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自实施选举以来，大大小小选举不断，
选举结果，谁上台、谁下台，
对选民来说，早已是很平常的事了。
但是对政治人物而言，
有的人上台很容易，下台很困难；
有的人则是上台不容易，下台很容易。
综观上台不容易的人，往往比较君子风范，
他不计较名位，不一定执着要上台；
下台很容易的人，也是君子，
他不恋栈公职，随时可以替换；
很容易上台，
甚至于争取上台而不肯下台的人，
也就难以究其原因了。
“国民政府”从一九四七年第一次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以来，蒋中正先生一直都是连任领导人。所以，台湾有一些人都语带嘲笑地说，蒋中正是“于右任”（余又任）、“赵丽莲”（照例连任）等等。一直到了一九七五年，蒋中正在任内逝世，才由严家淦先生继任，一九七八年再由蒋经国先生接任。
说起蒋经国先生，他对台湾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和功劳，可以说无人能与之相等。尤其他解除戒严，全面改革开放，若说他是台湾民主政治的推手，应该是实至名归。但是那时候的选举，也还是经由从大陆来台的“国民大会”代表共同选出，尚未到达全民选举的气候。直到蒋经国先生逝世之后，李登辉先生继任，办理台湾“第一届民选领导人”，台湾的民主政治才真的落实了一大步。
李登辉
现在话说回头，当一九九〇年台湾领导人仍由“国大代表”投票间接选出的那个时候，威胁到李登辉先生的是林洋港先生。他们两个人都曾做过台湾省主席，林洋港先生在一九七八年担任第十任省主席；之后，一九八一年才由李登辉先生接任。
省主席和省长不一样，省主席是从台湾省政府的委员中选出一位担任，省长则是由全民选举而出。例如：最初宋楚瑜先生担任省主席的时候，人家喊他叫“宋主席”，经过全民选举之后，就称为“宋省长”了。
论声望，那个时候林洋港先生在“国民大会”里的声望并不会输给李登辉先生。不过，李登辉也真是一个能屈能伸的人，据闻他亲自拜访了林洋港，请林洋港退让一步，由他先做第一任，第二任再让回。林洋港先生是一个非常重视诚信的政治家，在关键时刻，果真就让给了他。所以，在两蒋去世以后，也就是李登辉的时代了。
陈履安
一九九六年，终于要举行首次直选领导人了。这个时候因缘际会，我与台湾的选举就产生了关系。
当时因为是直选领导人，所以好多人马都竞相搭档参选。例如，第一组是由国民党提名的李登辉和连战先生，第二组是由民进党提名的彭明敏和谢长廷先生，第三组是自由参选的林洋港和郝柏村先生，第四组同样也是没有政党加持的陈履安先生和王清峰女士。四组人马要共同争取二千三百万人口中的一千多万张选票，其竞争之激烈，也就可想而知了。
据闻那时候彭明敏从海外回到台湾，代表民进党参选，只是陪选的性质，林洋港则是志在必得，而陈履安是已故陈诚先生（陈辞修）的大公子，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机工程学系毕业，形象清新，在当时台湾经济起飞的时候担任“经济部长”，也具有相当背景。但是，在各组人马中，李登辉自信必能当选，一来他有国民党的铁票，二来他是由党提名，名正言顺，第三他是本省籍人士。
所以，后来当信徒游象卿居士知道我支持陈履安的时候，他很坦白地对我说，李登辉即使躺在床上睡觉，也能当选。为什么？现在台湾民意高涨，多数人都希望让台湾本地人当选，更何况他还是由党提名的。
他的话确实不错，就连实力雄厚的本省籍参选人林洋港先生，因为不是由党提名，票选结果就与李登辉先生差了一截。
虽然情势如此，但由于陈履安先生多年前在佛光山皈依，是佛光山的弟子，更是一位佛教徒。尤其他曾信誓旦旦地对我说，他必能当选；当时那许多说他会当选的言论，也把我说得对他的选情感到很有信心。甚至陈履安还对我说，某个地方有一位百岁的老人，能预知未来，说他一定可以当选；还说哪个地方的神庙、哪里的妈祖宫……几百间的宫庙都要连名支持他，甚至说青年人也大都是他的拥护者等等。
其实，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佛教能成为现代政治舞台的参与者，也是一件好事。因此，既然有一个人愿意打着佛教徒的招牌出来竞选，不论成败，都应该给予支持。问题是根据选举罢免法的规定，独立参选人需要达到一定的连署人数，才能登记为候选人。为了替陈履安先生找到近四十万人连署，佛光会员真是忙得手忙脚乱。尤其那时候，资讯科技还没有现在发达，连署书影印后，经由传真或邮寄寄出，许多都不知寄到哪里去了。这下可就事态严重了，如何才能让陈履安有四十万的连署人呢？
不过，大家也不气馁，依然积极参与。只是到后来，我看到一些佛教人士并没有很热烈地支持陈履安先生，就发觉到他的选情不很乐观了。
在这段期间，佛光山的宝桥边上还曾经发生一起小爆炸事件。有人说，这是对我的警告。其实，我虽然支持陈履安先生，但是并没有出面为他站台，我只想到要把自己这一票投给同是佛教徒的他而已。
总之，有人说，星云某人参与政治；但也有很多人说，星云某人实在没有政治意识，他如果真懂得政治，就不会支持陈履安了，因为明知陈履安不能当选，还要表态支持，可见得他不是一个高明的人物。
确实说得不错，选举结果出炉，李登辉先生以五百八十几万票当选，林洋港和其他三组人马的票数加总起来，都还不到他的总票数。虽然这也是意料中的事情，但是无论陈履安当选或落选，我站在他皈依证明师的立场，都应该要支持他一票。
选举后，大家也都很关心我，纷纷研究李登辉先生究竟有没有因为我支持陈履安先生而对我产生怨恨。有一次，机缘凑巧，我在前往洛杉矶的飞行途中，和台中市的老市长张启仲先生坐在同一排位子，他告诉了我此中的秘密。他说：“李登辉先生对你是没有报复行为的，因为你并没有替陈履安先生站台。”我想，这许多政治人物到底还是明眼人，知道我们一介僧侣，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都自有分寸。
尤其，李登辉先生当选后，虽然身为虔诚的基督教徒，但是对于佛教净化人心的功能，还是给予高度的尊重和肯定。一九九九年，当“佛光山梵呗赞颂团”即将启程前往欧洲演出之际，他还特地上山为我们授旗，同时宣布每年农历四月八日为法定佛诞节，与母亲节同时庆祝。由此也可见他并不计较当初我支持陈履安之事了。
话再说来，在陈履安先生竞选的过程中，支援他最多的就是佛光会员。不但帮助他造势、拉票，还参与他的“行脚祈福”活动，前后十八天，走遍了全台各地。我想，在民主社会里，选民为候选人造势是很正常的现象，不过，那许多活动，我个人倒是都没有参加。可以说，对于台湾的选举，我是很有分寸的，我可以投某人一票，但是不四处站台或参与造势活动，说要支持某某人。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这种强烈的政治意识。
宋楚瑜
继一九九六年首次民选领导人之后，二〇〇〇年台湾第二次的选举又到了，这一次，是由宋楚瑜和陈水扁先生对垒。
其时，宋楚瑜争取参选，只可惜国民党没有提名他，而提名了连战竞选。最后，宋楚瑜只有脱党，和连战各自争取民众的支持。但所谓“鹬蚌相争”，结果自是瓜分了国民党的选票，陈水扁也就“渔翁得利”了。
过去，宋楚瑜先生竞选省长的时候，曾经获得全台湾人民的支持，把宜兰籍代表民进党参选的陈定南先生打败。由于宋楚瑜先生在本省人当中声势高涨，加上大家都认为他与李登辉情同父子，也就觉得他可以继承李登辉之位。可是偏偏这个时候，李登辉和宋楚瑜在政治的路线上，已经出现了分道扬镳的状态。尤其当时发生的“兴票案”，对竞选中的宋楚瑜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只不过选前宋楚瑜依然信誓旦旦地认为陈水扁不是他的对手。
当时，宋楚瑜先生也曾到佛光山来住了一宿，与我长谈，要我替他介绍副手人选，并且要我代为询问吴伯雄、吴敦义先生两人，愿不愿意做他的副手搭档。在台湾，吴伯雄、吴敦义都是和我经常来往的朋友，我也就答应向他们征询意见，只是两人都坚决地表示不愿意参选。
其实，宋楚瑜先生实在是一个干练的人才，有气魄、有眼光，也很正派，就是给“兴票案”弄得焦头烂额。不过，以我对“兴票案”的了解，宋楚瑜是无辜的。因为那时候，宋楚瑜是国民党的秘书长，国民党选举余下的经费，李登辉先生自是交由他掌管。只是不该的是，宋楚瑜先生把它存在自己的名下，也就成为众矢之的了。
后来，我们佛光会的律师谢启大“立委”，还帮忙宋楚瑜先生打这一场官司。宋楚瑜最终被判无罪，但是谢启大却因为指控曾文惠女士私运美金到美国，遭美国海关遣送退回，而被提告诽谤，吃上官司，关了两三个月。实在说，政治弄人，叫人看得眼花缭乱，难以了解其中的道理。谢启大一气之下，后来就住到北京去了。
谢启大女士是我的信徒，早在一九九〇年代，有一次我在台北道场主持皈依典礼，她就一个人前往参加。后来蒙受牢狱之灾，我一度想去探望她，可是在政治环境复杂的情况下，最后就没去成了。不过，在她身系囹圄时，我怕她缺钱用，还是请人送了十万块钱前去慰问。
再说宋楚瑜先生于竞选期中，多次出入台北道场，海阔天空地畅所欲言。但是，那时候，我觉得宋楚瑜若要竞选，不须讲太多，应该要多听别人说。所以，在一次餐会中，我就直接地这么告诉他。他立刻起立，向我合掌、问讯，说：“谨受大师赐教。”
对于宋楚瑜先生能接受我一介小老百姓的建议，我也就更感觉到他是一个堪做领袖的人物，就是做到最高领导，也会是一个明君。很不幸地，他却落选了。连竞选对手陈水扁先生听到开票结果，都很茫然地说：“我不知道我现在就能当选！”可见得，那时候原本应该是宋楚瑜的时代来临，只是由于国民党内部，从李登辉到连战，自相排挤，很自然地，就让民进党快速地在台湾获得政权。
宋楚瑜先生落选以后，大家都鼓励他另组党派，他也曾来征询我对党团名称的建议。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政党的名称可以怎么取。平时我对信徒家中，如果是开个公司、开个商店，或者生儿育女，叫我取名字还可以，要我替政党提取名称，就觉得自己还有不懂的地方。
说到组党，太虚大师在世的时候，也曾受蒋介石先生鼓励组织佛教党。不过，太虚大师向来秉持“问政不干治”的原则，最终也就没有实现。
这一次，虽不是要我组党，但是我一时之间，还真不知道要为他的党团取什么名称好。不过后来我真的想到一个名称，要想告诉宋楚瑜先生，我认为公平、公正、公义、公道，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民选政治人物最怕的就是自私，更应该效法国父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理念，所以就想建议取名为“公党”。
但是在我准备要告诉宋楚瑜的时候，跟随宋楚瑜的“立委”沈智慧女士却告诉我：“刚才宋先生已经对外宣布叫‘亲民党’了。”
虽然这次的取名，没能帮上他的忙，不过后来亲民党好多的事情，他多次求助我，我也都欢喜地为他解决。
再说到整个选举的过程中，我为了不要和选举沾上边，免得有心人模糊焦点，还跑到美国去参加几个弘法行程，到选举前一天才搭机回台。只是，晚上九点多抵达桃园机场，一下飞机，就有一群国民党员一哄而上，告诉我说：“大师，现在是紧要关头，连战先生在台北中正纪念堂造势，就等你去替他做最后的站台；活动十点结束，明天就要投票了，请你去帮他说一句话。”虽然站台只是一下子，但电视转播却是全台湾都收看得到的，很具有影响力，当然大家也就想把握住这最后的一刻了。
不过，说实在地，我是没有什么影响力的人，他们错估了我的价值。但是，人就是这样，一旦身处茫茫苦海中，就算是一根稻草，也会把它视为求生的浮木。只是那时，虽然他们坚持劝说我去，我还是坚决、坦白地说：“对不起，这么迟了，即使我到中正纪念堂去，也没有力量扭转乾坤，所以还是不必去了！”
总说整个选举的过程，给了我一个启示：假如大家平时就有来往，或许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会毫不考虑地答应，甚至为他们赴汤蹈火。但是之前彼此没有来往，到了临时才要抱佛脚，就是佛祖也帮不上忙！所以，“平时烧香”还是很重要的。就是站在选民的立场，不也是这样的心情吗？
陈水扁
总括来说，虽然宋楚瑜、连战都落选，陈水扁当选了，但在台湾，选举是一时的，人情、朋友是永远的，不会因为选举时，你选了谁而不选谁，就这样被定型。所谓“民主风度”，谁当选了，我们就拥护谁，现在陈水扁先生当选，我们当然就是支持他。
所以，有一次陈水扁先生来看我，那段期间，正好是我刚开始练习书法的时候，我就写了“应世无畏”四个字送给他。他问我：“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我说：“今后你要有仁慈道义，要急公好义，要勇敢，不要有畏惧。”他听了很欢喜，就对我说：“我要把它挂在办公室。”
谈话中，我也老实地对他说：“你与佛教是比较接近的，要知道‘有佛法才有办法’。”他听了我的话之后，还复述一遍“有佛法才有办法”。但是陈水扁先生之后的作为，错误的就是在于他没有佛法，举凡他贪污、失信、妄言，这都不是佛法；唯有慈悲、智慧、正派、信用、仁义、道德才是佛法。由于他完全没有运用佛法，所以也就注定是没有办法，最后当然就失败了。
过去也承蒙他对我的好意，所以有一次他带领全台各大媒体主管到佛光山开会，当晚住宿在佛光山，因为有这么一点时间，彼此可以多谈一些话，我就冒昧对他讲说了两个重点。第一点，我告诉陈水扁先生说：“你现在当选领导人了，已经不再是民进党的党魁，而是全民的领导人；希望你能做全民的领导人。”
第二点关于“台独”，我请他要慎重考虑。我说：“现在你是‘中华民国’的领导人，不是‘台湾国’的领导人，你既然当选了‘中华民国’的领导人，就要先把领导人做好。”犹记得他回答我说，他是台湾民进党的基本教义派。很惭愧，我还真不懂民进党基本教义派是什么想法。
不过，我们还是要坦荡地昭告世人，身为一介僧侣，党派并不是我们唯一的信仰，人民的需要、全民的自由幸福、和平安乐，才是我们认为最重要的。
除此之外，我和陈水扁先生偶尔也有一些交集。比方，他于二〇〇一年请我去讲演，我以“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为题，发表主题演说，希望个人一点浅薄的意见，能对社会发展有所助益。再有，二〇〇四年，他邀请我出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宗教委员会主任委员，单国玺枢机主教担任副主委，此举使得宗教界能对“宗教法”立法的相关内容，再有因缘共同进行讨论；隔年，他还邀请我参加文化总会年终餐会，并好意地安排我坐在他的邻座。
总而言之，对于陈水扁先生“台湾之子”的称号，或是李登辉先生所谓“台湾民主之父”的美誉，我都觉得很好；只是，无论天父也好，或是天子也好，“民在我心”还是最重要的。
马英九
继陈水扁先生做了两任台湾领导人之后，二〇〇八年，马英九先生代表国民党，与代表民进党出来竞选的谢长廷先生互相角逐。马英九的搭档是萧万长先生，谢长廷的搭档是苏贞昌先生。在台湾，他们可以说都是我常见面的朋友，究竟支持谁，实在叫人很为难。不过，既然是民主宪政的时代，就要按照民主方式行事，我既是国民党的党员，没有话说，就应该支持马英九先生。加之马英九先生在“法务部长”任内，帮助我们进驻戒毒村，长期在里面为烟毒病人服务，当然是更应该支持他了。
说到马英九先生的参选历程，让我想起一九九八年台北市长选举的时候，国民党需要一个强棒的人才来和竞选连任的陈水扁先生对决。那时，大家都认为，党里形象最好的是马英九先生，也就希望他能出来竞选，但是马英九却始终不愿意。后来，连战先生还为此拜托我，希望能说服他出来参选。
记得那一次，我和马先生在一个小房子里谈说了几个小时，但他怎么样都不肯出来竞选台北市长。他说，好不容易才找到政治大学副教授的工作，那是一份可以永久担任的职业，政党选举做官，只不过是一时的职务。
我也赞成他的想法，只是既然加入党派，为了党的需要，也就有必要做一些牺牲。后来，当然还有很多人给予劝说，最后马英九先生终于接受了国民党征召，竞选台北市长，并且顺利当选。
那个时候他能一举成功，真要感谢李登辉先生的帮忙。因为到了投票前两天，李登辉先生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马英九是我们台湾的新台湾人！”这句话对马英九先生的选情是有很大帮助的。当然，马英九先生向来清新的作风以及正派的形象，受到民众的肯定，也是他当选台北市长的助力。
说回在民进党执政八年后，马英九再度成为候选人，代表国民党出来竞选。其实在当时，他和代表民进党参选的谢长廷先生可以说都是一时之选。尤其谢长廷年轻的时候做过律师、台北市议员，后来担任高雄“院辖市”的市长，并且在民进党执政时期也担任过“行政院长”，现在要竞选，当然是具有雄厚的实力。只是，当时陈水扁贪污案弥漫社会，也就使得马英九清廉正直、公正无私的形象，受到台湾民众的肯定、接受，觉得他比较适合出任。
马英九先生确实很守法，有“不沾锅”的清誉。在他竞选党主席的时候，也曾到佛光山几次，有一次还在山上住了一宿。隔天早晨起来，他仍然维持每天晨跑运动的习惯，那天我们大慈育幼院的小朋友也陪他跑了一程。
但是就在他即将参选前，却因为首长特别费案被起诉，一度心情低落。关于什么是特别费？特别费应如何运用？当时报纸都没有特别报道说明，以至于许多人对此都不甚了解。其实，全台湾每一位首长都有特别费，假如马英九先生一个月的特别费是十万块钱，按照规定，这十万块钱是可以自由运用的，只要报账就可以。只不过这当中，马英九先生有一笔特别费的账目，部属以他认养的流浪狗“马小九”的日常开支发票报账。这在选举期间，也就成为很严重的事了，民进党为了这事紧迫不舍，“你怎么能拿公家的特别费去养狗呢？”
事实上，这件事情已经不是马英九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乎台湾长期以来的制度问题，因此，也使得当时七千多位的政务首长都遭到了侦查起诉。
不过，正当首长的特别费闹得沸沸扬扬的同时，其实陈水扁先生使用“国务机要费”去支付日常开销，才是严重的事情。但那时候，民进党人士却什么都不讲，就专打马英九先生的特别费。我为了这件事情，也替马英九感到委屈，因此特别在报纸民意论坛上发表了两篇相关文章。事后，当我在宜兴大觉寺巡视工程的时候，还接到他给我打了电话表示谢意。后来，听说他获得不起诉的消息，终能还他清白，我也非常高兴。
在马英九先生终于可以出来竞选，但还没有公开活动的时候，他又上山来向我致谢。那时，正逢我们举办“翰林学人联谊会”，有数千位硕、博士，以及大学教授、学者前来参加。
马英九先生来到会场与大家打招呼时，我灵机一动，就说：“马英九先生他已经失业，没有工作了，拜托大家帮他找个工作。”因为当时还没有公开竞选，参选之类的话还不能讲明，我一时之间有这样的灵感，也就如此一说了。大家听了都会心微笑，抱以热烈掌声。之后，马英九先生正式在各处展开竞选宣传时，也都使用“为马英九找一个工作”这句话。选后，马英九先生果真找到了工作，当选为台湾新一届领导人。
实在说，马英九先生这个人，有与人为善的性格，尤其攸关净化人心的活动，他总是乐于参加。例如，二〇〇六年时任台北市长的他，出席我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举行的佛学讲座，我们以“出世与入世之融和”为题，进行对谈。二〇一〇年，佛光山佛陀纪念馆举行“第一次地宫珍宝入宫法会”，马先生也莅临会场，共襄盛举。乃至于二〇一一年，宜兰礁溪的佛光大学举行毕业典礼，他也应邀与会，并与外籍学生比赛炒米粉，学生们都欢喜地与马先生互动，气氛轻松愉快。
尤其由“文建会”主办、国际佛光会承办的“爱与和平宗教祈福大会”，在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盛大举行时，马英九先生更偕同“行政院长”吴敦义先生亲临会场，和与会的一贯道、天主教、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及基督教等宗教代表共同祝祷，祈愿世界和平、人民幸福安乐。
此外，二〇一〇年高雄市长选举，马英九先生为了南部的选情，坐专机南下，第一时间就上山来跟我讲说黄昭顺女士竞选的问题。其实，对于黄昭顺、杨秋兴之间怎么友好地规划，我早就为他们两人尽了心力。至于我做人，一向不计成败，最后结果如何，我也不勉强，但是我用的心都是好意，则觉得对得起大家了。甚至于陈菊女士，她很能干，声望高，最后能当选市长，我也寄予祝福。我想，这就是“民主”，谁当选了，就拥护谁。
在民主政治的时代，经常都要举行选举。台湾自实施选举以来，大大小小选举不断，选举结果，谁上台、谁下台，对选民来说，早已是很平常的事了。但是对政治人物而言，有的人上台很容易，下台很困难；有的人则是上台不容易，下台很容易。
综观上台不容易的人，往往比较君子风范，他不计较名位，不一定执着要上台；下台很容易的人，也是君子，他不恋栈公职，随时可以替换；很容易上台，甚至于争取上台而不肯下台的人，也就难以究其原因了。
在陈水扁先生执政期间，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先生于台北发起“反贪倒扁运动”，并于凯达格兰大道上，聚集了几十万的“红衫军”，要求他下台。其实，那时候如果陈水扁先生能下台，会比较光彩。
我在美国旅行，看到当地几十年来的总统，从罗斯福、杜鲁门，到后来几任的总统，谁上台、谁下台，好像都不把它当成一回大事，经常都是还不知道某人当选总统，他就已经在为人民服务了。甚至任期到了，也都不知道他已经离开总统职务，到某处去做律师，或到哪里去经营农庄了；他们总是这样来去自如。
我觉得，所谓“民主”，就应该如此，确实地把民意提升，把职务、名位的价值降低，而不是到了选举的时候，才一声又一声恳切地“拜托、拜托”，选举之后，则只顾自己意气昂扬，根本就看不到民众。当然，也不一定要看到民众，但是要知道民事；服务公职的人，就应该要替民事用心才是！
我个人一生不拜访权贵，不走机关衙门，台湾各地的政府，我从来没有自己提说要去拜访哪位首长或政治人物。虽说我去过“总统府”，但那也是因为蒋经国、陈水扁先生找我去的；我去过高雄县政府，那是由于杨秋兴县长当选五星级县长，我受到高希均先生的活动邀约而前往颁奖。到访台北市政府则是因为举办活动，顺此受市长郝龙斌先生之邀而在客厅坐了十分钟。
总之，我虽然曾和许多候选人或县市首长有过来往，也帮助他们化解了许多问题，但是我从来都不拜托他们为我个人做什么事，只希望他们能为人民谋福利。
又例如，我也支持过余陈月瑛女士选举高雄县长，也曾经到宜兰，为游锡堃先生竞选助阵。说来惭愧，像我这样一位国民党党员，支持民进党候选人，本是要受国民党党纪处分的。但是我一介僧侣，并没有什么政治立场，只是觉得在台湾，为了谋求人民的幸福安乐，应该落实所谓的“选人不选党”而已。
过去，我也曾经在《人间福报》上呼吁，恢复“选贤与能”的口号；尤其“选人不选党”，是现在政党之间应该要有的风度。因为在台湾，有时候个人的声望远远凌驾于政党之上，党不让他出来参选，让他不能提升自己，他也就只有选择脱党了。
所以，让“选贤与能”复活，才是全民的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