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顺着诗歌的河流去溯源，最终总是会到达《诗经》这个源头。
《诗经》里的“十五国风”，是民歌的汇集，其中很多著名的篇章如《谷风》、《氓》等，都带着叙事的性质，但更多的诗歌都是抒情性很浓的，爱情的悲喜、相思的折磨、羁旅行役的辛劳艰苦、劳作生活的简单忧乐等。
中国文学史，是“风”、“骚”并行的，以《诗经》“十五国风”和《楚辞》的“离骚”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诗歌源头，如山涧清流，一路穿行于青山秀谷中，不久就到了之后的“汉乐府”。
汉乐府是汉时乐府官署采制的诗歌，其中一部分是供执政者祭祀祖先和神明使用的郊庙歌辞，和《诗经》里面的“颂”是相同的；另一部分则是民间流传的无主名的俗乐，被称为“乐府民歌”。
乐府民歌，和“十五国风”在性质上是相同的，都是民歌，无疑有着传承和发展。它是继《诗经》之后又一次民歌的大会聚，《诗经》虽说是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却用了许多浪漫主义的手法，汉乐府民歌则更接近于现实主义，或者说是开创了现实主义诗歌的新风。
乐府民歌语言通俗浅易、情感真挚、不事雕琢、自然本真。收录的作品贴近生活，其中，女性题材作品占了很重要的位置。并且采用了叙事的手法，刻画了许多细致入微、性格鲜明的人物，而且还有较为完整的故事情节，比如《陌上桑》、《东门行》、《孔雀东南飞》等。这些作品不但故事性强，更有其独特的思想内涵，形式上也由四言、杂言渐渐趋向五言。这不仅标志着叙事诗的成熟，而且也是五言诗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虽然统治阶级很看重贵族乐府，但谁也无法阻挡民间乐府的魅力。《汉书·艺文志》载：“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这句话，不仅清楚地说明了民间乐府乃是汉乐府的精华，而且说出了汉乐府民歌最大的特色——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哀乐”就是广大老百姓最朴素最真实的感情，而“事”就是他们苦难的遭遇。这八个字的意思就是，汉乐府把他们的苦难遭遇和由此产生的朴实真挚的情感融合在一起，通过朴实无华的诗歌形象表现出来，使人情为之陷、心为之动，似乎有切肤之痛。它既是汉代老百姓现实生活的写照，也是诗人主观情感的真切流露。
《古诗十九首》就产生于汉乐府之后，从后来的六朝乃至唐、宋的记载来看，两者许多篇目有重叠的现象，如《孟冬寒气至》里有“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的句子，可是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里也有“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上言加餐饭，下言长相忆”。由此可见，这是套用了汉乐府民歌里的句子。
《古诗十九首》里的许多诗，都和汉乐府一样，“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这便是从《诗经》的“十五国风”传承而来，经过汉乐府的培植、濡染，所以，说它是“风余”。
汉末，那些满腹经纶却怀才不遇的落魄文人备受压抑，需要有一种属于自己的倾诉方式，来抒发胸中的愤懑和抑郁。于是，他们丢弃了当时那种从形式上尊崇《诗经》、《楚辞》的回言、骚体，以及汉赋的痼疾，开始倾心于汉乐府五言诗的浅显真挚，大胆钟情于汉乐府民歌，从而开拓出属于他们自己的诗歌载体——五言古诗。
这些“五言古诗”，曾经被那些上层文人们称为“俳优倡乐多用之”的俗体诗，却将分离了三百多年的文人诗歌语言和民间诗歌语言融合在了一起，赋予了它们蓬勃旺盛的生命力。
这些五言古诗，既有民歌的痕迹，也有着文人的“用心”，它将民歌中的叙事和抒情很好地融合在了一起，侧重于抒情，以情融事，浑然天成。它的语言出自天然、富有感染力，“质而不鄙，浅而能深”。明代的谢榛形容它为“若秀才说家常话”，但意境却是深远浑厚的，钟嵘在《诗品》里说：“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
《古诗十九首》虽是“风余”，但与之传承的《诗经》、《汉乐府》却有着根本的不同，《诗经》、《汉乐府》是朴质浑厚的自然美，绝少雕琢和修饰，用唐代皎然和尚的话说，就是“天予真性，发言自高”，可是，十九首的诗句已经有炼字锻句、谋篇布局的痕迹，同样用皎然和尚的话说，就是“始见作用之功”，当然，这和汉赋的刻意铺排和雕琢是完全不同的。
实际上，它开创了中古诗歌“以情融事，才情并重”的风气。这种以气驭才，以才达气，讲求诗歌之“才”和“气”相契的传统，成了后世的楷模，也在前古和中古诗歌的重大转折中，处于枢纽位置。
难怪后来，陆机要拟之，刘勰要赞之，钟嵘要叹之，最后，昭明太子要集之。
用刘勰的话来说：“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
所以，十九首既是“五言之冠冕”，也堪称“诗母”。
兼有“风余”和“诗母”两个美称，也算是在诗歌的长廊中，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