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龚民，1969年生人，大专文化，汉族，被捕前系自办企业民旺金钢石厂的负责人。因在互联网上散布对省政府某领导不利的谣言，自2012年3月2日起，被羁押在看守所至今。
按照上级的安排，今天轮到我来谈体会，我要给大家汇报的题目叫《坚持科学发展观 努力做社会主义守法新人》。
我是怀着愧疚的心情，在深刻地反思了自己的过错之后，写下这份悔过报告的。一直以来，我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党的事业充满信心。而之所以从一名企业家堕落成一个犯罪分子，我认为一是因为我的理想信念动摇，宗旨观念淡泊；二是文化学习不够，法律意识不强；三是自由思想严重……”
阎管教刚念了个开头，就把我的稿子扣在桌面上。他和身旁的法制时报记者关妙慈对视了一眼，然后拉下脸来对我说：
“不行不行，得重写！让你结合自身经历给大家作思想汇报，为的是相互教育、彼此启发，不是要开针对你的批斗会。你这么一写，调性就变了，气氛也给拉低了，咱们活动的目标就达不到了。另外，你这题目也不行啊，什么叫坚持科学发展观？这官腔打得，以为自个儿是领导干部呐？”
听阎管教这么一说，我立马鸡啄米似地点头说：
“是是是，是我不好，我犯错误了，没有深刻领会上峰的意思。”
阎管教皱了皱眉，批评我道：
“你瞧，又来了！都说多少遍了，叫你别学老犯们的那一套言辞，就是不长记性！咱们这里是看守所，不是监狱。你现在还没过堂，法院还没有判你的罪，目前只是嫌疑人，有啥想法都可以正常地说出来么。咱们这个看守所啊，是全省的以人为本标兵单位，尊重和保护每一个嫌疑人的权利和尊严。相信这一年来你也有所体会，是吧？”
我又习惯性地频频点头，同时怯怯地回答：
“是是是，深有体会，这地方好，真好，比家里也不差。那烦劳二位首长再往下审审稿子，看哪儿还不满意，我一并改。”
阎管教苦笑着白了我一眼，懒得再看我的稿子，他把手中的一摞纸撇给了关妙慈。关记者倒也不挑活儿，她微微笑了一下，拿起稿子接着念道：
“以下是我的成长经历：
1969年11月至1977年8月，在家玩耍；
1977年9月至1982年6月，在枯荣镇育红学校读小学（五年制）；
1982年7月至1982年8月，暑假在家玩耍；
1982年9月至1984年6月，在枯荣镇中心中学读初中（两年制）；
1984年7月至1984年8月，暑假在家务农；
1984年9月至1986年6月，在天阳县第一中学读高中（两年制）；
1986年7月至1986年8月，暑假在家等录取通知；
1986年9月至1989年6月，在省工业技术学院读大专（三年制）；
1989年7月至1989年12月，在家等毕业分配（本人与该年特殊事件无任何瓜葛）；
1989年12月至1999年7月，在天阳县材料加工厂工作；
1999年7月至2000年9月，在家等待上岗通知（全员下岗。企业改制竞聘上岗）；
2000年9月至2006年1月，在戴玛德超硬材料技术有限公司担任销售代表；
2006年1月至2006年5月，辞职在家办理执照等；
2006年6月至2012年1月，在民旺金钢石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曾任法定代表人）；
2012年1月23日至2012年3月1日，在家利用电脑发布贴子（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2012年3月2日至今，在看守所羁押（超期）。”
关记者刚念到这里，阎管教就实在听不下去了。他朝关妙慈摆摆手，然后打开烟盒，扔了一支芙蓉王给我，并且隔着桌子探过身给我点上了火，然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龚民呐，虽说你是个半吊子，可也当过老板，算是见过世面的人。关记者也举荐了你好几次，说你的情况挺有代表性。同时你本人也有一定的表达能力，所以咱们所里的政委才点名让你在这么重大的活动中打头炮，但照目前这稿子的情况来看，我觉着你很有可能给我打了哑炮！龚民呐，我跟你说，这次核心价格体系主题宣教活动非常重要，非常非常地重要。开展得好不好，关系到咱们国家的发展前途。我可以这么讲吧，关记者？”
关妙慈笑了笑，小声说：
“是价值体系，不是价格。”
阎管教的脸有些红，自嘲道：
“对，价值，价值！不关钱的事。龚民，你小子听明白没有？不是价格，是价值！都让你给我气糊涂了。”
关妙慈见我又紧张地频频点头，于是，她把稿子放回桌面，用手轻轻抚平，温和地看着我说：
“我觉得吧，你就把平时我采访时，你说过的那些经历，再浓缩地讲一遍，然后补充一些体会和认识，就可以了。没必要写得这么生硬，这又不是填表。”
我迟疑地看向关妙慈，试探着低声问道：
“那些……能在大会上讲么？”
关妙慈合了合眼皮，意思是在鼓励我。可是，这么重要的事情，我想听到她亲口回答，于是，我就那么眼巴巴地看着她。
她读懂了我的眼神，于是用更加肯定地语气说：
“能，当然能！有什么不能讲的？现在的言论氛围，没有你想像得那么不自由。”
关妙慈这人说话，历来很理性很客观，她从不为了达到目的而去讲违心的话，这一点上，她有些不像官媒记者。所以，一般来讲，她说的话我都相信。可她今天的这句论断，却让人有些不敢苟同。
于是，我只好低声地辩解：
“可我……本身就是因为管不住嘴才……我怕……”我一边说一边又不自觉地垂下了头。
“斑马不拉车，海马不吃草，一码归一码。”阎管教摆着大手武断地插话。
看我还在纠结，关妙慈继续开导：
“通过几个月来的访谈，我觉得你的故事，或者说你家几代人的故事，很有代表性。你把故事好好地归拢归拢，再加注一些感悟性的东西在里面，然后往主题上靠一靠，肯定会是一篇很精彩的演讲。弄得好，没准能挣十个嘉奖分，这对你日后过庭也有帮助。”
阎管教摊着大手说：“对嘛！”
关妙慈继续说道：
“抛开这些不讲，其实无论建设什么样的价值体系，也要基于当下存在于现实中的不同层次的群众思想状况，唯此，才能体现广泛性。这应该是唯物主义的基本精髓吧？所以，不存在什么能讲不能讲的问题。”
阎管教听到这儿，兴奋地摁灭了手中的烟，晃点着两根手指，指着我说：
“听听，听听！咱们关记者不愧是掌握喉舌的，说出来的话就是有理论高度。不同层次的群众，也包括嫌疑人嘛。”
关妙慈红了脸，赶紧解释：
“那句话是人民日报社论里的。”
阎管教激动地接话道：
“社论里的，那就更正确了。龚民你听听，人民日报都让你放开说了，你还怕个?？”
?呢，咱倒不怕，它处在下层。我担心的是上层的因素，于是小心翼翼地回答道：
“可是，我的故事并不积极向上，怕误导了别人，影响了国家的建设。”
阎管教急得说不出话来，光晃动着手指一个劲地指点我，满脸恨铁不成钢的表情。旁边，关妙慈又开了腔，依然那么春风化雨地鼓励我：
“没有一个人的生活全是纯洁高尚的，那是臆造的圣人；没有一个国家的政权是脆弱到经不起一两句批评的，那是纸糊的政府。所以，不要总是形而上地给自己扣帽子，现在早已不是那个年代了。你说呢，老龚？”
听她说出老龚这两字，我憋不住被烟呛了一口。阎管教听我这么一咳嗽，愣了一下，随后恍然大悟地哈哈大笑起来，笑得把烟头都掉到了裤裆上。看我俩这样，关妙慈马上意识到她自己叫出了歧义，跟着羞红了脸，嘟哝着说：
“真是的！你叫个什么不好，非取这么个名儿。”
阎管教来了精神，起哄道：
“是呀，说说，快说你小子为啥取了这么个风骚的名儿，是不是就想占女同志的便宜？”
我心说，像阎管教这类粗人，思考问题就是太浅显，净想些下三路的东西。谁会为了占这么点虚无的便宜，拿自己的名字开玩笑？我这名字，细说起来，讲究可深了去了。听说为了给我取这个名儿，我爹颇费了一番心思：
我们家祖姓其实不姓龚，原本姓母。那是个很少有人接触过的小姓，在《百家姓》中排第三百八十六位。这个姓氏怎么听着都不太雅观，所以，在我太爷爷那一辈上，改了姓。
说出来不怕人笑话，因为家境贫寒，我太爷爷年轻时被家里送进了清宫，本来是准备净身做公公的。没错，就是想当个太监混口饭吃。在内务府外设的一个机构里教化了半年多，结果因为他喉结突出、须眉浓密，体型有孔武发育的趋势，总的来说就是阳气过盛，所以主事的认为他缺少这种造化，就没让敬事房给他净身，转而推荐他到正阳门当守卫去了。
作练勇，我太爷爷倒是一把好手。但不幸的是，一次操练中，他不小心被石锁砸中，瘸了腿，于是上边只好派了返乡银，让他解甲归田了。世上有些事吧，真是塞翁失马。转了这么一圈，太监没当成，我太爷爷倒体面地回乡娶妻生子，过上了寻常百姓的日子。又过了几年，在腿脚休养利落后，慕于他的神勇，本地县衙把我太爷爷请去当了团练。
光绪二十六年，慈禧老佛爷为避八国联军之祸，一路西行路过我们天阳县，夜宿在慈云寺中。我太爷爷自然要奉命护驾。半夜里，老佛爷屋里的蜡烛可能是被硕鼠带倒，引发了火灾。老佛爷在睡梦中竟然毫无察觉，等到床上的帷幔都着了火，火光映出窗户纸，屋外的人才知道出了大事。我太爷爷手疾眼快，奋不顾身踹开房门冲进屋里，在熊熊大火中，把已经被烟气薰迷糊的老佛爷隔着凉席背到屋外。
太爷爷护驾有功，老佛爷要给予他奖赏。因为出行仓皇，銮驾带不了那么多的金银财宝，于是，老佛爷就命我们天阳县衙物色一处三进的宅院赐给我太爷爷。太爷爷哪敢领受这么大的赐礼，赶紧诚惶诚恐地向老佛爷表示，当年曾受过皇恩，理当相报。他斗胆提议，请老佛爷给赐个姓便感激不尽了。老佛爷问他姓甚名谁何来皇恩，太爷爷于是报上名号，并如实回禀了他数年的清宫经历。听了我太爷爷的叙述，老佛爷笑了。老佛爷说这么雄洪的汉子，被人一天老母老母地叫着，着实不雅。念太爷爷曾与老公（明清时太监俗称老公）擦肩而过，于是赐姓为龚。
从此我太爷爷就由老母摇身一变，变成光宗耀祖的龚老爷了。而我们龚家也成了当地的名门，那处封赏的三进院子，自然成了龚家的袓宅。
至今，这处老宅院的门前尚有几块雕刻精美的石头半埋在土地里。这些石头是一根旗杆的耳石，旗杆也是老佛爷敕赐的。旗杆早在北洋年间就被人砍倒了，耳石现如今被用来拴狗拴羊，上面满是狗尿和羊粪，无人下手去考证。
讲完太爷爷，再说说我的爷爷。到我爷爷这一辈上，我家的境况就更好了。我爷爷在北洋和后民国时期，曾经出任过县里的知事，说话办事颇有名仕风范。据我父亲描述，打记事起，我爷爷——我真没记住他那个诘屈聱牙的名字，就称呼他为名仕吧——好像就一直端坐在祖宅堂屋的圈椅上，会晤着一拨又一拨的头面人物。他们总是一边品着扣碗茶，一边谈论着德先生赛先生，以及什么孙大炮、袁大头和车轮般更换的黎大总统、冯大总统、徐大总统、曹大总统等。我爹说他小时候最喜欢躲在堂屋后的暖阁里，偷听大人们谈时论政，觉得比听街上的说书人讲那些风花雪月的旧故事有趣多了。尤其是当大人们窃窃地谈论起南京和延安的争斗，我爹说他每每听得身上总会紧张出一层细汗，但越紧张越觉得过瘾，甚至懵懵懂懂地猜测着这个故事的结局。每回聊天的结尾，总是我的爷爷——名仕，站在堂屋的牌匾下，拱着手礼貌地和来宾辞别，并且宾主一定会互道：莫谈国是！莫谈国是！我家堂屋北墙上那幅“忠孝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牌匾一直挂到一九四八年。
我的奶奶龚罗氏，是个有点传奇色彩的老太太，整整活了一百岁，我们镇上的人说这老太太都快成精了。她的娘家是邻县响当当的望族，一提到罗家，当地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奶奶对我们整个家族的影响，可以说是无出其右。在我爷爷仙逝之前，以我奶奶的表现，用贤良淑德来评价她毫不过分。她真正是做到了“行不回头、语不掀唇；坐不动膝、立不摇裙；夫刚妻柔，恩爱相因；居家相待，敬重如宾；夫有言语，侧耳详听；夫有恶事，劝谏谆谆”。而在我爷爷登遐后，我奶奶又展现出了她隐忍顽强的另一面，用她纤细的臂膀于风雨飘摇中呵护着龚家的两代甚至是三代子孙成长至今。如果说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有什么人能让我自觉地心生钦佩的话，那非我奶奶莫属。
关于我奶奶的故事，关妙慈也最感兴趣。她说龚罗氏这个传奇老太太的身上，浓缩了近百年来中国人所有的挣扎，简直就是一块活化石！她的这个评价倒是很到位，但我跟她说以后别用活化石这个词，我听了难受。
我爹，按家谱排下来，列仁字辈，取名叫仁德。他从小被送进私塾识文断字，先生夸他聪颖爽朗，将来许是定国安邦之才。怎奈刚读完《三字经》、《弟子规》、《论语》和《中庸》，他的学业就被战火断了档。我爹后来总自嘲他自己其实就是半个文盲，怪不得看不清时势，总比别人慢半拍。
我妈，镇上人都喊她仁德家的，其实我妈也有个官名，叫郑木兰。当然，对于那个年代的农村妇女，叫什么并不重要，除了小时候上学堂，长大后名字没有任何的用处。我妈这人不爱走街窜巷地跟人交往，在家里也话不多，所以，说实话，留给我的记忆很平面，也就是说在我的记忆中，我妈的形象不怎么生动。她一辈子体弱多病而且脾气柔和。镇上的人们说，我妈和我爹真是绝配，他俩在一块，就像大队后院里养那一对灰兔子，每天一声不吭也不弄出什么响动，就那么老老实实待在窝里，甚至会让人忘了它们的存在。
我爹有个小他十岁的弟弟，取名仁行。我的这位叔叔是个灰鬼，净给家里添乱，他的故事挺多，回头再细说。我爹还有个大他一轮的姐姐（同父异母），我没见过，只听说她是个民国新派女子，自己取了个洋名，叫什么蒂玛可瑞丝·龚。她曾读过响当当的雁云女子大学，大学还未毕业就嫁给了阎锡山的一个副官，解放前随副官逃到了台湾。决战前夕，我的这位蒂玛姑姑托人给她的老父亲也就是我爷爷捎了个信儿，请爷爷去太原府告个别。在当时的时局下，这种事，我爷爷自是不敢声张，于是，他偷偷带上家里的一个长工赶往太原。不知有无见上面，反正他俩再返回老家时，我爷爷僵硬的尸体却是被长工用麻袋背回来的。长工和我奶奶述说，爷爷到了太原就独自出去了一趟，半日之后，独自踉踉跄跄摸回旅馆，倒在床上就背过气去了。他身上有个枪眼流着血，连句遗言都没留下。我奶奶听闻长工的讲述后，啥也没追问，只是红着眼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在那个兵荒马乱国共交替的年月，我奶奶怕胡乱打听引出事端，冤枉了哪一头都得罪不起，所以也就只好外称暴病，匆匆发了丧拉倒。
我爹长到十六岁的时候，在新政府谋上了一份乡镇会计的职。要说，这在当时是个有前途的行当，干得好的话，指不定能熬到一县之长甚至更高。然而我爹可能是这一辈子经的见的事情太多了，一直小心翼翼为人低调，大话不敢说，大气不敢出，连入党都不敢张罗，所以我们龚家的日子传到我爹这一辈上，过得很是清贫寡淡。由于一份1959年时全镇参与挖防空洞的工分记录，存在记录不清和误报多报现象，四清时，我爹给上头当了替罪羊，帮别人背了黑锅。他被县里来的督导干部吊起来狠狠地拷问了一夜。从此，双臂永远别不到身后去，后半生一直往前垂着胳膊，一副唯命是从的样子。事后，有人在后半夜偷偷从院墙外给我家扔进半扇猪肉，我爹和我妈也就心领神会，不再埋怨，认了命了。
1961年，我家老大，也就是我的哥哥出生，怎奈生不逢时，还没来得及取个大名儿，在半岁时就夭折了。我妈认为是让医生给耽误了，但镇上的老人说，人生下来哪能没个名号，注定了来无影去无踪，这事，命苦别怨政府，命赖别怪社会，要怪，就怪自己没福。
之后的几年，我妈由于一直营养不良，绝经了六七载。直到1969年，日子稍微好转一些，我妈才再次怀上孕。十月份，生下了我。我出生后，我爹总结上一个孩子的教训，决心要给我取个响亮的镇得住的名字。族谱早在破四旧时就被当作牛鬼蛇神烧掉了，没得可查。想想镇里近些年出生的人名，除了建国就是文革，咋听都不像是个人名，我爹一时没了主意。
我爹跟我回忆说，有天晚上回到家，他坐在炕上，一边帮我妈看孩子（也就是看我），一边听喇叭里的时政广播，渐渐地他感觉若有所悟，觉得一个人的命运其实与时政紧密相关，根本不存在天数这回事。他联想起了他自己三十多年的那些曲曲折折，觉得该是从时局中理出个头绪的时候了。他顺眼看到了一张糊在墙上的三年前的人民日报，日期是1966年8月5日，头版火红一片，与往日的报纸明显不同。于是，就贴近墙面读了起来，上面的头条是《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读过一遍后，联系到这三年来的现实，我爹说他当时就觉得这篇文章不简单，话里有话、饱含深意。于是，又读了一次，越读越觉得世事无常、悲从中来。看看眼下，司令部里的那个头号走资派已然逝去，真是个造化弄人呐。堂堂一个国家元首，在去世时竟然无衣遮体、白发尺长。再想到在县城集会时，有人私下传的事情，说头号走资派在饱受批斗和折磨时，忍无可忍地拿出共和国宪法，沉痛地对着来抄家的红卫兵喊：“我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想到这儿，我爹突然就想明白啦！他觉得在那样的大环境下，他自个儿这一生也就这么个样子了，而眼下这个孩子，应该还有希望。他理解新政党得了天下后，虽然刚开始没什么经验，得乱那么一阵儿，但坚信他们在台上肯定会用心地侍弄这个国家，将来必然会一天比一天更好。而我爹最大的期许，就是希望下一代不要再受他们那一代人的苦，他希望他的儿子，也就是我，能像宪法里描述的“公民”一样体面地活着，那真是再好不过了。于是，灵光一现，毅然决定给我取名为——
龚民！
听完我名字的来历，你说，我这名字和占女同志便宜有一头发丝的关系没有？正所谓仁者见仁、行者见妖。好端端一根黄瓜，有人看见它想到的是凉拌菜，有人却联想到了下三路，这能怪黄瓜么？跟阎管教这样的“下三路派”，我是没有共同语言的。关妙慈曾经和我讲，在看守所羁押这么多嫌疑人中，她一眼就相中了我的名字。用她的话说，这名字取得很有法制精神和民主意识，相当有超前性，于是她就特别留意了我。还得说是人家关妙慈有文化有见识，我就愿意跟这样的人打交道。
关妙慈大约三十岁，具体年龄咱不方便问，听说还单着身，估计大不到哪里去。当然年龄并不重要，我要说的是，她这个人身上有一种传统知识分子的气质，像是从民国电影里走出来的人物。当今社会，这样的人很少见。你看现在社会上那些中年妇女，大多是眼里写满了欲望、傲慢、挣扎、绝望和漠然。可关妙慈的眼睛却看起来既干净又平和，像一潭澄澈的湖水。她从来不用居高临下的口气与我们这些嫌犯说话，因此呢，大家都很尊重她。其实在看守所这样的地方关久了，我们这些人对异性都很敏感，有时候即使飞过一只苍蝇，都会有人盯着苍蝇屁股看看它是公的还是母的，但是，却很少有人把关妙慈作为我们晚间卧谈会上荤聊的对象。这让我体会到，尊重有时候比镇压更有效果。
关妙慈是省城一家法制报社的记者，到我们看守所蹲点采访已经一年多了，听说是要写一本和犯人有关的小说。小说的事，咱搞不懂，反正她待在这个所里时间久了，大家都把她当成所里的人。所里也给她指派了一些辅助性的工作，让她除了为小说的事做采访外，抽空给我们这些嫌犯也讲讲课、做做思想工作。说实话，别人来做所谓思想工作，我们都是表面上应付。在这种环境呆久了，我们都学会了表演出一副“接受到心里去、触动到灵魂中”的样子，以期利索过关。其实扯蛋，谁会愿意听那些没营养的假大空式的说教呢？动不动就说要改造我们的人生观，人生观真要那么容易改造，共产主义早就实现八回了。可关妙慈的方式与别人不一样，她从不站在我们的对立面思考问题，她总是会像朋友一样平等地和我们聊天，倾听我们所经历的那些事情和我们自己的想法，她也会适时地讲出她对我们那些违法行为的看法和观点。虽然有时意见不一致，但我们都愿意聆听她的话，总觉得听了她的观点，心房又被打开了一扇窗。集中讲课的时候，她会给我们讲宪法的地位和作用，讲法治与人权的关系，讲自由的范畴，讲政权强制力的必要性等。虽然监友们私下讨论认为，她这样做，其实也是代表政府在给我们洗脑，但是我们还是心甘情愿地被她洗。我们所的政委有一次半开玩笑地问关妙慈给我们灌输了什么神秘的教义，竟能让这帮老犯儿都老老实实地听讲，而且还听得两眼放光？关妙慈回答说，她只不过对我们解释了公民二字的含义。
大约平均每半个月，她就会分别找我们每人做一次访谈。这样的访谈，成了我们这帮男犯在看守所里最大的福利。
说到这个福利，我确实有点招人嫉妒，因为关妙慈几乎每隔三五天就要提我出来访谈一次，远远勤过其他监友。所以，监友们都不平地说：“龚民这个半吊子，傻人有傻福。”
从小到大，最讨厌别人称我为半吊子。半吊子这词在我们那地方大约就是二百五的意思。不对，还没到二百五的程度，可能只有一百二十五，反正就是半灵不傻的那么个意思，终归不是句好话。我一直搞不清他们为什么对我得出这么个结论。比学习，我考上了大专，在那个年代也算是拔尖儿的学生；论事业，我都当上老总了，白手起家搞起了那么大个企业，这更应该算是人中龙凤了吧，怎么就成了半吊子呢？思来想去，我觉得，想必是我这一路进步得太快，远远地超越了他们这些常人，招来众人的嫉妒。智慧者都是孤独的，我很欣赏这句话。好在，这世上还有一些能真正读懂我欣赏我的人，比如关妙慈。
关妙慈似乎对我的经历和故事很感兴趣，她不光听，还记录下来，这让我很有成就感。有好几次，当我讲完一段故事后，都会听到她顺嘴感慨，说我的故事都可以写成一本小说了。听她这么说，我就讲得更来劲了。不过，她这么说的次数多了，慢慢地我就怀疑她可能不是在夸奖我，而是有可能真的在拿我的故事写她的小说。于是，有一次，我鼓足勇气直接问了她是不是如此，她竟很坦然地回答：是的。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我的故事正合她的需要，所以，她决定选取我为主要访谈对象。当然了，我是说啥也不会去当这个典型的。虽然没什么具体的反对理由，但四十多年的人生经验告诉我，当典型的人似乎都没什么好果子吃，出头的椽子总是先烂掉。
为了让我答应当这个典型，她三天两头地来说服我。被她缠得没办法，我也就只好静下心来仔细地去合计这件事。其实真要客观分析起来，这事问题倒也不大。一来呢，当了典型或许能挣不少嘉奖分；二来，还能躲掉一些辛苦的劳作，对于别人来说，这绝对是求之不得的好机会。所以，当她第N次向我提出请求时，我假装很勉强地答应了。关妙慈充满感激地和我握了手。我心里头那个失笑啊，她到底还是比不上我的心智，心眼儿里没那么多弯弯绕，太嫩。看来呀，有文化和情商高那是两回事。
自从明确地当上了小说男一号，关妙慈对我的访谈就更加频繁，话题也越聊越细，我们龚家几辈子的大事小情都被她像梳麻似的梳理了一遍。当然，有一些事情我本想语焉不详地跳过去，不愿讲给她听，但关妙慈却抠得很仔细，仿佛是在搞科学研究，一直刨根问底。我经不住她这么态度诚恳、治学严谨地纠缠，索性就依照坦白从宽的精神，一五一十都讲给她听了。
大约讲了那么几个月后，她的小说也同步地跟上了进度。后来，在每次访谈时，她甚至会把她写下来的东西给我看，让我挑错。这可给我出了个难题！我一个别人眼中的半吊子哪敢给人家大记者挑错？再说了，我也不知道她所说的对错，指的是她在转述我故事时的准确性，还是我的故事本身在法律和道德层面的正确性？
如果是基于前者，可以负责任地说，她完全就是按我讲的内容写的，绝对符合事实。说是小说，其实她基本没有演绎，基本等于传记。当然，我想这可能主要是怪我讲得太过条理清晰、逻辑严谨，使她失去了润色的空间。
但如果她问的是基于法律和道德层面的正确性，那我可没法帮她下结论！我爹以前老跟我说，这个社会变化太快，不要轻易下任何结论。许多事情在早些年看是对的，放在现在就成了大错特错。远的不说，就拿当红卫兵这件事来说，想当年，谁当上了红卫兵，全家都跟着光荣。可现如今，还有谁敢当众承认自己当年那个荒唐的选择？反过来讲，有许多事情在当年是错误的，放在今天没准儿却又成了先进典型，比如投机倒把这种行为。我们镇上的那个李光头，早些年因为倒买倒卖被关进去三年。可现如今人家靠倒买倒卖发了家，居然当上了县里的人大代表。所以，我爹说，咱们这儿的事情向来是一会儿左一会儿右、一会对一会儿错的，而这个对与错的标准，并不掌握在咱平头百姓的手里，还是少说为佳，一定要谨记祸从口出。综上所述，基于这么复杂的因素，我最终很艺术地对关妙慈的问题选择了顾左右而言它。
我是这么“言它”的：我给关妙慈提出了两点原则性的指导意见，那就是，第一，不要用我的真名来命名她小说的主人公；第二不要把我的故事中一些负能量的东西写进去。结果她死皮赖脸地央求我说，用我的名字是为了写作时更有真情实感，将来真要出版的话，可以用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把我的名字替换掉。至于那些所谓负能量的东西，她说那也是我真实生活的一部分，有因才有果。如果剔掉那些，人物的行为会变得很突兀，读者读起来就会很费解。说理，是说不过她的，于是就只好暂时随她去。但我还是严肃地跟她强调，如果真的出版后，影响了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我一概不负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