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广芩[1]
一
狸被我踹了一脚，扁脸抵在地上，屁股撅得老高，嘴里发出呜呜的声响，那块顶着红玫瑰花的蛋糕被压在身底下，成了模糊的一团。
我们哈哈地笑，苏惠抓了一把土撒在狸身上，使狸的面目更加不清爽。苏惠是个安静平和的孩子，不似我，属于“淘得没边儿的”（我妈的评价），苏惠对狸这样做，已经超出了她的行为规范。
狸是杂种，他妈是日本人，带着他妹妹住在横滨。横滨离北京有多远，我们不关注，我们关注的是狸的奇怪长相和傻乎乎的性情，以及他手里常常变换的美食。狸不亏嘴，他爸宠着他，百依百顺，他手里有时是艾窝窝，有时是冰激凌，有时是镶着豆沙的大糖葫芦，甚至还有装在铁盒子里的鱼皮花生，都是我们很向往又很难得到的东西。狸喜欢把这些东西拿到街门外，坐在台阶上，在太阳底下独自慢慢享用，吃得认真又夸张，这是狸之所以没人缘的所在。胡同里的孩子家境一般，平日别说奶油蛋糕，就是回民铺子的早点油炸糕，半年也难得吃上一回。我的条件相对优越，知道不能拿着好吃的到外头去显摆，那样会让别人难堪。妈说过，别人吃东西不许在旁边瞅嘴，看人吃东西很掉价，很丢人现眼。但是我知道，看狸吃东西不在“丢人现眼”之列，只要看见狸在台阶上坐着，鬼使神差，我们便会自觉不自觉地凑过去，先是揶揄、调侃，紧接着把他手里的东西打掉，欣赏狸那欲哭无泪的模样。这是我们的恶作剧。小孩子没有不喜欢搞恶作剧的，要不就不是小孩子了，不打架不闹事我们就会精神不爽。
狸的眼睛很小，距离很宽，嘴巴大，牙朝外龇，要哭的时候头一仰嘴一歪，俩眼珠向鼻梁集中，那斗鸡眼的模样不是谁都能做出来的。我们这群人当中，能做出斗鸡眼的只有小四儿。我曾经对着镜子练习斗鸡眼，妈问我在干什么，我说在学狸。妈告诉我不要欺负狸，说狸是个可怜的孩子，身边没有妈妈护着，自个儿又不健全，我们再整治他是伤天害理，是造孽。可是我管不住自己，见了狸就打，见了狸就打。胡同里的孩子都这样，一个群体，总得有个被欺负的小菜碟儿。所谓“小菜碟儿”是北京人饭桌上不值钱的、不上台面的小菜，通常是炒雪里蕻、小酱萝卜一类，谁的筷子头都能往碟里戳，没人在乎。这似乎是习惯，一帮孩子里得找一个“小菜碟儿”才算完整。
狸傻，但是他能准确叫出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这也是我讨厌他的地方，特别是从他那张拢不严的嘴里喊出“王八丫丫”的时候，我总是遏制不住扇他大嘴巴子的冲动。我的小名叫丫丫，我爸常在丫丫前面冠以“王八”二字，我脾气倔而拧，像王八一样。据说王八一旦咬着东西绝不会轻易撒嘴，除非听到驴叫唤。这跟我的性情有所接近，由此我就被划入了王八系列。胡同里的伙伴们也“王八丫丫”“王八丫丫”地叫，谁都有小名，比起兔儿爷、小臭臭、二丫头、蝲蝲蛄，我这个“王八”还是挺有气势的。
别人可以叫，唯独狸不能叫，狸在我们当中是入不了群的另类。狸叫一回“王八丫丫”，我揍他一回，叫一回我揍一回，他为这个挨了我不知多少打。我认为，从另类嘴里叫出的“王八”带有贬低的色彩。其实狸一点儿也没贬低的意思，他对我很崇敬。
狸是一种动物，城里见不着的动物，我们谁也不知道真正的狸是什么模样。我的三哥爱抽外国烟，外国烟的烟盒里装有画片，我们叫洋画儿，十张是一套，凑齐了一套可以去换一盒烟。我的爱好是攒洋画儿，不是为了换烟，是喜欢那些美丽的画面。手里头已经攒了好几套，有法兰西美人的，有欧罗巴洋楼的，有大洋洲花卉的，也有美利坚动物的。动物里头有张狸的图像，白肚尖嘴黑眼圈，毛色棕红像狐狸，比狐狸腿短，腰身肥胖，模样挺滑稽。我管三哥叫老三，随着我爸爸叫，老三很反感，向我妈告状，说我把他烟拆了。妈说，拆就拆了呗，反正你也得抽。
老三说，这只王八把一条烟都拆开啦，烟卷都成干柴火了！
妈说，干了你就别抽，我烦你们哥儿几个抽烟。
老三说妈惯着我，说妈偏心眼儿，说妈不是他亲妈。妈当下脸一吊，说，老三的话说多了。老三再不敢吭声。
妈的确不是老三的亲妈，老三的妈死了，我妈是他的继母。
我把画片拿给爸看，让他确认画上的动物是不是狸。爸说，是狸，很珍贵的动物，山里才有。我问狸平时吃什么。爸说狸吃蚯蚓，吃小虫子，也吃果子，中国人习惯叫果子狸。我说，老唐的傻儿子就是这个东西，叫元宝啊，叫大顺啊，叫什么不好，偏叫个吃虫子的狸，不知老唐怎么挑的。爸说，狸的母亲是日本人，狸是日本人崇尚的动物，叫“他奴ki”，日本人好多家门口都蹲着一只陶瓷的“他奴ki”。“他奴ki”是招财进宝的吉祥物，商家最看重，唐先生岳丈家是有钱人，管外孙叫狸没什么不正常。
狸的日语发音轻柔好听，有昵称的感觉，比我的“王八丫丫”可爱多了。我问爸日语“王八”叫什么，爸说叫“卡妹”。我说，“卡妹”比“王八”好听，以后我改名“卡妹丫丫”了。爸笑笑说，还真是。
妈也说这个名字改得好。
可是“卡妹丫丫”在我们家硬是叫不起来，好听归好听，没人认可。
我把狸的画片和信息传递给胡同的伙伴，于是大家知道了狸的来龙去脉。7号的兔儿爷和大芳端详着画片说，跟唐家的狸长得还真有点儿像，特别是那双眼睛。
狸是个记吃不记打的主儿，挨过打没两天又举着块萨其马出现在了门口台阶上。吧唧着嘴，流着哈喇子，一脸点心渣，模样丑陋。我正在胡同里看卖小金鱼儿的。卖金鱼的汉子挑着两个木盆，正拿着纱网子给赵老太太捞小鱼儿，鲜红的鱼儿在水里灵动无比，在网子下钻来绕去，就是捞不上老太太要的那条脑袋上顶黑斑的。我看得心急，学着我们家的猫黄黄儿朝盆里伸进手去，鱼儿们立刻惊恐四散，乱成了一锅粥。卖鱼的急了说，丫头，不带这样的啊！你们家大人哪？
挨了呲嗒有些无趣，远远看见狸出来，就溜达过去，轻声问，狸，吃什么哪？
我的态度和蔼又亲切，像是狸的好友。狸没看出我黄鼠狼给鸡拜年的假模假式，咬着萨其马说，……马……马，大马……
我问他，萨其马好吃吗？
狸笑眯眯地说，王八丫丫。
我蹲在狸对面，作出了扇他的准备。
狸见我对他好，高兴得大鼻涕泡儿都冒出来了，把那块萨其马更使劲地咬了一大块，仰着脑袋肆无忌惮地嚼着，吃相像我们家的狗玛丽。我张开巴掌，正要朝那张幸福无比的扁脸拍过去，狸的爸爸老唐从街门里走出来，老唐见了我说，七格格跟狸玩哪！
胡同的街坊里，只有老唐叫我七格格，我们家在旗，女孩里我是老七，最小，属于垫窝儿的。妈四十多了才生我，说我是拉秧的瓜，没长熟，黄毛小眼，嘴碎手贱，是我们家女孩里最不成功的一个。没人叫我格格，也没人把我当格格，我也没认为自己是什么格格，我没那么娇贵。
老唐叫我七格格那是尊称，是看在我爸爸的分儿上才这么叫的。他管我爸爸叫四爷，有时候叫“先辈”，因为他们都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念过书，都是国家派去的留学生。我爸爸是民国初年回来的，老唐是抗战全面爆发第二年回来的，差着20年呢。
当着老唐的面，张开的手掌不好立即收回，我说，我正教狸数手指头认数呢！
随机应变，自然得体，我编瞎话的能力相当了得，我妈管我叫“瞎话篓子”，说我一天无数的话语中，能有两成是真的就很让人吃惊了。的确，我思维的想象力、延伸力、组织力、变通力是金家的佼佼者，有时候能把我爸爸那个大学教授哄得一愣一愣的。我说下午后院树上落过一只鹦鹉，雪白的，黄嘴，脚上还戴着金属链子。爸就以为真落过鹦鹉，说八成是南边傅家的那只大白飞过来了。其实呢，是只黑老鸹。老鸹和鹦鹉都是鸟类，我也没胡说，顶多认错了而已，至于黑的、白的，可以忽略不计，干吗那么较真儿？我编瞎话顺嘴而来，脱口而出，脸不变色心不跳，刚说过就忘了，一遍跟一遍不一样，但有时候让我多重复几遍就成了真的，赌咒发誓，煞有介事，地老天荒地再不会更改，甚至成了记忆。这也是为什么金家十几个孩子，只有我后来成了作家的原因。至今我坚信，感受力、创造力和表达力是作家的基本功力，尤其是创造力，缺了这个不行。
老唐看着我的巴掌说，狸认数，不用教，他能从一数到一百呢。
狸一听，马上点着脑袋，晃着身子，一二三四五地数起来，拦也拦不住。
狸姓唐，住在3号。我们家住2号，形成直角，戏楼胡同在这儿窝成了一个长方形的大院，从2号到9号，都在方形的场子内，10号以后就甩出去了，这几个院门的街坊相对就走得近，彼此知根知底儿。老唐的媳妇长得白皙漂亮，梳着大包头，说话细声细语，不似小四儿的妈，一嗓子“小四儿回家吃饭了”，半条胡同都能听见。也不似兔儿爷他妈，一天到晚蓬头垢面的，穿着大裤衩子就敢坐在门墩上抡芭蕉扇。老唐媳妇属于老派人，她嫁给老唐就随着老唐姓，像小四儿的奶奶，官面上称呼是“赵门刘氏”，其实人家娘家姓刘，嫁给了姓赵的。高家老太太是“高门隋氏”，都把夫家的姓顶在头里。老唐的媳妇姓吉田，不叫“唐门吉田氏”而是叫唐和子，她虽然姓吉田，但本人叫和子，户籍簿上记录的是“唐和子”，我们都管她叫“糖盒子”。兔儿爷遗憾地说，可惜老唐姓唐，他要是像日本人一样姓两个字儿，比如“王八”，那么糖盒子就是“王八盒子”了，听着更像日本人。
小四儿说，他爷爷早先在河北乡下见过王八盒子，半自动手枪，日本人造的，大而扁，汉奸用得比较多。兔儿爷说，要是抗日的人使用就得拴上一条红绸子。枪是同一种枪，有了绸子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小四儿说他比较看好“鸡腿撸子”，撸子个小，也是日本造的，能别在腰里，威风有派，不像“王八盒子”，斜挎在屁股后头，一看就是碎催模样。“碎催”是北京话，跟班的意思，小四儿说兔儿爷就是他的碎催。
男孩们都喜欢枪，于是有关王八盒子的讨论延续了一个上午。我们研讨的话题随意性很大，谁也无法控制。
老唐是天津人，在留学期间娶了日本媳妇吉田和子，听说糖盒子她爹是制糖业的大老板。按吉田家的意愿是让老唐入赘，老唐说，如果唐家有哥儿两个，他入赘可以；可是他们唐家只有他一个，他是独子，这个问题就不能考虑了。婚后的糖盒子跟丈夫回到中国，难改日本生活习惯，把3号的房子作了大改造，屋内地面被抬得很高，进屋先上一层台阶，地面铺了草席一样的榻榻米，给人的感觉是进门就脱鞋上炕。窗户又开得很低，坐在屋地上能看见院里跑的猫。屋里的隔断是推拉的，糊着纸，没有床，晚上一家人睡觉就躺在榻榻米上。依我的想象，睡醒了一睁眼，满目是桌子、椅子腿儿，视觉角度变成了耗子，真够别扭的。因为房子多，他们一家住不过来，就租出去一部分，也都是租给日本人，那时候北平正让日本人占领着。3号门口常停着东洋车，下来些宽袍大袖、留着小黑胡子的日本人，日本人管3号叫“扶桑馆”。中国街坊当面也称“扶桑馆”，背后却叫“鬼子馆”，就跟胡同东边的南馆、北馆似的。南北馆是俄国东正教的地盘，住的都是金发碧眼的老毛子，建筑是尖顶子，圆拱门，长条窗户，很是各色。我认为洋人待的地方一般称作“馆”，把这个观点和爸作为学术问题探讨。爸说不一定，中国叫馆的地方也很多，比如朝廷的同文馆，颐和园的听鹂馆，府右街的图书馆，他们大学的资料馆，都和洋人没关系，我的论题不能成立。我说，北京的洋人不少，赵大爷说过，东交民巷一带，洋人多，馆也多，老百姓不待见洋人，把东交民巷改叫“切洋鸡巴巷”。
妈在旁边插嘴，这可不是姑娘家说的话啊！
我说，不是我说的，是赵大爷说的。
妈说，赵大爷说的你也不能学。
我问，为什么？妈说，什么也不为。
3号叫作扶桑馆还有一个原因，唐家正屋墙上挂着个镜框，白纸黑字，写着“扶桑馆”三个字。字写得不怎么样，没有格局，比较率性，有些信马由缰。这块匾，我姑且把它叫匾吧，“文革”的时候还在唐家高高地挂着，没有被触动。爸说，唐家那块“扶桑馆”是个大人物写的，原本是写给老唐的老丈人的，糖盒子来中国，就把它带来了，作为家乡的一个念想。我问，大人物有多大，比地下管道局的局长还大吗？我没见过大官，见过最大的官就是管北京下水道的局长。局长派头很大，戴着白手套，把汽车停在马路的窨井口，让手下把井盖掀开，让那些人拿着长竹片往里探。大热天，那些小碎催们整得满头大汗，烂脏腥臭，局长则让人打着黑阳伞很悠闲地坐在旁边喝茶。可见局长是大人物，当官当成这样，那才是值！
爸最终也没告诉我“扶桑馆”是谁写的，他有点儿讳莫如深。
听妈说，以前糖盒子出门，常穿和服，花枝招展，五光十色，发髻绾得很高，脸擦得很白，穿着木屐，嘀嘀嗒嗒，像一只大花蛾子，吸引着胡同集体的眼球，连正在院里打袼褙的赵奶奶也扎着一手糨子跑出来观看。有好事的街坊问糖盒子，后背上背的小包袱里头装的什么？糖盒子听不懂，弯着腰叽里咕噜说了一通日本话，这边自然也听不明白。有“内行”翻译说，小包袱里装的是她们祖上的骨灰，把祖先背在脊梁后头，走哪儿都带着，省得买坟地了。后来经老唐解释才知道，就是一个宽带子，在后腰上绕了两道弯罢了。中国人还是不能理解，穿成这样，累赘不累赘啊！
日本一投降，除了唐家以外，扶桑馆的日本人全撤了，他们走得很匆忙，许多手使的东西堆在街门口，上面写着“自由持取”的白条子。“自由持取”是日本话，用咱们的话说就是“随便拿”。整条胡同的人都来“捡洋落儿”，小四儿家捡了一摞写着“有田烧”的大盘子。“有田烧”是日本有名的瓷窑，就跟中国的景德镇似的，几十年来，那些华丽的瓷器在小四儿家一直充任着盛炒萝卜条、炒疙瘩丝和凉拌黄瓜的功能，尽职尽责。兔儿爷他妈发现“自由持取”最早，推走了一辆自行车。这辆车兔儿爷他爸爸从东城国子监到西城白石桥，上下班都骑它，每天几十公里，风雨无阻，一直骑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要不是轮胎配不上，还能骑呢。大芳他们家“持取”了两把理发的推子，嚓嚓嚓，推起头发很快，不夹头发，以致大芳的哥哥由踩着平板小车捡烂纸改行做了理发匠。两把推子改变了一个少年的命运，这样的事儿还真不多。给我们家做饭的老王捡了一个大号带沿的铁锅，生铁的，挺沉，挺深，他到底也没弄明白怎么用这个锅做饭，后来卖给了背着柳条筐沿街收破烂的孙婆子，换了两包洋取灯。洋取灯就是火柴，一包12盒，相对铁锅来说还比较实用。高老太太是小脚，来得晚，挑了半天，抱回去一个小和尚石雕，原本是个摆设，老太太拿回去没用，放炕上拴孙子，拿根裤腰带，一头系在孙子腰里，一头套在日本和尚脖子上，裤腰带范围之内，是孩子的活动天地。高家几个孩子，都是日本和尚看大的……
二
街坊们这样收获抗战胜利品的时候，我和小四儿等人大部分还在娘的肚子里，所以我们没有机会看到漂亮的穿和服的糖盒子和那些白捡白拿的欢乐场面。我记事的时候已经到新中国成立了。
50年代初期的糖盒子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裤，头上包着格子围巾，走路低着脑袋，背上背着狸的小妹妹，一个细眉细眼，动辄便咧嘴哭的小丫头片子。我估计，这小东西长大了也注定是个挨揍的货色，不会有多大出息。我很想看看穿和服的糖盒子，但是她一回也没穿过。可不，日本投降好几年了，哪个日本侨民还敢在北京地面上张扬，他们收敛得比小菜碟儿还小菜碟儿。
原先在崇文门外古玩店上班的老唐两年前改为走街串巷，专门收购旧货的“打小鼓儿的”。这个职业在民国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很普遍，小鼓儿茶盅盖大小，扁扁的，鲨鱼皮蒙面，攥在左手，右手用一根细竹棍，棍头裹着胶皮，梆梆地敲击，鼓声响亮清脆，在幽深的胡同里能传得很远。人们在家里一听到鼓声就知道收古玩旧货的老唐来了。老唐可以直接进到卖主的家里，在卖主的桌上、炕上审看物品。有时候老唐不等人招呼也进屋，脸上堆着笑，亲切地说，老没见了，怪想您的，这些日子您一准儿找着了不少好东西，让我开开眼。
如果主家正想用钱，就会装作很不经意，顺水推舟地从腕子上撸下镯子，让老唐估成色，论价钱。
还有级别稍次，属于收废品的，敲的是软鼓，嘭嘭嘭，嘭嘭嘭，三下，用特有的沉闷短促嗓音吆喝，“有旧衣裳、旧家具——我买！有旧书本、洋瓶子——我买！”这类人可以进入住家院落，但是绝不能登堂入室，卖家买家都恪守着这个规矩。最次一等是收破烂的，多是上了年纪的妇女，她们来自城郊，早出晚归，跟城里、跟乡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白天，以上午居多，背着大筐沿街叫唤“有破烂儿——我买！”声音拉得很长，像唱歌。婆子们收购的多是破衣裳烂袜子，她们身后的大筐里有洋火，也有鸡蛋、绿豆什么的乡下土产，若是要现钱，她们给出个两毛、三毛顶天了，通常是以物换物。有一回，我妈用老三穿剩的一件拾掇不起来的线衣以及乱七八糟的东西，跟孙婆子给我换了一双农村男孩的靸鞋。鞋当然是新鞋，方口蓝布面，鞋头包着黑土布，用针线密密地缉着，硬邦邦的不跟脚。我说：妈，鞋大着呢，大半个拳头。
妈说，穿穿就不大了，你的脚还长呢。
我说，鞋帮子太硬，硌脚。
妈说，你看人家这针脚缉得多齐整，多细密，乡下人实诚，这双鞋比老三的皮鞋还结实，穿个三五年没问题！
从妈嘴里我知道了“缉”这个词儿，从这双大靸鞋上我了解了“缉”的作用，就是一针顶着一针缝，硬把布片缝成铁皮。我穿着这双用烂线衣换来的新鞋，只半个时辰，后脚跟就磨破了；跳皮筋，一抬腿，鞋就上了房顶。妈让老三把鞋够下来，给鞋缝了根带子，这双能踢死驴的鞋从此跟定了我，再也无法摆脱。我恨死了收破烂的孙婆子，有时候学孙婆子吆喝“有破烂儿——我买”，学得惟妙惟肖，可以乱真。妈拍着我的屁股说，学什么不好，将来你还真要当收破烂的！
想想看吧，一个城里的小丫丫，穿着一双农村野小子的大靸鞋在胡同里走来走去，自信心受到了何等挫折。不敢对妈表示不满，但是只要一看见孙婆子，我就让小四儿们用绷弓子绷她，把老婆子整得想骂也找不着人，后来干脆不到这条胡同来了。不来就不来，谁稀罕！
胡同的孩子没有上幼儿园一说，用现在的话说是：放野羊一样地散养着。家家都好几个孩子，大的带小的，不宠不惯，我们成长得都很自觉，也很自由。一帮孩子，拽包、跳间、弹球、拍洋画，没有滑梯，没有跷跷板，当然也没有秋千和沙坑，我们只能在胡同大院里玩，跟门口的大槐树较劲，自己跟自己作（zuō），欺负杂种狸就成了我们的主要乐趣。
狸会唱歌，他有音乐天赋，唱得很动听，他唱得最好的是《麻雀教算术》：“七八、七八、七八八，小麻雀要当先生啦，一个一个数过来，七八八，七八八……”歌是他妈教的，用日语演唱。我们听不懂，只能明白“七八八”，一听到“七八八”就过去揍他。
打小鼓儿的老唐生意不错。新中国提倡“劳动光荣”，但是一些过去的显贵们放不下架儿，宅门的哥儿也不想出门挣钱，便典当家私，维持着场面。碍于脸皮和身份，这些人不便经常出入寄卖商店（新中国成立后典当行业改成寄卖商店），走街串巷的老唐就成了受他们欢迎的人物。家里有什么古玩玉器，书画法帖，细软皮货的，都喜欢卖给老唐。老唐出身古玩铺，懂行，不会走眼，给价也公道，又住在附近，做买卖不会太离谱。
打小鼓儿的虽然也属收旧行业，但是视野宽阔，精于鉴定，跟三六九等的人都能搭上话。打小鼓儿的老唐穿着长衫，腋下夹着包袱皮，细高的身材，儒雅模样，很是招人待见。老唐收旧物的包袱皮来自日本，绿地白萱草的图案，颜色鲜亮，跟老唐的灰大褂相搭，很是和谐，这怕也是老唐区别于其他打小鼓儿之处。老唐衣着齐整，戴着呢子礼帽，脚上是锃亮的皮鞋，不像是收旧货的，倒像是学校教书的先生。老唐收旧货有自己的区域，南至东四头条，北至北小街炮局，三天串一个来回，不胡走，不过界，摸着老唐的规律就能逮着他的行踪。旧官宦府邸，殷实宅门是老唐的重点对象。有时候不为收东西，就为进去串串门，聊聊天，联络一下感情，很多意想不到的好东西就是在他联络之中到手的。
他到我们家来，多是在爸下了班，吃完晚饭以后，那时候的爸闲适而轻松，心情一般也很好，想找件什么事儿解解闷儿，这时候老唐来了。老唐进门先打千儿问候，礼数十分周到，像个世家子弟，谦恭得像是后辈对学长的仰慕和尊敬，让爸的心里十分舒坦。爸说，看唐先生这么高兴，一定是发了财了。老唐说，发多大的财在四爷眼里也是个小手指头，四爷祖上进出紫禁城，什么好东西家里没有，什么宝贝没见过啊。
爸让老唐坐，老唐偏着半个屁股坐在茶几旁边的椅子上，不往八仙桌旁边的太师椅上坐。老唐是个挺懂规矩的人。
胡同的街坊包括我在内，大家都是老唐、老唐地叫，一个沿街打小鼓儿的，值不得另眼相看。但是只有我爸，嘴里一直叫他“唐先生”，当面是唐先生，背后还是唐先生，从来没改过口。爸问老唐最近生意如何，老唐说：干这行不容易，前几年在砖塔胡同有个打鼓儿的被歹人抢了，刚收的吴昌硕四条屏血本无归。现在是没人抢了，但是人们把好东西都抬（藏）起来了，不愿露富。现今这是普遍心态。
爸说，你们这行，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逮着真货就赚大了。
老唐说，四爷说得没错，比起四爷旱涝保收的教员生涯，我这儿还是担着风险。宅门里都是熟人，只能实打实地做买卖，不敢亏人。
妈要去沏茶，老唐从大褂里摸出一个小包来，让妈沏他带来的，说是日本静冈煎茶，这茶四爷可能有日子没尝了。
煎茶沏上来，黄绿颜色，满屋飘香，浓厚的茶味儿之外夹杂着海藻的青气。妈尝了一口，说味道太怪，绿得也不正经。
爸说，这就是玉露了，日本第一茶。
妈说，煎茶怎是这股青涩味儿？爸说，是日本茶特有的味道，他们的茶叶和海带、干鱼在一块儿卖。
妈摇摇头，不能理解。我也不能想象吴裕泰茶庄代卖海带、黄花鱼的荒唐。
爸和老唐喝着煎茶，脸上显出相知极深的表情和以心传心的会意。他们说了许多东京帝大的旧事，说到了帝大校园里的那棵巨大桧树和对门卖串烧的小铺。到最后竟然换了频道，说开了日语，玛斯、玛斯的，让人听着怪诞又好笑。我后来才知道，那些“玛斯”是敬语，爸和老唐两人彼此都敬着呢。
妈说，都是煎茶闹的！
老唐来也不是光喝茶，在适当的时候他打开包袱皮，亮出里边两本磨了边的旧书，对爸说，是日本永井荷风的《江户艺术论》，想必其中的“浮世绘之鉴赏”对教美术的爸有用。爸大概是不便拂逆老唐的美意，人家从收购的旧书里翻出这个特意给你送来，足见心里还想着你，朋友能做到这个份儿上也就够可以了，还能怎么着呢？爸的几个儿子倒是亲生，可谁也没想起给爸淘换一本什么荷风、江户来。
爸给了老唐6块钱，直说书的珍贵和难得，老唐推让了一下把钱收了。老唐走后，妈说，这么两本发黄的书，6块！够半个月的嚼谷了。这样的书，收报纸洋瓶子的论斤约，两分钱一斤。
爸说，心意是不能用钱称的。
话是这么说，那本“江户”被爸撂在书柜顶上，到死也没动过。
我认为，这是老唐做生意的精明之处。
有一天，老唐领着糖盒子上我们家来了。糖盒子破例穿了和服，还搽了薄薄的粉。藏蓝的带小碎花的衣服，散发着樟木箱子的味道。拦腰的铁锈红衣带朴素典雅，配以白布棉袜和木屐，有点儿不食人间烟火的遥远。我追着糖盒子看，很没规矩地跟着他们走进堂屋，站在爸的身后，不顾妈的几次暗示，不想离开。我想看看他们要干什么，如此郑重其事。
糖盒子将一个紫包袱交给妈，说是中元节到了，做了些点心让妈尝尝。依着北京人的习俗，客人送了礼，主家客套一番后会放在一边，表现出不是那么“迫不及待的小家子气”，免得让人看着跟没见过什么似的。妈接过包袱，顺手就要往茶几上放，爸接过来说，咱们得看看都是些什么好东西，唐家“欧枯桑”（夫人）的手艺应该是不错的。
爸当着老唐和他媳妇的面，把包袱皮打开，是一个精致的木头盒子，打开盒盖，里面蒙着一层柔软的绵纸，掀开绵纸看见盒子里站着五个樱花形状的点心，黄蕊粉瓣，娇嫩无比，爸称赞道，真精致！
爸拿了一个，递到我手里，我高兴极了，张嘴要咬，妈说，先别往嘴里填，看够了再吃！
只好把那“樱花”在手里托着。
日本人每年中元和岁暮要给至亲好友送节礼，这些年跟唐家街里街坊地住着，也没见糖盒子做什么“樱花”送过来，这回不知是怎么了，竟然正式隆重，送礼来了。爸是照着日本人习惯，凡是送礼，必得立即开包，当着人面大赞特赞一番，表现出惊喜和稀罕，让送礼者心情舒畅，得到极大满足。
我托着点心出了房门，小狗玛丽立即扑上来，摇着尾巴示好，黄猫也在屋瓦上探着身子喵喵叫唤。我把手举得高高的，玛丽蹦了好几回没够着，我跑进自己屋里，用脚勾上门，一口把“樱花”塞进嘴里。原来就是糖，除了甜，什么味道也没有，能把人甜齁死。
糖盒子的娘家不愧是做糖的。
我后来知道，那天糖盒子是来告别的，她要回到日本去了，那边有她年迈的父母，她是独女，要回去尽孝。女儿她带走，儿子给老唐留下。她来，是拜托我父母多关照老唐，说新中国成立了，将来两国之间来来往往会很方便的。
糖盒子是在一个早晨走的，时间很早，太阳还没照到西屋的屋脊，喇叭花还闭着嘴没有张开。糖盒子走的时候，我的父母特意早起，到门口去送。大院的街坊们都还没开街门，胡同里静悄悄的，泛着一股凉意。分手的时候，爸没有说“撒呦那拉”，“撒呦那拉”我懂，是再见的意思。爸对糖盒子说的是“依待依拉下依”，这是日本人对出门亲人的叮咛，是“等着您回来”的意思。糖盒子不停地鞠躬，泪流满面。
糖盒子用布带兜着小丫头片子，拴在胸前，臂弯挎着包袱走出了大院。老唐提着皮箱子跟在后面，狸大概知道妈妈要走了，紧紧抓着糖盒子的衣襟，一步不落地跟着妈小跑。
老唐要把媳妇送到天津，在塘沽送上到日本横滨的轮船，再自己带着狸回来。
我说，糖盒子到底是走了，这个日本鬼子。我还想说“非我族类必有异心”这样很有水平的话。这句话是从赵大爷那儿才趸来的，想了想，终是没说，在爸跟前说这样文绉绉的话是班门弄斧，费力不讨好。跟妈说可以，能吓唬她，跟爸不行。
爸拍拍我的脑袋说，唐和子的父亲是日本有名的人物，吉田先生在横滨，为中国捐了不少钱，支持辛亥革命。唐先生抗战一爆发就毅然回了中国，不与侵略者共处，是好人哪。
我说，您不是也回来了吗？
爸说，我怎能跟唐先生比，我回来是孙中山革了皇上的命，朝廷倒了，旗人的俸禄没了，我不回来一家大小吃什么？充其量我是为了一个家。人家唐先生是反对日本侵略中国，民族的气节在，1938年坐“皇后”号轮船回了中国，当时那条船上还有郭沫若，一大船的中国留学生都回来了。唐先生带着老婆孩子，把自个儿从日本连根拔了，相当不错的人哪！
我抬头再看，唐家人的身影已经消失在胡同拐弯处。
看不见了。
三
我在家里被认为是个不让人省心的孩子，最大的毛病是“不听话”。让我往东偏往西，让我打狗偏抓鸡，我比较固执，有自个儿的主意，总认为谁的认识也不如我到位，包括我的父母。比如爸让我画素描，我就想，凭什么听你的？齐白石他爸没让他画素描，人家照样是大画家。妈说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我说铁杵永远磨不成针，上铺子里去买针，一分钱十根，省多少工夫！语文课上，老师教古文《愚公移山》，“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老师提问，让我回答该文的中心思想。我说，愚公，傻老头，跟教室后头坐着的傻狸一样。傻老头九十了，要挖山，不但自己挖，还要把孩子们都搭进去挖，子子孙孙无穷尽也！以致他的后代不能干别的，只能每天挖山不止，冤不冤哪！要是我，我不干，我这一辈子要干的事情还多着哪。至于山挡路，你搬家呀，大山千百万年就坐落在那儿了，凭什么挖人家，得有个先来后到吧，傻老头从山北搬到山南不就结了？
老师说，你坐下吧。2分。
狸坐在最后的角落里，听了我的回答使劲鼓掌。他绝听不懂“搬家”的话，只要我站起答问题，他就高兴，就支持。老师让狸注意课堂纪律，说，课堂上不允许有这样的举动，就是旁听生也不允许。老师让苏惠回答，苏惠小嘴叭叭的，响亮地说，愚公移山是一种比喻，它教给了我们一种锲而不舍、齐心合力的精神，我们要发扬这种精神，团结起来，干大事情。
老师说，请坐。5分。
我回答错了吗？我认为没有，现实和精神是两码事，精神不能当饭吃，我最反感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话语，这怕也是我成不了理论家的原因，只能当个写小说的。
心里这个委屈啊，无缘无故又给我妈挣了个不及格，亏不亏啊我。我对学习越发反感！
这样虚幻的话语，狸当然也不明白，他不知道什么是“精神”，也不理解“锲而不舍”是个怎样的物件。狸作为旁听，是他爸爸跟学校反复交涉的结果。学校请示了上级，说只要不影响学生上课，可以来试试看。狸把上学看得很认真，书本文具一样不少，铁铅笔盒上有“木兰从军”的图案，铅笔削得又细又尖，课本折了一个角也要认真展平。旁听了两年，只是一本注音字母的语文和1＋1＝2的算术，从头到尾只认了几个字：火车、飞机、轮船。
我想，那个时候我可能进入了叛逆阶段。谁在成长过程中都有过叛逆期，这个时期的孩子最难管教，时刻跟任何人呈对着干的态势。每天玩得花样翻新，跟着一帮高年级的男生到安定门外鬼子坟挖墓。鬼子坟是俄国教会的墓地，坟上都有石雕，我们看哪个雕刻漂亮挖哪个。碰翻了学校门口小贩的凉粉车子，醋蒜芝麻酱洒了一地，香气扑鼻，卖凉粉的抓着我脖领子找到家来要求赔钱。小贩走了，我挨了一顿打。我不服，强调那辆车是独轮的，谁碰上都得翻车。不爱上珠算课，我把珠算老师骗回家去而让全班放假。体育课上，我把铅球推进了厕所茅坑，屎尿溅得上了房顶。把庆祝“六一”儿童节黑板报上所有的少年儿童都添上了胡子和眼镜……离经叛道，全盘恶搞，以致我上学，我妈在家心里打鼓，不知在外头又搞出什么“精彩内容”，诸如屎尿上房之类。在家里我和七哥互不理睬，老七大我二十三，画画儿的，本不是一个档次的人，却天天要在一个饭桌上吃饭。他嫌我说话不靠谱，嗔着我动他的作品（送人了），他说他画一幅工笔“鹩哥”得一个月，还没落款，眨眼就没了！在爸跟前，他点着我的鼻子说，真不知她的这些邪恶想法是从哪里来的！
我说，天生的哪！天生的就是天才。
老七狠狠瞪了我一眼，再不说话。
爸只是笑。
五年级以后，我最大的爱好是看电影，看苏联的，这场看完买下场的票，同一部电影一天看两场，为的是记住那拗口的人名和经典的台词。为看电影要时常逃学，这些都瞒着家里，也瞒着学校。跟老师请假，不是说我姥姥眼睛看不见了，就是说我奶奶摔了，其实二位老者几十年前就入土了，埋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在老师眼里，我们家的老人特别多，事儿也特别多。老师也不去追究，他懒得理我。
看电影能上瘾，就像现在的网络，成为许多孩子的钟爱，成为许多家长的胆战心惊。几十年后，我半夜提拉着我儿子的耳朵把他从网吧里揪出来的情景，大概和我母亲当年在东四蟾宫电影院门口花几个小时堵截我，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个人看电影没劲儿，必须有伴，以便观后研讨。这个伴儿通常是小四儿和大芳。小四儿属于胡同里的问题少年，爹妈管教疏松，思想活跃，跟我一样，天马行空，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比电影编剧还能编。比如他说，苏联电影《白痴》里漂亮的女主角娜斯塔爱上了梅斯金公爵却又不跟他结婚，把别人娶她的一捆捆钞票都扔进了火炉里，这是败笔。嫁给想嫁又有钱的公爵是多么好的事儿，好好过日子，夫妻恩爱，生一大堆孩子，煮一大锅片儿汤，电灯底下热热乎乎地围在一块儿吃多幸福，偏偏那么矫情，烧钱玩儿！我说把钱烧了才有看头，让人的心揪着，这正是电影好看的地方。大芳说，要是我，我也不烧钱，把钱烧了，傻×呀！
由电影我找到了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白痴》比电影更好看。《第十二夜》《攻克柏林》《上尉的女儿》等等，都是那个时候看的，里面的对话，至今记忆犹新，没有忘却。大芳也爱看电影，但是她喜欢国产的，比如《铁道游击队》《沙漠追匪记》《羊城暗哨》《桃花扇》等等。大芳学习极差，脑筋不往书本里头走，光记些电影里的才子佳人，谁谁谁长得好看，谁谁谁穿的衣裳式样不错等等。大芳最喜欢的演员是冯喆，逢有冯喆的片子看十遍也不过瘾。为了骗她能陪我看电影，有时候谎称苏联电影《白夜》里也有冯喆出镜，看过以后她大呼上当。大芳毫不害臊地说，嫁人就要嫁给冯喆这样的美男，清秀舒朗，中国几百年也出不来一个。
小四儿说，照镜子看看你那夜叉模样吧，还嫁冯喆呢，冯喆听了这话得吓得翻俩跟头！
我很自觉，往后缩了缩，我知道，我的长相比大芳还差了一截子。
看电影需要钱，学生场只有周日早场才有，我们等不到周日，而平时没有学生票，电影院的成人票价对我们来说不便宜。更何况我还有小四儿和大芳的负担，他们俩的经济条件很难跟着我这么一场一场地看。小四儿的爸是北京机械厂的工人，大芳的爸是万牲园打扫卫生的。万牲园是老早的叫法，我们上学的时候已经改名动物园，但是大芳她爸还是依着老话儿叫万牲园。
苏惠和兔儿爷基本不参与我们的活动，他们是“三好学生”，逃课看电影对他们来说是大逆不道。但是他们很忠实地为我们保着密，苏惠甚至还为我代做作业，她仿我的字仿得很像。坏学生、好学生拧麻花一样地拧在一起，这就是我们这些“半大猫”的高小生活。
说小四儿是问题少年应该没错，与其说他问题多，不如说他主意多。他每次让我买两张票，我和大芳先进去，然后让大芳拿着两张票出来，他和大芳进去，他再拿着两张票出来，在电影院门口卖掉一张，这样我们仨只买一张就行了。他们俩看哪儿有空位往哪儿坐，让人轰起来再换个地方，电影院全满座的时候不多。
时间长了就显得钱紧，妈给的零花钱有限，不够看两场的，从别处弄不来钱，胡同的孩子都在家吃早点，想从嘴里抠更没门。我们常常处于焦虑状态，为了那些好看的电影。东四电影院在上映苏联彩色舞蹈片《冰上芭蕾》，我们都想看，并非对舞蹈有什么兴趣，主要是听小四儿说芭蕾舞是不穿裤子，光腿光胳膊的舞蹈，大腿一撩连小裤衩都能看到。至于男的，索性连裤衩也不穿……
这样难得的电影能不看吗？一定得看！
我和小四儿、大芳坐在门槛上，为《冰上芭蕾》而纠结。
大芳说，冯喆也在里面跳吗？
小四儿说，那是当然。
大芳遗憾地看着我说，可惜咱们没钱了。
小四儿低声问我，你真的没钱了？
我说，真没了，这个月咱们已经看了九场，我跟老七那个大抠门儿要过两回钱了，跟老三也要过，不能再张嘴了，我妈对我频频要钱开始警惕了。
我们三个蹲在槐树底下很无奈，这棵树前几天被政府用栏杆圈起来了，还钉上了牌子，说是北京名贵树木。我们也不知它名贵在哪儿，每天爬上爬下好几回，它就是比别的树粗点大点罢了。一大拨老鸹从头顶飞过去，能听见翅膀沙沙扇动的声音，它们从野外找食吃回城了。小四儿抬头看了一会儿老鸹，用脚使劲踹了一下栏杆说，操！
狸在他们家台阶上坐着，一遍一遍地唱着“七八、七八、七八八……”单调而凄凉。
西天的晚霞已经落尽，路灯亮起来了，老唐回到大院。老唐大概是累了，动作有些缓慢，灰大褂换了蓝布制服，日本包袱皮还在腋下夹着，鲨鱼皮的小鼓儿依旧在使用。大芳不错眼珠地看着老唐，说才发现老唐长得像冯喆。
小四儿说，冯喆才不会打小鼓儿。冯喆要是打小鼓儿，咱们这条胡同的老娘儿们包括你在内都得疯了，连晚上盖的被卧都得拿出来卖了。
坐在台阶上的狸看见他爹回来，三步两步跑过来，仰着那张扁脸看着老唐，伸手在老唐兜里掏。老唐弯下身摸儿子的脸，发现儿子哭过。其实这时候我们已经不打狸了，我们已经长得人高马大，高小马上毕业了，可狸还是那么小，依旧是坊家胡同小学四年级旁听生。狸不长个儿也不长心眼儿，还是七八岁的样子，谁还好意思欺负一个残疾儿童呢！
看着疲惫的老唐和他儿子，我想起了电影《白夜》涅瓦河边凛冽的风和孤独的女孩纳斯金卡，夜幕下无休止地充满希望地等待……是啊，糖盒子一去不复返，连信也没有，她把老唐爷儿俩彻底扔了，自己当资本家小姐去了，我们都替老唐不平，替没妈的狸难过。秋天的时候，妈建议老唐再娶一个，说，苏惠的妈就很合适，长期单身一人，身边一个懂事的苏惠，她本人脾气好、心肠好、模样好、人缘好，跟老唐很般配。我们也都盼着苏惠妈嫁给老唐，这样扶桑馆的唐家就有了做饭的，狸也不至于每天坐在台阶上啃萨其马等他爸爸。可是老唐没答应，他说，狸的母亲还在，他不能停妻再娶，他娶和子，两人是在神社里宣过誓，跟神打过招呼的，不能轻易反悔。爸嫌妈多事，说，唐先生留学东洋，是帝国大学毕业，哪能看得上给街道工厂锁扣眼的苏惠妈。妈说，他再帝国毕业也得过日子不是！
狸抓着他爸爸的手，一蹿一跳很高兴地往家走。老唐边走边问狸晚上想吃什么。狸说，吃“馎饦”！
我们仨面面相觑，谁也不知道“馎饦”是什么东西，那大概是日本饭。
看着老唐的背影，小四儿说他有办法了，说我们可以找些东西跟老唐换钱，打小鼓儿的老唐手里应该有钱。大芳说这主意不错，她小时候的一条裙子可以跟老唐换，反正也是小了，还有她们家的笊篱，铜的，应该也值不少钱！小四儿说大芳，你以为老唐是收破烂的孙婆子吗？我看，我奶奶的烟袋锅子成，那个嘴儿是翡翠的。
大芳说，你奶奶要抽烟怎么办哪？
小四儿说，让她满世界找去呗，老太太记性差，见天儿找东西，每天就在找东西中过日子。
我让他们都别张罗了，这件事交给我来办。大芳说，得快啊，要不然《冰上芭蕾》就演过去了。
我说，那是当然。
回家让妈也给我做“馎饦”，妈不知“馎饦”是什么饭，爸说，给丫儿做锅炝锅片儿汤！
敢情“馎饦”就是日本儿片汤。爸说，日本山梨县的美食。
四
老三娶妻搬出另过，爸去上班，老七钻在后院自己的屋里画画，妈在忙她自己的事情，偌大四合院进进出出只有我一个人。白天，在这个家里我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
我堂而皇之地进了爸的书房，还记得老唐卖给爸两本“江户”之类的破书，卷边少页的要了6块钱，我爸爸的书卖给他，也应该给不少。书房里的书浩如烟海，神不知鬼不觉地抽一本，沧海一粟，谁要知道才怪！黄猫蹲在南窗台上盯着我使劲看，我才觉得这只猫是这么诡异讨厌，朝它一跺脚，滚！
黄猫喵了一声，伸了个懒腰，掉了屁股又卧下了，窗台上的太阳正好。
我蹲下来，在书架底层右首最后边掏出一本沾满灰尘的旧书，想必这是爸不常用的。爸的书太多了，书架的内里横着躺一排书，外面再竖着站立一排，里边横着的多是极少翻动的，抽出一本不显山不露水，爸发现不了，妈更发现不了。
手里的旧书已发黄，线装，软塌塌的，几乎要散架的模样。书皮上有《二如亭》几个字，翻了几页，根本看不懂，也没有图画，不敢再翻，怕书碎了，这样的书籍卖出去最好，就跟老三那件破线衣似的，值不得留恋。把书揣进怀里，掀开竹帘走出北屋，看见妈正在廊下拿着我使剩下的铅笔头，一笔一画地描扫盲课本上的字。妈是个大文盲，没上过一天学，街道上成立了扫盲班，妈参加了，每天晚上去学俩钟头，比我认真。妈见了我说，你怎么这么早就放学了？我还以为你在学校呢。
我说，老师请假了。
妈问老师为什么请假，我说病了呗。妈说，老师病了可你们没病啊。
我说，可也是呢，学校让我们回家自己看书。
妈哦了一声，再没多想。
都是瞎话。
溜进扶桑馆，老唐还没有出门，他的傻儿子狸今天发烧，正在榻榻米上躺着，见我进来，狸高兴得手脚乱动，像只底儿朝天的大蟑螂。狸的头顶上就挂着那块“扶桑馆”的匾，认真看了半天，真看不出那字有什么好，我在大字课上写的毛笔字回回能得好几个红圈，有时候还被贴到教室后头展览，那些课堂练习，哪张都比这个写得好。
唐家的火炉上坐着砂锅，里面沸腾着满满一锅中药，不知是老唐自己喝的还是给狸喝的。屋里东西有些凌乱，狸的袜子扔在窗台上，枕边散落着啃得乱七八糟的米花球，锅里残留着一些面目不清的东西，大概就是日本山梨有名的“馎饦”了。给人的感觉是这个家缺少女人的操持，缺少母亲的细腻。由此更感到了糖盒子的可恶，把男人和孩子扔在中国，自己跑了，一个极不负责任的妈妈！
老唐光着脚站在榻榻米上，对我的造访感到突兀。我从怀里掏出那本《二如亭》，问老唐收不收这个。老唐把书轻轻翻了翻说，……这应该是一套。
我后悔没有再仔细翻找，便顺口说，我们家就这一本，是我妈夹绣花线的。书烂了，嫌搁线笸箩里碍事。
我的瞎话来路之快，连我自己也吃惊。
老唐一边翻书一边说，……是吗？
我说，嗯哪。
老唐把书撂在桌上，撂在那锅宝贝儿“馎饦”旁边，问我，卖书四爷知道？
我坦白说，我爸不知道，这样的破书他有的是，不在乎。
老唐点了点头，哦了一声。停了一会儿问我，你要卖多少？
我说，你看着给，多少是个意思就行，我估摸着卖给收破烂的孙婆子，她连一盒洋火也不会换给我，所以我来找你。
老唐笑笑说，你算计着我给的比一盒洋火多？
我说，你有文化，懂书，自然不会亏了我。
老唐说，四爷才懂书，他在日本专门学的是古典文化学科，搞的是版本学。我是外行……
在老唐的思索间隙，我觉得得对狸说点儿什么，来点儿缓冲。我问狸想不想妈妈，狸手脚停止了舞动，指着墙上的“扶桑馆”说，妈妈！
我问，你妈什么时候回来？
狸说，明天。
……
一本破书，老唐给了我5块钱，5块钱，够我们看十几场电影的，赚大发了！当时我们几个都非常激动，小四儿说，老唐跟你爸爸是朋友，他不好意思给少了，否则会显得不够交情。
大芳说，这事儿你爸要知道了怎么办？
我想起了那个积满尘土的书架说，我爸永远不会知道。
从老唐那儿找到了来钱的办法，于我如同开了一条宽阔的财路，家里小小不言的物件真被我偷偷倒腾出去不少，爸的书柜里摆着七个小陶人，花里胡哨各作姿态，热热闹闹站成一排。挑一个拿出去卖了爸不会知道，他不会天天来数数儿。卖哪个呢？下手的时候还真让我为难，七个小人里只有一个女的，身抱琵琶，美艳惊人，这个太显眼，不能动；背着大口袋，弥勒佛一样的胖子在小人队里也很突出，也不能动；白胡子、白眉毛的老寿星是里边爷爷辈儿的长者，把爷爷卖了不合适；金盔金甲，手持宝塔的武将长相凶恶，单独去卖可能卖不上价。挑来挑去，于是一个戴黑帽子的作了牺牲，拿到老唐那儿换了一块钱。后来金盔金甲也过去做伴了……七个人变成了五个，从原来的挤挤挨挨变得舒展宽敞，很有距离感，各自的艺术魅力得到了充分展示。
没多久，老七的石头印章、书桌上的小摆件、老三扔在家里驯鹰的皮套子、狗玛丽脖子上的小银铃、死了的大姐票戏用过的头面……统统进了扶桑馆。
我拿东西绝对是有挑选，经过深思熟虑的。妈妈的东西我基本不动，妈是个仔细人，你动她一根针她也知道，把她的东西挪个地方她都会跟你计较。相反，爸和老七却是稀里糊涂，老七的石头印章一大盒子，画完了画该用章了也就那么几块，大部分章子都是闲置，少一方他察觉不出。书桌上的摆件有只竹子编的小鸭子，是他的女朋友柳四咪送他的。两人分手七八年了，柳四咪早嫁了别人，他留着这个摆那儿徒自伤情，不如送到老唐那儿去，也让他断了念想。我们家后院有个小堆房，里面破烂儿多得浩如烟海，老祖母留下的花盆底绣花鞋、老祖官帽上的顶戴花翎、跟人私奔了的二姐扔下的一套套衣裳、早夭的老六留下的一堆玩意儿，破桌子烂板凳、旧隔扇花屏风……蛛网尘封，无人翻动，成为了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
我的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苏联电影已经不能满足我的欲望而改为看戏了，看戏比看电影过瘾。戏有日场和夜场，不敢看夜场，只能看白天的。白天名角少，价钱便宜，最常去的是圆恩寺的人民剧院，坛口的群众剧院和广和剧院。东单的实验剧院和灯市口的北京人艺也是经常光顾的地方。我已经是中学生了，在西城读书，学校古色古香，在故宫西华门和中南海西苑之间，据说是太监李莲英的宅邸，李莲英就住在宫门外头，跟皇上、太后都近，随叫随到。李莲英离皇宫近了，我可是离家远了，从东城到西城，过北新桥穿地安门，我得倒两回车，买月票是必需的，这也是我挑选中学的心计。月票是好东西，有月票，想上哪儿就上哪儿，逃出了妈的掌控，如同给幸福生活插上了驰骋的翅膀，把我舒坦得只想大声喊幸福哇，幸福！我到哪儿去已不需要小四儿和大芳陪伴，那两个人早已成了我的累赘，用历史老师的话总结是“尾大不掉”，汉朝政治的重要问题。我不能像汉景帝一样任着藩镇拖累，那两个大尾巴当断则断。
什么事情都是两方面的，自由的我也有担心，我最怕的事情是老唐把我盗卖家私的事儿告诉我爸爸。虽然是小打小闹，可是性质有个“盗”在其中。我爸还好说，妈知道了那一顿打是轻不了的，更何况还有一个脸面的因素在其中。
我很关注老唐的动向，有时候看见他和爸站在街门口说话我都紧张，怕他把我出卖了。就算不是有心，不经意说漏了嘴也很麻烦。
让我欣慰的是这样的事一直没有发生，老唐对我的行径守口如瓶。这是老唐做人的厚道之处。
为此我对狸格外好，下学了常买些果丹皮、花生蘸什么的送给他。狸认为我喜欢他，看见我回家，早早地张着胳膊跑过来，像迎接他爸爸老唐一样地迎接我，嘴里不住地念叨着“……王八……丫儿”。看着狸的那张真挚的扁脸，很多时候我的鼻子会发酸，狸是个孤独少爱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有理想，有前程，狸的前程又是什么？老唐老去，他将何如？
1960年以后，打小鼓儿的职业在北京消失，老唐成了废品回收公司的一员，为了照顾狸，他在就近的东门仓废品站上班，所打交道者废铜烂铁、破玻璃烂报纸，收入有限。
五
糖盒子这只日本蛾子飞走了，十几年音信皆无。
困难时期，狸再无零食可吃，每天托着腮帮子在门口枯坐，眼珠随着过往的人转。有人过去拍拍他脑袋，叹口气，更多的人则无视扶桑馆门口这道风景，成了司空见惯。我礼拜天在废品站见过老唐，他拿着一杆钩秤在称废电线，脏乱繁杂的废品中，面如冯喆的他一副心静如水的模样。还是那身蓝布制服，不同的是臂上多了一副套袖，脑袋上多了一顶布帽。老唐每天做饭，一式两份，自己带一份给儿子留一份，天冷的时候拜托苏惠的妈帮忙给儿子热一下。其实很多时候狸就在苏惠家吃，在我们家吃，在胡同里的任何一家吃。赵奶奶胡撸着狸的脑袋伤感地说，被妈扔了的小可怜儿……弃猫儿……命苦哇——
狸的扁脑袋就使劲往赵奶奶怀里扎，真像只弃猫一样。
寒假里的某一天，接到学校联络网的口信，第二天要开返校会。联络网是中学在假期传递信息的一个手段，那时候没有电话，更谈不上网络，学校有事召集靠的是一个接一个地传递，记住你的上家和下家，接到信息传下去就是了。
返校日那天，冒着大风大雪赶到学校。假期工友放假，大礼堂里没火，把我们冻得跺脚流清鼻涕，巴不得快点把我们放了。返校会紧急传达了一个与我们毫无关系的文件《在全国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说是要搞“四清”。运动中，各单位要“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具体到乡下要“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我们听得都很游离，无论清哪个，都跟我们不搭界，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呈莫名其妙状态。末了，学校将我、大芳和几个同学留下，单独给我们讲话，说我们几个是“基层骨干分子”，是运动的先锋，是党组织依靠的对象。一听这话我很激动，长这么大，头回有人这么夸我，头回成了“急先锋”，就凭我这个瞎话篓子，凭我旷课逃学的口碑，我还真闹不明白自己“先锋”在哪儿。老师鼓励我们积极参加运动，争取早日加入共青团。具体说是给我们一个重要任务，成立剧社，仿照中国评剧院演出的评戏《夺印》，复制出自己演的《夺印》来，参加中学生文艺会演。
原来是唱戏啊，这个我喜欢。
只要不让我念书，唱一辈子戏都成。
那个寒假，看了好几场《夺印》，过够了戏瘾。看戏不用买票，坐在第一排，凭的是负责剧社的冯老师和剧院的内部关系。冯老师本人是个评戏迷，我估计要是允许教师演出，他早自个儿上台了，哪里还轮得上我们这些傻棒槌现蒸现卖。《夺印》是反映“四清”题材的红戏，说的是小陈庄的印把子掌握在反革命分子陈景宜手中，新来的村支书何文进与其进行了一番较量，把印把子夺了过来的故事。人物很简单，情节也很直接。我被分配的角色是演坏分子老婆烂菜花，给书记送元宵，拉拢干部下水。本来这个角色是分配给大芳的，大芳不干，嫌太丑，自己宁愿去干剧务，轮来轮去才轮到我。我倒是不在乎，演什么都是演。冯老师说，只有角色挑演员，没有演员挑角色的。我长得像坏人，演烂菜花很合适。
回家练习唱段，给妈阐释烂菜花的角色特点，野、坏、骚、烂，爸笑着说，就是个彩旦嘛！
妈说，你够五毒俱全了，再加上一个“骚”，想出类拔萃吗？不许演！
老七说，这角色挑得很准。老师有眼光！
尽管杂音很多，阻力很大，我还是尽心尽力演好自己的角色，天生的演戏才能让我没费多大劲儿就把烂菜花搞定了。惟妙惟肖，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刻画准确，拿捏到位”，这是冯老师给我的评价。
狸到我们家来热饭，吃完了不走，要听我唱戏。我托着狸的饭碗，扭着小腰送着胯，站在金鱼缸前唱道：
从东庄到西庄，我到处把您找哇，
找了这么大半天，我才把您找着。
您看我的两只脚都磨起了泡，
我的衣衫都湿透了，我的周身汗水浇。
哎哟哟我的何书记，哎哟哟我的书记哟，
干这么重的活儿您怎么能够吃得消哇？
吃不消呀，吃不消呀，我给您做了一碗元宵。
擦擦汗您就歇一会儿吧，您看看这是一碗
滴溜溜的圆哪，团团转哪，
江米面的，白糖馅儿的，大个元宵啊——
我估计我唱得很精彩，妈端着半盆水站在廊下竟然半天没泼出去，听入神了。狸高兴得又翻了车，倒在地上四脚朝天乱踢腾。含混地说，江米面，白糖馅，大元宵……
妈说，让你念书真是亏了你！
妈是夸我哪！
在学校里我收获了一个艺名——筱烂菜花。这个“筱”不是“大小”的“小”，是“筱白玉霜”的“筱”，他们说我的唱腔里有白派韵味。当然，筱白玉霜很多时候也叫小白玉霜，那又是另外一码事儿了。
在当筱烂菜花的一段时光里，我表现得很积极，努力靠拢组织，热情要求上进，编瞎话等劣迹收敛不少，每天都做好事情，比如扫厕所，给大家打热水，帮大芳熨戏服等。入团申请书写过两份，却如石沉大海，没有动静，也没有任何人关注过我。相反演何支书的，演贫农李有财的相继进入了团组织，每次谢幕他们都留在最后，享受观众的热烈掌声，而我在第一拨就被刷了下去。不是我演得不好，是我的角色没选好，演得越像，人们越把我和烂菜花等同起来，我冤大发了！我找团支书谈话（请注意，不是团支书找我谈话），询问为何团组织老不发展我。支书是高三的大同学，回答也很直接，她说，你们的戏演得是很好，但是组织不能先吸收落后分子烂菜花而让党的代表何支书后捎着。再说，你对“四清”运动的理解还很含糊，人家演李有财的一个月写了三份思想汇报，你呢？
我想起我的语文作业还没有交。
为了表现我对“四清”认识的深度，我在自己的熟悉范围内搜肠刮肚，寻找“四不清干部”，却是没有。我不认识任何“干部”，也不知谁有什么“四不清”问题，我脑子里阶级斗争的弦一次也没有被拨响过。
在一次《夺印》演出的间隙，我看“贫农李有财”正趴在化妆桌前写东西，大概又是思想汇报吧，他总有许多可以汇报的思想。我却一点儿也找不出，脑子里空空的，用妈的话说是“干什么都不走脑子”。因为“不走脑子”，我甚至都不知道什么是思想，就跟当年学《愚公移山》似的，来实际的可以，让我空对空谈意义绝对砸锅。“贫农李有财”看我走过来，把字纸用手遮了，不想让我看到。我说，甭遮挡了，你那狗爬的字绝拿不到台面上去，跟我们街坊老唐家那块扶桑馆的匾很有一拼。
“李有财”说他对扶桑馆很有兴趣，听着很日本。我说就是从日本拿回来的。他问为什么挂在中国人屋里。我说因为中国人有日本老婆。我还答应哪天闲了带他去看扶桑馆。
六
天越发地冷了，大槐树上的叶子已经落光，夏日树上垂下的滴里搭拉的“吊死鬼儿”，那些可怕的肉虫子早已不知死哪儿去了。透过繁茂干枯的枝丫，可以看见天上微弱的星光。正是大寒时节。
下晚自习回家，刚走到树底下，就听到了狸的“……七八、七八、七八八……”歌声一遍遍重复，带着哭腔，在寒风中，在空旷的胡同里显得凄凉悠远。赵奶奶在街门口站着，见我过来，指着坐在台阶上的狸说，唱了一晚上了，任怎么劝也不进屋。老唐到这会儿还不回来，妈不管了，爹也不管了……
我过去对狸说，狸，你爸爸呢？
狸说，江米面儿的白糖馅儿的大元宵。
狸是饿了。
我叫出了小四儿，让他跟着我一块儿去废品站找老唐。小四儿说，这会儿废品站早没人了，找鬼去呀！
我说，老唐就是变了鬼也得找来呀，他儿子撂这儿谁管？
小四儿现在是北京机械厂技校的学生，我们是同龄人，他学级却比我低两级，主要是因为蹲班，光是初一就念了三回。赵奶奶也鼓动我们去找，说街里街坊地住着，大冬天不能让孩子凄惶无靠。
我和小四儿拉着狸到东门仓废品站找他爸爸。在胡同口想给狸买个火烧，谁也没带粮票，十分遗憾。最失望的是狸，眼神就离不开火烧了。卖火烧的娘儿们脸定得平平儿地看着狸一步三回头地离开烧饼炉子，绝不通融。走过墙拐角，小四儿从兜里变出一个刚出炉、冒着热气的火烧给了狸，我知道肯定是来路不正，也不去计较了。
天空上有个弯弯的月牙儿，羞怯怯的，柔弱而凄冷。路面结了冰，走一步滑一步，接近城墙豁口，风变得猛烈起来，右边明清时代留下的仓廒高大威严，在深蓝的天幕下衬出凝重的剪影。东门仓是有皇上那会儿藏粮食的地方，京杭大运河通过漕运运来南边的粮食，就近放在东城的几个粮仓，东门仓附近还有海运仓、北门仓、北新仓等等。海运仓被中医院和解放军招待所占据，北门仓成了街道小工厂，东门仓十几座仓廪分成几块，以百货公司仓库为主，废品站在仓库南边，是低矮土墙圈起的一片空地。
狸冰凉的小手紧紧拽着我，喉咙里还在一阵阵抽泣。我说，狸，咱们不怕。
细想，狸年龄比我还大。
废品站在仓墙的阴影里，虽是破破烂烂一大堆，竟然还有门，门是几块破木头临时钉的，上着锁。狸来过这里，见到废品站，撒开我，使劲拍门，大声喊爸爸。空旷的院里黑洞洞的，除了呜呜的风，没有活动的物件。我要回去，狸又开始哭了，蹲在破门前不肯走开。小四儿隔着门缝朝里头望，跟我说，有门儿！
小四儿说门锁是从里头锁上的，说明院里有人，我们不是白来。说完他三下两下蹬着门板就翻了过去，动作十分轻便利落，即刻里面传出了废铜烂铁的踢里哐啷，他在制造响动。果然，角落的一间小屋灯亮了，半天出来个披着棉大衣的老头，大概是晚上的看守了。我们问老唐哪儿去了。老头说他不管什么老唐，他下午6点来接班，白天的事儿不知道。小四儿问老头接班时见没见到老唐。老头说他不知道谁是老唐，废品站的耗子他倒是能数出一二三四。老头嗔怪小四儿翻墙，说废品站也是国家公司的一级机构，哪能胡乱践踏。小四儿说老头拿着鸡毛当令箭，屎壳郎趴铁轨，愣冲大铆钉。哪天叫几个弟兄来，砸了这鬼地方。老头说，废品站还怕砸？想过砸瘾来这儿是找对了地方。
双方说话都有点儿戗，末了小四儿让老头开门，老头不给开，让小四儿从哪儿进来从哪儿出去。小四儿二话不说，抄起个大铁圈噌地蹿上墙，跳出来，把铁圈拽在门上。老头不得已打开门，骂骂咧咧把废铁捡了回去。
三个人照原路往回走，狸这时候也不哭了，低着脑袋走路。小四儿说，狸，你爸爸玩失踪呢，他真要里通外国上了日本，你就像崇祯皇上一样在胡同的槐树上吊死，以谢国恩。
我说，哪儿跟哪儿啊！
小四儿说，中国街坊照顾了他这么些年，难道他不该谢谢？
我说，小四儿你住嘴！
狸在旁边一言不发。
第二天得到消息，老唐是被单位提走交代问题了，听说是“扶桑馆”的事连带着政治问题。“清组织，清政治，清思想……”老唐得老老实实向组织坦白。
说老唐的背后有一只又大又粗的黑手。
听着都很可怕！
“四清”清到老唐头上了。
在剧社排演时听大芳跟大伙谈论老唐的事，“贫农李有财”说，“社教”针对的就是老唐这样的人，目前阶级斗争仍旧十分尖锐，地富反坏右分子活动仍旧十分猖獗，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我们得随时提高警惕。
“李有财”说着朝我瞄了一眼，这一眼瞄得我浑身一哆嗦。
“何支书”说，老唐虽然算不上领导干部，但他的上属是废品回收公司，他是公司的职工，就凭他走街串巷打小鼓，就凭他屋墙上的“扶桑馆”，就凭他那不见踪影的外国媳妇，问题就很复杂，是该清清的时候了。
大芳附和着说，电影《羊城暗哨》里的冯喆就是卧底，卧得那么自然那么好。老唐这个冯喆也来历不凡，凭他的长相，就是一个卧底的长相。
风起青萍之末，我隐隐约约地感到我就是那起风的源头。没有我对“扶桑馆”的推介，恐怕也没有老唐“夜不归家”的麻烦。进了水的脑子，无遮拦的嘴，我是没事找事啊！
妈常说我没心倒肺，细想想，我确实是没心倒肺，在这方面我甚至不如在台阶上啃萨其马的狸！我在戏台的边幕一个人偷偷掉了半天眼泪。
老唐带出话儿来，让苏惠妈照料几天狸，说他没事儿，两三天就会回来。老唐果然不到一个礼拜就回来了，虽然眼睛乌青，手上有血痕，也没见他说什么，每天照旧上班，照旧带饭，狸照旧在苏惠家热饭……老唐没说为什么被叫去交代，也没说被叫去以后的情况。赵大爷拦住他问，老唐，真没事啦？
老唐说，没事，赵大爷。
赵大爷说，我总是不放心。
老唐笑笑，给赵大爷鞠了一躬。
我心里愧对老唐，有时候对面碰上了，也不敢拿正眼看人家，总想找个机会跟他细细说说这件事情。老唐倒不在乎，照旧跟我说话，照旧叫我七格格。我心里明白，我已经不是他眼里简单的七格格了，我是在暗地里坑他的人。
“文革”时候，我们胡同里抓出了不少“坏人”，34号的“保安队长”白瘸子、李立子那个美丽的名角妈妈、后罩楼皇家的珍格格，包括苏惠的妈，大芳的爸爸和我的父母，都受到了冲击，这时候的“坏人”比“好人”多。
老唐原本应该是风口浪尖上的人物，此时反倒无人理会了。老唐很忙，社会上到处在破“四旧”，外边不破各家也自己破，免得让造反派查出来招灾惹祸。清出的旧东西大多送了废品收购站，父亲的不少珍贵版本和名人字画全到了东门仓，真正的两分钱一斤，上大秤称！四平板车“旧纸”，卖了一百多块钱，60年代的一百多块啊！现在想想，只是心痛。
在胡同口见到老唐，可以察觉到他微微地朝你点了一下头，那个细小的动作只有当事者才能心领神会，轻微得别人几乎看不出。在那动辄得咎的年代，老唐在尽力地保护自己，保护别人，每个人都过得谨小慎微，如履薄冰。
1969年我上山下乡，去了陕北，一走几十年。小四儿技校毕业顺理成章进了工厂，在铸造车间当翻砂工。兔儿爷参了军，到东北边境，听说还当了小排长，是个少尉。苏惠到内蒙古军垦种向日葵，大芳去云南种橡胶……一拨小伙伴散了。
我记得离开北京那天是个上午，艳阳高照，天空很蓝，欢送知青上山下乡的锣鼓声响彻整条胡同。我穿着笨拙的新棉袄，胸前戴着大红花，被簇拥着走出家门。户口被注销了，行李已经装上了车，我知道自己再不属于北京，像抡铁饼一样，我被甩出去了，没有回头一说。脸上在笑，心里却往下沉，内里与外表的分裂竟然让人如此不堪，如此纠结。
走出大院最后一次回头，看到狸站在扶桑馆门口依恋的眼神。
听说他的爸爸又进了学习班。
七
白驹过隙，时光倏忽而去，40年后我们再聚“扶桑馆”。
此“扶桑馆”非彼“扶桑馆”，它是一家日本料理店，开张有几年了，在餐饮业风生水起，很是红火。
聚会的召集人是扶桑馆经理赵俊生，即当年的不良少年小四儿。小四儿电话里叮嘱我一定要到，大芳他们几个先后都办回了北京，只有我一个人还在外地，说见我一次不容易，他们都想我呢。兔儿爷在网上给我发了详细路线图，坐地铁几号线，在哪儿倒几号线，最终在哪个口出来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把我当成了外地来的，找不着北的大妈。
我提前半个钟头到了“扶桑馆”，内里的装修很日本化，都是单间，进门脱鞋上“炕”，和纸的推拉隔扇和脚下的榻榻米，让我依稀想起了老唐的家。
小四儿迎过来，西装革履，一副经理装扮，胖了，发福了，已经寻不到当年的狡黠和灵动。彼此一个大大的拥抱，展示了我们友谊的地久天长。
小四儿把我领进一间大房，说这是全店最考究的房子，四十八叠面积，可以举办重要聚会，可以和日本横滨大宾馆的“兰间”媲美。大芳和兔儿爷都到了，先是从矮桌后面直起身子，愣愣地看着我，紧接着连滚带爬地扑过来，拉住我的胳膊使劲摇晃。嘴里喊着，几十年了，你到哪儿去了！
眼里都有泪花在闪烁。
百感交集，我们都已面目皆非，走在街上面对面也是路人。大芳肥臃胖硕，银发满头，成了三个孙子的奶奶，一口京腔依然未变，喷出的还是胡同串子语言。她说她早晨先去南馆晨练，跳一通大妈舞，再送孙子上学，而后早市上买菜，午饭后闷一小觉，然后参加评剧班的活动，最后去学校门口等孙子，跟北京所有的老太太一样，日子安详快乐，简单充实。兔儿爷八年前从机关退休，喜欢上了古玩收藏，是潘家园的常客。每日关注的除了玉石字画以外，还有谍战电视剧，有卧底、策反内容的必看，抗日的也看，比如手撕鬼子一类的，不到电视上板不罢休。
小四儿说他20年前就单干了，倒腾过钢材，卖过医疗器械，干过销售，开过猫狗美容店，折腾过房地产，全赔！
大家都说，只有我还显得年轻。我告诉他们，其实也老了，头发是染的，牙齿是假的，眼睛原本近视，老了正常了，为了装斯文，戴个平光的……刨去假象，是个白发无齿老妪。
大家哈哈大笑，好像一下回到了过去。
小四儿说苏惠没有联系上，她家里人说是在南方某座庙里修行，当居士了。
每个人都惊叹对方的变化，40年，老了一代人。
我注意到包间的重要位置悬挂着“扶桑馆”的真迹，我们都变化了，只有它还是旧时模样。黑红的镜框，很率性的字，竟然安然无恙。
我问小四儿“扶桑馆”的匾怎么在这里。小四儿说，你猜。
我说，一定和唐家有关。
小四儿说，今天邀你们来，是糖盒子和狸的邀请。糖盒子是“扶桑馆”的股东，日本的说法是代表取缔役，我不过是个打工的。
我们几个面面相觑，有世界真奇妙的感觉。
我说，狸还活着？
小四儿说，我们不也活着？
兔儿爷说，糖盒子，那个操蛋日本娘儿们……还有脸回来？
小四儿说，日本欧巴桑，很随和的一个人。
大芳说，把冯喆一样的老唐闪了一辈子。冯喆“文革”的时候在四川大邑自杀了，老唐最后结局大概也不妙。
小四儿说，你错了，老唐结局很妙，“文革”结束，他被调进出版社当了日语的译审，人家真正是按干部退休的。
大芳说，怪了，连演员冯喆都自杀了，老唐能安然无恙，这也算是奇迹了。
大芳说这话的时候，有意无意地看了我一眼，我的脸立刻窘得通红，连自己也纳闷，几十年的走南闯北，不说是身经百战也是历练无数，脸皮厚得近乎无耻，偏偏在此刻还会脸红……赶紧喝了口茶作为掩饰。
大芳朝我微微一笑。
我扭过脸去装傻。
兔儿爷认为老唐是有背景的人，帝国大学毕业的留学生，日本企业家的乘龙快婿，回国心甘情愿打小鼓儿，收废品，若没有精神支撑，没有组织支持，怕是难以做到。扶桑馆，在沦陷时期应该是搜集敌伪情报的中心。
大芳说兔儿爷是《潜伏》一类电视剧看多了，以后谍战编剧可以请他去作策划，保准异想天开得让人瞠目结舌。
小四儿也说，编电视剧还就得兔儿爷这样的人。
我半天没说话，想着那个儒雅安静的老唐，搜集情报也罢，打小鼓儿也罢，关键他是狸的父亲，自谦、内敛、低调、平和是他人生的基本。他或许有背景，或许没背景，无论有与无，他的学识和修养，他不显山露水的做派都是值得我推崇和尊敬的。
让人惊奇的是老唐还健在，96岁高龄了，头脑还清晰。小四儿说，中日友协年年来给他送花，文物部门常请他鉴定东西，出版社日语词典编辑定期来请教问题……虽然坐了轮椅，行动不便了，还是很忙。
正说着，门开了，狸和他的妈妈出现在门口。狸还是过去的小孩子模样，8岁，抑或是9岁，他的病为他留住了童年，我们当中“永葆青春”的应该是他和墙上那块匾。
小四儿朝狸招招手，亲切地叫着“他诺ki”，小四儿地道的日语，发音柔和亲昵，他不再叫那个小孩子“狸”。
在我眼里，狸还是过去的狸，记吃不记打的狸。
狸清楚地喊出了我们每个人的名字，他的容貌在我们眼里定格，我们的名字在他的心里定格，彼此都还记得。狸拉住了我的手，软软的小手让我想起了东门仓深沉的夜色和那个让人失望的废品站。狸抬起了扁脸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看得我泪水夺眶而出。狸踮起脚将我的泪水抹去，嘴里说，江米面，白糖馅……
眼泪更加汹涌。
糖盒子穿着当年藏蓝底小碎花的和服走过来，樟木箱子的味道依然，看来是有意为之。我们对她都有些冷，让我不解的是岁月为什么丝毫没有改变她的容颜，这个糖盒子几十年保养之好，让人匪夷所思。小四儿看出我们的疑惑，解释说，这位是“他诺ki”的妹妹鹤子，唐鹤子。
我们听来还是“糖盒子”。
对面站立的女人就是当年糖盒子胸前用布带兜着的小丫头片子，她与她的母亲酷似一个人一样，让人不得不承认基因遗传的绝对稳定性。问及唐和子，唐鹤子说她的母亲在1955年去世，死前一直惦念她的父亲和哥哥，嘱咐她长大一定回到中国，回到父亲身边，她是唐家的长女，也是唯一健康的孩子，父亲和哥哥狸需要她。
就是说糖盒子回到日本没几年就故去了，中日之间直到1972年才恢复邦交，至于民间的正式往来当然更晚。
一段故事，听得人有些心酸。
唐鹤子对我说，我猜您是七格格，我父亲常常提起您，今天他让狸给您带了些东西。
狸把一个绿地白萱草的包袱交给我，里面鼓鼓囊囊不知包了些什么。这个包袱皮似曾相识的熟稔，猛然想起是老唐打小鼓儿时日日夹在腋下的物件，它来自日本，是吉田家的老物。还记得爸教给我，接受日本人送的礼要当面打开给予称赞的教诲，我把绿皮包袱打开来，小四儿、大芳们也围过来看。
灯光下，包袱皮里的物件让我一阵眩晕，许久失神。那些物件之上是一本蓝布面小折子，展开折子，里面墨笔直书——
金家七格格舜铭所存之物：
壹、《二如亭》一册，明版汲古阁校刻，嘉靖年间白棉纸本，白口欧字，此书应一套，此第三册。
壹、竹编黑鸭，高四公分，长六公分，江南民间物件。
壹、日本名窑“九谷烧”七福神中大黑天及毗沙门天二神，均为六公分高。
壹、小银铃，二公分，上有“吉市口张权”字样，系朝外大街吉市口张权银铺打造，四爷屋内小狗脖上物件。
壹、鸡血石“景福阁”随形闲章一枚，高十公分，阔三公分。
壹、面人张果老骑驴，白云观庙会某氏所制，人高五公分，驴长十二公分（已虫蚀，用油纸包裹）。
壹、古冥器陶猪，高三公分，长七公分，猪底有四爷墨笔小注：唐陕西蒲城乔陵出土。
壹、花露水玻璃空瓶，上海“双妹牌”，底圆细颈高十五公分，1943年前后产品。
壹、“枇杷飞鼠”扇面，工笔，金家七少爷金舜铨作品。
壹、京剧旦角点翠头面，翠羽粘贴“顶花大凤”，长宽各十公分。
壹、驯鹰黄牛皮护臂，长二十五公分，宽二十公分，配以牛鼻紫铜扣环。壹、民国1936年画报，国民党主席胡汉民出殡专辑。
壹、线书《粤寇起事纪实》同治十三年刊，撰者不详。
壹、康熙年官窑，青花山水鸟食罐，高四公分，直径三点五公分。
……
兔儿爷惊呼，前些日子一套明版书在香港拍卖，卖到了100万，天哪，丫丫你这是发啦！
大芳说，连狗脖子上的铃铛都卖了，你真够可以的！
小四儿说，跟我一样，不是个省油的灯。
我什么也没说，我说不出来了！唐先生，我父亲一直叫您先生，您真是先生，大先生！
视线再次落在“扶桑馆”上，我问唐鹤子，那几个字到底是谁写的？唐鹤子说，孙文，孙中山。
兔儿爷说，其实我早就猜出来了，可惜没有落款。
注释：
[1]叶广芩，女，北京人。1968年到陕西，当过护士、记者、编辑，现任西安市文联副主席，一级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采桑子》《状元媒》等，中篇小说《梦也何曾到谢桥》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