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先生是主张一夫多妻制的。有一次在北大作报告，有人问他对一夫多妻制有什么看法，他打了一个比方，丈夫好比茶壶，妻子好比茶杯，哪有一个茶壶只配一个茶杯之理。他讲这种话的时候，自己并不感到幽默，而在场的人可能会笑，但并不是因为他幽默，而是因为他愚昧，这里没有什么语义的错位，大家所理解的词语的意义是相同的，因而这样的笑不是幽默的笑，而是对于愚昧的不屑。如果今日有人在什么会场上讲这样的话，由于讲话的人和大家一样都处在心照不宣的前提中，大家都认为这是荒谬的，因而可以构成广泛的共享，无疑会一齐大笑起来。这种笑的产生，是由于当时的语境和今天的语境、当时的语义和今天的语义有非常巨大的错位，而这一切都是在无声的逻辑的空白中的，其性质就都是幽默的。因此幽默的笑（有时也包括期待——失落、柏格森的“机械镶嵌”）的首要条件，取决于特殊语境中的双重语义。
笑的层次不但因情感、智慧、进攻、共享的成分的不同而不同，而且也因逻辑空白分化为不同的语境而不同。语境的要害是心照不宣，也就是逻辑空白，这不但牵涉到在场人物的心理准备状态，而且关系到民族文化心理，但是不管在什么样性质的语境中，只要有一个以上的人，对于同一个概念有了双重的心照不宣的理解，笑就可能产生了，幽默就可能在此获得生命。
四、一元逻辑的阻塞和二元逻辑的错位和贯通
康德和柏格森两位大师虽然观点并不相同，但是在方法上却属于同一个模式，或者说是不约而同地遵循同一条思路。他们大体是在心理学的基础上来研究笑的，但是他们的思维逻辑却是殊途同归的。他们相当一致地把笑（包括幽默的笑和非幽默的笑）当成一条思路（或一元逻辑）遭到阻碍的结果。康德注意到了一元逻辑的中断和失落，柏格森强调了活生生的内容与机械刻板动作的不和谐。叔本华则说：“笑的产生每次都是由于突然发现这客体与概念两者不相吻合。”这个康德和立普斯就支持过的“不一致”原则（incongruity）至今仍然是西方当代幽默和笑的研究的经典范畴，这个范畴相当深刻，不知为什么长期以来被我国当代的幽默理论研究忽视了。这个被翻译成“不一致”的基本概念最早被蔡元培翻译为“不与事实相应”，虽然和康德的理论不同，但是所提示的仍然是一条思路或者一元逻辑的阻塞或者不统一。
姑且暂时撇开语境的不同引起纷纭复杂的结果不谈，光凭这个一元化的思路，也很难为笑提供充分而必要的理由。笑，特别是幽默的笑，不仅仅是由于单一逻辑的不一致（incongruity），期待的落空。落空只是按一条思路、一元逻辑的惯性，暂时讲不通了。这时既可能是谬误，也可能产生苦恼（包括哲学意义上的人生的苦恼）。使这种谬误或者苦恼变成笑的，是一种特别的机遇——突然有另一条思路窜了进来。思路被篡夺，是理性思维之大忌，但在幽默逻辑中，这不但没有造成混乱，人们反而发现有另一条思路，也就是另一条逻辑突然贯通了。原来落空了的期待忽然在新的思路、第二条逻辑上落实了。从心理上来说，就不是落空的茫然，而是一种突如其来的发现（在被对方预设的逻辑空白中和对方会合了，也就是顿悟了）带来的欢乐。这时的笑不但是轻松的，而且是带着某种智慧或者比较深切的情感的。这就提高了笑的层次，从滑稽的层次上升到幽默的层次。
事实上，弗洛伊德在他的《机智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中已经接触到这个问题。他在该书的开头反复举的许多例子本来是可以引申到二重错位逻辑上来的。其中的一个例子是这样的：海涅在《卢卡浴场》中写了一个虚荣心很重的彩票掮客，他以和一个百万富翁罗思柴尔德有过交往而自吹说：“我和圣人罗思柴尔德擦肩坐着，他把我当成他的同僚，相当地farnillinaire。”弗洛伊德结合着立普斯的观念解释说，他的意思本来是说百万富翁罗思柴尔德对他非常亲切（familiar），但是最后他用的词farnillinaire，却是百万富翁（millionaire）和亲切（familiar）的合成词。这是一个生造的词，把亲切和百万富翁凑合在一起。弗洛伊德非常雄辩地阐释了，这个合成词如何表现了这个人的庸俗和虚荣。在我看来还不如用二重错位逻辑的解释比较清晰、比较简明：在第一条思路（亲切——familiar）上讲不通的时候，farnillionaire作为交叉点却自然地过渡到第二条思路（百万富翁——millionaire上）去了。
幽默在逻辑上的特点是第一重逻辑的失落，第二重逻辑篡位之时，中间有一个交叉的概念，这个概念的特点是其语词形式是单一的，但是其内涵却是双重的，正是这双重的概念，使得逻辑从一条线索转移到另一条线索上去了。在理性逻辑中，这是不容许的。概念的内涵必须稳定、准确，不得转移，所以西方学术传统特别强调概念严密，科学研究中，概念要有严密的定义，目的是为了防止概念被偷换，以保证一条逻辑线索一贯到底。概念转移，必然要造成逻辑的混乱、情致思路的不连贯或者交叉。
理性思维很强调在逻辑上的一贯，如果有两条逻辑，那不是平行的，就是连贯的，绝不允许互相交织，否则就可能互相干扰。但是幽默逻辑是二重错位逻辑，概念的偷换虽然导致逻辑的转移，但是两条逻辑线索不但没有互相干扰，反而形成了一种交融的效果。这是因为在这二重逻辑交错的时候，它有一个适合于两者的过渡概念，有双关语的性质。
正因为这样，在西方幽默文论中，不少理论家都接触过类似双重语义（如叔本华认为俏皮话是硬把两个不相同的实在客体压人一个概念）的问题。可惜的是，他们往往满足于在概念上分析这种双重性，而没有深入到演绎的过程中去。双重语义，在幽默语境中不像一般概念，有统一的内涵和外延，它分化为显性和隐性的双重内涵。当显性的内涵被偷换时，隐性的内涵迅速地接替了上去。正是因为这种双重内涵，使得概念在推演过程中，显性概念被偷换以后转化为随性的，而隐性的则转化为显性的，这就导致逻辑线索被隐蔽地转化了。之所以隐蔽，是因为概念的外在形式没有变化，而概念的内涵却转移了。这就使在一元逻辑中失落的预期（显性概念内涵失落了一贯性）的时候，隐性内涵却接通了另一种一贯性，还保持了概念外存形式的一贯性，这就使第二重逻辑自然地、静悄悄地切入，无声地篡位，从隐性化为显性。这显性和隐性双重内涵构成了两条逻辑交叉的焦点。概念内涵的二重性，成为幽默二重逻辑错位的核心，在其他任何一个逻辑环节上都不可能默默地进行这样的逻辑转移或者错位。正是由于不变的统一的概念形式掩护了内容的二重性，才保证了逻辑的错位的隐蔽性。
幽默逻辑的二重错位违反了一元逻辑规范这全人类理性思维的心理定势。正是定势的被打破，先造成了心理上预期的失落，几乎是在同时，在另一条逻辑上的顿悟又是静悄悄的、默默的、突然的在预设的逻辑空白中与对方会合，会心的幽默的微笑就这样产生了。
这说明了一个道理：喜剧逻辑或者笑的逻辑、幽默逻辑与通常的逻辑不同。日常逻辑基本上是理性逻辑，是以一元概念和一元演绎为特点的逻辑；而笑的逻辑则基本上是一种非理性逻辑，其表现形式甚为纷纭，但是其基本特点则是非一元概念和非一元逻辑，它可以说是一种双重概念和二重逻辑，是一种复合的概念和逻辑，或者准确地说是一种二重错位的概念和逻辑，更形象一点，说是二重篡位概念和逻辑也无不可。
这样一个并不复杂的逻辑现象之所以长期没有得到充分阐释，我想，可能是因为西方的大师基本上都是在强大的西方文化传统的支配之下进行思考的，整个西方的学术思潮都是在古希腊的理性主义君临之下的。古希腊的学术思维模式被亚里斯多德概括在他的逻辑学之中。亚里斯多德在逻辑学中讲了许多规范，但归根到底只从属于一条，那就是同一律。所有西方学者从来就是这么思考的，他们不可能想象同时运用两条思路、在二元逻辑中还能思考。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点，那就是这种一元化的思维逻辑只是理性思维的逻辑，而人并不是只用一种思维就能生活的。人类的理性是被大自然逼迫出来的；人的理性思维则是后天教育和训练的结果。在自发的情感领域中，人们的天性是更倾向于非理性思维的。
对于理性思维的规律，西方人作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对于非理性思维也有不少的研究成果，例如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并且提出了“前逻辑思维”的观念，还很有见地地归纳出了主客体的“互渗律”，这种主客体不可绝然分割的逻辑是与同一律相矛盾的。但是非常可惜的是这种研究只局限于人类文化学的领域的原始思维中。在笑和幽默的研究中，西方学者仍然沿袭着理性主义一元逻辑的规范。他们的学术传统沿着心理学向着语言方向前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幽默逻辑学上成就则比较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