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戴笠家世
浙江江山戴氏家族有案可查的祖先可追溯到晋朝（265—419）的戴安道。他的子孙分散在了江苏、两湖、安徽和浙江。在安徽休宁，原以元朝秘书修撰戴安德为首的戴氏家族分支于灾难重重的元明过渡时期迁移到了浙江的龙游县。这一支家族的首领是戴天熊，他后来把家迁到了江山仙霞岭的龙井。
绵亘在浙江西南的仙霞山脉，地势高峻险要，自古就是浙、闽要冲。仙霞岭五步一湾，三步一岩，山中有山，绝壁千层。仙霞关更被誉为“东南锁钥”、“八闽咽喉”。郁达夫曾在《仙霞纪险》中写道：“要看山水的曲折，要试车路的崎岖，要将性命和命运去拼拼，想尝尝生死关头，千钧一发的冒险异味的人，仙霞岭不可不到。”仙霞的险峻，使得生于斯、长于斯的江山人与生俱来就有一种敢于拼命和冒险的精神，天险同时也培养了他们敏锐的眼光，让他们得以在复杂的环境中世代生存下来。
戴笠的曾祖父戴启明（1776—1865），在镇压当地太平天国起义的战争中立得功勋，赢得了武德左射骑的荣誉称号。戴家从此成为小康之家，拥有地产上百亩。后来，戴启明听信风水先生的说辞，认为迁居保安村能万事昌顺，于是带着妻儿由仙霞关龙井内迁至保安村落下户来。他的二儿子戴顺旺（1813—1873），便是后来戴笠的祖父。
戴顺旺当时拥有田产200余亩，靠高利贷盘剥农民。戴顺旺老来得子，他的儿子戴士富（1861—1902）字萃拔，少时读书时学名冠英，13岁上弃文习武，曾中过武秀才。虽然当过衢州知府的皂卒，但不务正业，吃喝嫖赌无一不精。
也有传说，戴士富并非戴顺旺所亲生，本姓郑，名云雷，为邻村广渡人，因为戴顺旺老而无子，于是过继给戴家。这个传说，因为戴笠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而更显得真实：“我做的是国家事，非戴家事，而且我原不姓戴。”[1]这句话所处的环境尚未得知，其中可能也含有玩笑成分。在戴笠的结拜金兰、杨虎的前妻陈华的回忆录中，也有类似说法，但这些传闻并不能作为推断戴笠真正身世的根据。
戴士富在成年之后，游手好闲，因此乡邻都不愿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当时保安的望族蓝炳奎对戴家十分关心，时常劝乡人为戴家论婚，后来反被人讥笑：“你也有女儿，为何不嫁与他？”蓝炳奎确实有几个女儿，而且保安人都知道“蓝家女儿脚色好，能理家处世，相夫教子”。蓝炳奎随即将四女儿蓝月喜许配给戴士富。蓝月喜自幼熟读《女儿经》、《增广昔时贤文》，略通文字，嫁到戴家之后尽心操持家务，克勤克俭，顺利给戴家延下了香火，长子即为戴笠。
戴母蓝月喜是一个温和慈祥、勤朴能干的农村妇女，善于操持家务。对戴笠的逞强好勇，戴母管教十分严厉，常以“识得好歹，明辨是非”来教育戴笠。而戴笠也多能体会母亲的良苦用心，侍母以孝。戴笠很少向人提及他的父亲，却经常称赞他的母亲如何能干。据沈醉回忆说，在他任军统总务处长的时候，戴笠对他谈过不下十次他母亲在处理各种日常生活问题中的经验，并让沈醉向其学习。
早在鸡鹅巷时期，戴笠曾把他的母亲和妻子接到南京，住在鸡鹅巷53号进门左边的平房内，用作住家户为工作掩饰。戴笠每次心情不好，对勤杂兵拳足交加，都是他母亲出来阻止，因而戴母深得人心。戴笠一向孝顺母亲，也只听他母亲的劝阻。抗日战争爆发后，为标榜自己“为国而忘家”的精神，他又把母亲送回家乡，浙江沦陷也没去接出来，一直到抗战胜利才回去看望她。后来戴笠坠机而亡，大家都将戴笠的死讯瞒着，也不戴孝，也不露风声，就说戴笠去了英国（“英”同阴的谐音）为蒋委员长办理军政大事，戴母也信以为真。
1948年，戴母73岁生日，由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虚张声势发起为戴母庆贺80岁寿辰，得到陈诚、何应钦、胡宗南、陈立夫等国民党大员的礼单贺信多件，戴母虽未见得戴笠，也深表欣慰，后于1949年年初去世。
戴笠的原配毛秀丛，对人很和蔼，也没有什么架子。毛秀丛早年对戴笠去黄埔持支持态度，因此戴笠对她待之以礼，并没有像有人说的将她遗弃。毛专心侍奉戴母，对戴笠的事情并不多加过问。当时戴笠曾摄有全家福合影一张，参加者子孙三代共11人。抗战开始后毛秀丛随戴母回到江山，不多久查出患有子宫癌，戴笠亲自安排她到上海住院，请名医为其治疗，并于1939年1月派部属王绍谦自重庆到上海专门照料，随时将病情及治疗情况通过军统局上海站发电报向他报告。毛秀丛病故之后，戴笠命其子亲往上海料理后事，将其灵柩迁葬于江山保安故乡。
戴笠的儿子戴藏宜，因幼时长得白白胖胖，活像一条小蚕，小名便称“蚕倪”，戴笠按谐音给他取名藏宜。戴藏宜长得酷似戴笠，不但写的字相似，连脾气、性格都相同。但戴笠父子很少见面，且戴笠常拿鸡毛掸子打他，所以戴藏宜相当惧怕戴笠。戴笠曾考虑与王天木结为姻亲，让王天木的女儿和戴藏宜订婚，但后来戴藏宜竟然违背父命，与另一女子郑锡英结婚，遂为戴笠所不喜。戴藏宜曾在家乡自办学校，自任校长。他经常利用校长之职，胁迫玩弄在该校工作的女老师，激起人们的不满。戴笠死后，他满以为可以趁机大捞一把，结果却连连碰壁。新中国成立前后，他在家乡组织反共武装对抗解放军失败，逃入山中。1949年9月戴藏宜在人民政府剿匪运动中被捕，1951年1月30日被江山县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其时，戴藏宜之子都尚年幼，因此并未受到株连。1954年1月其妻郑锡英偕两子在台方的策应下去台，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后戴笠长孙戴以宽留学美国，获得企业管理学士学位，留在美国生活。幼孙戴以昶毕业于台湾东吴大学，在台湾中华贸易开发公司任职。次孙戴以宏因户口被顶无法出境，被留在上海，在安徽省枞阳县国营农场工作，平时工作积极，肯吃苦耐劳，到“文革”中期开展三查活动时，他才知道自己是戴笠的孙子。孙女戴眉曼被托交戴笠家的厨师汤好珠收养，成年以后在上饶生活。
在戴笠进黄埔军校之后，戴笠的胞弟戴春榜（云林）也投身军旅，毕业于庐山军官训练班，任下级军职。戴云林知道戴笠与胡宗南私交甚好，于是请胡宗南保送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受训。1937年，戴笠手下马志超为戴云林说项，请准其随往兰州工作，戴笠起初不允，后来勉强同意，但经常写信让马志超对其从严管教。有一次他在信中说：“事业成败，全系乎用人之得失，待人处事，须重理智。云林务请兄痛责，此后不准对外作任何活动。尤望详考其生活，严稽其进出交往之人！兄如庇护，弟不仅不为云林恕，且不能恕兄也。”又说：“云林如不安分守己，尽忠职守，即请撤职，否则兄非爱弟，实害弟也。”戴笠知道戴云林能力有限，而眼光甚高，因此对他要求甚严，仅让他在甘肃景泰县做了三个月的县长。1943年，马志超奉调西北，戴云林离职还乡，挂名在忠义救国军做少将参议。戴云林还乡之后，抢占田地、房产，遭到人们的怨恨。1949年12月被广丰县人民政府公安局逮捕，押送回江山。1950年8月被江山县人民政府以恶霸地主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二 三件宝贝
“一个隐面人，总是藏在房间的暗处，而其他人则处于一览无余之下。”
“他有一种寡言的威严，他那双深邃漆黑的眼睛默默地审视着我。”
“他英俊修长，有一双纤细优美的手，走起路来像是脊梁骨上了钢条，步子大而有力，像是中国戏台上的英雄人物夸大了的步伐。他那犀利审视的目光，像是要把人的五官和个性记下来以备日后之用。”
“戴笠的身材中等壮实，外表粗狂强硬，有军人的干练。他的脸轮廓分明，尖锐的目光咄咄逼人，还有一张坚毅的嘴。”
这些都是曾与戴笠接触过的外籍人士对戴笠的评价。戴笠的神秘和传奇，使得一些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人将戴笠视为冷酷、狡猾而残忍的希姆莱式的人物。
国民党将军胡宗南则是这么看戴笠的。他说：“雨农，这位自负为孙悟空的人，认为天上的月亮都捉得下来，几乎没有过不去的难关。他最大的长处是深谙人情世故，最大的缺点是任性、急躁，不能保守秘密。”
周伟龙曾对唐纵总结说：戴笠“对上忖度精到，对下死刑与禁闭，对事是重点主义、兴致主义；对人是无所顾忌（彼谓针不能两头尖）；对己是享受主义（彼认做得好敌人杀，做得不好领袖杀）。人生是短促的，及时行乐，故其整个生命和生活的意义是赌博式的。这是人生另一种作风”。
唐纵更直接地说：“雨农的作风，对上绝对服从，不计利害以达成任务，使上信任；对下绝对控制，不顾舆情，以残酷手段，使下知所惧。这是他事成功就的两大法则。”这就是军统局内戴笠的同事对他的评价。熟悉戴笠的人，对戴笠的认识往往更为深入。在他身边的这些人看来，戴笠也就是一个普通人。他的那些神秘莫测、喜怒无常，都是有根可寻的。但是，他确实又比常人有着更为敏锐的目光，加上他那不达目的死不罢休的毅力，不择手段的心狠手辣，为人处世的转圜周到，让他迅速地在历史舞台上脱颖而出。
戴笠很善于说一些貌似很正统的大话，平时对部下要求也很严厉，但他对自己却不完全是这样。他很善于捞钱，但他的钱是要花在他的野心和事业上的，他自己生活一切需要由团体解决，别墅、汽车、古董他都有许多，他还能运用特务手段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干的事情，如霸占别人的妻室、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是戴笠为人的一个特点。
长期从事特务职业工作使得戴笠很是敏感，他平时行动莫测，处处设防，不愿别人知道其行踪，甚至于不肯照相，害怕更多的人认识他。1945年后，因他经常与梅乐斯到处视察工作，梅乐斯喜欢照相，他才慢慢地改变习惯，准许别人给他拍照。但他仍旧十分仔细地要求他随身的摄影师拍过照片之后要把底片交给他烧毁或者保存。
戴笠起家于反共。军统内勤人员每人会发一张出入证，每年更换一次，封面用的是各种颜色的布面，从1942年到1945年先后用过深蓝、灰、黄、浅蓝等颜色。戴笠最忌讳用红色和黑色。有一次沈醉在年底前印了好几千张红色封面的出入证，戴笠看后把他大骂了一顿，说红色封面的东西是代表共产党的，不准使用，印好的证也必须全部销毁。可见，他的反共是深入到骨子里的。
戴笠善于用钱，且挥金如土。他一般用钱也不向军统局报销，而经常向中国、交通等银行去借，由于法币天天贬值，这个月向这个银行借一亿，到下个月这一亿就只剩下几千万了，他便向另一个银行借一笔，这样相互抵消，归还后还可以多出一部分应付各项开支。当然，这也只有极少数有特权的人才可以办到。此外，他也和杜月笙、贝祖贻等人做一点投机生意，因为他消息灵通，往往转手间就可获得巨大利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世界上擅长聚财的人甚多，而善于用钱的人殊少。能聚而又能散，可在社会上做一番事业，否则聚积纵多，不过一守财奴耳。”
掌权特务处及军统的这么多年以来，戴笠一直把他的特务学生、手枪和汽车，看成是他的三件宝贝：“只要有这三件宝，什么事都可办得了！”
从特务处时期开始，戴笠就非常注重培养特务人才，前后办过近80个各种各样的训练班，受训的特务估计有两三万，这还不包括受训的士兵。这些训练班除了教授特务技能外，更注重灌输法西斯的精神教育和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思想。每个训练班都由他亲自兼任主任，所有参加训练班的人都是他名义下的学生。任何见他的特务，只要口称“主任”，他就是再忙也会敷衍一下。1941年重庆发生防空隧道大惨案，有几个外事班的学员也在隧道里遇难，戴笠知道之后，马上把该班的副主任刘璠扣押起来准备从严惩办，后来刘璠黄埔一期的同学都出面为他求情，连胡宗南也出来力保，这事才不了了之。另外，他还把在重庆磁器口训练特务的缫丝厂改名为“造时场”，并再三说：“今天是英雄造时势的时候，我们这个基地就是造英雄的地方了。”戴笠的野心由此可见。
戴笠的第二件宝贝是手枪。他爱手枪，讲究数量和质量，重视使用方面的优点和特性，以及杀伤力的强度，同时要携带方便，不发生故障。戴笠爱枪如命，身上的手枪一刻也不能离开，甚至连洗澡都要带进浴室，可他本人的枪法却很蹩脚，因此他很少在别人面前使枪。不知就里的人就偷偷地传说，戴老板枪法如神，能一下击中飞过的麻雀的头部，绝大多数人对此是深信不疑。
由于戴笠爱枪，朋友和部下便经常送他手枪，他因此得到了不少好枪。他甚至亲自设计修建了一个专门存放手枪的仓库，每次散步到仓库附近时，他都要叫军械股长何铭打开仓库，走进去看看那一排排擦得锃亮的手枪。对一些死心塌地为他效力的特务，他偶尔也会送一把手枪以示笼络。戴笠死后，他收藏的各式手枪迅速地被一些大特务瓜分掉了。
戴笠的第三件宝贝是汽车。除了行动迅速外，汽车在特务行动如逮捕、绑票、暗杀以及监视中也有着重要的功能。他自己经常使用的新型小轿车就有十多辆，其中大多是美国和英国制造的。同一年份、同一式样、同一颜色的汽车，他都有两部，只是牌照号码不同，他经常调换所乘汽车，如此便可混淆视听，不让人猜出他的真实座驾。
但是同喜爱手枪却枪法蹩脚一样，戴笠虽喜爱汽车但不会驾驶，更不懂得修理汽车，因此他对司机和修车工都非常好。戴笠特别喜欢给他开车多年的老司机华永时，除了经常给华钱，还送华的儿子去读中学。戴笠对另外一个熟练技工杨根宝也很好，经常找他聊天，杨也特别尽心尽力，对汽车保养极好，很少出问题。
戴笠虽然有很多汽车可以轮换使用，却专门备有一部1936年美国制造的凯迪拉克老式汽车，而且经常会坐。这是因为派在蒋介石身边的随节警卫组的特务说，有一次蒋介石和宋美龄在马路上散步，看到炮兵总监邹作华乘着一辆美国一流的派克牌敞篷车风驰电掣地经过，心里很不高兴。戴笠听说后，便特意选用旧款的汽车去见蒋。而且每次见蒋之前，他必先打电话给随节警卫组的特务，故意在蒋出来的时候去见。蒋介石和宋美龄在散步时有好几次见他乘着这辆老式汽车，蒋介石看了都有点过意不去，叫他买一部好一点的车，戴笠便赶紧讨好说：“这车虽用了多年，但机器还好，还可以用几年，用不着换。”戴笠之虚伪，由此可见一斑。
另外，戴笠虽然平时在口头上经常劝人不要迷信，他自己也从来不求神拜佛，但很相信风水、命相一类的东西。
戴笠面带马相，又患有严重的鼻炎，时时流鼻涕，成天像马一样哼哼哈哈，每天要用很多条手帕。但是他迷信肖似动物的面相是主大贵之相，因此别人当面说他像马，他也不以为忤，反而沾沾自喜。他不喜欢骑马，却很喜欢马，还让他的母亲在家乡给他养了几匹马。他曾经还用过化名“马行健”来显示对马的喜爱。
算命的人认为他命中缺水，于是他所起的笔名、化名大都与水有关，如“淼”、“雨”、“灵”、“永年”、“裕隆”、“重光”、“行素”、“金水”、“泽霖”、“雷云”、“余龙”、“汉清”、“涛”、“金龙”、“葆真”，等等，搞得人虚实莫测。1945年年底，戴笠正好不在重庆，秘书室助理袁寄滨不相信这些，故意给戴笠起了一个多山而缺水的化名“高崇岳”，想看看究竟会怎样，当时毛人凤也没留意就批准了。无巧不成书，戴笠在1946年3月坠机而亡，军统局宣告结束改编后，局内大小特务都纷纷埋怨是这个化名取坏了。
而在军统局修房屋时，戴笠对房屋门朝哪边开，前后左右应注意哪里是龙脉等事宜也都是亲自指点。军统在罗家湾的大门，按照地形和出入便利，本来应该对着中二路，但他根据风水方位，硬把枣子岚垭的一面称为大门。像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
三 为“革命”，不续弦，只“交友”
戴笠很好色。自他结发妻子病死后，他未再婚，还在军统局内部明令属下也不许结婚，已经结婚的，家属也不能留在身边，要一律迁回原籍，然而却不断地用女部下和部属人员的妻室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与他很熟悉的唐纵曾在日记中写道：戴笠“最大的毛病就是爱色，他不但到处有女人，而且连朋友的女人都不分皂白，这是他私德方面，最容易令人灰心”。
在戴的一生中，这方面闹出过多起风波，比较出名的有他与女秘书余淑恒的关系。他曾很喜欢余，据说准备与她结婚，自己也一度化名“余龙”，还送余赴美深造，希望她成为宋美龄式的女性。他亲自送余到香港，不料却被港英警察扣留，经香港区长王新衡急报蒋介石，求助于英国驻华大使才得脱身。还有女特务周志英，她与戴有了关系之后，以为戴笠看中了自己，经常找戴笠纠缠。戴笠一气之下把她囚禁到息烽监狱，到1943年才释放。周被释放后，以为戴笠回心转意了，到重庆后马上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去找戴笠。戴笠当然不可能再见她，周志英就在公馆门前放声大哭，戴笠听到后叫她进去，当面骂她无耻，要她死了这条心。而周志英却坚决表示宁可死也不肯离开。戴笠无奈让人将周看守起来，再次送回息烽关押，戴笠死后才被重新开释。“几年中，像处理这种意外的事件，前后共有七八次之多，都是与戴笠发生关系后要嫁给他，有的赖在床上不起身，有的躺在地毯上要死要活。”戴笠的这种情况，直到他遇到当时的著名影星胡蝶以后才有所好转。当时日本败象已露，“革命”将近成功，戴笠便信誓旦旦说要在抗战胜利后正式迎娶胡蝶。
戴笠与胡蝶，一位是令人闻风丧胆的特务头子，一位是有着民国第一美女之称的电影皇后。因为两人的显赫声名，他们之间的绯闻也闹得沸沸扬扬。有人说他们两人是你情我愿，两情相悦，甚至即将步入婚姻的殿堂，也有人说胡蝶是迫于戴笠的淫威，被秘密幽禁于小楼，直到戴笠死后，胡蝶才又与原来的丈夫潘有声重聚。其中的细节，被渲染得绘声绘色，让人相信确有其事。
但我们想从胡蝶这位当事人的回忆录中找到一些能证明两人关系的话语，却也不复可得。尽管如此，从其他一些资料中我们仍然能够确认，戴笠与胡蝶确有过亲密的关系，而且戴笠为讨好胡蝶施展了各种手段。其间种种，还要从胡蝶的30箱珠宝财物的丢失案说起。
珍珠港事变发生时，梅兰芳、胡蝶等社会名人都在香港避难，但香港不多久也遭沦陷。日本攻占香港后，对处置这些社会名流表面上宣称三点：“一、妥切保护该人的生命和财产；二、尊重该人的自由，如果感到不能接受日方的做法，想去重庆的话，无条件放行；三、不损害中国人的自尊心”，其真实目的就是要“中国人和日本人，站在平等立场互相合作”。胡蝶在回忆录中说，所谓的无条件只是相对的，实质上是有条件的，这就是要出卖自己的良知，背叛自己的民族。
为了动用胡蝶的社会影响力，日本方面“客气”地向胡蝶提出邀约，请胡蝶到日本拍摄《胡蝶游东京》，表面上说只是风景片，毫无政治内容，但胡蝶认为“这是大事，绝不能让，绝不能让侵略军拿我作幌子，这是原则问题”。当时她全家都为此事而焦急，胡蝶一边推说已有身孕，不便拍片，一边暗中准备逃离香港。她事先将自己积存的财物装成30箱，托为四行仓库送国旗的杨慧敏女士押送回国。然后在一个清晨，全家装作走亲戚的模样出了家门，避开了人烟稠密的地方，悄悄离开香港到了曲江，之后又辗转去重庆。
在逃亡的过程中，胡蝶托杨慧敏押送的30箱财物不慎丢失，箱内有胡蝶欧游时各国名流和朋友的照片、题字及在香港饰演《孔雀东南飞》时特制的衣服及名贵首饰等，均是胡蝶极心爱之物。听说丢了百宝箱，胡蝶心急如焚，急忙向警局报案，还因一时没有头绪而积郁成疾。为了查找失物，胡蝶找到了在上海期间结识的杨虎帮忙。没多久，杨虎的结拜兄弟戴笠便获悉了这一消息。
戴笠对于胡蝶这个名字是不陌生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戴笠刚刚开始经营特务处时，胡蝶就已经红透了半边天。闲暇间，戴笠也会跑到电影院看看电影。其中一部根据张恨水的小说改编的《啼笑因缘》刚一上映，便在社会上产生了轰动效应。戴笠夸赞主演胡蝶：“《啼笑因缘》真让胡蝶给演活了，女主人公的动人，杭州公子的多情，军阀老爷的可恶，无不贯穿在胡蝶一人之身上。真是了不得，了不得，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特有的艺术之花，这是我们中国的骄傲！”戴笠从此成为胡蝶的忠实影迷，什么《火烧红莲寺》、《姐妹花》、《空谷幽兰》等胡蝶的电影，他都抽空去看。
几年一晃，戴笠荣登军统局局长宝座，权倾一时；胡蝶也早已嫁为人妇，过着半影半息的生活。如果没有日军的侵略，没有胡蝶的财物被劫，她与戴笠的关系也许就止于听过对方的名号而已。
当胡蝶托人寻物辗转托到戴笠头上，戴笠一时兴奋得乐开了花。他满口答应，并邀请胡蝶去重庆。1942年11月24日，胡蝶一家飞抵重庆，并住进了戴笠提供的重庆中四路151号公馆。在这里，胡蝶一边调养身体，一边等待劫案的破获。
戴笠在这一时期施展各种手段来讨胡蝶的欢心。他先是推荐胡蝶的丈夫潘有声去昆明担任财政部广东区货运处专员，这是一个肥缺，对逃难来到重庆、生活困顿的胡蝶夫妇是极具诱惑力的。接着，戴笠下令将杨慧敏夫妇押解到重庆军统看守所严密查问。由于时间已久，要想再破劫案已是不可能。为博美人一笑，戴笠不惜重金派人去国外购置胡蝶丢失的珠宝，然后谎称追回。当看到崭新的首饰和戴笠谄媚讨好的神情时，胡蝶便什么都明白了：潘有声的远行，原来也是戴笠故意安排的。
为了改善胡蝶的居住条件，保证出行的私密性，戴笠还在神仙洞修建了一所华丽的公馆，作为他和胡蝶的新居。在与胡蝶视察房屋工程时，他像个小孩子一样兴奋地对胡蝶说：“我最喜欢这个地方。神仙洞里住神仙。”为了使汽车直达门口而不爬坡，他运用关系征用了几户人家的地皮，连夜开石方、铺马路，近百名工人连续作业，历经半个月才完成了这一工程。工人们因过度疲劳，几乎天天都发生工伤事故。当房屋最后建成，戴笠第一次带着胡蝶乘车直达新居门口时，他把修这条路的来源种种告诉胡蝶，向胡蝶表达爱慕之情，“换来了胡蝶抿嘴一笑”。
另在杨家山公馆的时候，戴笠还特地为胡蝶修建了一所很考究的花园，从各处购置奇花异草，亲手进行设计。他将水泥先做好“喜”、“寿”两字，再在两边与空隙处种上花木，自认为别具匠心。花园建好后，他一有空便早晚都去陪胡蝶散步，每次去都增加岗哨，禁止特务们从附近通行和接近，因此胡蝶在那边住了好几年，一般人都不知道。
在戴笠得到胡蝶之后，对其他女人放纵的行为就收敛了许多，可见戴笠对胡蝶是动了真情的。据沈醉回忆，戴笠得到胡蝶后，有一次当她面签署文件写了“余龙”，刚写一半被胡蝶“嗯”了一声，他立即在余字下加了一横，此后戴笠又多了个化名叫“金龙”。“余龙”这个名字是戴笠和他的前任女秘书余淑衡打得火热的时候起的化名，意为他是余家的乘龙快婿，胡蝶后来了解了这个化名的由来，便有了以上这一幕。
抗战胜利后，戴笠除了忙于接收和肃奸，同时还费心张罗与胡蝶的婚事。他请杜月笙和唐生明先为胡蝶和潘有声办理离婚手续，随后再和胡蝶正式结婚，没想到就在这个节骨眼，戴笠因座机失事而暴毙。
戴笠死后，胡蝶与潘有声移居香港。不久，潘有声病逝。胡蝶于20世纪70年代末移居加拿大，以夫姓更名为潘宝娟，在温哥华安享晚年，于1989年4月离世。
在1986年夏天胡蝶口述的回忆录中，胡蝶没有提到其中任何与戴笠相关的内容，只是淡然地说：
到达重庆，熟人就多了，那时很多影剧界人士通过不同的路线来到重庆，并组织了各种演剧队参加救亡活动。我们住在南岸，一到重庆，各种应酬活动也多起来，政府方面还派人送来救济金，我婉言谢绝了。
有声继续经营，往来于昆明、重庆间，除了日用品、医药用品，也兼做木材生意。随着他也有很多社会应酬，关于这一段生活，也有很多传言，而且以讹传讹，成了有确凿之据的事实，现在我已年近八十，心如止水，以我的年龄也算高寿了，但仍然感到人的一生其实是很短暂的，对于个人的生活琐事，虽有讹传，也不必过于计较，紧要的是在民族大义问题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
胡蝶临去世前最后说的一句话是：“胡蝶要飞走了。”
胡蝶的音容笑貌还依稀留在人们的脑海里，但与她息息相关的那些人和事却被永远地尘封了起来……
一“春风”得意少年时
戴笠本名戴春风，1897年5月28日出生在山水秀丽的保安村里。戴春风6岁时丧父，当时家中只剩下20亩土地，戴春风就由母亲蓝氏抚养长大。戴春风有一个胞弟，名戴春榜，从小不学无术，家道中落之后，就被送到江山戴三和南货店当学徒，以后又到江山清湖镇万信顺货栈当伙计。
在兄弟二人之中，戴蓝氏对戴笠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因此对其格外严格。戴笠7岁时便被母亲送入乡塾，从塾师毛逢乙先生。他天资聪颖，据戴春榜说：“兄自幼颖悟异常，有过目成诵之资，从三字经至千家诗、孝经，一年即读完。从四书至五经，亦不满两年完毕，十岁学作文，已能切题，且引经据典，尽量发挥。”
课余，戴笠顽皮好动，经常率领同学去仙霞岭游玩，又喜欢打锣鼓和舞狮。在玩玩闹闹之间，戴笠在10岁时读完了《四书》，13岁又读完了经史，转眼就离开私塾了。对于幼时学、玩的经历，后来他自述说：“这个经历使我懂得，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当时的保安，一般儿童读完私塾，学会了写信记账，就开始做学徒谋生，只有稍微有钱的人家，才肯把子女送到新制的学校读书。族中的叔伯亲戚，都认为应该让戴笠出去谋生，以补贴家用。而戴母不顾大家反对，毅然将戴笠送入小学就读，她认为只有这样，戴笠才有前途。
1910年春，戴笠考入江山县文溪小学，学名徵兰。戴笠在学校十分活跃，虽然读书不甚用功，但考试仍多名列前茅。在校四年，戴笠一连当了四年的班长。当时课余结社之风盛行，戴笠在校内发起“青年会”以联络同学感情，同时宣传讲卫生、劝导男人不吸食鸦片、女人不缠足等事。因为戴笠思想开放，组织能力强，大家都愿意选戴笠当会长。当时与戴笠同学，以后又与他成为同事的，有周念行、王蒲臣、何芝园、毛人凤、姜绍谟等。
他的同学姜超岳后来回忆说：“当肄业文溪时，与戴雨农同学一年，有一事受其影响至深，而获益亦至大。时戴为青年会会长，又为校中唯一沿清制之四年级班班长，在校内以才学著称外，最以作文不属稿名。”
戴笠除了以文才在校著称，还能言善辩，不畏权威。据说有一次历史老师毛英在课堂讲述五代后蜀主孟昶的故事，谈到花蕊夫人被后来的宋太宗赵光义射杀时，戴笠忽然拍着桌子从座位上起立，口中大骂“赵光义混蛋”，把整个课堂的同学吓了一跳，而他自己却神情自若。
另有一次，一位教员在课堂宣讲传统君臣关系，说道：“不论作君上的如何待臣下，作臣子的，都不可视君如路人，如寇雠。”当时辛亥革命已成，民主思想已经萌发，在场的学生都心知该教员的不是，却都噤声不语，唯独戴笠敢当面与之辩论，并在课后发动同学起来反对。最后校方迫于戴笠号召起来的声势，竟将该教员解聘。可见当时戴笠在同学中的影响。继任的教员为李守愚，有真才实学，思想又比较积极上进，为戴笠心服。戴笠发迹以后，听说李守愚在中央党部供职，逢年过节他必亲自上门探望，执弟子礼，对其礼敬有加。
戴笠性格豪爽，喜爱结交朋友，用钱非常慷慨。据说江山城内的菜馆，没有一家是他不曾去过的，也没有一家不曾被他赊过账。文溪小学的两任校长虽然都很欣赏他的才华，却因为其不拘小节，又好管闲事，总觉得他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好学生。
也有人说是戴笠好赌，并有一套弄假的本领，偷牌、识牌、调包等小动作对他来说都是小儿科，同乡因之对他有鄙视之意，把他看做是“败家子”。但他在朋友之间，却正是“春风”得意，很受欢迎。
1913年，戴笠以第一名的成绩在文溪小学毕业。翌年18岁，戴笠回到保安娶亲，元配毛秀丛是江山凤林镇地主毛应升的女儿，比戴笠年长两岁。是年秋，戴又考入浙江省立一中。
1915年，戴笠赴杭州开始了他的中学生活。在做试题《问立志》时，他潇洒下笔以“希圣、希贤、希豪杰而已”作结论，获得了老师的青睐。戴笠不羁的性格到了中学后仍未改变。中学未读多久，他就因违反校纪被学校开除，一时没有去路，于是暂借杭州同乡豆腐店栖身。而戴笠的独子戴善武（字紫理，又名藏宜）就是在此时出生的。
1916年，戴笠正经受被省立一中开除之苦，彷徨无措，遂听从母命投考浙江省立衢州师范。放榜之后，他名列第二，但开学之时戴笠迟迟不去报到，最后竟然放弃学籍，流落在外。戴笠的求学时代，也就在此终结。
戴笠弃学的原因我们不甚明了。我们所能看到的，就是当时中国乃至世界混乱的局面：一战已近两年，战事僵持不下。当时的中国，还处于军阀割据、武人弄权的年代。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出任民国大总统，操纵复辟帝制，引起国人反对。迫于日益强烈的反袁情绪，袁世凯先是声言暂缓登基，随即被迫退位；北洋军队与南方反袁革命力量交战，战乱频仍。
戴笠很早就关心时政，同时也读了不少书，对武昌起义的前因后果烂熟于心。俗话说时势造英雄，戴笠很有可能在投考之后到入学之前对自己的前途做过一番深思熟虑，他立志要闯出一番事业的雄心，说不定也就是在这些起落纷繁的政治大势中逐渐膨胀起来。
换句话说，做一个普通的教书先生已不能满足他的野心了。他的下一步行动，就是投笔从戎。
1917年，浙江混成旅旅长潘国纲出师北伐保皇派张勋后，从江苏回师浙江，任浙一师师长，戴笠投入浙一师潘国纲部学兵营当志愿兵。11月下旬，军阀周凤岐在宁波策划“独立”，浙江一师奉命前往宁波平变，戴笠随军来到宁波。但到1918年周凤岐风波平息后，戴笠又脱离了军队，流落在宁波，被他的母亲寻到，偕返江山。
返回江山后不久，戴笠因“乱党”罪名被地方当局逮捕入狱。他后来描述这段经历时说：“从那时起，我便和革命党人一道奔走。出狱以后，我明白革命的道理，对革命的情绪更加浓厚。”
1919年出狱后，戴笠一直待在江山，不曾远游。他生性好动，除了偶尔在家读书之外，还是经常出外访友，或游览江山胜景。而此时他昔日的同窗，或已升入大学，或寻找到了理想的工作。戴笠看在眼里，心中也盘算着要离开保安，外出创业。戴母舍不得儿子，却很明白事理，她常对戴笠说：“一个人死后，要令人家感叹一声——唉！而不能令人家发出轻蔑、不屑和鄙夷的——啊。”她鼓励戴笠做出点让人尊敬的成绩出来，不能浑浑噩噩，一事无成。因此当戴笠向母亲提出再次出行的计划后，戴母还是对此表示支持，并卖出部分山地为戴笠筹措川资。
戴笠此次一走就是6年有余，只在26岁被聘为仙霞乡学务委员的时候，一度回家小住。这期间，他浪迹于各大中城市，多数时候，是在上海和杭州。
二 从沪杭浪子到黄埔学生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与美国纽约和法国巴黎齐名，是东方排名第一的国际大都会，也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当时上海经济畸形繁荣，一方面到处充满了机会，另一方面却几乎全为军阀、买办和帮会势力所笼罩，社会底层的民众苦不堪言。
戴笠在上海的情况，有很长一段时间，并不为人所知。他以何为生，与什么人交往，曾做了些什么事，找不到任何记录。戴笠涉世未深，又没有任何凭借，要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立足，其艰难可想而知。他也曾沉溺于纸醉金迷的生活中不可自拔。后来他回忆说：“我能把持自己，没有堕落下去，是每当我一念及我母亲盛年守节，望子成龙的一片苦心，便不禁警警色惧，有若将殒命于深渊之感，遇到这种事的时候，便尽量克制自己。”
戴笠得志以后常对部下讲述他早年生活的艰难：“昔年在杭州，遇到暑天，我常穿着一袭纺绸长衫，一套纺绸褂裤，每天出外，总是整洁如新。别人以为我的衣服必定很多，殊不知就只此一套。有时候朋友邀约，别无衣服可换，我就先期跑到西湖边，找一隐蔽地方，将衣服洗净，挂在树上，坐待晾干，再折叠压平，穿着赴约。”更出奇的是，他还说因为在湖滨洗澡洗衣服，他认识了当时还是小学老师的胡宗南，胡宗南曾为不能出水的戴笠解了一围，将他的衣物完整地留在湖边。在胡宗南离开之前，两人相顾一笑。之后戴笠找到学校去致谢，两人遂相识，逐渐成为生死之交。
1922年冬天，戴笠到了上海，并经同姓戴季陶介绍，结识了蒋介石，一度为蒋及朋友们在交易所做股票投机生意当跑腿伙计。蒋介石的股票生意失败后，戴笠在沪失去生活来源，于1924年回乡办自卫团，自任团长，以刀矛、木棍、鸟枪为武器，训练壮丁保卫家乡。因战事未起，自卫团两年后被解散。
正在走投无路之时，他在街头巧遇幼时的同学毛人凤，毛人凤当时正在广州黄埔军校当学员，他向戴笠描述了自己在黄埔军校读书的革命生活，对戴笠说“革命朝气在黄埔”，引起了戴笠的极大兴趣。戴笠认准这是一条出人头地的捷径，立即决定赴粤。妻子毛秀丛得知后，将陪嫁金簪赠予丈夫，表示支持，并帮助他避开了母亲的劝阻。戴笠临行时，挚友柴鹿鸣深夜提着行李将他送出村外，叮嘱道：“这次到广州进了黄埔，一定要争口气，日后扛一面红旗归来，切莫要再像过去一样，回家来又是双手空空。”戴笠回答：“这次出门，如不闯出点颜色出来，我也没有面孔再回来见你，也绝不回来。你对我的恩情，可以说胜过我的妻子和母亲，我永不忘记。”
就这样，戴笠在黑夜中再次离开了家乡。他的心中对前途或许有着一丝迷茫和不安，但那种不安瞬间就被对广州黄埔的急切向往给覆盖了。
黑沉沉的天空慢慢褪色，渐渐露出仙霞险峻的轮廓。
当时黄埔军校招考新生，采取的是分批次考录的办法，按录取时间来分期别。1926年5月，戴笠千里迢迢来到广州，这时第五期才考完整编入营。为节约盘缠等待下期招考，他住在一个专供贫苦学生住宿的廉价旅社中。
戴笠当时已离家数月，盘缠已然用尽，旅社老板多次催要房租未果，竟至双方发生激烈争执。同旅社的江苏人徐亮见此情况，慷慨解囊。两人后来成为莫逆之交。戴徐二人加上陕西来的王孔安，三人相谈甚欢，结为好友，9月共赴考场。报名时戴笠刻意将原名“戴春风”改为“戴立”，取三十而立之意以勉励自己。
第六期应考的人数特别多，预定招收入伍生一个团，下辖3营12个连，后来因为人多，随即增加到4营16个连，但仍不能满足学生入伍的需要，最后增为19个连。放榜之日，徐王二人榜上有名，却不见“戴立”二字，戴笠不免烦闷，加上手头又紧，情绪日渐消沉。此时徐亮鼓励他再度应考，他又改名为“戴笠”，别号“雨农”，典出自周处的《风土记》：“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乘马，他日相逢君当下。”这句话本来是用来比喻朋友相交不以富贵贫贱而改变，但是戴笠选择自己是戴“笠”的那个人，别人乘车骑马都要下来与他相交，显然自视甚高，表明他很有一番干事业的决心。
这次考试，时间大概在1926年9月底10月初，戴笠不仅被录取，而且名次很靠前。报到之后，他被编入入伍生团第17连，正式成为黄埔军校的学生。
这一年，戴笠正好30岁。
戴笠入学黄埔之后，一秉旧习，仍旧喜爱到处结交朋友，他后来统率的忠义救国军的一位参谋长曾谈及戴笠初进黄埔的事情：“戴先生在黄埔入伍不到半个月，从官到兵他都熟悉。他不吸烟，却随身有烟有火柴。他能喝酒，常请人喝，兰花豆、花生米、西瓜子也是随身带。这些都是他的交际品，除了少数官长不奉送招待外，凡与他接近认识的都有好处。”但是在骨子里，戴笠却变得谨慎保守，平时言行谨慎，从不与人谈论政治或军事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在黄埔学校中，20岁左右的年轻人占了大部分，而戴笠已年满30岁，自然要成熟稳重一些。另外更重要的，时值国共纷争前夜，黄埔军校学生成为国共两党都要竭力争取的重要资源，国共双方在军校里举办了各式的学习和活动小组，宣传各自的信仰和理念。戴笠初进军校，尚未轻易透露自己的政治信仰。
课余时间，戴笠留心观察周围师生的举动，尤其是同学中共产党员的活动，他将认为有用的资讯都记录下来，深信这些东西总有一天会发挥作用。曾在黄埔六期骑兵科当骑术教练的许振亚说：“这位比烈马还难驯服的学生，他学骑兵，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高兴就请假往上跑，自习时就写信，大家很怀疑他，怎么那么多信要写？以后才了解他是跑上头，通天到校长那里，写信也是送校长，来头大，谁敢惹！”
1927年4月，蒋介石依仗军权另组中央，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并开始反共“清党”。戴笠所在的黄埔军校迁往南京，骑兵营迁往苏州。在关键时刻，戴笠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表示对“清党”反共持赞同态度，他在同学中发表反共演讲，大谈国共两党必然分裂的原因与“清党”的必要，表现十分积极。不久，蒋介石派他的侍从副官、黄埔二期生胡靖安在黄埔军校开展“清党”工作，戴笠随即向他提供了校内有关师生的情报，使其轻而易举地逮捕了20多名共产党员。胡靖安因此对戴笠十分赏识，并开始有意识地栽培他。胡出任军校六期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后，戴笠即被委任为骑兵营党部执行委员。
后来蒋介石因被党内反对派挤兑被迫下野，骑兵营曾派戴笠等人去浙江奉化请求蒋介石复职。回苏州后骑兵营经费困难，学员渐渐散去，而戴笠总是神神秘秘地忙着一些什么事情，不久他离开苏州到了上海，随即失了踪。他后来自称是“被派到北伐军司令部服务”，其实是他自“清党”之后，看到了情报分析的价值，加上受到胡靖安有意笼络，便开始利用他在上海的旧关系从事搜集情报的工作。
黄埔军校迁到南京，他也并未去报到，连第六期的毕业典礼也未参加。从入学到离开苏州骑兵营，戴笠在黄埔就读的时间共计不过一年，实际为黄埔军校肄业，他自己也说：“我在黄埔，只受过十个月训练。”但后来军校保留了他的学籍，承认他是黄埔六期毕业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