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门，每当途经位于白鸽巢前地的基督教坟场时，不由得就联想到北京市车公庄六号院内的利玛窦墓。这位意大利传教士的遗体，原本应安葬于此坟场中。孰料，万历皇帝一时兴发，御笔一挥，赐他不必再远涉千山万水运往澳门安葬，在北京赏了一块地儿，准许其就地下葬。对于往生的利玛窦来说，不仅免了长途劳顿之累，还使利玛窦一跃成为西方异教徒有幸葬于天朝这片沃土中的第一人；而明神宗也因此被烙上中西文化交融史上开拓者与拓荒人的印记。
这件事，表面上看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一
1610年5月，正值明朝万历年末期，大明帝国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当朝皇帝明神宗，这位登上天子宝座已长达三十九年的皇帝，早被九五至尊的王位豢养成了一个整日宴安耽乐的“角儿”。习于苟安，不视朝政。他拒绝上朝会见大臣，拒绝任命官员，各种法定的礼仪亦不出席。整日躲在深宫内，用一些无聊的方法消磨时光。每当风和日熹的日子，他一高兴，就和宦官们掷银为戏。自己做庄家，宦官把银叶投向地上画出的方形或圆形格子中，得中者取得加倍或三倍的偿还，不中者即被没收。
以皇帝的身份向臣僚做长期的消极怠工，这在中国皇朝史上，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子。明神宗的消极怠工，使大明帝国越来越滑向混乱无序的深渊。臣僚们抗议的奏折不断呈递上来。他索性将所有的奏折通通扣压在宫内，连看也不看。然而，就在这种境况下，却出现了一次例外：久不视朝、懒惰成性的明神宗，突然破格批出一道奏折，这便是史书上浓墨重彩描绘的那道“恩准利玛窦遗体下葬京城”的谕旨。在满朝文武百官的眼里，此事实在太蹊跷：一个外国异教徒的死讯，何以能传到自闭在深宫内的皇上耳中？又如何令陛下一扫倦容，突发慈悲，放着成堆的重要奏章不闻不问，竟针对一个外国传教士之死，特例批了一道谕旨？
这的确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举动。从表面看来都是些极简单的因素促成的，我们的叙述也不妨从这些小事开始。1610年5月11日，来北京传教刚满五年的利玛窦不幸病故，年方五十七岁。本来，依照明朝惯例，客死中国各地的传教士都必须迁葬澳门神学院墓地（即现在的基督教坟场），利玛窦当然也不能例外。可是这次利玛窦却获得了殊遇，原因主要是利玛窦在京城外国传教士及中国教友中间享有崇高威望。这位文化“苦工”，将其毕生都耗尽在中西文化的传播与融汇上。其中二十七年都奉献给了中国这片土地，不曾离开过一步。直至生命之尾，依然祈盼着将遗骨留在中国。这位“上帝使者”的遗愿，众教友觉得无论如何应该设法满足。何况溽暑的夏季已到，北京距澳门数千里。愈往南行，天气愈加湿热，遗体如何受得了！大伙儿不忍心让他再遭受千里颠簸之罪。于是，一致商量决定：以一个西班牙神父的名义，向中国皇帝打“报告”，祈求皇上恩准在北京安葬利玛窦。
对于万历不视朝政的传闻，朝野无人不晓。为此，向皇帝呈递“报告”之前，教友们已做好了万全之备。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已做好了各种功课，认为有绝对把握，才着手进行的。据著名明史专家、美籍华人黄仁宇考证，一心祈盼能将上帝的福音当面传至中国皇帝的利玛窦，虽然至死都未能如愿，但却成功地冲破了大明帝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统天下的文化，将皇帝周围不少近臣贴己、精英分子，包括内阁首辅、大学士、尚书乃至妃嫔、宦官等，都发展成为虔诚的“异教”教徒和教友。可以说，宫内外到处都有替“异教”教会说话办事之人，到处都有外国传教士的崇信者与捍卫者，大明帝国的核心层已不再是一座封闭僵死的“堡垒”了。
总之，这个“报告”送进宫内之后，立刻得到皇上亲近人当中的“教徒”或“教友”的鼎力相助。有人当面向皇上美言一番，诸如“此夷人陛下是认识的”“陛下喜欢的自鸣钟、《万国图志》、大西洋琴，就是这位夷人孝敬给陛下的”等等；有人帮着打探皇上啥时心情愉悦，以便准确把握呈递奏折的最佳时机；有人专门负责将“报告”呈上，而皇上绝不会不给面子……
身处如此精细周密的布局之中，万历皇帝岂有不应准的道理。果然，当宠臣爱妾将“报告”呈递到皇帝面前时，明神宗抬眼一瞅，心里嘀咕，原来是这等屁大点事儿。好吧，寡人念他是一个颇会体恤圣心的夷人，如今病死他乡，求赏一块墓地，这点要求寡人就准奏了吧。于是，拿起案头御笔，当即将“报告”批给内阁首辅（皇帝的首席文书，明朝没有宰相）叶向高，令其办理。
成事就这么简单，轻而易举。然而，站在世界一体化的今日，再回头去看，却是一件超越时代的历史大事。它如同打开了一道闸门，令中西文化之水破天荒第一次有了交流的机会。
真是无巧不成书。第三天，皇帝的谕旨才转到首辅叶向高的手中。孰料，接到圣旨的叶向高居然也是一名“潜伏”的基督徒。其心不但早已归顺了上帝——是利玛窦来北京五年间发展的二百多名接受洗礼的基督教教会成员中的一个，更与利玛窦情同手足。此时此刻，叶向高正为神父之离世悲痛不已之时，竟意外地获得明神宗亲授的一个可以宣泄悲情、表达感恩的机会。这对叶向高来说，无异于天公作美。
但是，仅仅凭借个人权势所建立起来的这片夷人、异教墓园，与大明帝国体制中固有的局限性，差距实在太大，根本无法相融。而且，叶向高更不可能预见到，他们费尽心思为利玛窦落葬京城所做的一切努力，最终换来的竟是屡遭洗劫、被掘墓三尺的悲惨下场，令利玛窦之灵魂数百年不得安宁。
二
有道是，人死如灯灭。实则非也。在中国，自古至今坟茔的大小、方位、规格，向来与其生前的阶层、地位、门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非但精神不灭，物质亦不灭。至于所谓的“盖棺定论”，就更不靠谱了，一如利玛窦墓，在其“盖棺定论”长达二百九十年之后，居然还有不少人忌恨于此。1900年，一群高举“扶清灭洋”大旗的义和团勇士们，杀入藤公栅栏墓地，不问青红皂白，一顿乱砍乱砸。墓穴被掘开，墓碑遭破坏，一些附属建筑亦被焚毁殆尽，整个墓园被洗劫一空。
今天回头去看，在这场浩劫中，利玛窦等传教士的坟茔显然被错当成了外国列强的替代品。因为，在他们眼里，明清时期西方文化向中国的传播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受尽外国列强欺凌的过程。外国传教士们借着外国列强对中国发动的侵略，纷纷来到了灾难深重的中国传播上帝的福音，等同于侵略——文化侵略。亦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这些原本企图改变贫穷命运、反传统的农民起义大军，其实是站在传统的基点开始起航的，最终坠入历史的懵懂之中。
后来，义和团运动失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逼迫清朝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该条约第四条规定：“大清国国家允定，在诸国被污渎及挖掘各坟茔，建立涤洉雪侮之碑，由各国使馆督建，并由中国国家付给估算各费银两。京师一带每处一万两。其建碑之坟茔，英国一处，法国五处、俄国一处……”
滕公栅栏墓地就是这“法国五处”当中的一处。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赔银万两，重新修建墓地，并兴建了见证清末和民国时期中华民族那段不堪历史的法国大教堂——马尾沟教堂，将七十七尊墓碑嵌在教堂的外墙上。随后，山字楼和口字楼建起，成为马尾沟教堂的附属建筑。口字楼继续作为圣母修道院。一并建起的还有条约中提到的“涤洉雪侮碑”，也就是“耻辱碑”。
民国时期，由于滕公栅栏墓地同时代表了大量西方帝国的利益，在外强欺辱中国的情况下，得到了比较妥善的保护。其间主要由外国传教士主持教堂日常业务和坟墓保护事宜。马尾沟教堂也发展成为北京最大、最有影响力的教堂之一。
1949年之后，马尾沟教堂的外国教士全部离开了中国，整个教堂由中国教会人士接管。由于那段屈辱的历史涂抹在墓园上的强烈民族感情及意识形态色彩，使墓园成了任“革命”宰割的“羔羊”。到了1956年，北京市有关部门毫不犹豫地将滕公栅栏墓地划归北京市党校做基建用地，墓地中绝大多数墓葬也因此迁至西北旺乡的十六亩新开墓地中。蹊跷的是，周恩来总理不知怎么得知了消息，立即指示将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三名传教士的墓碑在原地保留，不许动。
利玛窦墓虽然幸运地逃过了一劫，但更大的洗劫很快再次降临到它的头上。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大地上轰然兴起。原先致力于保护利玛窦墓地的周恩来，虽仍居高位，亦无力回天。疯狂的红卫兵再次将代表西方文明的利玛窦墓穴视为“封资修”的东西，坚决予以摧毁。至此，仅存于滕公栅栏墓地的利玛窦等外国神父的墓穴，再一次被夷为平地。墓碑用绳子拽倒，深埋于地下，谓之“永世不得翻身”。据当时现场目睹红卫兵掘墓情况的党校退休职工回忆：“墓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就一些小骨头什么的，也都散了。”悲哉！一座坟茔的命运，最终不得不靠时代的演进来维系、支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1972年，中意恢复邦交。意大利总统亲自出面要求中方修复利玛窦等传教士的陵墓。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意大利，意方再次提出请求，希望恢复滕公栅栏墓地。代表团返回后，立即向中央书面报告了此事。当时，多位中央主要领导人，在报告上画了圈，给予支持。
直至1984年，改革开放路线进一步深入人心，滕公栅栏墓地才终于得以修复。重修的墓地分为坐北朝南、东西毗连的两个墓园，四周皆以砖砌花墙围绕。东园南北长25.7米、东西宽15.5米，为利类思等六十位明清传教士墓碑碑林。西园较东园向北缩进15米，为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三位传教士的墓园，其中利玛窦墓居中，汤若望与南怀仁墓分列右、左两侧。三墓均为前碑后冢格局。重修的利玛窦墓，坐北朝南，墓高1.5米，长2.4米，宽1.3米。墓前列有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耶稣会士利公之墓”碑，其碑为螭首方座式，碑高2.7米、宽0.94米，碑座高0.6米、宽1.2米。碑后约一米是墓冢。1987年划定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范围即现利玛窦墓碑围墙以内。2003年又正式被认定为国家级保护文物。
2011年夏季，笔者左寻右觅，好不容易来到利玛窦墓地和马尾沟教堂遗存的所在地——车公庄大街六号院，现北京行政管理学院，独自默视着这座利玛窦衣冠冢，心情难以平静。墓园很静，几乎没有什么游客。据说，即使北京市的居民，知晓这座墓园的人亦不多。至于利玛窦，知之者更少。来此之前，在网上刚读到一篇文章，文中依然对利玛窦下葬北京耿耿于怀：“不曾想在一个喧嚣的大都市里，堂堂的北京首都的一个市委党校院里，竟然有一处墓地，还是外国传道士的墓地，真的不可思议啊。”
笔者在想，如果叶向高等人九泉之下有知，肯定追悔莫及。对于没能按照惯例将利玛窦遗体运回澳门基督教坟场落葬，他恐怕连肠子都悔青了。
三
澳门。著名的基督教坟场。城市中心最静谧的一角。进入墓园，就不由得会放慢脚步，生怕惊扰了逝者的深睡大梦。马礼逊墓、马礼逊的夫人墓、戴德生的岳父、岳母墓……一个个利玛窦当年熟悉的朋友与教友。这些异乡人、传教士、福音的使者，受耶稣的差遣，不远万里来到远东，澳门是他们到达的第一站，亦是他们人生的最后一站。他们把崇高的信仰连同自己，都永远地留在了这里。因为他们喜欢这里，这里的诱人之处，就在于过去和现在都张开双臂接待来者，为死者给出一片安静地儿，让灵魂驻足，休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