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了几部阿根廷当代作家塞萨尔·艾拉的小说，阅读了一些关于他的生平、创作经历、作品评论和分析的西班牙语资料，感觉有些想法应该提供给我们的读者，希望能够帮助中文读者理解他的创作指导思想、艺术手法和题材的选取。
1949年，塞萨尔·艾拉出生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南部的普林格莱斯上校镇。父亲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更是个狂热的庇隆主义者，坚决支持庇隆总统的独裁统治，是个参加政治活动的积极分子。艾拉从小就对父亲的不关心家务表示不满，只能依赖母亲的呵护。他是独生子，母亲对他百般宠爱，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变得不爱说话，只喜欢读书。由于家离首都不远，他经常在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阅读各类书籍，对文学、历史、哲学、音乐、美术等人文科学类的图书都有广泛涉猎，他雄心勃勃，想要当个“百科全书式的作家”。进入青年时期，在大学里，他广泛接触了欧美先锋派文学和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其中阿根廷文坛上的博尔赫斯、罗贝托·阿尔特和曼努埃尔·普伊格，法裔美籍艺术家马塞尔·杜尚、对超现实主义有重要影响的雷蒙·鲁塞尔以及美国先锋派音乐家、艺术家、哲学家约翰·凯奇对他后来的创作都有重大影响。
先锋派文学的本质特征是反对传统文化，刻意违反约定俗成的创作原则和欣赏习惯，主张独创性、反叛性、不可重复性等原则。先锋作家创造了新小说的概念、叙述方法和新的话语规范，尤其是对语法规则和逻辑性进行“颠覆”和“解构”。在思想内容方面，先锋派作家讲究直面人生，追求片面的深刻性，探求当代人的生存困境，表现作者的觉醒意识和身处边缘的孤独感。这在20世纪70到80年代的艾拉作品中多有印迹，其中马塞尔·杜尚的“观念艺术”理论对艾拉的影响尤其明显。杜尚认为，艺术品的本质在于艺术家的思想，观念是艺术的主体，文字、摄影、文件、表格、地图、电影和录影带，加上观众的心智参与，都是观念的表现形式。他还坚持认为，艺术价值在于“创意”（idea creativa），而不在于展出的物品是否具有美感。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在瓷质的小便池上贴了一个“泉”字，送到展览会上要求展出，被组委会愤怒地拒绝了。他们不懂得“泉”字背后的“创意”所在，这个字却改变了人们通常的审美视角。杜尚的“观念艺术”是反理性的，是反对传统审美观念的。他尖酸刻薄地质问：外在美是真美吗？这让我们联想到，安徒生童话中皇帝的“新衣”是真的新衣吗？杜尚极端的批判精神摧毁了种种传统的艺术观念，为新艺术流派的诞生解除了精神枷锁。艾拉的文学创作深受他的影响。
在阿根廷国内，对艾拉影响最大的人物当属博尔赫斯。这位阿根廷文学大师的写作特点很多，让艾拉直接受益的有：博尔赫斯打破了小说、散文、诗歌三者之间的界限；他的散文像小说，小说是诗歌，诗歌像散文。沟通三者的桥梁是作者渊博的知识和睿智的思想，是有创意的“点子”。三位一体，独一无二，旨在表现“世界的混沌性和文学的非现实感”。例如短篇小说《阿莱夫》中就汇集了诸多主题：梦幻、迷宫、图书馆、虚构的作家、作品、宗教信仰、神祇等题目，有故事，有哲理，有散文诗，多种元素自然而然地融合在一起，浑然天成。在类似《阿莱夫》这样的小说中，作者采用了时间和空间的轮回与停顿、梦境和现实的转换、幻想和真实之间的界限自然连同、死亡和生命共时、象征和符号之间神秘的暗示等手法，把历史、现实、文学、哲学（尤其是不可知论和神秘的宿命论）之间的界限打通，模糊了它们之间的疆界，创造出一个神秘、梦幻的虚构世界，在真实和虚构之间，找到一条可以穿梭往来的通道，让读者获得神奇的阅读感受。
20世纪80年代末，欧美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延续和发展了先锋派的冲击力。从艾拉90年代的创作来看，他的确接受了后现代主义思想中的某些观点，例如坚持反传统的精神，坚持文学创作的不确定性，坚持写作手法的多样性、多元性和语言上的试验，讲究作品形式的光怪陆离，进一步打破真实和虚构之间的界限，消除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边界，追求作品主体的零散化和故事情节的碎片化。
从1975年到2017年间，艾拉创作了八十多部文学作品，毫无疑问，这是一位高产作家。如果从创作题材上分类，70年代到整个80年代，艾拉的创作题材主要取自阿根廷潘帕斯大草原的风土人情，90年代的题材是“我”，2000年至今的主要题材是“艺术”。
大草原题材的主要代表是发表于1981年，也是艾拉成名作的《女俘爱玛》。从选材的角度来说，《女俘爱玛》与19世纪阿根廷浪漫主义文学大师埃斯特万·埃切维里亚的长诗《女俘》是唱反调的，是反传统的“女俘”形象的。长诗《女俘》的主人公是个被凌辱、被欺压、被伤害的女性，而艾拉笔下的女俘却是个在困境中努力奋斗的女子。她克服了种种生活中的困难，与军人友好共处，善待印第安人，与要塞的上校结为好友，赢得了上校的支持，最终成功地创办了一个养鸡场。作者塑造了一个在逆境中励志创业的模范典型。艾拉在另外一部小说《野兔》里，把印第安人各部落的矛盾冲突处理成了“家族大团圆”，把大草原描写成美丽、富饶、适合人类居住的乐园。这些看法与19世纪的大作家、阿根廷总统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对大草原和印第安人的认识大相径庭。萨米恩托在他的巨著《文明与野蛮》中提出：印第安人是“野蛮因素”，阻挠了社会进步和国内的经济发展。艾拉不赞成这种看法，认为印第安人创造了自己的文明，是个很有智慧的民族，很好地处理了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应该向他们学习。
进入90年代，艾拉的创作题材转向“我”，也就是“我”成为塑造的对象。“我”在他这个时期的作品中处于中心地位。艾拉用自传的内容和形式来表现小说故事的真实性，但是其中有很多虚构成分，实际上是真实与虚构的对立统一，真真假假，难以分辨。但是，作品的基础仍然是作者自己的生活经验。《弹子游戏》和《晚餐》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两部小说的主要情节都是“我”的切身经历，前者是“我”去华人超市购物发生的故事，后者是“我”与一位脾气怪异的朋友共进晚餐的故事。作品中发生的怪人怪事显然都是虚构的，但是与真实的场景融会在一起，产生了十分逼真的艺术效果。
而到了21世纪，艾拉的题材选取转向了“艺术”，“艺术”成为他最重要的创作源泉之一。艾拉通过笔下的人物，对某样艺术品做出判断和评论，进而引申到对文学自身问题的关注。比如在《巴拉莫》（Varamo）中，作者让人物出来发表意见，批评专业写作现象，主张自由快速书写，强调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艾拉的艺术追求是打破文学、美术、音乐、魔术、舞蹈等艺术门类之间的界限，文学家、画家、作曲家、魔术师、舞蹈演员齐聚一堂，各抒己见，旨在打破森严壁垒，支持新艺术家即兴发挥。
纵观艾拉三十多年来的文学创作，他十分在意写作手法的艺术创新。不错，他的确深受国内外文艺思潮的影响，但是，他更注重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原创构思讲究“智慧”，写作手法讲究“新奇”，叙述话语讲究“怪异”，整个故事情节安排要“碎片化”。艾拉的这些表现在阿根廷当代文学的大合唱中属于“不和谐音”。尤其是他遵循前辈博尔赫斯的教导，追求文学创作的世界性倾向。比如他的《小和尚》和《一部中国小说》，把小说的舞台搬到了韩国、中国、巴拿马、委内瑞拉，甚至包括欧洲和非洲国家。艾拉上述表现的理论基础是超现实主义。艾拉承认，超现实主义的艺术追求（例如表现惊奇、怪异、矛盾、荒谬、梦幻……驾驭意象，改变日常生活的现实感觉等）对他的创作有直接影响。但这仅仅是“影响”，是早期创作的表现。到了2016年，评论家伊格纳西奥·埃切维里亚问他与先锋派文学的关系时，他回答说：“我没有先锋派的外壳，我更喜欢传统小说。我刻意追求创作新东西，其实骨子里，我喜欢老东西。如果有人非要说我是先锋派作家，那只能说明我喜欢写一些荒唐、怪诞的故事，因为我不喜欢老东西里的装腔作势，我要借助艺术手段打假。”他坚信文学高于其他艺术门类，因为文学有自己的秘诀，可以囊括别的艺术门类，反之则不可能。
最近十几年，塞萨尔·艾拉的文学作品和文艺思想在欧美文坛日益受到重视。早在21世纪初，拉美著名作家、《2666》的作者罗贝托·波拉尼奥就说过：“艾拉是西语文坛上为数不多的最优秀的作家之一。”面对赞誉和批评，艾拉都处之泰然。2018年4月25日曾有记者问他：“您总是能从日常琐事里找到快乐吗？”他回答说：“是的，这正是因为我的写作理想就是每天都追求变化。快乐就在于此，就在于做些天天有新意、不同的事情。我不担心将来某一天没了发现新意的能力，因为我已经习惯了写完一部作品之后的大脑空白期。但是，第二天我总会冒出新想法。从天而降的新主意，新点子。谁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也许是看书，也许是道听途说产生的联想。因此可以肯定，新东西总会有的。让我产生联想的主要来源是阅读。我认为作家的营养来自我们自身的第二人格、来自读书的秘密‘超人’。想法可能来自任何地方，电视节目啊，生活琐事啊，随便一次谈话啊。但是，通过读书可以看到别的方面，会刺激我们继续写下去。我非常感谢阅读，因为它曾经挽救了我的生命。小时候，我胆小又近视，只好藏到书堆里，天长日久成了习惯，结果成了写书人，写出书来，再让别人藏进去。”
他还对记者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读书的趣味也在逐渐改变。一开始，我喜欢读儿童读物，连环画、动漫故事、历险记、海盗传奇都是我的最爱。我还记得十一二岁时阅读的海盗传奇，作者是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多达二十一卷。后来，到了十四五岁，我发现了真正的文艺图书，讲艺术的图书，还发现了博尔赫斯的作品，从此看起书来就变得非常挑剔了。”记者请艾拉说一说对图像小说的看法。他说：“我深入过图像小说的世界。如今，我不喜欢新的图像小说，可我儿子是画家，专门为美国出版图像小说的出版社工作。我问儿子为什么总是画僵尸还魂、外星人登陆、海盗抢劫、纳粹入侵，这些东西分分合合，没有新花样，毫无创意可言。我儿子成了图像小说的雇佣军。有人建议，让我儿子为我的作品画漫画，可是我不感兴趣。我一批评儿子的东西没有创意，他就说，您可以为我写一个有创意的脚本啊。我不愿意写脚本，我已经习惯了自己的写作方式。”
记者问艾拉是否阅读过《堂吉诃德》，他的回答引出了一段大学时的读书经历，也值得说给读者听一听：“我曾多次阅读《堂吉诃德》，真是眼花缭乱，那是在大学期间，可以说是《堂吉诃德》把我领进了学术研究的世界。我当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文学系念书，大学毕业时，一位非常赏识我的老师派我去语言文学研究所做关于《堂吉诃德》的研究，选定的研究题目是《论作为对话体小说的〈堂吉诃德〉》。我开始读书，做笔记，可是后来不知怎么回事，虽然有了工作，收入也不错，却总觉得自己在学术研究领域做不出什么成果。经过努力，我或许可以成为优秀的研究员，成为一名文学史专家，但是我宁愿选择放弃学术研究，去书写自己的作品。我也不适合教书，口才不行。”
从上述这段话可以看出，艾拉个性很强，不愿意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这样的个性反映在文学创作上，更是如此：自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绝对不做社会、道义方面的承诺。针对尼加拉瓜著名作家塞尔希奥·拉米雷斯强调的“面对社会现实不肯睁开眼睛的作家，就是背叛了自己的职业”的观点，艾拉明确表态：“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我安安静静地闭上眼睛，不认为自己背叛了自己的职业。我不明白，为什么文学家一定要对周围的社会政治现实做出承诺呢？为什么？为什么呢？可能是为了拿到文学奖吧。国内有些朋友总是劝我，稍稍努力一下，争取拿诺贝尔文学奖。这个‘稍稍努力一下’，就是要我开口谈谈人权，谈谈民主。我可不想说这个。我宁肯生活在象牙塔里，跟自己的图书、诗歌和艺术在一起。我认为我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对身边发生的一切当然感兴趣，但感兴趣的方式非常普通。我生来如此，有些东西我就是不感兴趣。很多人喜欢政治和足球，我不喜欢。我喜欢的东西，几乎没人喜欢，这不是我的过错。喜欢和不喜欢，互相弥补而已。”艾拉对精神自由的追求表现在方方面面。在阿根廷，公民投票是宪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艾拉却不在乎；他也去投票站，但是投弃权票，因为他不相信候选人的口头承诺。但是，在他热爱的文学艺术领域，他却是忠贞不渝的。年轻时他也很喜欢美术，但是开始写作之后，他就下决心要写出好作品来。他坚信写作这个行当全靠时间和实践，创作的道路只能自己走，别人的建议只是参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写作方式，如果只是按照别人的方式写作，往往有害无益。他这样说，是有他自己的理论基础的。他说：“社会得以幸存，是因为有误会。以文学为例，作家写的东西，他心里明明白白，到了读者手里却产生了误会，难以被人理解。文学的宝贵之处就在这里，因为简单的理解可能就是传达一个信息（今天有雨，明天放晴），而文学远远超出了传达信息的功能，这超出的部分就在作家的明明白白和读者的误会之间。我经常想到我自己就是个读者，这个读者身份让我严格控制自己写的东西。”
艾拉的作品日渐受到欧美各国评论界和读书人的关注。墨西哥大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生前曾经预言：2020年艾拉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近几年来，在入选诺贝尔文学奖的外围名单中，艾拉的声望也逐渐提升，阿根廷国内很多人也希望除球星梅西之外，再来一个文学明星。对此，艾拉的态度是：“对我来说，这毫无意义，一旦获得了如此重要的文学奖项，就会变成公众人物，这可是个大麻烦，因为会失去眼下默默无闻的地位；那样一来，如果出门骑自行车，就会有人指指点点……不不不，太可怕了。我还是尽量保持现在的状态吧，我连电视都还没上过呢。不是因为我犯了法或者干了坏事要隐姓埋名，而是我想继续低调地做好事呀。”
“继续做好事”包括写散文。2017年11月19日，文学评论家霍尔赫·卡里翁发表了《塞萨尔·艾拉：优秀的小说家还是杰出的散文家？》一文。他介绍说：“塞萨尔·艾拉有一本散文集，其中有许多精彩段落，比如他说‘要写出好文章，是可以学习的；但是，下决心写作绝非易事，因为写作拼的是生命’。这类关于写作和艺术的看法收在他的散文集《各种思想的延续》中，多数文章都谈及当代文艺问题。他坚决捍卫浸透作家每个细胞的纯文学，态度绝对是浪漫主义的。我们很容易在艾拉身上看到后现代主义和新先锋派文学的影子，但是他还有少见的浪漫主义的一面。他的散文的确反映出他是个浪漫主义作家，很像是墨西哥大作家、伟大诗人帕斯在《污泥的儿女们》中刻画出的浪漫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延续者的形象。近年来，他的散文创作转向论述他的创作经验和小说叙事理论，集中收在《各种思想的延续》、《论当代艺术》和《论遁词》中。”这篇文章的最后，作者得出如下结论：“艾拉的散文篇篇优秀，而小说则参差不齐，原因是小说是他创作的实验室，有探索的性质，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具有随机性。而他的散文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是反思创作经验教训的结果，针对性很强，篇篇打中靶心。因此，他的散文胜过小说。”看来还需要把他精彩的散文引进到我国来啊。
最后，我从译者的角度说三句话：一是要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二是理解艾拉，尊重艾拉；三是是否借鉴艾拉，应该根据每人的实际情况而定，何况借鉴终归是借鉴，没人能代替自己的双脚走路。
赵德明
2018年6月25日于观澜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