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与中共的最初较量，还是在黄埔军校。虽然当时还是在国共合作时期，但戴笠已经在合作中嗅到了分裂的气味。他在平日多方观察，将他认为有共产党嫌疑或倾向的老师和学生都逐一记录下来。这些资讯为蒋后来在军校内的清党提供了线索，也让戴笠认识到了情报工作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在这之后，戴笠一发不可收拾，抛下未竟的学业，开始了追随蒋介石的人生，而反共也就成了他政治生涯中的“主旋律”之一。
一 在上海围捕共产党
在特务处早期的反共活动中，戴笠特别强调要“以组织对组织”，用仿效苏联和中共的组织来进行反共活动。主持内部行政工作的职位，他不像其他机关用秘书长或秘书主任，而是用书记。在工作上，他也是学习苏联政治保卫局的一套办法。在军统训练班讲授的一些课程如“格柏乌”、“切卡”，都是苏联翻译过来的。
20世纪30年代初期，戴笠特务处的活动重点区域是南方的上海和北方的平津。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源地，也是国内各界爱国民主人士荟萃之地。在戴笠为蒋介石单干的“联络小组”时期，他把上海作为其特务活动的重点地区，曾派翁光辉、陈志强、王昌裕等特务分子到上海活动，布置特务网线。特务处成立后，戴笠即令筹建了上海区，派翁光辉任区长。区下设三个组，分别由黄埔毕业生陈志强、王昌裕、徐昭骏担任组长，共有内外勤特务30多人。其主要活动内容是搜集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情报和破坏中共地下组织，但未见成效。如1933年中共中央秘密从上海迁往江西苏区，特务处上海站竟没有察觉，戴笠后来承认这是他最感失败的一件事情。
翁光辉是黄埔三期的学生，当过海军舰长。他任区长不久，就因没处理好与戴笠的关系而被撤职。事情起因是他获得了一份中共情报，里面涉及红军在江西的部署和装备等内容，翁以为关系重大，便搭乘一艘在上海修好的军舰去九江，准备亲自出马送上庐山报告蒋介石。不意此事为戴布置在上海特区的特务发觉，向戴报告。戴笠对手下的“越级抢功”行为深为忌讳。他获信后，立即赶往九江阻拦翁光辉，等翁一下军舰，便将他扣留，当场宣布将他撤职查办。发生此事后，戴笠将上海区改组扩大为华东区，改派杭州浙江警校特训班教官余乐醒任区长，同时对内部的提防更严了。
余乐醒又名余纯云、余增生，化名金鸣三，湖南醴陵人。他原系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早年曾参加共产党，在苏联学习过政治保卫工作，后叛变投戴。戴笠对他的经历十分看重，准备重用他来打击共产党。为此他在特务处内又增设了第四组和行动组。其中第四组人马来自杭州特训班甲班毕业的学员，组长张人佑，组员有程慕颐、倪永潮等10多人。戴笠还收罗了一帮黑社会打手型的人物，成立了行动组，组长是戴的亲信赵理君，副组长王克全，组员有李阿大、过得诚、施芸之等10余人。戴笠利用这帮人的“专长”，让他们负责执行各种暗杀行动。
余乐醒上任后，在上海又发展了30多个所谓的“直属通讯员”，其中有教授、律师、职员、记者、游民和帮会分子等各色人物，利用他们的身份作掩护，依靠工作之便搜集情报，而戴笠则给他们定期不定期的金钱补助。这比戴笠自己养特务还要省钱。如在复旦大学任过军事教官的黄埔军校毕业生陈绍宗被发展为“通讯员”后，特务处便安排他在复旦大学后门口开设嘉宾饭馆，给予津贴。他收买了一些常到饭馆进餐的复旦学生，在学校里刺探情报，其后又扩展到江湾区的法政大学、女子体育学校。另外，当年被鲁迅先生痛斥过的上海无聊文人崔万秋，也是在这时被戴笠发展为“直属通讯员”的。崔万秋当时在上海《大晚报》、《火炬》副刊任主编，他除了向戴笠提供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的活动情报外，还利用其主编的《火炬》副刊，发表攻击进步文化人士的文章，成为道地的文化特务。
1934年，特务处改派吴乃宪任上海区长，张师任区书记。吴乃宪是黄埔一期科班生，早年参加过国民党内左派组织“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工作，后在引诱下出卖其领袖邓演达而得到蒋介石的赏识。张师则是中共叛徒。戴笠以他二人的历史背景，以为他们的合作能在破坏中共地下组织方面取得突破，但吴张虽经多方努力，对中共的破坏工作仍然无明显进展。于是戴笠于1935年秋改派王新衡任上海区区长，秦承志任书记。
王新衡也是戴笠收买的中共叛徒，他早年加入过中共，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又当过上海闻人杜月笙的私人秘书，与上海青帮关系密切，是“道上吃得开”的人物。他运用特长，在上任后吸收了一批曾留学苏联的中共叛徒及上海帮会分子加入组织，增设了虹口区、闸北区、沪南区潜伏组，还增加了10多个战地随军调查组，依靠淞沪警备司令部侦查大队开展活动。戴笠先后派吴乃宪、翁光辉、王兆槐担任大队长，派沈醉、许鹏飞等特务骨干在其中担任要职，使这个地方治安机关成为特务处上海区一个外勤行动单位，并扩展到沪杭甬铁路警察署、上海市警察局警士教练所、招商局警卫稽查室等也都可配合其行动。特务处由此内外行动可以自如。
当时上海区特务们的行动方式有三种。
第一种是伪装进步渗透追踪。
特务们为猎取情报和渗入对方组织，常伪装进步来引起进步人士的注意，并进一步对中共地下组织进行渗透。如上海区的特务苏业光经常有意识地在一些报刊上发表对国民党不满的文章，以此来勾引进步人士注意，企图钓鱼上钩。另一名叫贾谨伯的，在与文化出版界朋友交往中，曾自告奋勇主动帮助传递左派书刊，也循此道进行活动。他受戴笠之命，设法介绍特务分子打入戴所关注的上海生活书店和内山书店搞情报，但在对方严防之下，贾除介绍过一个同行的儿子去当学徒外，始终未能直接派人进入，因此贾谨伯被戴笠多次斥责。
第二种是政治绑票。
进行政治绑票是特务们在他们势力所不及的上海租界地区惯用的手法。租界当局一方面为显示霸权，不允许中国警政当局在他们的地盘上捕人，另一方面又想从被捕者身上得到他们所需要的线索，故对于国民党特务的捕人行动，一般都给予默认，不过条件是共享情报所得。特务处为避免与外方打交道贻误时机，就经常采取秘密绑票的方式来抓人。
据曾参加过行动的沈醉回忆，“硬绑”的方式即由特务持枪威逼强行拉人上车，会因遭到被绑者的反抗，持续时间较长，双方打起来后惊动周边四邻，会招来租界巡捕，演成涉外案件，结果是连特务也被捉去，等到搞清楚再交涉放人，十分麻烦。而且公开之后，报上还要登出消息，如此一来，他们就不易发现新的线索。所以非不得已，戴笠是不主张通过租界巡捕房去搜捕革命人士的。
于是，戴笠便指示负责行动的沈醉等特务头目研究新的绑架方法。他们创造了好几种方式，以快干快走为原则，一是先侦察好绑架对象的行踪，将汽车开到绑架对象身边，突然以拳猛击其小腹，被绑者自然弯腰，恰成一个上车的姿势，车内的特务乘势一拉，就能顺利达到目的，即便被绑者呼叫，被附近巡捕发觉，也能及时开动汽车逃脱。这套办法经过练习，果然有效，戴笠十分赞赏。二是将汽车开至行动对象附近，由一特务上前从背后用双手将其眼睛蒙住，以大拇指捏其两耳根下的穴位，使之无法挣脱；另一特务乘势上前紧握其双手，装着开玩笑似的说：“这下你可猜不到是谁了”，以迷惑路人。被绑者还来不及弄清是怎么回事时，已被连拉带推绑进汽车。三是由一特务用装有铁砂的胶皮管，伺机猛击被绑者头部，使其昏倒，便立刻逃跑。另一特务则装作被击者的亲友，上前一面扶持，一面叫喊抓凶手，并叫附近的人力车或汽车将受害者送往医院，中途伪称先送回家，将其绑架到事先安排好的场所。四是以女特务装成行动对象的“情妇”，在大庭广众之下上前扭住被绑者哭闹，趁被绑人争辩之时，由另外的特务假装从旁“劝解”，连推带拉将其弄上汽车。他们曾使用这种办法先后在租界内繁华地区很顺利地作案多起，且未引起任何大的反应。
这些绑架的方法虽多种而阴毒，但也并不能次次得手。如1936年在英租界三马路杨子饭店绑架西南反蒋派人士刘芦隐时，被其夫人事先发觉，大声呼叫。刘芦隐闻讯，机警地从汽车后座一个筋斗翻到前面司机座位上，把住驾驶盘不让特务开车，僵持到租界巡捕赶来，一起被带走。戴笠恼火之余，只能通过租界当局，将刘公开逮捕，引渡后押往武汉。这样的例子，对特务们来说就算是行动失败。
第三种是利用叛徒作诱饵。
利用叛徒作诱饵，以诱捕中共党员，并破坏中共地下组织，也是特务们经常采用的手段。1935年间，一个中共党员被捕叛变，出卖了几个同志后，特务们为利用他进一步破坏上级组织，便将其放出活动。此事为中共地下党组织侦知，决定对这个叛徒实行纪律制裁。一天在法租界徐家汇路孝友里附近，中共地下组织派遣的跟踪人员向这个叛徒连击两枪，可惜未中要害。当时戴笠正在上海，他获知这一情况后，仍想利用这个叛徒作诱饵，立即令华东区和淞沪警备司令部侦查大队，将这个叛徒安置在法租界西区偏僻处一家小医院里，同时在一家小报上发一消息，说徐家汇空地上发生一起情杀案，被害者身中两枪，经某医院施行抢救后已无生命危险，不日即可出院云云，用以引诱中共地下组织人员。戴笠除派沈醉等几个特务在这家医院附近日夜监视外，还派遣一个特务混入医院充当内应。过了几天，果然有两个人提着水果等食品到医院来“探视”，进病房将叛徒处置，然后冲出门来分头逃跑。分布在医院外的十来个特务立即跟踪。戴笠闻讯，也急赶到侦查大队坐镇指挥，但他闻被追者已“脱梢”，气得跳脚大骂，限令沈醉等一定要侦察到这两人的处所。不久，接到另一跟踪特务的电话，报告说已盯住一人，现在法租界福熙路一家银楼里。戴笠转怒为喜，立即命令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杨凤岐，组长许鹏飞、沈醉率领大批人马出发，会同法租界巡捕房华探，直扑这家银楼，在二楼抄出手枪、子弹，将三男一女逮捕，其中一男便是往医院执行任务的人，为专门制裁叛徒的“打狗团”成员，后被解送到南京遭杀害。
特务分子为了伪装掩护活动，有时会用好几个不同的化名，彼此互不了解，往往花了许多金钱和时间，待准备逮捕对方，呈请区部核准时，始发觉所要逮捕的对象原来是自家人。有一个中共叛徒马某，投敌后担任“直属通讯员”，他故意冒充是中共华东方面的重要领导人，引起几个特务组的盯梢。戴笠获知这一情报，大喜过望，特地向蒋介石作了报告，待他下令将其逮捕后，又发现是自家人。戴笠气急败坏，大骂华东区的特务头目处事不周。为在蒋介石面前有所交代，他只好以假当真，将马某押送南京处死。为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戴笠特别作出一项规定，凡今后发现新的线索，以及伪装活动时所接触到的人，都要详细报告。
这一时期，戴笠领导的特务处在北平、天津、武汉、厦门、上海、西安、济南、成都等各地号称破获过中共地下组织及“左翼大同盟”等反蒋组织的活动数十起，逮捕了数百名“嫌疑犯”。其中因情况复杂，真假难辨，如1934年5月31日晚，他们在南京下关破坏“大风报推销处”时，不仅逮捕了“毛泽东的代表”姚乃勋，而且起获了“红军第一军团司令部”木刻大印及委任状等。虽然当局对此津津乐道，广为宣扬，认为是立了大功。但细细分析，这一案子的破绽是非常明显的。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怎么会派人把“红军第一军团司令部”大印带到南京来呢？难道他们要自投罗网，在国民党的首都招兵买马吗？这真是一件笑料。
二 特种政治问题研究所
军统辖下成立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所，是20世纪30年代末戴笠成立的以中共叛徒张国焘为主导的专门针对中共研究和活动的机构。
张国焘原来是学生出身，早年在北方从事工运学运，是中共早期高级领导人之一，曾当选为中共“一大”代表。头顶着这样一个光环的人，他又是怎么叛逃到戴笠手下的呢？
原来，张国焘虽然在中共党内资格较老，却始终没有掌握大权。在后来的长征途中，他企图另立中央，给红军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中共中央数次对他采取挽救方针，仍让其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但他认为自己在中共已无前程，于是心生二念。
1938年初，张国焘突然从王明的口中获悉他的亲信部下李特、黄超因托派罪名被处决，而自己事前竟然未获悉详情，心里大受震动。他认为自己留在延安可能安全不保，于是表面不露声色，暗中却开始寻找逃离延安的机会。
1938年4月4日，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代主席身份前往中部县，与国民党方面代表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共同祭拜了黄帝陵。祭拜完毕，张国焘就带了个警卫跟着蒋鼎文的车队去了西安。4月7日，蒋鼎文奉命安排张国焘去战时首都武汉。
对于张国焘的私自出逃，中共中央开始时仍想尽量挽回事态，于是命令在武汉的长江局负责人周恩来亲自去做教育工作，劝他回头。4月8日晨，周恩来收到中央的电报后，立即与王明、博古、李克农等负责人商量，决定要抢在国民党之前，把张国焘接到长江局来，防止他投蒋。
周恩来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李克农，要他带着机要科长童小鹏，副官邱南章、吴志坚一道去汉口火车站等待张国焘。他们一连三天都扑了空，直到11日晚上7点，邱南章才在第四趟西安来的火车最后一节车厢中，发现了张国焘。李克农上车对张国焘客气地说：王明同志和周副主席派我们来接你。张国焘显得十分恐惧，坚决不肯去长江局。李克农只好给他找一个小旅馆住下，留下邱南章、吴志坚对其“照顾”。
这天夜里，周恩来带着李克农、罗炳辉来到汉口大华饭店张国焘住的房间，他语重心长地对张国焘说了一番话，从国内形势、党的要求讲到他自己的前程，说得张国焘无言以对，低头坐在一边，谈话进行到深夜两点多钟。周恩来最后说：你既然到武汉来了，就歇两天再回延安吧。不过，我们还是希望你搬到八路军办事处去住。临走时，周恩来还叮嘱张国焘一定要打个电报向中央承认错误，并请示对他今后工作的指示。
次日上午，张国焘迫不得已给中共中央发了以下的电报：
毛、洛（洛甫，即张闻天）：弟于昨日抵汉，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国焘。
与此同时，周恩来等长江局负责人也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去电介绍了张国焘的情况。
当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即给陈（绍禹，即王明）、周（恩来）、博（古，即秦邦宪）、凯（丰，即何克全）回电：“为表仁至义尽，我们决定再给张国焘一电，请照转。”电文的内容为：
国焘同志：我兄去后，甚以为念。当此民族危机，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才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能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弟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
晚上，周恩来又到大华饭店，将中央电报交给张国焘，并详细地向他介绍了当前武汉的情况，又一次与张国焘促膝谈心至深夜。周恩来苦口婆心地劝他说：当前全民抗战的热情高涨，你作为一个老党员、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可不应落在群众的后头。党中央的来电讲得很清楚，边区政府的工作在等着你，边区的人民在等着你张主席，你可不要辜负中央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希望……他一再劝说张国焘先到“八办”去住，一切都可当面商量。张国焘敷衍几句，仍坚持不去“八办”。
4月13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长江局会议，分析了张国焘的表现，认为他到武汉的目的很可能是投靠国民党，但我们还是要把他拉回来，做到仁至义尽。他们决定让张国焘自己活动一天，以观动静。按周恩来的布置，李克农和邱南章趁张外出，到大华饭店把张国焘的行李搬到了长春街八路军办事处。
就在这天，张国焘先后找了国民党要员陈立夫、周佛海及当时已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的陈独秀。待张回到饭店，见已无处可住，只好转去“八办”住下。
张国焘搬到办事处后，总找借口外出。他一再向周恩来提出要见蒋介石，说要向蒋报告边区政府的工作。
4月16日上午，张国焘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去武昌蒋介石官邸与其见面，张一见蒋就卑躬屈膝地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周恩来立即针锋相对地说：“你糊涂，我可不糊涂。”接着张国焘说了些有关边区政府的事。蒋介石一看这场面，也不好多说，只哼哈了几句。从蒋介石那里出来后，周恩来严厉批评了张国焘在蒋介石面前低声下气的态度。当天下午，张又找借口外出，周派吴志坚随从。张国焘在街上转到天黑，又提出要过江去。在轮渡码头，当客人走完要关铁栅门时，张突然跳上船，想摆脱吴志坚，未逞。因张国焘坚决不肯再回去，吴只好把他安排在太平洋饭店住下来。
周恩来等从张国焘的态度和表现分析，认为他已决心叛党。17日上午，周恩来、王明、博古一同来到饭店，与张国焘作最后的谈话。周对张提出三条出路供他选择：其一，改正错误，回党工作，这是我们所希望的；其二，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个时期；其三，自动声明脱党，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张国焘听罢表示说：第一条不可能，可以从第二、第三条中考虑，并要求两天后再答复。
周恩来等人走后，张国焘决心已定，他打电话给国民党方面军统局戴笠，要他来饭店谈话，明确表示了投向国民党的意向。
军统局闻讯，认为这是反共的“天赐良机”，立即派来两辆车和几个特务接应张国焘。他们一进门，就由两个特务抱住看守张国焘的邱南章副官，一个特务拉着张国焘匆忙上车。从此，作为中共陕甘宁边区副主席的张国焘，自毁历史和前程，投入了国民党军统特务的怀抱。
当天夜里，周恩来亲自起草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报告了张国焘的叛变经过。4月18日，中共中央做出决定，开除张国焘的党籍。
张国焘的到来，使戴笠与军统局喜出望外。反共多年，他还没有见过中共的领导人被拉拢过来，而张国焘居然是自投而来，于是不免幻想可以利用张打开对中共工作的局面。戴笠为了安抚张国焘，为张提供了很好的生活待遇和工作条件，希望他能“有所作为”，还特别成立了一个“特种政治问题研究所”，交给“过去与共党有深切关系之来归人员”张国焘主持，并设立了西北、东南两个特别侦察站，以分别对中共八路军、新四军进行特务侦察工作。戴笠想利用张过去在中共内部的地位和关系，对中共进行策反和瓦解活动，对他寄予了极大的希望，戴笠认为只要他肯卖一点气力，便可以大有收获。
张国焘准备办一个训练班来培养一批专门工作人员，戴笠马上在各特务训练班毕业生中挑选了一些“优秀分子”，送去给他训练；张又说准备在陕甘宁边区设立一个“策反站”，戴马上照他的计划办理，另还设立了“特种联络站”，分别派人去华北、华中、华东及川北这些张国焘自称有关系的地方去搞分化中共组织的工作。这一时期，军统对张要人给人，要钱给钱，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张不仅被戴引为最得意的部属，而且也是戴宴客时“最受欢迎的嘉宾”。戴笠在请客前经常介绍：“明天你来吃饭时，便可以看到共产党里面坐第三把交椅的人物了！”张国焘在军统内成了一时的“红人”。
但是一年以后，张国焘的“雄图大略”，一点也没实现。他不但不能从共产党中拉出什么人来，也无法派人打进去。戴笠想在延安设立一个“延安站”或“延安直属组”，以便向蒋介石讨功，几经努力，也全部落空。当时范汉杰任27军军长，驻在太行山，张国焘曾派人拿着戴笠的信件，请范帮忙派人进入八路军防区活动，结果不但毫无“成绩”，连派出的人也没能回来。最后只在汉中成立了一特别侦察站，并在榆林成立了一个陕北站，相机进行对延安的活动。
戴笠因张“成绩”不佳，渐渐对他冷淡起来，有时候几个月也不召见他。原来交给他办的“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在办了两期之后就宣告停止。在那个班毕业的学生，因为无法按原定计划派出去，只好改派其他工作。成立的一些“策反站”，因为毫无成绩，也只好慢慢撤销。戴有时对张大发脾气，张国焘从此也怕再见戴。而军统局内人员一向看戴老板的脸色行事，戴老板一生气，张国焘也就由“最受欢迎的嘉宾”，一落变为可有可无的人物。张的生活待遇渐渐下降，最初戴拨给他一辆专用汽车，后来也取消了。张要使用汽车时，得先和总务处商量。戴手下的人清楚张的情况，方便的时候给他，不方便时就不给，张对此也没有办法。
尽管张国焘绞尽脑汁，但戴仍认为他不肯卖力，曾跟张在一起工作过的军统局秘书黄逸公曾说：“戴老板骂张国焘不肯卖力，实在有点冤枉。他吃饭睡觉时都在想办法，实在是因为共产党组织太严密，所以他做不出特别的成绩来。”军统、中统对于中共叛徒，都是利用与监视并举，一旦他们失去利用价值，待遇就下降了。
此后，失宠的张国焘过上了寄人篱下的生活。直到国民党政府垮台，他不得不移居海外，晚景凄惨，最后冻死在加拿大的养老院中。
三 对延安的渗透及其失败
延安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因此戴笠的军统局对延安十分重视，做了许多的工作，试图打入延安建立潜伏组。
1936年戴笠就让西安站站长马志超开设了一个特警训练班，专门培养打入延安的特务，由娄剑如负责，共有五六十人，训练半年后分批派入，结果第一批进入的薛志强等人因无法立足，不久后全都跑了回来。
1938年1月，军统西北区长张严佛又通过陕西电政局长顾德明的关系，派军统西北区无线电支台长汪克毅去当“延安电报局长”，要他刺探情报，发展组织。但5月底汪克毅就逃了回来。他说：“一到延安，就感到难受，仿佛四面八方的眼睛都刺着我，连电报局里面的人对我也不放松，他们好像是用无言的心声在詈骂我：‘你是特务，不准你乱动。’我仔细地观察，我在电报局里也被他们包围了，而他们都是共产党的人，我简直气都喘不过来。我故作镇静，而内心恐慌。再说，机子上面有固定的值班，我所要发的电报发不出去，实际上我也没有什么电报可发的。我觉得我的身份被发觉了，呆在延安，动都动不得，越想越不对，因此我只好借口回来了。”汪克毅的说法，基本上就是潜入延安的特务内心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们匆忙逃回的原因。
戴笠想通过贸易商人打入延安，也未能得逞。1940年初，他亲自挑选学生吴正伦带二人携小型电台潜入，一进去就被捕了。他又让军统局人事处长龚先舫派两名杀手去刺杀中共领袖，也未得逞而逃回。尽管如此，但在军统努力下，他们仍派了一些特务伪装成进步学生、商人等混进延安，有的还进入了中央机关，甚至在边区保卫处和中共中央军委二局工作，但这些特务都不敢活动，以免“露马脚”。1940年10月，军统还派出一个联络小组去延安，总联络员叫赵秀，这些特务只向西安方面发出过10份电报。
一年后，混入陇东根据地任教育科长的特务吴南山，因对军统局的专制不满，加上受到边区进步环境的感染，对共产党的看法已有根本转变，便主动自首，得到赦免。边区保卫处以他为线索，逐步追查下去，陆续将这伙潜伏特务逮捕落网。其中如特务李春茂，经过在抗大学习，早已觉得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都比国民党高明，决心脱离特务组织，自动洗手不干了。他毕业后主动要求进入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工作，并协助投诚的祁三益等人提供特务线索。吴南山、祁三益、李春茂等人还于194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特别党员，完成了政治立场的根本转变。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国民党特务很难进入延安，即使潜伏下来也不敢活动，最后基本上被清除干净，就连军统局的总联络员赵秀也自首了。从此，军统局在延安的32名潜伏人员全部被中共掌握。
对这些情况，戴笠、胡宗南等人一无所知，还在不断给他们下达命令，直到1943年春，赵秀借机跑回西安，被军统西北特侦站交由戴笠亲自审问，才知大势已去。戴笠一怒之下，将西北特侦站正副站长程慕颐、林继之撤职，军统局延安及周边小组全部撤销。戴笠对延安的渗透可谓失败透顶。
军统方面派往延安的人员只有一个人落得了个全身而退。这个人就是后来台湾“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前局长、被称为“调查局之父”的沈之岳。
1938年4月，经国民党政府同意，重庆中央大学肖致平教授与刘永川教授抵达延安进行参观访问。随同两位教授访问延安的，还有一位名叫沈辉的青年，自称是肖教授的私人助手。
肖致平和刘永川原先在北平燕京大学执教，北平沦陷后，他们一同南下去了武汉，后来又到重庆中央大学任教。他们这次访问延安，提出的理由是出于对中共长期以来的同情，希望对延安增加了解。作为来到延安参观访问的国统区高级知识分子，他们被安排住在杨家岭中央招待所的窑洞里，受到了很高的礼遇。他们先后参观了陕北公学、鲁艺、抗日军政大学等学校，观看了延安留守部队的操练。他们还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张闻天总书记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和合影留念。
在延安期间，沈辉表现得谦虚恭顺，少言寡语。他对八路军的操练观看得很认真，还与战士们一起打篮球。一个月以后，肖致平、刘永川两位教授恋恋不舍地向东道主提出告辞，而沈辉却意外地提出申请，要求留在延安参加革命。他向接待人员表示：对投奔延安早有计划，当初正是出于这一目的，他才中止了学业，主动要求给与他父亲有世交的肖教授当助手的。
沈辉的请求得到了中共方面初步批准。当时对于国统区来的爱国青年，延安方面一向是敞开双臂欢迎的。但边区保卫处也按照规定，对他进行了严格的政审。据沈辉自我介绍，他是河南息县人，在家乡读完中学，1936年考入开封师范。抗战爆发后，经肖致平教授帮助，他又考入中央大学一年级就读。在保卫处结束了对沈辉的政审后，处长周兴出于搞政保工作的强烈责任心，又请重庆地下党组织进一步协助调查沈辉在中大的情况。在未彻底搞清楚情况之前，沈辉先被安排在边区政府教育处普教科当临时助理员，暂不列入编制。
不久，保卫处副处长王范从延长县回到延安。王范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曾参加过红十四军，1929年红十四军失败后，他流落到上海，参加了中央特科工作。1932年，他被捕入狱，经组织营救得以脱险，撤往延安，担任边区保卫处副处长兼侦察科长。上海地下工作的阅历，使他具备了敏锐的观察力。
到延安后，王范又特地找沈辉“闲聊”几次，王范对沈辉起疑，是他自称河南人，但却有些江浙口音，对此沈辉解释说他小时曾随舅父在上海住过几年，在上海长寿路小学读书，舅父在美孚煤油公门当职员。他还说了几句上海话。王范审慎地听后，认为沈辉的解释大体上还说得通。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不能完全对沈辉放心，在得到重庆地下党组织对其调查的回复之前，对他作了适当的监视。
其实这个沈辉，真名叫沈之岳，是戴笠手下的军统特务。沈之岳是浙江人，早年在杭州读中学，后在戴笠主持的浙江警官学校学习时加入了国民党。1932年，他经大特务叶翔之介绍，进入戴笠领导的军委会特务处。这一时期，他的主要任务是在上海的几所大学里以进步学生的面目出现，进行特务活动。沈之岳善于伪装，读过《向导》、《社会主义ABC》等马列书刊，自学过俄语，又通晓英语，枪法也很准，是一个文武双全的特工。他曾参加过破坏光明读书社等中共外围组织的活动，抗战初期，他在上海、杭州两地还诱杀过七、八名共产党员，是戴笠组织里的一名后起之秀。他父亲与肖致平是一般朋友，并非世交，但这层关系却被利用，成为他潜入延安的契机。
沈之岳之所以冒险潜入延安，是因为他肩负着军统要他伺机谋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绝密使命，这是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对中共活动的重要内容。他为此作了周密的准备，并向其上司军统陕坝工作站站长毛人凤保证：只要潜入延安，力争刺杀中共领导的行动成功。
毛人凤是戴笠安插在陕西的心腹，作为对付中共的王牌，戴笠曾计划让他亲自出马潜入延安，但毛人凤深知中共保卫部门的厉害，一直没敢拿自己的性命去冒险。这时，刚从军统西安站调陕坝站工作的沈之岳居然主动请命，真令毛人凤喜出望外。于是，经过一番策划，沈之岳进入了延安。
在延安落下脚后不久，沈之岳进入抗大学习，因“表现好”而升为学员区队长。他曾试图通过同学与中共首长交往，后又转任八路军留守兵团中校参谋。在延安期间，他曾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一些指示转报给戴笠。
自边区保卫处收到重庆的调查回复后，也再没找沈之岳谈过话，他在延安得以平静了一段时间。但特工的经验总使他感到心中不踏实，觉得有人在暗中监视着自己，因此他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一步，甚至不敢走近枣园毛主席住地和杨家岭中央机关驻地，以免惹出嫌疑。
一天，沈之岳去抗大操场打过篮球比赛回来，在自己所住窑洞前的老榆树下发现了两块叠在一起的土块，这是他潜入延安前与毛人凤定下的接头暗号。有同行来找过他，他既高兴又惊恐，他赶紧将土块踢开。随后，他又发现了一张折起的烟盒纸，上面用暗语写明，约他次日中午去甘泉县杜甫祠堂一晤。沈之岳看罢心惊肉跳，烧了纸条。他考虑再三，没敢去接头地点。此后，他中断了与这个未曾谋面的同伙的联络，因此，沈之岳侥幸逃脱了一次搜捕。
当时，延安城一小杂货店老板谢仁义被列为保卫处的监视对象。原因是他以前曾在西安一训练班受过训。红军进驻延安后，他在延安开店谋生。1939年初，侦察员发现，谢老板还不定期去七里铺乡镇小学，与一个姓张的校长接头。同时，中央情报部负责人邓发和李克农也先后转告边区保卫处，军委的监视电台曾两次截获发自延安城外的可疑电波信号，密电码正在破译中；而距延安仅100多里地的绥德县一个天主教堂附近，已测出有国民党特工的秘密电台在活动。据此分析，敌特很可能在策划一起重大破坏行动。中央要求边区保卫处密切注视敌特动向，把握好动手的时机。
保卫处在掌握了一些证据后，当机立断逮捕了谢仁义和张校长等特嫌分子，并将一名拒捕的还俗僧人当场击毙。经过审讯，被捕者供认，他们正策划一起大规模的连环破坏行动。他们勾结延安城外30里一个堡塞内的地主武装，策划破坏延安通往绥德的公路，并埋地雷准备伏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一行。特务们还计划潜往枣园、杨家岭等地，向中共中央驻地的几口水井投毒。另据已被捕的国民党延长县县长周景龙供认，他听说上级早已派了一名杀手潜入延安，计划杀害毛泽东等中共主要领导人，但此人迟迟没有动静，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周景龙还供认：米脂、绥德的保安团等延安这边得手后就发动暴动，进攻当地八路军驻军和民众抗日自卫军，并将队伍拉向绥远。
延安保卫处立即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并与负责党中央警卫工作的杨奇清、汪东兴碰头，加强了保护措施。结果，特务们还没来得及下手就被一网打尽。
沈之岳因主动切断了与同伙的联系而得以漏网，但是中共方面始终没有给予他更多的信任。1938年底，边区派他去江南新成立的新四军部队工作，意在使他远离延安。他到了江南后，也没有敢开展什么活动，据他自称，在“皖南事变”中，他留下的“秘密组织”发挥过作用。不久他便返回延安，在抗大又潜伏了近一年。1940年3月，沈之岳从延安悄悄逃跑了。虽然他在延安一事无成，但在军统局对延安工作毫无办法的情况下，沈这段经历便成为他以后在军统组织里爬升的政治资本。
沈之岳的这段历史，本没有什么可以炫耀之处，但军统局对中共和延安实在是没有战果可言，只好对沈之岳大加吹嘘，说他“将探知中共在抗战时期之各种策略密呈中央，二十七年（1938年），沈随共首叶挺赴江南收编新编第四军，乘隙将第四军军力及其不轨阴谋向中央密陈，中央用能洞悉其情，三十年（1941年）一月，第四军在皖南准备哗变，中央先得沈之情报，尽察虚实，处理称便”。这种记载，也不知其根据何在。后来到1951年，沈之岳担任“保密局大陆闽浙工作站”站长时，又曾化装成教师潜回浙江奉化，摄得蒋家故宅不少照片，回到台北进呈蒋介石，大获蒋的欢心。之后，沈之岳在台湾情报系统中扶摇直上，当上了国民党的“安全局”的中将“局长”。
沈之岳中共内部潜伏共计不到两年，已经被怀疑而撤退，他是唯一自称为“有成绩”的军统特务。
1940年后，军统在西北第一、八战区成立了调查室，业务归军统指导，1942年后又在西北东南成立秘密调查机构，专事策反中共人员，成效不显。在陇东38集团军内成立调查室，情报范围涉及张掖、西安、宁夏等地。因中共在抗战时期是合法组织，国民党在非控制区并不能公然敌对，军统的工作只能以侦查监视为主。他们在汉中设立的特别侦查组，下设丽水、陕西、安徽三个小组，并附设特侦班，物色训练人员，自称曾渗入延安及新四军活动。
为加强反共，军统局在晋绥边区总司令部设立了调查室，由军统派员主持。第三国际解散后，军统以为中共势力减弱，于是再成立西北特别联络站，1944年为统一事权，将西北、东南两站及西北特联站撤销，由军统本部指挥对中共工作，并加强华中特工站的对新四军工作，还在豫、鄂、皖、浙分别成立了特种工作站。这些努力似乎也没有取得什么实效。
在无法打入中共组织进行破坏的情况下，戴笠对所谓国际共产党在华势力进行了侦破。据他自己报功，1935年曾破获上海、武汉两地的“第三国际世界情报网中国支部”；1941年再破“第四国际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四川地方委员会”在重庆兵工厂活动，由兵工署警卫稽查处调查，12月6日破案，逮捕了中共地委书记、时任四川省立高级商业学校教员的王振华和其助手国立女子师范学校学生黎洁霜夫妇，以及周林发、白云秀、李修枚、杨寿文、张巩毅、刘治明等多名兵工厂工人，在搜获的文件中发现了所谓中共“春荒暴动委员会”计划，要烧毁全城米铺、银行、仓库及饭店。仅从这里所谓的“第三国际”、“第四国际”名称来看，其情形真假难以证实，其中不免有军统诬陷以“冒功”之嫌疑。
四 戴笠身边潜伏的红色特工
随着军统组织的不断扩大，戴笠非常害怕新招进来的学生会“思想左倾”，以至在军统内部生成隐患和威胁。虽然采取了许多措施，但因国民党及其军统的倒行逆施，内部的反叛现象仍在所难免。在1939年11月间，军统内部竟然发现了一个中共地下组织，这是戴笠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
这一组织被称为“七人小组”，它起源于军统局电台的两位军官张蔚林和冯传庆的投向中共。
张蔚林出身于一个江南士绅家庭，学生时代曾受到一位进步教师的深刻影响，但这位教师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张蔚林由此对国民党失去了信任。后来，他怀着抗日救国的志愿考入杭州无线电训练班，虽然从事的是无线电工作，却误入了军统组织的范围。毕业后他被派到皖南敌后潜伏。在敌后，张蔚林目睹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坚决抗战，并曾亲眼见到国民党屠杀迫害共产党人，连其家属也不放过，这激起了他对国民党的反感和敌视，就此萌发了投奔中共的想法。后来，张蔚林被调到重庆，在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监察科工作。
冯传庆毕业于上海南洋无线电技术学校，曾先后在交通部所属威海电台、天津电台工作过。由于他专业技术优秀，擅长从纷乱的无线电讯号中排除干扰识别密码，因此被军统局看中，调到重庆任军统电讯总台的报务主任。他对国民党军统组织也有不满情绪。张蔚林和冯传庆因工作而相识，因志趣而相交，两人无话不谈，计划一起投奔延安。于是，两人结伴冒险来到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进行联络。
中共南方局军事组组长叶剑英接待了他们。经过了解，叶剑英决定接纳他们，但劝说他们留在军统内部工作，为中共获取情报。不久后，他们两人成为军统内部的秘密共产党员，组成了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军统中的情报小组，其作用十分重要。为了保证安全，南方局禁止他们再到曾家岩来。
1939年10月，中共中央社会部决定派余家英到重庆，在叶剑英领导下工作。本来，中共党组织调余家英到四川，是想利用她和川军师长余安民的亲戚关系去做川军统战工作。但叶剑英对她的工作做了新的安排，决定派她到国民党军统机关电台去做地下工作，加强军统内部的中共组织。当时给她规定了三项任务：一是领导张蔚林、冯传庆工作；二是直接与南方局联系传递情报；三是相机在军统内部继续发展党员扩大组织。
余家英是位非常年轻的中共女党员。1937年，她刚16岁，经中共川西特委负责人车耀先保送到延安军政大学受训，1939年结业后在延安文联担任秘书。接受任务后，为了便于工作，组织上决定她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作掩护，化名张露萍，并让张蔚林从军统宿舍搬出来，以兄妹的名义和张露萍一起住在牛角沱的两间平房里。为了避免特务盯梢，张露萍从不直接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去，而是通过四德里的一个古老小巷里的联络站和南方局保持联系。
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设在重庆两路口浮图关下的遗爱祠，是个由美国援建的现代化电讯中心，从这里发出的电讯，指挥着其在海内外的数百个秘密情报组织。冯传庆在电讯总台的职位仅次于台长，管辖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部电台和上千名报务人员。冯传庆可以掌握军统的核心秘密，而张蔚林任职的重庆卫戍区电讯监察科，则负责监听重庆地区无线电讯号，控制无线电器材，正可以保护重庆地区的共产党秘密电台。他们在张露萍领导下顺利开展了工作，并迅速发展了赵力耕、杨光、陈国柱、王席珍加入组织，组建了军统内部中共地下党“七人小组”支部，张露萍任支部书记。从1939年秋到1940年春的半年中，张露萍他们多次获得了军统重庆电讯总台的密码、波长、呼号、图表和军统在全国各地秘密电台的分布情况。与此同时，延安电台也不断收到冯传庆利用军统电讯总台值班间隙发出的各种情报密电。
一次，戴笠通过电台与驻兵陕北围困中共的胡宗南联系，要胡帮忙把一个军统特务三人小组送入陕甘宁边区。这是一次绝密行动，从人员挑选到行动实施只有戴笠和胡宗南两人知晓。但这个密令被张露萍小组截获，经过一夜的努力，冯传庆一遍又一遍地做加密解密试验，凭借过硬的本领，终于破译了戴胡二人间的专用密码，把电文译了出来。张蔚林认真抄写好电文，交给了张露萍。天已拂晓，张露萍立即把这份重要的情报，送给了南方局，随即报告给中共中央。结果，军统的“三人小组”刚跨入边区地界，就被全部抓获。中共方面不仅缴获了美制电台，而且增加了蒋介石的一个把柄。这件事使戴笠大跌眼镜，但也使他警觉起来，意识到可能在内部出了问题。
1940年4月，设在天官府街14号的中共地下联络站被军统特务发觉，他们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段，准备在该站周围设伏，抓捕更多的共产党人。由于情报得到较晚，张露萍只好自己冒险直接去天官府街通知。军统破坏中共地下联络站的计划落空了，戴笠由此坚信内部有人通共，他找来军统局督察室主任刘培初密商，要对全局人员进行一次普审，尤其是电讯、机要处室，决定不论是何人，发现反常或可疑，一律先拘后审。
在此前后，张露萍在大街上巧遇其姐余顾彦，得知母亲中风瘫痪在床，便请假回成都去探望。不料就在此期间，张蔚林在工作中出了意外。由于连续工作，收发报机上一支真空管被烧坏，正在进行全面审查工作的监察科长肖茂如平时和张关系不佳，他借机报复，污说张是有意破坏，并把张蔚林送到稽查处关了禁闭。张以为事情败露，沉不住气，竟从禁闭室逃出，跑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去躲避。南方局分析后认为，这是工作上的过失，张应该立即回去检讨此事，最多受点处分。于是张蔚林准备回去找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求情。
但张的逃离使戴笠警惕起来，他不仅立刻派人四处追寻，同时搜查他的宿舍，结果搜出一个记有军统局在各地电台配置和密码的记录本、张露萍的笔记及“七人小组”的名单，待张蔚林回来时，即刻被捕。在报房值班的冯传庆得信后，翻墙逃出电台大院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报信。叶剑英见情况紧急，立即让冯化装成商人，安排他深夜过江去延安，并向成都发电报，通知张露萍就地隐蔽，不能再回重庆。可惜，此电报发晚了，戴笠已借张蔚林名义，给张露萍发了“兄病重望妹速返渝”的电报。张露萍不知是计，接到电报后，一面用暗语写信向南方局报告，一面启程返回，刚到重庆就被特务逮捕。而冯传庆渡江以后，也被埋伏的特务抓获。这样，包括杨光、陈国柱、王席珍、赵力耕在内的“七人小组”全部被逮捕。
在看守所里，看守毛烈与张蔚林等认识，而且毛烈是戴笠的小老乡、军统局局本部第二处处长的妻弟，他并不清楚张蔚林案情的具体情况，于是张露萍让张蔚林利用这个机会以50块大洋买通了毛烈，请他送一张纸条到重庆中二路中共南方局的一个秘密机关。毛收下钱后，果然照办。等戴笠派特务去搜捕时，秘密机关已人去楼空。戴笠为此气得暴跳如雷，下令将毛烈枪决。
“军统电台案”发生后，军统方面万分震惊，他们万万没想到共产党已经打入到军统内部。他们怀疑张露萍是南方局派来的，便故意释放张露萍，并派人暗中跟踪。但机智的张露萍识破了敌人的阴谋，从曾家岩50号前通过时，从容不迫，碰到自己的同志就假装不认识，迷惑敌人。戴笠更为恼怒，他亲自出马，提审张露萍，想从她身上打开缺口。尽管戴笠用尽各种酷刑，张露萍始终只说自己叫徐慧琳，川军师长余安民是她的亲戚，没有向特务吐露半点党的机密。
这一案件也使蒋介石受到极大的惊吓，他痛斥戴笠无能。戴笠再对张露萍进行了多次严刑拷问，但她始终没有招供。最后，戴笠下令判张露萍等7人死刑。
1941年3月，张露萍等7人由重庆转押到贵州息烽集中营。
1945年6月下旬，经百般折磨、策反无果，戴笠亲自给息烽集中营主任周养浩发出密电，将张露萍等7人一同杀害。
张露萍等7人小组是中共深入军统组织的一把利刃，并为中国革命做出了贡献，尽管他们最后因处理意外情况经验不足而暴露被捕，但他们宁死不屈，表现了共产党人的本色。
张蔚林事件发生之后，戴笠开始加强无线电总台的政工工作，严防再次出现类似情况。据沈醉后来回忆说：“以后多年，戴笠一直为此咬牙切齿，恨恨不休。”军统在与中共斗争中，打入苏区的计划连续失败，却被中共成功渗入，这真是他心头的一个痛了！
五 挡不住的《新华日报》
1940年四川春荒，饥民汹汹涌入城市，供粮困难。3月14日，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黄季陆与四川行营主任贺国光借机合谋反共，宣布戒严，由军统派出的行营第三科及警察局负责人主持，借口诬陷共产党要抢米，按照事先布置好的方案，抓捕了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罗世文、车耀先、梁明轩等7人，酿成所谓的“四川抢米案”风波，轰动一时。罗世文、车耀先等人在军统局的监狱中被关多年，经历了严刑拷打，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坚定立场和气节，成为“红岩”英烈的代表人物。
在国民党的统治核心重庆，特务们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对付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团及其《新华日报》。
国民党当初允许《新华日报》在重庆的发行也纯属无奈，在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大旗下，并无理由禁止《新华日报》的发行，按照当局的想法，最好是《新华日报》在重庆卖不掉，发行不下去，最后自行撤走。
蒋介石由此希望军统局和中统局做些事情，阻止中共报纸的发行。可中统局没有成绩，军统局戴笠也为此而烦恼。他每次来到分管报刊发行的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或者在召见稽查处人员时，总要询问催办捣乱《新华日报》发行的事，他为部下不能完成“领袖”交给的重要任务，无法为“领袖”除去这一块心病甚为恼火。
《新华日报》在重庆每天不但发行比别的报纸早，而且还有专人递送，工作效率高。当时凭借稽查处的威风，其他报纸几乎全是向其免费赠阅的，而《新华日报》却不买账。为了了解该报的情况，稽查处内给科长以上的人都订了一份，出钱买气受，他们对《新华日报》真可谓又怕又恨。特务们只好采取卑鄙手段，经常指使一些人殴打报童抢夺报纸，他们以为这样多少会影响报纸的发行，可往往第二天早上特务们一到办公室，第一眼看到的仍是桌上放着的《新华日报》。
稽查处长陶一珊曾有一次吩咐手下的稽查员分别去全城各要道把守，除了照常把报童殴打一气外，还把报童手上的报纸全部抢来烧掉。他满以为这一天重庆市绝对看不到《新华日报》了，结果，还没等他向戴笠报功，新印的当天的《新华日报》又送来了。陶一珊垂头丧气之余不免又遭训斥。
戴笠虽然着急，但他慑于政治原因，也不敢要特务们蛮干，害怕被共产党抓住了证据，找蒋介石算账，让蒋下不了台，因此他们也不敢对中共代表团和《新华日报》做过分的事，充其量就是在暗中尾随、监视，在无人发现时搞搞破坏。所以中共代表团的负责人周恩来和董必武等人时刻告诫属下人员出门工作要万分小心，除了注意反跟踪外，还要尽量甩开尾随的特务，保护有联系的人们的安全。
当时军统掌握的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全部人员也不过200余人。他们既要做抗日的事又要忙于反共，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偌大的一个重庆市，肯定顾不了头尾，何况当时日本还在频繁地轰炸重庆。为了增加力量，1942年间，戴笠借口为防止日本人突然派空降部队占据重庆，又组建了200余人的侦查大队，以王会云为队长，刘耀为副队长，归属稽查处指挥，以后又增加到300多人。军统为加强这支队伍的战斗力，给每人配备了一支新式手枪。戴笠规定侦查大队的人，必须每天派出人员轮流上市面巡查，遇到有群众集会必须全体出动，紧急应对。
几年内，稽查处特务除逮捕了百余名在
街上看《新华日报》的读者和他们认为有共产党嫌疑的人，另加跟踪骚扰打报童等小手段外，也没有什么大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