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资源枯竭，战略转移中的中国没有足够的时间妥善解决能源城市的前途。20世纪末开始的国企改制带来的是老工业基地的整体衰落。能源基地衰落的另一个原因看起来有点杀鸡取卵的意味——由于矿产资源属于国家，中央企业会在第一时间进驻矿区，当地政府要围绕中央企业提供服务，客观上根本无暇顾及其他经济。这就是大庆这样的能源城市注定只能短暂辉煌的深刻原因。对资源的依赖和中央企业的垄断使这些资源型城市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注定要面临衰落。
能源枯竭之后，城市面临转型，留在他们面前的是无法承受的命运之重：生态环境被破坏，多年大规模开采，大面积的采空区成了大庆的伤痛；城区分散，人口不能集中，发展第三产业受到很大的限制，不利于城市顺利转型。
世界上有没有转型成功的能源城市？答案是肯定的。德国的鲁尔或许能为困局中的大庆们提供一份参考答案。
鲁尔地区占地4400多平方公里，是当今世界上工业遗迹最多、最集中的地区。德国工业化起步于此，产值一度占德国总产值的1/3。1960年，大庆石油会战之际，鲁尔正面临出局。历史巧合之处，似乎为大庆指出了一条轮回之路。
危机中的鲁尔，保留了产业中技术含量最高的部分，其余则向物流、文化领域转型。在原有基础设施的优势上，集中发展内河航运、公路和铁路运输，转型为现代物流基地。同时，鲁尔区兴建了13所大学，主要以工程技术和自然科学为主。在就地取材的基础上，随着大学的兴建又衍生出众多科研院所和工业园区及创业园区。
废弃之后的矿区，也多被改造成现代化的办公区域，其貌酷似今日北京798艺术家集散区域。
或许，很多年后，大庆会像鲁尔一样，重新聚焦中国人的目光。那时，废弃的井架将用斑斑锈迹为热闹的人群提示时空的广度，荒芜的矿区覆盖上鲜活的植物，而通往大庆的路上必然还有那个“铁人”的影子。
1961陈永贵:农民当上副总理
有人说，1961年的主题是英雄的人民，因为人民要与饥饿殊死争斗。
对于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来说，1961年是如此难熬。春天，饥饿感阵阵袭来，到了冬天，更是饥寒交迫。中国的农村只剩下了三样风景：共产主义理想、无米下锅的食堂以及饿死的农民。人民公社给农民画了一个颇具诱惑力的大饼，但农民只能眼巴巴地以画饼充饥，抵挡不住真实的饥饿。
从1959年到1961年，据保守的统计数据，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的约1500万人。
1月14—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鉴于国民经济面临的严重困难，决定从本年度起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5月31日，刘少奇承认近几年的问题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是由于天灾？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也问过几个省委干部。我问过陶鲁笳同志：在你们山西，到底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他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
人民公社备受争议，在5年前就被判了死刑的包产到户也在悄悄复活，安徽全省每10户农民就有8户参加包产到户。甘肃、浙江、四川、广西、福建、贵州、广东、湖南、河北等省也有包产到户渗透。对此，毛泽东有所耳闻。为了恢复生产，他不得不把他的“大同理想”暂且搁置一旁。但这并不意味着执著的毛泽东就能容得下“包产到户”这粒沙子。他急于寻找“声气相投”的人民公社代言人，陈永贵顺应时机，被潮流推到了前台。
从目不识丁的农民到前呼后拥的总理，陈永贵所有平步青云的政治资本只有一个——大寨。随着人民公社由荣到辱，陈永贵的政治生涯也随即中止。历史给我们开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玩笑——疯狂的制度崇拜下，权力的玻璃门竟如此易碎。
十字路口
1961年，人民公社走到十字路口。
1月7日，中共中央批转轻工业部《关于紧急安排日用工业品生产的报告》。报告里的描述令人心惊，从上一年第二季度开始，很多地区出现了小商品生产下降、供应紧张问题。常用的锅碗瓢盆，甚至缝衣针、鞋钉等小物件奇缺难求。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报告提出，对日用工业品，特别是小商品生产，必须按市场需要，分别轻重缓急，按行业、按品种进行全面安排。
而在农村中，笼罩着饥饿的阴影，越来越多的人对人民公社这种方式产生了怀疑，连毛泽东本人也有些许动摇了。此时还是小人物的陈永贵，只是被选为中共昔阳县委候补委员，离国家副总理的位子还差十万八千里。
此时的他，尚未清楚地意识到，人民公社将直接决定着他此后半生的命运跌宕。这是人民公社遭遇的第一次风波。最终在毛泽东等人的坚持下，化险为夷。
不过，好运不是每次都眷顾陈永贵。
17年后，1978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诞辰，陈永贵却郁郁寡欢。11年前的这天历历在目。当时，他是全中国的风云人物，他在红旗飘飘中庆祝大寨丰收。毛泽东专门发来了贺电，这是无比的荣耀。
今天，失去了所有推崇大寨的领导人，他副总理的位子也摇摇欲坠。他告诉儿子：“唉，干不了了！人家不免咱，咱也别等人家免，咱自己写个申请吧。”①
疯狂的时代，个人的命运往往被大局左右。政治格局的利害关系风云突变：今天，你是顺着潮流走；明天，你就是逆着潮流走了。陈永贵，一个从大山里走出的农民，再八面玲珑，他也不能在政治剧变中见风使舵。
陈永贵的辉煌，恰恰成为历史脸上的斑斑伤痕。他的没落，反而见证了历史徘徊在十字路口后的正确抉择。
人民公社：小人物的政治跳板
一个曾经在农村没有立锥之地的农民，就在无政治背景、无流血革命历史的情况下平步青云。谁知道，他这个曾经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抓住了最大的政治背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任何政治秩序中，迎合权力需求的人物，往往会得到权力的厚爱，以更容易的方式实现权力上行。
治理庞大的国家，毛泽东以人民公社为制度的主要环节。1955年，许多农户加入了合作社，这被毛泽东视做社会主义大海的怒涛呼啸而来。“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这样。这一年过去了，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有了很大把握了。当然还有很多战斗在后头，还要努力作战。”
1958年，“大跃进”方针正式确定，包产到户被批得灰头土脸，与“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相呼应，人民公社的制度也仓促确定。在高层看来，人民公社集生产、行政于一身，还是社会性的机构，是社会主义的雏形。
毛泽东被他伟大的设想鼓舞得心潮澎湃，索性一笔挥就公社蓝图：②
那时我国的农村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社员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越。
毛泽东给出的蓝图，并不能让所有的农民都能直观而准确地认知——这个蓝图到底有多么诱人。还是国务院负责农村事务的谭震林的描述则更为形象：顿顿有鸡鸭鱼肉，还有猴头、燕窝和海鲜；衣服有各种花色和品种，还有皮服、呢绒和羊毛制服以及狐皮；人人都有高楼住，房子里有空调、电灯、电话、自来水、无线电和电视……
为这幅蓝图进行现实描写的还有《人民日报》社的众多记者，当时有一组题为《徐水人民公社颂》的通讯，详细介绍了毛泽东视察后，河北徐水“天堂”般的人民公社。这组通讯从8月23日到9月1日分6次在报上连载：
……我想要歌颂这里的人民公社，却感到困难很多。这个县是在去冬今春的苦战中实现了水利化，特别是在今年6月麦季丰收的基础上，开始建立人民公社的。8月初，毛主席视察以后，全县200多个农业社很快就全部建成了公社。8月半，不少小公社纷纷合并；全县20个乡，有的并成了一乡一社，有的是一乡两社、三社。现在，全县却并成了7个大的人民公社——也就是7个乡；每个公社9000户左右，四五万人口。问题是这种一日千里的变化，还绝不只是单纯的数字增减，而是意义无穷。但我却写不出这无穷的意义于万一……
汽水和果汁在这儿的人民公社里并不是特殊商品。爱抽好烟的，有的供销部备有“牡丹”；爱喝酒的，徐水也有特产，徐水的酒远在晋朝时候就曾使得那位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天天醉倒，当时的刘伶就住在现在的张华村里他的朋友张华家中。或者，不喝酒，要买奶粉，也有本县的出产；过去是零卖零包，现在已经跃进到硬纸筒装并且装潢漂亮。
有的售货员会告诉你说：“咱们是上有绸缎，下有葱蒜的万宝全。”一天中午，我在大寺各庄供销部里同售货员郑老祥聊天，突然间有人跑来买面酱，我以为是食堂菜不够，连忙问郑老祥，他说：“食堂晌午吃烙饼！人们有了菜汤还不够味儿，还要沾酱包葱！”
当时看来是真实的描写以及对更加美好未来的畅想，现在一看就是“忽悠”，但这份蓝图却着实让农民着迷了。有了人民公社这座桥梁，共产主义的天堂似乎不再遥远。
人民公社着眼于一个“公”字，原来农业合作社中农民私有的财产如自留地、牲畜以及果林、生产工具，甚至房屋桌椅都被充公，银行可以理直气壮地拿农民的存款大办钢铁和水利，并美其名曰“投资”。30年后薄一波对充公的解释成了打油诗，“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
农民被各种舆论和口号牵引着贡献出自己的财产。不管未来的蓝图有多么美好，他们还不至于被领导人的激情迷惑得不分公私。可他们敢怒不敢言，只能私下里发发牢骚。财物被充公，人也被充公了，被集体化的还有思想，政府甚至给他们的未来、工作甚至吃喝拉撒都作出了规划。
大部分农民稀里糊涂地跟着政治决策走。而决策者则以盲目的乐观进行了确凿的论证：在他们的道德假设中，农民高度自觉，他们的工作热情会被“按需分配”激发得淋漓尽致，就连刘少奇也曾认为，“人们不管报酬多少，不管有没有定额，他们总是做得更好”；在他们的经济推理中，决策者也认为集中起来的财产将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然而，他们的论证过于理想。人民公社并没有把中国向社会主义推进一步，反而造成了很多错误，即使这些错误与常识违背，人们也浑然不觉：“亩产50万公斤番薯、30万公斤甘蔗、2万5千斤水稻”的浮夸，领导人信以为真，连连感叹“这么多粮食怎么吃得完”；粮食丰收时，人们“大炼钢铁”，粮食烂在地里发霉。始料不及的自然灾害导致食品短缺，越来越多的人死于饥荒；农民的生产能动性在“按需分配”的激励下越来越弱。饥饿来临时，人们既没有力气也没有热情“拥抱”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历史由辉煌变得悲壮，“共产主义”的美好蓝图在饥饿中也逐渐褪色。
作为毛泽东的心血，人民公社一直是毛泽东难以割舍的情结，即使在饥饿弥漫的年代，他只是声称“犯了糊涂”，从不认为他的人民公社是个错误。忍耐了包产到户没多长时间，他开始大发雷霆。因而，悲壮的历史仍在“心血情结”中蹒跚前行，但历史总要还社会一个公道。
大寨，从头到脚贴满了人民公社的标签，这就注定了其与人民公社荣辱与共。而大寨又恰恰是陈永贵的政治“王牌”。陈永贵，也将与人民公社共沉浮。
一个农民的政治天赋
1940年，青年陈永贵来到大寨。陈永贵担任党支部书记之前，作为一个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村，坐落在太行山腹地的大寨，是穷山恶水，“七沟八梁一面坡”。不过，从陈永贵担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起，大寨村的贫穷竟然成为大寨村发迹的最厚实的政治资源。
陈永贵早年的发迹，并不是因为“根红苗壮”，相反还有些不清不白。1942年，陈永贵以一个长工的身份成为大寨村伪维持会的代表，给日本人办事，同时又与八路军保持着联系。后来，陈永贵还加入了“新亚反共救国会”。抗战结束，所有与日本人有染的人都会受审，陈永贵不能幸免。时任大寨村村长的赵怀恩为陈永贵说了不少好话，“日本人来了，总要有人出面。别人不敢，他胆大，就当了伪代表。”最后，陈永贵的问题被定性为“一般历史问题”，逃过了一劫。
在陈永贵被批斗以及为晋升被审查的时候，他的“一般历史问题”总会被或多或少地提起，可总能化险为夷。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殊年代，几乎是个奇迹。这多半要归因于陈永贵表现出来的彻头彻尾的农民身份。
无论陈永贵以什么样的身份示人，不管是在大寨村担任党委书记还是国家副总理，他都标榜自己的农民角色。30岁没有土地，40岁不识字，始终是农村户口，“中式对襟褂、甩裆裤、小布衬衣、老布袜、千层底黑布鞋和盘在头上的白毛巾”，他永远都是一副庄稼汉的打扮。连去国外访问，他都不肯脱下这身装束。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一眼看到了扎眼的陈永贵，“陈永贵，你官那么大，还是那个衣裳，那个帽子？”所以，不管陈永贵做了好事还是错事，人们更愿意将之看成一个的农民行为。
有了农民角色撑腰，陈永贵表现出的阶级斗争精神相当彻底。土改运动在昔阳进行得如火如荼。作为赤贫的无产者，陈永贵积极参加土改。当党支部书记贾进财准备把土地财产分给某个中农一份时，陈永贵责问：“土地革命是让贫雇农翻身的，他是中农，为啥分东西给他？”贾进财无言以对，只得作罢。
一个持阶级斗争立场坚定的人，往往更能得到上级领导的赏识，而他的历史问题也往往更容易被他激进而无畏的阶级斗争精神抹去。毕竟，他是穷光蛋一个，没有剥削过穷人，也没有剥削的资本，他所谓的“汉奸”身份，不过是“被逼上梁山”。在领导看来，“一个农民，哪有那么多弯弯”，所有的非议都被农民的光环所掩盖。
陈永贵大字不识，未必能参透中央的文件，却有着天生禀赋——投政治所好，在太行山这个穷乡僻壤中思考中国的未来。他的思考方式可能不会太复杂，没有多少经济学或科学社会主义的分析推理，但他执著地认为中国的未来在农村。这在某种程度迎合了毛泽东人民公社的设想。
革命需要英雄。百废待兴的社会，同样急需塑造英雄为人民打气。新中国成立初期乃至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公”为大，一定要“舍小家保大家”，几乎成了硬性指标。陈永贵以先知先觉的敏感，竭力塑造自己的“公有身份”。他尚未加入共产党，毛泽东在他眼里还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时，他已然有意识地积累自己的政治资本——“为国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