂子,下穿绿色缎裤,脚脖子上扎着深红色的绸带子。由于下小雨,奶奶穿了一双用桐油浸泡过十几遍的绣花油鞋,一走克啷克啷地响。奶奶脑后垂着一根油光光的大辫子,脖子上挂着一个沉甸甸的银锁——我外曾祖父是个打造银器的小匠人。外曾祖母是个破落地主的女儿,知道小脚对于女人的重要意义。奶奶不到六岁就开始缠脚,日日加紧。一根裹脚布,长一丈余,外曾祖母用它,勒断了奶奶的脚骨,把八个脚趾,折断在脚底,真惨!我的母亲也是小脚,我每次看到她的脚,就心中难过,就恨不得高呼:打倒封建主义!人脚自由万岁!奶奶受尽苦难,终于裹就一双三寸金莲。十六岁那年,奶奶已经出落得丰满秀丽,走起路来双臂挥舞,身腰扭动,好似风中招飐的杨柳。单廷秀那天撅着粪筐子到我外曾祖父村里转圈,从众多的花朵中,一眼看中了我奶奶。三个月后,一乘花轿就把我奶奶抬走了。

奶奶坐在憋闷的花轿里,头晕眼眩。罩头的红布把她的双眼遮住,红布上散着一股强烈的霉馊味。她抬起手,掀起红布——外祖母曾千叮咛万嘱咐,不许她自己揭动罩头红布——一只沉甸甸的绞丝银镯子滑到小臂上,奶奶看着镯子上的蛇形花纹,心里纷乱如麻。温暖的熏风吹拂着狭窄的土路两侧翠绿的高粱。高粱地里传来鸽子咕咕咕咕的叫声。刚秀出来的银灰色的高粱穗子飞扬着清淡的花粉。迎着她的面的轿帘上,刺绣着龙凤图案,轿帘上的红布因轿子经年赁出,已经黯然失色,正中间油渍了一大片。夏末秋初,阳光茂盛,轿夫们轻捷的运动使轿子颤颤悠悠,拴轿杆的生牛皮吱吱地响,轿帘轻轻掀动,把一缕缕的光明和比较清凉的风闪进轿里来。奶奶浑身流汗,心跳如鼓,听着轿夫们均匀的脚步声和粗重的喘息声,脑海里交替着出现卵石般的光滑寒冷和辣椒般的粗糙灼热。

自从奶奶被单廷秀看中后,不知有多少人向外曾祖父和外曾祖母道过喜。奶奶虽然想过上马金下马银的好日子,但更盼着有一个识文解字、眉清目秀、知冷知热的好女婿。奶奶在闺中刺绣嫁衣,绣出了我未来的爷爷的一幅幅精美的图画。她曾经盼望着早日成婚,但从女伴的话语中隐隐约约听到单家公子是个麻风病患者,奶奶的心凉了,奶奶向她的父母诉说着心中的忧虑。外曾祖父遮遮掩掩不回答,外曾祖母把奶奶的女伴们痛骂一顿,其意大概是说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之类。外曾祖父后来又说单家公子饱读诗书,足不出户,白白净净,一表人才。奶奶恍恍惚惚,不知真假,心想着天下没有狠心的爹娘,也许女伴真是瞎说。奶奶又开始盼望早日完婚。奶奶丰腴的青春年华辐射着强烈的焦虑和淡淡的孤寂,她渴望着躺在一个伟岸的男子怀抱里缓解焦虑消除孤寂。婚期终于到了,奶奶被装进了这乘四人大轿,大喇叭小唢呐在轿前轿后吹得凄凄惨惨,奶奶止不住泪流面颊。轿子起行,忽悠悠似腾云驾雾,偷懒吹鼓手在出村不远处就停止了吹奏,轿夫们的脚下也快起来。高粱的味道深入人心。高粱地里的奇鸟珍禽高鸣低啭。在一线一线阳光射进昏暗的轿内时,奶奶心中丈夫的形象也渐渐清晰起来。她的心像被针锥扎着,疼痛深刻有力。

“老天爷,保佑我吧!”奶奶心中的祷语把她的芳唇冲动。奶奶的唇上有一层纤弱的茸毛,奶奶鲜嫩茂盛,水分充足。她出口的细语被厚重的轿壁和轿帘吸收得干干净净。她一把撕下那块酸溜溜的罩头布,放在膝上。奶奶按着出嫁的传统,大热的天气,也穿着三表新的棉袄棉裤。花轿里破破烂烂,肮脏污浊。它像具棺材,不知装过了多少个必定成为死尸的新娘。轿壁上衬里的黄缎子脏得流油,五只苍蝇有三只在奶奶头上嗡嗡地飞翔,有两只伏在轿帘上,用棒状的黑腿擦着明亮的眼睛。奶奶受闷不过,悄悄地伸出笋尖状的脚,把轿帘顶开一条缝。偷偷地往外看。她看到轿夫们肥大的黑色衫绸裤里依稀可辨的、优美颀长的腿,和穿着双鼻梁麻鞋的肥大的脚。轿夫的脚踏起一股股噗噗作响的尘土。奶奶猜想着轿夫粗壮的上身,忍不住把脚尖上移,身体前倾。她看到了光滑的紫槐木轿杆和轿夫宽阔的肩膀。道路两边,板块般的高粱坚固凝滞,连成一体,拥拥挤挤,彼此打量,灰绿色的高粱穗子睡眼未开,这一穗与那一穗根本无法区别,高粱永无尽头,仿佛潺潺流动的河流。道路有时十分狭窄,沾满蚜虫分泌物的高粱叶子擦得轿子两侧沙沙地响。

轿夫身上散发出汗酸味,奶奶有点痴迷地呼吸着这男人的气味,她老人家心中肯定漾起一圈圈春情波澜。轿夫抬轿从街上走,迈的都是八字步,号称“踩街”,这一方面是为讨主家欢喜,多得些赏钱;另一方面,是为了显示一种优雅的职业风度。踩街时,步履不齐的不是好汉,手扶轿杆的不是好汉,够格的轿夫都是双手卡腰,步调一致,轿子颠动的节奏要和上吹鼓手们吹出的凄美音乐,让所有的人都能体会到任何幸福后面都隐藏着等量的痛苦。轿子走到平川旷野,轿夫们便撒了野,这一是为了赶路,二是要折腾一下新娘。有的新娘,被轿子颠得大声呕吐,脏物吐满锦衣绣鞋;轿夫们在新娘的呕吐声中,获得一种发泄的快乐。这些年轻力壮的男子,为别人抬去洞房里的牺牲,心里一定不是滋味,所以他们要折腾新娘。

那天抬着我奶奶的四个轿夫中,有一个成了我的爷爷——他就是余占鳌司令。那时候他二十啷当岁,是东北乡打棺抬轿这行当里的佼佼者——我爷爷辈的好汉们,都有高密东北乡人高粱般鲜明的性格,非我们这些孱弱的后辈能比——当时的规矩,轿夫们在路上开新娘子的玩笑,如同烧酒锅上的伙计们喝烧酒,是天经地义的事,天王老子的新娘他们也敢折腾。

高粱叶子把轿子磨得嚓嚓响,高粱深处,突然传来一阵悠扬的哭声,打破了道路上的单调。哭声与吹鼓手们吹出的曲调十分相似。奶奶想到乐曲,就想到那些凄凉的乐器一定在吹鼓手们手里提着。奶奶用脚撑着轿帘能看到一个轿夫被汗水溻湿的腰,奶奶更多地是看到自己穿着大红绣花鞋的脚,它尖尖瘦瘦,带着凄艳的表情,从外面投进来的光明罩住了它们。它们像两枚莲花瓣,它们更像两条小金鱼埋伏在澄清的水底。两滴高粱米粒般晶莹微红的细小泪珠跳出奶奶的睫毛,流过面颊,流到嘴角。奶奶心里又悲又苦,往常描绘好的,与戏台上人物同等模样,峨冠博带、儒雅风流的丈夫形象在泪眼里先模糊后幻灭。奶奶恐怖地看到单家扁郎那张开花绽彩的麻风病人脸,奶奶透心地冰冷。奶奶想这一双娇娇金莲,这一张桃腮杏脸,千般的温存,万种的风流,难道真要由一个麻风病人去消受?与其那样,还不如一死了之。高粱地里悠长的哭声里,夹杂着疙疙瘩瘩的字眼:青天哟——蓝天哟——花花绿绿的天哟——棒槌哟亲哥哟你死了——可就塌了妹妹的天哟——我不得不告诉您,我们高密东北乡女人哭丧跟唱歌一样优美。民国元年,曲阜县孔夫子家的“哭丧户”专程前来学习过哭腔。大喜的日子里碰上女人哭亡夫,奶奶感到这是不祥之兆,已经沉重的心情更加沉重。这时,有一个轿夫开口说话:“轿上的小娘子,跟哥哥们说几句话呀!远远的路程,闷得慌。”

奶奶赶紧拿起红布,蒙到头上,顶着轿帘的脚尖也悄悄收回,轿里又是一团漆黑。

“唱个曲儿给哥哥们听,哥哥抬着你哩!”

吹鼓手如梦方醒,在轿后猛地吹响了大喇叭,大喇叭说:

“咚——咚——”

“猛捅——猛捅——”轿前有人模仿着喇叭声说,前前后后响起一阵粗野的笑声。奶奶身上汗水淋漓。临上轿前,外曾祖母反复叮咛过她,在路上,千万不要跟轿夫们磨牙斗嘴。轿夫,吹鼓手,都是下九流,奸刁古怪,什么样的坏事都干得出来。

轿夫们用力把轿子抖起来,奶奶的屁股坐不安稳,双手抓住座板。

“不吱声?颠!颠不出她的话就颠出她的尿!”

轿子已经像风浪中的小船了,奶奶死劲抓住座板,腹中翻腾着早晨吃下的两个鸡蛋,苍蝇在她耳畔嗡嗡地飞,她的喉咙紧张,蛋腥味冲到口腔,她咬住嘴唇。不能吐,不能吐!奶奶命令着自己,不能吐啊,凤莲,人家说吐在轿里是最大的不吉利,吐了轿子一辈子没好运……

轿夫们的话更加粗野了,他们有的骂我外曾祖父是个见钱眼开的小人,有的说鲜花插到牛粪上,有的说单扁郎是个流白脓淌黄水的麻风病人。他们说站在单家院子外,就能闻到一股烂肉臭味,单家的院子里,飞舞着成群结队的绿头苍蝇……

“小娘子,你可不能让单扁郎沾身啊,沾了身,你也烂啦!”

大喇叭小唢呐呜呜咽咽地吹着,那股蛋腥味更加强烈,奶奶牙齿紧咬嘴唇,咽喉里像有只拳头在打击,她忍不住了,一张嘴,一股奔突的脏物蹿出来,涂在了轿帘上,五只苍蝇像子弹一样射到呕吐物上。

“吐啦吐啦,颠呀!”轿夫们狂喊着,“颠呀,早晚颠得她开口说话。”

“大哥哥们……饶了我吧……”奶奶在呃嗝中,痛不欲生地说着,说完了,便放声大哭起来。奶奶觉得委屈,奶奶觉得前途险恶,终生难逃苦海。爹呀,娘呀,贪财的爹,狠心的娘,你们把我毁了。

奶奶放声大哭,高粱深径震动,轿夫们不再狂颠,推波助澜、兴风作浪的吹鼓手们也停嘴不吹。只剩下奶奶的呜咽,又和进了一支悲泣的小唢呐,唢呐的哭泣声比所有的女人哭泣都优美。奶奶在唢呐声中停住哭,像聆听天籁一般,听着这似乎从天国传来的音乐。奶奶粉面凋零,珠泪点点,从悲婉的曲调里,她听到了死的声音,嗅到了死的气息,看到了死神的高粱般深红的嘴唇和玉米般金黄的笑脸。

轿夫们沉默无言,步履沉重。轿里牺牲的哽咽和轿后唢呐的伴奏,使他们心中萍翻桨乱,雨打魂幡。走在高粱小径上的,已不像迎亲的队伍,倒像送葬的仪仗。在奶奶脚前的那个轿夫——我后来的爷爷余占鳌,他的心里,有一种不寻常的预感,像熊熊燃烧的火焰一样,把他未来的道路照亮了。奶奶的哭声,唤起他心底早就蕴藏着的怜爱之情。

轿夫们中途小憩,花轿落地。奶奶哭得昏昏沉沉,不觉得把一只小脚露到了轿外。轿夫们看着这玲珑的、美丽无比的小脚,一时都忘魂落魄。余占鳌走过来,弯腰,轻轻地、轻轻地握住奶奶那只小脚,像握着一只羽毛未丰的鸟雏,轻轻地送回轿内。奶奶在轿内,被这温柔感动,她非常想撩开轿帘,看看这个生着一只温暖的年轻大手的轿夫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想,千里姻缘一线牵,一生的情缘,都是天凑地合,是毫无挑剔的真理。余占鳌就是因为握了一下我奶奶的脚唤醒了他心中伟大的创造新生活的灵感,从此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也彻底改变了我奶奶的一生。

花轿又起行,喇叭吹出一个猿啼般的长音,便无声无息。起风了,东北风,天上云朵麇集,遮住了阳光,轿子里更加昏暗。奶奶听到风吹高粱,哗哗哗啦啦啦,一浪赶着一浪,响到远方。奶奶听到东北方向有隆隆雷声响起。轿夫们加快了步伐。轿子离单家还有多远,奶奶不知道,她如同一只被绑的羔羊,愈近死期,心里愈平静。奶奶胸口里,揣着一把锋利的剪刀,它可能是为单扁郎准备的,也可能是为自己准备的。

奶奶的花轿行走到蛤蟆坑被劫的事,在我的家族的传说中占有一个显要的位置。蛤蟆坑是大洼子里的大洼子,土壤尤其肥沃,水分尤其充足,高粱尤其茂密。奶奶的花轿行到这里,东北天空抖着一个血红的闪电,一道残缺的杏黄色阳光,从浓云中,嘶叫着射向道路。轿夫们气喘吁吁,热汗涔涔。走进蛤蟆坑,空气沉重,路边的高粱乌黑发亮,深不见底,路上的野草杂花几乎长死了路。有那么多的矢车菊,在杂草中高扬着细长的茎,开着紫、蓝、粉、白四色花。高粱深处,蛤蟆的叫声忧伤,蝈蝈的唧唧凄凉,狐狸的哀鸣悠怅。奶奶在轿里,突然感到一阵寒冷袭来,皮肤上凸起一层细小的鸡皮疙瘩。奶奶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一回事,就听到轿前有人高叫一声:

“留下买路钱!”

奶奶心里咯噔一声,不知忧喜,老天,碰上吃拤饼的了!

高密东北乡土匪如毛,他们在高粱地里鱼儿般出没无常,结帮拉伙,拉骡绑票,坏事干尽,好事做绝。如果肚子饿了,就抓两个人,扣一个,放一个,让被放的人回村报信,送来多少张卷着鸡蛋大葱一把粗细的两拃多长的大饼。吃大饼时要用双手拤住往嘴里塞,故曰“拤饼”。

“留下买路钱!”那个吃拤饼的人大吼着。轿夫们停住,呆呆地看着劈腿横在路当中的劫路人。那人身材不高,脸上涂着黑墨,头戴一顶高粱篾片编成的斗笠,身披一件大蓑衣,蓑衣敞着,露出密扣黑衣和拦腰扎着的宽腰带。腰里别着一件用红绸布包起的鼓鼓囊囊的东西。那人用一只手按着那布包。

奶奶在一转念间,感到什么事情也不可怕了,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她掀起轿帘,看着那个吃拤饼的人。

那人又喊:“留下买路钱!要不我就崩了你们!”他拍了拍腰里那件红布包裹着的家伙。

吹鼓手们从腰里摸出外曾祖父赏给他们的一串串铜钱,扔到那人脚前。轿夫放下轿子,也把新得的铜钱掏出,扔下。

那人把钱串子用脚踢拢成堆,眼睛死死地盯着坐在花轿里的我奶奶。

“你们,都给我滚到轿子后边去,要不我就开枪啦!”他用手拍拍腰里别着的家伙大声喊叫。

轿夫们慢慢吞吞地走到轿后。余占鳌走在最后,他猛回转身,双目直逼吃拤饼的人。那人瞬间动容变色,手紧紧捂住腰里的红布包,尖叫着:“不许回头,再回头我就毙了你!”

劫路人按着腰中家伙,脚不离地蹭到轿子前伸手捏捏奶奶的脚。奶奶粲然一笑,那人的手像烫了似的紧身缩回去。

“下轿,跟我走!”他说。

奶奶端坐不动,脸上的笑容凝固了一样。

“下轿!”

奶奶欠起身,大大方方地跨过轿杆,站在烂漫的矢车菊里。奶奶右眼看着吃拤饼的人,左眼看着轿夫和吹鼓手。

“往高粱地里走!”劫路人按着腰里用红布包着的家伙说。

奶奶舒适地站着,云中的闪电带着铜音嗡嗡抖动,奶奶脸上粲然的笑容被分裂成无数断断续续的碎片。

劫路人催逼着奶奶往高粱地里走,他的手始终按着腰里的家伙。奶奶用亢奋的眼睛,看着余占鳌。

余占鳌对着劫路人笔直地走过去,他薄薄的嘴唇绷成一条刚毅的直线,两个嘴角一个上翘,一个下垂。

“站住!”劫路人有气无力地喊着,“再走一步我就开枪!”他的手按在腰里用红布包裹着的家伙上。

余占鳌平静地对着吃拤饼的人走,他前进一步,吃拤饼者就缩一点。吃拤饼的人眼里跳出绿火花,一行行雪白的清明汗珠从他脸上惊惶地流出来。当余占鳌离他三步远时,他惭愧地叫了一声,转身就跑。余占鳌飞身上前,对准他的屁股,轻捷地踢了一脚。劫路人的身体贴着杂草梢头,蹭着矢车菊花朵,平行着飞出去,他的手脚在低空中像天真的婴孩一样抓挠着,最后落到高粱棵子里。

“爷们,饶命吧!小人家中有八十岁的老母,不得已才吃这碗饭。”劫路人在余占鳌手下熟练地叫着。余占鳌抓着他的后颈皮,把他提到轿子前,用力摔在路上,对准他吵嚷不休的嘴巴踢了一脚。劫路人一声惨叫,半截吐出口外,半截咽到肚里,血从他鼻子里流出来。

余占鳌弯腰,把劫路人腰里那家伙拔出来,抖掉红布,露出一个弯弯曲曲的小树疙瘩,众人嗟叹不止。

那人跪在地上,连连磕头求饶。余占鳌说:“劫路的都说家里有八十岁的老母。”他退到一边,看着轿夫和吹鼓手,像狗群里的领袖看着群狗。

轿夫吹鼓手们发声喊,一拥而上,围成一个圆圈,对准劫路人,花拳绣腿齐施展。起初还能听到劫路人尖厉的哭叫声,一会儿就听不见了。奶奶站在路边,听着七零八落的打击肉体的沉闷声响,对着余占鳌顿眸一瞥,然后仰面看着天边的闪电,脸上凝固着的,仍然是那种粲然的、黄金一般高贵辉煌的笑容。

一个吹鼓手挥动起大喇叭,在劫路者的当头心儿里猛劈了一下,喇叭的圆刃劈进颅骨里去,费了好大劲才拔出。劫路人肚子里咕噜一声响,痉挛的身体舒展开来,软软地躺在地上。一线红白相间的液体,从那道深刻的裂缝里慢慢地挤出来。

“死了?”吹鼓手提着打瘪了的喇叭说。

“打死了,这东西,这么不禁打!”

轿夫吹鼓手们俱神色惨淡,显得惶惶不安。

余占鳌看看死人,又看看活人,一语不发。他从高粱上撕下一把叶子,把轿子里奶奶呕吐出的脏物擦掉,又举起那块树疙瘩看看,把红布往树疙瘩上缠几下,用力摔出,飞行中树疙瘩抢先,红包布落后,像一只赤红的大蝶,落到绿高粱上。

余占鳌把奶奶扶上轿说:“上来雨了,快赶!”

奶奶撕下轿帘,塞到轿子角落里,她呼吸着自由的空气,看着余占鳌的宽肩细腰。他离着轿子那么近,奶奶只要一跷脚,就能踢到他青白色的结实头皮。

风利飕有力,高粱前推后拥,一波一波地动,路一侧的高粱把头伸到路当中,向着我奶奶弯腰致敬。轿夫们飞马流星,轿子出奇地平稳,像浪尖上飞快滑动的小船。蛙类们兴奋地鸣叫着,迎接着即将来临的盛夏的暴雨。低垂的天幕,阴沉地注视着银灰色的高粱脸庞,一道压一道的血红闪电在高粱头上裂开,雷声强大,震动耳膜。奶奶心中亢奋,无畏地注视着黑色的风掀起的绿色的浪潮,云声像推磨一样旋转着过来,风向变幻不定,高粱四面摇摆,田野凌乱不堪。最先一批凶狠的雨点打得高粱颤抖,打得野草觳觫,打得道上的细土凝聚成团后又立即迸裂,打得轿顶啪啪响。雨点打在奶奶的绣花鞋上,打在余占鳌的头上,斜射到奶奶的脸上。

余占鳌他们像兔子一样疾跑,还是未能躲过这场午前的雷阵雨。雨打倒了无数的高粱,雨在田野里狂欢,蛤蟆躲在高粱根下,哈嗒哈嗒地抖着颌下雪白的皮肤,狐狸蹲在幽暗的洞里,看着从高粱上飞溅而下的细小水珠,道路很快就泥泞不堪,杂草伏地,矢车菊清醒地擎着湿漉漉的头。轿夫们肥大的黑裤子紧贴在肉上,人们都变得苗条流畅。余占鳌的头皮被冲刷得光洁明媚,像奶奶眼中的一颗圆月。雨水把奶奶的衣服也打湿了,她本来可以挂上轿帘遮挡雨水,她没有挂,她不想挂,奶奶通过敞亮的轿门,看到了纷乱不安的宏大世界。

父亲分拨着高粱,向着西北方向,我们的村庄,飞快地钻。人脚獾沿着高粱垄沟笨拙地逃窜,父亲顾不上理它。父亲上了那条土路,没了高粱的羁绊,跑得像野兔一样快,沉重的勃郎宁手枪把他的红布腰带坠成一牙残月。手枪颠打着他的胯骨,在麻辣的痛楚中,父亲觉得自己成了举刀跃马的男子汉。村庄遥遥在望,村头那棵郁郁青青已逾百年的白果树,严肃地迎接着父亲。父亲把枪拔出,举在手里,边跑,边瞄着天空中滑来滑去的优雅的鸟影。

街道上空无一人,不知谁家的一条瘸腿瞎眼的毛驴,拴在一堵灰泥剥落的土墙边上,毛驴垂头而立,一动不动。露天的石碾上,落着两只深蓝色的乌鸦。村里的人,都集中在我家烧酒作坊前一个土场上。这场上曾经铺红叠丹,堆满了我家收购的红高粱。那时候奶奶常常手持白尾拂尘,跚跚移动着小脚,看着我家醉醺醺的伙计用木斗收购高粱,奶奶的脸上染着灿烂的朝霞。场上的人都面向东南方向,听着随时可能传来的枪响。一些和我父亲年龄相仿的顽童,虽然手脚发痒,但也不敢打闹。

父亲和去年用杀猪刀把罗汉大爷零割活剥了的孙五从两个方向跑到场内。孙五干了那事后,就精神错乱,手舞足蹈,眼睛笔直,腮上肉跳,胡言乱语,口吐白沫,扑地跪倒,喊着:“大哥大哥大哥,太君让我干,我不敢不干……你死后升了天,骑白马,佩雕鞍,穿蟒袍,坠金鞭……”村里人见他这样,也就把恨他的心淡了。孙五疯了几个月,又添了新症候:他在一阵喊叫之后,突然口眼斜,鼻涕口水淋淋漓漓,话也说不清了。村里人说这是上天报应。

父亲手提勃朗宁,气喘吁吁,一头皮高粱上的白粉红尘。孙五衣衫成缕,大肚子上布满皱纹,左腿棒硬右腿软弱,蹦跶进场子,没人理他。人们都看我英气勃勃的父亲。

奶奶走到父亲面前。奶奶刚过三十岁,扎着盘头髻,刘海五绺,像稀疏的珠帘遮着光洁的额头。奶奶的眼睛里永远秋水汪汪,有人说是被高粱酒熏的。十五年风雨狂心魂激荡,我奶奶由黄花姑娘变成了风流少妇。

奶奶问:“怎么啦?”

父亲呼呼喘着气,把勃朗宁手枪插进腰带。

“鬼子没来?”奶奶问。

父亲说:“冷支队,狗娘养的,我们饶不了他!”

“怎么回事?”奶奶问。

父亲说:“擀拤饼。”

“没听到打呀!”奶奶说。

父亲说:“擀拤饼,多卷鸡蛋大葱。”

奶奶问:“鬼子没有来?”

“余司令让擀拤饼,要你亲自送去!”

奶奶说:“乡亲们,回去凑面擀拤饼吧。”

父亲转身要跑,被奶奶伸手拉住,奶奶说:“豆官,告诉娘,冷支队是怎么回事?”

父亲挣开奶奶的手,气汹汹地说:“冷支队没见影,余司令饶不了他们。”

父亲跑了。奶奶追着父亲瘦小的身影,叹了一口气。空阔的场上,孙五歪立着,僵着眼望着奶奶,他的手比画着,口水咕噜咕噜地在嘴上流。

奶奶不理孙五,向倚在墙边上的一个长脸姑娘走去。长脸姑娘对着奶奶吃吃地笑。奶奶走到她眼前时,她忽然蹲下身,双手紧紧地捂着裤腰,尖声哭起来。她的两只深潭般的眼睛里,跳出疯傻的火星。奶奶摸着她的脸说:“玲子,好孩子,别怕。”

十七岁的玲子姑娘,当时是我们村第一号美女。余司令初挑大旗招兵买马,聚起了一支五十多人的队伍,队伍里有一个穿一身黑制服,穿一双白皮鞋,面色苍白,留着乌黑长发的瘦削青年。据说玲子爱上了这个青年。他操着一口漂亮的京腔,从来不笑,眉毛日日紧蹙,双眉之间有三道竖纹,人们都叫他任副官。玲子觉得任副官冷俏的外壳里,有一股逼人的灼热,烧燎得她坐立不安。那时候余司令的队伍每天上午都在我家收购高粱的空地上练习步伐。吹大喇叭的吹鼓手刘四山是余司令队伍里的号兵,大喇叭权充军号。每次训练前,刘四山就吹喇叭集合队伍。玲子一听到喇叭响,就从家里风快地跑出来,跑到土场边,趴到土墙上,等着看任副官。任副官是训练教官,他腰扎牛皮宽腰带,皮带上挂着一支勃朗宁手枪。

任副官挺胸凹腹,走到队伍前,喊一声立正,那两行人的脚跟就使劲碰在一起。

任副官说:“立正时,要双腿绷直,肚子回收,胸脯挺出,眼睛睁圆,像豹子吃人一样。”

“看你这个样!”任副官踢了王文义一脚,说,“看你劈腿拉胯,好像骡马撒尿,揍你都揍不上个劲。”

玲子喜欢看任副官打人,喜欢听任副官骂人。任副官潇洒的神态令她如痴似醉。任副官没事时,常在我家的空场上背着手散步,玲子躲在墙后偷偷看他。

任副官问:“你叫什么名字?”

“玲子。”

“你躲在墙后看什么?”

“看你哩。”

“你识字吗?”

“不识。”

“你想当兵吗?”

“不想。”

“噢,不想。”

玲子后来感到后悔,她对我父亲说,要是任副官再问她,她就说想当兵。但任副官没有再问。

玲子和我父亲他们趴在墙头上,看着任副官在空场上教唱革命歌曲,父亲身矮,脚上垫了三块土坯才能看到墙里的情景。玲子把秀挺的下巴支在土墙上,紧盯着沐着朝霞的任副官。任副官教着队伍唱:高粱熟了,高粱红了,东洋鬼子来了,东洋鬼子来了。国破了,家亡了,同胞们快起来,拿起刀拿起枪,打鬼子保家乡……

队伍里的人拙嘴笨舌,总学不出正调。趴在墙外的孩子们,把这首歌儿学得滚瓜烂熟。我父亲生前,一直牢牢记着这首歌的曲词。

玲子姑娘有一天大着胆子去找任副官,误入了军需股长的房子。军需股长是余司令的亲叔余大牙,四十多岁,嗜酒如命,贪财好色,那天他喝了个八成醉,玲子闯进去,正如飞蛾投火,正如羊入虎穴。

任副官命令几个队员,把糟蹋玲子姑娘的余大牙捆了起来。

那时,余司令落宿在我家,任副官去向他报告时,余司令正在我奶奶炕上睡觉。奶奶已梳洗停当,正准备烧几条柳叶鱼下酒,任副官怒冲冲闯进来,吓了奶奶一大跳。

任副官问奶奶:“司令呢?”

“在炕上睡觉哩!”奶奶说。

“叫他起来。”

奶奶叫起余司令。

余司令睡眼惺松地走出来,伸一个懒腰,打一个哈欠,说:“有什么事?”

“司令,要是日本人奸淫我姐妹,当不当杀?”任副官问。

“杀!”余司令回答。

“司令,要是中国人奸淫自己姐妹,该不该杀?”

“杀!”

“好,司令,就等着你这句话。”任副官说,“余大牙奸污了民女曹玲子,我已经让兄弟们把他捆起来了。”

“有这种事?”余司令说。

“司令,什么时候执行枪决?”

余司令打了一个嗝,说:“睡个女人,也算不了大事。”

“司令,王子犯法,一律同罪!”

“你说该治他个什么罪?”余司令阴沉沉地问。

“枪毙!”任副官毫不犹豫地说。

余司令哼了一声,焦躁地踱着脚,满脸怒气。后来,他脸上又漾出笑容,说:“任副官,当众打他五十马鞭,给玲子家二十块大洋,怎么样?”

任副官刻薄地说:“就因为他是你的亲叔叔?”

“打他八十马鞭,罚他娶了玲子,老子也认个小婶婶!”

任副官解下腰带,连同勃郎宁手枪,摔到余司令怀里。任副官拱手一揖,道一声:“司令,两便了!”便大踏步走出我家院子。

余司令提着枪,看着任副官的背影,咬牙切齿地说:“滚你娘的,一个学生娃娃,也想管辖老子!老子吃了十年拤饼,还没有人敢如此张狂。”

奶奶说:“占鳌,不能让任副官走,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妇道人家懂得什么!”余司令心烦意乱地说。

“原以为你是条好汉,想不到也是个窝囊废!”奶奶说。

余司令拉开手枪,说:“你是不是活够了?”

奶奶一把撕开胸衣,露出粉团一样的胸脯,说:“开枪吧!”

父亲高叫一声娘,扑到了我奶奶胸前。

余占鳌看着我父亲的端正头颅,看着我奶奶的花容月貌,不知有多少往事涌上心头。他叹一口气,收起了枪,说:“弄好你的衣裳!”便手提马鞭,走到院里,从拴马桩上解下他那匹精致的小黄马,不及备鞍,骑到了训练场。

队员们懒散地倚在墙上,见到余司令来了,便立正站好,没有一个人吭气。

余大牙被绑住双臂,拴在一棵树上。

余司令跳下马来,走到余大牙面前,说:“你真干啦?”

余大牙说:“鳌子,给老子松绑,老子不在你这儿干啦!”

队员们瞪着大小不一的眼,看着余司令。

余司令说:“叔,我要枪毙你。”

余大牙吼叫着:“杂种,你敢毙你亲叔?想想叔叔待你的恩情,你爹死得早,是叔叔挣钱养活你娘俩,要是没有我,你小子早就喂了狗啦!”

余司令扬手一鞭,打在余大牙脸上,骂一声:“混账!”接着便双膝跪地,说:“叔,占鳌永远不忘你的养育之恩,你死之后,我给你披麻戴孝,逢年过节,我给你祭扫坟墓。”

余司令翻身跳上马背,在马腚上打了一鞭,向着任副官走去的方向,飞马追去,嘚嘚嗒嗒的马蹄声,把一个世界都震动了。

枪毙余大牙时,父亲在场观看。余大牙被哑巴和两个队员押到村西头,刑场选在一个积着一汪汪乌黑臭水、孳生着大量蚊虻蛆虫的半月形湾子边。湾崖上孤零零地站着一棵叶子焦黄的小柳树。湾子里扑扑通通地跳着蛤蟆,一堆乱头发渣子边上,躺着一只女人的破鞋。

两个队员把余大牙架到湾崖上,松开手,看着哑巴。哑巴从肩上抡下步枪,拉动枪栓,子弹清脆地上了膛。

余大牙转过身,面对着哑巴,笑了笑。父亲发现他的笑容慈祥善良,像一轮惨淡的夕阳。

“哑巴兄弟,给我松了绑,我不能带着绳子死!”

哑巴想了想,提枪上前,从腰里拔出刺刀,噌噌噌三五下,把细麻绳挑断。余大牙舒展着胳膊,回转身,大喊:“打吧,哑兄弟,打准穴位,别让我受罪!”

父亲认为人在临死前的一瞬间,都会使人肃然起敬。余大牙毕竟是我们高密东北乡的种子,他犯了大罪,死有余辜,但临死前却表现出了应有的英雄气概,父亲被他感动得脚底生热,恨不得腾跳。

余大牙面向臭水湾子,望着在他脚下的水汪子里,野生着几片绿荷,一枝瘦小洁白的野荷花,又望着湾子对面光芒四射的高粱,张口高唱:“高粱红了,高粱红了,东洋鬼子来了,东洋鬼子来了,国破了,家亡了……”

哑巴的枪举起放下,放下举起。

两个队员说:“哑巴,向司令说说情,饶了他吧!”

哑巴拄着枪,听着余大牙把那首歌子杂乱无章地唱。

余大牙回转身,怒目圆睁,大叫:“开枪呀,兄弟!难道还要我自己崩了自己吗?”

哑巴托起枪,瞄了瞄余大牙瓦块般的额头,勾动了扳机。

父亲看到余大牙的额头像碎瓦片一样迸裂了,紧跟眼见的情景耳朵听到沉闷的枪声。哑巴在枪声中低下头,一缕雪白的硝烟,从枪筒里吐出来。余大牙的身体静止了两眨眼的工夫,就像一截木头,疾速地跌到湾子里。

哑巴拖枪便走,两个队员尾随着。

父亲和一群孩子们,胆战心惊地涌到湾子边。居高临下地看着仰面朝天躺在湾子里的余大牙。他的脸上只剩下一张完好无缺的嘴,脑盖飞了,脑浆糊满双耳,一只眼球被震到眶外,像粒大葡萄,挂在耳朵旁。他的身体落下时,把松软的淤泥砸得四溅,那枝瘦弱的白荷花断了茎,牵着几缕白丝丝,摆在他的手边。父亲闻到了荷花的幽香。

后来,任副官搞来了一口黄缎子挂里、外刷了铜钱厚清油的柏木棺材,把余大牙盛装厚葬,坟墓建在湾子边那棵小柳树下。出殡那天,任副官黑衣挺括,毛发灿烂。他的左臂上缠了一块红绸子。余司令披麻戴孝,大声号哭。一出村头,他用力把一个新瓦盆摔在砖头上。

那天,奶奶给我父亲缠了一道白孝布——奶奶自己也是披麻戴孝,父亲手持一根新鲜的柳木棍子,跟在余司令和奶奶后边走。父亲亲眼见到瓦盆的碎片从砖头上迸起的情景,接着想起余大牙的脑壳也像瓦片一样迸裂的情景。父亲隐隐约约地预感到这两次极端相似的破碎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必然联系。这件事情与那件事情碰到一起,还会出现第三个情景。

父亲一滴眼泪也没掉,冷眼观察着送葬的人。送葬队伍在柳树下围成一个圆圈站定时,那口沉重的棺木,由十六个精壮的小伙子,扯着八根一把粗的麻辫子的两头,轻轻地送下深深的墓穴。余司令抓起一把土,冷酷地打在锃亮的棺盖上,砰然一响,人心动摇。几个持锹的人,扎起大块的黑土,填到墓穴里,棺材愤怒地叫着,渐渐隐没在黑土之中。黑土上涨,填平了墓穴,隆出了地面,凸成一个馒头状的大丘。余司令掏出枪来,对着柳树上面的天,连放三响。子弹鱼贯着穿过树冠,冲掉几片细眉般的黄叶,在空中旋转着飞。三颗亮晶晶的弹壳,弹到腐臭的湾子里。一个男孩子跳下湾子,扑扑哧哧地踩着绿色的淤泥,把弹壳捡走了。任副官掏出勃朗宁手枪,断断续续地放了三枪。勃朗宁子弹出膛,打着鸡鸣般的呼哨,冲上高粱上空。余司令与任副官各提着冒烟的手枪,四目对视。任副官点点头,说:“是大英雄自风流!”然后就插枪进腰,大步往村里走去。

父亲发现余司令提着枪的手臂缓缓地举起来,枪口追踪着任副官的背影。送葬的人惊讶万分,但无人敢吱声。任副官全无知觉,昂首阔步,有条不紊,迎着齿轮般旋转的太阳,向着村子走。父亲看到手枪在余司令手里抖了一下。父亲几乎没有听到这一声枪响,它是那么微弱,那么遥远。父亲看到这粒子弹在低空悠闲地飞翔,贴着任副官乌黑的头发滑过去。任副官头也不回,保持着均匀协调的步子继续前行。父亲听到从任副官那儿,传来嘬唇吹出的口哨声,曲调十分熟悉,是“高粱红了,高粱红了!”我父亲热泪盈了眶。任副官越走越远,身影愈高大。余司令又开了一枪。这一枪惊天动地,子弹的飞行与枪声的飞行同时被我父亲感知。子弹打在一棵高粱上,高粱落地。在高粱穗子落地的缓慢行程中,又一颗子弹把它打碎。父亲恍惚觉得,任副官弯腰从路边揪了一朵金黄色的苦菜花,放在鼻下久久地嗅着。

父亲对我说过,任副官八成是个共产党,除了共产党里,很难找到这样的纯种好汉。只可惜任副官英雄命短,他在昂首阔步,走出了大英雄八面威风之后三个月,竟在擦洗那支勃朗宁手枪时,自己走火把自己打死。枪弹从右眼进去,从右耳出来,他的半边脸上沾满了钢蓝色的粉末,右耳流出了三五滴黑血,人们听到枪声扑进屋去,他已经歪倒在地死了。

余司令捡起任副官那支勃朗宁手枪,良久不语。

奶奶挑着一担拤饼,王文义的妻子挑着两桶绿豆汤,匆匆地往墨水河大桥赶。她们本来想斜穿高粱地,直插东南方向,但走进高粱地后,才发现挑着担子寸步难行。奶奶说:“嫂子,走直路吧,慢就是快。”

奶奶和王文义的妻子,像两只飞翔的大鸟,在非常空虚的大气里,极端充实地移动。奶奶换上了一件深红上衣,头上的黑发用梳头油抹得乌亮。王文义的妻子精悍短小,手脚利索。余司令招兵买马时,她把王文义送到我家,让奶奶帮着说情,留下王文义当游击队员。奶奶一口答应。余司令碍着奶奶的情面,就收留了王文义。余司令问王文义:“你怕不怕死?”王文义说:“怕。”他妻子说:“司令,他说怕就是不怕,日本飞机把俺的三个儿子全炸成了碎块。”王文义天生不是当兵的料,他反应迟钝,不分左右,在操场练习步伐时,不知道挨了任副官多少揍。他妻子帮他出了个主意,让他在右手里握着一截高粱秆,听到向右转的口令时,就往握着高粱秆的手这边转。王文义当兵后没武器,奶奶把我们家那支鸟枪给他。

她们走上弯弯曲曲的墨水河堤,顾不上看堤坡上盛开着的黄花和堤外密密匝匝的血红高粱,一个劲地往东赶。王文义妻子受惯了苦,奶奶享惯了福。奶奶汗水淋淋,王文义妻子一滴汗珠也不出。

父亲早就跑回桥头。父亲向余司令报告,说拤饼一会就到,余司令满意地在他头上打了一巴掌。队员们多半躺在高粱地里,对着太阳晒鼻孔。父亲闲得发闷,便转到路西边高粱地里,去看哑巴他们在干什么。哑巴精心地磨着腰刀,父亲手按着腰里的勃朗宁,站在哑巴跟前,脸上挂着胜利者的笑容。看到我父亲,哑巴龇牙一笑。有一个队员睡着了,打着很响的呼噜。没睡觉的人也无精打采地躺着,无人和父亲讲话。父亲又跳到公路上来,公路黄中透出白来,疲惫不堪。那四盘横断了道路的连环耙,尖锐的齿尖朝着天,父亲想它们也一定等得不耐烦了。石桥伏在水面上,像一个大病初愈的病人。后来父亲就到河堤上坐着了。他看一会东,看一会西,看一会河中流水,看一会野鸭子。河里的景色很美,每一棵水草都活着,每一朵小小的浪花里,都隐藏着秘密。父亲看到了几堆被特别茂密的水草包围着的不知是骡子还是马的白骨。父亲又想起我家那两头大黑骡子了。春天时,田野里奔驰着成群的野兔子,奶奶骑着骡子,手持猎枪追逐野兔,父亲坐在骡子上,搂着奶奶的腰。骡子把野兔惊起,奶奶开枪把野兔打倒。回家时,骡子的脖子上,总是挂着一串野兔子。奶奶的后槽牙缝里,夹着一粒高粱米粒大的铁砂子,那是吃野兔肉时塞进去的,怎么抠也抠不出来。父亲又看到了堤上的蚂蚁。一队暗红色的蚂蚁,匆匆搬运着泥土。父亲在蚂蚁中放了一块土坷垃,被阻的蚂蚁不绕道,奋力登攀。父亲把土坷垃拿起,投到河里去,河水被土坷垃打破,河水却不响。日头正晌了,河里泛起热烘烘的腥气,到处都闪烁光亮,到处都嗞嗞地响。父亲觉得,天地之间弥漫着高粱的红色粉末,弥漫着高粱酒的香气。父亲一仰身子躺在堤上,就在这一瞬间,他心里一阵猛跳,后来他才明白,原来一切等待都会有结果的,这结果出现时,是那么普通平常,随便自然。父亲发现,被红高粱夹峙的公路上,有四个深绿色的甲虫状的怪物,无声无息地爬过来了。

“汽车。”我父亲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句,没有人理他。

“鬼子的汽车!”我父亲跳起来,怔怔地望着那些像流星一样射过来的汽车,汽车的尾部拖着一条长长的焦黄的尾巴,车头上噼噼叭叭地晃动着白炽的光芒。

“汽车来啦!”父亲的话像一把刀,仿佛把所有的人斩了似的,高粱地里笼罩着痴呆呆的平静。

余司令高兴地吼一声:“小舅子们,到底来了。弟兄们,准备好,我说开火就开火。”

路西边,哑巴拍着屁股跳高。几十个队员,都哈着腰,提着武器,趴到河堤慢坡上。

已经听到了汽车嗡嗡的吼叫声。父亲伏在余司令的身边,擎着沉重的勃朗宁手枪,手腕灼热酸麻,手掌汗水黏湿,手虎口那儿有一块肉突然跳了一下,接着便突突地乱跳起来。父亲惊讶地看着那块杏核大的皮肉有节奏地跳动,好像里边藏着一只破壳欲出的小鸟。父亲不想让它跳,却因用了力,连带得整条胳膊都哆嗦起来。余司令在他背上按了一下,那块肉跳动猛停,父亲把勃朗宁手枪换到左手,右手五指痉挛,半天伸不直。

汽车飞快地驶近,增大,车头前那两只马蹄大的眼睛射出一道道白光,轰轰的马达声像急雨前的风响,带着一种陌生的、压迫人心的激动。父亲是平生第一次看到汽车,父亲猜想着这种怪物是吃草还是吃料,是喝水还是喝血,它们比我家那两头年轻力壮的细腰骡子跑得还要快。月亮般的车轮飞速旋转,黄尘飞腾。渐渐看到车上的东西了。临近石桥时,汽车慢慢减速,黄烟从车后漫过车头,朦胧地遮掩着第一辆车上二十几个穿杏黄色衣服、头上扣着乌亮铁帽子的人,父亲后来知道了铁帽子名叫钢盔。——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时,我们家的铁锅被征收走了,我哥哥从钢铁堆里偷回一个钢盔,吊在炭火上烧水做饭。父亲凝视着在烟火中变幻颜色的钢盔,绿色的眼睛里,流露出伏枥老马的悲壮神色。中间两辆汽车上,装着小山一样高的雪白口袋,最后一辆汽车上,跟第一辆车一样,站着二十几个头戴钢盔的日本兵。

汽车逼近河堤,缓缓转动的轮子显得高大笨重,方方正正的汽车头,在父亲看来,像一个硕大无比的蚂蚱头。黄尘慢慢淡薄,汽车尾部,一屁一屁打出深蓝色的烟雾。

父亲把头使劲缩着,一种从未有过的冰冷从脚底上升到腹部,在腹部集合成团,产生强大压力。父亲感到尿急,尿水激得鸡头乱点,他用力扭动臀部,来克制即将洒出的水。余司令严厉地说:“兔崽子,别动!”

父亲万般无奈,叫了一声干爹,请求下去撒尿。

父亲得到余司令的允许,退到高粱地里,费劲撒出一泡红高粱颜色、烧灼得鸡头热辣辣发痛的尿。这时他感到轻松多了。他无意中看了一眼队员们的脸色,都如庙中塑像一般狰狞可怖。王文义舌头吐出,目光好似蜥蜴,呆板不转。

汽车像警觉的大兽,屏住呼吸往前爬,父亲闻到了它们身上那股香喷喷的味道。这时,汗透红罗衫的我奶奶和气喘吁吁的王文义妻子出现在蜿蜒的墨水河堤上。

我奶奶挑着一担拤饼,王文义妻子挑着一担绿豆汤,轻松地望见了墨水河中凄惨的大石桥。奶奶欣慰地对王文义妻子说:“嫂子,总算挨到了。”奶奶出嫁之后,一直养尊处优,这一担沉重的拤饼,把她柔嫩的肩膀压出了一道深深紫印,这紫印伴随着她离开了人世,升到了天国。这道紫印,是我奶奶英勇抗日的光荣的标志。

还是我的父亲最先发现我的奶奶,父亲靠着某种神秘力量的启示,在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盯着缓缓逼近的汽车时,他往西一歪头,看到奶奶像鲜红的大蝴蝶一样款款地飞过来。父亲高叫一声:“娘……”

父亲的叫声,像下达了一道命令,从日本人的汽车上,射出了一阵密集的子弹。日本人的三挺歪把子机枪架在汽车顶上,枪声沉闷,像雨夜中阴沉的狗叫。父亲眼见着我奶奶胸膛上的衣服啪啪裂开两个洞。奶奶欢快地叫了一声,就一头栽倒,扁担落地,压在她的背上。两笆斗拤饼,一笆斗滚到堤南,一笆斗滚到堤北。那些雪白的大饼,葱绿的大葱,揉碎的鸡蛋,散在绿草茵茵的草坡上。奶奶倒地后,王文义妻子那颗长方形的头颅上,迸出了红黄相间的液体,溅得好远好远,溅到了堤下的高粱上。父亲看到这个小个子女人中弹之后,后退一步,身体一仄,歪在了堤南边,又滚到河床上。她挑来的那担绿豆汤,一桶倾倒,另一桶也倾倒,汤汁淋漓,如同英雄血。铁桶中的一只,跌跌撞撞跳进河,在乌黑的河水中,慢慢地向前漂着,从哑巴的面前漂过,在石桥墩上碰撞几下,钻过桥洞,又从余司令从我父亲从王文义从方六方七兄弟面前漂过。

“娘——”我父亲撕肝裂胆地高叫一声,身体弹到堤上。余司令扯了一把我父亲,没扯住。余司令吼一声:“回来!”我父亲没听见余司令的命令,他什么也听不到。父亲瘦小孱弱的身体跑在狭窄的河堤上,父亲身上阳光斑斓,他在弹上堤的同时,就扔掉了手枪,手枪落在一棵叶子折断的金色苦菜花上。父亲张着两只手,像飞腾的小鸟,向奶奶扑去。河堤上安静,落尘有声,河水只亮不流,堤外的高粱安详庄重。父亲瘦弱的身体在河堤上跑着,父亲高大雄伟漂亮,父亲高叫着:“娘——娘——娘。”这一声声“娘”里渗透了人间的血泪,骨肉的深情,崇高的原由。父亲跑完东边的河堤,跳过连环的铁耙,攀上西边的河堤。堤下,哑巴化石般的面孔从父亲身边擦过。父亲扑到奶奶身上,又叫一声娘。奶奶平卧堤上,脸贴着堤边的野草。奶奶背上,有两个翻边的弹洞,一股新鲜的高粱酒的味道,从那洞里涌出来。父亲扳着奶奶的肩头,把奶奶翻过来。奶奶脸上没有受伤,面容整肃,头发纹丝不乱,五绺刘海下,两条眉梢儿下垂,奶奶半睁着眼,苍翠的脸上双唇鲜红。父亲抓住奶奶温暖的手,又叫一声娘。奶奶睁开眼,满脸绽开天真的笑容。奶奶又伸出一只手,交给父亲。

鬼子汽车停在桥头,马达高一阵低一阵轰鸣着。

一个高大的人影在河堤上一闪,我父亲和我奶奶被拉下河堤,是哑巴干的好事。父亲未及思想,又一阵狂风般的子弹,把他们头上的无数棵高粱,打断了,打碎了。

四辆汽车紧挨着,在桥外不动。第一辆车上和最后一辆车上,八挺歪把子机枪,射出的子弹,织成一束束干硬的光带,交叉出一个破碎的扇面,又交叉成一个破碎的扇面,时而在路东,时面在路西,高粱齐声哀鸣。高粱的残破肢体成直线下落成弧线飞升,钻到堤上的子弹,激起一泡泡黄烟,发出一串串噗噗声。

堤慢坡上的队员们身体紧贴着野草和黑土,一动不动。机枪扫射持续了三分钟,突然停止,汽车周围布满了金灿灿的弹壳。

余司令压低声音说:“不许开枪!”

鬼子沉默着。河面上一缕缕淡薄的硝烟,随着轻俏的小风向东飘去。

父亲告诉我,在这片刻的宁静里,王文义摇摇晃晃地走上河堤,他站在河堤上,手提长筒子鸟枪,目瞪口张,痛苦万分,高叫一声:“孩子他娘!”不及挪步,就被几十颗子弹把腹部打成了一个月亮般透明的大窟窿。那些沾带着肠子的子弹从余司令头上淅淅沥沥地飞过去。

王文义一头栽下河堤,也滚到了河床上,与他的妻子隔桥相望。他的心脏还在跳,他的头完整无缺,他感到一种异常清晰的透彻感涌上心头。

父亲告诉过我,王文义的妻子生了三个阶梯式的儿子。这三个儿子被高粱米饭催得肥头大耳,生动茂盛。有一天,王文义和妻子下地锄高粱,三个孩子在院里玩耍,一架双翅日本飞机,嗡嗡怪叫着,从村子上空飞过。飞机下了一蛋,落在王文义家院子里,把三个孩子炸得零零碎碎,弃置房脊,挂罥树梢,涂之墙壁……余司令一树起抗日旗,王文义就被妻子送去……

余司令咬牙瞪眼,狠狠地瞅着半个头颅扎进河水的王文义,又低吼一声:“不要动!”

飞散的高粱米粒在奶奶脸上弹跳着,有一粒竟蹦到她微微翕开的双唇间,搁在她清白的牙齿上。父亲看着奶奶红晕渐褪的双唇,哽咽一声娘,双泪落胸前。在高粱织成的珍珠雨里,奶奶睁开了眼,奶奶的眼睛里射出珍珠般的虹彩。她说:“孩子……你干爹呢……”父亲说:“他在打仗,我干爹。”“他就是你的亲爹……”奶奶说。父亲点了点头。

奶奶挣扎着要坐起来,她的身体一动,那两股血就汹涌地蹿出来。

“娘,我去叫他来。”父亲说。

奶奶摇摇手,突然折坐起来,说:“豆官……我的儿……扶着娘……咱回家、回家啦……”

父亲跪下,让奶奶的胳膊揽住自己的脖颈,然后用力站起,把奶奶也带了起来。奶奶胸前的血块很快就把父亲的头颈弄湿了,父亲从奶奶的鲜血里,依然闻到一股浓烈的高粱酒味。奶奶沉重的身躯,倚在父亲身上,父亲双腿打颤,趔趔趄趄,向着高粱深处走,子弹在他们头上屠戮着高粱。父亲分拨着密密匝匝的高粱秸子,一步一步地挪,汗水泪水掺和着奶奶的鲜血,把父亲的脸弄得残缺不全。父亲感到奶奶的身体越来越沉重,高粱叶子毫不留情地绊着他,高粱叶子毫不留情地锯着他,他倒在地上,身上压着沉重的奶奶。父亲从奶奶身下钻出来,把奶奶摆平,奶奶仰着脸,呼出一口长气,对着父亲微微一笑。这一笑神秘莫测,这一笑像烙铁一样,在父亲的记忆里,烫出一个马蹄状的烙印。

奶奶躺着,胸脯上的灼烧感逐渐减弱。她恍然觉得儿子解开了自己的衣服,儿子用手捂住她乳房上的一个枪眼,又捂住她乳下的一个枪眼。奶奶的血把父亲的手染红了,又染绿了;奶奶洁白的胸脯被自己的血染绿了,又染红了。枪弹射穿了奶奶高贵的乳房。暴露出了淡红色的蜂窝状组织。父亲看着奶奶的乳房。万分痛苦。父亲捂不住奶奶伤口的流血,眼见着随着鲜血的流失,奶奶的脸愈来愈苍白,奶奶的身体越来越轻飘,好像随时都会升空飞走。

奶奶幸福地看着在高粱阴影下,她与余司令共同创造出来的、我父亲那张精致的脸,逝去岁月里那些生动的生活画面,像奔驰的走马掠过了她的眼前。

奶奶想起那一年,在倾盆大雨中,像坐船一样乘着轿,进了单廷秀家住的村庄,街上流水洸洸,水面上漂浮着一层高粱的米壳。花轿抬到单家大门时,出来迎亲的只有一个梳着豆角辫的干老头子。大雨停后,还有一些零星落雨打在地面上的水汪汪里。尽管吹鼓手也吹着曲子,但没有一个人来看热闹,奶奶知道大事不妙。扶我奶奶拜天地的是两个男人,一个五十多岁,一个四十多岁。五十多岁的就是刘罗汉大爷,四十多岁的是烧酒锅上的一个伙计。

轿夫、吹鼓手们落汤鸡般站在水里,面色严肃地看着两个枯干男子把一抹酥红的我奶奶架到了幽暗的堂房里。奶奶闻到两个男人身上那股强烈的烧酒气息,好像他们整个人都在酒里浸泡过。

奶奶在拜堂时,还是蒙上了那块臭气熏天的盖头布。在蜡烛燃烧的腥气中,奶奶接住一根柔软的绸布,被一个人牵着走。这段路程漆黑憋闷,充满了恐怖。奶奶被送到炕上坐着。始终没人来揭罩头红布,奶奶自己揭了。她看到在炕下方凳上蜷曲着一个面孔痉挛的男人。那个男人生着一个扁扁的长头,下眼睑烂得通红。他站起来,对着奶奶伸出一只鸡爪状的手,奶奶大叫一声,从怀里摸出一把剪刀,立在炕上,怒目逼视着那男人。男人又萎萎缩缩地坐到凳子上。这一夜,奶奶始终未放下手中的剪刀,那个扁头男人也始终未离开方凳。

第二天一早,趁着那男人睡着,奶奶溜下炕,跑出房门,开开大门,刚要飞跑,就被一把拉住。那个梳豆角辫子的干瘦老头子抓住她的手腕,恶狠狠地看着她。

单廷秀干咳了两声,收起恶容换笑容,说:“孩子,你嫁过来,就像我的亲女儿一样,扁郎不是那病,你别听人家胡说。咱家大业大,扁郎老实,你来了,这个家就由你当了。”单廷秀把一大串黄铜钥匙递给奶奶,奶奶未接。

第二夜,奶奶手持剪刀,坐到天明。

第三天上午,我外曾祖父牵着一匹小毛驴,来接我奶奶回门,新婚三日接闺女,是高密东北乡的风俗。外曾祖父与单廷秀一直喝到太阳过晌,才动身回家。

奶奶偏坐毛驴,驴背上搭着一条薄被子,晃晃荡荡出了村。大雨过后三天,路面依然潮湿,高粱地里白色蒸气腾腾升集,绿高粱被白气缭绕,具有了仙风道骨。外曾祖父褡裢里银钱叮当,人喝得东倒西歪,目光迷离。小毛驴蹙着长额,慢吞吞地走,细小的蹄印清晰地印在潮湿的路上。奶奶坐在驴上,一阵阵头晕眼花,她眼皮红肿,头发凌乱。三天中又长高了一节的高粱,嘲弄地注视着我奶奶。

奶奶说:“爹呀,我不回他家啦,我死也不去他家啦……”

外曾祖父说:“闺女,你好大的福气啊,你公公要送我一头大黑骡子,我把毛驴卖去……”

毛驴伸出方方正正的头,啃了一口路边沾满小泥点的绿草。

奶奶哭着说:“爹呀,他是个麻风……”

外曾祖父说:“你公公要给咱家一头骡子……”

外曾祖父已醉得不成人样,他不断地把一口口的酒肉呕吐到路边草丛里。污秽的脏物引逗得奶奶翻肠搅肚。奶奶对他满心仇恨。

毛驴走到蛤蟆坑,一股扎鼻的恶臭,刺激得毛驴都垂下耳朵。奶奶看到了那个劫路人的尸体。他的肚子鼓起老高,一层翠绿的苍蝇,盖住了他的肉皮。毛驴驮着奶奶,从腐尸跟前跑过,苍蝇愤怒地飞起,像一团绿云。外曾祖父跟着毛驴,身体似乎比道路还宽,他忽而擦动左边高粱,忽而踩倒右边野草。在倒尸面前,外曾祖父呵呵连声,嘴唇哆嗦着说:“穷鬼……你这个穷鬼……你躺在这里睡着了吗……”奶奶一直不能忘记劫路人南瓜般的面孔,在苍蝇惊起的一瞬间,死劫路人雍容华贵的表情与活劫路人凶狠胆怯的表情形成鲜明的对照。走了一里又一里,白日斜射,青天如涧,外曾祖父被毛驴甩在后面,毛驴认识路径,驮着奶奶,徜徉前行。道路拐了个小弯,毛驴走到弯上,奶奶身体后仰,脱离驴背,一只有力的胳膊挟着她,向高粱深处走去。

奶奶无力挣扎,也不愿挣扎。三天新生活,如同一场大梦惊破,有人在一分钟内成了伟大领袖,奶奶在三天中参透了人生禅机。她甚至抬起一只胳膊,揽住了那人的脖子,以便他抱得更轻松一些。高粱叶子嚓嚓响着。路上传来外曾祖父嘶哑的叫声:“闺女,你去哪儿啦?”

石桥附近传来大喇叭凄厉的长鸣和机枪分不清点儿的射击声。奶奶的血还在随着她的呼吸,一线一线往外流。父亲叫着:“娘啊,你的血别往外流啦,流完了血你就要死啦。”父亲从高粱根下抓起黑土,堵在奶奶的伤口上,血很快洇出,父亲又抓一把。奶奶欣慰地微笑着,看着湛蓝的、深不可测的天空,看着宽容温暖的、慈母般的高粱。奶奶的脑海里,出现了一条绿油油的缀满小白花的小路,在这条小路上,奶奶骑着小毛驴,悠闲地行走。高粱深处,那个伟岸坚硬的男子,顿喉高歌,声越高粱。奶奶循声而去,脚踩高粱梢头,像腾着一片绿云……

那人把奶奶放到地上,奶奶软得像面条一样,眯着羊羔般的眼睛。那人撕掉蒙面黑布,显出了真相。是他!奶奶暗呼苍天,一阵类似幸福的强烈震颤冲击得奶奶热泪盈眶。

余占鳌把大蓑衣脱下来,用脚踩断了数十棵高粱,在高粱的尸体上铺上了蓑衣。他把我奶奶抱到蓑衣上。奶奶神魂出舍,望着他赤裸的胸膛,仿佛看到强劲慓悍的血液在他黝黑的皮肤下川流不息。高粱梢头,薄气袅袅,四面八方响着高粱生长的声音。风平,浪静,一道道炽目的潮湿阳光,在高粱缝隙里交叉扫射。奶奶心头撞鹿,潜藏了十六年的情欲,迸然炸裂。奶奶在蓑衣上扭动着。余占鳌一截截地矮,双膝啪嗒落下,他跪在奶奶身边,奶奶浑身发抖,一团黄色的、浓香的火苗,在她面上哔哔剥剥地燃烧。余占鳌粗鲁地撕开我奶奶的胸衣,让直泻下来的光束照耀着奶奶寒冷紧张、密密麻麻起了一层小白疙瘩的双乳。在他的刚劲动作下,尖刻锐利的痛楚和幸福磨砺着奶奶的神经,奶奶低沉喑哑地叫了一声:“天哪……”就晕了过去。

奶奶和爷爷在生机勃勃的高粱地里相亲相爱,两颗蔑视人间法规的不羁心灵,比他们彼此愉悦的肉体贴得还要紧。他们在高粱地里耕云播雨,为我们高密东北乡丰富多彩的历史,抹了一道酥红。我父亲可以说是秉领天地精华而孕育,是痛苦与狂欢的结晶,毛驴高亢地叫着,钻进高粱地里来,奶奶从迷荡的天国回到了残酷的人世。她坐起来,六神无主,泪水流到腮边。她说:“他真是麻风。”爷爷跪着,不知从什么地方抽出一柄二尺多长的小剑,噌一声拔出鞘,剑刃浑圆,像一片韭叶。爷爷手一挥,剑已从高粱秸秆间滑过,两棵高粱倒地,从整齐倾斜的茬口里,渗出墨绿色的汁液。爷爷说:“三天之后,你只管回来!”奶奶大惑不解地看着他。爷爷穿好衣。奶奶整好容。奶奶不知爷爷又把那柄小剑藏到什么地方去了。爷爷把奶奶送到路边,一闪身便无影无踪。

三天后,小毛驴又把奶奶驮回来。一进村就听说,单家父子已经被人杀死,尸体横陈在村西头的湾子里。

奶奶躺着,沐浴着高粱地里清丽的温暖,她感到自己轻捷如燕,贴着高粱穗子潇洒地滑行。那些走马转蓬般的图像运动减缓,单扁郎、单廷秀、外曾祖父、外曾祖母、罗汉大爷……多少仇恨的、感激的、凶残的、敦厚的面容都已经出现过又都消逝了。奶奶三十年的历史,正由她自己写着最后的一笔。过去的一切,像一颗颗香气馥郁的果子,箭矢般坠落在地,而未来的一切,奶奶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一些稍纵即逝的光圈。只有短暂的又黏又滑的现在,奶奶还拼命抓住不放。奶奶感到我父亲那两只兽爪般的小手正在抚摸着她,父亲胆怯的叫娘声,让奶奶恨爱漶灭、恩仇并泯的意识里,又溅出几束眷恋人生的火花。奶奶极力想抬起手臂,爱抚一下我父亲的脸,手臂却怎么也抬不起来了。奶奶正向上飞奔,她看到了从天国射下来的一束五彩的强光,她听到了来自天国的,用唢呐、大喇叭、小喇叭合奏出的庄严的音乐。

奶奶感到疲乏极了,那个滑溜溜的现在的把柄、人生世界的把柄,就要从她手里滑脱。这就是死吗?我就要死了吗?再也见不到这天,这地,这高粱,这儿子,这正在带兵打仗的情人?枪声响得那么遥远,一切都隔着一层厚重的烟雾。豆官!豆官!我的儿,你来帮娘一把,你拉住娘,娘不想死,天哪!天……天赐我情人,天赐我儿子,天赐我财富,天赐我三十年红高粱般充实的生活。天,你既然给了我,就不要再收回,你宽恕了我吧,你放了我吧!天,你认为我有罪吗?你认为我跟一个麻风病人同枕交颈,生出一窝癞皮烂肉的魔鬼,使这个美丽的世界污秽不堪是对还是错?天,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但我不想死,我要活,我要多看几眼这个世界,我的天哪……

奶奶的真诚感动了上天,她的干涸的眼睛里,又滋出了新鲜的津液,奇异的来自天国的光辉在她的眼里闪烁,奶奶又看到了父亲金黄的脸蛋和酷似爷爷的那两只眼睛。奶奶嘴唇微动,叫一声豆官,父亲兴奋地大叫:“娘,你好了!你不要死,我已经把你的血堵住了,它已经不流了!我就去叫俺爹,叫他来看看你。娘,你可不能死,你等着我爹!”

父亲跑走了。父亲的脚步声变成了轻柔的低语,变成了方才听到过的来自天国的音乐。奶奶听到了宇宙的声音,那声音来自一株株红高粱。奶奶注视着红高粱,在她蒙眬的眼睛里,高粱们奇谲瑰丽,奇形怪状。它们呻吟着,扭曲着,呼号着,缠绕着,时而像魔鬼,时而像亲人,它们在奶奶眼里盘结成蛇样的一团,又呼喇喇地伸展开来,奶奶无法说出它们的光彩了。它们红红绿绿,白白黑黑,蓝蓝绿绿,它们哈哈大笑,它们号啕大哭,哭出的眼泪像雨点一样打在奶奶心中那一片苍凉的沙滩上。高粱缝隙里,镶着一块块的蓝天,天是那么高又是那么低。奶奶觉得天与地、与人、与高粱交织在一起,一切都在一个硕大无朋的罩子里罩着。天上的白云擦着高粱滑动。也擦着奶奶的脸。白云坚硬的边角擦得奶奶的脸窸窣作响。白云的阴影和白云一前一后相跟着,闲散地转动。一群雪白的野鸽子,从高空中扑下来,落在了高粱梢头。鸽子们的咕咕鸣叫,唤醒了奶奶,奶奶非常真切地看清了鸽子的模样。鸽子也用高粱米粒那么大的、通红的小眼珠来看奶奶。奶奶真诚地对着鸽子微笑,鸽子用宽大的笑容回报着奶奶弥留之际对生命的留恋和热爱。奶奶高喊:我的亲人,我舍不得离开你们!鸽子们啄下一串串的高粱米粒,回答着奶奶无声的呼唤。鸽子一边啄,一边吞咽高粱,它们的胸前渐渐隆起来,它们的羽毛在紧张的啄食中起。那扇状的尾羽,像风雨中幡动着的花絮。我家的房檐下,曾经养过一大群鸽子。秋天,奶奶在院子里摆一个盛满清水的大木盆,鸽子从田野里飞回来,整齐地蹲在盆沿上,面对着清水中自己的倒影把嗉子里的高粱吐噜吐噜吐出来。鸽子们大摇大摆地在院子里走着。鸽子!和平的沉甸甸的高粱头颅上,站着一群被战争的狂风暴雨赶出家园的鸽子,它们注视着奶奶,像对奶奶进行沉痛的哀悼。

奶奶的眼睛又蒙眬起来,鸽子们扑棱棱一起飞起,合着一首相当熟悉的歌曲的节拍,在海一样的蓝天里翱翔,鸽翅与空气相接,发出飕飕的风响。奶奶飘然而起,跟着鸽子,划动新生的羽翼,轻盈地旋转。黑土在身下,高粱在身下。奶奶眷恋地看着破破烂烂的村庄,弯弯曲曲的河流,交叉纵横的道路;看着被灼热的枪弹划破的混沌的空间和在死与生的十字路口犹豫不决的芸芸众生。奶奶最后一次嗅着高粱酒的味道,嗅着腥甜的热血味道,奶奶的脑海里忽然闪过了一个从未见过的场面:在几万发子弹的钻击下,几百个衣衫褴褛的乡亲,手舞足蹈地躺在高粱地里……

最后一丝与人世间的联系即将挣断,所有的忧虑、痛苦、紧张、沮丧都落在了高粱地里,都冰雹般打在高粱梢头。在黑土上扎根开花,结出酸涩的果实,让下一代又一代承受。奶奶完成了自己的解放,她跟着鸽子飞着,她的缩得只如一只拳头那么大的思维空间里,盛着满溢的快乐、宁静、温暖、舒适、和谐。奶奶心满意足,她虔诚地说:

“天哪!我的天……”

汽车顶上的机枪持续不断地扫射,汽车轮子转动着,爬上了坚固的大石桥。枪弹压住了爷爷和爷爷的队伍。有几个不慎把脑袋露出堤面的队员已经死在了堤下。爷爷怒火填胸。汽车全部上了桥,机枪子弹已飞得很高。爷爷说:“弟兄们,打吧!”爷爷啪啪啪连放三枪,两个日本兵趴到了汽车顶上,黑血涂在了车头上。随着爷爷的枪声,道路东西两边的河堤后,响起了几十响破烂不堪的枪声,又有七八个日本兵倒下了。有两个日本兵栽到车外,腿和胳膊挣扎着,直扎进桥两边的黑水里。方家兄弟的大抬杠怒吼一声,喷出一道宽广的火舌,吓人地在河道上一闪,铁砂子、铁蛋子全打在第二辆汽车上载着的白口袋上。烟火升腾之后,从无数的破洞里,哗哗啦啦地流出了雪白的大米。我父亲从高粱地里,蛇行到河堤边,急着对爷爷讲话,爷爷紧急地往自来得手枪里压着子弹。鬼子的第一辆汽车加足马力冲上桥头,前轮子扎在朝天的耙齿上。车轮破了,哧哧地泄着气。汽车轰轰地怪叫着,连环铁耙被推得咔哒咔哒后退,父亲觉得汽车像一条吞食了刺猬的大蛇,在痛苦地甩动着脖颈。第一辆汽车上的鬼子纷纷跳下。爷爷说:“老刘,吹号!”刘大号吹起大喇叭,声音凄厉恐怖。爷爷喊:“冲啊!”爷爷抡着手枪跳起,他根本不瞄准,一个个日本兵在他的枪口前弯腰俯背。西边的队员们也冲到了车前,队员们跟鬼子兵搅和在一起,后边车上的鬼子把子弹也射到天上去。汽车上还有两个鬼子,爷爷看到哑巴一纵身飞上汽车,两个鬼子兵端着刺刀迎上去,哑巴用刀背一磕,格开一柄刺刀,刀势一顺,一颗戴着钢盔的鬼子头颅平滑地飞出,在空中拖着悠长的嚎叫,扑通落地之后,嘴里还吐出半句响亮的鸣叫。父亲想哑巴的腰刀真快。父亲看到鬼子头上凝着脱离脖颈前那种惊愕的表情,它腮上的肉还在颤抖,它的鼻孔还在抽动,好像要打喷嚏。哑巴又削掉了一颗鬼子头,那具尸体倚在车栏上,脖颈上的皮肤突然褪下去一节,血水咕嘟咕嘟往外冒。这时,后边那辆车上的鬼子把机枪压低,打出了不知多少发子弹,爷爷的队员像木桩一样倒在鬼子的尸体上,哑巴一屁股坐在汽车顶上,胸膛上有几股血蹿出来。

父亲和爷爷伏在地上,爬回高粱地,从河堤上慢慢伸出头。最后边那辆汽车吭吭吭吭地倒退着,爷爷喊:“方六,开炮!打那个狗娘养的!”方家兄弟把装好火药的大抬杠顺上河堤,方六弓腰去点引火绳,肚子上中了一弹,一根青绿的肠子,嗞溜溜地钻出来。方六叫了一声娘,捂着肚子滚进了高粱地。汽车眼见着就要退出桥,爷爷着急地喊:“放炮!”方七拿着火绒,哆哆嗦嗦地往引火绳上触,却怎么也点不着。爷爷扑过去,夺过火绒,放在嘴边一吹,火绒一亮。爷爷把火绒触到引火绳上,引火绳吱吱地响着,冒着白烟消逝了。大抬杠沉默地蹲踞着,像睡着了一样。父亲想它是不会响了。鬼子汽车已经退出桥头,第二辆第三辆汽车也在后退。车上的大米哗哗啦啦地流着,流到桥上,流到水里,把水面打出了那么多的斑点。几具鬼子尸体慢慢向东漂,尸体散着血,成群结队的白鳝在血水中转动。大抬杠沉默片刻之后,呼隆一声响了。钢铁枪身从河堤上跳起老高,一道宽广的火焰,正中了那辆还在流大米的汽车。车下部,刮喇喇地着起了火。

那辆退出大桥的汽车停住了,车上的鬼子乱纷纷跳下,趴到对面河堤上,架起机枪,对着这边猛打。方六的脸上中了一弹,鼻梁被打得四分五裂,他的血溅了父亲一脸。

起火汽车上的两个鬼子,推开车门跳出来,慌慌张张蹦到河里。中间那辆流大米的汽车,进不得退不得。在桥上吭吭怪叫,车轮子团团旋转。大米像雨水一样哗哗流。

对面鬼子的机枪突然停了,只剩下几支盖子枪在叭勾叭勾响。十几个鬼子,抱着枪,弯着腰,贴着着火汽车的两边往北冲。爷爷喊一声打,响应者寥寥。父亲回头看到堤下堤上躺着队员们的尸体,受伤的队员们在高粱地里呻吟喊叫。爷爷连开几枪,把几个鬼子打下桥。路西边也稀疏地响了几枪,打倒几个鬼子。鬼子退了回去。河南堤飞起一颗枪弹,打中了爷爷的右臂,爷爷的胳膊一蜷,手枪落下,悬在脖子上。爷爷退到高粱地里,叫着:“豆官,帮帮我。”爷爷撕开袖子,让父亲抽出他腰里那条白布,帮他捆扎在伤口上。父亲趁着机会,说:“爹,俺娘想你。”爷爷说:“好儿子!先跟爹去把那些狗娘养的杀光!”爷爷从腰里拔出父亲扔掉的勃朗宁手枪,递给父亲。刘大号拖着一条血腿,从河堤边爬过来,他问:“司令吹号吗?”

“吹吧!”爷爷说。

刘大号一条腿跪着,一条腿拖着,举起大喇叭,仰天吹起来,喇叭口里飘出暗红色的声音。

“冲啊,弟兄们!”爷爷高喊着。

路西边高粱地里有几个声音跟着喊。爷爷左手举着枪,刚刚跳起,就有几颗子弹擦着他的腮边飞过,爷爷就地一滚,回到了高粱地。路西边河堤上响起一声惨叫。父亲知道,又一个队员中了枪弹。

刘大号对着天空吹喇叭,暗红色的声音碰得高粱棵子索索打抖。

爷爷抓住父亲的手,说:“儿子,跟着爹,到路西边与弟兄们汇合去吧。”

桥上的汽车浓烟滚滚,在哔哔叭叭的火焰里,大米像冰霰一样满河飞动。爷爷牵着父亲,飞步跨过公路,子弹追着他们,把路面打得噗噗作响。两个满面焦糊、皮肤开裂的队员见到爷爷和父亲,嘴咧了咧,哭着说:“司令,咱们完了!”

爷爷颓丧地坐在高粱地里,好久都没抬起头来,河对岸的鬼子也不开枪了。桥上响着汽车燃烧的爆烈声,路东响着刘大号的喇叭声。

父亲已经不感到害怕,他沿着河堤,往西出溜了一段,从一蓬枯黄的衰草后,他悄悄伸出头。父亲看到从第二辆尚未燃烧的汽车棚里,跳出一个日本兵。日本兵又从车厢里拖出了一个老鬼子。老鬼子异常干瘦,手上套着雪白的手套,腚上挂着一柄长刀,黑色皮马靴装到膝盖。他们沿着汽车边,把着桥墩,哧溜哧溜往下爬。父亲举起勃朗宁手枪,他的手抖个不停,那个老鬼子干瘪的屁股在父亲枪口前跳来跳去。父亲咬牙闭眼开了一枪,勃朗宁嗡的一声响,子弹打着呼哨钻到水里,把一条白鳝鱼打翻了肚皮。鬼子官跌到水中。父亲高叫着:“爹,一个大官!”

父亲脑后一声枪响,老鬼子的脑袋炸裂了,一团血在水里噗啦啦散开了。另一个鬼子手脚并用,钻到了桥墩背后。

鬼子的枪弹又压过来,父亲被爷爷按住。子弹在高粱地里唧唧咕咕乱叫。爷爷说:“好样的,是我的种!”

父亲和爷爷不知道,他们打死的老鬼子,就是有名的中岗尼高少将。

刘大号的喇叭声不断,天上的太阳,被汽车的火焰烤得红绿间杂,萎萎缩缩。

父亲说:“爹,俺娘想你啦,叫你去。”

爷爷问:“你娘还活着?”

父亲说:“活着。”

父亲牵着爷爷的手,向着高粱深处走。

奶奶躺在高粱下,脸上印着高粱的暗影,脸上留着为我爷爷准备的高贵的笑容。奶奶的脸空前白净,双眼尚未合拢。

父亲第一次发现,两行泪水,从爷爷坚硬的脸上流下来。

爷爷跪在奶奶身旁,用那只没受伤的手,把奶奶的眼皮合上了。

一九七六年,我爷爷死的时候,母亲用她缺了两个指头的左手,把爷爷圆睁的双眼合上。爷爷一九五八年从日本北海道的荒山野岭中回来时,已经不太会说话,每个字都像沉重的石块一样从他口里往外吐。爷爷从日本回来时,村里举行了盛大的典礼,连县长都来参加了。那时候我两岁。我记得在村头的白果树下,一字儿排开八张八仙桌,每张桌子上摆着一坛酒,十几个大白碗。县长搬起坛子,倒出一碗酒,双手捧给爷爷。县长说:“老英雄,敬您一碗酒,您给全县人民带来了光荣!”爷爷笨拙地站起来,灰白的眼珠子转动着,说:“喔——喔——枪——枪。”我看到爷爷把那碗酒放到唇边,他的多皱的脖子梗着,喉结一上一下地滑动,酒很少进口,多半顺着下巴,哗哗啦啦地流到了他的胸膛上。

我记得爷爷牵着我,我牵着一匹小黑狗,在田野里转。爷爷最喜欢去看墨水河大桥,他站在桥头上,手扶着桥墩石,一站就是半个上午或半个下午。我看到爷爷的眼睛常常定在桥石那些坑坑洼洼的痕迹上。高粱长高时,爷爷带我到高粱地里去,他喜欢去的地方也离着墨水河大桥不远。我猜想,那儿就是奶奶升天的地方,那块普普通通的黑土地上,浸透奶奶的鲜血。那时候,我们家的老房子还没拆,爷爷有一天绰起一把镢头,在那棵楸树下刨起土来。他刨出了几个蝉的幼虫,递给我,我扔给狗,狗把蝉的幼虫咬死,却不吃。“爹,您刨什么?”我的要去公共食堂做饭的娘问。爷爷抬起头,用恍若隔世的目光看着娘。娘走了,爷爷继续刨土。爷爷刨出了一个大坑,斩断了十几根粗细不一的树根,揭开了一块石板,从一个阴森森的小砖窖里,搬出了一个锈得不成形的铁皮匣子。铁匣子一落地就碎了。一块破布里,露出了一条锈得通红的、比我还要长的铁家伙,我问爷爷是什么,爷爷说:“喔——喔——枪——枪。”

爷爷把枪放在太阳下晒着,他坐在枪前,睁一会眼,闭一会眼,又睁一会眼,又闭一会眼。后来,爷爷起身,找来一柄劈木柴的大斧,对着枪乱砍乱砸。爷爷把枪砸成一堆碎铁,然后,一件件拿开扔掉,扔得满院子都是。

“爹,俺娘死了?”父亲问爷爷。

爷爷点点头。

父亲说:“爹!”

爷爷摸了一下父亲的头,从屁股后掏出一柄小剑,砍倒高粱,把奶奶的身体遮起来。

堤南响起激烈的枪声、喊杀声和炸弹爆炸声。父亲被爷爷拽着,冲上桥头。

桥南的高粱地里,冲出一百多个穿灰布军衣的人。十几个日本鬼子跑上河堤,有的被枪打死,有的被刺刀捅穿。父亲看到,腰扎宽皮带,皮带上挂着左轮手枪的冷支队长在几个高大卫兵的簇拥下,绕过着火的汽车,向桥北走来。爷爷一见冷支队长,怪笑一声,持枪立在桥头不动了。

冷支队长大模大样地走过来,说:“余司令,打得好!”

“狗娘养的!”爷爷骂。

“兄弟晚到了一步!”

“狗娘养的!”

“不是我们赶来,你就完了!”

“狗娘养的!”

爷爷的枪口对准了冷支队长。冷支队长一使眼色,两个虎背熊腰的卫兵就以麻利的动作把爷爷的枪下了。

父亲举起勃朗宁,一枪打中了撕掳爷爷的那个卫兵的屁股。

一个卫兵飞起一脚,把父亲踢翻,用大脚在父亲手腕上跺了一下,弯腰把勃朗宁捡到手里。

爷爷和父亲被卫兵架起来。

“冷麻子,你睁开狗眼看看我的弟兄!”

公路两侧的河堤上,高粱地里,横七竖八地躺着死尸和伤兵。刘大号断断续续地吹着喇叭,鲜血从他的嘴角鼻孔往外流。

冷支队长脱掉军帽,对着路东边的高粱地鞠了一躬,对着西边的高粱地鞠了一躬。

“放开余司令和余公子!”冷支队长说。

卫兵放开爷爷和父亲。那个挨枪的卫兵手捂着屁股,血从他的指缝里滴滴答答往下流。

冷支队长从卫兵手里接过手枪,还给爷爷和父亲。

冷支队长的队伍络绎过桥,他们扑向汽车和鬼子尸体。他们拿走了机枪和步枪、子弹和弹匣,刺刀和刀鞘、皮带和皮靴,钱包和刮胡刀。有几个兵跳下河,抓上来一个躲在桥墩后的活鬼子,抬上了一个死老鬼子。

“支队长,是个将军!”一个小头目说。

冷支队长兴奋地靠前看了看,说:“剥下军衣,收好他的一切东西。”

冷支队长说:“余司令,后会有期!”

一群卫兵簇拥着冷支队长往南走。

爷爷吼叫一声:“站住,姓冷的!”

冷支队长回转身,说:“余司令,谅你不会打我的黑枪吧!”

爷爷说:“我饶不了你!”

冷支队长说:“王虎给余司令留下一挺机枪!”

几个兵把一挺机枪放在爷爷脚前。

“这些汽车,汽车上的大米,也归你了。”

冷支队长的队伍全部过了桥,在河堤上整好队,沿着河堤,一直向东走去。

夕阳西下。汽车烧毕,只剩下几具乌黑的框架,胶皮轱辘烧出的臭气令人窒息。那两辆未着火的汽车一前一后封锁着大桥。满河血一样的黑水,遍野血一样的红高粱。

父亲从河堤上捡起一张未跌散的拤饼,递给爷爷,说:“爹,您吃吧,这是俺娘擀的拤饼。”

爷爷说:“你吃吧!”

父亲把饼塞到爷爷手里,说:“我再去捡。”

父亲又捡来一张拤饼,狠狠地咬了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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