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文献中对贵州地理形胜的描述可以概括为西南一隅、弹丸之地。如万历《贵州通志》称“黔为西南一隅，宜不足当中原什一”。[89]郭子章在《黔记》中亦称“贵州，弹丸地耳”[90]。明代官员的奏疏中多用“一线之地”“万山险恶”“弹丸之区”等词汇描述贵州的地理形胜。兵部尚书田乐、王世扬称贵州“万山险恶，地实不毛，语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91]贵州巡抚郭子章、巡按御史宋兴祖在会同上疏中称：“贵州虽名一省，实不如江南一大县，山林之路不得方轨，沟渠之流不能容船。”[92]此类描述较多，现将明人奏议中有关贵州地理形胜的记载梳理并作解读如下。
窃惟国家之抚有方夏，建藩臬者十三，而贵州亦列其一，虽越在要荒，壤域褊小，然控夷夏之交，扼滇楚之吭，壮内威外，最为重镇，故建置流官，所以宣布威化，辑绥封疆，监护夷酋，错揆武卫，视之诸省，尤当致慎。迩者庙堂之上，率以边方薄之，其所以待贵者，与中土顿异。官秩之制，多从简略，受职之士，多乖实用，虽内外详略之体不得不然，而抑扬轻重之间未免太甚，此疆域所以未宁，而化理所以未一也。
（萧端蒙《条陈边省吏治四事疏（贵州吏治）》，《萧同野集一（疏）》，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卷二百八十五）
（又见《萧同野集》卷一，《明代基本史料丛刊·奏折卷》第82册）
按：萧端蒙此言反映出贵州立省之根本在于连接滇楚之通道的重要地理位置。认为贵州治理最大的问题是吏治不足。
问贵州自入疆理，即建籓置吏如中土制，非若前代以夷礼治之也，以百余年控制之功，宜若可以载平而无事矣。然而棼结之势每烦经略，威信之施动有阂滞，是又何也？意者疆理之法，犹有所阙乎，命吏之戾公选乎，土酋之狎常法乎，武备犹疏乎，招集未广乎。然以所闻者言之，则疆理已详，而不治之患在制而不在政，四者似非其要也。夫急病者攻于谋，切灾者审于术，凡尔多士所以为其地计者，必有定说矣。试言经远握要之略，谓何执事者将采焉。
圣人之治天下其始也，正之疆理以定其势；其次也立之规制以维其势；其终也一之统纪以联其势，夫辨分域、增式廓，所以正疆理也；置牧长、树官秩，所以立规制也；建连率、重事柄，所以一统纪也。夫王者之肇造也，以斥地为功，故首之以正疆理，疆理正矣，非文武错置以蔽之，牧长屹立以镇之，则无以弼成王制；故次之以立规制，规制立矣，而岳牧连率之不立，则势分于众建，机昡于舆尸。其何以率功，故以一统纪终焉，斯固先王不易之定制也。夫国家之抚有贵州，其所以疆理之者亦既久，而规制亦既密矣，然卒未迄于小康者，此其故可知矣。非法之不足以定，而机之不足以维也，患其统纪之未一而已。何以言之，夫贵州古鬼方之域也，自国初经理西南，即入疆宇其始也，犹以要荒治之，树其酋长，使自镇抚；略其文法，以示羁縻。葢即禹贡五百里要服，而益稷所称外薄四海，咸建五长之义也。其详内略外之势，不得不然者，及其既也声教讫矣，王业固矣。三苗既丕叙矣，乃置吏建藩使并之十二省之列，葢即虞典所称肇十有二州而以冀、青分幽、并营之义也。因时至治之道，不得不然者也，夫古也弼成五服至于五十耳，而今也环僰甸之域而版章之，其势可谓定矣。而况方图之内，规昼明备，有藩臬以抚率之，有郡县以绥柔之，有学校以化导之。其所以揆文教者犹夫制也，有都司以控驭之，有卫所以参制之，有堡戍以列守之，其所以奋武卫者犹夫制也，则所以维之者可谓固矣。夫势定矣，规制固矣，然而未至于卒定者，此则愚所谓势分于众建，机昡于舆尸之故也，愚请得而备言之。
夫贵之未列为藩也，则三省之裔壤也，其后割而置藩矣，然犹虑其卒无以驭之也。故贵州之壤土，大率与三省之地相错揉，自今言之，西则四川、乌蒙、芒部诸郡，南则广之泗城、云之曲靖，东则湖广辰、沅、镇、筸等处，北则播州、邑、茶诸酋，其土田则错畎也，其砦落则错置也，其夷民则错处也，所谓犬牙相制之国也。乃今则有可义者矣，偾事者指此以避辜，怀奸者藉此以匿党。质成者假此以渎辞，逋亡者幸此以罢追；下督责之令则以邻为解，而寇无穷狝之威，董征敛之常；则以势自分，而赋鲜上供之实，是昔之所以犬牙相制者。适足为奸人私便之资也，况持论者怀异同之心，当事者竞利害之便，机以牵制而摇，筭以纷纭而失。此一方膏肓之疾，有识之士所以扼腕而私为之计者也。
（萧端蒙《问贵州（建总督重臣）》，《萧同野集》，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卷二百八十六）
按：萧端蒙认为圣人之治天下，初“正之疆理以定其势”，次则“立之规制以维其势”，终则“一之统纪以联其势”。而明廷对贵州的统治存在的问题在于统纪未一。表现在贵州之疆土与川、湖、广三省相错揉，形成犬牙相制之势，造成了“偾事者指此以避辜，怀奸者藉此以匿党，质成者假此以渎辞，逋亡者幸此以罢追，下督责之令则以邻为解，而寇无穷狝之威，董征敛之常，则以势自分，而赋鲜上供之实”等弊端。
臣等谨按，贵州初属四川行都司，永乐年间始建省，治官则流土相参，民则汉夷杂处，不当中土一大县。一线之路，外通滇南。官军月粮低给川湖二省，黎平寄治湖广。五开卫、铜仁僻处万山，逼近苗穴。都匀、程番与广西接壤，土酋仇杀，素称难治。镇远、湖广之冲，面水背山，险颇足恃。思州、石阡孤悬一隅，势可隐尤。惟思南城下有江足通舟楫，商贾行旅，比之他郡不甚萧条。大抵贵州开为云南，无贵州是无云南也。内安外攘其抚镇大臣之责哉。
（杨博《议天下郡县繁简疏》，《皇明疏钞》卷四十四，《续修四库全书》第464册）
按：杨博该疏对贵州地理形胜作了简述，并指出贵州立省本为云南，即贵州为云南连接湖广以至中原的通道。
官兵共二千六百余名，俱必从四川纳溪，经由乌撒、贵州毕节、取道云南沾益州等处，方抵东川，俱系苗地。又据分守上川南道右?议呉文华禀帖，开称乌撒、沾益地方大军经行去处，万山蹊径，民居稀少，不便……
（谭纶《谭襄敏奏议》卷四，《明代基本史料丛刊·奏折卷》第55册）
按：从谭纶所言知，四川官兵欲赴东川，线路经四川纳溪、乌撒，贵州毕节，并经云南沾益等处，需历经三省之地。
如宋人之讨李乾德，元人之讨陈日烜，皆以是也。今兵马钱粮，皆为二年之计，若将帅尽用北人，恐水土不习，不能久驻，虽有二年之食，将无所用，未免徒劳而无功，此当虑也。又贵州、四川道途隔远，江西虽近，人不习战，安南所惮，惟湖广钩刀手，广西狼兵，福建白船，广东黑船，四处土兵尔，方今良将，臣不能尽知……大将副参游击横海而下，皆须习南方水土者，方可久驻，四川、江西，只令出钱粮以给军饷，贵州则钱粮亦可免之，用兵之策，如臣所陈，亦略尽矣。征伐之议，尚有二三其说者，臣请陈之……安南接壤两广，鸡犬相闻，其地土沃而民富，象犀翡翠香药之利，被于上国，得其地正足以富国，犹胜于今之贵州、广西，非敝中国以事远夷也，是绝之之说非也。吉囊安南，譬之人身，安南一指之屈，吉囊疮疥之患也。疮疥之患，时时可治，屈指之患，惟一过客能伸之……
（林希元《陈愚见赞庙谟以讨安南疏》（讨安南），《林次崖文集三》，《明经世文编》卷一百六十四）
（又见林希元《林次崖集》卷三，《明代基本史料丛刊·奏折卷》第73册）
按：林希元称若用兵安南，四川、江西，只令出钱粮以给军饷，而贵州则钱粮征调可免，盖因贵州地瘠民贫，府库匮乏之故。
贵州今属湖广，而其地在成都西南。计成都到重庆三十六驿，重庆到播南九驿，播南到贵州五驿，共凡五十驿。贵州由播南、思州、至沅州达晨溪二十一驿，晨溪至湖广十六驿，凡三十七驿。此之成都至贵州虽少十三驿。然成都至贵州系水路顺泫而下，舟行快捷，陆路只十四驿。若湖广至贵州皆逆上流，路虽少而时远于成都矣。今奏议以贵州属成都卫，便于节制，而凡军务之急者，贵州一移文成都卫，一移文武昌卫，然武昌时晚。若民职有司者，则属湖广行者为便。上诏示：可之。
（《明太祖实录》卷70，洪武四年十二月丙申条）
按：此为明初曹国公李文中在督理四川军务期间，奏请将贵州之军务由成都都卫管辖，而民事则属湖广行省管辖。从明廷诏示“可之”，则知，明初在贵州都指挥使司设立以前，贵州军务初由湖广武昌卫管辖，后由成都卫管辖，但有紧急军务，告急文则既送成都卫，又送武昌卫。
夫贵州右引巴岷，左属象郡，南扼昆明之吭以蔽湖襄，四面阻险，百夷盘据，官吏出入，非兵卫不敢辄行，鸟道崛郁，溪谷间之毒草蒙密，炎蒸歊臭，曾无寻丈之地，驰可□儗，卒有椎埋胠箧之奸，呼啸跋扈，非可走尺檄而械致也。又多缦土，灌以流泉，沃而敏树，故四方流冗亡赖匿命，此焉逋薮，虑不为土著而胥宇者，故其心易动，缓之则鸟集，急之则麖骇，非有邑里名数，按比伍而寻蹑也。宣慰、安抚、长官诸司，裂壤而守，各私其家，豪举鼎立，幽明之课，不登天府，故婪虣者无惩，非若中州之吏惮绳墨竞业检束也。夫以孔棘之地，杂以易动之民，统以无严黜陟之官，而部刺长吏，犹欲一切宽假冀其苟安，胡可得也。是以魋结之酋，睢旰自恣，加以逋逃黠桀嗾弄其间，箝制官府，一有按验，辄扬帜而号曰吏激我变，其倒行逆施之事，胡可长也。
（田汝成《上巡抚陈公书（治黔宜严）》，《田叔禾集》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卷二百五十七）
按：田汝成认为贵州地理险阻，百夷盘踞，为四方流亡无赖之徒匿命之处，故官吏出入此地，须兵士护送方敢行。而诸土司裂土而守，各私其家，动称官吏激变，因此亦属难治之区。
云南临安、大理、永昌、鹤庆、楚雄颇号沃壤，元江、临安南通交趾，金齿、腾冲西拥诸甸，澜沧联络永宁，丽江、曲靖迤北而东，弹压乌蛮，四境领要，指掌可镜矣。诸夷之魁，则元江、武定、景东、丽江、姚安、北胜、邓川、沾益，并以兵力称雄，向背靡一。葢自麓川伏法，而须境稍宁，惟寻甸一带，兵卫渐疏，诸罗跋扈。木邦、孟密，恃其险远，至今不闻悔祸，咎在抚绥阙状，处置乖方，莫可籹矣。至于滇南北则必假道贵州，万一冲决，何以越之。闻滇池有径可达马湖、武定，可达建昌，川陆具存，而榛塞莫启，刊山通道之策，所宜亟讲也。
（田汝成《云南土官论》，《田叔禾集》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卷二百五十七）
按：史料中“滇南北则必假道贵州，万一冲决，何以越之”一语道出贵州之于云南的重要地位，贵州在明初得以立省的根本在于“滇楚之锁钥”，失贵州则云南不保，这在明代诸多统治者及文人学士的著述中多有提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