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日情报与破坏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前，戴笠紧跟蒋介石脚步，忠实地执行蒋介石“安内必先攘外”的政策。到国共抗日统一战线逐渐形成之际，戴笠意识到今后的主要目标要转向抗战，而不是如过去集中力量反共了，他开始调整特务处的工作重点，加强对日情报和行动。
（一）“八一三”战役前后的情报特务工作
“七七”事变后不久，戴笠开始在上海加强对日情报，增加了虹口、闸北、吴淞口等几个潜伏组。因为准备时间晚，消息来源很少。比如虹口方面只有一个开过小当铺的老板朱松舟是做这方面情报的，朱松舟因为在虹口多年，认识不少日本浪人和一些替日本做汉奸的特务，有时候也能从他们的对话中得到一些消息。有一次，在日本准备进攻上海之前，一个日本特务在喝醉酒之后向一个汉奸说道：“只要几天工夫，上海便是我们的了，那时你们的工作可要大大地忙起来！”这样算是很重要的情报了。
“八一三”淞沪抗日战役打响后，战地上经常出现由日本豢养的汉奸暴露我炮兵阵地及高级司令部地址供敌机轰炸的事件，如何防谍，在当时上海战场混乱状况下已成问题。戴笠奉命以特制谍，多次调人员赴沪担任临时情报及防谍工作员。由招商局护航总队长喻耀离领400人组成巡查大队，在京沪警备司令部指挥下专门侦捕汉奸，保护通讯线路与桥梁，并任防空监视、引导部队、救护伤兵与疏散民众等工作。宪兵司令部政训处长张炎元亦由宁至沪，任京沪警备司令部联络参谋，负责战地之联络沟通。
在战备物资运输方面，除抢运护送我方军备外，还要破坏敌方的军运。戴笠下令喻耀离、王兆槐和许建业等，将存在浦东仓库内的我方物资及油料尽可能地抢运到沪西。当晚敌舰便封锁了江道，抢运形势十分严峻危险。8月16日，喻、王、许连同沈醉、陈步云等十余人，带领士兵数十人、码头工人500人，向招商局借了三艘船开始了行动，并向我浦东炮兵团争取掩护，经过努力抢运物资成功，烧毁了来不及运走的汽油，同时还破坏了日本在沪的三井、三菱、太古等公司的仓库。待敌方发现后派机追击，他们已经成功逃离，仅伤4人。在“八一三”淞沪战役期间，为了配合日军刺探中国战略情报与军事部署，日本华北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派其助手南本实隆少将来到上海，欲刺探我方情报。戴笠奉蒋介石令来到上海密谋对付之策。他召来特务处上海办事处处长文强，交给手枪及爆炸力很强的达姆子弹，准备干掉南本。
南本来沪后，找到其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戴笠手下的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参谋长杨振华进行策反。杨出于爱国心，向戴笠做了报告。戴笠决定将计就计，他要杨振华向南本推荐文强，让文强冒充辛亥元老李烈钧之侄、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李文范少将与南本接触，双方约在静安寺路100弄10号见面。临见面之前，戴笠嘱咐文强：“你要深思初次见面的对话，使之百分之百地相信你。”文强沉着应对，通过了南本的考察，并带回了日人所给的“见面礼”。戴笠焦急地等到文强交涉回来，看到他手里拿了一包东西，大为惊诧，生怕其中裹藏了炸弹，他责怪文强不警惕。仔细检验后他们才发现是虚惊一场，原来这份“见面礼”竟然是一大捆盖有中央银行戳记的钞票。戴笠见南本一伙儿办事舍得花钱，因此萌发了诈取日本人的钱财来补充特务活动经费的想法，他要文强多向南本要钱：“这份见面礼够大方的，这反映了他们正饥不择食，我们机不可失。”
在以后的见面中南本向文强提出了4个问题，要他提供情报：中国统帅部对抗战的决心如何？对日作战的动员与兵力配备情况？依靠九国公约制裁日本是否宋子文的提议？以及中方对德国大使调停中日战争的态度。日方还增加了宪兵大佐森正一、日军报道部长大川野博等人参加会见，他们又对宋子文的行踪感兴趣，想找机会干掉这个亲英美的抗战派，提出让文强雇人刺宋，日方派人协助。
文强在奉命拟好了情报答案后，经戴笠修改后呈蒋介石批准，在南本面前上演了一出假戏真做，得到了日人的信任，陆续又骗得了大笔资金。关于刺宋，文强建议再演假戏，但戴笠怕日人另有更大的阴谋，影响蒋宋安全，不予批准。戴笠打算多多益善，继续向南本骗钱，补充他的“淞沪行动总队”的军费，未能及时对南本下手。文强先后7次与南本会见，共计骗取了46万元现款，其余300多万元为日本正金银行的支票，无法全部提取。最后，戴笠决定让文强以宴请名义将日特集中，准备在第8次见面商量刺宋计划时干掉南本一伙，并布置了特务处上海行动组的赵理君、王兆槐等行动员准备，但当天他们从上午等到下午，日本人一个也没来。后来戴笠得知是因为此时日军已在杭州湾登陆，上海战场局势已明朗，日本间谍决定不再需要刺宋和这条情报线了。但是这场间谍战确实精彩生动。
（二）各地破坏活动
1938年3月3日，为配合即将展开的武汉会战，蒋介石手令戴笠速在浦口—信阳、郑州—信阳、南阳—许昌等地的沿铁路重点市乡及机场附近，建设情报网与电台。戴笠随即在汉成立了“随节办事处”，由唐纵主持，迅速办理各项情报工作。又派李叶到豫，接替梁干乔任华北办事处主任。戴笠则自掌芜湖以上长江两岸的特工网，进行军事情报工作。
李叶与电讯督察张我佛，在河南站配合下，两个月内在豫建立了16个情报组与秘密电台，组长分别由原“蓝衣社”成员魏毅生、于荣岑、秦午基、阎俊士、金少吾等担任。
戴笠以安庆、屯溪为中心布置了江防情报网。在1938年6月12日安庆沦陷前，戴笠曾伪装成小贩与安徽站长蔡慎初见面布置安徽站的工作，并根据各方情况，判断敌攻武汉之态势，依情况调整情报网，以九江、信阳、岳阳、沙市为中心，武汉为核心，搜集报告敌方死伤、补给等各种情报。
在上海，戴笠“特务处”的5个潜沪行动组及“忠义救国军”1个大队于1938年“七七”、“八一三”两次在沪进行暴动，分5路袭扰了敌军需仓储及虹口军用机场，并散发抗日宣传单。
在南京，7月25日，“特务处”瓜埠组派出8个行动小队同时袭击伪“维新政府”机关，向伪“立法院”、“教育部”、“内政部”等处投掷手榴弹，并与敌伪警开展巷战，一度冲入伪市政督办公署，击毙伪职员7人，炸毁其“秘书处”、“工务科”、“卫生科”，伪绥靖部长任援道负伤逃往苏州。
在北平，为严惩伪“临时政府”头目王克敏，由北平区与天津站商量，调王文行动组去北平实施刺杀行动。1938年3月28日下午，他们在煤渣胡同内设伏袭击王克敏，但王因其日本顾问山本荣治掩护而免一死，此事当时在北平引起轰动。1939年9月，王文再赴北平工作时被捕，几个月后被敌伪处死，年仅30岁。1940年1月，北平区行动员刺杀了伪建设总署局长俞大纯，11月29日，行动组长麻克敌击毙了日本“兴亚院”派来的特使高月保和乘兼悦郎中佐二人，不久后麻克敌被其房东出卖遭日本宪兵队捕杀。
在天津，1939年2月间，军统局天津站将伪天津商会会长王竹林在法租界北丰花园杀死；4月，又将伪准备银行总经理兼伪天津海关监督程锡庚刺伤。
在广州，军统广州站于1939年8月11日在白云山日海军陆战队第115联队近田部队驻地，动员厨师李昌德在饭菜中下毒，毒死了19名日军。在“九一八”事变十周年之际的1941年9月17日，广州站又策划了在广州城内普炸日伪组织目标的行动，一时全城内爆炸声此起彼伏。当时广州站第三行动组长江志强最后撤离现场时，在海珠中路与日本宪兵队相遇，他引爆了身上的炸弹，与5名日军同归于尽，显示了中国人不屈的抗战精神。
在河南，军统局在郑州设立了华北办事处与河南站，统一指挥省内安阳、新乡等21个工作组。1938年初由日本女间谍中岛成子策划，汉奸李福和被送往日本接受训练，回国后任河南伪“皇协军”第一军军长，于4月15日开赴彰德驻扎。戴笠下令军统局安阳组组长谢梅村与新5军高参严家诰密切合作，派师振东利用与“皇协军”副军长徐靖远的关系渗入其部，由伪第一师参议李本中介绍，担任秘书，后师振东又由伪一师师长黄宇宙介绍，与二师师长吴朝翰取得联络，增加介绍7人潜入伪军。当时李福和向日军要求增加重装备，并加任彰德一带防务，因此日华北派遣军决定8月对该部举行“校阅点检”。潜伏人员决定届时起事。8月7日，伪“皇协军”在彰德西曲沟村进行校阅点验，副军长徐靖远一声令下，反正官兵立即击毙李福和及日军官十多人，同时宣布起义，将队伍开进了太行山。此役沉重打击了日本扩充“皇协军”的计划。后经戴笠呈准，国民政府任命吴朝翰为河北游击司令，徐靖远、黄宇宙为副司令，下辖第一、二支队。拨归一战区鹿钟麟指挥。这是军统局策反伪军比较成功的一例。
在河南对付日伪的特工战中，还有一国共人员合作刺杀日本“华北五省特务机关长”吉川贞佐的成功范例。开封失陷后，日本在城内山货店街成立了以“华北五省特务机关长”吉川贞佐为首的间谍机关，名为“西山公馆”。1940年2月间，军统局河南站行动队组长、中共地下党员牛子龙，在开封刺死了伪开封警备司令刘兴周。日军欲对此报复，计划派人打入军统河南站捣乱。牛子龙闻讯后，决定再次出击，打击“西山公馆”。他找来了抗战前被国民党捕入监狱、后逃脱出去的中共党员吴凤翔，要他利用自己的经历，前往日伪诈降。吴凤翔托关系找到吉川贞佐的亲信汉奸特务组长权沈斋，说明自己被国民党迫害，无法生活，愿投靠之意。几经来回，吴骗取了吉川和权沈斋的信任。5月17日晚，吴凤翔带人手持通行证直闯吉川贞佐的住所，将他和在场的多田部队司令部参谋长山本大佐、视察团团长瑞田中佐等5名日本军官击毙。开封城一时为之轰动。其后，日本人又在开封复设“仁义社”特务机构，由多田部队参谋长兼开封伪河南绥署总顾问皆川雅雄大佐主持，河南站经过侦察，于12月19日派行动组冲入其社下基79号住所，将皆川雅雄 击毙。
在华中，为配合武汉会战，戴笠指导军统局成立了武汉站，以唐新为站长，未几即扩为武汉区，以李果谌为区长，唐新为副区长兼书记，下辖特一、特二、汉一、汉二、汉预、武一、武预、汉阳、反间等9个组，汉口、武昌两个行动大队、电台等组织，总人员数达200余，外加区直属工作员41人，待命人员43人，开设各掩护机关、商店34处，区本部设于法租界首善里4号，后迁往立兴大楼四楼。
李果谌早年也曾加入中共，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后又去日本就读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他曾参加过中共组织的广州起义，失败后叛党，被留苏同学邓文仪召去参加了国民党南昌行营调查科，当了国民党特务。其后入戴笠的特务处，先后出任书记长、北平区长及晋绥察区长，军统骨干人员之一。
1938年底，武汉会战在达成了迟滞敌军前进战略任务后结束。10月下旬撤守时，戴笠依照当局“焦土抗战”方针，配合武汉警备司令郭忏对武汉市区进行了“反资敌大破坏”。戴笠率王鲁翘、郭斌赴汉，派军统湖北站站长朱若愚联合武汉警备司令部缉查处长赵世瑞（军统人员），欲将武汉三镇军事、矿厂、物资炸毁。由朱若愚、陆钟俊为正副行动大队长，从“临澧训练班”抽调学生60人及工兵三连，计划炸毁各类目标38处，纵火67处，共105处。但武汉卫戍总司令部对大破坏之事表示冷淡，不予配合，朱若愚向戴笠表明难以完成任务，戴笠气愤之下决定自任行动指挥，他召来李果谌、赵世瑞等开会，派出行动小组，限22日前完成任务。
10月25日，时敌军距市区已不足30里，戴笠被迫取消了对第二、三区部分目标的破坏以及在城内部分纵火点的行动。到当晚7时，他们共采取行动破坏了汉阳兵工厂、汉口码头等69处目标。26日晨行动人员撤往宜昌。戴笠被困在法租界，在敌军进入市区时才被救出。
日军占领武汉后，军统武汉区人员转入地下活动。但到12月17日，发生了事端。区长李果谌因平时为人不善，被其司机和勤务兵向日本人出卖而被捕，接着行动大队长杜矾及一批重要成员也被捕，区内存储的大量军火物资、电台均被抄。
日本驻汉宪兵队长五岛茂是李果谌的留日同学，他利用这层关系劝诱李果谌投降，据说李是虚意答应出任伪军司令官，并在伪政权内部进行了分化瓦解工作。戴笠后来却根据唐新、朱若愚怀有私心的片面报告，“不详细调查，依据个别人别有用心的陷害，认定李果谌为叛徒”，于1941年7月派第九战区混成队将其刺杀。
李果谌出事后，唐新继任武汉区长，他对人员进行了整编，吸收学生加以训练扩充队伍，将区本部活动地迁往了市郊。其后，武汉区策划了一个“锄奸计划”，派人打入伪湖北省政府警卫部队，准备在汉奸头目开会时一网打尽。后来因在1940年5月3日刺杀伪财政厅长张若柏和16日刺死伪高等法院院长唐炳炎时，行动员被捕，可能牵连到潜伏人员的安全，遂撤退出来。但此期武汉区还是继续采取行动，杀掉了伪中国银行总裁戴秉清、伪汉口市社会局长杨辉庭等汉奸。
1940年，按照戴笠的指示，武汉区效仿上海区，开展了对日本官兵的刺杀和对敌设施的破坏活动。行动统计如下：
1940年12月16日，武汉行动二队袭击了驻菜甸日军警备队，打死11人；同日晚，行动一队袭击了武昌八铺街日军宪兵队，毙敌8人。
1941年1月21日，行动二队在汉口花楼街砍死田梅次郎少佐。
2月18日，行动二队在汉口得胜街袭击日军“慰安所”、“鹤鸣庄”，杀死3名日军官。
2月25日晚，行动一队突袭汉口三星街日军宪兵队，毙敌7人。
3月2日，行动二队在汉口中山路新市场向日军巡逻队投弹，炸死炸伤17名日军。
4月16日，行动一队在汉阳显正街杀死日特务主任植树岩藏中佐。
4月19日，行动一队经预先潜伏后行动，烧毁汉口王家墩机场油库，炸毁敌轰炸机两架。
1942年4月，日本女特务小岛喜代治奉陆军省派为“皇军慰问使”，奉东条英机之命来华进行“和平活动”。她由台湾绕经天津到达上海，7月会晤了汪伪外交部长诸民谊，然后到达汉口沙市，准备潜往重庆。军统侦知这一消息后，部署所属江防部队将其抓捕。
7月22日，军统粤北段破坏队在碧铁公路刘石村埋设地雷，炸翻了汉口日本宪兵队队长美座乘坐的卡车，美座、木青石松、熊雄二大佐及24名日军毙命。
1944年3月，日谍小田正盛在武汉当日本宪兵队特工，先后组织破坏军统地下组织10余次，残害300人。戴笠下令将其生擒法办。3月间，经策动伪鄂南保安司令成渠率领7000人反正，逮捕小田，押送重庆判处死刑。
武汉区的这些行动伸张了正义，但也引起日军的报复，如日军菜甸警备队被袭后抓去平民40余人；八铺街日军宪兵队被袭后搜捕去数十名中国人拷问。而军统武汉区人员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到1942年6月，共有170余人被捕，被杀害的有50余人之多。自1941年4月后，他们就没有什么活动了。
二 刺杀汉奸
1938年夏，为了摆脱侵华战争所陷入的困境，日本决定进一步推行“以华制华”的方针，在中国“建立一个新的中国中央政府”。1938年7月12日，日本内阁五大臣会议议决，立即着手“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酝酿建立巩固的新生政权”，并要求“利用、操纵反蒋系统的实力派，使在敌人中间建立反蒋、反共、反战的政府”。
为了实现上述战略目标，日本内阁五大臣会议在1938年7月26日决定设立一个“对华特别委员会”，作为“专门负责有关重大对华谋略及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执行机关”。该委员会主要由陆军部土肥原贤二中将、海军部津田静枝中将和外务省派出陆军退伍将官坂西利八郎中将组成，以旅华20余年充当特工、号称“中国通”的土肥原为负责人。因此，外间又称该委员会为“土肥原机关”或者“竹机关”。
土肥原，1891年8月出生于日本冈山县一个陆军少佐的家庭。1912年11月陆大毕业后，他被参谋本部派驻北京日本驻华公使馆，由此开始了他的特务生涯。在华期间，他曾和中国北洋军阀历届政府官员打过交道，通晓中国南北各方面情况，窃取了大量情报，在日本军政界博得了“中国通”之名。1931年8月，他就任奉天（沈阳）特务机关长，参与策划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东北。1932年，他又一手策划诱骗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逃往长春，建立了伪满洲国。此后，土肥原又策划制造了在华北的一系列事变。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他出任日军十四师团师团长，亲自指挥日军作战。1938年6月，他被日军大本营调回参谋本部供职，担任了“对华特别委员会”的负责人。
土肥原上任后，首先着手在中国物色几个既有声望又有一定势力的政治人物，准备用来充当汉奸中央政府头面人物。经过一番挑选与研究，最后确定了三人作为他重点争取的对象：原北洋直系军阀统帅吴佩孚、原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靳云鹏，以及在清末民初历任要职的政客唐绍仪。其中，土肥原又对吴、唐二人极抱希望，他想在中国建立一个“南唐北吴”的中央政府，以吴佩孚管军，唐绍仪管政。因此，争取唐绍仪的工作便成为土肥原的首选。
（一）日本扶植“南唐北吴”计划破产
“土肥原工作”开始后，中统局侦察到这一计划，密报给蒋介石，当即拟定对策，决定等待时机，对吴、靳、唐三人进行观察，只要谁与日本合作，就对其采取制裁手段，以阻止伪政权的成立。当时在天津的靳云鹏“不但不答应，反而秘密派人与蒋联系”，而吴佩孚、唐绍仪对日本的诱骗态度暧昧，甚至叛向明显，“重庆方面以为，上海、北平的唐绍仪、吴佩孚先后答应了，就把唐、吴先后干掉”。于是便上演了重庆特工刺杀“南唐北吴”的一幕。
唐绍仪，字少川，广东香山县唐家湾人，生于1860年。其父唐巨川是上海的茶叶出口商。唐绍仪幼时在沪学习外语与洋务知识。1874年他14岁时，由清政府选派加入了容闳带领的幼童赴美国留学团，经中学升入哥伦比亚大学文科。1881年学成回国。1885年后唐绍仪长期跟随李鸿章与袁世凯，曾历任清外务部右侍郎、沪宁、京汉铁路督办、奉天巡抚、邮传部尚书等职，以善办洋务著称。
武昌起义后，唐绍仪充当袁世凯内阁的全权代表，在上海与起义各省代表谈判。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唐绍仪出任第一任内阁总理。唐为了标榜政党内阁，加入了中国同盟会。1912年6月，他因不满袁世凯的专横，辞职赴沪从事工商活动。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唐绍仪南去，担任军政府财政部长，后又被推为护法军政府“七总裁”之一。1919年初他又任南方的总代表参加了“南北和谈”。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蒋介石聘他为高级顾问，他没有就职，反而参加了西南军阀的反蒋活动。“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合作，唐挂名历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以及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等职。但他因对蒋介石不满，长期寓居于上海。抗战全面爆发前，蒋介石曾欲任唐为驻美大使，想利用他借美国的力量来调解中日事件。但唐绍仪向蒋介石要拨数百万美金为交际费，蒋介石没有同意，转而请他直接与日本人谋和。唐绍仪答应了蒋介石的要求，从事与日本当局有关人士接洽谋和的工作，后来因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中日战争而作罢。上海沦陷后，唐绍仪继续留居上海法租界，没有随国民政府西撤，并继续与日本方面秘密联络。
鉴于唐绍仪在当时中国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影响，重庆政府密切关注他的动向。1938年初，蒋介石托人捎带亲笔信给唐，要他赶快离开上海赴武汉，并以国民政府外交委员会主席一职相许，但被唐拒绝。1938年3月中旬，外面盛传唐将落水当汉奸，唐绍仪也不置可否，并拒绝了广州抗日团体要他南返的呼吁和汇去的旅费。
1938年7月，土肥原的“对华特别委员会”在上海虹口东体育场路七号一幢西式洋房内设立了名为“重光堂”的办事处，通过各种途径与唐绍仪联系。1938年9月，土肥原亲自到上海，秘密访问了唐绍仪，进行了两次会谈。唐则在上海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的华安合群保险公司大厦里开了一间办公室，据称是为了草拟关于建立汉奸中央政府的计划草案。
在会谈中，唐绍仪的女婿岑德广与日方具体商讨了“合作”问题。日方提出让唐绍仪“出任新政府首脑”，“由吴佩孚在旁予以协助，成为新中央政府骨干”，并要求“新中央政府于十月底成立”。而岑德广在会谈中就唐绍仪出山“收拾局面”、组织汉奸中央政府等问题，向日方提出了方案，包括对日方的种种保证与要求。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其《解决东亚危机及谋求永久和平之方案》中，岑德广向日方提出，以“唐绍仪为中心”，组织统一的中央政府，还对未来的汉奸中央政府作了如下设想：拟定政府名称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首都设于南京，国旗用青天白日旗，“以北京为陪都，由国民政府特派一政务高级大员常驻。以便就近处置一般事务”。关于基本国策，提出“以防共睦邻为保持东亚永久和平，并以民主政体彻底保障主权独立及领土完整，对于友邦之一切条约均继续实行”。关于军事，提出为“维持国内治安及剿灭共产党之必要”，须建立国防常备军80万人。除此而外，此次会谈中还对其汉奸政府的组织系统、“干部人才”的网罗、“中心机关”的活动经费、工作事项、反蒋倒蒋计划、对日关系，以及正式登台前准备发表的《和平救国宣言》提纲，都作了详细的规划。
岑德广在上海与日方的来往与秘密谈判，不久即为国民党军统上海区人员侦察到了。
军统在国民政府撤退时，布置了大量特务潜伏在上海各地，由军统上海特区管辖。特区区长兼忠义救国军司令周伟龙是军统著名的“四大金刚”之一。副区长兼行动总队长赵理君是在上海滩活动多年的老特务与暗杀能手，曾一手指挥暗杀杨杏佛与史量才的行动。上海沦陷后，戴笠指示他们严密监视那些留沪的军政名人，严防他们与日本勾结，建立伪政权，唐绍仪自然更成为特务们重点监视的对象。军统特务除对唐绍仪在上海法租界福开森路的住宅及其起居活动进行日夜监视外，还派情报员谢志磐到唐宅内进行侦察。
谢志磐在20世纪30年代初曾参加过上海托派的组织，做过陈独秀的秘书。1932年他出卖了陈独秀后进入军统组织任情报员。谢家与唐家有些亲戚关系，所以谢志磐得以有机会常到唐家走动。1938年初，他从唐家人员口中得知日本曾派一个叫拙井的专使拜望过唐绍仪，邀请唐出山维持沦陷区的行政事务，唐虽未立即答应，但此后往来不断。谢就向上海特区作了报告，周伟龙加上他自己的推测，向戴笠反映，引起了军统的高度重视。周伟龙要谢志磐继续经常到唐家搜集情报。谢就不断将唐与日方日益加紧的勾结与秘密会谈的消息向军统报告。
蒋介石对唐绍仪背着自己继续与日方交往十分不满，他担心一旦唐决定下水翻脸揭出内幕会对自己大为不利，命令戴笠转告在香港的杜月笙致函劝唐绍仪离沪，但唐回信说他宁可当亡国奴决不会当汉奸，并云不要怀疑他和逼他太甚，以此加以拒绝。杜月笙对唐如此“不给面子”也很恼火，转告戴笠说唐决不肯离沪。于是，戴笠向蒋介石汇报要求动手。
1938年7月至8月间，根据蒋介石的指令，戴笠命令上海特区对唐绍仪实行“制裁”。
1938年8月间军统开始部署暗杀唐绍仪的行动。但唐的住宅防卫森严，大门常关，有租界巡捕日夜守卫，盘查来客，还雇有多名白俄保镖警卫庭园。唐绍仪独居一室，深居简出，不易下手。军统曾拟定了两套刺杀方案：一是让谢志磐买通唐的司机，在唐出外时在马路上狙击，但考虑马路上难民过多，狙击后暗杀者很难逃脱，方案难行。二是以谢志磐为内线，组织一批人武装冲入唐宅刺杀。又因唐家警卫多，附近的巡捕闻讯会迅速赶来，一时难保成功，如事情张扬出去，将对重庆政府不利。两套方案均被放弃，但他们无意中了解的一个情况却帮了大忙。原来唐绍仪酷爱古董，常向上海的古董商收购一些精美的古董，军统决定利用之，定下一计。
不久，谢志磐带着特务王兴国赴唐公馆，向唐绍仪报告有一古董商带有不少名贵古物，愿意廉价出售。唐绍仪闻之大喜，双方约好古董商9月30日将文物送到唐公馆，以便鉴定与收购。赵理君设法搞到一件假宋瓷花瓶，放在一只精致的楠木盒内，权当古董。
1938年9月30日上午9点钟，赵理君亲自出马，打扮成古董商模样，带着谢志磐与王兴国、李阿大做帮手，乘坐一辆借来的小汽车前往唐公馆。他准备了一把利斧放在瓶盒的夹层中，准备杀唐。
来到唐公馆，他们在客厅入座。仆人上楼去请唐绍仪，赵理君立即按预定计划，迅速收藏了客厅各处的火柴，李阿大则将小利斧从盒中取出藏在身上。一会儿，唐绍仪由其仆人搀扶着从楼上走下来。唐先招呼仆人给来客敬烟倒茶，但仆人在客厅里四处都找不到火柴。唐绍仪便命仆人到后面储藏室里去拿。仆人走出客厅后，赵理君便请唐绍仪鉴赏文物。年迈的唐绍仪带着老花镜，低下头去细看花瓶。就在这时，李阿大转到其身后，举起利斧，对准其脑部用力劈去。唐绍仪未叫出一声，便一头栽倒在地。赵理君见刺杀成功，便指挥李阿大等出门上车，他自己走在最后，到客厅门口时，还一面抓着门把手，一而假装与里面打招呼告别，以此迷惑守卫在院中的几个保镖。赵理君一行上车后，迅速地开出铁栅门，向马路上飞驶而去。
待唐府那个仆人取了火柴回到客厅，唐绍仪已倒在血泊中。仆人大声呼叫，保镖听到呼喊急忙拔出手枪去追，但已经来不及了。唐绍仪被家人急送附近的广慈医院，但抬上手术台时，人已断气。
法租界巡捕房接到报告后，立即赶到现场查勘。他们根据唐公馆门卫提供的小汽车号码线索，出动几辆装甲汽车去马路上巡查搜捕，结果在一个僻静的路口找到这辆车，但车内已空无一人。他们又去拉都路谢宅抓捕谢志磐，可早已是人去楼空。几名行动人员已在军统上海区安排下，离沪赴渝。
日方对于唐绍仪的被刺，十分恼怒，却又不敢过分张扬。而重庆蒋介石政府为了遮人耳目，也装模作样地颁布了一个《国府委员唐绍仪褒扬令》，并以蒋介石个人的名义，给唐绍仪家属发去一份唁电，国民政府并发给治丧费5万元。渝方还故意散布说：唐绍仪是因不肯出山当汉奸而被日伪特务暗杀。这样一来，搞得社会上关于唐绍仪死因的传说莫衷一是，真相难辨。日本方面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在“关照”唐绍仪的同时，军统局对日方想拉拢的另一位名人吴佩孚也加倍关注起来。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吴佩孚也算是一位著名人物，这不仅是因为他曾发动军阀内战、镇压“二七”工运以及抵抗广东革命军北伐，还因为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在沦陷后的北平与日伪头目周旋，最终又忽因区区牙疾竟不治而亡，死得蹊跷。于是乎，人们由吴氏之暴死，联系到他生前在与日伪周旋过程中所表明的种种姿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日伪逼吴佩孚“出山”充当华北汉奸头目，吴不肯，反向他们提出了不能答应的条件，结果惹恼了日方，惨遭谋杀。如此，吴佩孚便成为一个晚节坚贞的爱国者，同样受到了重庆国民政府的“褒奖”，甚至被称为“民族英雄”。
然而，对于吴佩孚之死，一直又存在着若干种不同的说法。1995年，在《上海文史》第二期杂志上曾发表过一篇短文，以原国民党军统“国际密电室”主任李直峰的回忆，说明吴之暴死，并非死于日人，而是因为重庆方面已截获“日吴会谈”文件，确认吴佩孚已答应降日，即将出任伪“华中绥靖委员会”委员长，于是为粉碎敌人阴谋，就像前次刺杀准备降日的唐绍仪一样，按预定计划，让吴的副官、一位军统特工利用吴氏“牙疾”，当机立断地把他“解决”了。这篇短文当然只是一篇回忆资料，并未提供第一手的档案史料作根据，但它却不能不算是一个新说法，从而引起了史学界的注意。台湾《传记文学》杂志除全文转载外，还连载配发重新公布了一组有关吴日会谈的档案文件，意在反驳李直峰的观点，为这场关于吴佩孚死因及晚节的争论又增添了新的内容。
李直峰写的这篇短文全部内容如下：
我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国际密电室”主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日帝陆军“密电研究组”副主任等职。1939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日帝陆军“密电研究组”改组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时，将我调为军令部西安译电人员训练班主任教官和“技术研究室”西安第十工作队队长兼第十支台台长，专门秘密侦译日帝陆军无线日文密码电报，可是无意中先后侦译出重庆中统北平情报站（设在东交民巷）站长后大椿为吴佩孚在北平出山事，曾多次与重庆中统局本部往返的无线中文一字一代的单重密码电报。主要内容大都是劝阻吴佩孚出任北平伪政府傀儡事，还有重庆中统局本部专员罗浔两次给北平情报站站长后大椿转致吴佩孚的无线中文一字一代的密码电报，主要内容也都是婉言劝勉吴佩孚保持晚节。但是，后来有几份却是重庆程功（中统代名）与北平情报站站长后大椿往返的无线中文一字一代的单重密码电报，去电大意是奉命要吴佩孚保持晚节，如吴真要就任华中伪绥靖委员长职时，就秘密处死他。回电大意是：吴佩孚已发出和平救国通电，并就任了华中伪绥靖委员长职，当即遵命使其随从副官趁吴牙病已毒死。事后有一次，我回重庆到川东师范中统局本部机要科闲谈时，他们曾提到过当蒋介石侦知日帝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选中上海的唐绍仪、天津的靳云鹏、北平的吴佩孚三人充当伪中央政府首脑最合适后，则决定谁答应出山，就把谁搞掉。结果，天津靳云鹏不但不答应，反而秘密派人与蒋联系。重庆方面以为，上海、北平的唐绍仪、吴佩孚先后答应了，就把唐、吴先后干掉。蒋介石还故弄玄虚地给吴佩孚在重庆开了一个隆重的追悼会，籍作对人和事的玄虚。
根据研究考证，自1938年8月“土肥原机关”派出大迫通贞少将来到北平正式对吴开展“劝降”工作起，到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被害而亡的一年多时间里，围绕吴的“落水”问题，蒋、日、汪、吴四方之间开展了多次复杂的往返交道，但其结果不明显。吴佩孚在各方之间大放烟幕：对日汪的诱降并不明确拒绝，反而与日伪谈条件开价码；与汪精卫信函往返，自称两人“敢谓道同”，但最后又因在汉奸政权中的地位争权等问题而闹翻；他对日本人提出了苛刻的要求，使其难以答应；对于重庆蒋政权大员孔祥熙等人的专使来函劝告，他采取虚与委蛇的应付态度；对中共和爱国力量的警告，他不予理睬。最后，在他的条件不能满足时，他对日本人采取了拖时间的战术，而日本特务并无耐心和他玩猫和老鼠的游戏，在限定时间到来后，吴佩孚最终突然死在了日本医生为其治疗牙疾之时。究竟是日本人杀了他，还是蒋氏特工“牵了牛”、日本人来“拔桩”，其中谜底无从可考，但从李直峰提供的上述材料来看，军统奉命杀吴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除了上面的刺杀“南唐北吴”外，国民党特工为了阻止各地伪政权的成立，还对准备落水和已经投日的汉奸头目进行了一系列的刺杀与狙击活动，这些行动虽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但在当时客观上却也有震慑汉奸鼓舞抗战民心士气的作用。
（二）行刺王克敏
1938年3月28日，在北平城煤渣胡同20号门前，发生了一件轰动一时的枪击事件。20号大院战前是著名的平汉铁路俱乐部，北平沦陷后，这里成为日伪高级头目的休闲场所。这一天下午2时，华北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的委员长、大汉奸王克敏，乘汽车来此与日本华北派遣军联络部长喜多诚一举行定期的会议。1时57分，王克敏的座车及其警卫车前后驶来，正待向胡同里转弯之际，突然枪声大作，四周射来密集的子弹打向王克敏的坐车。顿时街上秩序大乱，相距不远的日本宪兵队紧急出动，行人四处奔逃……
这是国民党军统局天津站奉令策划的一次华北锄奸大行动。
王克敏，字叔鲁，原籍浙江杭县。1873年出生在广东一个中小官僚家庭。1903年中举，但因家境败落，靠友人帮助才捐了一个候补道，由清政府派到日本任留日学生副监督、驻日公使馆参赞，专司监视中国留学生之责，成为反清的革命党人的死敌。1907年冬王克敏回国，先后在清廷度支部与外交部任职。辛亥革命后，王克敏远游法国，结识法国金融界人士，回国任中法实业银行中方总经理，从此进入中国银行界。1917年7月，王克敏担任了北洋政府最大的中国银行的总裁。1917年11月王又出任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成为北洋系的大官僚。在北洋内部皖、直两系的斗争中，王克敏投靠直系首领冯国璋与曹锟，成为直系的心腹干将。1920年直皖战争后，直系掌握北京政权。1923年曹锟贿选当上总统，王克敏再任财政总长。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王克敏被通缉，逃往日本，从此与日本军政要人拉上了关系。北伐胜利后，1928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以“把持财政，植党营私，接济逆军，延长祸乱”的罪名，对王克敏通缉。王克敏逃往日本人控制的大连，不久又转投张学良门下。1931年12月，张学良筹组北平财政整理委员会，张自任委员长，委王克敏为副委员长，授全权处理该会事务。1933年5月日军侵犯长城各线，南京国民政府设立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以黄郛为委员长，王克敏为委员兼财务主任。1935年初，王克敏曾一度代理委员长。1935年12月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宋哲元为委员长，王克敏任委员兼经济委员会主席。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策动成立华北伪政府。日本华北派遣军联络部长喜多诚一最初相中原北洋政府中在华北军政界势力与影响较大的曹锟、靳云鹏、吴佩孚、曹汝霖，准备从四人中挑一人出来担任汉奸政府首脑。但这四人或以种种理由推托，或明示不愿出山。日本人只得退而求其次，找到了王克敏，要他出来“挂帅”。1937年12月14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成立，王克敏出任伪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兼行政部总长，彻底沦为汉奸。
因王克敏的卖国求荣，1938年2月，戴笠给天津站站长陈恭澍下达了对王克敏及华北“联合准备银行”总裁汪时璟“相机予以制裁”的命令。
当时军统局下属的北平区，管辖有几个情报站，在北平市有2个站，在张家口还有1个察绥站，下设许多组与直属员，但在北平市区却无行动单位。因此制裁王克敏的任务就由天津站行动组来执行。天津站站长陈恭澍接到戴笠的电示后，立即化装成富有的钱庄老板，从天津赶到北平部署行动。
陈恭澍找到军统北平区书记毛万里、复兴社华北分社助理书记齐庆斌，秘密协商暗杀王克敏的计划。齐庆斌告诉陈恭澍：王克敏老奸巨猾，行动诡秘，防范措施极严。要暗杀他，必须选择合适地点，确实掌握王行动的时间与规律，这就非有内线策应不可，否则很难达到目的。
他们正在为难之际，陈恭澍的一个老友、曾任鸡泽县警察局长的张作兴向他们提供了一条极为重要的线索。张有一个邻居，姓武，50多岁，是东北军的退职军官，当过旅长，颇有爱国思想，当时闲居北平，家中只有位年轻的太太，没有子女。有时这武姓军官会约张到家中喝两盅。三杯酒下肚，武最爱说的，就是回顾他以前的从军历史，声称这个人跟他当过营长，那个人跟他当过团长。武说到有一个曾在他手下当过连长的人，现在在给王克敏当警卫队长。
陈恭澍听到这话，十分高兴，觉得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线索。陈恭澍要张作兴再作进一步了解，搞清了那个武旅长与王克敏的警卫队长关系很好。此人虽在王克敏身边任警卫队长，但却有名无实，手下只有几个人，吃粮当差，为王克敏看家护院而已，并不能常跟随王克敏本人活动。王另有贴身警卫二人，跟进跟出。为此，这位警卫队长曾对王克敏表示过不满。
陈恭澍决定亲自出马。他来到皇城根武旅长家中拜访。陈单刀直入，说明来意，要武旅长去策动那位警卫队长刺杀王克敏，武旅长欣然同意。他找到那位警卫队长谈后，警卫队长却表示不敢下手，但向他们讲述了王克敏的日常行动规律，特别是透露了每逢星期二下午2点，王一定会去煤渣胡同20号与日军联络部长喜多诚一会见接谈的机密。这正是陈恭澍所需要的情报。
在戴笠连连来电催促之下，陈恭澍决定冒险尽快暗杀王克敏。他决定派武装特务采取“硬拼”的办法，强行狙击行刺。他召来天津站负责暗杀的行动组长王文，要他挑选7至10名年轻力壮的特务，携带枪支秘密来到北平，成立了暗杀王克敏的行动队，并组织队员进行了几次演习。
3月28日下午1时，陈恭澍亲自率领部下出发，于1时40分到达东四牌楼南大街金鱼胡同东口的光陆电影院门口集合。然后，王文率第一组蓝子春等三人先到煤渣胡同口，准备集中火力射击王克敏座车，另以第二组王文璧三人，负责猛烈压制警卫车，阻止对方反击，掩护第一组袭击王的座车。整个暗杀行动由陈恭澍统一指挥。陈则在大街对面人行道的一个吃食摊上，综观全局，以暗号作指示。王文站在煤渣胡同旁边一家裱糊店门口，在接到陈恭澍指示信号后，开展具体行动。
下午1时57分，王克敏的汽车从南驶来。发现目标后，陈恭澍“陡然立起”，王文一见这信号立即指挥全部行动人员做好准备。当警卫车转弯加速驶入煤渣胡同东口，王克敏座车正打转方向盘驶入胡同之际，陈恭澍“戴上帽子”，暗示射击。一时间，特务们同时开火，子弹密集地射向王克敏坐车和警卫车，火力尤其射向王车后座。枪击二三十秒钟后，军统特务们按原计划撤退。
这时街上已因枪声大乱了。
出乎陈恭澍等人意料的是，在枪击中，王克敏仅受了轻伤，在汽车后座上被打死的那个50岁上下、留八字胡的人，是与王克敏同车的日本顾问山本荣治。原来，陈恭澍得到的情报是：平时王克敏汽车到煤渣胡同时，总是王一人坐在后排座位上。因此，陈恭澍布置特务们到时一齐向汽车后座射击。但碰巧在这一天，日本浪人出身的山本荣治应邀陪王一起到煤渣胡同去，他也坐在后排位置上，枪声响时，山本首先跃起，中弹倒在王克敏身上，当了他的护身。军统特务猛射一气，结果山本荣治当了替死鬼，身中多弹，立时毙命，王克敏却因此逃了一劫。
在乱枪之中，第一组组长蓝子春腿部亦中一弹。后来他在骑自行车逃离现场时，一路上的点滴血迹，留下了线索。当晚，日本宪兵追循血迹，来到蓝子春藏身的山货店，他们逮捕了蓝子春与另一名特务徐自富，后来此二人被日军杀害。
王克敏虽然死里逃生，但经此一吓，魂飞魄散。抗战胜利之后，他终究未逃脱法网。
（三）枪杀张啸林
20世纪20年代，张啸林是与黄金荣、杜月笙齐名的上海青红帮大亨之一。南京政府建立后，这三人为了维护自己在上海滩的势力与地位，投靠国民党政权，还同国民党的政客军阀王柏龄、陈希曾、杨虎、陈群等人结为把兄弟，势力进一步膨胀。他们用搜刮诈骗来的巨资投资银行及工商企业，由大流氓一变而为企业家与银行家。上海法租界当局还任命张啸林为法租界纳税华人会会长。国民党政府的大员孔祥熙、宋子文等人来沪时，也常常来拜会他。这时的张啸林进入了他一生的鼎盛时期。
但在青红帮内部也有争斗与矛盾。张啸林出身社会底层，粗野无文，为人鄙吝，而比他年轻、资历浅的杜月笙，由于手腕灵活，善于笼络人心，在圈内威望与权势日增，甚至使得张啸林的一些门徒也纷纷改换门庭，弃张投杜，这使张啸林十分难堪与恼火。杜月笙还得到了蒋介石更多的重视与支持，势力与地位日升，渐渐超过黄金荣与张啸林，使张啸林更是嫉妒。30年代以后，张啸林的势力与地位逐渐下降，他与杜月笙及蒋介石政权间的矛盾与嫌隙也日益加深。
1937年抗战爆发，上海沦陷前，蒋介石曾指示杜月笙邀黄金荣与张啸林一同西撤。黄金荣以年老多病、不问外事为由，决定不走。而张啸林早就与蒋介石政权关系疏远，这时更以为日本人来后，黄金荣年老，杜月笙离开，正是他独霸上海滩的好机会。因此他拒绝了杜月笙的邀请，仍留在上海，并伺机与日本人联系。
日本特务机关早看上了张啸林。在淞沪激战开始时，张啸林正在浙江莫干山避暑，日本特务机关就派人潜往莫干山与张密谈，邀张出山当汉奸。
上海沦陷后，张即返上海，开始了他的汉奸活动。根据日本特务机关的指示，他率领众徒组织“新亚和平促进会”，让其亲家俞叶封主持，自己做后台老板，分派徒子徒孙到四乡为日军收购与供应急需的大米、棉花与煤炭等军用物资，为日本侵略效劳。在日方的支持下，张啸林的生意越做越大，他大发国难财，给中国的抗日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日本人很满意张啸林的效忠行动，1939年底日伪策划建立伪浙江省政府时，还准备让张啸林出任伪省政府主席。
张啸林的投日引起了重庆国民政府与在香港的杜月笙的极大不安。他的活动与其能量会给重庆在上海英法租界内的最后据点造成致命的打击，因此蒋介石批准下令戴笠的军统组织尽快设法暗杀张啸林。
杜月笙虽与张啸林是把兄弟，表面上江湖义气，不愿插手杀张之事，但实际上对张啸林十分忌恨与担忧，同时他也害怕张啸林在上海的再起会使他有朝一日重返上海时，无立足之地。于是他顾不得与张啸林有结拜之谊，暗中指使其徒弟与军统合作，潜赴上海伺机刺杀张啸林。
1938年底，军统布置实施了一次在马路上暗杀张啸林的行动。军统人员根据侦察到的张啸林的活动规律，由军统上海特区行动股长、杜月笙的徒弟于松乔率领几个行动员，预伏在上海福煦路（今延安路）同孚路口。等到张啸林的私人小汽车开来遭遇红灯时，特务们一拥而上，于松乔举枪向车内射击。张的车辆有保险功能，不但车身护有钢板，而且车窗也是防弹玻璃。张啸林的汽车司机十分机警，见有人行刺，立即猛踩油门，闯过红灯，疾驶而去。张啸林在车中已看清刺客乃是杜月笙的徒弟于松乔，认为这次暗杀必为杜月笙所指使，回到家中大骂杜一通，从此视其为仇敌。同时张的防范更加严密，增雇保镖多人日夜在屋内外守卫，他本人则不再轻易出门。
1939年8月，戴笠指派军统著名的暗杀行动专家陈恭澍接任上海特区区长，陈恭澍曾参与和主持过暗杀张敬尧、吉鸿昌、石友三、王克敏与河内刺杀汪精卫等重大事件，为军统局的“四大金刚”之一。戴笠给他布置的任务就是迅速暗杀张啸林。
1940年1月，张啸林的亲家、主持“新亚和平促进会”工作的俞叶封，邀请张啸林到更新舞台楼上包厢，观看京剧名角新艳秋的演出。军统上海特区得此情报，就派人潜入剧场包厢执行暗杀。谁知当日张啸林本允诺去看戏，因临时有事未去，又一次躲过暗杀。特务开枪击中俞叶封，送医院后不治身死。这件事使张啸林又恨又怕，整日藏匿家中，并在住宅周围布置了大批武装警卫与保镖，还出高价招聘神枪手为护卫。
张啸林的严密防范给军统的暗杀行动带来了极大的困难。陈恭澍等人多日苦思也拿不出一个可行的办法来。正当他们一筹莫展之时，突然接到上海特区第二行动大队长赵圣的报告，说已在张啸林的家里布置了一条内线，准备伺机下手。这内线就是张啸林的保镖林怀部。
林怀部原来也是杜月笙的门徒，后秘密加入军统。抗战初期曾退安徽，后被军统局调到上海从事敌后秘密工作。林武艺高强，枪法极准。当张啸林因屡遭暗杀，设法寻觅神枪手担任自己保镖时，军统人员见有机可乘，就通过杜月笙留在上海的管家万墨林，说动张啸林的汽车司机，介绍林怀部进入张家当上了保镖。
林怀部到张家后，几次想下手刺杀，都未有机会。到了1940年8月13日夜，张啸林到上海“六三花园”参加日伪的一次重要会议，林怀部很想随张同去，乘机诛杀。但张啸林仅带一二亲信前往，将林怀部留在家中看守。第二天，即1940年8月14日，林怀部托病请假，准备出去与军统人员商议下手之策，但张啸林当时脾气不好，非但不准假，反将林大骂一顿，要收回林的手枪赶他走。正在这时，张啸林的朋友、杭州锡箔局局长吴鸿来访，张就请吴同去三楼议事。林怀部见自己将被赶出张门，今后难有机会下手，就当机立断，他故意与张啸林的汽车司机大吵大闹，声音传到楼上，张啸林闻之大怒，从楼上把头伸到窗外，厉声责骂林怀部。林怀部早就做好准备，见张啸林探头在窗外，随手挥枪射去两发子弹，均击中张啸林的头部，张立即倒地毙命。但林怀部犹恐张未死，又持枪冲上楼，对倒在血泊中的张啸林又补上一枪，还随手一枪打死了在一旁吓得呆若木鸡的吴鸿。
枪声惊动了四周，张家的保镖与赶来的巡捕将张宅团团包围。林怀部见不能脱身，即用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准备自杀，因弹尽未成，遂被捕，后被法租界判刑15年，直到抗战胜利后才释放。
重庆军统局本部为表彰上海特区制裁张啸林之功，特发奖金1万元。但林怀部身在狱中，未得分文。
杜月笙在香港听到张啸林被刺死之讯，尽管内心十分高兴，但表面上却说：“张先生要当汉奸，他之死当然是罪有应得的。不过，我心里明白，这一定是军统派林怀部干的。由我的徒弟杀了我老拜兄，论江湖义气，我实在站不住道理。”
自责也罢，开脱也罢，张啸林死了，对重庆和杜月笙都是好消息，在国家大义上来说也是件好事，它又一次震慑了上海滩上的投日卖国分子。
（四）刀劈傅筱庵
日军占领上海后，为了维持该市的秩序，急于寻找代理人来“以华治华”。日本军部准备在上海物色一名“有名望、有能力、在上海高层人士中有关系与影响”的人物来充当伪市长。
汉奸周文瑞通过关系向日本军部推荐了他的密友傅筱庵。
傅筱庵是浙江镇海人，工头出身，善于经营。早年被盛宣怀夫人收为义子，靠盛发迹于金融、矿业与交通行业，成为大资本家。20世纪20年代他投靠军阀孙传芳，当上了上海总商会会长，曾参与镇压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对抗北伐军，先后被武汉和南京国民政府通缉，曾逃避大连。1931年返沪出任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美国钞票公司买办。这时他虽已年过花甲，但精力充沛，政治欲望很强。他对国民党有成见，受气太多，因此急欲登上政坛，一见日方派人来洽谈，马上就答应落水。但他也向日方提出了一些要求，如取消伪“大道市”称号仍称为上海市政府；市府要从浦东迁回市中心原市府所在地；市政府各局人事全部由他安排等。日方以为大局已操于手，便全部 答应。
1938年10月16日，傅筱庵正式就任伪上海市长，成为叛国投敌的大汉奸。傅筱庵就任伪上海市长后，卖力地为日本侵华政策服务。他每日奔忙于上海各地，建立伪政权组织，镇压抗日爱国人士，宣扬汉奸理论。他亲自出马与英法租界当局交涉，并亲访英国大使寇尔、美国大使詹森、法国大使戈斯麦等，要求上海租界不得悬挂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改挂伪维新政府的五色旗。当抗日爱国分子在上海开展除奸活动时，傅筱庵又奉日方指示，向租界当局施加压力，要求严厉取缔“抗日恐怖分子”，他还开出黑名单，要租界工部局照单捕人。
1939年5月汪精卫一行投日叛逃到上海后，傅筱庵以上海伪市长的身份，忙于迎接招待，并投靠了汪伪政权。
起先，重庆当局对傅筱庵还存有一些幻想，没计划立即制裁他。特别是当汪精卫叛逃上海后，吸引了重庆特务的目光，傅筱庵成为次要角色。1939年8月到9月间，戴笠亲自指派两名少将级的高级特务戴静园与吴赓恕到上海筹划暗杀汪精卫。当时汪精卫住上海愚园路1136弄，戒备极其森严，戴、吴无法下手，就企图通过开滦煤矿公司驻上海办事处经理许天民，利用他与傅筱庵多年的私人友情，说服与策动傅筱庵参加暗杀汪精卫的工作。戴、吴的计划是，由傅筱庵设宴款待汪精卫，预伏军统人员席间对汪行刺。许天民是个有爱国心的人，接受戴、吴交代的任务后，就伺机对傅筱庵进行说服动员，说之以民族大义，晓之以个人得失，得到傅筱庵的佯允。但傅不仅不参与刺汪，反而将军统密谋向汪精卫报告。1940年2月到3月间，汪精卫指示李士群的76号特工总部，分别将许天民、戴星炳与吴赓恕逮捕，其后，戴吴二人被枪杀。
傅筱庵的叛卖，不仅使刺杀汪精卫的计划遭到惨败，而且使军统一下损失了两名少将级的高级特务，戴笠十分恼怒，决定迅速刺杀傅筱庵。重庆军统局本部将暗杀傅筱庵的任务下达给了上海特区。
军统上海特区区长陈恭澍于1939年8月被派来接替周伟龙与赵理君的职务。刚到上海接任后不久，陈就受令暗杀傅筱庵。但傅老奸巨猾，防范极严。自从他当上伪市长后，就将府邸从法租界霞飞路搬到虹口日占区的祥德路，层层防卫，外人根本无法接近。傅每天从府邸去市政府大楼时，乘装甲轿车，前后有护卫车四辆，到办公楼后，四周又有大量警卫队保护，刺客难以下手。陈恭澍曾几次派特务对傅筱庵狙击，都未成功。一次傅筱庵刚走出市政府大楼，忽然有人在暗处向他开了两枪，非但没有打中傅筱庵，本人反被傅的警卫击中了。这位刺客在临死前高呼：“打死傅筱庵！”傅被吓得胆战心惊，从此进出更加小心，军统的暗杀行动困难更大了。
正当陈恭澍苦恼时，忽然接到属下第二行动大队报告：他们已在傅筱庵的府邸中找到了一条内线。原来傅筱庵家有位老仆人，名叫朱升，原籍安徽，世代务农。10岁时父病故，投奔在上海日商纱厂做工的叔父，由叔父介绍到该厂做童工，备受日本厂主与拿摩温（即工头）的虐待，后因患病被厂方开除。经人介绍，他来到傅家做工。那时傅筱庵刚开始发迹，其父也健在。朱升为人朴实，做事勤快，深得傅父信任。傅父临终时，托朱升日后好好照应傅筱庵的生活，朱升当场发誓不负所托。朱升遂成为傅家两代的“义仆”。20多年来，他忠心耿耿地执行老主人的嘱托，常年跟随傅筱庵，照应傅的饮食起居。1927年傅筱庵被南京国民政府通缉时，逃往大连避居，朱升也随往侍候三年，其受信任的程度在傅宅中超过任何人。
但朱升却是个有民族正义感的人。他多次劝说傅辞去伪市长职务，退而经商以免遭国人唾骂，但傅总是不听。朱升进退两难，心情郁闷，又性嗜酒，故常到傅家附近的一家酒店饮酒。没想到该酒店乃是军统上海特区的人员为监视傅宅而开设，酒店店主与跑堂的军统人员，每见朱升来店，就分外热情地接待，美酒佳肴，天南海北地畅谈。在酒酣耳热中，朱升流露出了对主人投日的愤慨，特务就因势利导，趁机进言，他们叫朱升再次劝傅筱庵迅速改邪归正，若傅仍不听从，则应大义灭亲，伺机杀傅，为中国除一巨奸，做一个民族英雄留名青史，否则同流合污，千夫所指，悔之何及。朱升听了大为触动，答应回去再次劝说傅筱庵速辞伪市长职，傅仍是不听，朱遂起了杀机。他与军统人员密商暗杀傅筱庵的行动计划。因朱升不会使用手枪，且枪声会惊动府内警卫保镖，不能逃脱，遂决定用菜刀趁傅睡熟时将其砍死。届时军统人员将在傅府外接应朱升逃走。朱升并向军统提出，事成后给其5万元奖金，让其养老，特务立即答应了。
1940年10月10日深夜，傅筱庵回到府中，朱升特地端了一碗银耳汤给傅，见傅未吃，就侍候傅睡下。等到夜深人静时，朱升携一把锋利菜刀悄悄进入傅筱庵卧室，借着外面透进来的灯光，举起菜刀，对准傅的喉管、脑壳、面部连砍数刀。傅筱庵被砍得血肉模糊，头部几乎脱落，未哼一声就死去了。朱升将菜刀留在傅的头上，迅速地走出傅卧室，关上房门，然后拎了一只菜篮，推上一辆自行车，从容地从傅家后门走出，疾驰而去。他在军统人员的安排下，先藏匿于法租界，后又逃往重庆，开了一小型手工卷烟工场营生。
傅筱庵被杀后，日军在傅府四周街道戒严搜查了一整天，却一无所获。傅筱庵被砍下的脑袋由日本军医用针缝到尸体上，再缠以白布，放到棺木中安葬。傅筱庵的儿子被此事惊吓得精神失常。11日凌晨5点，即傅筱庵被暗杀两小时后，上海汪伪76号特工总部李士群就将这惊人消息用电话报告给南京伪府，汪伪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在当天日记中这样记载道：
“五时为电话惊醒，士群报告上海市长傅筱庵为其跟随十余年之仆从用刀刺死。人心难测。为之寒心……”
三 抗日杀奸团
平津沦陷后，战前在天津的青年救亡联合会中一部分学生，基于强烈的爱国精神，自动组织了一个敌后武装团体“抗日杀奸团”，简称“抗团”，以“抗日杀奸，富国雪耻，同心同德，克敌致果”为团训，专门进行刺杀敌伪头目和准备与日合作的动摇分子的行动，并进行抗战宣传。这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组织，他们起先与戴笠的军统组织并无关系，但戴笠看上了他们，派天津站书记曾澈加入进来。
曾澈，浙江瑞安人，1932年秋毕业于上海法学院，由林蔚介绍给戴笠，加入军统。1938年底，曾澈被派往天津，他潜入南开，与耀华中学孙若愚、孙惠书接触，加入“抗日杀奸团”，由于该团的松散状态，曾澈及时利用其经验与社会关系，在团内占据了主导地位，他在内部组织了由他任总负责人的干事会，李如鹏为组织干事，孙若愚、袁汉俊为行动干事，祝宗梁为技术干事。1939年3月曾澈升为军统局天津站站长，他把“抗日杀奸团”当做军统的一个外围机构，但内部团员们并不明了这层关系。
当时在天津，伪“天津市商会会长”王竹林附逆后成立了“中日经济提携会”，自任会长，还主持召开“反蒋大会”卖国求荣。“抗日杀奸团”派孙若愚、祝宗梁、孙湘德三人前往制裁，在法租界兆丰花园内将王击毙。伪华北准备银行总经理兼天津海关监督程锡庚，发伪币套取法币、银元，他还为日方出主意，要他们与英租界交涉，令租界内的中方银行交出全部白银与银元，对抗战经济破坏极大。程锡庚知道他罪恶过大，害怕被杀，平时住在英租界，闭门不出防范甚严，但“抗日杀奸团”经过仔细侦察，最后仍在4月12日，趁其看电影时，由祝宗梁、袁汉俊、刘友琛、冯健美、孙惠书四人配合，将其击毙于电影院内。另外伪河北省教育厅长陶尚铭也受到了抗团的制裁。
1939年4月间，“抗日杀奸团”在三天内，曾炸毁伪天津市府军用库、万国桥旁三井洋行、特一区棉花堆栈等待运日本的物资。“一时之间，把一个包括日本租界在内的天津市区，搞得热闹非凡，连巡捕都抓不胜抓，充分的表现出民族反侵略的热情。”
当时抗团在北平有“北平抗团”和“燕京小组”两个平行的分部组织。1938年12月底，“抗日杀奸团”派李如鹏到达北京大学，他对抗团燕京小组的范旭说：“我从上峰那里带来一个命令，你们学院有一位教授，是中国教育界的领袖人物之一，对民众有深刻的影响，他已经同意去日本傀儡政府那里任教育督办，这种举动影响深远，因为人们对他很尊敬，相信他的判断力，像他这样的人决定同敌人合作，是比不管多少日本的宣传危害更大的，必须在他公开宣布他的意图之前就把他除掉。”这就是针对准备落水的作家周作人的刺杀行动。
周作人是鲁迅先生的弟弟，著名的作家，北大教授，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所建树。战争开始后，北大内迁，他因个人和家庭原因留在北平，又因生计的需要和他家庭与日本的密切关系，他模糊了抗战立场与是非观念，认为与日本合作也是爱国救民之道，思想上开始与华北伪政权的汉奸们接近。1938年2月，他结束“隐居”生活，出席了日本《每日新闻》社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向日伪送去“秋波”，一时间在社会上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后来又风传其将出任华北伪政府教育督办，重庆方面对此高度注意。天津抗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接受了制裁周作人的任务。
这次行动，本来一切顺利。抗团人员李如鹏、赵尔仁与范旭在北平抗团成员郑统万（伪满“总理”郑效胥之侄）家里拿到运来的手枪，于1939年元旦上午来到北平西城八道湾周作人家，声称是天津中日中学的学生，为留日事前来求见，顺利进屋。赵尔仁留在门外望风。当时周作人正在与来客北大教授沈启无谈话，站起来接过介绍信，范旭对李如鹏说：“这就是周先生。”李随即掏出手枪对周的腹部开了一枪，周“哎呀”一声倒地，沈启无吓得站起来不知所措，李如鹏怕他反击，对沈也开了一枪，打中他肩部。两人逃出。但周家仆人涌来抓住了李如鹏按在地上，范旭急呼：“九哥快来！”赵尔仁赶来连开数枪驱散了仆人，三人才得逃回。
但周作人确实命大，他中的一枪打在了肚脐旁的毛衣纽扣上，因手枪太小，子弹力不大，竟打飞了，而沈启无肩上中的一枪也无大碍，居然没有当即去医院，还在周家待了一会。抗团这次行动功败垂成，周作人受此一吓，反而认为他对重庆方面已无退路，生命时刻受威胁，索性投靠了日本，以求庇护。后来抗团在天津国民饭店对此次行动进行了检讨，曾澈在会上念了上面的一封电报，批评李如鹏，其中有一句“不够沉着未能杀敌致果”，从上面的措辞不难想见抗团与国民党的关系。
“抗日杀奸团”的活动引起日伪的极大仇恨，敌方四处探询曾澈的行踪，正在天津视察的军统局干部乔家才劝他暂离，曾不肯，准备完成任务后再去重庆。1939年9月27日，因投敌的军统上海区长王天木出卖，曾澈不幸在天津河北大经路被捕。在狱中曾绝食求死，被送往北平宪兵队感化院，他拒绝了戴笠叫他假投降的建议，于1940年9月9日被杀于北平，时年27岁。与他一同被捕遇难的还有李如鹏，他们都遭到过日警的酷刑拷打，但都没有屈服。
曾澈死后，“抗日杀奸团”的工作由孙大成负责，成立了“北平分团”，刺杀了伪建设总署总务局长俞大纯等多名敌特，而团员冯运修等也在行动中被捕或牺牲。
1940年3月左右，因抗团欲行刺华北大汉奸汪时璟，被日本宪兵队追踪，不能立足，孙大成等只得经海路撤往内地。他在重庆见了戴笠，商定由渝去沪。1941年4月8日抗团在上海成立了分团，又名“抗战建国特种工作服务团”，继续进行类似的抗敌活动。在上海，他们仍然保持了独立的抗日组织的性质，并不是军统局上海站的下属单位。上海站除每月支持他们法币370元外，并无更多关系。军统要抗团多做宣传、扰乱工作，也不给他们装备和武器，但抗团自己制作筹备，组织扩大到三四十人，并进行了一连串的抗日爱国行动。
1940年底圣诞节前平安夜，抗团在上海南京路等繁华街道大量张贴抗日标语，并在多处舞厅设置引爆了小型炸弹，轰动全城。
1941年4月16日，抗团罗长光、刘世华、黄克忠三人装扮成送水工人，在日本军人经常出没的虹口区乍浦路、海宁路两家电影院“东光”和“融和”剧场安放了定时炸弹，炸死炸伤23名日本人，其中包括多名日本宪兵。此次事件被日本人称为“东和剧场惨案”。
6月2日及7月26日，抗团在上海法租界马斯南路两次爆炸日商“合同百货公司”。
6月11日，抗团派出李鑫、孙克敏、刘世华趁夜袭击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日本宪兵队法租界宪兵分遣队，炸毁房屋重伤日本宪兵，这次冒险的行动获得成功。
6月间，抗团负责人孙大成侦察发现虹口公园为日本人经常集会之地，常有日方高级军官出席，遂决定利用公园内售烟亭储存炸药施行袭击，但在进行之中，炸药突然自爆，抗团黄克忠、缪维两人当场牺牲，“数名敌军同时伤亡”。据分析，有可能是他们在情急之下自行做了“人弹”而与敌人同归于尽。
8月1日，上海日伪当局为庆祝汪伪政权与德意等法西斯国家“建交”而举行“提灯游行庆祝大会”，抗团人员对此义愤填膺，决定派李鑫、黄昆、张仲华三人前往沪西兆丰花园大会会场袭击，因环境险恶，他们三人抱定必死决心：“大会上敌伪首要毕集，纵然自身不免，亦不过三人，如能趁此机会得以聚歼群寇，岂肯失之交臂！”结果，他们用怀揣的自制炸弹向日伪宣示了中国人民的正义力量，会场一片混乱，敌伪作鸟兽散，但李鑫不幸当场炸伤，“腹破肠流”，牺牲前还高呼：“中华民国万岁！”张仲华被捕，黄昆亦在混乱中失踪。事后，日伪当局宣布庆祝会被炸，袭击者“自毙”。
两次牺牲并未阻挡抗团的行动，8月29日他们又在公共租界福州路321号及虹口同时将专售敌伪书刊的“三通书局”本部与分店炸毁。
10月14日，抗团负责人孙大成因前几次行动中炸弹先爆出事，决心试制保险炸弹，但不幸又遇上意外，炸飞了自己的一只手臂，还暴露了目标，法租界巡捕房闻声而至，将他与钱致伦、叶以昌两人逮捕。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三人被解到虹口日本宪兵队看押，虽受到折磨，幸而并未暴露身份，后来被抗团和上海站利用关系花钱把他们“运动”出狱了。他们到了重庆后，戴笠特意举办了一次欢迎大会，对他们的活动进行表彰。
孙大成失事后，抗团继而由祝宗梁、袁汉俊等负责工作，继续与日伪斗争。
1941年，军统局在贵州息烽设立了“抗团暑期训练班”，祝宗梁、沈栋等26名团员参加了培训；1943年，他们又在重庆赣江街82号江西会馆万寿宫内军统训练处办公楼下成立了“抗日杀奸团”总部，有六七人长期驻会工作，其任务一是从事情报与破坏工作，二是集中培训北方抗日青年，按制定的规划派往平津等地工作。到1944年，他们先后在广德、西安、界首等地成立了“抗团”联络站，并在敌后设立多处联络组，渗入伪警、宪、军内部，开展活动。
当时在军统局内是由局本部主任毛人凤主管抗团之事。20世纪40年代初，戴笠曾要“抗日杀奸团”改名为“抗日锄奸团”，他说：过去锄的“奸”是汉奸的“奸”，现在要锄的“奸”却是“内奸”（特指共产党），因此责任更大，更不易完成任务。但抗团负责人祝宗梁不同意戴笠的主张，更不想改变组织的性质而卷入内战，改名之事也就未办成。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军统局曾要求抗团成员一律加入国民党，但未成功。随着形势的发展，抗团中许多人对国民党的统治认识有了变化，他们自觉想与军统拉开距离。
抗战胜利后，抗团于1946年宣告解散。除孙若愚等少数几个人加入了军统改编后的保密局外，祝宗梁等多数团员都拒绝了军统局拟予的军衔待遇，自谋生活去了。
“抗日杀奸团”极盛时期达1000多人，它虽是军统的外围组织，到了后期有时也做监视国统区高等院校学生的工作，在学生中搞特务活动，但总体来讲，抗团参加者多为抗日青年，他们本着爱国热情，在敌后出生入死与敌伪斗争，进行了多次制裁汉奸与爆破的行动，打击了日伪。在行动中曾失手19次，被捕83人，曾澈、李如鹏、冯运修等十数人为国牺牲。他们的死是为国家民族而牺牲的。虽然他们是军统组织的在编武装，但当时也是抗日队伍的组成部分，从事的也是抗战军事斗争。只要纯粹是为抗日为民族而死，他们对国家民族所做出的贡献是应当受到表彰和纪念的。
四 配合抗战与反谍
“七七”事变发生后，戴笠正在庐山随蒋侍从，听到消息后他急忙命令北方平津地区各处特务站点火速开展侦察与破坏工作，为蒋介石搜集提供各方面最新的情报信息，并开展局部的小规模军事行动，以刺杀汉奸要人，并配合军队作战。
（一）侦破黄浚父子间谍案
“七七”事变后，1937年8月9日，日本驻上海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和斋藤要藏二人驾车冲击我虹桥机场，再次挑起冲突。8月13日，中国军队向驻上海日军海军陆战队发起攻击，战火由此燃及淞沪地区。
战争逼近国民党的统治中心，戴笠的特务处组织也及时投入了淞沪对日作战。
“八一三”淞沪战役打响后，英国驻华大使寇尔乘坐专车，从南京开往上海。当他在宁沪公路上行驶时，空中突然传来“嗡”“嗡”的飞机声，紧接着两架日机毫不理睬汽车上的英国国旗标志，径直向下俯冲射击。寇尔吃惊之余，连忙命车加速，想找个地方隐蔽起来。谁知那两架日机依旧紧追不舍，连续投弹，终于将这辆专车炸翻，寇尔身负重伤，被送进了医院。
中立国大使遭袭，震惊了中外。英国政府向日本提出外交抗议，日本方面却称寇尔汽车上的英国国旗太小，飞行员无法辨认以致误伤云云。不过，最感震惊的却是蒋介石。
原来他因上海战事吃紧，准备亲赴沪上视察，为沿途安全起见，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建议他搭乘英国驻华大使的专车去上海，蒋当场表示首肯。这一机密决定，只有在场的高级将领与机要人员数人知晓。第二天，蒋介石因故改变赴沪计划，不料竟侥幸逃脱此劫。
蒋介石一想起汽车被飞机追逐投弹的场景，就不免后怕，这分明是日军预先探得到情报，专为行刺他而来。蒋介石对此大为震怒，严令警特机关在一月之内侦破此案。
当时，首都警备司令部内有一“外事组”专门从事对日的反间谍工作。在逐一分析了少数几个知情的人后，外事组不由联想到不久前发生的江阴要塞泄密案，以及内线从日本大使馆获得的蛛丝马迹。
1937年8月5日，蒋介石在军委会召开了一次最高军事会议，决定为打破我方在中日战争中的被动局面，调集部队在上海开战，首先就要歼灭日军部署在上海的陆战队，以保护首都的安全。为歼灭日本在华的海军军舰，要立即封锁长江下游江阴要塞的江面，以便截获当时在长江上游南京、九江、武汉、宜昌直至重庆各港口的日方军舰与商船。这一重大的国防机密，除与会的蒋介石、汪精卫等军委会最高军事长官及担任记录的机要秘书黄浚外，无人知道。然而，就在这一命令刚刚下达到各部队，在封锁江阴要塞的军事行动即将实施之前，长江中、上游的日本军舰、商船共20多艘，忽然在8月6日至7日极短时间内全部加速下驶，奋力冲过江阴江面；重庆、武汉、南京一带的日本侨民也都中止了一切活动，即时疏散。待中国海军舰艇奉命到江阴江面拦截时，仅阻截了两艘日本商船，中方封锁江阴要塞江面的军事计划就这样失败了。很明显，日方已事先得到了警报。
8月底的一天，蒋介石正在中央军校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上对师生进行精神训话。突然，总值日官向大会宣布：发现两名嫌疑人员混入军校，军警正在搜查，望大家提高警惕。经过一番搜查，两名嫌疑人员被发现，但他们慌忙中已乘行政院的一辆专车逃走了。经清查校门口的登记车辆表，发现那辆专车的主人竟是黄浚。事后方知，原来那两个嫌疑人是日本特工，他们混进军校的目的是伺机刺杀蒋介石。
联系这两件大案，外事组认定黄浚有重大嫌疑。负责人丁某立即布置人员对黄浚进行严密的跟踪侦察。原来，黄浚早年留学日本，以其文才受到行政院长汪精卫的赏识，被任命为行政院机要秘书。其子黄晟，刚从日本留学回国，也在外交部任职。父子二人由于生活奢侈，工薪入不敷出，于是在金钱和美女的攻势下投向了日本特务机关。
外事组在监视黄浚公馆时，又做通了黄府丫头莲花的工作，她为外事组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消息。原来，王某每次都是在新街口“国际咖啡馆”内与日本使馆的管理员小河接头，双方用交换同样礼帽的方法来交接情报。
了解情况后，外事组决定立即对这个间谍组采取行动。
某天下午，日人小河又骑着自行车去新街口，突然被一骑快车的人重重刮倒在地，那顶灰色礼帽被甩落十多米远。两人争吵之间，交警走上前来将“肇事者”连人带车押往警察局，几个看热闹的“市民”则扶起小河，不由分说将他送往医院。与此同时，一位侦查人员拾起那顶礼帽，在帽子夹层中搜出了日方给黄浚的指示信，将信收好，再将早已准备好的一张假信换进去，然后戴上小河这顶礼帽，骑上自行车往国际咖啡馆飞驰。
这位侦查员来到国际咖啡馆，将礼帽挂在衣帽架上，坐下来喝咖啡。不久，果然见一人戴着一顶同样的礼帽神色匆匆进入咖啡馆，将他那顶礼帽挂在小河礼帽旁边。侦查员喝完咖啡，戴上了王的礼帽扬长而去。回去之后，外事组果然在礼帽夹层中发现了黄浚提供给日方的新情报。
次日下午，外事组接到莲花报告：黄浚昨晚接到司机带回的礼帽后，精神特别兴奋。原来，当日换进礼帽的假信内容是指示黄浚于次日夜晚11点后约齐所有的有功人员在黄家聚会，届时日使馆将前往颁发巨奖，并作重要指示云云。黄浚自以为又立新功，不想事情已经败露。
当晚11点多，黄公馆已被侦查人员严密包围，监视人员发现，莲花所提供的汉奸嫌疑多人都已陆续进入黄府，又见莲花在黄公馆楼上卧室中发出灯光信号，他们先以化装成邮差的侦查员以送电报为由骗开大门，随后蜂拥而入，将汉奸悉数逮捕，但莲花却暴露了行迹，被黄浚发现并当场枪杀。
在南京沦陷前夕，黄浚父子由蒋介石下令处以死刑，其他汉奸也被惩办。
（二）刺杀南造云子
说到黄浚父子间谍案，就有必要再谈一下在抗战前后与川岛芳子齐名的日本女间谍南造云子。
南造云子1909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日本人家庭，从小就深受其父的军国主义思想浸染，13岁被送到日本一所特工学校，拜土肥原贤二为师，除学习中、英语言和文化等外，还学习了射击、爆破、化装、投毒等专门技术。1926年，南造云子17岁时，被派到中国大连从事间谍活动，在日本特务中有“帝国之花”的美称。
1929年她从大连调到南京，化名廖雅权，以失学学生的身份为掩护，打入国民党国防部的招待所汤山镇温泉招待所做招待员，进行间谍活动。当时汤山温泉招待所是国民党中央国际部所建，许多秘密军政会议常在此 举行。
南造云子长得娇俏动人，能歌善舞，很有交际手腕。她利用美色勾引中国军官和政要，据说孙科、孔祥熙等人都与她有过交往，因此窃取了许多中方的重要军事情报，其中就有吴淞口要塞司令部上国防部扩建炮台军事设施的报告，包括炮位的设置、炮兵分布情况、秘密地道的图纸、70余座明碉暗堡的分布位置等重要军事机密。
中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7月中旬，为了配合日军攻打南京，南造云子化装成中国银行的职员，混在难民中秘密潜入南京。她利用各种关系，将国民政府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与其子外交部副科长黄晟发展为间谍，而且还拉拢了好几个人专门负责递送情报，其中便有黄浚的汽车司机王某。8月5日，黄浚利用担任会议记录之便，把最高国防会议决定堵塞长江江阴航道、围歼上中游日海军陆战队及日本舰船的作战计划密告给了南造云子，由日本大使馆武官中村少将密电报告给了东京。结果，日本抢先一步，于8月6日、7日两天把部队和舰船、侨民撤往长江口。此外，南造云子还与黄浚合谋了在中央军校纪念周和京沪公路上的两次谋刺蒋介石行动，但都未成功。蒋介石严令首都警备司令部限期破案，结果黄浚父子及南造云子等中日特务都被成功抓获。黄浚父子对其罪行供认不讳，经军事法庭审判，以卖国罪判处二人死刑，公开处决；南造云子被判无期徒刑；其他特务皆判有期徒刑。
本来按照国际惯例，战时抓到敌方间谍，即可处死。国民政府当局为了牵制日方，未判南造云子死罪。黄浚父子被处决后，南造云子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中央监狱。几个月后，日军进攻南京，南造云子凭借过去的一套手腕，色威并施，征服了看守，在日特的帮助下逃出了监狱。因身份已经暴露，不能再去中国内地，她便潜往上海继续进行活动。
南造云子担任了上海日军特务机关特一课课长，经常进入英法租界区，抓捕过一批抗日志士，还摧毁了军统留下的多个联络点，诱捕了几十名军统特工人员。她还参与扶植了以丁默邨、李士群为首的汪伪特工总部组织，给中国的抗战制造了很大的麻烦。
国民政府情报部门对她恨之入骨，多次策划暗杀行动，都因她太狡猾而未得手。戴笠不甘心，又着手实施了一个代号“眼镜蛇”的行动。
1942年4月某晚，南造云子单独驾车外出活动，被军统特工发现，迅即秘密跟踪，在法租界霞飞路（今上海淮海中路）的百乐门咖啡厅附近设下埋伏，当身穿中式旗袍的南造云子下车走向店门之际，三名军统特工齐上前去，乱枪齐发，南造云子身中多弹，当即倒在台阶上，行刺者趁机逃走。南造云子在被日本宪兵送往医院途中死去，卒年33岁。这朵“帝国之花”终于得到了应得的下场。
（三）诱捕韩复榘
韩复榘，字向方，辛亥革命后投入冯玉祥麾下，在20世纪20至30年代声震西北、华北、中原各地，曾经叱咤风云一时，后投靠蒋介石，官至国民党陆军上将。
抗日战争爆发后，韩复榘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负责指挥山东军事，承担黄河防务。1937年9月下旬，津浦前线敌我双方隔砖河相持，战况沉寂。冯玉祥决定奇兵制敌，但韩复榘未作积极响应，致砖河防线很快被突破。10月初，冯玉祥长官部人员依照蒋介石的命令向平汉线转移。
11月初，冯玉祥派人携亲笔函去济南见韩复榘，信中勉励韩复榘要做民族英雄岳飞。冯还在其日记中写道：“复榘，复榘，你是好孩子，要做民族英雄，要为抗日而死！”同月，日军香月清司部准备向山东大举进攻，韩复榘知道不打是不行了。于是他下令把省府迁往宁阳，以免遭日机轰炸。他的妻子高艺珍及次妾都不愿远去，只好暂送曹县，而其妾纪甘青被送到银川。
11月中旬，韩复榘反攻德州。兵到济阳即与敌遭遇，韩部仓促应战，抵挡不住退了下来。韩复榘率贾本甲团不过百人，在一个村庄里被敌包围，几乎被俘。贾团长腿断致残，卫队长牛耕林当场阵亡，其他卫士伤亡殆尽，韩复榘奋力突围才穿越济阳县城甩脱敌人，逃回济南。日军随即追至黄河北岸，占据鹊山，并不时炮轰济南。韩复榘为防日军过河，将黄河大铁桥炸毁。
日寇打到黄河北岸后，韩复榘修书给妻子高艺珍，此信为毛笔书写，后被其家人作为遗书保留下来，存高艺珍处，1956年高去世后由其女保存。“文化大革命”时期此信遗失，但其子曾录了一份副本留念，使信的原文内容保存下来。
这封信的内容如下：
大姐（据韩复榘次子韩子华说：其母高艺珍比韩复榘年长两岁，所以韩称其为大姐）：
我部这次与日寇浴血奋战，伤亡惨重，为我从军以来历次战斗所未有。眼见官兵如此伤亡，我心中十分沉重。今后战斗必更加严重，生死存亡，难以预卜。请大姐再勿为我操心，只要把孩子们照顾好，教育好，我即感激之至。现派人送去伍千元作为今后之家用，望查收。
致安好！
向方
不久，日军运来远程大炮威胁济南，千佛山也成了日寇炮击的目标。蒋介石曾允诺增调大炮支援黄河南岸守军，但没实行，还反将已在黄河南岸的大炮调走，这使韩复榘甚为恼火。
1937年底，日军占领南京后，分兵三路与北方南下的日军夹击山东，准备打通津浦线。为保自己的实力，韩复榘不战而放弃济南，济南、泰安、潍县等重镇相继陷落敌手，北方日军长驱直入，引发了台儿庄战役前的危局。除此而外，韩复榘还与刘湘等密谋倒蒋，触犯了蒋的大忌。
蒋介石为整肃军纪，决定对韩实行制裁。因为韩复榘平时警戒甚严，他的个人卫队就达一旅之多，因此想要名正言顺逮捕韩复榘，还不是那么容易。这项颇为棘手的任务，最后落到了戴笠头上。
戴笠经过研究，精心设计了一个活捉韩复榘的计划，准备在1938年1月召韩到郑州开会来逮捕他。他先派杨蔚为郑州警察局局长，布置会议防务，重点保护蒋的安全；又派梁干乔、毛人凤、王兆槐到陇海线做好准备工作，控制火车行动。他本人又在一次与杨蔚的谈话中为韩辩护，说：“韩主席国之干城，蒋委员长倚畀正殷，岂可任意批评！”戴笠有意让这小道消息传到韩复榘的耳中，韩复榘闻后不疑有他，对蒋介石的疑虑也消失大半。
蒋介石三邀四请召韩复榘去开封开北方将领军事会议，一开始韩复榘因对济南失陷一事还感到有些心虚，不敢前往。同时刘湘也致电关照韩复榘，说开封会议于他不利，最好借故不去参加。韩复榘遂推说军事吃紧而脱不开身，蒋介石就再让蒋伯诚去找韩复榘驻开封的代表靳文溪，对他说：“蒋、韩过去有些误会，只要一见面就自然解释清楚了。要是不来，意见越深，闹下去，我看对他不利。我也和向方（韩复榘字）共事多年，彼此肝胆相照，故此说这些话。只要他肯来，我保他没事。”
韩复榘听到了靳文溪转达的蒋介石的话语，心里放松了警惕，认为就算没听命令，济南没守，但南京也没守啊，失守的多了，那这责任怎么说呢？不听命令，最多也就撤职吧，当下决定去参加开封会议。
1月10日，韩复榘带大量卫队乘专列到达开封。此时，戴笠已经布下天罗地网，首先以住所正在清扫为由，将韩的手枪旅及卫队大部留在他的专车上，随后驶入汤恩伯部队的包围圈内。韩复榘只带了数十人前往会场。在戴笠安排下，王兆槐负责指挥施放了假的空袭警报，借此解除了韩随身卫士的武器。警报解除后，韩复榘就被扣押，并立即解赴汉口，禁闭在一处秘密地方。
至此，戴笠圆满完成了蒋介石交代的任务。当月19日，何应钦、徐源泉、秦德纯等组成军事法庭对韩复榘进行审判。
1月24日，戴笠奉命派两名特工上楼对韩复榘说：“何部长请你去谈话，请跟我们走，你看家里还有没有事。”韩复榘听完很泄气说：“我没有家。”他起身下楼，看到院子里全是荷枪实弹的军警，心感不妙，连忙转身对那两名特工说：“我脚上的鞋小，有些挤脚，我回去换双鞋子再说。”话音刚落，便听到“砰”“砰”两声，韩复榘应声而倒，当场毙命。时年48岁。
韩复榘是中日开战以来第一个被蒋惩办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四）日本领事馆投毒案
詹长麟祖籍安徽徽州，1913年出生于南京，其先人在明洪武年间，被朱元璋征调到南京修城墙，从此子孙后代就留在南京定居，成为地道的南京人了。
15岁时，詹长麟当上了国民政府警卫旅旅长俞济时的勤务兵，他家住在二条巷，每天早出晚归服役。在充满战斗气氛的军营中，詹长麟得到了锻炼。“一·二八”上海抗战时，他曾随军到上海征战，培养出过人的胆魄。
1934年詹长麟21岁，退伍后在家靠织绸缎谋生。后经其父亲詹士良之友介绍，到日本领事馆当仆役。当时日本领事馆招用中国人有四个条件：不会日语；要有家人在南京做人质；外貌要俊秀；做事要勤快，手脚要麻利。詹长麟经过日本总领事亲自面试，成为日本领事馆勤杂工，每天为日本领事打扫房间。他在日本领事馆工作勤快，能吃苦，得到了日本人的信任。此时，他也被国民党特工看中了，想利用其工作之便搞日本的情报。
某晚，詹长麟被秘密叫到鼓楼旅社4号房间，由军统特务赵世瑞出面与他谈话。赵世瑞说：“我是首都警察厅外事组组长。你知道为什么要介绍你去日本领事馆工作吗？”詹长麟说：“不知道。”赵世瑞说：“目的就是要你刺探日本人的情报。”詹长麟吓了一跳。赵世瑞说着拔出一支手枪放在桌上，声色俱厉地对他说：“现在有两条道路由你选：一条是继续在日本领事馆工作，当一名卧底，每月可得10块钱工资。另一条道路是：你既不肯当一名抗日的中国人，就马上用这把手枪在我面前自杀。”詹长麟这才知道真相，当即回答：“我愿意留在日本领事馆。”
从此，詹长麟成了一个国民党特工人员，他从特务机关和日本领事馆两面拿工资，每月共得18元。当时一百斤一袋的洋面粉价格只3块钱，所以他家里的生活很宽裕，但工作却十分危险，时时刻刻都提心吊胆，绷紧神经。
他是日本总领事的仆从，每天可以在总领事的办公室内偷偷看到来往的信件文件，甚至可以监视总领事的一举一动，侦察领事馆里的各种动向。每天回到家后，他就用明矾水在白纸上写情报，待水干后字迹就隐去了。他家的大门旁有尊关公像，詹长麟的母亲每天把情报插在关公像后面，等人来取走。她也常常在关公像后面拿到特务组织的指示交给儿子。詹长麟的哥哥詹长炳也进了日本领事馆当仆役，成了特务人员。
有时詹长麟窃到从日本寄来的重要信件，就带回家中，在密室里把信件拆开，抄录信的内容，再把信重新封好，第二天放回日本总领事的桌上。信封上当日的邮戳则是詹长麟用牙骨做的假戳现盖上去的，足可乱真，从来没有露出过破绽。有一次，领事馆里的日本人都在屋外工间休息，房间里无人。詹长麟见机悄悄地走进总领事的房间，先是在废纸篓里翻了一下，见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接着又拉开办公桌的抽屉，看有没有新的文件。这时，楼梯上有脚步声传来，詹长麟一惊，急忙把抽屉关好，然后手拿抹布在办公桌上擦起来。走进门来的是领事馆的副领事，他见只有詹长麟一人在房里，顿时眼露凶光，“咚咚咚”走到詹长麟面前。詹长麟急忙停下手上的活计，直挺站立着。那个副领事满脸怒容，挥手“啪”的一声，在詹长麟的脸上重重地抽了一个耳光。詹长麟动都没动，心中十分紧张。那副领事虽有怀疑，但却并没有抓到詹长麟什么把柄，转身从墙上取下羽毛球拍走了。詹长麟为此却一连很多天心中都不安宁。
詹长麟当时代号65，化名袁露，受戴笠的特务处领导，属南京特别区管辖。特务处内部结构极为严密，凡加入者即为终身职业，不许改变。抗战前夕该组织集中力量在收集日本的情报，他们对詹长麟要求很高，经常训斥，如送交的情报少了一点，马上就会受到质问，要他从三个方面反省：一、忠诚。是不是忠于组织，有没有背叛；二、破立。有没有突破自己的成绩，有新的开拓；三、廉耻。有没有贪生怕死。詹长麟本身能力也很强，在打入日本领事馆后，收集了许多的情报，都通过南京区外事组黄泗清、杨立民等人传递上去。
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12月，日军占领了南京。事前，詹长麟就接到了要他继续潜伏在日本领事馆的命令。他亲眼看到了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暴行，怒火中烧，但又不得不忍辱负重，继续工作。日本人给了他一辆自行车，又发给他一个“日本领事馆使用人”的袖标，因此他戴着袖标可以出入城内任何地方。
1938年军统局成立后，詹长麟成为军统人员。
1939年6月初，詹长麟从日本外务省的一封来信中获悉，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要在6月9日到南京领事馆视察。他当晚将这一情报传送出去，立即得到了军统局的高度关注。军统局南京区区长钱新民，立即主持召开骨干会议研究对策，他要詹长麟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
日本领事馆发出了不少请柬，詹长麟看到这些请柬后，得知6月10日晚，总领事堀公一将要在领事馆举行一场大型酒会，欢迎清水次长。在詹长麟送出的情报中，连参加酒会人员的名单都开列出来了，他们是：
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中将、参谋长吉本少将、副参谋长铃木宗外少将、军报道部长谷获那华雄大佐、伪维新政府顾问原田吉雄少将、谷田大佐、高桥大佐、公平中佐、岩松中将、三国大佐、岛本少将、三浦大佐、海军大佐泽田、中佐田中、大佐秋山、总领事堀公一、领事内田、副领事有久乾以及日本在南京扶植的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立法院长温宗尧、绥靖部长任援道、内政部长陈群、交通部长江洪杰、司法部长胡礽泰、教育部长顾澄、外交部长廉隅、财政部次长严家炽、实业部长王子惠、南京市市长高冠吾等日伪要人。
这份名单囊括了当时驻南京的日本华中派遣军的首脑以及伪维新政府的骨干分子。军统局在得到这一重要消息后，决定发动一次投毒行动，出其不意地在日伪心脏上插进一刀，欲将日伪核心分子一举暗杀。此次行动若能获得成功，对正在抗战中的中国人民是一个鼓舞，同时也是给日本侵略者及其汉奸走狗一个沉重的打击。投毒行动小组由军统局南京区副区长尚振武领导，政治助理书记卜玉林负责联系，情报助理书记李再生、刘玉卿负责撤退事宜，交通组长赵希贤负责撤退工具，会计主任安少如负责挑选毒药。为了保证行动的成功，军统局下令由詹长麟为任务执行人，并准备与日伪同归于尽。
詹长麟接受了任务，但他又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把毒药投入酒杯，是整个行动最重要的一步，决定成败，我完全能做到。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毒药有没有效果，能不能毒死人？如果毒药根本毒不死人，就是把我赔进去也没用。行动小组派詹长炳送来一支毒药，玻璃外壳外面有英文标志，里面是白色粉末，他交给詹长麟时说：“这是美国货，剧毒，沾到就死。”詹长麟说：“我有个心愿，就是在完成任务后能够安全地撤离。我还年轻，还要继续杀敌。这不会影响我完成任务。”詹长麟的要求得到了批准。
在开宴的前一天，领事馆在三山街的老万全酒家，买了一批绍兴黄酒，由詹长麟负责把黄酒从酒坛分灌进酒瓶中。
第二天早晨，詹家所有的人集中在鱼市街中华菜馆吃了一顿团圆饭，大家心里明白，生死考验就在眼前了。吃完饭后，詹长麟家属都从下关渡江去江北了。
6月10日晚5时，酒会准时在领事馆内举行。
詹长麟为了能脱险，事先就对人表示“我肚子疼，等宴会开了后，要去一下医院”。为了投毒万无一失，在开宴前詹长麟才把毒粉倒入酒瓶，并使劲摇动，让毒粉均匀地溶解在酒里。开宴时，他见酒席桌上的酒杯都已经摆好，便沉着镇定地捧着毒酒瓶，走到桌边，按顺序把毒酒倒入酒杯，然后退到一边，紧张地观察着事态的发展。
总领事堀公一首先致词，欢迎清水的到来，然后高呼“天皇万岁！干杯”。顿时宴席上群魔乱舞，人人都站起身，拿起酒杯，高呼“干杯！干杯！”，举杯一饮而尽。詹长麟躲在暗处，见毒酒已被敌人喝下去，知道任务已经完成，便急忙脱掉领事馆的工作服，跳上自行车，骑出领事馆，向长江边飞奔而去。他在傅厚岗与哥哥会合后，赶到了长江边上的燕子矶。军统局特工刘玉卿、王高科早在江边等候，马上把詹氏兄弟送到江北，脱离了险境。
就在詹长麟离开10多分钟后，酒宴上突然有人高喊：“不好！酒里有毒！”众人还没反应过来，领事馆书记官宫下一头栽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另一名官员船山也口吐白沫从椅子上跌下来。酒宴上顿时大乱。人人都舌头麻木，表情痴呆，不同程度地中了毒。只可惜日本几个主要官员饮酒不多没有毙命，但三浦大佐、宫下、船山都一命呜呼，而汉奸头目们因在日本领事馆不敢放肆吃喝，逃避了惩罚，汉奸梁鸿志、温宗尧、高冠吾等皆中毒后获救未死。
随后日寇丧心病狂，疯狂报复，前后抓了近千名中国人，严刑拷打，连老万全酒家的掌柜都遭逼供，结果他们发现从领事馆内跑了两个中国仆从。日军急忙张贴布告，四下捉拿。
为了不牵连无辜，也为了保护军统在南京的地下组织和詹氏一家，军统局特工以詹氏兄弟的名义从上海给南京日本领事馆发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总领事先生：
我们兄弟两人在日本领事馆几年的服务期间，非常忠于职守，没有一次做过违背你们的事。这你们也是相信的吧。说实话，不幸的是，发生了中日战争，我们目睹了日本对中国的无理侵略，对日本人确实感到失望。然而我们只是从新闻报道中看到你们日本人的凶残，但还不是亲眼看到，因此还没有改变我们在领事馆内服务的忠心。后来南京被你们日本兵占领，我们亲眼看见日本兵在南京的烧杀奸淫的一切兽行，甚至连我们的家也被你们烧了，我们的妻子也被日本兵强奸了，家里的东西也被日本兵抢劫一空。我们兄弟虽如此忠实地在领事馆内服务，而我们的家被烧，妻子被奸污，财产被掠夺。可怜劳苦半生的血汗，全被你们破坏尽净。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希望！我们决心为国报仇，为家雪耻，我们已经和日本人势不两立。只是我们既无兵，又无力量，加之总领事对我们很好，因此至今我们都下不了手。十日总领事招待客人，我们知道总领事不能出席，才决定下手，谁死难料定，这就要看你们的运气了。
我们不管成功的可能性大小，只是为了满足报仇雪恨的心愿。我们事先对谁也没有讲，事后更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们不想再说假话。我们已经来到上海，明天就要去香港，你们有本事就请来捉我们吧！但不要怀疑其他的人。我们既然做了此事，就不怕死，如果被你们捉住，愿为多数被你们蹂躏的人报仇雪耻，死而无憾。像我们这样的劳动者，除以这样的死作为代价外，没有比这更光荣的。我们在领事馆进行这次行动，惟恐牵连总领事，但想不出其他报仇雪耻的方法。所以就在公馆宴会的时间下手了，这样做对不起总领事，感到遗憾。
堀公一看了信暴跳如雷，日本在上海和香港布下暗哨，制定了抓捕詹氏兄弟的行动方案，但一无所获，连詹氏兄弟的影子也没看见。这烟幕弹果然起了作用，詹氏兄弟躲在江北的农村，十分安全。当时重庆《中央日报》曾对毒酒案作了连续五次报道，但都没有说出真相，对日军起到了有效的迷惑作用。
两年后，军统在南京的组织被日军破坏，绝大部分成员都遭到日军的杀害。卜玉林在南京被日军逮捕。日军对他说：“只要你说出毒酒案中投毒人的姓名，就可以放了你。”但是他宁死也不肯供出投毒人，最后被日军杀害。詹长麟后来过着流亡的生活，最后到达浙江农村，定居在那里，一直到日本投降。
抗战胜利后，詹长麟回到南京。国民政府奖励詹长麟五万元，颁给他一只“忠勇杀敌”银盾。詹长麟用这笔钱在中央门外开了一家旅馆。解放前夕，已任国防部保密局外事组少将组长的赵世瑞来到旅社，他劝詹长麟一同去台湾，被詹长麟拒绝了。
（五）宋子良会谈
在中日战争初期，蒋介石集团一方面对日抗战，另一方面也时刻准备与日本商量停战的可能。开始时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来居中调停斡旋，失败后又派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在上海、香港与日方保持联系，寻找妥协可能。当时这是蒋介石与汪精卫的共同安排。但后来，日本的强硬态度熄灭了蒋介石“谋和”的希望，他停止了对高宗武工作的关注，而高却得到汪精卫的支持，背着蒋介石前往日本暗中活动，成为汪的政治代表，蒋闻之震怒。
汪精卫投敌后，日本方面眼见汪伪政权对瓦解中国抗战阵营的作用不明显，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于是便又想与重庆蒋介石直接勾通，策划启动了“桐工作”计划。而蒋介石出于某些目的，也愿意与日本接洽一下，留条“后路”。
军统局作为蒋所信任的机构奉命参加了这次秘密活动。
1939年11月，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派出参谋本部铃木卓尔中佐以日本驻香港武官的身份来港“策划建立与重庆政府间的联络路线”。铃木到港后经过仔细分析，盯上了重庆方面驻港的“西南运输公司主任”、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经托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居中介绍，铃木要求与宋子良见面。宋子良是个在野人士，且不谙政治活动，他当即以要请示宋子文同意为由加以拒绝。但蒋介石知道后，却对此很感兴趣，他找来戴笠，命令军统局选一长相与宋子良相似的特务冒充宋子良去与日方谈判，据说这位冒牌“宋子良”就是军统局香港站站长王新衡。
12月下旬，经过精心准备，军统局的“宋子良”在张治平牵线下与铃木卓尔见了面。他向铃木表示：日方如能尊重中国的名誉与主权，则可以和谈，希望日本在承认汪伪政权之前，要与重庆政府协商。几经会商，铃木卓尔提出举行双边正式代表会谈，“宋子良”返渝请示。
1940年2月9日，“宋子良”回港答复日方同意正式会谈。3月7日至10日，蒋日双方在香港东肥洋行二楼举行预备会议，日方代表为今井武夫、参谋本部臼井茂树大佐和铃木卓尔，他们煞有介事地带来了陆军大臣畑俊六开具的身份证明书，中方代表为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和“宋子良”，陈和章也带有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写的证明书。经过多次谈判，双方在3月9日达成的《备忘录》中写明“以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作为缔结和平条约的基础”。《备忘录》的具体条款则包括以下几方面：
其一，中国已承认“满洲国”，立即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在停战的同时发表此项声明。
其二，中日两国缔结防共协定，日本在一定期间内可在内蒙古与华北若干地区驻军；华北重要资源由中日共同开发；中国对日提供便利。
其三，停战协定成立后，重庆国民政府与汪兆铭派进行合作。
其四，日在恢复和平的同时，尽速撤回派遣到中国的兵力，等等。
当时渝方代表对这些条款基本表示同意。蒋介石得到会谈结果的报告后，对“中国放弃抗日联共政策”、“缔结防共协定”、“经济提携”等都表示同意或原则上同意，只是他担心如此露骨地公开承认伪满，对于一直宣称抗战到底的自己来说无疑是自扇一记耳光，势必引起中国共产党及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于是，他要代表们在此问题的表态上退一步，将承认伪满问题改为“原则上同意考虑”；而与汪合作问题，“在和平恢复后……适当处置，毋庸提为和平条件之一”，同时，他却对日本在华驻兵问题增加了价码，对日方提出“应于和平妥协时，将在华军队从速全部撤退”。
5月17日，“宋子良”结束在重庆活动再次来港，约铃木卓尔在一艘小游艇上秘密会晤，洽谈举行第二次秘密预备会议问题。他对铃木透露说：“蒋介石委员长表面如何暂且不谈，他内心希望和平确属事实。”又说：“在重庆政府内部，反对达成和平的是共产党和冯玉样。对共产党，如果秘密会谈一旦达成协议，当然要进行讨伐，而且讨共计划业已制订，如可能的话，希望7月以前就实行。胡宗南、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薛岳等将领已纷集重庆，并已协商完毕。因此恢复和平后，恐怕要向日本请求武器补充等等的援助。”“看来，中国方面在中日停战的同时，就要发表反共宣言，所以在第二次秘密会谈中，涉及时机内容等项问题，希望与日方协商。”他们就在澳门召开第二次秘密预备会议达成了协议。
6月4日下午，双方代表开始在澳门的会谈，场所选定在市郊海岸僻静的一处空房里。这次渝方代表出示的证件上直接盖有军事委员会大印和“蒋中正”的印章，以示货真价实。会谈开始时，陈超霖首先表示，虽然渝方对首次香港会谈中中国承认“满洲国”问题及日军在中国驻兵问题有保留意见，但上次会谈也收到了巨大的成果。他说：香港会谈“使两国的隔阂距离显著缩小，从而中国相信有与日本接近的可能性”；中国的青年将领通过这次会谈，“逐渐得以了解日本的诚意”，“对积极推进日华和平表示赞同”；香港会谈后，双方“恢复了信任”，“现在我们这次的路线是最为确实可靠，堪称捷径”；国民党高层现在“对于进一步加紧防共方针的意见，愈趋一致。蒋委员长也派了有魄力的军政要员数人到西北地区，命其担当防止共产党反抗的任务。中国的防共对策已开始转入逐步实行的阶段”。
这番
话自然有勾引日方答应条件的基础上继续会谈的意味。
在当晚及次日的会谈中，双方就承认伪满及日军在华驻兵问题再次进行了商讨。“宋子良”则于6月5日凌晨3时返香港，“与重庆来的要人会见，接受训令后即行返回”。6日下午，他向今井武夫等人表示，关于承认“满洲国”及日军在华驻兵问题已将日方的意见向重庆汇报请示了，预料双方难求一致，无须等候回示，希望下一步升级进行会谈。他提出先由蒋介石的代表（预定为张群）在上海或其他地方与汪精卫先行会谈，等解决汪的问题后，再由蒋介石与日军参谋总长板垣征四郎在重庆举行会谈。日方提出先由蒋与板垣会谈的提案。最后达成了由蒋介石、板垣、汪精卫三头目进行会谈的协议。6日晚，双方又就“三人会谈”的地点、时间、方式等问题进行了商讨，澳门会谈便告结束。此后，“宋子良”与铃木还在继续联络中，直到9月底止。因日本与德、意缔结三国同盟条约，世界两大阵营的对立分野明确，新任日本陆相的东条英机、参谋总长杉山元等主战派不赞成对蒋谋和，策划中的所谓高级会谈遂告中止，抗战中重庆政府的又一次对日“谋和”至此失败。据充当此次会谈双方联络人的张治平称：“这次会谈是在蒋介石和戴笠直接领导下的极端秘密的工作，重庆政府方面也曾抱很大的期望。”
对这次蒋日秘密会谈事件，过去学界基本的观点一直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港澳会谈”在政治上来看是蒋介石集团对敌妥协的明证，背叛了民族立场。但也有人认为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重庆方面在会谈中对“伪满”、“撤军”关键问题的态度来看，不能完全排除这是一次蒋介石通过军统特务向日方作情报“摸底”的可能，也是蒋介石的一种“外交策略手腕”。从蒋为人处事之道的习惯来看，他对这种“不折本的生意”是乐于去做的，上不了台面的事情反正也没危害，万一暴露就全推到下面去负责。而军统方面也把派人冒充宋子良去和日本人打交道当做摸清对方底牌的一次特务活动。
至于那个“宋子良”，日方在香港会谈开始时，因唯独他没拿出身份证明书，而在会上的地位比较重要，就对他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甚至于从房门锁洞孔中偷拍了“宋子良”的照片，拿到南京伪府让陈公博、周佛海等认识宋的人辨认，但因照片上人像太小，未能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但他们从截获的情报中，认为他可能是军统香港区负责人王新衡，因其年龄、身材、容貌比起宋子良来要“更与实际会谈的对手相像”。后据当时在军统局本部第二处国际科任敌伪股股长的邓葆光证实，戴笠“指令香港区长王新衡，通过日本驻港铃木特务机关成员张治平（留英学生，为香港区的通讯员）关系，冒充宋子良，与日方代表谈判……开始布置时，由国际科敌伪股承办。邓葆光是第一手承办人。此事约一个月突然中断，译电科说，这种电报全送曾家岩公馆”。这应该是出自当事人可靠的证据。
五 密码战
说到戴笠的情报工作，不能不提到他的“灵魂”人物魏大铭。
魏大铭原名魏金声，浙江平湖人，交通部通讯技术训练所毕业，具有极强的理论和实践能力，被称为中国两个半无线电好手中的一个。早在1932年成立复兴社特务处时，魏大铭就派陈祖舜、竺莅民、赵世康等20余人，参加了温毓庆主持的“军委会特种技术研究室”的侦收研译等工作。魏投靠戴笠以后，戴笠特务的电讯系统和航空委员会的空军电台，都是经魏一手建立，所有军统的电讯训练班和译电人员训练班，也都是由他一手培训。
因为戴笠对无线电的重视，他手下对侦收、测向、破译等工作比其他特务系统更为重视，体系也更为完备。魏大铭杰出的情报工作对军统有无法估量的重要意义。另外，魏大铭并主要负责了对赫伯特·雅德礼的接待和交流工作。
赫伯特·雅德礼（Herbert O。Yardley，1889—1958），在美国是赫赫有名的风云人物。1917年6月，由他牵头成立了美国军情八处（MI-8），专门负责破译他国密码。在他的领导下，到1918年11月11日，军情八处已经破译了10735条外国密电，可谓成果丰硕。一战以后，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联合成立了一个部门，对外以商业电码公司为掩护，于纽约市38街3号的一幢红砖楼里正式开张。该部门史称“美国密室”（American Black Chamber），仍由雅德礼负责，破译他国密码。
当时日本迅速崛起，逐渐成为美国的心腹大患，美国密室的主要任务是监控日方密电，为1921—1922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提供可靠情报。雅德礼虽然不懂日语，但因为方法得当，竟然比预计时间更早破获了日方的密电，使得美国在与日本谈判军舰数量比例时，牢牢抓住了日方的底线是十比六的比数，未让日本以十比七得逞。但随后，美国政府对雅德礼及其部门便开始过河拆桥，从削预算、砍人员开始，到1929年，终于将美国密室解散。雅德礼随即失业，只能以写书为生，他写的《美国密室》（The American Black Chamber）一出版就轰动全美。可惜因涉及国家机密，该书随即遭到禁止。但《美国密室》这一书的出版，足以让远在大洋彼岸、求才若渴的戴笠识得这位“英雄”。
抗战开始以前，戴笠就非常注重电讯和密码破译。当戴笠看到助理武官萧勃少校翻译的《美国密室》时，戴笠的眼中放出了光芒，他仔细询问了雅德礼的历史和现状，略一思考后便指示身边的魏大铭说：“要不惜代价将雅德礼请来，他或许能对我们的工作有重要的帮助！”魏大铭听后，随即着萧勃与雅德礼联系。
天生喜爱冒险的雅德礼听闻了来自中国方面的邀请，不免欣喜若狂：沉寂了若干年后，他的才华终归还是有人赏识，而且，到了中国后，对手还是自己的宿敌日本。此行虽然充满了危险，但却是充满了诱惑力的，雅德礼随即抬高了自己的身价，最终应允来到中国。
1938年11月，雅德礼化名赫伯特·奥斯本，伪装成一个皮草出口商，经河内来到了满天烽火的重庆，开始了他在中国的历险。期间，他每天花几个小时审阅密电，另外还要培训密电学员。据统计，在1939年，共有200多个学员接受了雅德礼的培训，并截获了2000多万条秘密的广播和电讯报道，其中约有2万条得到专门的研究和估价。
雅德礼的到来，确实给军统方面带来了一些密码破译技能，另外，也提供了一些比如消声技术、缩微炸弹和审讯药物等。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尽管他才华横溢，他还是无法向军统提供欧美训练出来的通讯专家所具有的全面的技术”。雅德礼甚至考虑过将国民政府松散的破译部门重新整合，期望自己可以成为新部门的主管，但最终他还是因为健康和其他一些原因不得不于1940年7月回国，戴笠想用建立一个专门的军统黑室来战胜自己在中国情报界对手的努力也归于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