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的神话
一
西哲有言，人在根本上看，不过是活脱脱的一团欲望和需要的凝聚体。还说，人类现有的文明，是建立在人类自身进取的本性和欲望的扩张之上的。就是说，生而有欲，原是人之本性；这种本性的升华——欲望的扩张，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看来，不加分析地、一概地否定欲望与需求，既不符合人性自身的实际，更有悖于几千年来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不过，任何事物，都有一个限度。度，规定了事物的本质，也决定着发展的方向。欲求，自然也不例外。
人的生命有涯而欲求无涯，以有涯追逐无涯，岂不危乎殆哉？遗憾的是，这个道理世人皆知，并且无不认同；然而，举世却少有自觉抑制欲求而知止足者。这就叫矛盾，就叫悖论。
鲁迅先生说过：
中国人有一种矛盾思想，即是：要子孙生存，而自己也想活得很长久，永远不死；及至知道没法可想，非死不可了，却希望自己的尸身永远不腐烂。
我以为，号称“千古一帝”的秦王嬴政，就是这种“中国人”的一个典型代表。
秦始皇的欲望真是多极了，大极了：既要征服天下，富有四海，又要千秋万世把嬴秦氏的“家天下”传承下去；既要一辈子安富尊荣，尽享人间的快乐，又要长生不老，永远不同死神打交道；即便是死，也要尸身不朽，威灵永在，在阴曹地府继续施行着他的统治。难为他，想象力竟然如此发达，制造出了一个举世无与伦比的欲望的神话。
宋代诗人陆游有一句非常形象而又意味深长的诗：“利欲驱人万火牛。”说是在欲望的驱使下，人就像有万条“火牛”在屁股后面顶撞着，疯狂地奔逐，拼命地追赶，什么饥寒劳累，崎岖险阻，哪怕是破头流血，甚至于拼上一条命，也全不在乎。
“火牛”是古代的一种军事进攻方法。战国时期，齐将田单曾用“火牛阵”大破燕军。当时，他集中了一千多头牛，每个牛角上缚以利刃，又把灌上膏油的麻、苇等易燃物紧束于牛尾。日落黄昏之时，田单聚集五千壮卒，以五色涂面，各执利器跟随牛后。然后，将牛群驱向燕军营中，点燃起牛尾上浸油的扫把。尾部被火烧痛，牛群激烈奔逐，角刃所触，非死即伤，燕军自相践踏，惨遭败绩。
用陆老诗翁说的这种情境来状写秦王狂妄无度、无极无止的欲望，可说是恰中肯綮。
秦王嬴政首要的欲望是征服四海，统一天下。这盘棋下得很漂亮。从公元前230年扑灭韩国，到公元前221年吞并强齐，十年时间，采用“远交近攻”的战略，把割据称雄的六国群雄一个个吃掉，最后，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
他自认已经德侔“三皇”、功迈“五帝”，遂设想将这两种称号兼备于一身，而称为“皇帝”，并在前面冠上一个“始”字。“始”者，开山鼻祖之谓也。一则，说他是中国皇帝之首创；二则，意味着嬴秦氏的“家天下”，万世鸿猷肇基于此。于是，颁布命令说：“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要实现这一至高无上的终极目标，就必须彻底消灭一切可能危及其专制统治的政治势力。为此，对外连年频繁用兵，调遣数十万大军，三次征伐岭南，占领包括现今两广地区及越南北部的“百越之地”，无限度地扩张疆土。如同西汉文章大家贾谊在《过秦论》中所形容的：“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捶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
他听信了装神弄鬼的方士关于“亡秦者，胡也”的进言，以为防备匈奴的侵扰是当务之急，遂派遣大将蒙恬率领三十万军队，北出朔漠，追击匈奴七百余里，收复被占领的一切失地；并把昔日秦、赵、燕各国所筑长城加以修缮，连接成西起甘肃临洮、东至辽东边陲的万里长城。建立起一个疆域空前广阔的东到东海以及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到日南郡北户，北方据守黄河以为关塞，依傍着阴山，一直到辽东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封建大帝国。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秦始皇否定了丞相王绾提出的恢复分封制的主张，实行郡县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郡守，县置县令，中央设立“三公九卿”，协助皇帝处理政治、军事、经济等事务。这一政治体制，加强了皇帝对政权的有效控制，开创了帝权独揽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先河。
与此同时，为了防止敌对势力的滋生，他还下令毁掉各地的城池，屠戮天下豪杰之士，收缴全国各地的兵器，把它们聚集在咸阳，统一销毁，熔铸成乐器和十二座铜人，借以消除各种潜在的反抗力量。为了便于朝廷控制，还把关东六国的贵族、豪富十二万户，统一迁徙到秦都咸阳附近，随时侦察他们的动静。并以咸阳为中心，修筑了两条驰道：一条东通海边，一条南入吴楚，以便哪个地方一旦发现叛乱动向与苗头，即能迅速调动军队前去弹压。
他采纳了丞相李斯的主张，下令除医药、卜筮、种植之书和秦国史书外，其他书籍一律烧毁。对于相聚讨论诗书者，在市上处死；推崇古代、诽谤当世的，诛杀全族；知情而不检举者，以同罪论。一年过后，由于发生了议论皇帝“天性刚戾、以刑杀为威”的方士相率叛逃的事件，始皇帝遂迁怒于儒生，以“或为妖言以乱黔首”的罪名，活埋了四百六十多人，制造了历史上首例“焚书坑儒”事件。
这样，就更加激起了人们的反抗。谤议丛生，谶言风起。有人在流星陨石上写下了“始皇帝死而地分”的话。他遂派遣御史逐户审问、搜查，弄不清楚来由，便把住在陨石附近的所有居民，统统抓起来杀掉。紧接着，又有使者报称，有人散布“今年祖龙死”的言论，这进一步加剧了他求生畏死、希冀长生的欲望。
二
其实，期望也好，欲求也好，终归只是一厢情愿，能否付诸实现，并不是个人的主观意志所能主宰的。况且，从根本上说，欲望即是痛苦。纵使某种欲望有幸得以达成，也会迅即进入一种饱和状态，随之惬意的快感也就失去。因为占有的结果，即意味着它的刺激能量的消逝。于是，欲望、需求之火，便会以新的形态重新燃起，否则，寂寞、空虚、无聊，就会迎面袭来。燃烧，熄灭，失落，再燃烧，一辈子陷在这种循环圈里不能自拔。像德国人生哲学家叔本华所说的，“举凡人生，皆消耗殆尽于欲望和达到欲望这两者之间”。
秦始皇就正是这样。
他既平六国，“凡平生志欲无不遂，唯不可必得志者，寿耳”。（清人丘琼山《纲鉴合编》）于是，“生在地上想上天，做了皇帝想成仙”，便成了秦始皇的终极追求。他不相信“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宿命论，决意冲破人生百岁的寿命大限，实现长生不老，纵令做不到“王母桃花千遍开”（三千年开一次），起码也要像传说中的彭祖那样，活上个千八百岁。
一些方士遂投其所好，编织神仙下凡的神话，声称海上有仙人仙药，结缘仙人、服食仙药，便可永远健康，长生不死。为此，始皇帝便四出巡行，访药求仙。
他先是仿效黄帝，出巡陇西、北地，登上了鸡头山；向往着周穆王，要像他那样，驾八骏之车，访求神仙，会西王母于瑶池之上。尔后，又率领大队人马前往东方的渤海巡游。他站在芝罘岛上，纵目观览，但见云海迷茫中，隐现着山川人物、殿阁楼台，不禁心驰神往。方士们为了迎合其渴望长生的心理，将这种“海市蜃楼”景象说成是人间仙境。齐地的方士徐福更是趁便上书，侈谈海上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上面住着神仙，有长生不老之术，请求皇帝准许他斋戒沐浴之后，带领童男童女入海求仙。秦始皇全部信以为真，迅速组织大批童男、童女，跟随徐福乘船出海，觅求长生不老之术。
不久，徐福回来诉说，海神已经见到，但嫌礼数不周，品物单薄，拒绝赐予仙药。对于这种明眼人一听就能识破的谎言，欲令智昏的始皇帝却深信不疑，赶忙增派童男童女三千人，以及大量工匠、技师，还带上了各种谷物的种子，统统交给徐福，让他再度率船出海。为着尽早听到“福音”，始皇帝便在东海之滨静候了三个月，最后也不见徐福的踪影，才怅然返驾回銮。
紧接着，又开始了第三次出巡，首途辽西，沿渤海湾前行，抵达碣石山。他指派燕地的方士卢生，去寻访羡门、高誓这两个据说成仙得道、长生不老的仙人，还派遣韩终、侯公、石生等人，继续蹈海穿波，寻求长生不老之药，自然最终都一无所获。后来，卢生终于传递来信息：寻找灵芝奇药和神仙、法术，之所以总是不能奏效，是由于途中有“异类”作祟，妄图伤害皇帝和求仙者。
为此，他们建议，需要改变以往的做法。皇帝应该秘密进出，行踪与驻地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以躲避恶鬼的袭击。这样，那些沉水不会濡湿、入火不会烫伤，驾着云气在天空里游行，寿命和天地一样长久的“真人”，才会悄然降临。于是，始皇帝下令在咸阳广建宫观楼阁，并以天桥、复道相连，以便皇帝秘密巡行其中，住所、行踪绝对保密，有不慎泄露者立即处死。
第五次出巡，再次来到山东琅琊。始皇帝一直惦记着徐福入海求仙的事情，刚一到达，便传唤他前来复命。徐福担心会因为一无所获而招致重谴，遂“死马当作活马医”，大胆地编造出更为离奇的事由：“蓬莱仙岛的神药是可以拿到的，只是航行中常常受到大鲨鱼的袭击，因此，普通船只无法到达。希望皇帝能够派些技术高强的弓箭手，和求仙者一同前往，发现了大鲨鱼，就用强弓劲弩把它射死。”
始皇帝求仙心切，当即吩咐有关人员带上捕杀鲨鱼的武器，他自己也准备了强弓劲弩，一路上监视着鲨鱼的动静。海船由琅琊北面起程，一直航行到荣成山，也没有见到鲨鱼的踪影，后来船到芝罘，大鲨鱼终于露面了，在万弩齐发之下，流血气绝。始皇帝很高兴，认为此后尽可以安心求仙采药了，无须再费周折，便又命令徐福率船出行。只是，他自己已经等不及了，不久就命断沙丘（在今河北平乡境内）。徐福则乐得自在逍遥，连同载着数千名童男童女的楼船，向着烟水茫茫飘然而去，不知所终了。
面对冀求长生、逃避死亡这一永远无法解决的课题，人类耗尽了精神、气力，历经无数艰难曲折，甚至付出了不知几许的生命代价，最后，所有的努力全部告吹。秦始皇死后一百余年，汉武帝紧步他的后尘，为实现长生不老，同样做了大量的“无效功”；唐代自太宗起，宪宗、穆宗、武宗、宣宗，五代君王“接力赛”一般，竞相寻求长生之术，均以失败告终；而最可悲的却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他西征归来，曾踌躇满志地说：“直到如今，我还没有遇到一个不能击败的敌手。我现在，只希望征服死亡。”但是，这话出口不久，他便在清水县行营“一命呜呼”了。
始皇帝死后，丞相李斯为防止出现变故，遂秘不发丧，将棺材放入辒凉车中，派亲信的宦者驾车，每到一处照常送饭，接受朝臣奏章。当时恰值炎热天气，车上发出了尸臭，只好将鲍鱼装上去，以乱人嗅觉。唐代诗人李贺讽刺妄冀长生的诗句：“刘彻（汉武帝）茂陵多滞骨，嬴政梓棺费鲍鱼。”正是抓住了这一点。
三
始皇帝笃信“君权神授”和“万物有灵”的观念，认为天地神灵的喜怒哀乐，能够决定人世间的兴衰成败、祸福休咎，因此，不惜耗费巨大的人力财力，率领浩浩荡荡的巡行队伍，举行封禅泰山、祭告天神等活动。客观上的效应，是借此勒碑刻铭，歌功颂德，传之久远；又可以振武宣威，慑服天下。
史书上说，当日始皇帝御驾出巡，正在咸阳从事徭役的泗水亭长刘邦，目睹了皇家盛大的车马仪仗队，精锐的步骑警卫军，遥遥地仰望着始皇帝渐去渐远的身影，仿佛瞻仰着金光灿烂的太阳，含光受彩之余，身心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当即色眯眯地说，“呜呼！大丈夫当如是也”，艳羡之情溢于言表。而“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豪强项羽，竟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反正在强权、威势面前，他们谁也不是无动于衷。这从侧面验证了始皇帝耀武宣威、显扬功业的成效。
同炫耀、显示、骄狂一样，穷极奢侈、尽情享乐也是一种人生欲望。据《淮南子?人间训》记载：为了获取越地的犀牛角、象牙和翡翠、珠玑，始皇帝派遣将军尉屠睢调发五十万士卒，分成五路大军，分别扼守镡城山岭、九嶷要塞、番禺城中、南野境内、余干水边。各路人马，三年之中没有解甲弛弓。斑白羸弱的百姓都得在大道上拉车服役，运送给养；官吏们则拿上畚箕在路口搜刮民财。致使各地男子不能在田里耕种，妇女不能在家中纺线织麻，病人得不到医治，死人得不到掩埋。
始皇帝以为咸阳人多，而先王的宫廷狭小，便在渭河南岸的上林苑中营造朝宫，经营壮丽的宫殿。其中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殿中可以容纳万人，殿下能够竖立五丈之旗。从雍门向东一直到泾水、渭水交汇之处，八百里范围内，离宫别馆林立。又架木为桥，搭成立交桥式的“复道”，四围楼阁宫观彼此相连，把从各诸侯国掳来的美女、钟鼓填置其间。
现如今，宫殿早已化为尘土，但是，唐人杜牧的名篇《阿房宫赋》还在，千载之后读来，还觉宛然如见：
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尽态极妍，缦立远视，而望幸焉。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
虽然出于文人丰富的想象力，就中难免有虚饰夸张之处，但是，作为一个纵欲主义者，秦始皇的穷奢极欲，恣意享乐的情形，却表现得淋漓尽致。
刘向在《说苑?反质》中道，“（秦始皇）又兴骊山之役，锢三泉之底，关中离宫三百所，关外四百所，皆有钟盘帷帐，妇女倡优”，共达“数巨万人，钟鼓之乐，流漫无穷”。未兼并天下前，始皇帝的周围已经有不少郑、卫的声色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的赵女；灭六国后，更是大量罗致各国诸侯的美人。他死后，后宫许多美女“非有子者”“皆令从死，死者甚众”。
这种骄奢淫逸、纵欲无度的直接后果，是加速了他的“向死”的进程，与冀求长生恰成相反的对照；当然，同时也撒播了众多的种子，经学者考证，始皇帝的子女达三十三人，二世胡亥为第十八子。
始皇帝的欲望在无限度地扩张，又在一重重地幻灭。
先是期待着煌煌帝业千秋万世绵延不绝，因而，下力打造一个固若金汤的千年王国。后来觉得，既然自己是德配“三皇”、功侔“五帝”的不世出的伟人，那就应该像神仙那样，摆脱“生命有期”的限制，于是，求仙拜神，乞求长生不老之药。待到觉察这一欲望轻易难以实现时，便大做死后的文章，奉行中国自古以来“侍死如侍生”的礼制，坚信死后还会有一个幽冥的世界，可以把生前的一切统统带到地下，这样，在阴世间的生活，就会同活着时一样。于是，动用了七十多万民夫，为自己精心营造陵墓——一个规模庞大、形制复杂的地下王国。
始皇陵占地六十多平方公里，周长两千一百多米，高达一百二十米。经过两千多年的人为破坏与风雨剥蚀，至今仍有六十五米高。墓内构思奇特，极具匠心，设计完全仿照都城咸阳模式。内外两重城垣，呈南北狭长的“回”字形。咸阳皇宫所在的小城，位于大城之西；供他死后灵魂起居的寝宫，也建在小城内，同样处于陵墓西部。墓中修建了各种宫殿，厘定百官的位次，并贮藏无数珍稀贵重的宝物。里面砌筑“纹石”，堵塞了地下泉水，四周厚涂丹漆，以防止潮湿。还用水银做成百川四渎，环绕其间，以机械转动，川流不息。
民间广泛流传，秦陵地宫内有水银所制的五湖四海，始皇帝躺在纯金打就的棺材里，游荡在水银液汇成的江河之上，如同生前四出巡幸一般。穹顶上，有日月星辰，状如天体，下面做成山川地理形状，取人鱼脂肪做成蜡烛，经久燃烧不熄。为了防止日后被人盗发，陵寝中遍置能够自动发射的弩机暗箭。
近年，还在地宫中发现了百戏俑坑，无疑为冥间的娱乐场所；而内城、外城之间的珍禽异兽坑，就好比上林苑囿，为“死皇帝”射猎、奔逐的所在。真是应有尽有，匪夷所思。
在墓葬配房中，配置了成组的车马，其中一驾铜马车，由驷马安车和驷马高车两乘銮舆组成。驭手和驾车的骏马，形象生动逼真，栩栩如生。在另一处陪葬坑中，还摆满了数以万计的石质盔甲，这是地下军团的后勤装备库。而最引人注目的，是皇陵三公里外，东门大道北侧的三个陶制兵马俑坑，上万名步、骑、车兵武士，环卫其中，再现了秦帝国当年威武强大的军容。
这支始皇帝的警卫部队、阴间皇城的守护者，代表了人间欲望的巅峰，也标志着两千年前世界塑造史上的极致。兵员全部面向东方，做随时准备出击状。在始皇帝的想象中，如果六国贵族在阴间发动叛乱，连横反抗秦国，这些军队将全部调动起来，进行殊死决战。可见，即便到了阴曹地府，他也要一统冥界，成为名副其实的地下霸主。
四
说到秦始皇的欲望重重，有人认为，这和他出生于赵国的都城邯郸有关——不是有一句“邯郸道上，欲望无穷”的谚语吗？不过，“邯郸梦”导源于唐人的《枕中记》，却是始皇帝身后千年的作品，可见，其间并没有什么瓜葛。
倒可能是遗传因子起了作用。始皇帝的生身父亲、阳翟大贾吕不韦，不满足于贩贱卖贵，家累千金，却要苦心孤诣，在政治上干起“奇货可居”的投机生意，终于成功地实现了谋嫡夺国的如意算盘。《战国策》载：
（吕不韦）谓父曰：“耕田之利几倍？”
（父）曰：“十倍。”
（吕问：）“珠玉之赢几倍？”
（父）曰：“百倍。”
（吕问：）“立国家之主赢利几倍？”
（父）曰：“无数。”
（吕）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而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
一种欲望实现后，竟然无法计利，甚至“泽可以遗世”，岂不“猗欤盛哉”！
贾谊用“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十个字，概括秦始皇的人生轨迹。这种人一朝得志，便会忘乎所以，无限扩张。而这，也正是体现了所有那些雄心勃勃的封建君王所共有的贪得无厌的社会性。像后世的汉武帝刘彻、元太祖成吉思汗、明太祖朱元璋，都属于这种类型。
当然，始皇帝的残暴与贪婪，又并非一般的“统治阶级本性”足以囊括的，这就关涉到他的个性、品格问题。欲望，是人生的一种真实而自然的存在，又是人的本质的实际展现。由于人的个性的差别，每一个人欲望的指向与欲望的强弱都判然有别。秦始皇这个“千古一帝”，个性是非常鲜明的，一曰贪婪无度；二曰冷酷无情。他是典型的唯我主义者，具有物质追求与权力攫取的强烈意志。他习惯于把自我摆在同社会对立的位置上，在他的视野中，没有“他人”，没有“社会”，只有自我。
方士侯生和卢生认为，始皇帝的为人，天生脾气刚强暴戾，自以为是，从诸侯出身到兼并天下，凡事称心如意，任意而为，因此，自以为从古到今没有人能超过自己。与嬴政有过广泛接触的谋士尉缭，曾私下里议论说，始皇帝鼻如黄蜂，胸同鸷鸟，声似豺狼，这种人刻薄寡恩，以虎狼为心，困难的时候可以对人谦卑，得志的时候便会轻易地吞噬他人。如果真的让他得志于天下，天下人便都会成了他的俘虏。
在遗传基因、阶级本性、个人品格这些重要因素之外，始皇帝还有其特殊的一层，就是他所由成长的环境——秦人的文化基因、价值取向，也大大助长了他的贪婪、残暴，好大喜功。
从文化学的角度看，一个民族的文化包括很多层次，物质的、制度的、风俗习惯的，等等，而根植于最深层的则是价值观念。已故历史学家林剑鸣教授指出，在秦人的价值评断中，并没有给道德伦理留下位置，而完全是以世俗的功利为标准，人们关心的是生产、作战等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利害。正因为如此，追求“大”和“多”就成为秦人的时尚，审美观的重要标准，也成为秦文化的重要特征。
就目前已发现的秦人遗迹、遗物看，抛开其内容不论，单从形式上就很容易看出，它具有“大”而“多”的普遍特征。这种唯“大”尚“多”的价值观，反映在政治上，就是统治者对权力和国土的不断增长的追求欲望。
秦统一之前，整个战国时代四百余年，中国社会出现了法家化的过程，其中又以秦为最甚。权力中心主义、军事至上、强者政治、经济垄断、信赏必罚，这些为法家所崇尚的内容，在秦国都有相当深广的影响。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历史的主要内容，就是向外扩展领土，一直到公元前221年最后统一中国。秦的统一，实际是法家的成功。统一之后的秦王朝统治者，并没有停止对外开拓，继续北伐匈奴，南戍五岭，又派人至海外去寻觅“仙山”，这都反映了秦人权力至上、欲望无穷的价值观。在这些方面，始皇帝既是影响的接受者，更是直接的参与者、推进者。
五
应该说，秦始皇的一生，是飞扬跋扈的一生，自我膨胀的一生；也是奔波、困苦、忧思、烦恼的一生；是充满希望的一生，壮丽、饱满的一生，也是遍布着人生缺憾，步步逼近失望以至绝望的一生。他的“人生角斗场”，犹如一片光怪陆离的海洋，金光四溅，浪花朵朵，到处都是奇观，都是诱惑，却又暗礁密布，怒涛翻滚；看似不断地网取“胜利”，实际上，正在一步步地向着船毁人亡、葬身海底的结局逼近。“活无常”在身后不时地吐着舌头，准备伺机把他领走。
按说，号称“千古一帝”的秦王嬴政，原本是一位了不起的历史人物。他以雄才大略，奋扫六合，统一天下，结束了西周末年以来诸侯长期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百代都行秦政制”，其非凡的功绩，在中国历代帝王中，都是数得着的。可是，无尽的欲望、狂妄的野心，竟弄得他云山雾罩，颠倒迷离，欲望的神话把他折磨得昏头涨脑，结果干下了许许多多堪笑又堪怜的蠢事，成为饱受后世讥评的可悲角色。
历史老人很会同雄心勃勃的始皇帝开玩笑：你不是期望万世一系吗？偏偏让你二世而亡；你不是幻想长生不老吗？最后只拨给你四十九年寿算，连半个世纪还不到。北筑长城万里，防备强胡入侵，结果是中原大地上两个耕夫揭竿而起；焚书坑儒，防备读书人造反，而亡秦者却是不读书的刘、项。一切都事与愿违，大谬而不然。
他的一生是悲剧性的。在整个生命途程中，每一步，他都试图挑战无限，冲破无限，超越无限，却又无时无刻不在向着有限回归，向着有限缴械投降，最后恨恨地辞别人世。“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李白诗句）这是历史的无情，也是人生的无奈。
不仅此也。人常说，“一死无大难”，“死者已矣”。他却是，死犹有难，死而未已。盖棺之后两千多年，他从来也没有安静过，消停过。“非秦”与“颂秦”竟然成了一对“欢喜冤家”，时不时地就露头一次；而他，只不过是用来说事的由头，经常以政治需要为转移。当然，完全坐实到他身上的，也所在多有——他的一生中几乎所有的重大行为，都没有逃过史家的讥评和文人的骂笔。
——讥刺他不恤民力，修筑长城者，占了很大篇幅。
唐代诗人陈陶就其导致田园荒芜、民不堪命的恶果，进行直接的控诉：
秦家无庙略，遮虏续长城。
万姓陇头死，中原荆棘生。
还有人从心劳日拙、枉费心机方面加以讥刺。唐人胡曾指出：
祖舜宗尧自太平，秦皇何事苦苍生。
不知祸起萧墙内，虚筑防胡万里城。
宋人张孝祥在诗中说：北筑长城也好，南修象郡坚城也好，都丝毫不起作用，这些精心设防的地方，偏偏烟尘未起，平静得很；而完全没有料到中原大泽乡里，却有两个耕夫（陈胜、吴广）揭竿而起。
堑山堙谷北防胡，南筑坚城更远图。
桂海冰天尘不动，那知垅上两耕夫！
——“焚书坑儒”遭到了历代诗人的无情鞭挞。
晚唐的章碣路过骊山附近的焚书坑时，写诗指出：秦始皇以为烧掉了诗书就可以消灾去祸，从此天下太平，结果适得其反，很快秦王朝就陷入了风雨飘摇的地步。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清人陆士云的诗：
儒冠儒服委丘墟，文采风流化土苴。
尚有陆生坑不尽，留他马上说诗书。
清人王文濡评论这首诗说，秦始皇焚书，却还有黄石公传授张良的兵书；销毁兵器，却留下博浪沙袭击秦皇之铁锥；坑儒生，则尚有“马上说诗书”的陆贾——针对刘邦轻视文化的偏见，陆贾曾提出“马上得天下，不可与马上治之”的高超见解。秦始皇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结果事与愿违，文化与学者均未绝种。其愚蠢之处，一经拈出，真觉可笑。
——在各类讽刺诗中，最多的是嘲笑始皇帝求仙不成，终归难免一死。
唐人罗隐诗云：
长策东鞭及海隅，鼋鼍奔走鬼神趋。
怜君未到沙丘日，肯信人间有死无？
先说他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然后，笔锋陡然一转，冷冷地设问：“在你病死沙丘之前，大概不会相信人总有一死吧？”
晚清诗人黄道让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加以讥刺。指出：从始皇帝开始，就已经不是嬴秦氏的天下了，更不必说万世。可悲的是，费尽心机寻找长生不老之药，到头来什么也没有留下，还赶不上那伙在桃花源中“避秦时乱”的村民了。（事见陶潜《桃花源记》）
世上原无二世秦，况复万世在其身！
可怜觅尽蓬莱药，输与桃源逃难人。
而再早一些的清人朱蠧的诗，更是别开生面：
徐市楼船竟不还，祖龙旋已葬骊山。
琼田倘致长生草，眼见诸侯尽入关。
说徐福不回来也好，否则，求得仙方，始皇帝真的长生了，眼见刘、项大军纷纷入关，心里该是多么难受呀！
——对秦始皇煞费苦心，经营死后的天地，诗人也同样没有放过。唐人许浑《途经秦始皇墓》：
龙盘虎踞树层层，势入浮云亦是崩。
一种青山秋草里，路人唯拜汉文陵。
“钟阜龙盘，石城虎踞”，原本是状写帝王之都金陵的。现在，诗人把它拿过来形容一个墓地，不说其大，而宏伟自见。层层绿树环绕着，而且，“势入浮云”，高耸天际，实在是峻极无比，气象峥嵘。然而，结果如何呢？“崩”了。大也好，小也好；高也好，低也好，到头来，同样都是“崩盘”。“崩”字，历来都用于书写皇帝之死。“也是崩”三个字安在这里，既嘲笑了始皇帝冀求长生之虚妄，又恰好表明，他生前的威权尽管势可熏天，但最终也免不了撒手人间，一了百了。讽刺意味极为浓烈。
更妙的还在后面。不管你多么巍峨高峻，“势入浮云”，路人却根本不买那个账，反倒是并不怎么显眼的汉文帝的陵墓，却受到路人的虔诚礼拜。原因是汉文帝清静无为，俭朴自律，与民休息，深得人心。对这样一位皇帝，人们衷心仰慕，是自然不过的。一冷一热，一褒一贬，对专横腐败、欲壑难填的鞭挞，对谦卑自抑、不求显赫的颂扬，都在“唯”字中透出。汉文陵在今陕西蓝田县，距始皇陵不过二十几公里，说“一种青山秋草里”，也甚为贴切。
明代诗人齐之鸾也写了一首题为《始皇墓》的七绝：
金泉已涸鲍鱼枯，四海骊山夜送徒。
牧火燎原机械尽，祖龙空作万年图。
传之万世的打算告吹了，长生不死的欲望落空了，包括想象中的“地下王国”也已化为尘土。那么，还剩下了什么？无非是留下“秦始皇帝”这样一个文字符号，作为千秋万世言说不尽的话题，永远弥漫在历史时空里。
作个才人真绝代
一
西方有一句格言，说：“人生最奢侈的事，就是做你想做的事。”难道“做你想做的事”，竟是那么难得可贵，那么不易实现吗？是的。
徽宗赵佶本来是个非常出色的书法家、绘画大师和诗词作手，又是一位十分称职的宫廷画院院长，可是，命运老人在关键时刻扳了个道岔儿，结果，阴错阳差地当上了北宋的第八任皇帝。
你道这皇帝可是好干的？当日在宋哲宗赵煦龙驭宾天之后，皇太后就有意让赵佶接班，可是，执掌铨衡、善于识人的宰相却说他“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当然，“胳膊总拧不过大腿”，最后还是老太后一锤定音。这样，赵佶就被拥上了龙椅，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出名的无道昏君的浪荡生涯，而他自己也就走上了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生道路。
赵佶继位之后，他的心思仍然是专注于书画的创作与欣赏，便将治国理政的一应大事，全都交付给了权奸蔡京和宦官童贯等一干人。而这，正是这班野心勃勃、权欲熏心的人所求之不得的。且听听蔡京父子是怎样劝说徽宗的：“人主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能几何？岂可徒自劳苦。”既然要以“太平为娱”，那就需要大把大把的银子作支撑啊，于是，他们就告诉徽宗了：“今泉币所积赢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进而倡导“丰、亨、豫、大”之说，蛊惑徽宗纵情挥霍民脂民膏，尽情尽兴于声色狗马，大兴土木，恣意享乐。这对徽宗来说，可说是“仰体圣衷，正中宸怀”，乐得过着花天酒地的放荡生活，整天吃喝玩乐，尽享荣华富贵。
徽宗末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说起来也很蹊跷，你说徽宗皇帝不问政、不作为吧，偏偏又贸然决定，联金灭辽，以图收复燕云十六州。原来，这个主意是大阉童贯帮他出的。燕云十六州经后晋的“儿皇帝”石敬瑭之手奉献给契丹人，已经过去了一百八十年，现在要把它收回来，应该说，是一件名垂竹帛的千秋伟业。可惜，这在当时只是一场虚幻的梦想，根本不具备实现的条件。对此，许多朝臣都是一清二楚的。当听到朝廷将“兴燕云之役”，引金人夹攻契丹时，中书舍人宇文虚中立即上疏进谏：
用兵之策，必先计强弱，策虚实，知彼知己，当图万全。今边圉无应敌之具，府库无数月之储，安危存亡，系兹一举，岂可轻议？且中国与契丹讲和，今逾百年，自遭女真侵削以来，向慕本朝，一切恭顺。今舍恭顺之契丹，不羁縻封殖，为我蕃篱，而远逾海外，引强悍之女真以为邻域。女真借百胜之势，虚喝骄矜，不可以礼义服，不可以言说诱，持卞庄“两斗”之计，引兵逾境，以百年骄惰之兵，当新锐难抗之敌；以寡谋安逸之将，角逐于血肉之林。臣恐中国之祸未有宁息之期也。
在这篇奏章中，通过精辟的论辩，揭示徽宗决策致命的弱点——犯了用兵的大忌：既不知己更不知彼。以当时的国力、兵力，北宋根本不具备出兵条件，实际上，已经到了“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尴尬地步。而徽宗却头脑发热，竟要轻启边衅，引狼入室。说明他不会分析形势，更不懂得如何因应时变，判断敌友。当此之际，辽朝已是强弩之末，而金人正处于“百胜”的强势，早有吞辽蚀宋之志，与它订盟，不啻与虎谋皮；而设想像古代勇士卞庄那样，让两虎相斗，然后坐收渔利，尤其是不现实的。到头来，必然是开门揖盗，祸在不测。
后来的实践完全验证了这一判断的正确性。出人意料的是，奉献高明、警策见解的宇文虚中，不但未能得到表彰与重用，反而遭到奸臣的倾陷，受到了降职处分。说到家，就是徽宗根本不具备政治运作的资质和条件，依靠他来运筹帷幄、决策千里，无异于“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后果不问可知。何况，身旁还有那班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阉宦大佬，就更是必然跌入覆亡深渊的。
这么说来，宋徽宗赵佶简直是一无是处了。你看他，在位二十六年，政治上信任奸臣，昏庸无道，边防废弛，民变于内，兵败于外；生活上，穷奢极侈，纵情挥霍，花天酒地，荒淫无度。要说经邦济世，治国泽民，他真正是个低能儿，在“靖康之变”的历史耻辱柱上，刻下了千秋万世永难湔雪的破国亡家之痛。不过，换个角度去看，他又是一位少有的艺术天才。作为多才多艺的书画家和诗人，他曾以其独具特殊审美意义的艺术才华，占据了中国以至世界文化艺术史上的一页辉煌。
赵佶原本就以“天纵才智”见称，有着超群的艺术天分和感悟能力，又兼自幼便与许多知名的大家交往，获得高人指点，更使他的艺术才能得以充分地施展。宋人蔡眥《铁围山丛谈》记载，未当皇帝之前，他就与驸马王晋卿、宗室赵大年往来。这两个人都“善文辞，妙图画”，又富于收藏。他还同内知客吴元瑜一起学画。这个吴元瑜本是著名花鸟画家崔白的弟子。赵佶年轻时经常与这些书画名家往来，耳濡目染，从中获取许多教益，锤炼了坚实的艺术功力，尔后，勤奋耕耘，数十年不辍，更加精益求精。
北宋艺学十分昌盛，内府收藏名人书画浩如烟海。《宣和画谱》记载，仅徽宗一朝收藏的花鸟画，即有二千七百八十六件，占全部藏品的百分之四十四。这使他大大地开阔了眼界，具有得天独厚的机会。面对如此珍贵的艺术遗产，通过朝夕展玩，并一一亲手临摹，转益多师，从而使他的创作水平日渐提高。加之，他在汴京的宫苑中，罗致了一切能够到手的各种珍禽异兽、名花美卉，为他提供了绝好的描形写生的现实条件。
绘画史名著、南宋邓椿的《画继》一书，对于宋徽宗的画作评价极高，说他“笔墨天成，妙体众形，兼备六法，艺极于神”。其艺术成就以花鸟画为最高。赵佶艺术的独创性和对后代的影响力，也主要体现在花鸟画中。他的花鸟画构图，匠心独运。如《鸜鹆图》轴，画幅下面靠左边以水墨写鸜鹆两只，奋翅相争，纠缠错结，一反一正，羽毛狼藉。上者处于优势，以利爪抓住对方的胸腹，张嘴怒视；而下者也不示弱，奋力挣扎，予以反击，回头猛啄对手的右足。描形拟态，惟妙惟肖，鸜鹆的心理感情，也刻画得细致入微。他画的《雪江归棹图》，形体谨严，风度凝重，气韵苍古，满幅充溢着一股荒寒之气，被誉为“直闯王右丞（王维）堂奥”。他画禽鸟，创造了“点睛多用黑漆，隐然豆许，高出缣素，几欲活动”的全新技法。
在历代擅长书法的帝王中，赵佶是最具创造性的。他初习黄庭坚，后又学褚遂良和薛稷、薛曜兄弟，并杂糅各家，既取众家所长，又能独出己意，最终创造出别具一格的“瘦金书”体。宋代书法以韵趣见长，赵佶的“瘦金书”即体现出这种时代审美趣味，所谓“天骨遒美，逸趣霭然”；又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即“如屈铁断金”。其书结体严谨，骨格纤瘦，笔画细挺，顿挫有节，外露锋芒，风流飘洒，在刚劲中透出秀丽的丰姿，堪称书苑奇葩。这种书体，在前人的书法作品中，还未曾出现过。他的草书，信笔挥洒，一气呵成，狂放酣畅，可以看出张旭和怀素（特别是怀素）的门径。对于前辈和当代书家，他总是师其神髓而变其法度，达到自出新意，自成一家。
他即位以后，经常召见著名书画家、鉴赏家米芾，相与探讨书法艺术。《钱氏私志》云：
徽皇闻米芾有字学，一日于瑶林殿张绢图方广二丈许，设玛瑙砚、李廷皀墨、牙管笔、金砚匣、玉镇纸、水滴，召米书之。上映帘观赏，令梁守道相伴，赐酒果。米反系袍袖，跳跃便捷，落笔如云，龙蛇飞动，闻上在帘下，回顾抗声曰：‘奇绝陛下！’上大喜，即以御筵笔砚之属赐之，寻除书学博士。
由于北宋时期文学艺术昌盛的优良环境的熏陶，前代留存下来的丰富艺术遗产的借鉴，加之赵佶本人对艺术的倾心揣摩、勇于探索，使他终于成为一位诗词书画并精，山水、人物、花鸟、杂画兼善，具有全面艺术修养的“皇帝艺术家”。
赵佶诗词现存几十首，总体上看，质量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后期作品，产生于变乱、屈辱的环境中，凄绝哀婉，感情深沉而真挚，颇有特色。他有一首《燕山亭?北行见杏花》词，艺术性很高，一向被推为千古杰作：
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著胭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赵佶在被金兵掳往东北苦寒之地的途中，忽然见到了盛开的杏花，一时百感交集，写下了这首刻画困顿生涯与凄苦心灵的泣血之作。开头描写凌寒怒放的杏花，运笔非常细腻，好似一幅淡淡的工笔画。接着，陡作变徵之音，从杏花的极盛写到“易得凋零”，难禁风雨，急转直下，仿佛一落千丈的凄惨人生。所有的文字都是痛感、悲情的释放。情绪低沉，音调哀伤，体现了“亡国之音哀以思”的特点。李后主词：“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至赵佶则曰：连梦也不做了，其情岂不更惨！
二
赵佶在文学艺术方面的贡献，不仅表现于自己具有卓绝的艺术天才，创作出大量传世的诗书画杰作；而且，由于他非常重视文艺事业的传承与发展，凭借其特殊地位和卓越才能，成功地改善、强化了画院制度，积极培养艺术人才，为繁荣北宋末年以至后世的艺术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历代都有一些帝王喜爱鉴藏书画，有的还参与创作，但像宋徽宗那样，以全副身心投入到书画事业中去，并能把个人的爱好广泛而深入地推广到全社会的文化生活中去，使之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却是独一无二的。
这方面的建树，突出表现在他对宫廷画院的改革与建设上。有宋一代，继承前代西蜀和南唐的传统，在宫廷中建立了翰林书画院，组织画家进行艺术创作，并培养大批书画方面的人才，直接为宫廷服务。作为画院的直接的组织领导者，宋徽宗按照自己的艺术旨趣和鉴赏标准，实施了一系列颇具创造性的革新措施，为它订立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在画学、考试、课程设置和教学过程中，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与改革。
徽宗改画院征召体制为考试录取，正式列入科举考试之中，像遴选高级官员一样，开科取士。这是一项带有根本性的改革。前朝帝王仅仅是将画院看作一种服役机构，而徽宗则从长远建设出发，从人才培养、艺术发展的高度去建设画院。他采取了“旧人旧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区别对待方针，除前代留下的已在院内供职的知名画家外，其余全部通过考试录取。由于徽宗本人深谙绘画艺术，他所招纳的人才自然也是高标准的。在国子监增设画学，共设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六科。又设“博士”衔，作为监考官。以“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态形色俱若自然，笔韵高简”为评画标准。据说，当时四方考生源源而来，盛况不下于今天的美术院校联考，有幸中选者为百里挑一。
考试时，摘取古人诗句为题，令考生作画，用以测试学生对于诗画结合、诗情画意的理解能力。要求作画者能够先读懂直至深悟诗句的境界，然后再把它化为可视的画面。考题如“嫩绿枝头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深山藏古寺”、“竹锁桥边卖酒家”，等。在试绘“踏花归去马蹄香”诗意时，许多人只是着意于描写归马、落花，就题作题；有一位聪明的画家，却只画几只蝴蝶，在马蹄后面飞逐，便巧妙地暗示出抽象的花香。对于“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的考题，许多人都是画一个空船，或者船头立着一只水鸟，以表示船上无人。但取得第一名的，却画了一个舟子在船尾酣然睡去，身边放置一根笛子，说明并非无人，只是“无人渡”而已。这样，就更加切题，而且意境深远。再如，画“深山藏古寺”一题，立意原在“藏”字上，不须颇费气力地去写丛林、古刹，只要画一个小和尚在溪边担水，就足以凸显画题了。要做好这种富有意境和情趣的试题，应试者必须具有高度的想象力和表现力，富于独创精神，否则难以夺魁、入选。正如《萤窗丛谈》所说的：“夫以画学取人，取其意思超拔者为上。”所谓“超拔”，就是创意新颖，不蹈袭前人；观察能力、思想感情、技巧修养都须有过人之处。赵佶把它作为取舍的标准，颇具识见。
因为赵佶本人诗书画兼擅，有深厚的文学功底，所以，在教学中也并非单纯地传授艺术技法，而是全面讲授文化基础知识，课程中包括《说文》《尔雅》《释名》等学术研究。赵佶特别重视对于青年画家的培养。他看到画院学生王希孟很有天才，便亲自教授他笔法，使之迅速成长，终于创作出了《千里江山图》这样优秀的鸿篇巨制。他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经常亲自检查、指导。要求师法自然，把握对象的“情态形色”，符合物理，不倚傍前人。
龙德宫建成后，赵佶亲自前往验收壁画，看到有一枝月季花，画出了春天中午的形态，他表示满意，立即赐予作画的青年画家“服绯”。他告诉大家，月季开花“四时朝暮，花、蕊、叶皆不同”，对于“动植之物”，必须细致观察，以求“曲尽其性”。还有一次，他要一位画家画孔雀升屏，画了几次他都不满意，原因是，孔雀开屏升高时一定先要举左脚，而画家却都画成抬右脚了。赵佶不仅重视写生，还讲究物理法度。他曾画过鹤的二十种不同姿态。在这些方面，影响了当时画院以至整个时代的院画风格。
书画院中的学生身份各有等差，一般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级。对学品兼优者依次晋升。画家被录取之后，根据其文化修养和出身的不同，分为“士流”（士大夫出身的）与“杂流”（从民间工匠选入的），“别其斋以居之”。“士流”可以转作其他的行政官员，而“杂流”不行。同时，按照成绩的高下，对每个学员分别授以不同的职称，其名目有画学生、供奉、祗侯、待诏、艺学、画学正等。经过每月的“私试”和每年的“公试”，随时进行遴选、拔升。
从前，宫廷画家的地位、待遇都是非常低的，即使是后来办了画院，情况有所改善，较之其他文化部门仍然差很大一截。这和前代帝王把那些画家只看成服务工具，“俳优蓄之”，有直接关系。到了宋徽宗手下，他们被作为艺术人才、创作力量来看待，这就有天壤之别了。政和、宣和年间，赵佶取消旧制，特意恩准书画两院的人员和其他文官一样，不但可以服绯紫，而且能够佩戴鱼袋（一种代表身份、等级的金质或银质的鱼形装饰）；有的画家还授予官衔。在朝廷序班上，画院为首，书院次之，而后才是琴院、棋院、百工等。领取薪俸，画、书两院称为“俸直”，其他诸院叫作“食钱”。画院诸生习学，凡系籍者，每有过犯，止许罚值；其罪重者，亦听奏裁。由于待遇优厚，一般画家都把能够进入画院引为荣幸。
在皇帝的亲切关怀和不懈努力下，当时画院与画学在培养人才方面，已经具备一套比较系统完整的体制，对于以后的艺术人才培养和艺术教学、画艺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说是画院，其实，与后世常见的那种单一的、松散的画家组合不同，而是一所由皇帝亲自领导、亲自执教，完全按照其旨意办学的名副其实的高等艺术学校。其办学成就是巨大的。
首先，培养了大批优秀画家，如：张希颜、费道宁、戴琬、王道亨、韩若拙、赵宣、富燮、刘益、黄宗道、田逸民、赵廉、和成忠、马贲、孟应之、宣亨、卢章、张戬、刘坚、李希成等人，都是宣和画院的名家。即如南渡后的代表性画家李唐、刘宗古、李端、李迪、苏汉臣、朱锐等，也都是宣和年间的画院待诏。
其次，由于画院采用了考试制度，不少来自民间的优秀画家，被录入画院，故而很多具有民间风格的作品，也在画院中出现，使民间风格在画院中占有相当地位。
其三，由于画院教学中重视学生的诗、书方面修养，从而开拓了绘画的新境地，使文人画日益繁荣，画院体制更加完备。
其四，在推进书画鉴藏和金石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优异成绩。赵佶对于艺术珍品酷爱到极点，即位不久，即派心腹宦官去全国各地搜罗古器物和书画名迹。《画继》记载：
宣和殿御阁有展子虔《四载图》，最为高品，上每爱玩，或终日不舍，但恨止有三图，其水行一图，待补遗耳。一日中使至洛，忽闻洛中故家有之，亟告留守求观，既见，则愕曰：“御阁正欠此一图。”登时进入。
在徽宗皇帝的刻意搜求下，秘府收藏之富百倍于先朝；同时，他还组织画院画家临摹了许多内府收藏的名迹，为保存与赓续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做出了颇多贡献。流传至今的传统绘画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依靠宋代的摹作才为后世所知闻的。尤其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宣和博古图》《宣和书谱》《宣和画谱》的编著。这些具有画史与画学理论研究丰富内涵的著作，对于后世美术事业的发展，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北宋末年亲王、宗室、贵族、官宦学画之风蔚然兴起，并出现了赵伯驹、赵伯骕那样的皇族名家。加之，徽宗朝经常举办观赏御府所藏图画及临摹古画活动，使朝臣、贵胄眼界大开，逐渐提高了艺术修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两宋之交文化艺术的繁荣。
三
说到宋徽宗赵佶的文采风流，人们会联想到南唐后主李煜。他们许多方面是相像的：
他们都是文学艺术领域的佼佼者，是创造诗书画“三绝”的多面手。像徽宗一样，李后主艺术天分也非常高，从小就废寝忘食地浸淫于诗词、书法、绘画、音乐的广阔天地。书法初学柳公权，后来博采众长，匠心独运，创制出具有独特风格的“金错刀”体；他也善画，举凡人物山水、花木翎毛，无不涉猎，尤精墨竹；同时精于鉴赏，酷爱收藏。至于诗词，更是独步千古。因为有了李煜，词体完成了从应歌侑酒的“歌辞”向抒写个人情志的新型抒情诗词的转变，特别是在描写人生缺憾和表现哀婉之情方面，达到了文学史上新的巅峰。
他们同样都是悲剧的角色，人不能尽其才，才不能尽其用，硬是“赶鸭子上架”，不情愿地被按在龙墩之上，以致消极怠工，荒废政事，纵情声色，误国误民。
他们同样整天沉溺于宗教的虚幻世界，而不能自拔：徽宗执著地崇信道教，后主则一意佞佛，取号“莲峰居士”，头戴僧伽帽，身穿袈裟，礼佛诵经，跪拜稽首。最后，都同样导致了亡国。
他们同样信任奸佞，陷害忠良。对于李后主的荒政、乱政，当时许多朝臣都曾冒死进谏，言词最激烈的是内史舍人潘佑，连上八道奏章，并当面批评说：
陛下蔽奸邪，曲容谄伪，遂使家国愔愔，如日将暮。古有桀、纣、孙皓者，破国亡家，自己而作，尚为千古所笑；今陛下纵容奸佞，败乱国家，不及桀、纣、孙皓远矣！
后主冥顽不灵，根本听不进去，潘佑反而因此被逼致死。
他们都是亡国之君，结局同样悲惨。巧还巧在，他们败降之后，又分别遇到了宋太宗和金太宗两个同样凶狠、毒辣、残忍的对手。当宋太宗用牵机药毒死李煜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料到，一百五十七年之后，他的五世嫡孙赵佶竟瘐毙在金太宗设置的穷边绝塞的囚牢之中。
他们同样遭到无情的命运的作弄，先是不得其宜地登上帝王宝座，使他们阅尽“人间春色”，也出尽奇乖大丑，然后手掌一翻，啪的一下，再把他们从荣耀的巅峰打翻到灾难的谷底，让他们在残酷无比的炼狱里，饱遭心灵的折磨，充分体验人世间的大悲大苦大劫大难。
也许因为他们两个人的相似之处太多了，于是，有人就传说宋徽宗是南唐李后主托生的。据说，徽宗出世前，他的父亲宋哲宗赵煦曾经去秘书省观看李煜的画像，对这位风流才子的儒雅风标颇为心仪。随后，赵佶就降生了。有人写诗为赞：
闻说重光有后身，道君耽艺岂无根？
谁知百五余年后，也作降王拜女真。
李煜字重光；赵佶笃信道教，称“教主道君皇帝”。李煜死后一百五十二年，赵佶父子也做了金人的俘虏。有人说，这是宋太宗赵光义残酷虐杀李后主的因果报应。
这当然属于无稽之谈，但宋徽宗与李后主由于才非所用，最后导致灭国亡身的悲惨命运，却是千真万确的。关于这位南唐国主，宋太祖赵匡胤有个十分恰当的评价：“李煜好个翰林学士，可惜无才作人主耳！”又说：“李煜若以作诗工夫治国事，岂能为我虏乎？”清代诗人郭频伽也咏叹他：“作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本来不是君王的材料，却偏偏被拥上“九五之尊”，结果，既逃脱不了亡国罪责，留下千秋的愧憾，又要终日以泪水洗面，断送残生，而且祸殃妻孥，真是所为何来？实在是一场历史的误会。
历史不容假设，但我也曾偶发痴想，假如宋徽宗、李后主，当初没有当上皇帝，而是从其所欲，专心致志于所擅长的专业，那又会怎样呢？
清代文人程羽文听到朋友聊天说：古今多少才子佳人，由于父母一手包办，或者从中作梗，不能和意中人畅怀适意地缔结鸳盟，以致郁郁终生，每番想起这些前人的憾事，都意气难平，看来，卓文君与司马相如那样私奔、偷情，真是上上策了。为这番话所打动，程羽文回去后，便作了一篇《鸳鸯牒》，充分发挥想象力，打通古今，漫游时空，让那些先辈的古人自择婚配，如愿以偿。
总共为三十六位才子佳人（包括文学人物）另择佳偶。比如朱淑真，旷世一怨女也，虽才气纵横却难免嫁作商人妇，“困此驽庸”，程羽文拉出宋代的苏子瞻、秦少游、晁无咎、陈季常、黄山谷、王晋卿、晏同叔、苏子美、柳耆卿等多位风流才俊，让她从中任选其一。再如，他把“灵心慧齿，辱迹穹庐”的蔡文姬配给弥正平，二人琴瑟相和，“以胡笳十八拍，佐渔阳三挝鼓，宫商迭奏，悲壮互陈”。他还想让“英华鲜颢，诏可催花”的武则天，“借配魏武帝，锁之铜雀台上”；或者“正配海陵王，两雄旗鼓，颇足相当”。让继承其兄余业、补作《汉书》的才女班昭，去匹配注《十三经》的郑玄。用程羽文的话说：这一家子是“六经为庖厨，百家为异馔”，堪称人间佳偶。
我想，如果我们顺着这种“如愿以偿”的思路做下去，分配赵佶去当宣和书画院的院长，李煜出任金陵的诗词学会会长；或者把权力再扩大一些，让他们分别担任北宋和南唐的文联主席或者文化部长，充分用其所长，那么，就不仅能够确保其个人才智充分发挥，为泱泱华夏以至整个人类留下更多的精神财富；而且，可以在更大的时空中扩展他们的积极影响，润育当时，泽流后世。而这两个国家，也会因为少了一个无道昏君，生灵免遭一些涂炭。
历史上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南怀瑾老先生曾引述过他的塾师所做的一首七绝：
隋炀不幸为天子，安石可怜作相公。
若使二人穷到老，一为名士一文雄。
意思是说，隋炀帝运气不好，当了皇帝；而王安石很可怜，做了宰相。如果这两个人终生不得志，一贫到老死，那么，王安石将成为雄视古今的文豪，要比他现有的声誉高得多、重得多；而隋炀帝，若是作为一个名士、一个才子，也就不致留下千古骂名了。
还有唐朝的几个皇帝，比如那个具有卓绝的音乐、戏剧天才，创办过“梨园”戏校的唐玄宗，那个酷嗜象棋，而且棋艺甚高的唐肃宗，那个马球技艺娴熟、自称如果“应考球进士，一定能考得头名状元”的唐僖宗，如果都能让他们从其所愿，能够在艺术、体育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那该多么理想啊？
至于另外一类同样富有文誉、才华横溢、风流倜傥的帝王，比如金代的海陵王完颜亮，则不应归入此列。因为他怀有强烈的权势欲、占有欲和磅礴的政治野心，其本色与初衷，原非献身于艺术，更不甘心只做一个诗人或者学者，而是要开创一番惊天伟业，成为秦始皇那样名垂青史的有作为的君主。这样的人，还是该做什么就让他去做什么，远离文艺圣殿为好。而李、赵等人则异于此。你看，赵佶对于画院竟然那么全身心地投入；李煜更是诗人第一，帝位第二，直到最后，也还表示无意于皇权的占有，他曾上表给宋太祖，说微臣乃先君的一个普通皇子，为人庸碌无能，自幼虽热心向学，但视功名利禄如浮云。原想恬淡逍遥，像巢父、许由、伯夷、叔齐那样归隐山林，只是形格势禁，身不由己，真是万般无奈的事。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应该说，悲剧的意味也正在于此。德国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说过，“人生是在痛苦与无聊之中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而且“一个人的智力愈高，认识愈明确，就愈痛苦，具有天才的人则最痛苦”。单就赵佶与李煜说来，整个一生都处在想要做的与己无缘，而不想做的却又无力摆脱的“囚徒状态”，就必然会感受到加倍的痛苦与悲哀，这就使他们真正成为“可怜虫”了。
当然，也不妨作如是想：如果他们能够从心所欲，不是沦为阶下囚，不是“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跌进任人宰割的苦难深渊；而是在安富尊荣中尽享文园艺海之乐，那么，他们还能成为“以血书者”，写出令人心碎、传诵千古的《燕山亭》《虞美人》词吗？苦难造就了诗人。“欢愉之言难工，愁苦之言易好”（韩愈语），“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赵翼诗），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写道：“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而李煜最有名的作品，当数他的绝命词《虞美人》，即使是千年后的我们读起来，仍为作者心中无边的愁云和悔恨所笼罩：忧愁是那样的深，那样的广，那样的无穷无尽。除了赞赏他的旷世奇才，我们又不能不充满憾恨地说上一句：“南唐才子真无福，不作词臣作帝王！”
创业有方 交班无术
一
以撰写大观楼一百八十字长联闻名于世的清代诗人孙髯翁，登临滇南武定县狮子山时，听说明初“靖难之役”中流亡出走的建文帝曾经长期遁迹于此，一时感慨兴怀，为雄才大略、虑远谋深的朱元璋创业有方却交班无术而深致惋惜，当即赋诗一首，其中有这样两句：
滁阳一旅兴王易，
建业千宫继统难。
其实，当日朱元璋接替郭子兴成为“滁阳一旅”的领军人物，击楫渡江，建立应天据点，孤军独守，兴王创业，又何尝容易！无非是，比起后来在帝都金陵（古称建业）反反复复地选择继统对象，最后仍然出了纰漏，相对来说，较为顺利罢了。
不管怎么说，这寥寥十四个字，确是概括了封建王朝在开基与继统方面一个带规律性的现象。
在“家天下”、世袭制的体制下，一切封建帝王，尤其是开国皇帝，对于继统问题无不极端重视，都把它看作是立国之基、社稷之本。当取得皇位之后，他们所昼夜焦虑、念兹在兹的，是自身的统治权如何巩固；而随着皇权的日趋巩固和高度集中，王位继承问题便一跃成为“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核心问题。
对于继统问题，朱元璋当日绸缪甚早，还在做吴王时，就确定嫡长子朱标为世子，即皇帝位后，遂封为太子。不过，他逐渐地发现，朝中掌控要津者多是一些元勋大佬，而生性仁和、温文雅驯的朱标，势难驾驭这个国事繁剧、边防多事、矛盾纷繁的全局。不久，朱标病逝。依照老皇帝的意向，四子朱棣沉雄、果断，颇有父风，应该册立他为皇储。但朝臣们都以朱棣本系庶出（生母为高丽国进贡给太祖的一个妃子），前面又有两个兄长，弃兄立弟，“违反古制”为由，极力加以反对。最终确定朱标之子允炆为皇太孙。朱元璋也料到了诸叔王未必服气，便特意编写一部《永鉴录》，教育诸王安分守己，顾全大局；又颁布了《皇明祖训》，提出皇亲中如果发现谋逆之事，格杀勿论。但是，这一切终究是纸上文章，一当他撒手红尘，约束力便化为乌有了。诸叔王凭借手中的雄厚实力，言多不敬，行辄越法，根本不把这个年轻、文弱的建文帝放在眼里。特别是燕王朱棣，从青年时代起，即跟随父亲驰驱疆场，战功卓著，成为诸王中的佼佼者，对于建文帝构成了严重威胁。后来，终于借口奸臣跋扈，朝廷孤立，社稷危亡，援引《皇明祖训》，以“清君侧”为由，入京“靖难”。从而爆发了一场持续四年之久的争夺皇位的内战，史称“靖难之役”。
说到“古制”，需要远溯到上古时代。在母系氏族社会，民主选举产生部落首领，财产统归以母系计算的氏族共有。后来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出现了私有财产，但共同财产部分仍然属于全体成员所共有，因而，氏族成员仍然拥有选定与撤换首领的权力。到了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出现了第一个世袭君主制王朝，“夏传子，家天下”代替了“天下为公”，选贤任能的“禅让制”。接下来是商朝。王国维先生认为，商之继统法，以“兄死弟及”为主，而以“子继”辅之，无弟而后传子。执行的结果，是导致王位纷争，国都几次迁徙，史称“九世之乱”。迨至西周前期，周公旦曾以武王之弟身份继位称王，但由于兄弟不服，引起了一场叛乱。这样，便产生了“皇位嫡长子继承制”：在后妃所生诸子中，皇后之子优先继位；而在皇后所生诸子中，长子又具有优先继承权。明初朝臣所谓“古制”，就是指此。
这种体制的建立，源于宗法制度，更同皇帝多妻制紧相联结着。封建帝王为确保其家族香火绵延，并满足其无度的淫欲，遂广置后妃，以充后宫。《礼记》上说：“古者天子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命妇、八十一御妻。”后世有了更大的发展，到了唐代，皇后之外，还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统称夫人；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叫作九嫔；另有婕妤、美人、才人各九人；宝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人。开天之际，长安三宫和东都两宫，共有宫女四万人。以当时全国四千多万人口计，唐玄宗的妻妾占了千分之一。这样，皇子自然瓜瓞连绵，动辄上百。只能根据母亲身份贵贱，将皇子区分为嫡子、庶子；最后，依照先嫡先长、后庶后幼顺序，锁定一个王位继承人，以保证皇权在家族内部平稳过渡。
这种“嫡长子继承制”，起于周初，止于清代前期，施行两千七百多年。对于皇权顺利交接、防止皇族内部因为争夺储位而同室操戈，确是起到一定作用。且看，从西汉至晚清，二十九个娃娃皇帝，大体上都还顺利地爬上龙墩，显然借力于这种“百王不易之制”。
当然，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本来，高度集中、不受制约的专制皇权，对于君王的个人德才素质与治国理政能力，提出了至高、至严的要求；可是，“立嫡立长不以贤”，断然放弃了德才考量，成为一种典型的排除贤才、摒弃智能的继统方式。这种强烈的反差，使它与儒家的“尚贤”、“传贤”的政治理想完全脱节；最严峻、最尖锐的矛盾，还在于它同现实的需要根本对不上号。众所周知，在纷繁万端的政治事务和错综复杂的宫廷纷争面前，即使经过严格挑选的贤能君主也难以应对，何况在嫡长子继承制度下，幼儿、白痴、草包、恶棍登上皇位，在所难免；而由于君主的终身制，其后果就更为严重。明朝十七帝共二百七十六年，有八人庸劣不堪，占去一百七十三年，而昏聩的嘉靖和以懒惰著称的万历，分别在位四十五年和四十八年。难怪这个庞大帝国，中后期竟然弄得那么混乱，糟糕！
制定嫡长子继统制的出发点，是太子定位之后，诸皇子各守本分，从而弭除祸乱；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其间命定地潜伏着种种危机。太子预定之后，在后妃生下的众多皇子中，难免会出现才能、功业、威望超常的二三佼佼者，那么，东宫太子将何以安其位？纵使因为老皇帝在位，暂时使祸乱隐蔽下来；可是，如果太子本人根本缺乏统御天下的才具，未来总是难以坐稳龙墩。这样，老皇帝在撒手红尘之际，又怎么能够放心、瞑目？
嫡长子继承制的施行，存在着太多的变数与不确定性，制约、干扰的因素很多。比如，许多皇后并没有生下儿子，或者虽然生了儿子却又早殇；有一些即使得以顺利地成长，或因君王的好恶妨害了嫡长制的施行，或因对于皇后的感情变化，“爱屋及乌”或者“殃及池鱼”，也会影响到嫡长子的继统；再就是，权奸、藩镇、阉宦、后妃、外戚干政，也是影响嫡长子继承制贯彻实施的重要因素。
史书记载，秦汉两朝二十八位皇帝、宋代十八位皇帝中，嫡出的都只有三人；东汉诸帝中竟无一人为皇后所生；唐代，二十二位继统的皇帝中（开基创业的高祖李渊和大周皇帝武则天除外），只有六人为嫡长子，不到三分之一。说到制约、干扰的因素，唐代颇有代表性：前期，太宗至肃宗七朝皇帝，全部是通过宫廷斗争登上王位的；后期，穆宗至昭宗八朝皇帝中，七人为宦官所立，只有敬宗一人凭借储位侥幸继统，最后还是被宦官弄死了。
鉴于嫡长子继承制存在着诸多弊端，施行过程中又会遭遇种种变故，历代封建统治者不断采取补救措施，对建储、继统制度加以完善。他们不遗余力地宣扬儒家的纲常名教，倡导君尊臣卑、君敬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为执行这一制度奠定必要的思想基础；特别是高度重视对于皇太子以及诸皇子的人格塑造和品德教育。与此同时，他们也曾实行一些极端的防范措施。比如，北魏为防止母后专擅，规定册立太子之前，必须先将其亲生母亲杀掉。姑无论这种做法残酷残忍，泯灭人性，单就效果而言，也所见甚微。因为危及皇权的因素实在太多，岂是杀掉一个母后所能了得！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改革措施是，皇位继承人先在本部宗亲中选择，使多名候选人同时备选；最后在由各个部族及政治集团参加的“世选”中，实行终选。结果是未见其利而先受其害——每个候选者都有一定的政治势力作为后盾，从而引发了候选人（及其后台班底）之间的激烈争夺，直接导致王朝动荡、社会混乱，终辽之世，未曾平息过。
清代雍正帝即位之后，鉴于康熙帝为建储一事殚精竭虑，最后还是祸乱丛生的深刻教训，着手对建储制度进行改革。具体做法是，由皇帝将准备继统的皇子的名字，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待皇帝晏驾后，再启封揭晓。这样，建储就由公开转向秘密，皇帝一人独掌权衡，不受任何干扰；同时，也使皇位继承问题暂时显得不那么尖锐、敏感，延缓了皇室内部的火并、争夺。当然，根本性的矛盾并没有解决。
乾隆帝继位之后，曾经试图对这种“秘密建储制”加以改进，就是在储位秘定后明确宣布：待预定的皇子年龄稍长、识见扩充、志气坚定，骄矜之气不再生、诱惑之举不为动之时，他将布告天下，以明正储位。然而，在实际践行中，却遭遇了严重挫折，两次预立的嫡子相继早殇，使他原来的由秘密到公开立嗣的想法未能得以实现。他把个人的失算归结为天意，说：“先朝（指其父祖辈）未有以元后正嫡绍承大统者，朕乃欲行先人所未行之事，邀先人不能获之福，此乃朕过也。”最后，回过头来，又把乃父的秘密建储制度重新捡起，并作为本朝基本制度坚持下去。乾、嘉、道、咸四代，没有一个是嫡长子。百余年间，皇位继承大体上顺利。
二
纵观两千多年封建王朝史，“嫡长子继承制”也好，“秘密建储制”也好，都未能从根本上消除皇位争夺的祸端。可以说，自从皇权世袭这一体制确立下来，就始终潜伏着无法克服，甚至是无法预测的矛盾，成为一切封建王朝永远跳不出的怪圈：要么，你就干脆放弃“家天下”、世袭制，“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要么，就得每时每刻都要面对这一根本无法解决的难题，兵连祸结，骨肉相残，朝廷危机四伏，社会动荡不宁，直至政权丧失，国家灭亡。放弃前者不可能，因为“家天下”、世袭制是历朝封建皇帝的命根子；这样，就只能永无穷尽地吞咽混乱、败亡的苦果。
祸乱的根源在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王拥有绝对的权威、至高无上的权力，世间一切荣华富贵集于一身，而且又能传宗接代。面对皇权的强大诱惑力，一切觊觎王位的人，都不惜断头流血，拼命争夺。这样，交班就成为老皇帝最为棘手的难题。
且看历史上几位大有作为的英主——
隋朝的开创者杨坚，平定江南，统一中国，结束了自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以来长达四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本人也躬行节俭，励精图治，堪称是一代英主。但是，由于他猜忌多疑，最后导致建储失当，所传非人，不出十四年，就使繁荣富强的隋王朝归于覆灭。
杨坚登上帝位之后，确立嫡长子杨勇为太子。杨勇赋性仁厚，率直任性，不懂得曲意逢迎；加上有些事没有处置好，造成父母疑忌，使他的太子地位发生了动摇。这就为聪慧狡黠、善于伪装，从而博得父母欢心的皇次子杨广趁势夺取储位提供了机会。杨广成为太子以后，原形毕露，日益骄纵无忌，竟至调戏他父亲的宠妃。杨坚这时才认清其狡诈嘴脸，顿生废黜之心。杨广见势不妙，便抢先下手，投毒害死父亲，抢登帝座。结果引发了内乱，双方出动了数十万兵马，浴血凶杀，朝野上下为之震荡。
先前，文帝杨坚曾自豪地说：“前世天子，溺于嬖幸，嫡庶分争，遂有废立，或至亡国；朕旁无姬妾，五子同母，可谓真兄弟也。”谁知，曾岁月之几何，这五个“真兄弟”，便为疯狂的权欲、野心所驱使，明争暗斗，势同水火，最后，五人竟无一善终。
唐朝的开国帝王李渊，带领建成、世民、元吉同胞三兄弟，起兵反隋，很快就攻下长安，建立了唐朝。遵照皇位嫡长子继承制，李渊登极一个月，即册立嫡长子建成为太子，同时封世民为秦王，元吉为齐王。为了帮助太子树立威信，李渊经常委之以重任，每次临朝，都让他随侍左右，使之洞悉国事，增长才干。而把领兵出征、削平四方割据势力、镇压农民起义、广泛扩展地盘等重要军务，都交给了世民。本来，在灭隋立国过程中，主要是依靠世民的智谋和勇敢，现在，由于他战胜攻取，屡建奇功，勋劳卓著，就益发获取了崇高威望。在世民手下，有一大批著名战将，还有号称“十八学士”的智囊团队；而建成与元吉串通一气，外结朝臣，内连嬖幸、宠妃，在父王面前诋毁世民。从而在王朝内部形成了两个势不两立的政治集团，斗争之激烈，达到了白热化程度。
在这一始料未及的严重态势面前，李渊陷入极度苦恼之中：明明知道，世民劳苦功高，应该得位；可是，建成待位已久，又无法让他退出。真是事出两难，一筹莫展。最后，他想出一个点子，让世民居洛阳，“自陕以东皆主之”，建天子旌旗，规格拟于皇上。李渊的意图，是想借鉴汉文帝的经验，通过施行“平衡术”来缓和兄弟间的冲突，并保全诸子。但他并未深加考虑，雄心勃勃的世民，如果独据陕东，不啻如虎添翼，最后必然导致一朝二主，国家分裂。后来经过建成提醒，老皇帝也就幡然醒悟，收回成命了。
恰在这时，突厥发数万骑兵大举进犯，太子提议由齐王元吉代替世民率兵出征，以夺取世民的兵权；齐王又提出条件，要秦王府的尉迟恭、程知节、秦叔宝等大批将领随军出征，采取“釜底抽薪”策略架空秦王，以便乘机将他除掉。李渊并没有想到这一层，也就点头同意了。但秦王府的智囊却看得一清二楚，他们立刻商议对策，最后决定抢先下手，伏兵玄武门，截杀建成、元吉。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结局是，三天过后，李渊便宣布世民为太子，全权处理国家政务，两个月后太子即皇帝位，李渊当了太上皇。
清代学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评论说：初得天下，李渊完全可以创制垂法，立贤能、有功者为皇储，而不必拘守“立嫡立长”的成例。可是他没有这么做，结果就步步被动，“故高祖之处此，难矣。非直难也，诚无以处之，智者不能为之辩，勇者不能为之决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号称千古明君的唐太宗本人，最后也不免重蹈他父亲的覆辙，在立嗣方面屡走败棋。先是立八岁的长子李承乾为太子，悉心培养，无奈他太不成器，胡作非为，后来竟然在权臣的煽动下谋反，事败被废为庶人。皇四子魏王李泰聪明好学，端肃多才，太宗比较看好，曾面许立为太子；但朝中重臣多数反对，指出：“陛下日者既立承乾为太子，复宠魏王，礼秩过于承乾，以成今日之祸。前事不远，足以为鉴。”他们主张立皇九子晋王李治。就在太宗举棋不定情况下，李泰恃宠骄横，干了许多蠢事，最后遭到罢黜。这样，李治便获得了储位，进而又继承大统。由于他庸懦昏弱，“溺爱祍席”，执意立武则天为皇后，险些断送了大唐王朝。
面对诸皇子争夺储位的火拼纷争，太宗苦恼万分，自叹“我心诚无聊赖”，竟然“自投于床”，“抽佩刀欲自刺”。《新唐书?本纪》中批评他：“以太宗之明，昧于知子，废立之际，不能自决，卒用昏童。”
与唐太宗类似，清代的康熙帝也因为建储问题而耗尽精神，心力交瘁。说起他的功业，确实是彪炳千古，有口皆碑；对于传位、继统的重要性，他也非常清楚，因而很早就做出了安排。早在康熙十四年，他仅仅二十一岁，就立了皇后生下的二子胤秖为太子。为什么没有立长子胤褆呢？因为他是庶出。在立长立嫡无法兼顾的情况下，康熙帝做了这样选择。他为了培养太子胤秖，可说是煞费苦心，从小就延请名儒施教，自己还亲自讲授“四书五经”；稍长，无论是南巡北狩，都令其随行，朝夕传授治国之道。太子进步很快，学识渊博，而且精于骑射，深得康熙帝的信任和喜爱。
随着时间的推移，众多的皇子相继长大成人，他们各自在权臣的辅佐下，施展权术，培植势力，做谋取储位的准备。而胤秖作为法定继承人，背上的包袱最重，既害怕诸兄弟夺位，又担心老皇帝移爱。于是，在朝中扩充自己的实力，并和权臣索额图结成了帮派，以专宠固位。而索额图与另一位权臣明珠水火不容，拼搏激烈。明珠等就力推皇长子胤褆争储，双方拉开了决斗的阵势。康熙帝自然不会容忍这种事态发生，便先后向两个权臣开刀。索额图被处死后，激起了太子对皇帝的怨恨，蓄意为之报仇。致使康熙帝昼夜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于是决心易储。
这样，又引起了更多皇子的觊觎，尤其是皇长子胤褆、皇八子胤禩，都做了充分表演，被康熙帝一一看穿。在很短时间里，拘囚了六个皇子。但他毕竟已经年近六旬，这样下去，将如何收场呢？后来，除皇长子外，其余五人全部放出，并让群臣公议立储之事。结果，包括皇九子、皇十子、皇十四子在内的诸皇子及王公重臣，一致保举皇八子胤禩为太子。康熙帝发现胤禩竟如此深孚众望，为了防止其直接危及皇权，便摆出一着出人意料的绝棋，复立胤秖为太子。这一举措，引致了新的混乱，众多保举胤禩者都危不自安。为了稳定人心，康熙帝便对其他皇子加爵晋封。同样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增加了诸皇子新的拼争砝码；而胤秖也并没有因为得以复立而心存感激，反倒变本加厉地为夺取皇位疯狂运作。结果，逼使康熙帝痛下决心，再度废掉太子。为了给自己选人失当找出借口，康熙帝强调，胤秖的变坏乃是上了坏人的当：“凡人幼时犹可教训，及长，而诱于党类，便各有所为，不复能拘制矣。”
这两度废立，反复折腾，使康熙帝受到极大的刺激，对于预立太子的弊端也深有所悟，于是，明令告诫：“诸皇子中如有谋为皇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所不宥。”这当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帝位至尊、皇权无限的诱惑下，诸皇子哪个也不甘示弱，仍然“纷置党羽，联络臣工，刺探朝政及其父王之起居，希冀迎合上意，借邀宠眷”。就在这日甚一日的激烈竞争中，老皇帝带着深重的苦恼和无边的憾恨，撒手尘寰了。
三
前面论及中国封建王朝史上颇有作为、堪称英主的五位帝王，其中的隋文帝、唐高祖、明太祖还是开国皇帝。这些创业垂统、叱咤风云、建树了伟绩丰功的大人物，都曾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向披靡的强者。照常理推测，他们筹措任何事情都应该是得心应手，心想事成，一帆风顺，没有闯不过的关口；可是，唯独在建储、交班这件事上，屡屡受挫，捉襟见肘，焦头烂额，狼狈不堪。而且，越是那些开基创业、大有作为的英明君主，在处理继统问题上，越是容易出现麻烦。这真是一个发人深思的现象，其间究竟有些什么规律性认识可供研索呢？
可以从史学角度分析。这种“龙头鼠尾”，或“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现象，反映了历史的规律性。鲁迅先生说过：“无论什么局面，当开创之际，必靠许多‘还债者’；创业既定，即发生许多‘讨债者’。此‘讨债者’发生迟，局面好；发生早，局面糟；与‘还债的’同时发生，局面完。呜呼‘还债的’也！”一声浩叹，感喟无尽。那些费尽了移山气力，开创了宏基伟业的英明君主，不都是标准的“还债者”吗？封建王朝的盛衰、兴替，正是这些“还债者”与“讨债者”（败家子，不成器的接班人）相伴而生、统一构成的必然结果。
也可以从哲学角度探索。“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这种愿望与实际、动机与效果恰相背离的“悖论”，是一种无解性的命题，也可以说命题自身即体现着不可破解的矛盾。之所以如此，盖因其间封建帝统制度、僵死的惰性的接班人机制起着决定作用。
还有什么角度呢？似可引述《道德经》中“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说明“天道忌全”，不使“一家独大”。老百姓也常说：“上辈精明下辈絍，太阳老爷轮流转。”也可借助自然现象来证明：高山之下，必有峻谷；长松之下，寸草不生。上一代把风光占尽了，不曾为下一代预留余地，结果是“君子之泽，一世而斩”。这是一种带有某些神秘性、先验性的解释。其然，岂其然乎？
规律说，悖论说，天意说——各逞异辞，言人人殊。
其实，症结所在，是封建专制下的皇位世袭制与终身制。所谓“无解性命题”，根源盖出于此。明确一点说，再英明的君主，也难以摆脱“立嫡立长不以贤”的死框框，最终同昏庸君主一样，陷入那个永远跳不出的魔圈。这里有三个侧面：
一、太子。贤也罢，愚也罢，太子这个角色实在难以把持，或者说，很难站住脚。而且，待位时间越长，风险越大，危机越深。作为君权的法定继承人、权力继承的最大受益者，他当然盼望君权能够平稳过渡。可是，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太子公开册立之日，便是他与皇帝、与其他皇子启衅之时。太子与皇帝，说是骨肉情深，实际上，关系最难处理。对于太子，老皇帝总是戒心、疑心胜过爱意、亲情。皇帝的特权具有唯一性，绝对不容许任何人（太子也不例外）侵犯一丝一毫；而皇帝本身又负有培养太子继承君权的义务，需要帮助太子树立权威，否则，日后接班，他将难以服众，难以遏制女后、外戚、宗室、功臣等多种势力对最高权力的觊觎。在皇帝面前，太子如果太得人心，肯定遭到疑忌；而若真的庸懦无能，又难入英明君父的法眼。这是难解的二元悖论，用一句歇后语来形容，叫作“反贴门神——左右难”。
由于处在权力争夺的风口浪尖，太子必然要设法自保，以防备他人取代。除了费尽心机邀宠于君父，还须利用储君身份，扩展私人势力，千方百计压倒潜在的竞争对手。从另一面看，权力是一种强烈的腐蚀剂。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特殊地位，使他虽未践位，但手中握着权力的“潜力股”，升值空间无限；一当其羽翼长成，很容易骄纵自恃，萌生祸心，所谓“储位既正，人性易骄”，权欲熏蒸、野心狂炽。特别是身边还有大批想要扯着太子衣襟往上蹿的权臣、太监，更会极力撺掇他以种种非常手段抢班夺权。历代王朝更迭中，一幅幅父子、兄弟、叔侄互相残杀的血腥画面，彰彰在人耳目。
二、英明的君主。他们属于顶级封建统治者中较有政治远见的人物。特别是那些开国帝王，因为经历了前朝的兵连祸结、社会动乱，熟谙为政得失的要害，所以，总是比较注重轻徭薄赋，勤政亲民，不使社会矛盾激化为国家灾难，危及帝国的长治久安。但是，由于受到时代、阶级的限制，他们的根本出发点不可能是天下或人民，只能是个人及家族的利益。这样，立储之时，首先必然考虑到，如何在众多因素制约下，选出符合皇族利益和皇帝本人意愿的人，以保障皇权的顺利交接，“家天下”的世袭不替。
可是，实际上，古今中外，对于任何君主来说，包括那些英明睿智、明察秋毫的圣帝贤王，选择接班人都是一个天大的难题。“不如意者常八九”，处置得当、达到理想要求的，为数甚少。由于封建继统实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或“秘密建储制”，缺乏一种公开、公平、公正的机制，皇帝总是根据自己的判断、依凭个人的喜好来选择继统者。再英明的君主，也会看人“走眼”；即使当时并没有看错，而处在动态过程中的太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地位的改变、周围环境的影响，也难保日后不会发生异化。
为了后继有人，能够发皇历经千难万险开创的帝业，那些英主明君在择储、建储过程中，无不百般慎重，小心翼翼，仔细掂量，唯恐出现闪失；结果导致信息错乱，干扰因素重叠，脱离正常状态，受到某种特殊的意念支配，反而加大了难度与风险。最恰当的例证，是给至爱亲朋做手术，医生越是加倍小心，往往越会出现纰漏。
按照创业与守成的规律，面对开创者所建立的惊天伟业、留下的巨大摊子，以及亟待处置的各种遗留问题，要求继统者即使不能“强爷胜祖”，超越前辈，起码也应该能够相为伯仲。因此，英主选择接班人，难免条件苛刻，期望值过高，总觉得择非所求，未能如愿，以致犹疑不定，出尔反尔。这样，反倒容易挑花了眼；更是导致储君地位不稳，从而横生枝节、平添变故的直接原因。
当然，也有另一种说法：有些强势的君主比较看好弱势的接班人。如果存在下述考虑，这种说法或可成立：一是“一山不容二虎”；二是老皇帝害怕继任者擅革旧制，希望有个“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孝子。不过，更多情况下，恐怕是皇子震慑于无比雄强、桀骜的父辈，在辉煌耀眼的功业面前，常会产生一种自愧弗如的敬畏心理；特别是在强势君父的过苛吹求、严格管束之下，日久天长，遂逐渐养成盲目崇拜、无条件服从、唯唯诺诺的性格。还有一种可能，并非继统者真的弱势，而是父辈过于强势，事业过于宏伟，继统者无法望其项背，相对地看就显得弱势了。
历史经验表明，确立储君还有个最佳时机的选择问题。选立储君，为时过早，并不一定就是好事。乾隆帝最初立储时，正当春秋鼎盛之际，太子才两岁，上面一个长兄，也不过四岁，而且是庶出，不具备竞争条件。因此，没有遇到任何障碍。可是，由于他在位的时间过长，几十年间，又生下了三十三个皇子。这样，当两任太子相继早殇之后，再怎么选择就大费周章了。当然，立储过晚，同样也成问题。到了“英雄迟暮”之秋，濒临行将谢幕的窘迫处境，时不我与，被动应付，选择余地很小，而变数却很大，种种棘手问题横置其间，必然难于措置。何况，即便是英主明君，到了晚年，也会在性格、心理方面发生一些变异，这就更增加了选拔、培育接班人的难度。
三、客观环境、条件。这一点至关重要。人是环境的产物。社会环境、成熟条件、人生阅历、生命体验，就每个人来说，都是特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些奇才颖异的创业者是不可复制的。他们胜利地削除群雄、横扫六合，经过历史长期的层层汰洗、苛刻选择，终于被推上了政治历史舞台，登上了龙廷宝座。当时，因缘际会，风虎云龙，主动权在握，有尽多的驰骋天地，具备了大展奇才的条件。而那些后来人，包括刻意遴选出来的储君，并不具备君父成长的环境、人生的经历，因而很难造就出杰出的才能。这是无可奈何的悲哀。尤其是，绝大多数储君处于承平之世，外无敌国外患，内部一切可以坐享其成，本人又“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自幼锦衣玉食，不知稼穑之艰难，只能成为纨绔子弟。再加上，有些创业开基的君主，鉴于自己一生历险犯难，吃尽了世间苦楚，不忍心再让孩子重走老路，便一味放纵、溺爱。这样培育出来的接班人，必然庸劣不堪，不是昏聩无能，便是贪残暴虐，绝无杰出、优秀之可言。
通过前面的“三论”和后面从三个侧面所做的剖析，我觉得问题大致说清楚了。
无赖刘三
一
公元前195年，刘邦南面称王的第十二个年头。
这年十月，他率兵讨伐淮南王英布，安抚了南越王赵佗，平定了淮南、荆、楚地区，还朝途中，经过故乡沛县，留驻了下来。他在沛宫置酒高会，宴请家乡父老与旧时朋友。大家无拘无束地聚集在一起，一块儿喝酒、谈天；还挑选出一百二十名少年，教歌、习舞，尽情欢乐。
酒酣耳热、激情喷涌之际，刘邦回首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为已经取得的恢宏业绩踌躇满志；同时，也想到自己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而太子又过分仁弱，朝野人心未定，还存在着诸多不安定的因素。且不说，一些诸侯王不能安分守己，各怀异志；就是边疆上也烟尘未息，需要有足够数量的勇猛、雄强的将士防守。汉兴以来，原本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无奈，刘邦对于战功卓著的元戎、统帅，心存戒虑，猜忌重重，担心他们拥兵自重，割据称雄，自谋发展，因此，一一剪除殆尽。这样，在他看来，真正赤胆忠心扶保汉室，且又具有超常军事才能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了。于是，喜极而痛，不禁感伤起来，情不自禁地操起筑（一种类似琴的乐器）来，一边弹着，一边唱起自己随口编成的《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那“风起云扬”的意象，着实令人鼓舞，用它来状写秦汉之际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也是形象而又贴切的。接着，诗思一转，导出这位“马上皇帝”稳操胜券、衣锦还乡的得意心态，也抒发了他对故乡的深厚感情。最后，“卒章显志”，表露出全诗的主旨所在，把他为一手开创的汉家基业而深谋远虑、呕心沥血的内心世界，和盘托出。
那天，高祖令所有的少年都跟着合唱，自己则随歌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他对父老乡亲们说：
游子悲故乡，朕虽以关中为都，长住都中，但万年之后，魂魄仍然乐于思念沛县。且朕由沛公身分出兵征讨暴逆，今日方能据有天下。因此，我要以沛县作朕的汤沐邑，免除全县民众的赋税，世世代代都不用交税了。
父老兄弟及旧日朋友听了，自是感激不尽，此后每天都陪着皇帝饮酒、叙话，彼此欢乐逾常。送行时，全县倾城出动。尔后，又在邑西设帐三天，饮酒作乐。
从刘邦的诗句与话语中，我们可以充分地感受到他的“恋乡情结”和其中所隐含的悲凉意绪。“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人，何尝不是如此。过往的一切行走，原都是一步步地向着他的来路逼近，即使是那些叱咤风云的盖世豪杰，富有四海的一朝霸主，也不可能例外。特别是人到暮年，更有落叶归根、狐死首丘的强烈愿望。
这一年，刘邦已经六十二岁了。而且，在讨伐英布时为流矢所中，箭镞穿过厚厚的铠甲，进到肉里一寸左右，这使他的锐气为之大挫，心性有些灰颓。尽管眼下的荣华富贵、地位威权已经登峰造极，并世无人可比；但是，毕竟岁月无情，老之将至，正所谓“英雄得志犹情累，富贵还乡奈老何”（清人孙原湘诗）。事实的发展也恰像他所挂虑的那样，回去后仅仅四个月，就在长乐宫中“龙驭宾天”了。
正由于恋乡、怀土意识乃人情之常，因而，古往今来，它已经成为一个言说不尽的热门话题。不过，话又说回来，作为常人，可能说一说也就算了，最后无关大局；若是轮到一些临大事、膺重命、举足轻重的大人物身上，情况可就复杂得多了，最典型的莫过于西楚霸王项羽。
说到项羽，恐怕没有谁会否认他是英雄、好汉、大丈夫；但是，论者又普遍认为，他终究算不得成就宏图伟业、富有政治远见的杰出的政治家。在最关键的时刻，他缺乏“志在四方”的深谋远略，以致功败垂成。当他率军杀进关中，坐上皇帝的龙墩只是举步之劳的时候，他却踌躇不前，望而却步了。倒不是出于恐惧，——西楚霸王心目中没有不可战胜的敌手；而是做了情感的俘虏。当他望见咸阳的宫殿已经化为灰烬，到处都是废瓦颓垣，士兵们又都想念着东方的故土，而他自己也觉得秦人对他或者他对秦人共同没有好感，留在“八百里秦川”很没有意思。当即决定，放弃关中，挥师东向，以紧邻故乡的彭城作为西楚的都城。
当下，谋士韩生加以劝阻，说：“关中高山险要，河流围绕，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西有乌关，北有黄河，山河四塞，土地膏腴，作为都城真是太理想了。”项王却说：“富贵不归故乡，有如夜行衣锦，谁知之者？”韩生大失所望，骂他是“沐猴而冠”，结果，被扔进油锅里成了“油炸鬼”。
无赖与英豪过招儿，想的不是如何出奇制胜，而是，眼睛紧紧盯住对手的失误。而粗心大意的乌鸦一唱高调，叼着的肉块便会落入狡猾的狐狸口中。刘邦正是适时捕捉到项羽留置的可乘之机，因势乘便，不出三个月，汉军就大举入关，迅速填补了权力的真空，占据了关中的有利地盘。
宋代文学家苏洵评论项羽，“有取天下之才，而无取天下之虑”。清代诗人王昙也写诗加以批评：“天意何曾袒刘季，大王失计恋江东。早摧函谷称西帝，何必鸿门杀沛公。”针对项羽死前说的“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劈头断喝，说天意并没有袒护刘邦；项王的失策在于他留恋江东，决计返回故乡，以致坐失良机。如果能够早日攻破函谷关，进军长安，登上帝座；又何必等到后来刘邦成了“气候”，才不得不设下“鸿门宴”去设法谋杀他呢！
应该说，在这方面，刘邦是很会处理的。尽管他也非常留恋故乡，但并不感情用事，能够从大局出发，做出正确的决策。《资治通鉴》记载，刘邦开始定都洛阳，齐人娄敬劝他迁都长安。他一时拿不定主意，想要听听大家的意见。群臣中当地人占多数，“争言洛阳优势”，唯独张良力排众议，大讲关中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重要地位，指出洛阳四面受敌，“非用武之国”。刘邦甚以为是，即日决定迁都长安。宋代学者胡致堂盛赞此举：“高帝起兵八年，岁无宁居，至是天下平定，当亦少思安逸之时也。而敏于用言，不自遑暇如此。其成帝业，宜哉！”
二
对高祖还乡这一颇具轰动效应的著名历史事件，《史记》《汉书》上都皇皇在录，历代的诗文典籍，也都以不同观点、从不同角度，作了大量的评述。
唐代诗人胡曾题诗予以赞颂：
汉高辛苦事干戈，帝业兴隆俊杰多。
犹恨四方无猛士，还乡悲唱大风歌。
清代诗人袁枚就此写了两首七律，对高皇帝荣归故里、慷慨悲歌这一豪情壮举，特别是对于那首前无古人的千秋绝唱，极尽颂扬之能事。其一云：
高台击筑忆英雄，马上归来句亦工。
一代君王酣饮后，千年魂魄故乡中。
青天弓剑无留影，落日河山有大风。
百二十人飘散尽，满村牧笛是歌童。
第二首诗中的后四句是：
父老尚知皇帝贵，水流如听筑声孤。
千秋万岁风云在，似此还乡信丈夫。
此老一向会作趋奉文章，这些诗句也同样弥漫着这种陈腐的味道。
而最具特色的是元代散曲作家睢景臣的《哨遍?高祖还乡》。作者选取独特的视角，以全新的手法和十分巧妙的叙述方式，再现了当时的场景，对一千多年前的史迹进行别开生面的解读。
作品一开头，就通过一位担当“叙述人”角色的村民，以第一人称描述村社头面人物准备接驾的场景——那些原本土头土脑、懵懵懂懂的村干部，今天却显得威风八面、盛气凌人，摊派差使、布置场面，比过去加倍的蛮横无理。一方面描绘了这一盛典的肃穆、庄严；一方面也衬托出这位“草根皇帝”还乡可鄙可笑的行径。
在叙述人看来，你皇上也好，大员也好，回乡就回乡呗，有什么必要招摇造势，小题大做呢！而那班筹划接驾的人，整饬衣裳、执盘备酒、吹笛擂鼓，原本是一帮“乔男女”在那里弄景、“装幺”、“胡踢蹬”。
紧接着，作者以[耍孩儿]、[五煞]、[四煞]三支曲子，描画了皇家仪仗、舆服的赫赫声势，通过村民眼中所见，活灵活现地展示了封建帝王出巡时的盛大排场。但并非正面铺陈，而是以戏谑、调侃的话语出之，从而涂抹掉笼罩在“龙章凤质”之上的神秘灵光。那无比庄严、神圣的月旗、日旗、蟠龙旗、凤凰旗、飞虎旗，在这位村民眼中，却成了：
一面旗白胡阑套住个迎霜兔，一面旗红曲连打着个毕月乌，一面旗鸡学舞，一面旗狗生双翅，一面旗蛇缠葫芦。
而金瓜、钺斧、朝天镫、红叉、雉扇，以及那些执仗者，则是：
红漆了叉，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明晃晃马镫枪尖上挑，白雪雪鹅毛扇上铺。这几个乔人物，拿着些不曾见的器仗，穿着些大作怪衣服。
通过对迎驾队伍与皇家仪仗、扈从场面的杂乱、喧嚣的渲染，使人感到所谓御驾还乡的盛典，不过是一场莫名其妙、笑料百出的滑稽闹剧。
仪仗队过去之后，皇帝的车驾迎面而来。皇帝下车了！那君临天下、威仪万方的帝王，在这位村民眼中，只就是“那大汉”。接下来的四支曲子，集中地表现了叙事人对“那大汉”的蔑视态度。
[三煞]那大汉下的车，众人施礼数。那大汉觑得人如无物。众乡老展脚舒腰拜，那大汉挪身着手扶。猛可里抬头觑，觑多时认得，险气破我胸脯！
[二煞]你须身姓刘，你妻须姓吕。把你两家儿根脚从头数。你本身做亭长，耽几盏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曾在俺庄东住，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杷扶锄。
[一煞]春采了桑，冬借了俺粟，零支了米麦无重数。换田契强秤了麻三秤，还酒债偷量了豆几斛。有甚糊涂处？明标着册历，现放着文书。
[尾]少我的钱，差发内旋拨还；欠我的粟，税粮中私准除。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脁住？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
这样，就直接把矛头对准了皇帝本人，大胆泼辣地进行挖苦、嘲弄与鞭挞。“泄底最怕老乡亲”。由那位本来就熟识刘邦的村民出面来戳穿老底，历数他当年如何不务正业、好酒贪杯、抢麻偷豆，什么坏事都曾干过，彻底地暴露了这个“无赖刘三”的本来面目，让人们看清楚了声威赫赫的帝王原本是个什么东西。
前情后景，事件经过，都是通过这个了解底细的村民眼中所见、心中所想，并巧借他的嘴巴说出来，反映了这位当事人的生活经验、心理反应、认识能力和观察事物的特点。
本来，“汉高祖”是刘邦死后的庙号，他活着的时候不可能有这种称呼；可是，出自一个村民之口，当面指斥他：大丈夫做事要敢作敢当，不该为了逃脱债务，便改姓更名，叫什么“汉高祖”，这就令人忍俊不禁，掩口胡卢而笑了。
作品把一向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家盛典，处理成怪相迭出、滑稽无比、颇为村民侧目的一场闹剧，意在剥下皇帝的伪装，还他流氓无赖的本真面目，以倾泻世人深藏于心底的不满情绪。
散曲问世后，数百年间受到了文学界的普遍赞誉。与作者同时代的钟嗣成称赞说：“维扬诸公，俱作《高祖还乡》套数，惟公《哨遍》制作新奇，余者皆出其下。”现代著名文学史家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也说它“确是一篇奇作”，通篇“借了村庄农人们的眼光，看出这位‘流氓皇帝’装模作样的衣锦还乡的可笑的情形来。真把刘邦挖苦透了”。
三
其实，说起这位“流氓皇帝”的般般行径，史书上原本就有案可查，是无须文人笔下渲染的。刘邦的痞子个性与无赖习气，在历代帝王中是出了名的，而且，为当时公众所有目共睹，以致本朝修撰的所谓“正史”，也无法巧加涂饰，“为尊者讳”。
他出身农家，却又游手好闲，不事生产，而且好色、轻薄。当亭长时，对公所中的吏人无不加以轻侮，并经常向酒馆赊酒，无钱付账，醉卧不起。父亲刘太公嫌他没有出息，直接指斥他为“无赖”。直到当上了皇帝，也还是流里流气，对他人缺乏应有的尊重。诸如，往儒生的帽子里撒尿；骑在大臣的脖子上问话；对于诸侯王动辄“箕踞骂詈”，加以慢侮；等等，都充分地反映出他的市井流氓习气。借用孟老夫子评价梁襄王的话：“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倒是恰合榫卯的。
刘邦从小就厌烦读书，缺乏应有的文化素养，是中国第一个“匹夫崛起而有天下者”。他最初当泗水亭长，大约是负责接待往来公干的食宿、行旅。比起他在沛上的那些朋友，就算是有头有脸的了。经常与他交游的那些人，大多是引车卖浆、贩夫走卒者流，有的甚至连个正当职业都没有。萧何、曹参，史书上说他们，“皆起秦刀笔吏，当时碌碌，未有奇节”。周勃“为布衣时，鄙朴庸人”，生活无着，靠帮助人家办丧事混点零花钱。
单父县有个吕公，为着躲避仇人，迁来沛县落户，沛中豪杰、吏人都前往祝贺。当时，萧何担任接待、受礼的差使，一看来的人太多了，便宣布贺礼不足一千钱的一律坐于堂下。这天刘邦也到场了，他哪里拿得出一千钱，但觉得坐在堂下不够体面，便高喊：“贺钱一万！”然后，就毫不客气地端坐于首席之上，谈笑自若，频频饮酒。萧何也拿他没有办法。
夏侯婴是他的同乡，两人一向很亲近。有一次，他开玩笑，不小心把夏侯婴弄伤了，被他人告发。按当时的条律，他身为亭长，有官职而伤害人，应该科以重罪。于是，他就申诉说，并无伤害别人之事，还让夏侯婴本人出来作证。后来案子翻了过来，进行复审，结果，夏侯婴为他坐牢一年多，并被鞭笞数百。
这是对待朋友。那么，对待自己的亲人又如何呢？同样是忮刻寡恩，不讲情面。他在寒微时，常常带朋友们到家里吃饭，长嫂讨厌他只吃饭不干活，便在他到来时，故意用勺子敲锅，表明羹汤已经喝光了，示意他们到别处去另找饭顿。可是，过后他弄清了真相，便记恨在心。当了皇帝之后，分封宗室，独独漏掉了这位长嫂的儿子。刘邦的老父亲觉得不公平，便出来为孙子讲情。刘邦说，只因为他的母亲不够资格做一个长辈。最后，经过讨价还价，封侄儿为“羹颉侯”。羹颉者，羹竭也，以此对于长嫂进行报复。
刘邦就是这样，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后，气度仍然十分狭小，早年的丝恩发怨他都不肯放过，用群众的口语说，叫作“好翻小肠”。汉高祖九年，未央宫建成之日，他大宴群臣，席间，趁着向身为太上皇的父亲敬酒祝寿的机会，问道：“当年，你常常骂我为奸诈狡猾的无赖，说我不知道治理家业，不如我二哥勤俭。今天你看到了吧，我置下的产业与二哥相比，到底是谁多呀？”快意之情，溢于言表。在场的群臣高呼万岁，“大笑为乐”。只是，刘太公可难堪了，弄得面红耳赤，尴尬无言。
宋代诗人张方平，对此颇不以为然，写诗加以讥讽：
中酒疏狂不治生，中阳有土不归耕。
偶因世乱成功业，更向翁前与仲争！
中阳，是刘邦的故里。诗人指斥刘邦：酗酒疏狂，有地不种，不事生产；只是趁着乱世，浑水摸鱼，才夺得了天下，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到头来终究是个无赖。
刘邦的“产业观”，典型地反映了封建君主的天下私有论。他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清初思想家黄宗羲语）
晚唐诗人唐彦谦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加以驳斥：
千载遗踪寄薜萝，沛中乡里汉山河。
长陵亦是闲丘陇，异日谁知与仲多！
诗中冷冷地说：岁月无情，时间淡化一切。风光无限的帝里，于今已沉埋于荒烟蔓草之中；而长陵（汉高祖墓）上的土，当时谁若是动了一点点，就算犯下杀头之罪，现在也都成了闲丘废陇了。究竟是谁高谁下，谁少谁多，怎么去说呢？
刘邦极端自私、残忍，存在着人性缺陷。楚汉战争全面展开后，彭城之役，汉军的主力被楚军围困，尽归覆没，刘邦率数十骑乘风奔逃。他带着一双儿女——后来的孝惠帝和鲁元公主，乘坐在驾术高超的夏侯婴的车上。当时，挽马已经疲惫不堪，后面的敌人又穷追不舍，他嫌车上人多，车跑得不够快，便屡次用脚去踢两个孩子，想把他们丢下车去。夏侯婴不忍心甩下无辜的孩子，每次都抱起相救。这样，自然就影响到马车奔跑的速度，刘邦气急败坏，几次要把夏侯婴杀掉。其为人之鸷狠，于兹可见。
广武之战中，项羽与他相持不下。这时，汉将彭越由梁地出兵，断绝楚军粮食，项羽深以为患。于是，便把作为人质的刘太公拉过来，放在阵前一个高处，然后给刘邦喊话：“你现在若是不赶快投降，我就烹杀太公。”刘邦部下见此情景，都焦急万分；你道他是怎样答复项羽的：我们二人“都曾北面受命于怀王，同时‘约为兄弟’。所以，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你如果一定要烹杀你的父亲，那就请你也分给我一杯羹”！话说得竟是这么轻松、洒脱，似乎与己毫不相干。真是无赖已极！
四
当然，刘邦最遭人诟病、最受世人谴责的还是他的残酷寡恩，诛戮功臣。到他还乡前后，开基创业的元勋已经被他诛杀殆尽；可是，唱起《大风歌》来，却又“泣数行下”，呼唤猛士。奸雄欺人，大抵如此。
应该说，刘邦对于英才在国脉兴衰、事业成败中的决定性作用，还是认识深刻的。他不仅善于从敌人营垒中争夺人才，像谋臣陈平、猛将韩信等都是从敌手项羽那里挖来的，对他们都给予了足够的信任，充分发挥其卓越的才能；而且，对于出身卑微，但才能超众的人也都加以破格使用。比如，对于当过吹鼓手的周勃，做过屠夫的樊哙，布贩出身的灌婴，穷书生郦食其，车老板娄敬，草寇彭越、英布等，他都网罗到身旁，并按照各人的特长委以重任，从而形成一个由智囊、猛将、战略家组成的庞大的人才集团。
但这只是一个方面。作为封建帝王，刘邦还有另外的一面。他在消灭了强大的敌手项羽之后，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阳，自以为天下既定，四海归一，便充分暴露其残忍、狠毒的本性，多疑善忌，诛戮功臣。
萧何，是刘邦的老乡，功高汉室，位冠群臣。在楚汉相争中，一身系着天下的安危，深得刘邦的倚重，但是，却不能消除对他的猜忌。诛杀淮阴侯韩信之后，萧何被拜为相国，加封五千户，并派五百士兵负责保卫他的安全。周围的人都向他致贺，唯独邵平哀吊他。邵平说：灾祸从现在开始了。皇上带着军队，在外辛苦作战，而你安守城中，没有矢石之险，却增加封地，还派遣众兵守卫——实际是看守、监视着你。看得出皇帝已经心生疑忌了。这番话正好说到萧何的心坎里。
他记得，早在与项羽对峙时，刘邦就曾多次派人侦察他的动向。后来，他主动让子孙兄弟凡是能够作战的全都到汉军里服役，实际是充当了人质，这才解除了汉王的怀疑。这次，他听了邵平的劝告，把全部家财捐助给军队，以讨好皇上。但这还不够，因为他自到关中以来，一直得到百姓的拥戴，刘邦听说后，曾屡次派人监视他的作为，怕的是人民归向于他而背离皇上。为此，他便多买一些田地，利用手中的权势，鱼肉百姓，以激起民愤，污秽自己。这样，刘邦的心才算踏实了，免除了对他的戒虑，他才得以善终。
就此，宋代诗人张耒有诗云：
萧公俯仰系安危，功业君王心独知。
犹道邵平能缓颊（婉言劝解），君臣从古固多疑。
对一个刀笔吏出身的相国，刘邦尚且如此疑神疑鬼；至于手握重兵的人，当然就更是深猜重忌，必欲除之而后已了。
大将韩信的奇功伟业不消说了。即如彭越、英布，也是大有功于汉室的。当日刘邦大败于荥阳、成皋之间，项羽之所以不能挥师西进，捉此“瓮中之鳖”，也就是因为彭越在梁地流动作战，与汉军紧相配合，死死地拖住了楚军。当时，他的作用是，投于楚则汉破，投于汉则楚危。而号称“功冠诸侯”的英布，素以骁勇善战著称，由于他的背楚向汉，使双方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垓下决战中，英布也曾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刘邦得位之后，又是怎样报答他们的呢？
本来，他在封赐韩信等功臣王位之后，曾经信誓旦旦地做出承诺，给予他们以免罪特权，“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言，藏之宗庙”。可是，墨迹未干，言犹在耳，他就出尔反尔，上下其手，设计逮捕了韩信，降王为侯，囚禁起来，最后被吕后杀掉，并诛灭了三族。同一年，梁王彭越也被剁成了肉酱。尔后，淮南王英布因惧祸及身，被逼谋反，也惨遭屠戮。真是“功似韩彭犹俎醢，英雄末路太凄凉”啊！
铲除异姓诸侯王，确保刘氏“家天下”，这是汉高帝既定的国策，而前者又是后者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这从《史记?淮阴侯列传》高祖“见（韩）信死，且喜且怜之”的记载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异姓功臣封王，原本是汉初一项“事出无奈”的权宜之计，或者说是一种羁縻策略。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就笼络不住那些手握重兵、喑哑叱咤的“强梁”。但它毕竟是和刘邦“家天下”的基本国策大相悖反的。史载：高帝在日，即曾杀白马而为盟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因而，“谋反”云云，不过是一种借口；那些异姓诸侯王即使不以“谋反”见诛，也会因其他罪名、以其他形式，招致杀身之祸。后世的宋太祖说得再露骨不过了：“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耶！”
作为一个雄猜、鸷狠的封建帝王，从他防止分裂割据、建立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的政治需要而言，或者巩固其刘氏一家一姓的专制统治来考量，诛杀异姓诸侯王，自有其足够的理由；但是，若从人性的角度、道义的角度、做人的角度，来评说刘邦的立身处世、功过是非，那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诗人看问题，有其敏锐的视角。纵观历代诗坛，大多数人对于刘邦都持鄙薄、批评的态度。最有名的是北宋两位诗人的绝句。张方平有一首《歌风台》诗：
落魄刘郎作帝归，樽前感慨大风诗。
淮阴反接英彭族，更欲多求猛士为？
在叙说过落魄失意的刘郎当上皇帝，衣锦还乡，乘兴作歌之后，接着反问道：连那些当年立下汗马功劳的元勋宿将，像韩信、英布、彭越等，都被你一个个地绑缚杀戮，夷灭三族了，现在，还呼唤更多的猛士干什么呢？
王安石在《读汉功臣表》一诗中，诘问得也十分峻厉：
汉家封土建忠良，铁券丹书信誓长。
本待山河如带砺，缘何俎醢赠侯王？
尖锐地揭示了刘邦杀功臣和求猛士的矛盾与对立。
清代诗人黄任也借着这个题目，向刘邦发出了质问：
天子依然归故乡，大风歌罢转苍凉。
当时何不怜功狗，留取韩彭守四方？
意思是说，与其现在高呼猛士，何不当时爱怜韩信、彭越那一些“功狗”（指为汉家天下建功立业的人），让他们镇守四方，靖难天下呢？出语冷隽，即使刘邦于地下闻之，亦当声噎语塞。驳诘力是很强的。
唐代诗人刘禹锡写过这样一首诗：
将略兵机命世雄，苍黄钟室叹良弓。
遂令后代登坛者，每一寻思怕立功。
“苍黄钟室叹良弓”之句，专说韩信。其中包括两层意思：一是，韩信被杀之前，曾被囚禁于长乐宫的钟室。二是，汉高祖六年，有人密告韩信谋反，刘邦将他绑缚起来。韩信慨然长叹，说：“果然像人们所说的：‘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然应该遭到杀头的命运。”后面两句，下笔如刀，道尽了封建制度下登坛拜将的功臣良将的共同的悲惨下场。
五
在楚强汉弱，实力悬殊的情势下，刘邦居然能够获得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坚持了正确的政治主张，得到人民的拥护，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实行成功的战略策略；特别是善于用人，多谋善断，都是重要因素。但是应该说，同他善于利用权术、不择手段、不守信义，不放过任何机会，该出手时就出手，根本不考虑什么形象、什么道义、什么原则、什么是非，一切以现实的功利为转移，从而能够掌握先机，稳操胜算，也有直接关系。
正是他的那种不守信义、六亲不认的卑劣人格与无赖习气，那种政治流氓的惯用手段、欺骗伎俩，那种只求功利、不顾情理，只看现实、不计后果，只讲目的、不择手段的实用主义，多次帮助他走出困境，化险为夷，转败为胜。而这种道德与功业完全脱节的情况之所以出现，乃是由于秦汉之际，价值体系紊乱，社会道德沦丧，重功利轻伦理成为一时的风尚，从而使刘邦的肆行无忌，不仅逃脱了社会舆论的谴责，而且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这里有一个典型事例。楚汉相争之际，刘邦受困于荥阳，粮饷断绝，命运岌岌可危。为了帮助他脱离险境，由将军纪信假扮作汉王刘邦，穿上王者之服，乘上黄盖车，用在东门外“假投降”的办法，来哄骗项羽。还把许多美貌女子安排在前边，后面跟随着两千多名军民，大家鱼贯而出，造成一种集体逃亡的假象。而刘邦则趁着这个时机，带上了数十骑，悄没声地由西门溜出，逃往成皋去了。项王弄清真相之后，气得暴跳如雷，当即把纪信连同车辆一齐烧毁。刘邦就是这样，为了一己活命，置将军纪信的生命于不顾，而且，使数千士兵、百姓跟着蒙难。说来也并不奇怪，只要联系到他无情地剪除那些与他一道出生入死、创立了伟绩奇功的开国元勋，就一切都洞若观火了。
在刘邦看来，这一切，都是正常的，必要的，是残酷的政治斗争使然，是当时的险恶环境所决定的。政治斗争，有如两军对阵，是一场你死我活、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你不吃人就会被人吃掉的殊死拼搏。如果一味地讲道义、守信誉、重然诺、讲交情，满脑子仁义道德、温良恭俭让，恪守公平竞争原则，而不懂得如何运用政治手腕、策划阴谋阳谋，那就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保不住，更何谈斗争的胜利、事业之成功呢！
说到对待功臣，刘邦也有他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韩信本不过是一名“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谋划）不用”的普通士卒，是皇帝破格任用了他，为他提供了施展英才、建功立业的机会。要说感激，首先应该是功臣感激皇帝，而不是皇帝感激功臣。一切立足于自我，这正代表了这类封建帝王的个性特征。
汉兴之初，以现实功利为依归的另一个典型事例，是“雍齿封侯”。汉高祖遍封功臣之后，听到沙滩上有数人偶语，原来是在议论：皇上所封的都是故人及所亲爱者，而诛杀的都是平生仇怨之人。许多人担心因受疑忌而遭到屠杀，于是，聚到一处，准备反叛。刘邦适时地采纳了张良的建议，把他的最大仇人、曾经多次污辱过他的雍齿封为什方侯。这样，那些聚议反叛的人都安定了下来，说：“雍齿尚且能够封侯，我们这些人还怕什么呢？”
听到这些，有人会接上问一句：那么，那个当年为他献身的纪信，死后可曾获得了什么封赏？对不起，皇帝老倌早就忘记了。对此，清代诗人吴昌荣为诗以刺之：
沙中偶语坐斜曛，雍齿封侯解众纷。
忘却焚身功第一，黄金未铸纪将军。
而这一点，恰恰是出身于贵族世家，耳濡目染孔孟倡导的仁爱忠信，从而常常束缚于各种道德规范的项羽所不具备的。刘邦手下的将领高起和王陵，曾对刘邦说：“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听了，刘邦也未予反驳，可见，他是认同这一结论的。所以，我们有理由说，项羽的悲剧，其实是道德的悲剧。当时以至后世，之所以对这位失败的英雄追思、赞叹，人格的魅力与道德的张力起了很大作用。
这里揭示了一种历史的悖论，亦即功业与道德的背反。正是：
我是流氓我怕谁？汉家天子有施为。
项王仁义输天下，千古堪怜更可悲。
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左传》记载：公元前638年，宋与楚战。当时，宋军已排成阵列，而楚军正在渡河。当楚军半渡之时，宋大司马公孙固提议：“我军人数少，楚军兵力强，应该乘他们还没有渡过泓水之时，向他们发起攻击。”宋襄公回绝说：“不能乘人之危！”当楚军渡河完毕，尚在列阵之时，公孙固又请求发令进击楚军，襄公还是说：“不，我不能乘人之危。”等到楚军列阵已毕，宋襄公这才下达攻击令。结果，由于失去了战机，宋军溃败，襄公也被射伤了大腿，他左右的将士，尽被歼灭。事后，国人埋怨襄公奉行仁义而招致败绩。襄公分辩说：“仁者作战时，不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也不攻打头发斑白的老人。古人作战，并不依靠关塞险阻取胜。宋国虽然就要灭亡了，但寡人仍不忍心去攻打没有布好阵的敌人。”
实际上，宋襄公所处的时代，已经是视奸诈为智慧、视欺骗为才能的时代。而他却在残酷的两军对阵中，固守所谓“仁义道德”的底线，那还能取胜吗？
最后，为本文作个小结。
在刘邦身上，充分体现着历史的吊诡：一面残酷无情地诛戮功臣、杀害英才；一面却涕泗交流地高声呼唤着“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是逢场作戏，装模作样？是仓皇反复，两面三刀？还是奸雄欺人，上下其手？楚汉相争的结局，揭示了道德与功业的悖反。项王的悲剧，从一定意义上说，是道德的悲剧；而刘邦的胜利，则颇得益于他的政治流氓的欺骗伎俩和善用权术、不守信义的卑劣人格与无赖习气，这使他把握住战场上的先机，多次化险为夷，转败为胜。“偶因世乱成功业”，功业把“流氓皇帝”装扮成了英雄；而真正的英雄——“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却因为失败而声名受损。流氓成功，小人得志，会使英雄气短，混世者为之扬眉吐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