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西沙窝
西沙窝是我的出生地，也是我们家几代人居住的地方，可是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它。“金窝窝，银窝窝，不如我的沙窝窝”。听到这句话我就烦，就这么一个春天飞沙迷眼、夏天蚊虫叮咬、秋天日头曝晒、冬天寒风凛冽的破沙窝，真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我真不明白爷爷他们弟兄几个当年中了什么邪，竟跋涉千山万水，历经千辛万苦，步行几千里路从民勤来到这么一个我认为千不该、万不该来的地方，而且还毕生留恋，活着时在这里劳动耕作一辈子不算，死了还要坚持埋在这里。
爷爷
西沙窝一带的人绝大多数是从甘肃省民勤县迁来的，按聚居点不同可分为南刘、北刘、东王、西张几大家，另外还有一些从山东、陕西等地迁来的小姓散户，南刘说的就是爷爷和他的弟兄们。大家基本上都是从一个地方来的，人不亲土亲，所以都以亲戚相称，再加上村里互相通婚，南面刘家和北面刘家结了干亲，东面王家娶了西面张家的姑娘，所以拉起家常大家都是亲戚，就是典型的“河套亲”。
“爷爷是十七上从民勤来的”
对爷爷的出生年月我没有记清楚，我爸爸也不知道，他是1992年去世的，去世时83岁，究竟是按虚岁算的还是按周岁算的我也不清楚，在他快去世的时候我们推算他应该是清朝末年人或者民国初年人。全家人都不知道爷爷的准确出生年，但是全家人都知道爷爷是十七岁上从甘肃省民勤县来到内蒙古河套平原与乌兰布和沙漠接壤处的头梢的西沙窝。我记得很清楚，爷爷在训斥爸爸他们不够勤劳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是十七上从民勤来的”。我的父辈在训斥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学习不够努力时说的也都是同一句话：“你爷爷是十七上从民勤来的！”
我不明白爷爷为什么要十七上从民勤来河套，因为他这么一个举动害得我家两代人被同一句话训斥了几十年，现在又牵连到了第三代人，堂兄在训斥他没有完成作业正在玩耍的孩子时也是用这句话：“你太爷爷是十七上从民勤来的！”
“爷爷是十七上从民勤来的”这句话，显然成了我们家的紧箍咒，谁不努力劳动，谁不努力学习，谁不努力工作，谁就要被紧箍一次，其威力远远大于吓唬小孩的“狼来了”！
不明白就想办法弄明白。爷爷少言寡语，很少给我讲过他过去的事情。而且在他去世时我才上初中二年级，我也不明白多少事情。大姑、大爹、四爹、爸爸以及其他亲友或多或少地给我讲了一些，让我知道了大概的情况。他们给我讲的也应该是听别人讲的，因为他们都是在西沙窝出生的，他们这些人既没有经历过爷爷十七上来河套的年月，也没有去过民勤县，不知道当时的情形是什么样子。
爷爷十七上从民勤来河套的时间推算起来应该是1927年或者1928年，也就是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年代。据大人们讲，那个时候民勤闹了饥荒，民勤人饿得受不了，就四处逃荒活命，爷爷就在那个时候背着干粮从民勤老家出发，翻越贺兰山，穿越腾格里沙漠、乌兰布和沙漠，跨越黄河，一路徒步向北，一个人步行了2000多里路来到西沙窝。
我一直想亲身体验一次徒步从甘肃民勤到内蒙古杭锦后旗太阳庙乡西沙窝的感觉，因为我对“你爷爷是十七上从民勤来的”很不服气，凭什么就用这么一句话教训我们家几代人呢？我毕业后被分配到盟林业局工作（盟是地区，同地级市），一次周末回家，错过了村子里到旗里的班车。因为我需要坐车到旗里，然后从旗里坐车才能到盟里，爸爸要开着四轮车（农用小型拖拉机）送我，但我知道四轮车油耗很大，估计还走不到旗里就没油了，又没有加油站可以加油，熄火在半路上还得人推车。恰好那时同村和我同龄的六子在乡里教书，他要赶回学校，于是我俩相约步行，一路上谈天说地还能欣赏田野风光。路程不远，从村子里到乡里也就是十几公里，我俩太阳没落山时从村里出发，走到乡里已是晚上10点多。乡里到旗里的班车也没有了，我原打算一路再从乡里走到旗里，好好做一次徒步的体验，可这个时候我已经两腿酸麻，想想到旗里还有几十公里的路程，只好作罢。在乡中学六子宿舍里睡了一晚，第二日清晨坐第一趟班车进了城。再有一次是在2002年秋，我调到新组建的乌拉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单位组织中层以上干部到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考察，早上开车从临河出发，到乌海乌达矿区后走了三个多小时的盘山公路，傍晚了才到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一路上都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戈壁沙滩和不长一棵树也不长一棵草的光秃山脉。想起爷爷当年徒步走过这条路，不禁后怕。别说遇到野狼秃鹫了，就这无边无沿的戈壁沙滩和荒山秃岭，饿就把人饿死了，渴就把人渴死了，就是饿不死渴不死，吓也把人吓死了，孤独也把人孤独死了。而我们走的这些路程仅仅是当年爷爷徒步走过的一部分，前面我们还没走过的贺兰山脉和腾格里沙漠在当年可都是无人区呀！年幼的爷爷可能这个时候正舔着干裂的嘴唇，赤着双脚在我们的车还没走过的腾格里沙漠里一步一步地向前艰难移动，两只眼睛里饱含着对前途的期待和憧憬，远远地瞭望着贺兰山头。
水桐树下的抉择
爷爷不爱说话，但是经常对我们讲一个水桐树的故事。他说他到了黄河北岸的时候身上所带的干粮所剩无几，那里有一棵很大的水桐树，他躺在水桐树下思谋该怎么办。干馒头只剩三个了，回家是不够吃的，可是去人们说的有很多地可以开垦耕种的后套平原不知道还要走多久。最后他决定继续往前走，一直走到了他落脚的西沙窝，成为我们村的第一批村民。也有可能爷爷是第一个，因为在爷爷到来之前我们村是无人烟的，就是在爷爷那批人手上才建立了这个村，所以我们村名叫新建村。但是爷爷他们那批人已经全部作古，没有人证，不好乱下第一的结论。我起初对水桐树的故事没有在意，但是爷爷讲，爸爸也讲，听人讲得多了，就深深地记在了脑海里。长大后听老师讲“进则生，退则死”，渐渐明白了爷爷的水桐树故事所包含的道理。爷爷如果在水桐树下退缩，则极有可能饿死渴死在他返回路上的戈壁沙滩中，因为人在饱含希望的时候精神倍增、士气高涨，所以在前进中能够战胜各种艰难险阻；而人在失望的时候精神萎靡、士气低落，所以在后退中会变得异常脆弱，不堪一击。试想红军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来到会宁地区时发现无路可去，没办法还要原路返回，他们还能够沿着来时的路再一次穿过草地、翻过雪山吗？
1999年冬天，我陪国家林业局的一位处长调查乌兰布和沙漠防护林带老化退化情况，来到黄河北岸的磴口县二十里柳子。那个地方南面是一望无际的鄂尔多斯高原，西面是雄浑辽阔的乌兰布和沙漠，北面是广袤无疆的河川平地，黄河岸边自然生长着许多高大的胡杨和柳树，构成一道坚固的黄河防护林带。在落日的余晖里，黄河水面铺成了一条长长的金色飘带，乌兰布和沙漠变成了一座座闪耀着光芒的金字塔，胡杨和胡杨的落叶金光闪亮。水桐树的学名叫胡杨，素以刚烈著称——“活着三千年不死，死了三千年不倒，倒了三千年不腐”。我顶着西北风走进那一片胡杨林，仔细地端详着眼前的一株株胡杨树，试图辨认出哪一株胡杨是铭刻在我们家族记忆里的水桐树。有一片黄叶飘落，打在我的肩头，枫叶形的，黄得发白，叶肉厚实，脉络清晰，叶柄健硕，或许这就是给我爷爷启示并激励我爷爷继续前行的那片水桐树叶吧！
王爷地躲兵
爷爷偶尔提起的另一个地方是王爷地。
王爷地在磴口县境内，因为新中国成立前隶属于阿拉善王爷府，不归傅作义主政的绥远省管辖，王爷地的人不用服国民党的兵役，所以河套各县的农民经常跑到这里“躲兵”，爷爷也在王爷地躲了几年兵。
国民党统治时期经常抓兵，深夜到农舍里搜捕男性，一绳捆住送到军队里严密看守，然后硬逼着这些农民上战场。我们村的农民为了躲兵，大多采用的是自残身体的办法，用铡刀把右手的食指铡掉，这样没法开枪，自然也就无法当兵。所以我们村子里像我爷爷那个年龄的人，好多都只有九个指头，爷爷是少有的一个十指健全的人。
在那个年代，大姑已经是大孩子了。她对我讲，“那是一个冬天的夜晚，寒风呼啸，忽然听到外面传来马蹄声，知道是抓兵的来了，你爷爷和你奶奶吓得赶紧就往外跑，你二姑刚出生，你爷爷抱着你二姑，你奶奶拉着我，我们四个人没命似的逃跑。在跨过一条河时，慌乱中把你二姑掉在了冰窟里，你爷爷赶忙把娃娃从冰水里捞出来之后继续跑，跑啊跑啊，不停地跑，最后跑到了王爷地。我们在王爷地搭了个茅草棚就住了下来，住了好几年，之后你奶奶生了你大爹，直到国民党不抓兵了，我们才回到西沙窝”。
王爷地盛产甘草，现在有一个“王爷地甘草”的品牌很出名。在盟林业局工作时，我到磴口县下乡检查，走到一条田间小路时车子忽然陷在了一个土坑里，司机骂道：“这些人真是的，路上的一棵甘草也要挖。”我猛然产生联想，又不敢确定，问司机这是什么地方，司机说是王爷地。我下车把四周细致地查看了一遍，也是一览无余的平坦沙地，和西沙窝差不多，没有任何险阻，更没有任何高大的乔木或者掩体可以藏身，在冬天里冷风同样飕飕地刮个不停。塞外蒙古高原的冬天寒冷无比，平均温度是零下20多度，不料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因为可以“躲兵”，一个茅庵庵竟成了爷爷的洞天福地。
爷爷当过贫协主席
爷爷在新中国成立时当过我们村的贫协主席，任职时间不长，大概是因为做了几件“得罪人”的事。第一件是为二爷爷争取公道。那时定成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是大致有一个划分比例的，西沙窝一带都是从各地逃荒要饭来的流民，所以挑出一个地主和富农比较困难。那时老李支种的地比较多，而且养了一支骆驼队，经常从农区驮了粮食到后山牧区里贩卖，被划为地主后镇压（枪毙）。还有富农没有人选，工作队就选定了二爷爷。爷爷拍案而起，和工作队大闹起来，大声反驳说富农的标准是家里有雇工，我二哥只是自己开地种地，怎么能定富农呢。在爷爷强硬的坚持下，二爷爷被定为上中农，西沙窝的富农指标落选了，工作队没有按比例完成任务，自然爷爷的贫协主席也就干到头了。第二件是为全村人说公道话，在“大跃进”时大队组织了一些拆了锅台建炼钢炉，砸了铁锅炼钢铁等不符合实际的生产行动，爷爷说“铁疙瘩不能当饭吃”，反对炼钢铁，因此而得罪了当时年轻气盛的大队书记，还得罪了当时的小队长。最关键的是他根本不怕得罪掌权的人，总是仗义执言，据理力争，于是他和大小队领导结怨越来越深，曾经的贫协主席最后被彻底边缘化。
大爹丢的铅笔
时至今日，将近七十岁的大爹还经常说一句话：“我现在丢个钢笔谁又能把我怎样，可是当年丢个铅笔我就不敢回家！”
大姑也对我说过，如果你大爹他们到了吃晚饭的时候还不回家，而是一步一步地在房后挪，那肯定就是把铅笔或者橡皮丢了，吓得不敢回家。回家后你爷爷是要检查书包里的书本和文具的，如果少了一样，就一定会把丢了东西的人狠狠地打一顿。
爷爷育有四男四女，奶奶是裹脚女人，平时走路还要拄棍，不能下地劳动，爷爷一个人种地养活全家人。那个时候生儿育女的标准是小时候不要饿死，长大了不要打光棍，读书是不考虑在内的。都是一帮逃荒要饭来的人，能活命就不错了，还读什么书呢？可是爷爷供爸爸弟兄四个都读了书，大爹是因为耽误了面试，所以未能到天津塘沽读书。爸爸是因为读初中时红卫兵大串联，学校停课了。四爹在恢复高考后考了学校，成为西沙窝第一个中专生。二爹读到了小学二年级，不过不能怪爷爷，据说爷爷定的政策是念书的就趴在炕桌上写作业，不念书的就去担水劳动，二爹觉得读书头疼，总是报名要担水劳动，所以就不再念书了。现在我们弟兄们都是干部，每家只有一个或者两个孩子，还觉得生活不宽裕。在爷爷生活的那个物质极端贫乏的年代，一个农民单靠种地要养活十口人，供四个学生上学，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养儿方知父母难，我深深理解了爷爷当年的艰辛。
“十二个马头”
爷爷有一个绰号是“十二个马头”。旧时在河套地区盖的房子都是用土坷垃砌墙的，东西两边的墙体在快到房顶的地方要伸出一点盖屋檐，这伸出的部位就叫作马头。一般的房子是两个马头，可是爷爷家人口多，光儿子就四个，儿子长大了就要给新盖一间房，为了节省盖房的成本少砌一堵墙，爷爷就利用旧房的墙体盖新房，新房和旧房共用一堵墙，这样就形成了一排房屋马头连马头，总共有十二个马头的奇观。加之新旧不一，就更加难看。
爷爷和我的二爷爷一样小气，过日子仔细也是出了名的。旧时河套地区夏天唯一的避暑解渴用品就是西瓜，爷爷不仅嫌占打粮的地不让种瓜，而且不让奶奶用粮食换瓜，一个夏天到处是吃西瓜卖西瓜的，可是刘家的人连瓜皮也没闻过。民勤人爱吃醋，可是爷爷甚至连醋也不让买，吃的饭里只是撒几粒盐。奶奶院子里有几只母鸡，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吃过鸡蛋。我们几个孙子听到母鸡咯哒咯哒地叫，就赶紧跑到鸡窝里收鸡蛋，刚下的蛋热热的，握在手心里特别舒服。还没握一分钟，奶奶就把鸡蛋收缴走了，说鸡蛋要卖了供你四爹上学呢！我们虽然觉得奶奶有些不近人情，但是争着抢着去收鸡蛋的热情依然很高，因为小手里握着个鸡蛋交给奶奶时，奶奶脸上总是绽出满面笑容！
在供四爹上学时爷爷已经快七十岁了，在四爹成家时爷爷已经七十好几了。知道四爹谈成对象了，爷爷从信用社取出了他的全部储蓄，是压在箱底的新新旧旧将近一尺厚的一摞存折，有两元的，有五元的，有七元的，好多都是奶奶卖了鸡蛋积攒成一两元存到信用社的。据说当时的信用社会计用算盘算了一整天才算出来连本带利是多少钱，四爹说信用社的人算了一整天，他哭了一整天。那是爷爷晚年的全部积蓄，总共是700多元。
“你们这样说邓小平是不对的！”
后来我听爸爸说，爷爷在晚年还为邓小平仗义执言。应该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他们弟兄几个过年时一边喝酒，一边议论，说起当时的一些腐败现象，他们弟兄几个说全怨邓小平。爷爷忽然站起身来，拍着桌子大骂，说你们做人不能忘了根本，不能不知好歹，如果不是邓小平重视教育，老大你能当了人民教师？如果不是邓小平解散大集体，老三你能当了村主任？如果不是因为邓小平恢复高考，老四你能考上学校成了干部？一番话说得他们弟兄几个哑口无言，再也不敢酒后胡言乱语。
爷爷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民，但是爷爷知道最朴素的真理。
爷爷成天盼着民勤老家来人
爷爷他们弟兄几个自从民勤来到后套就一辈子没有回过老家。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民勤老家爷爷的侄子，也就是我大爷爷的儿子来过一次西沙窝，具体情形我大姑知道。过了三十年，在1985年的时候，我大爷爷的孙子、我的民勤堂兄又来到西沙窝，当时我上小学二年级，记得他的到来成了西沙窝一带刘家人的盛大节日，举族团庆，家家户户都请他吃饭，家家户户都请他给民勤的亲人捎带东西，四爹还专门借回一个照相机给西沙窝一带的全体刘家人照了集体相（可惜的是底片坏了，没有洗出来）。在民勤堂兄来的那段时间，是我的记忆当中爷爷最开心、最快乐的时候，当时二爷爷去世了，爷爷都好像忘记了悲伤。
爷爷一直坚持劳动。在1990年的时候，二爹盖新房要砍伐自留地里的树，爷爷非要跑去帮忙，不料被放倒的树头打在腰上，打断了七根肋骨。爷爷在病危的时候老是说想见民勤老家的人，四爹就给民勤老家的人发了电报。老家回了电报，说过年时来看爷爷。爷爷知道了这个消息立刻精神了，好像他这个八十岁的老头根本没有受过重伤。1992年的正月，爷爷白天没有在家里待过，每天都让人把他搬到院子里，他整天端详着从南面来的一个个路人。正月出了还没有望到他日思夜想的民勤老家的人，爷爷一下子像发了疯一样，把拐杖扔到一边，气呼呼地说：“不来了！抬我进屋吧！”从此爷爷再无精神，在1992年4月份病逝了。
我调到广东工作后，意外地知道当年去过西沙窝的民勤老家堂兄的女儿和我在一座城市。这个侄女是第一次到我家里，也是和我第一次见面，说到爷爷临死都盼望能见到老家来人的事，我控制不住情绪，哭了，可是这个孩子好像没有一点感觉。是呀，没有爷爷那样的亲身经历，又怎么能体会到身处异乡游子的思乡情是多么苦多么深呢！
二爷爷
二爷爷在西沙窝一带是一个很有名气的人，他的名气是因为四样东西得来的：黑豆、粮食、砖茶和银圆。
刘黑豆
我一直以为“刘黑豆”是说我们刘家的娃娃眼仁又黑又大，黑豆黑豆的很好看。不明白为什么“刘黑豆”在西沙窝一带成为一句十分严重的骂人话，一旦外姓人提起“刘黑豆”三个字，我们刘家的大人娃娃就立刻怒目相向，甚至挥拳相向。
在写到这一段时，我儿子看到了，问我刘黑豆是谁呀。我说，是你太爷爷的二哥，你的二太爷。儿子说，他是不是喜欢吃黑豆呀！我说你真聪明，一看到这三个字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而爸爸很愚笨，思考了三十年才明白，是前几年向你四爷爷询问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下面就说“刘黑豆”故事的主人公——我的二爷爷。二爷爷是我爷爷的二哥，听大人们讲，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应该是二爷爷先到了西沙窝一带，爷爷才从民勤县来寻找哥哥的。二爷爷生活非常节俭，为了剩口粮，他不管吃什么饭，总要往全家人的碗里放几颗生黑豆，因为生黑豆吞到胃里后发胀，耐消化，止饿。所以同村的人就称他为“刘黑豆”，称我们刘家人为“刘黑豆”人家，“刘黑豆”和小气鬼、吝啬鬼的意思差不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刘黑豆”这三个字可是把我们这一家人害惨了，方周四围的姑娘在介绍对象时一听是刘家的子弟，姑娘的父母就说，那是刘黑豆人家的小子，女子可是不能嫁给他。我记得很清楚，在小时候我妈妈经常给外人解释，刘黑豆是说的娃娃二爷爷的事情，我们孩子的爷爷是老三，不关他爷爷的事。我的堂婶娘（我二爷爷的儿媳）经常给邻居们说下情话，我们的娃娃都大了，快要找对象了，央求你们不要再叫我们是刘黑豆人家了。刘家子弟因为“刘黑豆”打光棍的倒是没有，不过要多费些周章。记得在1996年二堂兄和二堂嫂谈对象时，二堂嫂家的大人还对“刘黑豆”人家有疑问，经过仔细考量得出一个结论：刘家的人聪明，将来生了娃娃学习好。于是决定把二堂嫂嫁给二堂兄。
二爷爷贮藏的粮食
大人们都说二爷爷是个勤劳到极点的人。他每天中午不收工，烈日炎炎的中午别人回家歇晌，他坚持在地里耕作，晚上一直到太阳落山才回家。第二天天还黑乎乎的他就外出砍柴或者割草了，等到清晨邻居们起床的时候，他已经弯着腰背着沉沉的一捆柴草回家了。他的吃苦耐劳在西沙窝一带是出了名的，如果给他评一个“吃苦冠军”的荣誉称号，估计全村没有一个人反对。可能是遗传，也可能是潜移默化受了他的影响，刘家的人睡觉都很少，每个人都是清晨四五点就翻来覆去睡不着了，只能下地劳动或者下床读书。如今刘家的第三代几乎全部进了城，第四代和我二爷爷劳作的年代相隔了半个多世纪，这些小家伙们也是睡觉时间很少，睡得晚起得早。妈妈经常骂这些不安生睡觉的孙子们，连睡觉少还要跟你们的先人！
二爷爷就像一台加足了油、铆足了劲疯狂开荒的机器，不知疲倦，没有休止。我也不知道他老人家在原本是一片荒漠和碱滩的西沙窝一带开了多少地，只知道西沙窝一带东西十几公里、南北二十几公里的范围到处有他开地的足迹。如今我们村二三百户人家，千余口人，家家户户或多或少都耕种有二爷爷当年开垦的土地。2000年国家启动退耕还林工程，林业局组织当地农民到乌兰布和沙漠深处压柴草沙障，一位老农和我开玩笑说：“都怨你的二爷爷，那时候成天乱开地，套里地开了个无数，又扛个锄头到乌兰布和沙漠里开，割掉芦草，刨掉白刺，把固定沙丘扰动成了流沙，害得我们压沙。”
二爷爷一生打了许多粮食，但是被人吃掉的不多，否则家里人也不用顿顿吃黑豆。新中国成立前当地农民没有粮仓，都是挖地窖贮藏粮食。当地气候干燥，地窖一般挖在高处，水分很少，粮食可以保存多年。其他人家都是用一个地窖贮藏粮食，所以粮食埋在哪里，有多少粮食自己清楚。二爷爷呢，粮食分在多处秘密贮藏，我想一是怕土匪抢劫和官府征粮，二是怕家里人知道了胡吃一气，从民勤出来逃荒的人饿怕了，就怕没存粮，就怕人乱吃。可是他偏偏记性差，往往忘记了贮藏的粮食埋在哪里。我后来琢磨，二爷爷或许也不完全是记性差，他应该是一个对土地的顶礼膜拜者，他痴迷地留恋于田间劳动，就像一个苦行僧或者朝圣者，稍有清闲则会感觉罪恶深重，累得骨架松散心灵反而会得到片刻安宁。只顾耕耘，不顾收获，更不顾收获的粮食埋藏在哪里。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村建立大队实行大集体管理制度，改良土壤缺少肥料，二爷爷之前贮藏的粮食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常听大人们说，这里挖出了二爷爷贮藏的一大堆已经沤成肥料的粮食，那里又挖出了一大堆。这些年不再听说了，应该是二爷爷贮藏的粮食在新中国成立后五六十年里已经被全部挖光了。
二爷爷的砖茶
二爷爷的砖茶与众不同，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存放砖茶的方式与众不同。
在西沙窝一带把粮食贮藏在地下不奇怪，可是把砖茶砌在墙里就很奇怪了。河套平原是碱性土壤、碱性水，茶叶富含酸性成分，所以当地农民经常喝茶，牧民吃的肉多蔬菜少，更加要喝茶。那时很少有袋装的茶叶（俗称小叶茶），农牧民平日招待客人喝的是砖茶，办喜事赠送的贵重礼物也是砖茶。二爷爷买回砖茶准备招待客人，但是又怕家里人平时烧茶乱喝，就把砖茶砌进墙里，等客人来时，他就拿着菜刀到墙上削几片茶叶下来。
村里常有人说我二爷爷的这些故事，他们不管是听的还是讲的，都笑得前俯后仰，我没有半点笑意，每听一次就流一次泪。怨谁啊？怪谁啊？是少年时的艰苦，是生活的辛酸把二爷爷逼成了这个样子啊！我那个吃苦受罪又饱受嘲笑，可怜、可悲、可叹、可笑的二爷爷呀！
二爷爷的银圆
二爷爷的银圆更加富有传奇色彩。
前面说了，二爷爷贮藏粮食后经常忘记埋藏的地点。二爷爷挣了大洋也怕家里的人胡花，就在房前屋后找个白刺堆或红柳丛埋起来，过的时间久了，就忘记了埋藏的地点。但是他对忘记埋藏的地点毫不在意，他的快乐可能就在埋藏大洋的一刹那，至于以后能不能找到可能对他没什么影响。二爷爷的行踪被村子里的很多人掌握，好多到处找钱却找不到钱的人成天盯梢，看二爷爷到哪个白刺堆下挖坑，等二爷爷前脚走开，他们后脚就把大洋挖出拿走了，所以即使二爷爷能够想起来他埋钱的地方，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二爷爷的大洋除了给我们西沙窝一带的刘家人制造了许多笑话外，还给民勤老家的人帮了大忙。听大人讲，在民勤老家的大爷爷的孩子没钱娶媳妇，来后套找爹爹（民勤话对叔叔、伯伯的称谓），是爷爷给他的民勤侄子送了骡子，二爷爷送了银圆，他们的民勤侄子用骡子驮着两个爹爹资助的钱粮回家娶了媳妇，成了家。
二爷爷埋下的大洋可能早让他的邻居挖光了，反正刘家的孩子把村里的白刺堆、红柳丛都搜寻遍了，也没有找到一块银圆。大约是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1984年），西沙窝这个已经几十年没有见过银圆的地方又发现了大批银圆！是几个农民在四爷爷的坟地边上犁地的时候犁出来的，白花花的一堆，被当时看到的人哄抢了。我们家的人立刻想到可能是二爷爷埋下的，就向二爷爷询问。二爷爷出奇的平静，出奇的清醒。他说，是在四兄弟下葬时我埋下的，200块大洋，是给四兄弟花的。家里人主张二爷爷向哄抢的人索要，和二爷爷年龄相仿的好几位老人也出头伸张正义，但是二爷爷一言不发，好像那200块大洋和他没有一点关系。我问爷爷，二爷爷怎么不往回要大洋啊？爷爷说，你二爷爷说那是他埋给他四兄弟花的，不能往回要。
说一句冲撞祖宗的话，在我的印象中，二爷爷像个哑巴，也像个傻瓜。在童年的记忆里，他是一个黑瘦的老头，永远是低头走路，不说一句话。记得我小时候，他隔几天就来爷爷家一趟，但进家门后一声不吭，只是偶尔喝一口水。我很奇怪，问奶奶这个老汉是谁，奶奶说是你二爷爷，我才知道原来他就是那个人人知道、人人笑话的二爷爷。
二爷爷对待自己是近乎虐待的苛刻，对待自己的老婆、娃娃也是这样，可是二爷爷对待有困难的亲友又是出奇大方。爷爷刚结婚时生的几个孩子都夭折了，二爷爷没有半点犹豫就把他的二女儿送给爷爷做女儿，说是有个孩子压住，再生孩子就能活下来了，于是我的堂二姑变成了我的亲大姑。大姑过继给爷爷时已经七八岁了，按说已经对亲生父母有了深刻记忆，可是大姑始终叫爷爷和奶奶为爹妈，二爷爷二奶奶被她叫了一辈子二爹二妈。我很好奇，曾经小心地向大姑询问过，大姑说你二爷爷那个人，在自己名下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在别人名下可真是舍得了，不要说我是个女子送了人他不让我叫他爹，就是个小子送了人他也不会再让人叫爹的。二爷爷，你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1985年冬天，二爷爷去世了，享年84岁。白天他还在地里劳动，晚上刚点灯，他忽然大声喊我的堂伯父，说我快不行了，快给我洗脚。堂伯父端来一盆水赶忙给他洗脚，刚刚洗了几下，二爷爷就去世了。二爷爷他们那茬农民是很少洗脚的，一来是从井里往回挑水不易，二来是这帮人也不怎么讲究卫生，应该一年也洗不了几次脚。十分感慨，二爷爷这个赤脚行走一辈子、被人嬉笑愚弄一辈子的人，临终竟要坚持洗干净脚上路！
令人欣慰的是，在二爷爷去世前，我的堂兄从民勤老家来了，二爷爷在临终前再一次见到了民勤老家的人！二爷爷把他的坟地选在了我们村进乌兰布和沙漠的第一个沙堆下，爷爷后来选的坟地距离二爷爷也就是一里多路，两兄弟聊聊天应该很方便。
四爷爷
四爷爷留给我的记忆只是一个又高又大的坟堆，上面长满了白刺、芦草和枳芨。我们这一代和父亲那一代都没有见过四爷爷，他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传说。
奶奶说四爷爷被国民党抓了兵，死在部队了。
奶奶说当时你四爷爷刚结婚，有两头牛，一头拉到你二爷爷家了，一头拉到咱们家了，你四奶奶改嫁走了。
四爷爷叫什么名字我们不知道，只知道西沙窝曾经有个民勤小伙子存在，他是爷爷的兄弟。四爷爷什么时候出生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西沙窝一带的我们也不知道，只知道他比爷爷小几岁，他是爷爷来到西沙窝后又顺着爷爷走过的路徒步走来的。一路上遇到了多少艰辛和磨难，我们不知道，因为爷爷的艰辛和磨难有爷爷的后人在口口相传，四爷爷没有后人，他的故事断线了。
四爷爷具体是什么时候死的我们不知道，只知道是新中国成立前被国民党抓了兵，死在部队了。究竟是病死的还是打仗被打死的，我们也不知道。现在四爷爷的坟墓里究竟有没有埋葬四爷爷的尸骨，我们也不知道。是真正的坟墓呢，还是衣冠冢，没有人讲过，一切都是一个谜。
一个从民勤逃荒要饭几千里跑来找哥哥的男娃子不到二十岁就没了，名字没留下，生卒年月也没留下，只在西沙窝留下一个萋萋的坟堆和一个凄凄的孤魂。
跑马丈地之人原来是四爷爷
在西沙窝一带有一个跑马丈地的传奇故事，说是新中国成立前有一个特别聪明的人，丈量土地不用绳拉，也不用步量，骑上马跑一圈回来就能目测出土地的面积。上数学课时老师经常用这个事例教育学生，我们听了觉得太夸张。偶尔的一次，听爷爷和大人们聊天，才知道这个跑马丈地的故事竟然发生在我家，这个跑马丈地的人竟是我的四爷爷！真是没有想到！
我非常好奇，开始四处打听四爷爷的故事。爷爷说话不多，和我们这些孙辈交流很少，从他那里我没有问到多少东西，爸爸也是闪烁其词，讳莫如深。一次四爹醉酒后用自己的亲身事例教训数学没有考好的堂弟，我才知道了原委。原来，因为有四爷爷跑马丈地的故事，所以村里村外的人都认为刘家人特别聪明。爷爷到了秋天分红算账的时候，就用一根红绳绳把算盘的两头系起来，然后把算盘挂在大爹、爸爸或者四爹的脖子上，带着大爹、爸爸或者四爹到生产队会计那里核算账目，应该是检验子弟学习成绩和向大家证明子弟学习成绩这两个目的。可是好多时候事与愿违，大爹、爸爸或者四爹常常打算盘出现差错，所以爷爷往往羞愧得不敢站在众人面前，偷偷溜到人后。当然最羞愧的还是正在上小学的大爹、爸爸或者四爹，估计回家后还要挨不少打。爸爸不知道用了什么狠劲，学会了什么妙法，一个初一只读了半年的人竟然在虚岁十七上当大队会计时把个算盘打得噼里啪啦，人称铁算盘，连公社平不了的账目也要请他去算。大爹以全公社第一的成绩考入旗立中学，初中毕业又考过了天津塘沽的一所中专学校的面试线。本来西沙窝一带的民勤子弟考上学校成为公家人的时间可以往前推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可是那时交通不便，信息不通，等大爹接到同学传来的塘沽学校要他去面试的消息时已经是第二年了，错过了上中专。于是大爹一个初中刚刚毕业的学生娃在我们公社中学教起了初中生，七八十年代，在全旗一年也考不了多少大学生的情况下，他竟然教出好几个大学生，被称颂一时。四爹在生产队一边铲草一边看书，发明了书挪铲进、读书铲草两不误的学习方法，在七十年代末恢复高考时以生产队社员身份考上了中专，成为西沙窝一带第一个考上学校当干部的人。
再后来我的父辈又用这个故事来教训我们这一代人，因为你们的四爷爷是跑马丈地的人，所以你们的成绩必须好，尤其是数学要特别好。可是我的数学偏偏学得不好，而且对数字极其迟钝，所以在郁闷中我常常觉得跑马丈地不可思议，常常怀疑这个传奇故事的真实性，但是看到讲这个故事的长辈情绪激昂、庄严圣洁的样子，我又不得不信。
四爷爷没有儿女坟头却很大
四爷爷的坟就在爷爷的房后，坟堆有两三丈高，爷爷走在路上，站在田里，都能看到他的兄弟。
我们家的祖坟在老家民勤。在西沙窝，爷爷这一代是开宗立祖的人。记得小时候每到过年，爷爷就打发我的父辈带着我们去给四爷爷烧纸钱。后来我们家的人基本都进城工作了，有时不能回到西沙窝上坟，四爹带我和堂弟在一个十字路口给先人烧纸，四爹念叨说：“四爹收钱来。”年幼的堂弟感到很奇怪，问他爸爸，说你不就是四爹吗，怎么还给自己烧纸？
另外还有一件事，我也感到很奇怪，一般的坟头都是两三尺高，为什么四爷爷的坟头高达数丈呢？西沙窝一带都是沙地，红胶泥很少，而且风力很大，坟头只有用红胶泥填才不至于被风沙湮没。在我的记忆中，我们这些后辈并没有给四爷爷填过土，因为在西沙窝一带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只有儿女才能在清明节给父母的坟上填土，其他人是不能在坟上胡乱动土的。四爷爷坟堆体积如此庞大的红胶泥是从哪儿来的呢？只能是他的两个哥哥——爷爷和二爷爷这两个吃苦冠军一锹一锹收集的黄河水流过沉淀下来的胶泥，又一筐一筐地提或者一麻袋一麻袋地背到兄弟的坟头。为什么要采集这么多的红胶泥压坟头呢，估计是怕兄弟被沙埋了，怕兄弟被朔方的风刮没了……
末尾
我总觉得西沙窝不好，常常埋怨爷爷：既然是逃荒为什么要来这么个地方？要么您就从民勤往南走，当时黄埔军校正招生，陕北也有共产党闹革命，您到了广州或者陕北，就是当不上元帅和将军，最起码也和元帅、将军是同学或者同事嘛！要么您到了后套就再往东走几十里或者一百多里，您住在陕坝或者临河，我们也再不用辛辛苦苦地从西沙窝向陕坝（旗府所在地）和临河（盟府所在地）方向跑了。对孙子们的怨言，爷爷只是微微一笑。
后来二爹也觉得西沙窝不好，想南下民勤或者北上蒙古闯荡一番。爷爷开始骂人了：“你们还想上天了，回民勤有你们的地吗？我们就是因为没地种、没吃的才跑到西沙窝的。西沙窝这地方多好，方圆几十里只有几十户人家，到处都是荒滩，我们来时没有人家，到处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芦草和红柳林，想开多少地就开多少地，想种多少地就种多少地！西沙窝多好啊，没有地种就到西沙窝开生荒地，没有柴烧就到西沙窝砍红柳，没有肉吃就到西沙窝放牧养羊，没有钱花就到大碱湖（即《山海经》里记载的屠申泽）拉烧碱卖钱，你们一个个都说不好，有本事就出去给我闯出个人样，不要丢人现眼瞎败兴，搞不成又灰溜溜地回到西沙窝！”
是啊，西沙窝是爷爷他们那批逃荒人的避难所、中兴地，也是他们的心灵家园和灵魂栖息地。爷爷说，他心情不痛快了对着西沙窝的大沙头喊两嗓子就好了。爸爸他们那一代人也有同感，说不顺心了，到沙窝深处转转心情就觉得开朗了，天空就觉得明朗了。西沙窝深处还是西沙窝一带人的最后归宿，每一个西沙窝的老者都在活着的时候在沙窝里选好自己的坟地，爷爷选的是一个向阳的小沙坡，南面有一条叫天生河的灌溉农渠，北面是茫茫阴山，西面有一丛红柳树，长得非常高大茂盛，东面是农田，再往东走几里就是西沙窝的农舍，我们的聚居点。
爷爷他们这一代西沙窝人呀，质朴得就像后套平原到处可见的红柳丛，一根根枝条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枝节，没有半点弯弯道道；爷爷他们这一代西沙窝人呀，卑微得就像后套碱滩上到处可见的碱蒿子，生没有人在意，死也没有人在意，枯黄了，烧着了，只剩一把和碱土一样的白灰面；爷爷他们这一代西沙窝人呀，生命又顽强得像乌兰布和沙漠里固沙止漠、牢牢地定死一个个沙丘的白刺堆，一颗种子落地，不用浇灌，不用施肥，不用耕种，不用任何打理，几年就长成一大摊，一摊摊白刺连接起来就构成一道坚不可摧的防风屏障！
对爷爷的老家民勤，向来有一种说法：“天下有民勤人，民勤无天下人。”大概的意思一是说民勤人吃苦耐劳，勇于开拓闯天下；二是说民勤地理环境恶劣，生活环境差，本地人都往外迁移，外地人就更不要指望去了。民勤地处腾格里沙漠的边缘，西沙窝地处乌兰布和沙漠的边缘，这两个沙漠都是在全国大沙漠中能排上号的。人们都说民勤人离不开五里沙，估计爷爷和他的弟兄们择沙而居，择沙而眠，把西沙窝当成了民勤的替代地，所以能够安心地扎根西沙窝，长眠于西沙窝。
2008年，我参加公选考试从内蒙古调到广东江门工作，临行前全家人回到西沙窝吃了一顿饭，去先人的坟地点了纸。不经意中我发现爷爷、二爷爷、四爷爷的坟头都是背北面南，棺材头对着遥远的民勤方向。可怜的西沙窝第一代移民，人在西沙窝，魂在西沙窝，心还挂念着那个他们出生和出发的地方。
写于2012年11月
（获江门市第十一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入围作品奖）
2.爷爷的土屋
记忆中爷爷住的是一间土坷垃盖的房子，地基很高但是屋子很矮，踩在窗台上就能把手伸到屋檐下的麻雀窝里掏麻雀。没有养尘（天花板），一抬头就能看到房梁和被熏得黑黑的柳树枝编的笆子。屋里点一盏煤油灯，发着一点点微弱的光芒，我们几个孩子趴在灯下写作业，爷爷在灯芯上点旱烟锅，吸一口磕一次烟灰，再装一次烟叶，靠到灯前点一次烟。每到过年的时候，父亲总是念叨着要去西沙窝南面爷爷的土屋看看。母亲听后总是不耐烦地说，老人去世20年了，土屋变成土堆了，去看甚呢？
大爹从西沙窝南面出来当了一辈子民办教师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爷爷作为第一代民勤移民来到西沙窝后，在西沙窝南面盖了一间土屋，建立了我们刘家人在后套的根据地。爷爷的土屋和村子里的其他土屋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都是一样的灰头土脸。爷爷土屋所在的西沙窝南面是一个什么地方，就连村子里岁数小一点的人也说不准方位。在广阔的河套平原上有好多向南的沙堆、高地被称为“南面”或者“圪旦”，所谓的“西沙窝南面”，只有出生在爷爷土屋里的父亲和他的兄弟姐妹们知道准确地点。
爷爷在西沙窝落脚后，跟着又从民勤县老家迁来了爷爷的许多堂兄堂弟，我的这些叔爷爷们在西沙窝一带娶妻生子繁衍后代，大约形成东西南北四个定居点。叔爷爷多，叔叔伯伯就多。我们这些孩子为了分清是哪个爹爹（民勤话对叔叔伯伯的称谓），经常用方位来区分，讲大爹的时候要讲清楚是南面大爹还是北面大爹，有时在一个定居点上又有好几个大爹，只好在方位上再加上大小来区分。可是说起“刘老师”就不用再用方位或者大小来区分了，专指一个人，就是我父亲的长兄，我的亲大爹，他是第一个从爷爷的土屋里走出来参加工作的人，是我们家第一个识字的人。
大爹中考时因为耽误了面试，所以未能到天津塘沽读中专。他从初中毕业就开始教书，但一直都是民办教师，临退休的时候才转正，正式领上国家工资，办了“农转非”。周围村子里识字的人，基本上都是大爹的学生。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村子里考个大学生就像卫星升空一样具有爆炸性效应，人们经常说大爹教出的这个学生考上了哪个大学，他教出的那个学生又考上了哪个大学，但是我没有什么深刻记忆。他留给我深刻记忆的是那件穿了十几年的被獾子抓破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应该是在我刚上小学的时候，大爹抱着一只獾子从乌兰布和沙漠里走出来，他上身穿的深蓝色中山装被这只小动物的爪子撕烂了，村子里的人围着大爹和獾子看稀奇。大爹给人们讲，他在野外发现这只獾子不行了，要抱回家给它打一支强心针看看能不能救活。当时我也挤在人群里，但是我对獾子的生死毫不关心，我关心的是大爹的衣服。过了几天，我发现大爹把那件中山装又十分整洁地穿在身上了，原来是大妈用平针把一道道裂口缝好了。过了将近十年，我上中学了，大爹还在乡中学做语文老师，我发现大爹还穿着那件被獾子撕破的中山装站在讲台上，只是深蓝已经洗得变成浅蓝，袖筒和衣领已经全部变成白色。
大爹是种地、教书两不误。站在讲台上他情绪饱满、谈古论今、激扬文字、一丝不苟地进行文化传承；下了讲台他就钻进庄稼地里锄地、培土、育苗，和其他农民没有任何区别。大爹的裤腿和鞋帮上全是泥巴，和其他农民不同的是，其他人收工后吸一支旱烟优哉游哉，大爹却还牵挂着课堂上的学生和课后娃娃们的作文本。大爹的衣服上全部是粉笔灰尘，和其他教师不同的是，其他人全身心地沉浸在“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书香世界，大爹下课后来不及洗掉手上的粉尘，就匆匆忙忙地扛着锄头钻进小麦地和玉米林里。
真的，大爹当民办教师的几十年里实在是太苦了。人们都说农民苦，可是大爹比农民还要苦三分。每天天不亮，大爹就骑个自行车在乡间小路上来回穿梭。西沙窝一带的耕地十分分散，每户人家都分七八个地块，最远的地头之间相距将近十里，在浇地时其他农民可以在地堰上挖开一个口子，让渠水慢慢流淌，观察四周都上了水，就把地口填上，整个地块过水均匀，禾苗长势良好。大爹没有时间慢慢等候，因为他的学生还在课堂上等着他讲课呢。他在清晨扛着把锹到处挖口子，等到下课了再来填。至于水深水浅、浇得均匀不均匀就顾不过来了，所以大爹种的庄稼要么水深了淹死，要么水浅了受旱，基本上同类地中大爹种的庄稼产量是最低的。
常年的艰苦劳作、生活的压抑，致使大爹的脾气倔强异常。好多时候家里人并没有说错什么话，他就无由头地发火动怒。堂姐拿回的考卷成绩也并不是十分糟糕，却要被他打一顿。堂兄中午偷偷下河耍水，被大爹发现后被勒令跪在院子里反省，还让我们几个堂弟在现场观看，其实也是“杀鸡给猴看”，把我们几个小家伙吓得战战兢兢，生怕大爹发现我们玩水的印迹。有好几次放学回家，他都埋怨着说，这个教书营生他再也不干了，可是第二天清晨他又骑着自行车奔波十多公里去了学校。
虽然大爹已经退休多年了，可是大爹教书的动作和形象永远地定格在了我的脑海里。一个比农民还要黑瘦的中年教师，骑着一辆破旧的吱吱作响的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个黄得发白的书包，书包里装着他的教案和课本，有时候还有一个或者半个馒头（那是他在乡中学教书时的午餐，在不装馒头的时候，他中午只在办公室里喝几杯开水，下午接着给学生讲课），后座上还绑着一只蛇皮袋子（是下课后在回家的路途中给家里喂养的羊收集落叶用的），即使身体已经十分疲惫，但是双目炯炯有神，好像看到希望就在距离脚下的黄土路不远的地方。
大爹为了方便给爷爷奶奶看病，还自学了医疗知识。练习过程十分残忍，为了找准穴位，他在自己身上扎银针，更可怕的是为了找准注射血管，他拿个针头把自己的两个胳膊扎成了血窟窿。
四爹跟我说，大爹有一次去城里找他，单位人跟他说，刚才有个穿得非常破烂的农民来找你。四爹立即更正说，那是我大哥，他是我的启蒙老师，他是一位人民教师！
大爹一直是我的骄傲，但有一件事让我感到很不光彩。记得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大爹家的两头耕牛走丢了，大爹跑到后山找牛。村子里的中学生问我，你大爹去哪儿了，一星期不给我们上课，扔下学生不管，课堂上已经乱套了。大爹寻牛归来，不料竟挨了爷爷的一顿棍棒。当时大爹已经50岁了，爷爷已经快80岁了。爷爷骂道：“应人事小、误人事大，让你不知轻重，人家娃娃上课的事情咱们能耽误得起吗？”大爹也不知道和爷爷争辩了些什么，我只记得他夺过爷爷手中的棍棒，把棍棒扔到屋顶上，气呼呼地骑着自行车向学校方向走了。
我真不知道大爹当年用了何等的毅力和耐力坚持做了30多年的民办教师。大爹当时的工资是500元，是年薪，不是月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陕坝念初中，一个月的伙食费大约是40元，大爹的工资只够供一个初中生的伙食，尚不足以维持一个大人的基本生活。而大爹家里五口人，我的三个堂兄堂姐当时都在上学。当时一头牛值1000元，也就是说大爹教书一年的工资是半头牛的价格。
二爹青年丧妻又回到西沙窝南面
要说二爹，得先说二妈。因为二妈，二爹的生命才有了一些暖色。但是二妈在我的记忆里只是一个坟堆和一张照片。
因为爷爷是我们家第一个到后套的人，我们家的祖坟在民勤县，爷爷在世时刘家的孩子对上坟是很陌生的。我对上坟的记忆是从给二妈上坟开始的，小时候每到过年和清明，比我大三岁的二哥（我家是按堂兄年龄大小排序的，二爹只有二哥一个儿子，但他在堂兄弟中排行老二），总是斜挎个包，装着薄薄的一卷麻纸和两个馒头，从我家门前经过向沙窝走去。妈妈总是把我和弟弟从屋里喊出来，让我俩和二哥一起去给二妈上坟。二妈的坟在西沙窝的第一个沙头下，矮矮的，坟头压着几束干白刺，周围还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白刺堆，不仔细观察很难分辨出哪一个沙堆是白刺，哪一个沙堆是二妈。爷爷家有个相框，里面贴着许多亲人的照片。小时候，我和弟弟经常趴在相框前认照片里的人，有一个梳着两条长辫子，非常年轻、清秀的女人我俩从来没见过，问奶奶她是谁，奶奶说是你二妈。我和弟弟惊叹道：“二妈好漂亮！”
二妈在生了二哥一两年后就病故了。据说二妈在结婚前就得了肺结核，当时女方家里人也给爷爷讲清楚了，但是二爹对二妈一见钟情，执意要娶。娶回家后二妈不能劳动，是二爹一个人包揽了所有的营生。
四爹经常对我们说，在我们家族里，二爹是对妻子最好的。“大集体时分的白面很少，你二爹一口也舍不得吃，全留给你二妈吃。出外工的时候，不管走多远，你二爹也要在中午骑自行车回家给你二妈把饭做上。”
父亲说：“你二爹真是苦了，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到乌兰布和沙漠深处的孙队壕背柴草给你二妈烧热炕。”刚开始每天喊父亲一起去，但是凌晨背柴草，白天出外工，晚上再算全大队的工分账目，父亲实在受不了。后来二爹再喊，他就不去了，但是二爹依然如故。
四爹说，二爹刚成家的时候，非常有雄心壮志。当时大队在后沙坑里组建了一个农科队，委任二爹为队长。二爹对这个沙坑做了非常详尽的科学规划，计划在东头育苗，西头栽树，南头点瓜，北头种豆，还带正在上学的四爹深入他的实验基地做详细调研。四爹说，二爹当时那激情飞扬、壮怀激烈的样子他一辈子也忘不了。随着二妈的病故，二爹规划的一切蓝图都化为泡影，人生的理想和爱情一起凋零。
在我家旧房的东面，有一个很高的土堆，土堆上四堵墙，断墙上有窗洞和门洞，但没有门扇和窗户，也没有屋顶。父亲说这就是二爹结婚时的新房。后来二妈没了，二哥才一两岁，没有人照料，爷爷让二爹再回到西沙窝南面旧房住。河套平原盖房子的土坷垃多的是，椽檩门窗再盖房子还能派上用场，所以就把二爹的新房拆得光剩四堵墙。
“你二哥才可怜呢，五六岁了还软得不会走，娃娃干得就剩一张皮。”这是在我小时候常听母亲说的一句话。但是我并没有觉得二哥可怜，他成天和村子里的孩子打架、吵架，那些比我大的男孩在打架没有打过二哥后打我，那些比我大的女孩在吵架没有吵过二哥后骂我。我感觉二哥就是个惹事油子，典型的麻烦制造者。但是我对二爹的可怜是有深刻记忆的，每年秋收后公社举办物资交流会，熙熙攘攘、人声鼎沸，经常有大人丢了娃娃，或者走散了老人的现象发生。但是我在交流会上根本不怕走丢，因为二爹就在赶交流的人群中，他是最好找最好认的，那个穿得最烂，走得最慢，衣服上补丁摞补丁，腰捆一道烂绳子，头戴一顶破棉帽，两只手插在袖筒里的人，就是我的二爹，一抬头就能看到。
二爹在二妈去世后未续弦，还得了冠心病，不能喝酒，不能激动。2000年春天，二爹帮邻居杀猪时经不住劝说，喝了两盅烧酒，回家后再也没醒过来，成了植物人，浑浑噩噩地病故了。后来大人们要将二爹和二妈合葬，可是二妈的坟已经被西沙窝的大沙头压得不见了踪迹。组织村里的青壮年劳力四处挖坑找不到，二哥雇推土机在沙窝里推了三天还是没有找到半点线索，没办法，只好把二爹一个人埋在爷爷坟地里，把二妈的遗骨留在刘家坟地外。
可怜的二爹，活着时讲述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死后把这个可怜的故事埋到了坟里。
二姑在西沙窝南面的遗产是两毛钱
西沙窝南面有两个有姓无名的人，一个是我的二姑，另一个是我的三姑。
二姑给我们留下的记忆是一根拐棍。孩提时我们弟兄几个所做的最开心也是最有意义的事，就是上树砍树枝，给二姑削拐棍。
二姑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抓兵时出生的，爷爷常说是他在“躲兵”逃跑时不小心把二姑掉在了冰窟里，害得二姑一辈子没长高。我们弟兄几个小时候都爱和二姑比身高，但是一上小学就不和她比了，因为我们都比她高了。
母亲说二姑一辈子没有出过家门，顶多是拄个棍在爷爷的院子里转转。我们几个侄子都是二姑看大的。爷爷家里再没有其他玩具，院子里有一个烂炉台，两三岁的我们围绕着烂炉台咿呀学语、蹒跚学步，四十多岁了却和侄子们有着同样身高的二姑在一旁看护着我们。
记忆中的二姑矮矮的，身体粗粗的，脸肿肿的，梳着两条又粗又长的辫子。她虽然干不了什么活，但是每天都在努力劳动，没见到有闲的时候。要么是趴在炕上扫炕，要么是蹲在灶台旁烧火，要么是“吭哧吭哧”地抱着一捆柴火从屋外往屋里挪。上小学二年级时，一天放学后我去了爷爷家，忽然觉得屋子里空荡荡的，灶台旁没有了烧火的二姑，炕上也不见了二姑的铺盖。听到奶奶正跟妈妈说：“你二姐在半夜把我叫醒，手里捏着两毛钱，跟我说，妈，‘这个钱你花吧’。”
二姑去世时，我们家在西沙窝没有祖坟，我父亲他们也不知道找了个什么地方埋葬了二姑。后来爷爷去世了，二姑也没有迁葬，因为民勤人有一个讲究，没有成家的、寿数小的人是不能进祖坟的。
唉！西沙窝一带的碱滩荒漠中又多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孤魂！
父亲当会计时，爷爷给他缝了两个兜子
父亲当了半辈子会计，半辈子村主任。
其实父亲小时候并不是算盘打得最好的，当时大队会计的后备人选有好几个，但是大队书记却选用了父亲，原因是村子里的人对爷爷的评价：“刘家人直骨，没有私心！”
为了省布，父亲他们小时候穿的衣服是没有兜子的。爷爷的家教极严，父亲说他十七岁当了大队会计后，爷爷让奶奶在他的上衣上缝了两个兜子，给他安顿，一个兜子里装公家的钱，一个兜子里装自己的钱，公家的钱和自己的钱一定要分得清清楚楚。
在我和弟弟两个人考了学校进城读书，奶奶重病在床，家里经济特别困难时，母亲在我们面前唠叨，你们家人真是死脑筋！她说在1983年“解散大集体”，我们大队和另一个大队合并组建行政村的时候，父亲正当我们大队的会计。那时大队书记和大队长因为超龄下台回家了，原大队班子成员只剩下父亲一个人，而且父亲还不在新组建的行政村委会候选人之内。原大队结余下2000元，在父亲的手上保管。母亲当时气狠狠地说，反正人家也不让你干了，这个钱只有咱们自己知道，不给他往外交了！尽管母亲唠叨了一晚上，但是父亲天不亮就起床了，在晨曦里一路小跑，把钱上缴了。我不知道当时2000元有多大的购买力，只知道1984年我上小学一年级时的缴费总计是四块五毛钱，其中学费三块（家庭困难的写申请可以减免），书本费一块五毛（包括语文、数学两本书和十五个本子），只知道那时的冰棍是三分钱一根，只知道那时的苹果是一毛钱两个。
父亲原本不是村主任候选人，但是在组织村民大会选举时，乡亲们高度一致地投了父亲的票。在父亲刚当村委会主任的头几年，是西沙窝变化最大的时期。土地承包到户了，骡马农具都分到各家各户了，大家的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四五年间，家家户户都买了四轮车，翻盖了新房。
狂飙突进几年后，西沙窝一带再没有新变化。年复一年种的还是同样的地，打的还是同样的粮，到处都是腰线砖抹白石灰的一进两开房子，再没有看到新砖房。日子久了，天数长了，父亲开始灰心了，泄气了。农村工作越来越不好干了，过去谁不出外工挖渠会被当作没苦的人被大人、娃娃耻笑，现在淌水有人、挖渠没人了。过去大家夏收首先交公粮，现在摊派越来越难收了……
父亲实在不想再干了，去乡里请求辞去村委会主任职务。不料成了一起重大群体性上访事件，全村一两千人自发地排成长队到乡党委政府请愿，要求父亲留任，父亲不仅没有辞去村委会主任职务，又兼任了村党支部书记。村里的人说：“刘家的人办事公道，现在的负担这么重，再换个其他人我们的日子还怎么过？”
在农村长大，在农村上学，在田地里劳动了一辈子的父亲只会种地养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对发展农村经济再无新招数和新办法。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刚当村委会主任的时候，父亲配合盟建设银行扶贫给西沙窝通了电。在二零零几年当村党支部书记的时候，父亲配合盟里的相关扶贫单位给村子里的农户建起了青贮窖池，村里养起了小尾寒羊，但是费力很大，见效很小，西沙窝一带还是八十年代的老样子。父亲年纪增长了，办法不多了，懈怠了，灰心了，终于坚持到2004年，在我调到盟机关党委作专职党务干部时，他辞去党支部书记的职务，回家专职种田了。有一次聊天，他说原来在后套的两任盟委书记来村里调研过党建工作。我说，那说明您的党建工作搞得很好啊！父亲黯然伤神，说都是作为全旗的后进村典型来看的。
2008年，我调到广东工作，带他到珠江三角洲的各个地方转了转，看到这里的农村到处厂房林立、车水马龙，他说早知道还有这样发展农村经济的办法我就再干几年，把咱们村的全旗后进村帽子摘了再回家。
三姑是西沙窝南面人心头的痛
每当我站在乌拉特草原上的时候，眼前总是幻化出一幅欢快的图景：一个六七岁的小姑娘，梳着两条长辫子，在鲜花盛开的草原上踏着青青草地，追逐着草丛中飞过的几只蝴蝶……我就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
三姑住在哪儿？三姑长得什么样子？我经常一个人默默地想。邻居家宝子的三姑是个工商干部，穿着灰制服，戴着大檐帽，经常给宝子买衣服买玩具，还买配有图画的《宝宝学古诗》，我非常羡慕。
问奶奶，奶奶不说话。问爷爷，爷爷眼睛里转着泪水。问父亲，父亲说小孩子问这个干什么。母亲倒是态度好一些，说你三姑小时候就没了，她比你爸爸小，比你四爹大。
因为十分渴望知道三姑的消息，所以小时候我对有关三姑的传闻特别留意。听村里的大人讲，大姑出嫁到牧区，生了小孩后无人照看，爷爷就让三姑去给大姑看孩子。当时三姑还没有上小学，她是第一次到姐姐家，又是第一次到草原上，估计心情一定十分激动。牧区倒场，大人先赶着牲畜从这个草场到另一个草场，留下三姑在原先的蒙古包里看东西。晚上大姑他们没有赶回来，三姑一个人待在蒙古包里害怕，就走出去找姐姐和姐夫，在深山里走丢了。还有一种说法是三姑出去找水喝，在山间的一个小水潭里淹死了。但对这两种说法我都非常怀疑，因为我在没上小学的时候跟着父亲去过三姑当年待过的草场，在草原的几个出口都有牧民居住，就是走丢也很容易找到。那个山间的小水潭就更加小得可怜，我进去游泳都没法伸展开手脚。
大约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爷爷家里来了一个常年在牧区放牧的老汉，他说在那个时候，他在深山沟里看到两条长辫子。爷爷、奶奶和在座的父亲、四爹痛哭失声。
我知道，乌拉特草原上空旷无人，而且野狼常年出没，那里的夜晚要么死一般的寂静，没有一点声响；要么狂风大作，鬼哭狼嚎。我想象六七岁的三姑一定是一个人孤单地守候在蒙古包前，焦急地等待姐姐和姐夫的归来。天黑了，风大了，三姑饿了，渴了，心里害怕了，就循着羊群走过的路去找姐姐和姐夫。估计她在夜里把狼的两只蓝莹莹的眼睛当成了爷爷土屋的煤油灯，没有半点畏惧，没有半点犹豫，笔直地就朝着那个发光的、以为是爷爷土屋的方向走了过去……
四爹在广播站工作，爷爷送来稿纸
四爹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旗广播站工作，当了记者。爷爷每天都能通过大喇叭听到四爹写的稿子，喜悦在脸上，担忧在心上。这个奶奶换一颗西瓜臭骂三天，大爹丢一根铅笔狠揍一顿的倔强老头，出人意料、出奇大方地坐班车去旗里看四爹，还给四爹买了稿纸、信封和邮票。四爹说：“您买稿纸干什么？我这里有稿纸呢。”爷爷板下脸来说：“每天听到你的稿子我很高兴。你写稿子挣稿费有名又有利，但是你公私要分开。你写公家的稿子用公家的稿纸，你写自己的稿子就用咱们自己的信纸，投稿时就用咱们自己的信封和邮票，不能占公家的便宜，让人家说闲话。”
说句老实话，我的父辈和我们这些孙辈确实没有能够像爷爷说的那样，写自己的材料用自己买的稿纸。包括我写的这篇稿子也是利用空闲时间用办公室的电脑打出来的，按照爷爷的标准，就算是私人写作没有用单位的纸，但也用了单位的电。但是敬惜字纸、爱惜纸张我们是谨记在心的，包括我的孩子在内，书本文具是绝对不敢乱扔的，纸张一定是正反两面全部写完。
西沙窝南面是大姑的根
大姑不是出生在西沙窝南面，大姑是在七八岁上由二爷爷过继给爷爷的，但是大姑把西沙窝当成她的根。记得我们上小学时，大姑也孙子孙女一大家了，可是她老是想回到西沙窝南面住娘家。
大姑为了方便孩子们上学，在旗里买了房子，除了给她的儿子、孙子做饭、陪读外就是侍候我们这帮侄儿、侄女。我们叔伯弟兄姐妹几个在城里读书都是住在大姑家，吃在大姑家，最高峰时大姑家竟有七个上学娃娃，邻居们还以为大姑开展了“月托”业务。在我们这些亲侄子考了学校或参加工作后，她还把叔伯的侄子收留在家里读书。
大姑是西沙窝一带的“公共大姐”“公共大姑”。因为西沙窝一带的人世代都是农民，绝大多数在城里没有亲戚，于是大姑家就成了村子里许多人进城落脚的地方。记得同村的一个邻居大叔随父亲到城里办事，晚上父亲带他到大姑家吃了饭，要领他到街上转转，这位邻居大叔说，我哪儿也不去，今晚就在大姐家住了。我的一个堂姑姑带着他的孩子到城里看病，没有睡的地方，大姑就让这个孩子和我挤在一张床上。知道这个孩子患的是肝炎，我埋怨大姑说，他得的是传染病，不能让他住在家里的。大姑带着歉意低声说，城里再没有亲戚了，他们没有其他住处了。
虽然大姑住在城里，可是家里的陈设和爷爷的土屋非常相像。城里人睡床，可是大姑家里盘着炕，没有柴火烧就用炭火烧。城里人吃馒头，可是大姑总是蒸发面馍馍，一个大白馍馍裂着一道道细细的裂纹，微微带点酸味的清香扑鼻而来。大姑还会做民勤老家的月饼，锅有多大月饼就做多大，圆圆的像一个向日葵盘，面饼一层盖一层，一层上面撒着金黄的葵花瓣粉，一层上面撒着嫩绿的香豆子粉面，一层上面撒着黝黑的胡麻籽，每一层中间都涂抹了香油，四周都捏成像葵花瓣一样的面耳朵，一个挨一个，一个压一个。蒸熟之后大月饼香味四溢，但围观者不忍下手，生怕破坏了这件工艺精湛的美丽艺术品的绝妙景致。
现在大姑已经七十多岁了，得了两次病，身体状况不太好，坐在轮椅上需要人推。可是她念念不忘爷爷的土屋，总是念叨着要去西沙窝南面看看。
结尾
父亲他们是第二代西沙窝人，他们不像爷爷那般留恋老家民勤，因为民勤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地方。可是他们像爷爷留恋民勤一样留恋着西沙窝南面爷爷的土屋，留恋着他们的“老家”。
父亲他们弟兄几个长大成人后分家另住，我们堂兄弟几个全部进城读书。爷爷去世后，爷爷的土屋再没有人居住，西沙窝南面已空无一人，只剩下爷爷当年栽种的一园子树，现在棵棵都已长成了参天大树；只剩下爷爷当年用铁镐步犁开垦出的几十亩耕种地；只剩下爷爷一担担地担土用石鹅夯实的那一块高高的地基。
爷爷的土屋，是我们这个家族在后套逃荒活命的一个中转驿站，爷爷在这里盖房开地，生儿育女，繁衍生息，并言传身教，给我们留下丰厚的精神财富。
爷爷的土屋，是父亲他们这一代人的心灵栖息地，他们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爷爷的土屋看看，遇到不顺心的事也总想到西沙窝南面转转。
爷爷的土屋，是父亲他们这一代人的精神高地和道德标杆。爷爷盖房的地方虽然已经湮灭成一个高大的土堆，但是那个土堆永远驻留在父亲他们这一代人的心中，永远屹立在西沙窝最高的最南面！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应该找个时间，带孩子到西沙窝南面爷爷的土屋看看。
写于2012年11月
（节选《大爹的执着》获《光明日报》寻找最美乡村教师“师生情·中国梦”征文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