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市小传
银川市位于宁夏平原中部，坐落于宁夏北部，西倚贺兰山，东临黄河，是历史上著名的古城。
银川市是我国河套地区最早开发的一块“绿洲”，沃野平畴，稻香鱼鲜，素有“塞上江南”之美誉。
1929年宁夏省成立，银川即为宁夏省城。1945年正式定名为银川市。1949年9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解放银川，9月29日，银川市人民政府成立，银川市仍为宁夏省会。
1954年，宁夏省划归甘肃省，银川市为银川专署所在地。
1958年10月2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银川市为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经济发展在全自治区占据重要地位，文化教育事业更是全自治区之首。几乎所有的自治区所属的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单位都在银川市。
塞北江南旧有名
宁夏平原引黄河水灌溉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大将军蒙恬率大军北伐匈奴，取河套地，在此戍边。汉武帝也曾迁移中原数十万贫民、田卒到宁夏戍边屯垦。
两汉盛世，宁夏出现了“沃野千里，谷稼殷积……牛马衔尾，群羊塞道”的繁荣景象。唐代诗人韦蟾有诗云：
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水木万家朱户暗，弓刀千骑铁衣明。
%“塞北江南”就是“塞上江南”，古代“北”可作“上”。“旧有名”，说明在唐代以前就有人用“塞北（上）江南”称誉宁夏了。
最早把宁夏（宁夏平原）比做“塞上江南”是从南北朝的北周开始的。据宋代地理名著《太平寰宇》载：“灵州）本杂羌戎之俗。后周宣政二年破陈将吴明彻，迁其人于灵州。其江左之人尚礼好学，习俗相化，因谓之‘塞北江南’”。
史载南北朝时，北朝周武帝宣政二年、南朝陈宣帝太建十一年（579年），陈朝大将吴明彻率军10万北伐，攻打北周的吕梁（今江苏省铜山县东南），为北周所破，吴明彻以下3万余众及大量辎重器械为周所俘获。周武帝封吴明彻为怀德公，位列大将军。后吴明彻因忧愤而死于洛阳，北周便将吴明彻余部迁往灵州。因陈朝都城在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位于长江之左岸（即江东），为经济、文化发达之区，故曰：迁到灵州的江东人尚礼好学，逐渐改变了当地羌戎习俗，人人都变得文质彬彬讲礼仪了，因而这里被称为“塞北江南”。成书于宋太宗时的《太平御览》也有类似的记载：北周破陈后，“迁其人于灵州，因江左之人崇礼好学，习俗皆化，因谓之‘塞北江南’”。这是“塞上江南”的最早含义，主要是指来自江南的人文之风、人文之气对塞北宁夏的影响。
今人有一首《塞上江南》诗是这样写的：
北周迁国到灵州，
种稻养蚕生计优。
塞上江南得名始，
黄河富庶此中游。
这首诗中所说的“北周迁国到灵州”就是指这一段历史。应该说，借助南民北迁这种媒介，将南方尊儒尚文、风骚博雅之风以及先进的农业技术植入宁夏，与宁夏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共同构成了宁夏塞上江南的内涵。
“银川”名称的由来
银川自古以来就富甲一方。今天的银川市，在历史上曾有过很多名字。从行政建置沿革看，汉为北地郡廉县、灵武县地。十六国时赫连勃勃建立大夏国，在饮汗城建丽子园（今银川市东郊）。北魏于此建怀远县。仪凤二年（677年）怀远县城毁于黄河水汛，次年于故城西筑怀远县新城（今银川城区）。天禧四年（1020年）党项族首领李德明自灵州迁都怀远镇，改名兴州。西夏显道二年（1033年）升兴庆府。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年）李元昊称帝，为大夏（史称西夏）国都。蒙古中统二年（1261年）为中兴府路。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改中兴府路为宁夏府路。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及元末均曾一度为宁夏行省治所。明洪武三年（1370年）为宁夏府治。永乐年间又设宁夏镇，清顺治年间为宁夏道治所。清雍正二年（1724年）裁卫设宁夏府，属甘肃省。
中华民国2年（1913年）初裁府存道，为朔方道治所。民国18年（1929年）宁夏正式建省，为省府治所。民国33年（1944年）成立银川市政筹备处，次年1月宣布正式改名为银川市。
“银川”一名在明末清初就已使用，至清乾隆年间已演变成宁夏府的别名或宁夏县附近灌区的雅号。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刘敏宽写道：“俯凭驼岭临河套，遥带银川挹贺兰。”
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水利同知王全臣写道：“曾闻河源来自天，一曲伏流路几千。或是天吴聊小试，暂移鳅穴到银川。”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解震泰在《游贺兰山》的长诗中有这样几句：“黄河一带宽，城郭渺如舫。银川亦寥廓，微茫但一望。”清乾隆年间王宋写到：“银川自昔以武竞，开国以来称绝盛。豹韬虎符各起家，烟阁云台多著姓。”
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时任宁夏知府的顾光旭在《银川书院诗》中写道：
天临秋塞河声落，城绕虚堂树色侵。
为对银川思锡麓，欲从西夏续东林。
这说明，银川作为地名早已家喻户晓了。
银川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银川之名的由来，多的是“土壤盐碱化显露银白色”的说法：银川在没有地名前，绵延起伏的贺兰山脉，横卧南北。冬天，贺兰山东麓白炽如云，贺兰山在阳光照耀下白雪皑皑；夏天，老银川四周七十二连湖，湖湖相连，湖水清澈见底，湖水倒映着蓝天，格外耀眼。由于老银川紧邻黄河，湖泊多，又地处平原，日照时间长、蒸发量高，土质碱性重，湖岸周边，寸草不生，大片土地被撂荒，没人开垦和种植，致使土地常呈白色。白硝似雪非雪，一片白色银装，老银川由此出现一年四季银装素裹的天然奇观。这就是为什么叫银川的原因之一。其他还有“银川地名东来”说、“灌区风光赞美”说，等等。
银川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的美名，旧时诗说宁夏一般就是指银川，不难理解。古人说宁夏仅仅是从地域富裕来描绘宁夏的。北朝诗人称颂宁夏为“塞上江南”，后有唐朝诗人韦蟾的“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上）江南旧有名”的著名诗句。明代《嘉靖宁夏新志》也有这样记载宁夏的名句，“天下积谷，宁夏最多”。
银川市是一座年轻的城市，1945年民国政府正式把宁夏省城定名为“银川”。1947年4月18日，民国宁夏省银川市政府正式成立，从民国宁夏省城到今天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沧海桑田，银川不愧为“塞上江南”。
天下诸“八景”的鼻祖是“潇湘八景”，后经文人大加推崇，于是有关“八景”的提法也就应运而生。历史上浓缩了“塞上江南”风物名胜的人文景观有山屏晚翠、河带晴光、古塔凌霄、长渠流润、西桥柳色、南麓果园、连湖渔歌、高台梵刹。此后，文人们纷纷赋诗吟咏，为宁夏银川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词。
追寻银川普通话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多种因素，造成我国汉语方言复杂、分歧严重的现实。《中国语言地图集》将我国汉语方言做了比较细致的划分，有学者提出西北官话作为官话方言的一支，范围宜缩小到只包括甘肃兰州、宁夏银川等地的方言，称“兰银官话”。
银川地方方言在向普通话靠拢的过程中曾经出现了一个过渡性的语言流派，即“宁大话”（宁大指宁夏大学）。“宁大话”是学说普通话不太标准的语言现象的一种概括，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它有其自身固有的规律，它的母语是宁夏境内说方言的人说得不太标准的普通话。
“宁大话”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推广普通话的高潮中，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因为说这种话的人是力图在说普通话，但说得不好，有很明显的方言色彩而受到大家的嘲笑。“宁大话”是在新派银川方言的基础上说普通话，也具有特色，它是发音不太标准、有浓重方言色彩的普通话。
银川话属于北方方言，与普通话差别不大，大家都能听懂，又和其他方言明显不同，这会让当地人产生一种亲切轻松的感觉，会很快喜欢并接受它。同时，由于历史的变迁，使得银川地方方言分成老派银川话和新派银川话，他们之间的互动也存在着细微的差别，在新派银川方言中也已不再发这样的音了。因为新派方言有语音、语法，成系统，具有绝对的优势，老派方言渐渐被其取代。
银川话源远流长，银川普通话的形成还与宁夏解放后的三次人口迁徙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一次人口迁徙是1952年～1954年，北京市政府组织了一批移民来银，称为“北京移民”。他们带着不管是标准的北京普通话还是北京土话来到银川，与银川地方方言发生语言碰撞。今贺兰县金星农场就是当年北京移民兴建的，如今生活在那里的人都还说着一口京味很浓的北京话。第二次人口迁徙是在1956年～1958年，国家为支持宁夏的经济建设，从外地调来了很多支宁干部，仅上海支宁的“文教大队”就来了三批，大约有1万人。同时，沿海许多大厂也迁到内地银川，如银川橡胶厂、长城机床厂、长城铸造厂、银河仪表厂、西北轴承厂等。此次迁徙有职工及家属达10万人之多，为银川最大的一次外来人口迁徙。在1956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中，浙江的一大批知识青年来到银川和永宁县插队落户，也把他们的乡音带到了银川，此为第三次外来人口大迁徙。改革开放20多年来，又有大批的外来人口迁徙银川。
50多年来，银川经过几次外来人口大迁徙的融合、交流和社会经济的进步发展，使银川普通话逐步走向规范、标准。
银川平原是我国最古老的引黄灌区之一
黄河从腾格里大沙漠东南部边缘的沙坡头以西，注入宁夏境内。黄河在宁夏境内流势缓慢，引灌便利，是宁夏农业的命脉，自古以来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从这里开始，贯穿宁夏的黄河之水被引入条条渠道。古老的唐徕渠、汉延渠、秦渠，新修的惠农渠、东西干渠等都在发挥着积极作用。
黄河之水通过这些渠道，滋润着银川平原300多万亩良田。宁夏北部的银川平原，面积1.4万平方公里，占全自治区总面的四分之一，引黄灌溉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是我们伟大祖国最古老的引黄灌区之一。它与我国杭嘉湖平原、成都都江堰灌溉区、珠江三角洲，并称为我国东西南北四大“明珠”。
黄河水给银川平原带来了富饶。《宁夏府志》云：“渠之大者，汉、唐、惠农，各长二三百里，两岸陡口以千计。洪流分注，喷瀑溅涛，绣壤连畦，瞬息并溉，洵（实在）斯民之美利，即此地之胜观。”田开沃野千渠润，屯列平原百井稠，远近人家四路连。
银川平原虽历经千年，古老的黄河这一大自然的恩赐却是这一块宝地上永恒的景观。
长渠流润西桥柳翠
宁夏境内黄河两岸自秦汉时便开始引黄河水开渠灌田，经营农牧，银川平原成为我国大西北最早开发的灌区之一。
宁夏引黄灌区各渠中著名的古渠有唐徕渠、汉延渠、惠农渠、秦渠、七星渠、美利渠，等等。
“长渠活活泻苍波，塞北风光果若何”，面对流光溢彩、望之若带的黄河，诗人们赋诗讴歌：
天际奔流到此平，日华摇浪色精莹。
金蛇倒掣鱼龙伏，素练横披水石明。
古岸青浮灵武障，烟墟绿暗典农城。
居人菏锸分膏润，沙塞时清正洗兵。
唐徕渠又名唐渠，建于唐武则天年间，是一条沉积了2000多年流淌历史的老渠。唐徕渠渠首在青铜峡，从青铜峡流出，经永宁县、银川市、贺兰县，渠尾到平罗县，全长322公里。唐徕渠有大小渠道500多条，灌溉农田90多万亩，居银川平原14条大渠之首。
清乾隆年间有诗一首《西桥柳色》，写得颇有特色：
渠畔龙宫枕大堤，春风夹岸柳梢齐。
羊肠白道穿云出，雁齿红桥亚水低。
沽酒清阴时系马，招凉短槛几留题。
更添蜡屐游山兴，为问平湖西复西。
这首《西桥柳色》的诗文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宁夏引黄灌区的风光，是对“塞上江南”的真实写照。《宁夏府志》云：“唐渠过郡郭西，满（指满营）、汉（指府城）通途也。桥北为龙王庙，庙西板屋数椽，西山临流，风廊水槛，夹岸柳影监毛毵（lán sān，指柳条散垂状），来往轮蹄络绎其间，望之入绘。”
唐徕渠上有一座桥叫西桥，即今天的银川市西门桥。西门桥桥长20多米，桥宽4米，如遇会车只能有一辆汽车通过，另一辆车在桥西或在桥东等候。桥桩用木头支撑，桥面用木板铺成，木板上面铺着稻草，稻草上面再用石灰、黏土、沙子（俗称三合土的铺路材料）覆盖在木板上面，这样即保护了木板，又使路面平稳，人、车可安全通过。
但是，如果遇到多雨天，西门桥面上的三合土经过雨泡，细沙泥土会顺着雨水流进唐徕渠，连续冲刷几次，西门桥上的木板就会裸露在外，时间一长，桥面状况就越发不好，马车、汽车通过，桥面左右摇晃，不时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人过桥面不时还能从桥板上的窟窿、缝隙中看到桥下流淌的渠水。那时，因为人少、车少，交通流量少，少有堵车、桥塌事故的发生。清代此处浓荫蔽岸，垂柳婆娑，不仅是车马络绎的交通要道，也是宁夏府城的一处胜地。
1953年秋，银川市人民政府为了防止唐徕渠决口，对唐徕渠进行过治理。过去唐徕渠保伏桥至上海路这段一公里长的渠道，因弯道太多，水流不畅，影响了唐徕渠两岸的农田灌溉，有时还发生小决口事故。银川市人民政府组织千余名劳力对这段唐徕渠进行裁弯取直治理，从而防止了水患的发生。
1956年秋，银川专区为了改善唐徕渠西门桥的落后状况，决定将旧木桥拆除，建造一座混凝土结构的新桥。新桥的设计者由银川建筑工程师门光庭同志担任。
当年，建桥工地，耸立着一块标语牌，上写八个大字，“百年大计，质量第一”。为了保证大桥工程质量，建桥工人不辞辛劳，把从贺兰山拉来的细沙和石子清洗得干干净净，和水泥搅拌成混凝土，所用不同型号钢筋都用钢丝刷打得锃光瓦亮。桥墩、桥面都用钢筋、混凝土浇灌。经过建设者半年多的艰苦奋斗，一座崭新的唐徕渠西门桥全面竣工，桥面也比过去宽了许多，并排可以通行两辆汽车。
门光庭工程师为了美观西门桥，特别在桥面的两端设计了4根水泥灯柱，每到夜色降临，水泥灯柱灯火通明，千年西门桥光彩夺目。如今，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唐徕渠西门桥几经改造，桥面早已变成了八车道，但桥墩依然牢固如初，可见当年的门光庭工程师，在设计西门桥桥墩的承重标准要求时所具有的超前眼光。
2000年，银川市人民政府投资1.74亿元，对唐徕渠进行了为期4年的综合整治，把这条既具有塞上江南风貌、又有古老灌溉文化的唐徕渠，打造成亲水、爱绿，以人为本多样化生活的水域，更加彰显了塞上水乡的魅力特色。
“镇黄牛”与天下黄河富宁夏
到过“中山公园”的游客大都见过蹲卧在石拱桥北头的一铸铁牛。铁牛栩栩如生，吸引着大批游人在此观赏，摄影留念。
铁牛是1978年8月中山公园为庆祝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仿制“文化大革命”中被砸毁的唐朝时的铜牛（又名镇黄牛）重铸而成的，重达1吨。
说起“镇黄牛”还有一段故事呢。相传“镇黄牛”是唐朝武则天天授元年（690年）称帝时所铸。当时，宁夏、陕西、河南、山东黄河下游地带，黄河水任意决堤，淹没良田，给老百姓带来灾难，当地官员兴修水利年年无效，便上书武则天奏明灾情和无力治理黄水。武则天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看明奏章后，当即召集文武大臣上朝商议如何治理黄水。有位大臣奏章说：“人有镇天之灵和降妖之功，黄水泛滥，必是龙水相斗，依卑家所见，铸一大铜牛放入黄河上游，定能降住龙水，黄水便可安然畅通。”武则天听后自忖有几分道理，便下旨拨银万两，速铸铜牛，以镇黄河，武则天给铜牛取名为“镇黄牛”。
“镇黄牛”放入青海上游后，便被凶猛的黄河水冲卷而下。时过百年，“镇黄牛”被冲淤到宁夏青铜峡处。从此，流经宁夏的黄河水流向下稳，决堤、改道的事再无发生。黄河两岸的老百姓再没有黄水之灾，他们靠着黄河水种田育稻，特别是青铜峡一带盛产的大米一时还成为进贡的“贡米”。所以后代沿传，“天下黄河富宁夏”也就由此而来。
1950年春，青铜峡一带的老百姓在治理黄河时在堤边挖出此牛。当时宁夏省委宣传部即用汽车将铜牛拉回银川。
1958年7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前，将铜牛展立于现中山公园玉带桥东头。1966年7月，“文化大革命”中“镇黄牛”被列为“四旧”，被“红卫兵”砸毁。人们现在看到的铁牛是“镇黄牛”的复制品。
追忆仁存渡口
几千年来，古老的黄河曾把旧银川这处塞上江南与外界隔绝。解放前旧银川“天上飞机少，地上没火车”，经济贫穷，交通落后。过去旧银川晋商八大家在北京、天津的生意往来主要靠黄河这条黄金水道来运输。
永宁县仁存渡口是当年旧银川黄河宁夏段黄金水道最大的一个渡口。过去仁存渡口车水马龙，就像长江沿岸的码头一样，过黄河的、乘船送货的，黄河两岸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渡口生意好不红火。这处渡口还曾在旧银川解放期间，转运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的千军万马，为解放银川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当年曾为解放军十九兵团战士撑船过河，原仁存乡光明村，今年75岁的张军和86岁的黄林，讲述了他们当年在仁存渡口风雨飘摇，在黄河边当船夫的一生。
从小就在仁存渡口长大的张军，10多岁时就在仁存渡口嬉水摆船。他回忆说，仁存在宁夏黄河段有着得天独厚的渡口条件，这里紧邻黄河，汹涌波涛的黄河流经仁存后，湍流水急的黄河，立刻变的水稳平直，风小无浪，河床没有险滩和漩涡，很适宜行船和羊皮筏子摆渡。仁存这块地方滩地大，黄河农田灌溉好，一年四季五谷丰登，杨树、柳树茂密成林，船夫们造船做桨有成材的林木随手伐来、就地取材，渡口货运紧张时，这里船夫们能为过河的人提供方便的栖息吃喝和存放货物的码头。
%过去，仁存渡口有几百条船，大船能载货物上百吨，小船能载货物几十吨。水路比陆路运输价格便宜，运输成本低，货物安全有保证；而陆路运输，商家要雇用骆驼和押镖的人，数月走来，骆驼和押镖人都要在沿途住宿吃喝，风险大，成本高，遇到山大沟深，土匪还时常出没打劫，货物安全难有保障。因此，旧银川晋商八大家，大多选择价格低廉的水路运输，晋商每年从宁夏各县收购来的干草、枸杞、发菜、羊毛、羊绒等土特产品，大都从仁存渡口装运上船，就像码头集市一样，通过黄河黄金水道运往包头，再由包头卸货装运火车或汽车运往北京、天津和全国各地；晋商们再把北京、天津等地的针织百货、洋货商品组织起来运往包头，再由包头黄河渡口通过黄河逆水行舟运往仁存渡口。
过去通讯落后，晋商们的信息全靠电报传递，当货船行驶遇到刮风下雨或者浪大洪峰时，为了保证安全，货船不能行进时，便选择一个就近码头停靠，一个来回少则一个月，多则两个月，为了保证行船安全，把货物安全送到目的地，船夫们认真负责看管货物，以防货物被盗和丢失，他们在船上风餐露宿，吃着自家烙好的饼子，喝着沉淀的黄河水，个个都仔细行船，精神饱满，没有丝毫懈怠，两眼时刻关注水情变化，做到人员、货物万无一失，货船快要到旧银川时，晋商们早已在旧银川骡马市雇好马车在仁存渡口等待接货。那时，晋商们做生意非常讲诚信，在渡口发货只要把货物数字点好，发货单交给船老大，运价谈好，双方便可放心走人，晋商们在货物打包上，不掺假，不以次充好，不做欺诈买卖，很受北京、天津和全国各地客商的信赖。由此，宁夏的土特产品在外地市场以质量优、信誉好，非常走俏。谈起行船的往事，张军老人深情地说，他小时跟大人风雨无阻，每每远航出行，他都要跟父母家人深情道别，数月回来时，父母和家人都要站在仁存渡口的黄河岸边，高兴地迎接他们平安归来。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宁夏省主席马鸿逵经常要到盐池、吴忠一带视察军事防务，仁存渡口是他过黄河的必经之道。
旧银川到仁存渡口有20多公里，马鸿逵第一次到仁存渡口过河，20多公里的路程，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前有骑兵开道，后有警卫护送，4匹高大洋马拉着4个轱辘的高级马车。那时，旧银川到仁存渡口没有一条像样的路，马鸿逵和四姨太刘慕侠坐在马车里，行进在崎岖不平的乡村小道上，高大健壮的洋马一路小跑，马夫只顾扬鞭赶路，遇到沟沟坎坎，洋马四蹄腾空，一跃而过，马车里面的马鸿逵和刘慕侠被颠地前仰后合，膀大腰圆的马鸿逵差点从马车里被甩了出来，马车稍事平稳后，马鸿逵怒气冲冲跳下马车，上前就给马弁两记耳光，直打得马弁眼冒金花，嘴角流血。一个月后，马鸿逵视察回来，下令修好这条路。修路的任务被摊派到仁存每家每户老百姓的头上，老百姓苦不堪言。他们披星戴月，没有挣到一个工钱，白白给马鸿逵修了一条从永宁到仁存渡口的简易路。从此，马鸿逵每次来到仁存渡口乘船外出，都要通知永宁县衙，县衙再通知仁存百姓，在马鸿逵未到之前，让家家户户出人打扫路面卫生，洒水压尘，保证路面潮湿整洁，让马鸿逵的马车舒心通过。
仁存渡口是避暑的好去处，每到夏暑深秋，马鸿逵都要带着他的母亲和四姨太刘慕侠到此避暑消遣。马鸿逵为了取悦母亲，高薪聘请能工巧匠，为他母亲打造了一条能乘百人的游船，船舱装修豪华讲究，船上建有凉亭，设有戏台，还有休息间、厨房间、卫生间。每年到农历八月十五，马鸿逵都要陪着母亲到仁存渡口游览黄河。马鸿逵和他的母亲都是秦腔戏迷，他们请来在旧银川最有名气的“觉民学社”的名角唱戏表演，母子俩嗑着瓜子，听着秦腔，品尝着敬义泰的月饼，吃着永宁自产的西瓜，在此地观月赏景，好不惬意。
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在杨得志司令员率领下，挥师西进，部队从吴忠、灵武进入旧银川，必须要从黄河对岸坐船到达仁存渡口。
%当时正值雨季，每天瓢泼大雨，黄河水时涨时落，为了把解放军十九兵团的千军万马运送过河，仁存渡口的老百姓积极支援解放大军，家家户户做饭烙饼，炖白菜，烧开水，把温暖送到每一位解放军战士心中。
%为了加快把黄河对岸解放军运送到仁存渡口，100多名船夫就地伐木造船，不分昼夜，用20多天的时间，一船一船地把解放军运送到仁存渡口，使解放大军安全顺利进入旧银川城。当年的黄林是一位壮年小伙子，由于他驾船技术过硬，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直属机关的同志和杨得志司令员都由他摇船过河。杨得志司令员看他出身贫苦，憨厚老实，驾船技术娴熟，便把他留在机关，专门运送兵团和军、师首长。
当黄林向记者说起50多年前和杨得志朝夕相处的那段日子，86岁的黄林老人情不自禁，激动万分，热泪潸然而下。他说，当年，他还不知道这位率领千军万马的司令员就是杨得志，只知道他是解放军十九兵团的一位首长。当时，黄林和这位首长及机关的干部，住在仁存渡口的一个破庙里，这位首长给他讲，解放军是解放穷人的队伍，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黄林听后，豁然开朗，高兴万分，发动全村百姓和动员家人，为解放军过河出力捐物。过河后的解放军在仁存渡口，不住老百姓的房子，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年轻的解放军战士纪律严明，一拨一拨地睡在黄河边的树林里；解放军在仁存渡口与老百姓进行农产品交易，公平合理。
黄林清晰地记得，他每次驾船运送解放军从渡口回来，杨得志都亲自到炊事班端来香喷喷的大米饭让他吃饱喝好，这让黄林至今难以忘怀。解放军十九兵团全部过河后，解放军十九兵团首长杨得志离别仁存渡口前与黄林道别，杨得志希望黄林和解放军一起走。黄林回家和父母商量，父母还是要他以摇船种田为生，养活家人，不同意他去当兵。黄林含泪与杨得志告别。临走时，杨得志给黄林写了一纸便条，要黄林在全国解放后随时来找他。这时，黄林才知道这位首长是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司令杨得志，黄林怀揣便条激动不已。这张便条多年来一直珍藏在黄林身边。
1953年，杨得志从朝鲜战场归国后，黄林经多方打听，怀揣便条从银川到北京几经换车，终于在北京找到了杨得志的家，恰巧杨得志公务在身，不在北京，秘书看过便条后，确信是杨得志手笔，电话告知杨得志，杨得志指示秘书和家人，一定要盛情款待当年为他摇过船的仁存渡口老乡。家人和秘书陪着黄林参观天安门，黄林在北京住了几天，这让他一生都感到幸福无比。黄林感慨地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珍藏几十年的杨得志司令的手笔便条不慎遗失，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
如今，仁存渡口已不存在，代替它的是1970年12月26日建成的叶盛黄河公路大桥，往事如烟，仁存渡口的历史故事仍在坊间流传。
贺兰山岩画
岳飞在“满江红”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词句，使贺兰山名噪华夏。贺兰山脉绵亘于宁夏西北边境，与今内蒙古自治区相邻；呈南北走向，长200多公里，海拔一般在2000米以上，最高峰3556米。
《宁夏府志》云：“贺兰山环抱如屏，在郡城西。每当斜阳返照，万壑千岩，岚风苍翠欲滴。”贺兰山是我国外流区与内流区的分水岭，也是季风气候与非季风气候的分界线。它阻止了西北高寒气流的东进和腾格里沙漠的东移，同时也拦住了东南潮湿季风的西进，是银川平原的天然屏障。
贺兰山是宁夏与内蒙古自治区的界山，贺兰山有许多生动神秘的岩画积存。滚钟口俗称小口子，1996年7月14日，李祥石同志在此发现岩画。岩画分布在山坡洪积扇上巨大花岗岩山石上，海拔约1330米，内容大体是纪实性的，描绘了当时人们的信仰与崇拜，以及生活场景和所见所闻。
滚钟口岩画共八组：一组为马，有鬃，画面70厘米×45厘米，凿刻制作；二组为人奇、面具、人物、画面110厘米×75厘米，硬磨制作；三组为人骑、北山羊、圆点，画面50厘米×45厘米，研磨制作；四组为3只北山羊，画面90厘米×30厘米，研磨制作；五组为2只北山羊，画面50厘米×30厘米，研磨制作；六组为1只北山羊，画面5厘米×9厘米，研磨制作；七组为1只北山羊，画面25厘米×23厘米，研磨制作；八组为1只北山羊，画面16厘米×11厘米，研磨制作。
所谓研磨制作，即先绘制出轮廓，然后通体进行磨制。岩画线条内有新生成的岩漆，有的线条没有明显凹陷，线条比岩石表面颜色稍浅。凿刻法，似用金属凿刻出形像、线条清晰明快。羊的飞跑、鹿的跳跃、蛇的盘旋、人的举手投足等。岩画充满了豪放的气势和奔腾的速度，就像在不停地奔跑、运动、追赶、射猎、战斗，显示出生命的可贵和力量的较量，充满了对前途、对命运、对力量、对生活的真诚赞美。
岩画有独特的造型艺术，它以线条、形体、岩画色彩、石画的凹凸不平，在两空间取得动态的艺术效果，创造出视觉和触觉的艺术形象。在没有笔、墨、纸的广阔天地间，先民们只能用岩画表现火热的生活、纯真的爱情、牧场的恬静、狩猎的欢乐、战争的纪实以及牛羊肥壮等等。这些对生活的描绘和再现，不仅形象生动，更有一种美感。岩画的构图虽然比较简单，但很有特点，有大有小，前后左右有联系，给人以立体感、真实感和多层次、有重点、有趣味的深刻印象。
银川市境内贺兰山东麓，分布着极为丰富的岩画遗存。贺兰山的岩画应当称得上是全国之最，很多伸向沟内的岩石上都有史前人类留下的刻痕，约有千余幅个体图形的岩画分布在沟谷两侧绵延600多米的山岩石壁上。
岩画是古代先民们在漫长的岁月里运用写实或抽象的艺术手法，在岩石上绘制和凿刻的图画。它记录了古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贺兰山岩画是我国岩画较集中的地区之一，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贺兰口岩画，一幅幅构图简单的岩画，既有原始宗教含义的作品，也有生殖崇拜的图腾。自20世纪80年代贺兰山岩画被大量发现并公布于世，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1997年，国际岩画委员会将贺兰山岩画列入非正式世界遗产名录。1991年和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属的国际岩画委员会在亚洲召开的两次年会，都选择在银川市举行。1996年，贺兰山岩画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镇北堡古城堡
在银川市城区西北郊空旷的荒野上，有两座古代城堡遗址，是明清时期为防御贺兰山以北各族入侵府城（银川城）而设置的驻军要塞。这座闻名国内的镇北堡古城，是银川市文物保护单位，现为华夏西部影视城所在地。当地群众分称之“老堡”和“新堡”。据方志记载，老堡始建于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新堡始建于清乾隆五年（1740年）。
两堡一南一北，均坐西朝东。紧邻沿山公路东侧的老堡已被风蚀殆尽，仅存残墙断垣，形制尚存。城东西长175米，南北宽160米。向北穿过城中黄土路，是老堡瓮城遗址。再向北行200米便是新堡。新堡城池较完整，东西长170米，南北宽150米，墙体用黄土夯筑而成，高十余米。东面辟有半圆形瓮城，城门南侧有一斜坡可登上城墙。城墙宽5米，墙上筑砌有1.8米高的堞墙垛口。城墙四角原建有角楼，角楼基址依稀可见。
镇北堡古城堡，属兵防建筑。据明《嘉靖宁夏新志》载：“北自平虏城，南抵大坝，沿山空旷三百余里，虏入境，视入境，视入无人之地。镇城迤西恒受患。明弘治十三年这抚都御史王奏筑。置步兵二百名守哨，把决官一员。凡居人樵牧，始有依附。”又据民国《朔方道志》载：“镇北堡，系土城。距县城四十里。明置操守。清乾隆三年震圯五年重修。”从现存城址来看，南边已毁的城址应为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所筑。北边保存较好的城址应为清乾隆五年（1740年）所筑。
镇北堡影视城
镇北堡历经数百年沧桑，以其雄浑、古朴的风格，成为贺兰山东麓风景旅游景观；并以它那特有的神秘韵味，引起了中国许多著名电影艺术家的浓厚兴趣，被艺术家们称赞为“神秘的宝地”。镇北堡影视城从建成至今，以“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的骄人成就，为中国电影事业建立了一个里程碑。
华夏珍奇艺术城
在银川镇北堡，毗邻华夏西部影视城，有一处华夏珍奇艺术城坐落于此。
华夏珍奇艺术城采用赫红风蚀岩山体造型，分为伊斯兰文化馆、奇石馆和华夏钱币馆三部分，占地4万平方米，是一座以世界著名清真寺微缩景观、西夏观赏石、华夏古钱币为主导性内容，融西夏文化、黄河文化、伊斯兰文化为一体，集休闲度假、文化娱乐、美食购物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城。
“中山公园”往昔
中山公园自1929年春始建以来，至今已有79年的历史。79年来，“中山公园”经过国民宁夏省政府、新银川一代代公园人的艰苦创业和不懈努力，如今已建设成为集休闲、娱乐、园林、绿化为一体的宁夏名胜古迹之一。
“中山公园”名字由孙中山而来
1929年1月民国宁夏省政府成立后，省政府随即收到国民政府农矿部一份文件：“为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5周年，全国每年开春季节，都要种树绿化，造福万世子孙”。省政府收到文件后，积极落实民国政府的文件精神。
民国宁夏省政府首任主席门致中，在政府的一个工作会议上提出，民国宁夏省政府每年都要带领宁夏民众在清明节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以纪念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在西门马营废墟的基础上（西门马营是明清时期朝廷在宁夏驻军的训马场所）建设一座公园，公园占地0.5平方公里。这次会议还决定，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将宁夏首座公园定名为“中山公园”。
1929年3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5周年纪念日，民国宁夏省政府在省政府礼堂（今银川怡园位置）召开了全省军政要员、机关单位、各界人士、中学教职员工近千人的纪念大会。纪念大会由宁夏省主席门致中主持，全体参会人员在孙中山遗像前默默志哀。纪念大会结束后，在宁夏省主席门致中的倡议下，参会人员来到“中山公园”挥锹培土、挖坑浇水，用一天时间，种植了钻天杨、柳树、国槐、刺槐、榆树、桑树、沙枣树等近十种树木，这是宁夏有史以来第一次开展的大规模植树造林活动。
1929年7月，吉鸿昌主政宁夏后，继承孙中山先生遗志，继续履行建设“中山公园”的大政方针，规划设计布局“中山公园”。省政府投资在“中山公园”建设1000多平方米，容纳800多人，砖木结构的中山纪念堂，这在当时是宁夏第一大建筑。吉鸿昌为它取名为“宁夏人民会场”。
1929年11月，“中山公园”经过两届民国宁夏省政府的不懈努力，终于挂牌开园。从此以后，民国宁夏省政府的大型集会、演说，省城老百姓的娱乐演出都在这里举行。省城老百姓第一次领悟到“中山公园”给他们带来的欢愉和休闲。
马鸿逵大力整修公园
马鸿逵主政宁夏后，他大力整修“中山公园”，在“中山公园”修建宁夏第一个高级宾馆，取名“明耻楼”，专为接待国民政府的高级军政人员。同时还在园内的东南处位置，为蒋介石专门修建“怀远楼”一幢，翻修了中山纪念堂——宁夏人民会场。购进了数十种观赏植物，整修了园内的“文昌阁”。派兵挖湖、填坑、割芦苇、挖渠引进唐徕渠水，经过数月苦战，终于修成了现在公园南银湖的水域面积。银湖里面放有宁夏的黄河鲤鱼、鲫鱼、草鱼等鱼类品种，还加工制作了几条舢板木船，供游人划船、钓鱼。马鸿逵休闲时，经常带着四姨太刘慕侠划船、钓鱼，消遣娱乐。冬天，民国宁夏省政府还在银湖举行化妆滑冰表演赛，要求全省滑冰爱好者积极参加。马鸿逵爱好滑冰，他从北京购来质量上好的滑冰鞋，经过化妆后，也在银湖冰场上为民众表演滑冰技巧。
1936年，马鸿逵根据吴兴德的建议，花巨资从西安引进两棵桧柏“长青树”，一棵种在“中山公园”，另一棵种在王太堡马鸿逵母亲的公馆。经过认真培育、浇养、呵护，这两棵树四季常青。为增加“中山公园”的花卉品种，马鸿逵从北京引进夹竹桃、石榴等木本花类，还有仙人掌等草本花类。有人提议罂粟开花迷人好看，马鸿逵便从南方引进大量罂粟，在“中山公园”种植。每年罂粟开花季节，花团锦簇，引得旧银川市民前来观赏看景。
马鸿逵冬季经常出省开会，当地政要请他吃饭，筵席上不仅有海参、鲍鱼，还有新鲜时令蔬菜。银川一到冬天就是白菜、土豆、萝卜，吃起来没有胃口，于是马鸿逵支持园艺技术人员罗时宁在“中山公园”建起了土木结构，20多间有玻璃采暖的大温棚，除保证花卉育冬外，每年冬季还在温棚种植茄子、辣椒、西红柿、梅豆、芹菜等反季节蔬菜。温棚的蔬菜不仅保证了马鸿逵家人的食用，有时还能招待来宁夏视察工作的外省政要。
中山公园的“云亭纪念碑”
1936年11月，蒋介石第二次来银川。马鸿逵通知省政府秘书处，要少将以上军政要员都到西花园机场迎接蒋介石一行。交通工具自备，有的骑马，有的骑自行车，赶到西花园机场。马鸿逵则用省政府仅有的三辆小轿车把蒋介石、宋美龄、张学良等一行接回省城银川。蒋介石住在马鸿逵的公馆（今信义市场），部分随从人员住在中山公园的“怀远楼”。第二天，蒋介石在中山公园“怀远楼”举行了西北军政会议，部署围剿中央红军的阴谋。
%第三天，蒋介石一行在马鸿逵的陪同下，游览了旧银川的市容市貌，登上了旧银川的最古老建筑北塔。他们徒步在中山公园走了一圈，随后来到园内马鸿逵父亲云亭纪念碑前，观看当年由他亲自为马鸿逵父亲马福祥去世时书写的“遗爱长留”四个大字。纪念碑全部用汉白玉、白水泥砌制而成，座基间方10米左右，碑高8米左右，马鸿逵在纪念碑前和蒋介石、宋美龄、张学良等人合影留念。“中山公园”至今还保留着一张蒋介石和张学良在云亭纪念碑前合影的历史照片。
岁月跌宕，1949年9月银川解放后，有关部门把云亭纪念碑上的“遗爱长留”四个大字和碑文全部铲掉，改为“宁夏解放纪念碑”。“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下，有人认为纪念碑名义上是“宁夏解放纪念碑”，但实质上还是马鸿逵为其父亲歌功颂德的纪念碑。在当时的背景下，坚决不允许银川有“封、资、修”遗物，于是，1966年7月的一个晚上，这块纪念碑被毁损。
罗时宁为“中山公园”倾尽全力
当人们漫步“中山公园”时，应该不能忘记当年民国宁夏省，一位亲手创建“中山公园”，为“中山公园”发展规划，呕心沥血，在民国宁夏省时期任“中山公园”管理处主任的罗时宁。
1939年7月，罗时宁大学毕业，经院长邹树文的推举介绍（邹树文为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院长，马鸿逵五姨太邹德一的至亲），罗时宁于1939年10月，手持介绍信，长途跋涉来到西北边陲民国宁夏省城银川。民国宁夏省建设厅根据他的学业专长，将他分配到省城“中山公园”。
1940年1月，经民国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批准，任命罗时宁为“中山公园”管理处主任兼农事试验场场长。罗时宁到任后，根据宁夏省的地域特点，大力整治改造“中山公园”，重新绘制“中山公园”建设规划，将“中山公园”划为绿化、苗圃、果木、花卉、动物、农作、蔬菜、游乐等8个区。罗时宁同“中山公园”职工一道建造温室，培育花卉，引进观赏树木，铺设公园园路，开挖银湖，营造公园凉亭，修建公园花坛，维修“文昌阁”，并将“文昌阁”四周的土台基用砖包墙砌成。经过治理后的“中山公园”面貌焕然一新，形成了园林式公园。
%由于成绩突出，1941年6月，马鸿逵又任命罗时宁为民国宁夏省农林局局长。1942年9月，民国宁夏省成立了农林处，马鸿逵重视园林绿化工作，亲自兼任处长，25岁的罗时宁任副处长，主管全省农、林业工作。在任职期间，组建了青铜峡叶盛堡水稻繁殖场、卫宁植棉推广办事处、中宁植棉示范场、金积烟草试验场、平罗小麦试验场、农业经济调查所、农业加工试验场、灵武园艺试验场、制糖试验场（我国第一个甜菜糖厂）、牛奶场、贺兰山森林人工风景林管理所、八里桥农林场、南门外的谢家寨“中正示范林场”等农、林、牧、副机构。尤其是罗时宁亲手规划建设占地20多平方公里，由蒋介石名字命名的南门外谢家寨“中正示范林场”，其林带纵横，规模宏大在当时西北各省、市首屈一指。直到现在南门外谢家寨一片的郁郁葱葱林带，仍然起着为银川固风降沙的作用。
1943年9月，民国中央大学校长、西北建设团团长罗家伦在马鸿逵的陪同下来到中山公园，罗家伦看到宁夏省城银川竟有如此风景秀丽、环境幽静的公园，感慨万千，临别银川为罗时宁作诗一首：“欣遇罗诗灵，华蔚文伉俪，诗灵树木，蔚文树人，同在余长中大时毕业，而均有声于朔方，别来数年而子女已成行矣”。
中央大学农学院院长邹树文看到自己当年的学生在宁夏有这么大的作为说：“宁夏省的造林工作，有甚于上海、南京。”并挥毫泼墨：
绿叶成阴丽朔漠，双飞应不感离群；
诗心悟到空灵处，文采蔚为塞上云。
民国水利委员会主席薛笃弼来到宁夏视察，对宁夏园林工作赞美有加，对陪同的马鸿逵说：“宁夏之行道树千余里，青葱一色，可与左公柳媲美（薛笃弼说的是清朝陕甘总督左宗棠在甘肃河西走廊植树的成绩）。”1948年，民国政府调罗时宁任甘肃省兰州市市长，罗时宁一生热爱自己的农林工作，谢绝了民国政府的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