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总是习惯以钻研的眼光看待事物，即便是业余爱好，也会不由自主地拿来比照自己的项目。王选曾经把京戏拿来和科技创新作比较，他说：“京剧讲一招鲜，名演员在保留剧目中都有一些绝招，所以久演不衰，科研也要有自己的特色，也要有一招鲜甚至几招鲜，这就是创新精神。京剧界讲一台戏就是一棵菜，生旦净末丑各行当一起托戏，搞科研项目，也需要这种团队精神。”
作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发明者，他推动了中国印刷科技的第二次革命，被称为“现代毕昇”。有人说，王选发明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技术，改变了科技的进程，甚至改变了一个时代”。作为科学家、企业家，王选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对科研体制改革的思考。2005年，王选向全国政协提了两份提案，其中一个是《提高与科技相关的执法水平》，他提出希望打击软件盗版和对伪造国家科技奖证书进行打假。在此之前，王选致函《科学时报》“打假”，轰动一时。
另一份提案题目为《国家科研经费应重点投向充满活力和创新能力的科研团队》。他在这份提案中指出，我国科研的投入产出比不能令人满意，真正对国民经济作出重大贡献的往往是少数科研团队，他们的人数在众多的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中大概只占百分之几，甚至更小的比例。
“一些单位千方百计争取项目，弄钱，因为评业绩时获得的经费数目也是一项指标，而且科研经费还可以个人提成。不少单位从未有过可应用的成果，但可以凭关系不断获得经费，公关能力往往比科研攻关能力更重要。”王选建议，当前的关键是要建立科学、公平的科研经费分配机制，努力实现更好的投入产出比。在他看来，高技术和新产品是核心，诺贝尔奖甚至只是个副产品。
有人曾询问王选：“如果有机会成为百万富翁，您会接受这笔在知识分子看来乃是天文数字的巨款吗？”王选说，“如果是劳动所得，我会欣然接受，然后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处理。”就在这一年，王选将多年来获得的30万元奖金捐献给北大数学学院，设立“周培源数学奖学金”，同当年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没有用王选命名一样，这个奖学金的名称也没有以“王选”来命名。
王选的辞世被人称为“一个时代的结束”，这其中包含了无数种遐想。而当新中国最杰出的技术型企业家们垂垂老去，我们是否有勇气去走他们所走过的路？
校办企业浪潮
中国高校依的人才、技术等资源优势纷纷办起了以高校名称冠名的企业，逐步形成了一批高校企业品牌：北大方正、清华同方、东大东软等企业。不到20年的时间，高校办企业的势头越来越猛。当商业浪潮席卷中国高校的时候，这片曾近乎与世隔绝的“象牙塔圣地”开始遭受世俗侵蚀。事实上，以美国为例，高校当然也不仅仅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只是在将研究结果纳入产业经营的转化过程中，高校作为研究机构的角色并未发生如同中国高校这般凌厉的“堕落”。
高校办企业，完美的契合点在哪里？中国的高校迄今沉沦于火热的经商热中，不知不觉中丧失了关于学术和研究的圣洁记忆，却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面对众多高校办企业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诸如贪污、腐败、学术造假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高校在堕落”的热议，主管部门开始采取行动。
2007年8月，教育部召开会议，发布“高校不得再直接投资办企业和投资股票等”的通知；2009年3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清理直属高校所办企业冠用校名全称的通知》和《关于进一步做好直属高校校级领导在高校企业不合规兼职撤出工作的通知》，通知让各高校按照教育部要求，将不符合规定的现有冠用校名全称的学校企业，于2009年12月31日前全部依法取消校名全称。
关于教育部与高校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待校办企业等问题上，有的专家从另一个角度的发言让人猛然觉醒。
南京大学教授董健指出：“现在许多大学校长已经官员化，不再是教育家，且存在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不少商人都戴上了‘教授’头衔。”他直呼：“这是可悲的。”大学在改革开放带来的商业巨浪中开创了新的辉煌，但同时也面临着大学精神衰退的困局。 董健呼吁：“要实现‘大学办学’而不是教育部办学。大学要建立董事会、校友会和教授会，办学最高权力在董事会，实现独立发展。”①
2007年4月，北京大学投资建起了一家名为“未名湖酒店”的五星级商务酒店，敏感的媒体发现了问题所在：根据规划审批文件，该地块为“教学科研用地”。教育科研用地不能挪作商用是常识，面对质疑和反对，北大科技园相关负责人说：“酒店也是教育科研的配套设施”，坊间听闻，一片哗然。
这只是高校在巨额商业利益引诱下“出轨”的一个简单案例。随着高校办企业兴起的另一股风潮是“请明星当教授”——安徽大学请牛群、国防科技大学请赵本山、海南大学请水均益、南开大学请唐国强、西南民族大学请周星驰、暨南大学请张铁林、海南师范学院请曾志伟、四川师范大学请李湘……
从英国人胡润炮制“中国百富榜”以来，中国有了无数的榜单。近几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高校排名更是层出不穷。令人们尴尬和深受刺激的是，我们公认的中国顶尖名校北大和清华，始终名列数十位之后。
或许，我们在高校忙于经商、争名逐利、虚华浮躁的种种怪现状中，可以不经意地发现一点点意味深长的注解。
延伸1958：这一年的经济“神话”
1950年底，中国人口是俄国20世纪20年代的4倍，但生活水平却不及后者一半。为此，经济学家们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削减重工业的投资比例”，增加轻工产品生产，转而给庞大的人群物质刺激。可惜，这种主张并不符合毛泽东的观点。他所考虑的是如何带领亿万民众“乘风破浪”。
1957年底，毛泽东视察南方，在上海、杭州等地停留数日。其间，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作了《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报告起草人是张春桥。一周之后的元旦，《人民日报》头版发表题为《乘风破浪》的社论。
社论的结尾充满了毛泽东式的豪言壮语。事实上，这的确依据了他访问前苏联时的多次讲话：“古人说要‘乘长风破万里浪’，在我们的面前正是万里浪——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成强大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先进的科学文化。”
今天我们熟知的“多、快、好、省”的方针就源出于此。在回顾过去一年经济形势的时候，社论中表现出来的高度自信令人不安。这种不切实际的雄心壮志为全国“大跃进”掀开了帷幕。1958年，新中国误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庞大劫难。
这场灾难以各行各业大放“卫星”为标志，疯狂的政治谎言催生了无数个经济“神话”。
农业高产是毛泽东的一个梦想。20世纪50年代中期，三大改造加速进行，国际形势也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趋于缓和，毛泽东就产生了加快经济发展的想法。
中国向来有个特点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1958年，毛泽东最关注的粮食和钢铁产量大放“卫星”的行为很受领袖的喜欢。6月12日，《中国青年报》第1版上发布了一条“美丽”的消息：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继小麦亩产2105斤以后，又有2亩9分地小麦平均每亩达到3530斤。
6月16日，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同一份报纸上发表了题为《粮食亩产会有多少？》的文章，其中有4句类似打油诗的话让人印象深刻：“前年卖粮用箩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连让人敬仰的大科学家都有如此“热度”，类似的字句在其他报章中屡见不鲜，自然见怪不怪：
“摆在人们面前的铁一般的事实向世界宣告：我国小麦产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2位了。”“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的事实告诉他们，我们没有吃过美国一星星面粉，日子却特别过得好，今后还会越过越好。”
诸如此类的“神迹”连篇累牍，大致扫一眼1958年8月3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几行标题，今天看起来总有时光顿挫之感：
上半年工农业大跃进创造了惊人奇迹；
工业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34％；
粮食比去年增产480亿斤。
农业“高产卫星”的影响仅限于农村，而大炼钢铁则波及全国城乡，以至于多年后很多人一提“大跃进”还是不由自主想到“大炼钢铁”。早在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上的讲话中就说：
“过去人家看我们不起是有理由的。因为你没有什么贡献，钢一年只有几十万吨，还拿在日本人手里。国民党蒋介石专政那么多年，一年只搞到几万吨。我们现在也还不多，但是搞起一点来了，今年是400多万吨，明年突破50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要超过1000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可能超过2000万吨……美国只有1亿7000万人口，我国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可能的……人家1亿7000万人口有1万万吨钢，你6亿人口不能搞它2万万吨、3万万吨钢呀？……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
此后，各类报章都开始大肆宣扬钢铁产量的突飞猛进，这些“高产卫星”证实了刘少奇关于“大跃进时报纸起了坏作用”的说法。可悲的是，这仅仅是开始。
8月17日，为期两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举行，这次会议也沿用了习惯性的以地名命名会议的方式，称为“北戴河会议”。会议号召为实现生产1070万吨钢的目标而努力。毛泽东在会上说：“苏联将变成2个美国，中国将变成4个美国。”
会议结束，中央书记处几乎每天都要开全国电话会议，贯彻“大跃进”精神。会议多是由彭真和薄一波主持，邓小平也偶尔参加。
全国的“大跃进”在紧锣密鼓的通报中，以更猛烈的态势向前开展。
根据当年的新闻报道，9月15日，河南全省的土高炉日产生铁18693.92吨，在题为《祝河南大捷》的《人民日报》社论中，作者热情洋溢地写道：“‘事在人为’，‘人定胜天’，这虽是老生常谈，但却是普遍真理。把人的智慧和力量充分发挥出来，就可以创造奇迹。”
为了感受“大跃进”的火热生活，秋季的一天，《人民日报》负责工业经济报道的全体人员到河北徐水县“下乡体验”。徐水县是经过毛泽东肯定的，大炼钢铁、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示范地。当时，在徐水的农村吃饭不要钱，人称“共产主义饭”，主食和菜都是土豆，前者是煮土豆，后者是炒土豆。一天后，报社的工作人员们在回北京途中，满目所见都是灯火辉煌的土高炉在连夜炼铁。于是，接下来的1959年元旦社论里就有了“看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灯火辉煌”这样的句子。而“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也成了当时很多文章里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
《人民日报》创刊60周年时，前《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袁鹰写了一篇文章《杂文沧桑》。文中回忆起1958年的《人民日报》时有这样的语句：“狂热的‘大跃进’年代虽然也常发杂文，大都是一派莺歌燕舞，虚张声势，为报纸增添了不少大话、空话和假话，几十年后回头看，还是免不了要脸红心跳的。”
事实上，那些文章的作者们为新中国文学和历史留下过一些异常精彩的记述，但在1958年，他们却写出了此后连自己也无法相信的东西。50年过去了，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在陷入狂欢的年代里，为什么谎言大行其道，所有人还信以为真？为什么最擅长独立思考的文人竟会成了历史错误的煽风点火者？
答案，无从查究。
1959一汽工人：红旗轿车登上阅兵式
1959年，人民公社和“大跃进”造成的虚假后果逐渐令人感到不安，党中央意识到各种数据的泡沫性，随即进行自上而下的反思。
毛泽东指出了经济上、讲真话方面存在的问题，他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收获多少，就讲多少”，“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与此同时，“放权”问题初次提出，并成为两个月后“庐山会议”的重要议题。
夏天，毛泽东在庐山同各协作区主任谈话中首次提到：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并肯定了陈云关于“先市场、后基建”的意见。既然我们的领导人已经为国民经济的未来走向确定了战略，可是为什么在实际操作中，总会背道而驰呢？
“庐山会议”也许是中国经济史乃至政治社会史的一个关键节点。这次会议本来是继续总结经验，也确实呈现出中国共产党在前几年社会建设中逐渐从混沌中清醒过来的倾向。然而，彭德怀的一封信让整个会议调转了方向。在信中，这位耿直的革命家对1958年以来产生的“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提出了中肯却言辞尖锐的意见。但彭德怀的话，在身处政治权力核心的毛泽东看来，竟然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
狂热的批判浪潮终于让高层领导人忘记了之前的清醒认识。“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局势正在恶化，身处其中的人却无能无力。难以落笔的是评论，更难把握的是分寸，这便是1959年的中国记忆。
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一辆命名为“红旗”的轿车参加了国庆阅兵式。对许多人来说，“红旗”曾经是中国轿车业的最高标杆，能坐上红旗车成了时至今日仍然在延续的一种特殊体验。
这一年，中国汽车业可谓翻天覆地。从关键人物的刻画再到群体的描摹，对于今天崛起中的中国汽车业都是一座值得期待的界碑。
工人的光荣与梦想
工业时代是工人阶级的欢乐场，士农商都因为他们而改变。当时流传极广的一种说法是，“50年代嫁工人，60年代嫁解放军”。新中国成立初，工人有固定收入，是很多普通老百姓羡慕的职业。“一五”计划开始实施和前苏联援建重大项目，让工人阶级成了那个时代国家最需要的人。
然而，随着世事变迁，工人的命运随之起起伏伏。迅速变化中，人们希望把握住关于工人阶级不变的记忆，无数新闻记者、作家、导演都将自己的目光凝聚到这个特殊的群体身上。
长期关注中国底层民众生活的电影导演贾樟柯，在讲述新中国工人阶级流变的电影《二十四城记》公映之后，出版了一本比电影思考更深沉的书。在序中，他这样写道：“日落时分，（农民们）努力直起弯曲太久的腰身，一边抹着汗，一边把目光投向远处。远处逆光中，柴油机厂的烟囱正高傲地冒着白烟。我就明白，为什么人们都争着进工厂当工人。‘修理地球’真苦，这是肺腑之言。那时候，工人虽然也是劳动者，却是和机器打交道，有技术，吃供应，有劳保，还是‘领导阶级’。”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