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跟楚洁相处以来，我们第一次较长的分开。以前我出差过个把月，这次是四个多月，小半年。
与一个女人“好”，是件奇怪的事。美好的第一个月之后，就是为这一个月的美好不断地付出，不同的人服不同的刑。刑期长短不同，服刑的内容也不同。快乐的牢狱生活开始了。自由人遭到嫉恨，被指责为不义或被污蔑为不幸，义与不义、幸与不幸就这样在这个世间被颠倒了。
收拾行装，这让楚洁有了一丝成就感，这多少冲淡了即将离别的那种气氛。
自古多情伤离别，我是碰着离别这种事就高兴，就乐。
离别给我以希望。相聚却让我感到绝望。我太喜欢在火车站挥着手与人告别了，无论是我走还是送人。我走就不用说了，火车带你去远方，晃晃荡荡坐在窗口，窗外景色不断变化，气定神息，举止安详；送人也不错，可他妈走了，这回该消停了，一个人慢慢从空荡荡的出站口走出，抽根烟什么的。
我不喜欢接人更不喜欢被人接。要拥抱吗？要互相抢着拎东西吗？要热火朝天大谈旅途如何某某又如何吗？真是没劲啊。
应该是一个人背着包出站。倘若是熟悉的城市，你可以在心里慢慢体会某种牛逼感：我回来了！还是老样子嘛！我故乡这些生于斯长于斯庸庸碌碌的芸芸众生啊！倘若去一个陌生的城市，那就更应该一个人出站：打车，去某宾馆，路上看陌生的姑娘，看另一种庸俗风格的男人，住标准间，楼层要高些，洗漱，开电视开灯，沏茶，看看冰箱里有无啤酒，抽着烟，打开电话本，拨号，话筒里传来一个小男人的方言，比如“完宾个”，背景声是办公室里打牌的喧嬉，我说，我是某某，刚到，这小男人立码改成普通话：，也不通知一声！接下来我们就该安排这个夜晚如何活动了，通常是一醉方休，乃至眠花宿柳。话筒里倘若传出女声，那么背景声肯定是孩子哭及地方戏，此女八成是我的往日恋人至少一度关系暧昧，我说出我的名字我说我就在这个城市，她将悲喜交集吗？她将手足无措吗？或者干脆说“阿拉不晓得你”，哐当挂了？
无论如何吧，我的突然出现，就是要造成动荡、惊喜、仇恨、避之犹恐不及……我就是要给你们乏味的城市生活带来点刺激，无论你们是接纳还是躲避。这首先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刺激吧。
当然这种情况少之又少啊。生活总是有它自己的那一套，你总是对庸俗估计不足，正如你总是对自己的估计不足一样。
关于社教，到此结束。我觉得没什么可说的了，翻身右派、知青作家已说得够多的了，主要是，一沾农村，我就觉得乏味。
半年之后，社教结束，我又将面对这个令人发愁的北京了。
首先愁的是上班，其次愁的是楚洁。我记得那年冬天的某个晚上，我还稀里糊涂去了一趟她家，以一副上门女婿的嘴脸。
后来那天夜里下了场大雪，因此我记忆深刻。
那天晚上楚洁家专门为我摆了顿家宴。面对一桌丰盛的菜肴及青岛啤酒，我是既来之则安之，而且多年来无论多烦的事，到了酒桌上，统统没了，而且那时我跟楚洁的关系总的来说还行。
两杯酒下肚，我已一通叔叔阿姨地乱叫。甚至还频频向二老敬酒。开始，老楚和他老婆被我弄得有些慌神，但很快他们就将慌乱转为惊喜，他们几乎笑得合不拢嘴。
老楚也颇有些酒量，喝到高兴处，开始情绪饱满地谈古论今，展望未来，他让我觉得有一种功成名就的得意忘形。比如他讲到小时候日本鬼子如何给他们村发小米收买人心，又讲到刚刚发生的好几宗大案要案，对国内形势摇头叹气充满绝望。楚洁在一边听得两眼放光，后来她跟我说从未见过她爹这么反动过。楚洁她妈在一边添酒夹菜，也乐得合不拢嘴，我恍然觉着是不是真变了天了？
饭后，我在楚洁家陪老楚看了会电视。刘明呼我，说他那有个麻局，目前是七缺一，等我回去开第二桌。
这时电视里正在播放一个批评性的记录片，楚洁说她爹自打离休后就将焦点访谈和这类纪实报导作为每晚的必修课。我在一边添油加醋地感叹世风日下。老楚陷在落地灯的阴影里，对我的感叹只报以暧昧的微笑，此时他摆出一副胸襟开阔、不予计较的长者派头，这样正好显出我一副愤世嫉俗的毛头小伙形象。我因为一会儿的麻局而满心欢喜，那么也让老楚高兴高兴吧。
楚洁那天也挺高兴，出她家门的时候，我还管她借了点赌资，她知道我去刘明那儿搓麻，然而视麻将为万恶之首的楚洁还是很大方地借我了。
前两天楚洁还在我的小屋掀了我们的麻桌，当然她不是唯一这么干的女人。周小泉曾经在我们激战正酣的早晨抓起一把牌从刘明的十六楼扔了下去，这招更损。当时我跟刘明下楼捡回了几张，但仍有两张牌不知去向。至今刘明家的麻将中五筒用“春”代替，东风用“冬”代替，害得一些外来的混混经常诈和。
好在那时我住一楼，楚洁顶多也就是掀桌子了。
从楚洁家出来，下了楼，在橘黄色路灯的光晕中，雪在不紧不慢地飘落。从楚洁家走到刘明的十六楼也就半个多小时，我决定步行。
走着走着，我忽然很想在这个雪夜里买醉，于是我钻进附近的一个酒馆。
我点了一盘煮花生，一盘红油百叶，两瓶啤酒。老板是个小伙子，跟我半生不熟。他说，这天儿，不来点白的？我扭头看了看柜台，我说来瓶“西凤”吧。老板说，好嘞！
酒馆里有两桌男女在吃涮羊肉，喝二锅头。我是最近被二锅头弄伤了，提起二得子我脑仁就疼。
我坐在临窗的桌前，酒菜很快上齐，规规整整的一小桌。我说，老板，喝点儿？老板摆手，龇牙咧嘴做出夸张的痛苦表情，说今儿喝了一天了！不灵了！我也就冲他苦笑着点点头，一脸的理解，跟他妈真的似的。
好了，我可以开始喝酒了。我先喝了一小口西凤，嗯，不错；我又喝了一大口啤酒，也不错。我点上根烟。我看着外面的雪花儿。我开始工作了。
多年来，在酒桌前冥想，这已成为了我热爱的一项工作。再说现在有雪。大概所有天气中没有比下雪更适合喝酒的了吧。况且一会儿有麻，全是混混儿，与混混儿们狂搓醉麻，还有什么比这更乐的呢？
来吧，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
我要像相声小段缝被子中的那个笨媳妇一样把自己缝进被套中……我狂喝了一大口啤酒，觉得无所畏惧。
10
清醒的时候，生活那令人发愁的一面便显现出来。
我记得那一阵我常在夜里家门口的马路上散步，苦想前途一类。
我为我的一个念头而激动，这个念头就是，把我的北京户口卖了，拍片子，或远走他乡，在新的环境里过新的生活……
现在，数年过去，我仍坐在我北京安适的家里写这些无聊文章，北京户口是越来越不值钱。看来我是卖不成了。
我又在动卖房子的主意。我估计没戏。
我为很多念头激动过，卖户口，卖房子，卖血……无一实现。
大学的时候，因生活无计划，就跟同宿舍一个广东小孩商量去血站卖血。
我是真觉着我的血淤，又很信科学宣传，所以根本没当回事。那个广东佬也是颇有血性，加之他的吃穿都讲究个品味、名牌，所以我俩一拍即合。其实我们并不穷，缺钱完全是个不充分的理由。
我们去北太平庄血站。起早，没吃早饭。
当时我的计划是卖完血可以买书，买好烟，请客吃饭；广东佬的头脑里大约有一双名牌运动鞋在转悠。
结果没卖成。我只记得血站里黑压压一片，坐满了从河北省某县用几个大轿子车拉来的农民，完全是有组织的，像我们这样的散客那天不接待。
我们在阳光明媚的血站门口抽烟，商量哪天再来。有两个梳“爆炸式”的小伙子与我们搭讪，具体说什么忘了，他们大约就是所谓的“血吸虫”——专门组织农民献血从中渔利。
也许是广东佬后悔了，他不知从哪听来的，给我讲“职业卖血者”的故事，什么一个月卖两次，到点儿不卖就憋得慌之类。还有似乎卖血本身比我想的复杂，得检查身体开证明什么的，不是说“一手交货”，一手收钱那么痛快。总之后来我们没再去。
再后来学校组织献血，我特高兴，一笔外快呀！我这辈子不知为什么总他妈缺钱。
我没有像有些同学那样吃肥肉，熬夜，早餐再吃炸油饼，据说这样血液就不会合格，就可以不献了。
我没熬夜，早餐只喝了碗粥，吃了个鸡蛋。一个河南籍同学，长得黑胖，团小组长，溜须拍马之辈，我们同在食堂里一个偏僻的餐桌上，这家伙鬼鬼祟祟大嚼油条，让我别告诉别人，并一反常态，很大方地要掏钱请我吃油条。我说不吃，他说买多了，吃不了。我说那你就扔了吧，他说这还有糖油饼呢，吃吧，尝尝。我点了根烟，说，不吃。他见无法拉我下水，便闷头把那几根油条及糖油饼全塞了进去。他吃撑了，坐在那喘气，因熬夜而两眼布满血丝，加之一嘴的油，整个人黑乎乎油汪汪一副大难临头的怪相。
我说你还不擦擦嘴？这家伙说对，便跑到洗碗池前漱口抹肥皂，一通忙活。
结果这家伙的血还是合格了。
我的却不合格！
真是天不遂人愿，我招谁惹谁了！那黑胖子又招谁惹谁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血现在或许合格了吧？然而新的“义务献血法”于日前公布了，我的这一“人生计划”大概又落空了！第四章1993,北京爱情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