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境内的古代城池，到20世纪50年代初还有数千座。如今却只剩下有数的几座。近些年，再造古城成为风气。其实，真正的文化遗产，应当是原汁原味的古城。所以，以往的毁城风潮中，能够挺身而出力挽狂澜的人，更值得后人尊敬。
南京是六朝古都。南京城墙是明代皇帝朱元璋征发二十万人，花二十年时间修建的。其中石头城南北一段，更是东吴和南朝的遗迹。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提出拆除城墙，用墙砖建中央军校。徐悲鸿等文化名人在报纸上发表批评文章，迫使蒋收回成命。
1956年，南京市在设立城市建设委员会的同时，成立了一个拆城委员会，拆下城砖当建材。当时对失业者实行以工代赈，拆下一块城砖，可以卖一毛钱。还把古石头城上拆下来的条石，敲碎了当修马路的小石子。
所幸南京有位朱偰先生，生于1907年，1932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归国后任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并着手对南京的名胜古迹实地考察，调查范围东起丹阳、西至当涂、南到胡熟、北及浦镇。他亲自摄影、测量，编写成《金陵古迹图考》和《金陵古迹名胜影集》，出版后赢得很高声誉。抗战胜利时，他曾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去越南接受日本投降。20世纪50年代，他被任命为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分管文物保护。在任上，他主持江苏全省文物普查，公布了第一批和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维修了位于南京、句容、江宁、丹阳的六朝陵墓石刻，重修了具有一千多年历史的苏州虎丘塔。1956年下半年的一天，朱偰突然接到秘书紧急报告：驰名中外的石头城被拆毁了一大部分。他听到消息后立即乘车，赶到了中华门的毁墙现场。随后，他又乘车沿着古城墙根走了一圈，见石头山鬼脸城以北的一段城墙已拆得面目全非，太平门到覆舟山一线的城墙也正大动干戈。于是，他找到当时南京市的一把手柯庆施，当面提出停止毁城的紧急建议。同时，他还为电台写了广播讲话，又四处奔走向各界呼吁。毁城行动暂时被制止。第二年反右派运动中，朱偰以“借保护城墙之名，攻击中共南京市委和市政府”的罪名，被打成右派。在批斗会上，他仍然坚持：关于拆城墙，我向政府提出批评，完全是从爱护文物出发，请允许我保留意见。朱偰被革职，拆城继续进行，南京城墙从50年代到70年代先后被拆除十余公里，通济门、太平门、金川门、草场门、水西门彻底消失。朱偰在1968年7月15日含冤而死，临终留下遗言：“我没有罪，你们这样迫害我，将来历史会证明你们是错误的。”
朱偰付出巨大代价，南京城的精华总算得以保存。而梁思成、林徽因等专家为保存北京城墙做出的呼吁，则全然被拒。北京古城墙的消失，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永远的伤痛。
在20世纪的拆城之风中，北京的城中城——紫禁城也曾屡受威胁。民国初年，有国会议员提出拆除紫禁城里的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在其位置上另建议会大厦。当时在洛阳的吴佩孚闻讯向大总统、总理、内务总长、财政总长通电：“何忍以数百年之故宫供数人中饱之资乎？务希毅力唯一保存此大地百国之瑰宝。无任欣幸。盼祷之至！”各报刊登载了吴氏通电，故宫三大殿幸免一劫。
1955年，何祚庥在《学习》杂志发文提出：“北京市当中放上一个大故宫，以致行人都要绕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1958年9月，《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稿）》提出：“故宫要着手改建。”要“把天安门广场、故宫、中山公园、景山、北海等地组织起来，拆除部分房屋，使之成为市中心的一个大花园”。1958年12月15日，故宫博物院向北京市文化局递交了《清除糟粕建筑物计划和1959年第一批应拆除建筑物的报告》，其中说明对院内各处残破坍塌及妨碍交通的道路、妨碍下水道之小房及门座等建筑，需即行拆除。北京市文化局迅即同意。1964年4月，故宫改建计划再度提起，改建理由是，故宫“地广人稀，封建落后”。在故宫内开辟东西向道路，从西华门横穿至东华门，将文华、武英二殿辟作娱乐场所，成为方案之一。
当时，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接到中宣部会议通知，讨论故宫改建方案。他拒绝出席，后来却十分后悔，说那个会真应该参加！原来他以为中宣部开这个会已经定下调子，没想到却开成了保护故宫的会。断然否定改建故宫方案的，正是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陆定一的儿子陆德说，为了保护故宫，父亲60年代初挺身直谏，敢于“冒犯”毛主席和彭真同志的意见和看法，是冒了很大的政治风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