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占卜问计，入主长安
【原文】
孝文皇帝，高祖中子也，母曰薄姬。高祖十一年，诛陈豨，定代地，立为代王，都中都。十七年秋，高后崩，诸吕谋为乱，欲危刘氏。丞相陈平、太尉周勃、朱虚侯刘章等共诛之，谋立代王。语在《高后纪》《高五王传》。
大臣遂使人迎代王。郎中令张武等议，皆曰：“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将，习兵事，多谋诈，其属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吕太后威耳。今已诛诸吕，新喋血京师，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愿称疾无往，以观其变。”中尉宋昌进曰：“群臣之议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豪杰并起，人人自以为得之者以万数，然卒践天子位者，刘氏也，天下绝望，一矣。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谓盘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强，二矣。汉兴，除秦烦苛，约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难动摇，三矣。夫以吕太后之严，立诸吕为三王，擅权专制，然而太尉以一节入北军，一呼士皆袒左，为刘氏，畔诸吕，卒以灭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虽欲为变，百姓弗为使，其党宁能专一邪？内有朱虚、东牟之亲，外畏吴、楚、淮南、琅邪、齐、代之强。方今高帝子独淮南王与大王，大王又长，贤圣仁孝，闻于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报太后，计犹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横。占曰：“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为王，又何王乎？”卜人曰：“所谓天王者，乃天子也。”于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见太尉勃，勃等具言所以迎立王者。昭还报曰：“信矣，无可疑者。”代王笑谓宋昌曰：“果如公言。”乃令宋昌骖乘，张武等六人乘六乘传诣长安，至高陵止，而使宋昌先之长安观变。
昌至渭桥，丞相已下皆迎。昌还报，代王乃进至渭桥。群臣拜谒称臣，代王下拜。太尉勃进曰：“愿请间。”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无私。”太尉勃乃跪上天子玺。代王谢曰：“至邸而议之。”
【译文】
孝文皇帝，是汉高祖的次子，母亲是薄姬。高祖十一年，诛杀陈豨，平定代地，就立他为代王，定都在中都。十七年秋，吕后去世，诸吕图谋政变，想夺取刘汉政权。丞相陈平、太尉周勃、朱虚侯刘章等共同诛杀吕氏，共商迎立代王刘恒作为皇帝。史事记入《汉书·高后纪》《高五王传》中。
大臣们派人迎接代王。代王的郎中令张武等商议，他们说：“汉朝大臣都是高帝时的一些老将，熟习军事，深谙权诈，他们的内心并不满足于现在的地位，只是害怕高帝与吕后的威严罢了。现在诸吕已被杀，血溅京都，此时以迎大王入京称帝为名，实在难以令人置信。希望大王以有病不能前往相辞，以观察情况的变化。”中尉宋昌进言道：“他们这些议论是错误的。秦朝朝纲紊乱，豪杰并起，想取代秦朝而得面南称帝的不下万人，但最后能君临天下的，仅刘氏一家。天下怀有非分之想的人已感绝望，这是其一。高皇帝封子弟为王，封地犬牙交错，这就成了磐石般的核心，天下服于刘汉的强大，这是其二。汉朝建立，废除了秦朝的苛敛，省刑罚，施德惠，人人自安，深得人心，这是其三。而以吕太后那样的威严，立诸吕为三王，擅权专制，然而太尉周勃持一个符节进入北军，一声呼唤士卒都露出左臂，支持刘氏，反对诸吕，结果把吕氏消灭了。由此可见刘汉政权出于天授，不是靠少数人的力量可改变的。现在虽然有的大臣想趁机一搏，而百姓却不愿听他们的驱使。靠他们的少数党羽就能够达到目的吗？京都内有朱虚、东牟的团结，外有吴、楚、淮南、琅邪、齐、代的强大。现在高帝的儿子只有淮南王与大王。大王居长，圣贤仁孝，名播天下，所以朝中大臣顺应万民的希望而想迎立大王，大王就不必有所顾虑了。”代王禀报太后，一时尚难决策。于是占卜问这件事。征兆上显示大横，卜官查核卜词，说：“大横庚庚，我为天王，夏启光宗耀祖。”代王说：“我本来就是王，又何必加一个王号呢？”卜人说：“卦中所谓天王，是天子啊！”于是代王派遣太后的弟弟薄昭去见太尉周勃。周勃等详细报告了迎立代王的真意。薄昭回报代王说：“是可信的，没必要怀疑了。”代王笑着对宋昌说：“果然如先生所说的。”就派宋昌主管车驾，派张武等六人乘六辆快车去长安。车驾行驶到高帝陵前时停止前进，而派宋昌先到长安观察动静。
宋昌到达渭桥，丞相以下的官员都来迎接。宋昌到高陵回报代王，于是代王行进到达渭桥。群臣以臣礼拜见代王，代王也谦逊回拜。太尉周勃上前来对代王说：“请您赐给我片刻时间来秘密禀报一些事情。”宋昌说：“要是太尉所禀报的是公事，就请当着众臣的面上奏；要是所禀报的是私事，成为王的人是无私的。”太尉周勃就跪着送上天子的玉玺。代王推辞说：“请到了京都馆舍的时候再商议吧。”
【评点】
据史籍记载，汉文帝和汉武帝都用卜筮决策过大事。汉文帝的故事，是占卜入长安。
公元前202年，刘邦先后灭掉秦王嬴政和楚王项羽，开创了汉家基业。刘邦驾崩后，接替他做皇帝的是汉惠帝刘盈。刘盈做了七年皇帝驾崩了，年仅二十三岁。刘盈少年登基，且生性仁弱，所以这七年的政权，实际掌握在他的母亲吕后手里。刘盈死后，吕后干脆立个小孩儿做傀儡，自己临朝称制，直接管理汉家天下了。她把吕姓亲属封侯封王，作为自己的藩屏。这些人权势熏天，被称作诸吕。
吕后这个人很不简单，她很有手段，曾协助刘邦安定汉室，树立了很高的个人威信。在她主政期间，大臣们都不反对他，君臣可以相安无事。她面对汉初百废待兴的时局，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在其主政期间，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可谓四海升平。
刘恒在刘邦的众多儿子中是很幸运的。刘邦共有八个儿子，吕后仅生了一个，即惠帝刘盈。在惠帝去世后，吕后为了使自己长期掌握政权，对刘邦其他的儿子大开杀戒，吕后共害死了四个。刘邦的大儿子刘肥最后未被陷害，得以善终。吕后最后死时，刘邦的八个儿子只剩下了刘恒和刘长。
在刘邦的众子中，刘恒是最不引人注目的一个，这和他的母亲有关。他母亲薄姬原是项羽所封魏国王宫的宫女。刘邦在打败魏国后，将许多宫女选进自己的后宫，后来便和薄姬生了文帝刘恒。但刘恒出生后，薄姬却遭到刘邦的冷落，地位一直是“姬”，没有升到“夫人”，所以，文帝刘恒从小就做事小心，从不惹是生非，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刘恒八岁时，三十多位大臣共同保举他做了代王。虽然地位没其他王子那样显赫，但这恰好帮文帝躲过了吕后的迫害，使他幸运地活了下来。
吕后平平安安地主持了八年朝政，驾崩了。吕后刚死，那些平时很听话的老臣陈平、周勃等人就立即行动起来，调动军队，尽诛诸吕。这些老臣都是追随刘邦打天下的有功之臣，刘邦曾经和他们共盟誓约：“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这些老臣一方面怀念刘氏旧恩，另一方面无法容忍诸吕无功封王，就把吕氏家族斩杀得干干净净。连吕后立的傀儡皇帝，也一刀给杀了。一时间，朝廷没有了皇帝。
大臣们商量从刘氏皇族中选一人来做皇帝，他们选中了刘邦之子、惠帝之弟、代王刘恒，便派人去代国的国都，也就是今天山西平遥，迎请刘恒。
代王刘恒的臣僚绝大多数都对陈平、周勃等人心存疑惧，说：“现在朝廷的大臣都是高帝（刘邦）时的将官，熟习军事，多有计谋，很可能有篡位的野心。过去他们畏惧高帝、吕后的威严，不敢有所举动，现在高帝和吕后都不在了，他们立刻喋血京师，杀了一大批人，真不知下一步又要干什么。他们派人来迎接代王即位，实在不可轻信。请称病勿往，以观其变。”只有一个中尉官叫宋昌的，建议刘恒速往，他说：“众人之言差矣！所说的危险根本不存在，理由有三。秦末失政，豪杰并起，想当皇帝的何止万数，最终还是刘氏扫灭群雄，就天子位。现在名分已定，摩拳擦掌觊觎皇位的人其实已经没有了。此其一。刘氏子弟分封天下，封地犬牙交错，掎角支援，如磐石般坚固，天下畏惧刘氏宗族之强盛，谁都不敢轻举妄动。此其二。汉兴，除秦暴政，休养生息，百姓日益富足，生活得自由自在，人人自安，难以纠集起来造反。此其三。就拿眼前的事来说，吕后扶植诸吕，封王封侯，权倾朝野，但是，一旦周勃持节入北军，高呼：‘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士卒就全部左袒，心向刘氏，诛杀诸吕。这足以说明上天授命刘氏，不是人力能够轻易转移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大臣们想作乱，也不具备条件。天既授命刘氏继续执掌天下，现在高帝的儿子，只剩下淮南王和代王您，您又比淮南王年长，德行闻于天下。周勃、陈平等人迎立您为天子，乃是顺从天意人心，不得不为的选择。请您不必怀疑，立即启程。”
二十三岁的代王刘恒听了双方意见，觉得都有道理。他把情况报告给自己的母亲，母子仍然拿不定主意。于是把卜官请来，卜了一课。龟甲上出现的裂纹是大横之兆。卜官查核卜词，曰：“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意思是说：“粗犷有力的横纹啊，预示着我将做天王，像夏禹之子夏启那样光大先君之业。”刘恒问卜官：“我现在已经是诸侯王了，怎么卜词还说我要做王呢？”卜官答：“所谓天王者，乃天子也。”刘恒听到这话，便坦然启程，往长安而去，即了皇帝位，即汉文帝。
第二节 宽政仁民，改进兵制
【原文】
春正月丁亥，诏曰：“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藉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民谪作县官及贷种食未入、入未备者，皆赦之。”
三月，有司请立皇子为诸侯王。诏曰：“前赵幽王幽死，朕甚怜之，已立其太子遂为赵王。遂弟辟彊及齐悼惠王子朱虚侯章、东牟侯兴居有功，可王。”乃立辟彊为河间王，章为城阳王，兴居为济北王。因立皇子武为代王，参为太原王，揖为梁王。
五月，诏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今法有诽谤訞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
九月，初与郡守为铜虎符、竹使符。
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译文】
春天正月十五日，下诏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应该建立帝王亲自耕田种地的制度，我亲自领人耕种，以供应宗庙祭祀所需的膳食。对于百姓中犯有拖欠偿还、缴纳县署的种子与粮食的罪，或交纳不齐的罪，都予以赦免。”
三月，有关官吏请立皇子为诸侯王。诏令说：“以前赵幽王遭软禁而死，朕甚为同情，已立其太子遂为赵王。遂弟辟彊及齐悼惠王子朱虚侯章、东牟侯兴居有功，可立为王。”于是立辟彊作为河间王、刘章作为城阳王、兴居作为济北王。同时立皇子武作为代王，参作为太原王，揖作为梁王。
五月，下诏令说：“古代治理天下，朝廷门前设有进善言的旌旗，立有批评的柱板，是为了使上下通达而广开言路。而当今的法律有‘诽谤訞言’之罪，这就使得众臣不敢做到知无不言与言无不尽，而皇上也就无法听到过失了。这怎么能让远方的贤良来批评朝政？应该废除。百姓有时咒诅皇上，说皇上开始互相邀请相约而后来又互相欺骗，官吏认为这样是大逆不道，如果有其他言论，官吏又加以诽谤的罪名，这是小民的愚昧表现，由于不懂法律而触犯死罪，我认为很不恰当。从今以后，对这种犯罪的人不必接受处理。”
九月，开始发给郡守铜虎符、竹使符。
文帝下诏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人民所赖以生存的。如果人民不认真从事根本而去流动经商，那么衣食就会缺乏。我对此十分担忧，所以今天我亲领群臣进行农耕，以进行劝勉。今年免除百姓应纳田租的一半作为奖励。”
【评点】
汉文帝刘恒在位期间，以其内圣外王的道德素养和高超的领导艺术，恩泽天下及子孙后代，成为儒道各家交口赞誉的一代明君。于此，我们在推崇魅力型领导的今天，不能不回顾汉文帝之治国一生，寻求其永恒领导魅力之所在，进一步为当前领导者提升领导魅力提供一些现实可行的路径。
一、重农罢兵
汉文帝十分重视农业生产，认为农业是天下的根本，即位后多次下诏劝课农桑。为了劝农耕种，文帝还亲自耕作，以作表率，并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等地方吏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后来，他还采纳了晁错的建议，允许以粮食换爵位，或者用粮食来赎罪。他注意减轻人民负担，常颁布减省租赋诏令。前178年和前168年，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从十五税一减至三十税一；前167年，又下令尽免民田租税。自后，三十税一遂成为汉代田税定制。同时，每年的算赋，也由过去每年每人一百二十钱减至四十钱，徭役则减至每三年服役一次。此外，文帝还下诏“弛山泽之禁”，向人民开放土地和山林资源，任民垦耕；并除盗铸钱令，开放金融，实行金融自由政策，结果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无不流通，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农工商业的发展，使文帝时期畜积财增，户口渐多，国家的粮仓钱库溢满，海内殷富，天下家给人足，社会经济繁荣。
为了给重农创造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使国家集中精力进行生产，文帝采取措施解决了南粤赵陀的独立问题，消除了战争。
赵陀原是秦始皇时的南海郡的郡尉，即郡的军事属官。秦始皇平定南方的领土后，曾设置了三个郡，即南海郡（官府所在地是现在的广州市）、桂林郡（官府所在地是现在的广西桂平）和象郡（官府所在地是现在的广西崇左），在秦朝末年，赵陀趁农民战争混乱之机兼并了其他两个郡，还自立为南粤武王。西汉初期，刘邦还没有力量征讨，就采取了缓兵之计，封赵陀为南粤王，让他治理当地粤族各部。在吕后当政时，觉得南粤是蛮夷之地，就限制对南粤的贸易，如不向南粤输出铁器，卖给他们的马、牛、羊都是公的，没有母的，就是不让他们得到牲畜后自己繁殖。赵陀见吕后如此对待自己，就干脆独立，自称为南武帝，还攻打长沙郡。吕后派兵镇压，却被赵陀打败。赵陀的老家在真定（即现在河北石家庄市东北部，现存有赵陀墓），在听说祖先的坟墓被毁，家族兄弟被杀后，发誓要替祖先和兄弟报仇。文帝命令修好赵陀的祖先墓，又派人抚慰其家族的人，最后派使者带着诏书和礼品出使南粤，告诉赵陀只要他取消帝号，就恢复他南粤王的称号，照旧管理南粤地区。赵陀最后又归顺了汉朝。
对于北面的匈奴，文帝用和亲与积极防御相结合的措施，同时将内地的人迁到边疆，充实当地的经济力量，这也为边疆的兵力补充提供了保证。文帝上述的重农和罢兵措施使汉朝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
二、清静无为的管理方式
文帝的领导魅力还在于其选择了有利于人民休养生息的清静无为的管理方式。借用老子之语解释，文帝的清静无为并非是凝滞不动、无所作为，而是要尊重客观现实，因顺万物的自然之性，减少人为的过多干预，使万物的生长、发展自然而然，即“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基于经济凋敝、府库空虚的客观社会现实，文帝即位后，因循了惠帝、吕后时期的无为管理方式。
文帝的无为管理，直接表现为其不扰民的各种管理行为。《资治通鉴》中，曾记载了一例文帝却献千里马之事。当时，有人讨好文帝进献千里马，文帝为了避免其他人效仿而扰乱百姓，态度坚决地退还了千里马，并专事下诏说：“朕不受献也，其令四方毋求来献。”
从历史事实看，在文帝政治管理生涯的二十余年中，虚静无为可谓达到极致。既没有大兴土木的建设措施，也没有惊天动地的兴革举措，还没有兴师动众的壮烈行为，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自然，以至于《史记》与《汉书》载其事迹时也十分简略，有的年份，甚至无事可记，给史书留下了空白年代。
谈论领导魅力的产生，离不开一定组织的客观环境，以及领导在此情境下管理方式的选择。于此，文帝能够针对当时百废待兴的社会现实，毅然选择不扰民的无为管理，使其领导魅力增色许多。就像老子所讲：“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领导者采取致虚守静、无私寡欲的方式进行管理，自然可以使追随者得到教化而自求端正。当前来看，伴随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管理工作的情境多有变化，专业化分工愈益突出导致的领导专业能力不及下属、外行领导内行等现象，越来越普遍。在此情境下，领导者变管制理念为服务理念，一切以简单便捷为价值取向，选择清静无为的管理方式，不虚耗下属时间精力，更有利于取得工作成效，也更有利于提升领导魅力。
三、刑德相养的控制手段
在控制手段上，文帝主张刑德相养。“刑”意味着文帝采用了能够使百姓整齐划一的法治手段，“德”则意味着文帝追求宽政爱民的德治手段。刑德相养意味着文帝并没有割裂法治和德治，而是将二者有机融合。
从法治的角度看，为了实现对国家全局的控制，文帝依据萧规曹随之思路，继续将萧何所定的律令贯彻执行。同时，他自己还能以身作则，带头维护法的尊严。历史上，曾有一则汉文帝赞誉周亚夫的典故。在文帝六年匈奴大举侵入边境时，周亚夫被任命将军，驻军细柳。按照当时军法规定，军队中必须听将军命令，且军营中不能驱马快跑。于是，在文帝慰劳军队之时，文帝不得不派使臣拿着符节下诏令给周亚夫，由周亚夫传话打开营门才得以进入军营，入营后，还不得不依法控制马缰绳慢行。对此，其他大臣觉得不可思议，但文帝出了军营之后，竟然盛赞周亚夫乃是真正的将军。由此可见，文帝的法治意识非常强。
文帝在持守法治的同时，也非常仁义宽厚。政治上，他即位之初，就认为“宰天下者应居心仁慈，务在宽厚，吏安其位，民乐其业，不移过于下，不归福于己”，从而废除了“一人犯罪，宗族连坐”的刑法。文帝十三年，齐太仓令淳于意有罪当受肉刑，他的五女儿缇萦随父进京，上书文帝，愿意以身赎父刑罪，感动了文帝，文帝即发布《除肉刑诏》，废此酷刑。经济上，文帝不仅发布《振贷诏》《养老诏》，以振困养老；而且将田租由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算钱（人头税）由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减为四十钱，以悯恤众民。
由于法是公平公正的象征，遵法意味着至公无私，所以文帝对法的尊重，体现了其公而无私的品质，彰显了其对天下黎民百姓的尊重。同时，文帝的仁义宽厚，又表现出其对黎民百姓的爱护。这样，刑德相养的控制手段就为文帝的领导魅力增添了不少筹码，使之为群臣万民所景仰跟从。从现实中看，一些领导之所以没有领导魅力，或丧失领导威望，很大程度上在于其走了或法治、或德治的极端。因此，借鉴文帝刑德相养的控制手段，是提升领导魅力的可行途径。
四、改进兵制，巩固王权
汉文帝发给郡守铜虎符、竹使符，这是他改进军制的重大举措，把发兵的权力牢牢地抓在手中。汉代虎符是铜制，分成两半，右半部分留京师，左半部分发给有关地方长官，上面用篆书刻写了“一、二、三、四、五”等字样。王国维《屯戍丛残考释·杂事类》说：“汉晋兵符，每字中分，以为合符时之验。”当中央王朝或地方需要调动军队时，就派使者去合符。两半符的文字能够完全合起来时，就可发兵。汉代对于虎符的使用有很严格的规定，虎符一般要与玺书或诏书同时使用。《汉书》卷三十五《吴王刘濞》：“七国败，弓高侯告胶西王卬曰：‘未有诏、虎符，擅发兵去义国……王其自图。’卬遂自杀。”诏书与虎符同时使用，虎符是发兵信物，诏书则是为了明确统兵长官的职权和任务，以免造成统兵者滥用权力，危害治安的后果。《续汉书·百官志三》：“尚符玺郎中四人。本注曰：旧二人在中，主玺及虎符，竹符之半者。”李贤注：“《周礼》：掌节有虎节、龙节，皆金也。干宝注曰：‘汉之铜虎符，则其制也。’《周礼》又曰：以英荡辅之。干宝曰：‘英，刻书也。荡，竹箭也。刻而书其所使之事，以助三节之信，则汉之竹使符者，亦取则于故事也。’”可见，汉代竹使符上必刻要求地方官办理的事情，铜虎符上是不能补刻文字的，所以必须用诏书加以说明，就像我们现在发通知时，还要打个电话强调一下一样。
汉代中央设有符节台保管玺和符节。《汉书》卷六十八《霍光传》孟康注：“汉初有三玺，天子之玺自佩，行玺、信玺在符节台。”我们已证，皇帝信玺是发兵玺。符节台有符节令、尚符节郎等官。《北堂书钞》卷六十八《设官部》：“符节令，领尚符玺郎四人。”《职官分记》卷二十二引环济《要略》：“符节令掌天子符玺及节麾幢，有铜虎、竹使符，中分之，留其半，付受为信。”类似记载又见《文献通考》卷一一五及《续汉书·百官志三》。尚符节郎最主要的素质是明晓法律。清代孙星衍辑录的《汉官》曰：“符节，当得明法律郎。”这大概是因为符节玺印的出入事关重大，掌之者非有充分的法律知识不可。地方官赴任之前，由符节郎秉承皇帝的意旨，授给相应的符节。《太平御览》卷二七四：“挚虞《新礼》：‘汉魏故事，遣将出征，符节郎授钺于朝堂。’《新礼》：‘遣将，御临轩，尚书授节钺，古兵书跪而推毂之义也。’”按：《御览》此处引文有不恰当的删节。《晋书》卷二十一《礼志下》：“汉魏故事，遣将出征，符节郎授节钺于朝堂。其后荀顗等所定新礼，遣将，御临轩，尚书授节钺，古兵书跪而推毂之义也。”可见，尚书郎授节钺是西晋荀顗等人改定礼仪之后的事，汉魏时期是由符节郎授节钺，不由尚书郎。汉代中央与地方之间有使者，迅速地往来于两地之间，以传达信息。清代纪昀辑录汉卫宏的《汉宫旧仪》记载：“奉玺书使者乘驰传。其驿骑也，三骑行，昼夜千里为程。”
有了虎符、玺书后，还得有当地主要的长官在场，发兵才算合法。具体说，郡须有太守、都尉，县须有令长、丞尉，国须有王、相、内史、中尉，这些官同时在场，才能合法地完成发兵之举。如淳说：“太守、都尉，令长、丞尉会都试，课殿最。”
相形之下，以节发兵就没有这么严格的规定。虽然我们也看到这样的材料，如《汉书》卷六十六《刘屈氂传》：“（戾）太子召监北军使者任安发北军兵，安受节已，闭军门，不肯应太子……（任）安坐受太子节，怀二心，腰斩。”
这说明汉朝对于以节发兵也有比较严格的规定，相关的人不得不慎。但比起虎符来说，以节发兵是比较随便的。首先，虎符是要与玺书或诏令相伴而行的，节却很可能不需要。《汉书》卷六十四《严助传》：武帝建元三年（前138），严助被派遣持节发会稽兵救东瓯，“会稽守欲距法不为发，助乃斩一司马，谕意旨，遂发兵浮海救东瓯。”如果严助持有武帝的诏书，他以节发兵是不会遇到这么大的阻力的；征和二年（前91）闰四月，戾太子派人持节发长水及宣曲胡骑，如果节与诏书要同时使用才能发兵，他的骗局不待侍郎莽通告胡人“节有诈”就将被识破，因为戾太子有节却并无诏书。其次，虎符是一地一符，甲地的符不能用来调乙地的兵，反之亦然；而节却并无地区限制，例如，戾太子持一根节，先发了长乐宫卫士，接着又发长水与宣曲胡骑，“皆以装会”，只是因为侍郎莽通告胡人说“节有诈”才最终未果。又如，更始二年（公元24），萧王刘秀准备讨铜马、大彤等地贼，以吴汉为大将军，“持节北发（幽州）十郡突骑。”可见，一节能发动十郡甚至更多郡的军队。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东汉后期边境和地方动荡加剧之后，节会不断流行开来；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兵戈扰攘的魏晋南北朝，地方官大都带将军号，持节出镇。
第三节 知人善任，虚心纳谏
【原文】
九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
【译文】
九月，下诏令各位侯王公卿郡守推举贤良能直言极谏的人，皇上亲自问策，采纳他们的真知灼见。
【评点】
文帝知人善任，虚心纳谏，提拔重用了贾谊、晁错、张释之、周亚夫等人才，开创了文景盛世的繁荣局面。
通过纳谏，他纠正了自己错判的将军魏尚一案。魏尚原是云中郡的太守，他爱护将士，多次击败匈奴，使匈奴一直不敢轻易南下。但后来因为在上缴敌人首级时比原来报告的少了六个，文帝一气之下就罢免了他的官职，还判了刑。文帝在一次和郎署长官冯唐聊天时，得知冯唐祖先是赵国人，父亲住在代郡，文帝曾经做过代王，于是二人便很投机地谈起来。自然谈到了赵国有名的将军廉颇。文帝便很高兴地说，如果他能得到像廉颇那样的将军，就不怕匈奴入侵骚扰了。冯唐听了很不以为然，很不客气地说，如果陛下能得到廉颇那样的将军，恐怕也不能很好地重用。文帝听了很生气，就问为什么。冯唐说，廉颇之所以能经常打胜仗，是因为赵王信任他。但现在将军魏尚仅仅因为上缴的首级比报告的少了六个，就落得个罢官入狱的结局，所以由此知道你就是得到了廉颇那样的将军也不能很好地使用。
文帝听了，转怒为喜，同一天就派使者释放了魏尚，恢复了他原来的官职。对于敢直言的冯唐也给予了奖赏：提升他做了车骑都尉。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和铁面无私的法官张释之之间的事。张释之以正直、敢于和文帝争辩出名。文帝让他做了廷尉，即最高司法官。一次，文帝出巡路过中渭桥，结果拉车的马被一个行人惊吓，这在当时叫作“犯跸”，即触犯了皇帝的行动。张释之经过审理得知，犯法的行人原来听到了行车的声音，因为来不及躲闪，就躲到了桥下边。一会儿后，他觉得车马应该走远了，就从桥下出来，结果却恰好撞上了文帝的车驾，惊慌得拔腿就跑，就这样使马受惊。张释之依照法律规定，罚金四两。文帝听说了很不高兴，嫌他判轻了，张释之据理力争：“国法应该是天子和天下百姓一起遵守，如果违背律条，轻易重判或者轻判，就会使法律失去信用。既然陛下让臣来处理，就要按照国法办事。如果我带头任意行事，那岂不是给天下的法官们起了坏作用吗？”文帝听他说得有理，就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不再追究了。
还有一次，祠庙中高祖刘邦塑像前的玉环被人偷走了。盗贼被抓住后文帝让张释之重重处罚。张释之则按照法律规定判处弃市，即砍头再陈尸示众，以表示被众人唾弃。文帝听了恼怒不已，说自己让他负责处罚，是想让他处以族刑，即诛杀全族的人，而张释之却只杀他一人。张释之摘下帽子跪下说：“国法没有规定盗哪个庙的东西重处，盗哪个庙的东西轻处。如果现在判此人族刑，那将来万一有小民在高祖的陵墓上抓了一捧土，陛下又要用什么国法来治罪呢？”文帝觉得张释之说得有道理，又问了一下太后的意思，便承认张释之处罚得当不再追究了。
第四节 拒奢尚俭，稳定局势
【原文】
赞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
【译文】
班固评论：孝文皇帝在位二十三年，宫殿御苑车骑服御没有增加。当百姓感到不便时，常放开禁令以利百姓。他曾想造一座报时辰的露台，召工匠预算，造价需要百金。文帝说：“百金是中等人家十户的产业。我继守先帝的宫室常常害怕有所玷污，何必要筑露台！”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身穿黑色绨衣，衣长不拖地，帷帐不绣花，以表示自己的敦朴，作为天下的表率。修造霸陵陵墓，都用瓦器，不准用金银铜锡装饰，因山起陵，不另选坟。
【评点】
汉文帝刘恒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真正提倡节俭的皇帝之一。史书上记载他老人家在位时，生活十分朴素，经常身着粗袍；修建陵墓全用泥瓦，甚至连墓室装饰也明令不准使用金、银、铜、锡等贵重金属；所宠幸的慎夫人，随文帝过着简朴的生活，平时不着一般贵妇穿的拖地长裙，而是像劳动妇女那样“衣不曳地”，所居住的室内帷帐全无绣龙描凤的纹饰。一次，汉文帝想在宫内修一座露台，就向工匠打听所需花费。当工匠告诉他修成需要百金时，汉文帝马上感叹：“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于是放弃了原先的打算。
汉文帝拒奢尚俭，非无欲，乃不敢放任也。其时，国家刚刚摆脱兵祸，神州满目疮痍，犹如废墟，库徒四壁，财力贫弱，皇帝出巡时竟连一辆有气派的马车都找不到。平民百姓更是生计艰难，一遇灾年，赤地千里，饿殍遍野，鬻妻卖子，颠沛流离。
经济状况的恶化，迫使汉文帝采取了一系列稳定局势的措施，诸如减轻赋税、抑商养农、募民还乡等，很快使濒临崩溃的国家经济有了些许生机。与此同时，另有一股不健康风气在悄然增长，那就是宗室列侯的骄奢淫逸。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私欲，不惜以增加封国内百姓的负担为代价，使稍得喘息的民生，又坠入了水深火热之中。为解决此弊，汉文帝决然推行节俭之风，以抵制奢靡的侵害，并且身体力行以影响官风乃至民风。据史载：“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他的做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所谓“汉兴，扫除顽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十六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终于造就了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节俭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