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百多年来的历史，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文化（中学）在西方文化（西学）的冲击下，节节败退，“全盘西化”（或“全盘苏化”）占尽上风，甚至“打倒孔家店”成为某些中国知识分子标榜“进步”的口号。可是在这种艰难的“中学”日衰的情况下，中国仍有一代又一代的学人，一方面坚忍地传承着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守护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家园；另一方面又以开阔的胸怀吸收和融会着“西学”的精华。他们深信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不会断绝，自觉地承担着“存亡继绝”、复兴中华文化的使命。因此，正是由于“西学”的冲击，使得我国学者得到了对自身文化传统自我反省的机会，唤起了中国学人的“文化自觉”。我们逐渐知道，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应该发扬什么、应该抛弃什么以及应该吸取什么，因而在这百多年中，我们中国人在坚守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条件下努力学习、吸收和消化“西学”，这为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奠定了基础。正如罗素所说：“不同文明的接触，以往常常成为人类进步的里程碑。”[1]
在本卷中的第一部分“转型期的中国文化”，我主要考虑的是中国文化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以及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百多年来，在中国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中西古今之争”的问题。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我提出中国文化应该从“中西古今之争”向“会通中西古今之学”转变，因而一方面我努力寻找“中西”、“古今”问题的可结合之点、可互补之处；另一方面我探讨在文化变革的过程中，文化的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合力才是文化真正得以发展的动力。因此，我考虑到应该特别注意把“西学”这一与“中学”十分相异的学说作为参照系，如此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定会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因此，我组织众多学者撰写了一部《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现在我把我为这部书写的“总序”收入本卷中，以说明“西学”是如何传入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什么影响以及应该如何使中国文化以新的面貌走向世界。
本卷第二部分“文化热后的反思”，主要收入的是我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所思考的问题。在20世纪中国学术界出现了关注文化的热潮，出现了多种对中国文化如何发展的路向，但是那场“政治风波”把这一多元趋向的“文化热”的势头打断了。我注意到，《光明日报》曾发表了一篇《多元化就是自由化》的文章，我认为必须对这个十分错误的论说作点回应，不过我没有正面批判这篇文章，而是从两个在那场“政治风波”之后出现的学术流向来说明文化的多元发展是历史的必然，是促进文化健康、合理发展的必由之路。“后现代”思潮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进入中国，但没有对中国学术文化发生什么重大影响。但那场“政治风波”以后，“后现代主义”却在中国大为流行起来了，这是为什么？盖“后现代主义”在西方所针对的是要消解现代社会发展中所产生的多种难以解决的矛盾提出的，他们所作的是对“现代性”的解构，反对一元化，主张多元化，要求粉碎一切权威，使“现代性”的权威性和宰制性黯然失色。中国的一批学者注意到“后现代主义”这种反对一元化、主张多元化的特色，而对“后现代”的解构性不断进行研究，并加以提倡。这一针对性是十分明显的。与此同时，“国学热”在燕园悄然兴起。这一思潮对中国社会各界逐渐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预示着中国人的一种“文化自觉”，强调自身文化的主体性，追求把中国文化的发展扎根在自身的文化基础上。因而，我十分关注这两种思潮在我国的走向，并写了一些相关文章，收入本卷“文化热后的反思”中。
本卷第三部分“文明冲突与文明共存”，可以说对前一部分“文化热后的反思”的扩展。1993年美国学者亨廷顿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我认为他的“文明冲突”的理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是错误的和有害的。于是我写了一篇《评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发表在1994年《哲学研究》第3期中。在这篇文章中，我主要用儒家的“和而不同”等观念批评美国的“霸权”。此后，我对文化问题有了更多的关注，写了不少文章。
本卷第四部分“跨文化对话的意义”，主要论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对话与交流中必会对双方文化发展产生重要的意义。其中《论中西文化在真、善、美问题上的比较》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中，原题为《再论中国传统哲学的真善美问题》，它是《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刊于《中国社会科学》，1984（4））的续篇。在这篇文章中，我把老子、孔子和庄子的思想与西方的黑格尔、康德、谢林的思想进行对比，在“结论”部分，我提出西方哲学主要是要建立一完满知识系统，而中国哲学则是在追求一种内在人心的精神境界。
本卷最后一部分“思想、信仰与文化”，包含着我当时对“现实文化”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感受，例如，我和法国地理学家艾克沙维·李比雄院士的对话，表现出了中外知识分子的苦恼；在与法国大儒汪德迈的对话中，我也提出对《周易》系统的一种新解读。我的解读是否能成立，希望得到同行的批评、指正。
汤一介
2012年12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