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诗人笔锋突转，场景和语调彻底转换。读者从站在叙述者身后直接走到他的面前，直接对话。“今夜，我读了笛卡尔/怀疑一切的伟大勇气/除了他自己神奇的存在”，同“伦勃朗的光亮”一样，叙述者又一次把自身同主题间的距离拉开，定位自己的身份。对笛卡尔思想的引用蕴含了多重意义。首先，叙述者告诉我们他的学识，并非是位平庸之辈，与无知的男子存在着不同。这让我们认为他似乎和街头那些亲历枪击事件的围观人群般缺乏怜悯，突然转向学究气的引用而非同情的话语。实际上并非如此，在这里，叙述者认识到自己与男子间的不同，立即回到了对读者的忠诚，承认自己与男子间的距离，注重真实。其次，众所周知，笛卡尔是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其作品主要强调个人理性思维还有削弱西方宗教思想的权力。尔后，叙述者深切、诚恳的诉说，对男子之死的感伤之下是无明的羞耻，或许叙述者对他的特权感到羞耻，他能在安逸的环境中阅读哲学作品，而男子在例行日常平凡的工作时却被乱枪击中，惨死街头。诗歌暗含的是叙述者与死者间的联系，而不仅仅是他的哲学思想。
羞耻感充斥了气愤、害怕、悲伤、罪恶等一切情感。“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尔广为人知的论断，论断背后蕴含的一切哲学思想引出了诗人做出笛卡尔是“勇敢的”评价。在诗人看来，勇气来源于笛卡尔愿意承认我们所有人最终孤独的事实。除了自身的存在，我们对外部世界存在着各种不确定性。诗人意识到这种勇气带来的结果是不能与他人接触、联系，感到如此陌生，如此异类，于是，他承认“我羞愧”。其他诗人也许会大肆夸耀自己与陌生人之间共处的能力，但是本乡却转向了自身的失败，转向了对男子的同情。或许死者的沉默是造成叙述者羞耻的最大根源。反映了盖瑞特·本乡作品中反复强调的主题——少数族裔民众在美国社会存在身份的缺失，没有话语权。实际上，诗人本人也在为话语权奋斗着。在诗人的散文集《火山》中，他也谈到了对本民族人民的羞愧，诗人了解到整个社会所弥漫的“羞耻”，也就是年轻一代日裔美国人称之为的“沉默”或“被动”，实际上是痛苦和失落造成的巨大负担。在战争失败后面对荒芜的农田，萧条的经济和破碎的家庭，第一代移民美国的日本人感到心碎与失望。
诗歌中的男子在事业上恪守本分，兢兢业业，但是受到美国社会长久以来存在的种族歧视和阶级束缚，一直不能拥有在社会上的身份和地位。男子的死纯属偶然，但是以男子为代表的亚裔美国人的身份追寻之旅注定是场悲剧之旅，因此，男子的死又是必然的存在。从一开始，男子的身份就是模糊的，我们只知道他是一名亚洲人，但对于他的国籍、姓名，我们无从知晓。在芝加哥这个大都市里，美国种族和阶级的对立、冲突得到充分的展现。当权阶级通过国家法律、制度甚至是道德伦理强行凌驾于其他阶级之上，男子被枪击后，倒在地上，没人能够听懂他的语言，更加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围观的人无视他的遭遇，置之不理，男子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无名人，努力为社会服务，得到的“馈赠”只有冷嘲热讽、冷眼相待。
盖瑞特·本乡正是通过对主人公悲惨遭遇的描述，运用“笛卡尔思想”和象征，提出如何在种族和阶级中迷失自我，成为虚无缥缈的存在以及如何追寻自身真正存在的主题。主人公一直是个虚无的存在，如何才能在追寻身份的旅途中找到之真实的存在呢？诗人一直在探索中前行，人人都有选择自由的权利，但是面对未来，我们又陷入了混沌中，唯一清楚的是死亡是人生的终结。萨特有过这样的论述：在被他人注视的时候，自为存在因仅仅被看做是个躯体而感到羞愧，这是自为存在特有的反应。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我便更换了作为纯粹意识的地位，本来在这个地位上，我能够观察他人而不被他人所注视，每每想到他人会通过注视我，把我变成未知的“物”，我便会感到害怕；反之，倘若我能够让自己在他人面前显得非常聪明或漂亮，从而促使他在我和他的关系中接受物的地位，我便会感到骄傲，无论如何，在主体我与他的关系中接受物的地位，我便会骄傲；在主体我和意识到我的另一他人主体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场意志的角逐，胜者将确立其超然的存在。因此，倘若没有这种努力和自我超越的可能性，自为存在便会成为毫无生气的自在存在。
虽然男子一心想确立自己在美国社会的地位，辛劳工作，但是他仍然没有彻底获得独立，得到承认，没有实现他真正的存在，在一个种族歧视和阶级排斥的社会环境中，男子想要依靠本分工作实现自我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其幻想破灭后，才能真正地实现自我身份，得到真正的存在，就像萨特说得那样，“在丢掉一切的幻想，接受永远超越自己的自由及其全部责任之后，人便能够获得正在的存在”。写到这里，诗人并没有在羞愧中戛然而止，而是从人性出发，探索不同文化背景下自我的本质，探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层次思考。面对东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我们如何去寻找自我，发现自我，认识自我，以求自己在社会上的真正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