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昨天晚上开始到现在，小雨一直下个不停，午后1点半出发去学校，又一次错过了眼前的一趟车，在雨里多等了20分钟，初尝冬天冻手的滋味。回想起上小学三年级时的一个冬天，天很冷，到校后没赶上集体跑早操，一人在教室里，手脚冻得发麻，把教室里的废纸捡起来放在墙角，用随身带的火柴点着烤几秒钟火，觉得特别好。长大后读《卖火柴的小女孩》时，就开始坚信童话里其实也有真实，并很认同寒冬腊月渴望温暖的感觉。不知是不是衣服单薄不保暖，记忆中那时候的冬天特别寒冷，大部分同学的手都会冻肿，有的人手背关节处全是裂口，能看见皮肤下面鲜红的肉，稍一碰撞就会渗出血来。听大人们说手冻裂与否与皮肤有关，当时很庆幸自己皮肤没那么糟糕，每年最多右手食指第二个关节处会有一点点肿。现在想来，手脚冻裂更应该和保暖有关吧。相比当下，那时的生活遥远缥缈得真像童话。
约好下午2点去霓所在的语言学系的休息室小坐，然后一起去听莫言的演讲。这次活动由费正清中心组织，由东亚研究中心著名教授王德威主持，地点很奇怪地安排在哈佛广场外面的第一教堂内。下午3点半开始验票进场，当时雨下得很大，我们到达教堂门口后，那里已经集结了一大堆慕名而来的中国人。实际上今天的主角除了莫言外，还有华裔作家、目前任教于波士顿大学的哈金先生。
下午4点15分，莫言以他的幽默开始了这次访谈。他说自己参加过很多活动，这是第一次在教堂做演讲，所以他告诉自己在上帝面前一定、必须讲实话。演讲中的其他内容基本上在他之前被采访时都谈过，诸如他在山东高密农村出生，小学五年级辍学，为了能吃饱饭和有时间看书，1979年当兵去了部队。因为喜欢读各种书，故他在自己的创作中开始嫁接各种故事，有的来自生活经历，有的来自个人想象，有的来自模仿。所以他的小说中，不仅有自己，也有世界，不仅有家人，也有世人。他说一个人的语言风格，在其当作家之前已经形成，与他接受的教育多少无关。他还说当小说家容易，当文学家很难。前者只需讲好故事，后者则需要有各种道德意识、文化、政治的义务和担当。
相对而言，同样是当兵出身，出过6部长篇小说、4部诗集、4部短篇小说集的美国华裔作家哈金，无论是从语言表达、问题的应对和作答方面都比莫言逊色不少。在诺贝尔奖得主面前的自卑大概是主要原因吧。
王德威教授的一个问题是让俩人分别谈谈作品与政治社会的关系。高明的莫言巧妙地绕过了问题的核心，无关痛痒地说了些四平八稳的话，没涉及任何敏感话题。而哈金本来就一直被批评是凭借揭中国文化的短处取悦当今美国人而出名的，如今面对这么多中国面孔，更没敢多说。俩人就此都绕开了主持人挖好的陷阱。
最后一个环节是自由提问时间。我很荣幸地抢到了一次发问的机会，成了6个提问者中唯一一个问到专业方面问题的观众。话筒放在大厅过道前面，因站起来早而获得了一次难得的机会。我的问题是：刘再复曾经在评论您的作品时说过，您的小说带有一种酒神精神的狂欢——生的狂欢，死的狂欢，酒的狂欢，爱的狂欢。请问您是否接受这样的说法？如果接受，您是怎样在《蛙》中把婴儿、胎儿之死写成一种语言的狂欢？这个问题其实是根据俄国作家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为依据提的，因之前自己发表过一篇这样的论文，所以想听听莫言对这一理论的认识和看法。我明白这样的问题在这种场合不好回答，也知道作家不需要任何理论照样可以创作出传世的作品，所以并不期待有什么理想的回答。他思考了一会儿，无法用他一贯的幽默作答：“狂欢，很多作品都会有……我的小说里没有那么多的狂欢，如果说有的话，也就是《蛙》中几个小场面。”瞧！这就是诺奖得主的狡猾。看似回答了，其实没回答。既没有否定自己的作品中有，也没肯定作品中没有。实际上，日常生活中提到的狂欢和文学中的“狂欢化写作”根本就是两码事，说来话长，就此搁笔。
不管怎样，有机会当面向诺奖得主提问，也不愧对我冒着大雨在寒风中的等待，同时也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先知足了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