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尘
我久久地踯躅在临汾车站附近，孤独、焦烦，不时把行李卷从一只手转到另一只手。我刚下火车，要到城里去找八路军总部，可是天还不亮，不能进城，想先找地方歇歇。敲过几家店门，房间全满了，不是旅客，而是队伍，这儿的栈房差不多临时完全变成了军营。现在是什么时候呢？我的表偏偏不走了。我望望星空，觉得自己装模作样怪可笑的，因为我根本不是善于夜行的人，能够从星斗的位置辨出夜色的深浅。没有一丝儿风，然而冷得出奇，远近的鸡叫也似乎掺进一点荒寒的意味。多谢鸡的报告，我知道黎明是离我不远了。
当我第二次转来，车站更加冷静。十来个候车的旅客坐在各自的行李上，抄着手，缩着头颈，疲倦地打着呵欠。电灯，因着电力的不足而散射着黄澄澄的光线，很像在无叶的树梢僵卧着的月亮。其实月亮已经残缺，它的本身更像一颗虫蚀而腐烂的枇杷。
原始的蠢笨的牛车聚集在站外。车夫们围着一架卖甜酒的担子，蹲着，抽着旱烟。他们是在趋就炉眼的蓝色的火苗，没有人肯花两枚铜板喝这么一碗。
我还在踌躇是不是应该立刻进城，一个车夫走近我，双手抱着鞭子说：
“上哪去呀，先生？我送你去吧？”
“进城。现在城门能不能开？”
“还得一歇哪。你不如先到栈房歇歇脚，等天亮了我再送你去。”他看我有点迟疑，指一指前边的苍灰的夜色说：“那儿就有小店，我带你去。”
这样善良的农民在北方的旅途上时常可以遇见。他们总是那样率真，质朴，存着点古代游侠的豪爽的味儿。
我们来到一所简陋的土房前，伸一伸手，我准可以摸到屋檐。车夫拍着板门喊道：
“赵大哥，赵大哥，有客人来啦。”
火光一闪，小小的纸窗映上浅黄的灯影。一个带痰的嗓音在里面含糊地答应着，过后，有人趿着鞋走来打开门。
穿过一间漆黑的小屋，我踏进另外一间，壁上挂的油灯袅着青烟，两张跛脚的八仙桌子摆在地上。这其实是家小饭馆，外间是炉灶，这儿卖座，还有个里间，黑得像洞，从内里飘出一个人的咳嗽、吐痰、摸索着穿衣服的声音。
开门的堂倌掩着怀，揉着眵眼，把外间的灯火也点上。
车夫同赵大哥招呼几句，钻出黑洞对我说：
“一会儿就生火啦。你先烤烤火，暖和暖和，爱吃东西就吃点馍啦、面啦，爱睡觉里边有铺，天亮我来接你。”
我倒真想睡觉。一夜火车，仅仅打了几个盹，眼皮沉重得撑不开。我伏在桌上，昏昏沉沉睡去，又昏昏沉沉醒来。短短的间隔，外边忽然变天了。北风打着呼哨，像是大伙的马队，飞快地驰过原野。尘土被卷到半空，又洒到窗上，沙，沙，一阵松，一阵紧。不知几时，屋里来了两位新客，占据着另外一张桌子，每人眼前放着一只酒盅，一双木筷。他们木然地静默着，如同堆在墙根的皮箱和网篮（他们的行李）一样的静默。我移动板凳，坐到炭盆前，两脚踩着盆边，木炭的火苗小蛇似的飞舞着。“好冷呀，快下雪了。”
一团肥大的影子摆动在墙壁上。影子的主人似乎努力想打破沉闷的空气，开始同我攀谈。但是在继续说话之前，他擤了一把鼻涕，又用青呢马褂的袖口擦一擦他的滚圆的鼻头。坐在他对面的客人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商人，湖色线春棉袍，尖顶瓜皮帽，胡须许久不曾修剃，脸色很灰败，然而这是怎样的一双眼睛呵：冰冷、僵直，只有宰杀后的死羊眼才这样可怕。那肥胖的商人觉察到我在注意他的同伴，就说：“他是个痴子，不要理他——你不是山西人吧？从哪儿来的呀？……噢，西安。西安真是个好地方。我在汉口做买卖……别客气啦，这个年月，混口饭吃就知足了，哪有财发？”
铁勺子敲在锅沿上乱响。堂倌从外间端进两盘菜——葱爆羊肉和炒肉丝——连同一壶汾酒，一起摆在肥胖的商人前。
“吃点吧，不要客气。”胖子谦让着。但我自己叫了一碗烩馍，这是种含有十足的西北风味的饭食。
堂倌打来一盆热水，白毛巾早变成了深灰色。我拧一把手巾，轻轻擦着脸，几点水珠溅到炭盆里，木炭咝咝地叫起来。
“火，火！”痴子的眼睛充满恐怖，从炭盆移到我的脸上。我是怎样惊扰了他呢！
“老实点！”其实不用胖子威吓，痴子也会自动地平静下来。他的神情又是那么冰冷，宛如泥塑似的。他的盅里斟满酒，眼前放着菜，可是他不吃不喝，眼珠直瞪着前方，并不理会胖子的一再诱劝：“吃吧，到家啦。喝完酒，吃点饭，我们就雇脚回家。你妈妈和老婆都等着你呢。”
不耐烦的表情挂在胖家伙的厚脸上。他摇摇头，啧啧了两声，意思是说毫无办法。
“他是怎么痴的？”我猜想其间一定藏着一个谜。
“唉，这个人心眼儿太窄，遇事想不开。”胖子一刻都不停止吃喝，菜屑伴随着唾沫星子从他的嘴里喷吐出来，又飞进菜盘里。“他原先在上海做买卖，后来打仗，统统烧光了！这件事落到我们明白人身上，也不会怎么样。可是他太看不开，整天坐着发愁，日子多了，就变成这个痴样子！嗳，我们是乡亲，还沾着点亲戚，旁人把他带到汉口交给我，我哪好意思不管呢？没办法，只有送他回家，这一道可真累死我了。”
我问道：“你府上是哪里？”
胖子说：“好说，小地方浮山，还得从临汾起早走，天一亮我们就得找大车。”
堂倌吹熄壁上的油灯，屋里人的眉目已经可以清楚地分辨出来。天阴着。北风吹来远处士兵上早操的“一、二、三、四”的呼喊声。
胖子忽然不安地说：“你看日本鬼子能不能打到浮山？”
这个脑满肠肥的市侩忽然引起我极大的憎恶，我是在故意同他捣乱：
“谁知道呢？前线又开火了，你怎么敢回来？”
“我特意回来搬家眷，”他忘记方才说是送痴子了。“就是房子和地没有办法。他们说日本怕地震，房子都能推来推去，早知道打仗，我们盖房子真应该安上车轮。”他为自己高明的诙谐而裂开肥厚的嘴唇，他是在替自己喝彩。
门口走进一个穿短棉袄的中年汉子，粗眉大眼，我似乎认识他：
“是你送我来的吧？”
“对，对，城门开了，可以走啦。”
我推开剩余的半碗烩馍。大概因为过分的陈旧，馍里散发着一股霉味。赵大哥——饭馆掌柜的兼厨师，抢先提着我的行李，把我送上牛车。
屋外的世界完全被风占领着。
天上是黄云，地下是黄土，风把黄土卷到半空，于是天地搅成一片愁惨的黄色。我坐在粗糙的牛车上，翻起大衣的领子，俯着身，依旧不能抵御风沙的侵袭。我的眼眶、鼻孔，埋藏着许多的细尘。我闭紧嘴，风却像是一只有力的手，窒息着我的呼吸，逼迫我不时地张一张嘴。就在这一刹那，它也会往我的口腔里扬一把土，类似一个恶作剧的坏孩子。
“Ja!Ja!”车夫用一方蓝布包着嘴脸，齐到眼下。不管他怎样挥动皮鞭，车子仍然蜗牛似的向前爬行。
尘头回旋着、滚转着，十步以外便是模糊一片了。我疑心这是战场，弥漫着枪炮的硝烟；我几乎相信我的猜疑是对的，那儿不正有大队的行军战士吗？他们从我相对的方向走来，背着军毯、步枪、手榴弹……挣扎在吼叫的北风里。
车夫暂时把牛车停在路旁，侧着头，对我大声喊道：
“这又是往北开的，都是八路军。”
队伍通过我们身旁，长长的一列，最后是辎重队。两辆满载军火的大车后跟随着一小队辎重兵，每人挑着一担子弹，那么重，扁担被压得微微弯曲着，战士的脚步也显得摇晃不定，似乎随时都有被大风吹倒的可能。
这儿离临汾车站足有一里多路，那里停着北上的兵车。距离虽然很短，然而这是多么艰苦的行军啊。
车夫跳下车沿，出乎意料地朝我高声说：
“我不拉你啦，先生。”
“为什么？”
“我得帮他们送送东西，”他用鞭梢指一指步履蹒跚的辎重队。“你爱给钱就给几个，不给就算了。”
只是一秒钟的犹豫，我便立在黄土松厚的地面上。我掏出两角钱递给他，不知应该说什么。
假如习惯允许的话，我真想拥抱他。我到底记起自己的事了：
“可是我还不认识进城的路呢。”
“沿着大道走，没有多远啦。”说着，车夫拉着牛车追上军队的尾巴。一阵风，一阵土，等我再勉强睁开眼，前面是一片滚滚的黄尘，我似乎跌进上古的洪荒时代。
我又孤独了，然而并不焦烦。我的心是活泼而轻快的，虽然我是那样吃力地踯躅在风暴里。
雪浪花
凉秋八月，天气分外清爽。我有时爱坐在海边礁石上，望着潮涨潮落，云起云飞。月亮圆的时候，正涨大潮。瞧那茫茫无边的大海上，滚滚滔滔，一浪高似一浪，撞到礁石上，唰地卷起几丈高的雪浪花，猛力冲击着海边的礁石。那礁石满身都是深沟浅窝，坑坑坎坎的，倒像是块柔软的面团，不知叫谁捏弄成这种怪模怪样。
几个年轻的姑娘赤着脚，提着裙子，嘻嘻哈哈追着浪花玩。想必是初次认识海，一只海鸥，两片贝壳，她们也感到新奇有趣。奇形怪状的礁石自然逃不出她们好奇的眼睛，你听她们议论起来了：礁石硬得跟铁差不多，怎么会变成这样子？是天生的，还是錾子凿的，还是怎的？“是叫浪花咬的。”一个欢乐的声音从背后插进来。说话的人是个上年纪的渔民，从刚靠岸的渔船上跨下来，脱下黄油布衣裤，从从容容晾到礁石上。
有个姑娘听了笑起来：“浪花也没有牙，还会咬？怎么溅到我身上，痛都不痛？咬我一口多有趣。”
老渔民慢条斯理地说：“咬你一口就该哭了。别看浪花小，无数浪花集到一起，心齐，又有耐性，就是这样咬啊咬的，咬上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哪怕是铁打的江山，也能叫它变个样儿。姑娘们，你们信不信？”
说得妙，里面又含着多么深的人情世故。我不禁对那老渔民望了几眼。老渔民长得高大结实，留着一把花白胡子。瞧他那眉目神气，就像秋天的高空一样，又清朗，又深沉。老渔民说完话，不等姑娘们搭言，早回到船上，大声说笑着，动手收拾着满船烂银也似的新鲜鱼儿。我向就近一个渔民打听老人是谁，那渔民笑着说：“你问他呀，那是我们的老泰山。老人家就有这个脾性，一辈子没养女儿，偏爱拿人当女婿看待。不信你叫他一声老泰山，他不但不生气，反倒摸着胡子乐呢。不过我们叫他老泰山，还有别的缘故。人家从小走南闯北，经的多，见的广，生产队里大事小事，一有难处，都得找他指点，日久天长，老人家就变成大伙依靠的泰山了。”
此后一连几日，变了天，飘飘洒洒落着凉雨，不能出门。这一天晴了，后半晌，我披着一片火红的霞光，从海边散步回来，瞟见休养所院里的苹果树前停着辆独轮小车，小车旁边有个人俯在磨刀石上磨剪刀。那背影有点儿眼熟。走到跟前一看，可不正是老泰山。我招呼说：“老人家，没出海打鱼吗？”
老泰山望了望我笑着说：“哎，同志，天不好，队里不让咱出海，叫咱歇着。”
我说：“像你这样年纪，多歇歇也是应该的。”
老泰山听了说：“人家都不歇，为什么我就应该多歇着？我一不瘫，二不瞎，叫我坐着吃闲饭，等于骂我。好吧，不让咱出海，咱服从；留在家里，这双手可得服从我。我就织渔网，磨鱼钩，照顾照顾生产队里的果木树，再不就推着小车出来走走，帮人磨磨刀，钻钻磨眼儿，反正能做多少活就做多少活，总得尽我的一分力气。”
“看样子你有六十了吧？”
“哈哈！六十？这辈子别再想那个好时候了——这个年纪啦。”说着老泰山捏起右手的三根指头。
我不禁惊疑地说：“你有七十了吗？看不出。身板骨还是挺硬朗。”
老泰山说：“哎，硬朗什么？头四年，秋收扬场，我一连气还能扬它一两千斤谷子。如今不行了，胳臂害过风湿痛病，抬不起来。磨刀磨剪子，胳臂往下使力气，这类活儿还能做。不是胳臂拖累我，前年咱准要求到北京去油漆人民大会堂了。”
“你会的手艺可真不少呢。”
“苦人哪，自小东奔西跑的，什么不得干。干的营生多，经历的也古怪。不瞒同志说，三十年前，我还赶过脚呢。”说到这儿，老泰山把剪刀往水罐里蘸了蘸，继续磨着，一面不紧不慢地说：“那时候，北戴河跟今天可不一样。一到三伏天，来歇伏的差不多净是蓝眼珠的外国人。有一回，一个外国人看上我的驴。提起我那驴，可是百里挑一：浑身乌黑乌黑，没一根杂毛，四只蹄子可是白的。这有个讲究，叫四蹄踏雪，跑起来，极好的马也追不上。那外国人想雇我的驴去逛东山，我要五块钱，他嫌贵。你嫌贵，我还嫌你胖呢，胖的像条大白熊，别压坏我的驴。讲来讲去，大白熊答应我的价钱，骑着驴逛了半天，欢欢喜喜照数付了脚钱。谁料想隔不几天，警察局来传我，说是有人把我告下了，告我是红胡子，硬抢人家五块钱。”老泰山说得有点气促，喘嘘嘘的，就缓了口气，又磨着剪子说：“我一听气炸了肺。我的驴，你的屁股，爱骑不骑，怎么能诬赖人家是红胡子？赶到警察局一看，大白熊倒轻松，望着我乐得闭不拢嘴。你猜他说什么？他说：你的驴快，我要再雇一趟去秦皇岛，到处找不着你。我就告你，一告，这不是，就把红胡子抓来了。”
我忍不住说：“瞧他多聪明！”
老泰山说：“聪明的还在后头呢，你听着啊。这回倒省事，也不用争，一张口他就给我十五块钱。骑上驴，他拿着根荆条，抽着驴紧跑。我叫他慢着点，他直夸奖我的驴有几步好走，答应回头再加点脚钱。到秦皇岛一个来回，整整一天，累得我那驴浑身湿淋淋的，顺着毛往下滴汗珠——你说叫人心疼不心疼？”
我插问道：“脚钱加了没有？”
老泰山直起腰，狠狠吐了口唾沫说：“见他的鬼！他连一个铜子儿也不给，说是上回你讹诈我五块钱，都包括在内啦，再闹，送你到警察局去。红胡子！红胡子！直骂我是红胡子。”
我气得问：“这个流氓，他是哪国人？”
老泰山说：“不讲你也猜得着。前几天听广播，美国飞机又偷着闯进咱们家里。三十年前，我亲身吃过他们的亏，这笔账还没算清。要是倒退五十年，我身强力壮，今天我呀——”休养所的窗口有个妇女探出脸问：“剪子磨好没有？”
老泰山应声说：“好了。”就用大拇指试试剪子刃，大声对我笑着说：“瞧我磨的剪子，多快。你想剪天上的云霞，做一床天大的被，也剪得动。”
西天上正铺着一片金光灿烂的晚霞，把老泰山的脸映得红通通的。老人收起磨刀石，放到独轮车上，跟我道了别，推起小车走了几步，又停下，弯腰从路边掐了枝野菊花，插到车上，才又推着车慢慢走了，一直走进火红的霞光里去。他走了，他在海边对几个姑娘讲的话却回到我的心上。我觉得，老泰山恰似一点浪花，跟无数浪花集到一起，形成这个时代的大浪潮，激扬飞溅，早已把旧日的江山变了个样儿，正在勤勤恳恳塑造着人民的江山。
老泰山姓任，问他叫什么名字，他笑笑说：“山野之人，值不得留名字。”竟不肯告诉我。
中国人民的心
已经是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初，头一阵子落过场大雪，冬天早来了。谁知近来一变天，飘飘洒洒又下起细雨来，冰雪化了，到处化得泥汤浆水的，走路都插不下脚去。原先封得严严实实的大江小河，又化了冻，边边岸岸的冰上浮着层水，只有背阴的地方冰还比较结实，时常可以看见朝鲜小孩蹲在小爬犁上，双手撑着两根小棍，飞似的滑来滑去。
这一天，雨不下了，怪阴冷的。晚间我坐在灯下读着本叫《斯大林教养的人们》的书，正在惊叹着苏联人民那种英雄的品质，这时我接到个电话。我不清楚是谁给我的电话，但我知道这是个好心肠的人。他说：
“你知道吗？今天傍晚在安州车站牺牲了个战士。他见一个朝鲜小孩滑冰掉到水里，赶紧去救，也陷下去。他把小孩救上来，自己可沉下去了。是个很好的同志啊！又是一个罗盛教！”我去看那位烈士时，他已经装殓好，平平静静躺在那儿。他的神情很从容，像是睡觉。我定睛望着他的脸，我不认识他，但我又十分熟悉他。从黄继光身上，我熟悉他；从罗盛教身上，我熟悉他；从千千万万中国人民身上，我更熟悉他。他的面貌一点不惊人。谁要以为这样人身上准有许多惊心动魄的东西，那就错了。
他只是个顶简单的中国人，几句话就可以交代清楚他的一生。他叫史元厚，山东长清人。他像所有贫苦的农民一样，一下生过的就是苦日子；也像所有机灵的孩子一样，有时会想出很可笑的法子，对地主报个小仇。譬如说，把地主的南瓜挖个洞，往里拉粪；还有一回，把些毛毛虫的毛撒到地主被窝里，害得地主夜里睡觉，浑身刺得又痒又痛。到后来，他长大了，流落到济南拉洋车。再到后来，就参加了部队。
史元厚家里有老父老母。这对老人像所有父母一样，不管儿子的胡子多长，还把儿子当小孩看待，总怕儿子冷了不知添衣服，饿了不知道吃。千里迢迢，也要托人捎去做娘的连宿打夜带着灯做的老山鞋，还要在信上千叮咛万叮咛，就怕儿子晚上睡觉不盖被，受了凉。
史元厚家里还有个没过门的妻子，叫绍英。这个妻子可不像早些年的妇女，只知刷锅烧饭抱孩子，她却在镇店上念书。史元厚曾经写信问她想要什么东西，心里先猜了猜，以为离不了是些花儿粉儿一类东西。过几天绍英回信了，写得比史元厚都清楚，要的却是支钢笔。来朝鲜以前，史元厚接到父亲的信，里边说：“你爹老了，生活什么不缺，就是缺个孙子，要是你肯听话，最好早一天回家成了亲吧。”史元厚的心搅乱了，翻腾半宿睡不着，第二天起来便向上级写申请书。
他素来爱说爱闹，永远不恼，别人也爱找他开玩笑，顺着史元厚的音都叫他“史落后”。旁的战士见他写申请书，笑着四处嚷道：“‘史落后’打报告要娶媳妇了。”
史元厚应声笑着说：“就是嘛，你管得着！”以后接连写了七次报告。但他要求的不是回家，却是上抗美援朝的最前线去。
一九五三年二月，正是敌人妄想从我们战线后方登陆作战时，史元厚跟着队伍到了朝鲜。队伍一到，立时打坑道，挖工事，进行反登陆作战的准备。史元厚挖战壕磨得手起了血泡，扛木头把肩膀都压破了皮，照样像匹小骡驹子，又踢脚，又撒欢。他这人话语多得出奇，旁人说话，就爱插嘴。有时说得牛头不对马嘴，惹得战士们笑他说：“我看你上一辈子准是个哑巴，一肚子话，都憋到这辈子了。”他也不恼。要是旁人叫他逗恼了，他会抱住你笑着说：“怨我！怨我！”
穿戴他从来不讲究好看，衣服鞋袜，总是缝缝补补的。
谁要问他：“你是怎么回事啊？新发的鞋也不穿，留着烂在箱子底吗？”
史元厚会笑着回答说：“谁说不穿？早磨掉半边底了。”
你不必多问，准是他见谁没穿的，又给了人。他就是这么个人，和谁都处得来，手又大，只要是他的东西，你自管拿去用。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随时随地会遇见这样的人，一点没什么可注意的。可是就在这样人火热的胸口里，却藏着颗高尚的无产阶级的心。
春天的夜晚，还是森凉森凉的。史元厚站在山头的哨位上，守望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一听见半空中飞机响，枪就握得更紧。敌人想投伞兵呢，投了就消灭他。山风一吹，飘起股青草的香气，他忽然会想起家。这种带点泥土气息的草味，他从小便闻惯了。一时间，仿佛他警卫着的不是朝鲜，却是他的本乡本土。他想象得出家里人正在做什么。父亲一时出现在他的脑子里，老人家披着棉袄，擎着根麻秸火，咳嗽着，正在给牛拌夜草。他娘却坐在热炕头上，呜呜摇着纺车，也不用什么灯亮，抽的线涮溜极了。还有他的爱人绍英，怎么也没睡？你看她坐在麻油灯下，歪着头，轻轻咬着下嘴唇，准是在给他写信。他怀里就揣着爱人的一封信，写些什么呢？简直像个指导员，净给人上政治课。不用你训，我是个青年团员，懂的比你多得多了。是谁把我造就得像个人了？是谁关心我这个，关心我那个，几次三番派祖国的亲人来看我们？你放心，我会对得起党，对得起祖国人民的。
当时连里正学习邱少云的事迹，史元厚不知怎的，变得特别蔫，整天不大开口。
同志们问道：“你是不是有病？”
史元厚说：“哼，我一顿吃五个大馒头，还有病！”
同志们都笑起来，又问：“那你是怎么了？”
史元厚懒洋洋地说：“我怎么也不怎么的！出国的时候，咱说的什么话，现时光蹲在朝鲜吃，一点功劳没有，将来回去，怎么回答祖国人民？看人家邱少云！”
嘴里说着，他心里便下了决心，要用整个生命去做他应当做的事，就像邱少云一样。
转眼到了冬天，朝鲜前线又飘起了雪花。停战协定签字几个月后，祖国的亲人又冲风冒雪来看志愿军了。有一个蒙古族文工团来到史元厚那个部队，都住在宿营车上，就停在安州车站附近。史元厚和几个战士被派去担任警戒。
车站背后是一带土山，叫龙潭岭。岭脚下有一片大水塘，叫龙潭池，夏天常有人在里边洗澡，一跳下去不露头，足有一丈多深。眼下冻了冰，像镜子一样亮，变成孩子们最留恋的滑冰好地方了。
就是那个阴化天，黄昏时候，慰问团的同志将要到别处去了。警卫战士都打好背包，下了宿营车，打算回本连去。有人见史元厚没下来，喊了他一声，大家就先走了。走了很远，才见史元厚提着枪走下车，神情有点发闷，对着慰问团露出恋恋不舍地样子。都是重感情的人，这一分手，不知哪天才能再见到祖国的亲人，谁能不留恋呢？
先走的战士走出多远，背后忽然有人追上来喊：“你们一位同志掉到水里去了！”
大家急着往回跑，只见那龙潭池塌了一大块冰，岸上丢着史元厚的枪，史元厚的衣服，人却不见了。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孩坐在水边上，浑身上下滴着冰水，哭都哭不出声。
原来这个小孩刚才蹲在爬犁上滑冰，说声不好，一下子陷下去。他的两手扒在冰上，水浸到脖颈子，眼看就要沉底了，哭着喊起来。
一个志愿军飞跑上来，这就是我们的史元厚同志。他扔下枪，脱了衣服，几步滑到小孩跟前，伸手去拉那小孩，轰隆一声，冰又塌了，两个人都落到水里去。只见史元厚在水里钻了钻，露出头来，双手托着那个小孩，一转眼又沉下去。他又钻上来，又沉下去。第三次钻上来时，他用尽力气一推，把小孩推到冰上，他自己却沉了底，再也浮不上来了。
战士们把他从水里抱上来时，他的脸青了，胸口凉了。他已经用他整个生命做完他应当做的事，离开我们悄悄走了。他临死会想到什么呢？你是不是想到党？想到你的祖国，你的亲人？他只有二十五岁。他的短短的一生就这样简单，他死得也很简单。可是，我不能不思索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人民都这样奋不顾身呢？自从出了个黄继光，接着又是一个，又是一个。于今呢，又出来第二个罗盛教了。难道说奇怪吗？这正是毛泽东教养出来的人民啊。
我去看了看那个小孩。小孩叫赵元弘，住在龙潭岭背后，村名是三龙里。爹原是劳动党员，一九五〇年秋天敌人进攻朝鲜北半部时，把他爹抓去杀了。后来他母亲也炸死了，赵元弘便靠伯父收养着。赵元弘拖着志愿军的大鞋，戴着志愿军的棉手套，见了我们一句话不说，用手套揉着眼，只是抽抽搭搭哭。他伯父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昨晚上难过得一夜没睡好，脸色显得很愁苦。一见到我们，老人的下嘴唇直打颤颤，眼里含着泪。好半天擦了擦泪，指着小孩，颤着音说：“都是为这个孩子，一个志愿军死了，我永远也忘不了！”
谁又能忘得了呢？朝鲜人民用最隆重的葬礼，把烈士的遗体葬到龙潭岭上。岭下临着龙潭池，史元厚就是在这儿把他的生命最后献给了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又把龙潭岭改叫作“史元厚岭”，龙潭池叫“史元厚池”。千秋万代，望见这片山，这片水，朝鲜的子孙就会想起这个人来。史元厚是个战士，临下葬，朝天放了几排枪，这是一个战士应得的尊荣。史元厚被埋葬了，但我知道，他那颗伟大的心却依旧跳动着，跳动在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的心坎里。好同志，我写的不只是你，我写的正是中国人民的心。
木棉花
一到南国，情调便显然不同了。北方才是暮春，你在这儿却可以听见蝉、蛙，以及其他不知名的夏虫在得意地吟鸣。夜间，草丛和树梢流动着的萤火更给你带来不少夏天的消息。然而这才不过是三月底。
白天，整个大地便成为可怕的蒸笼。轻细的毂纱已经披上仕女高贵的躯体，而苦力们赤着脊梁，光着脚板，在推，在拉，在掮，闷热的汗臭常从他们周身粗糙的毛孔散发出来，这使过路的仕女们蹙紧眉，急急用洒满法兰西香水的手绢捂着她们的鼻子，要不然，她们准会晕过去！
警察依旧穿着春季厚重的制服，站在路心指挥着来来往往的脚踏车、车仔、汽车……他们显得很呆滞，机械地挥动着手臂，而当大气中传来尖锐的汽笛时，他们仍然是机械地在岗棚上挂起一面红旗，看不出一点冲动的表情。
红旗的颜色虽然含着流血的意义，但它低垂着头，永远被人很冷淡地待遇着。街头流着人潮；茶馆里叫嚣着食客；大旅馆的西餐间开着风扇，富佬们惬意地吃着雪糕，他们对于警报比一般人更要淡漠十倍，因为像这样大建筑的屋顶上都有避弹网，他们的生命是绝对安全的。不过今天的轰炸却是特别厉害。镇定的市民也不能不暂时停止他们正在进行的动作，侧起耳朵听一听。
飞机的翅翼粗狂地搏击着沉郁的大气，高射炮的声音是急剧而响亮的，这同低哑而窒闷的炸弹画成了截然不同的音符。
广州市民对于空袭所以那样不在意，当然是从经验中生出宽大的胆量，而同时，每天空袭的次数如此频繁，如果警报一来，市民便藏躲起来，那么全市的脉搏都要整天地停息不动了。其实，炸弹的破坏力也真是太渺小了！
空袭刚过，我便爬上越秀山的中山纪念塔，纵眺着烟瘴漠漠的整个广州市，越秀山旁被炸的几处地方，简直是汪洋大海里的几点泡沫，多么细小而可怜呵！但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
广九路被炸了，我当天去香港的计划因而受到阻挠，这使我烦躁。
旅馆的客厅很凉爽，电灯投下浅蓝而柔和的光线，一个宁静的黄昏。
坐在我对面的那位旅客十分健谈。他是浙江人，对于这边的情形却很熟悉。他的嗓音高朗而圆润，语气也有动人的顿挫。
“我不能完全同意您的话：战争可以消灭所有内部的腐化分子。我能够给您指出眼前最有力的反证——请看粤汉铁路！”他伸出右手的食指，在他的面门前一点，加强自己谈话的语气。
我明白他是误会了我的话。我不过是说这次民族自卫战争很像一块试金石，一个人品格的高低可以立刻辨析清楚；又像外科医生的手术刀，可以加速割除溃烂的疽疮。然而假使医生刚才操起刀子，还不曾施行完毕割治的手术，你就希望全身的疽疮一齐即时痊愈，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实。
可是他的话已经擒住我的注意力，我焦急地要听听他所举的反证，因而不愿意打断他的话头。“现在说起来，粤汉铁路的国防性简直太大了！”他似乎是在做文章，每个字都极费斟酌。“它可以比作一个人的喉管，有了它，这个人才能呼吸，四肢才能活泼有力，才能还击敌人的打击！不过粤汉路并不是一条健全通畅的呼吸管，反而是在可怕地腐烂着——我这儿所说的腐烂是指的营私舞弊！”
“舞弊的方法很多，现在我们只谈‘卖车皮’。粤汉路于今正忙着军运，商家的货品堆积得像山，很不容易弄到车皮装运。其实车皮不是没有，只是少罢了。于是商家为了抢先装运自己的货物便不惜对车站负责人行使贿赂。车站方面一瞧这是笔好买卖，所以每辆车皮都被看成奇货，哪家商店出的贿赂多就先给哪家运货。久而久之，‘卖车皮’成了车站人员公开的‘外快’，如果商店不花运动费，他的货物便一辈子也运不走！”“谁得这些运动费呢？”
“当然是车站职员大家分啦。通同作弊，谁也不告发谁！”
他把两手一张，愤愤地加添说：
“你看，前线打得多急，后方还是乌烟瘴气！战争对于没有人心的坏家伙似乎一点不起什么作用！”
我并不怀疑他的话，但我不同意他悲观的结论。
“一切都会慢慢地好起来！”我的信念是像南国盛开着的木棉花一样的鲜明、美丽。我掏出口袋里珍藏着的一朵，这是我今天在越秀山上拾来的。它红得像是一团火。
第二天，广九路通车了。傍晚才开驶，白天恐怕遭受空袭。
旅客多得可以叠成山，堆成垛，如果车厢不坚牢，一定会被挤得粉碎。
他们大部分是难民，高等难民！他们有钱，要命，逃避现实，逃避战争，然而在内地再没有一寸平静的土地了，哪儿是天堂？
香港，这个美丽的海岛，暂时还是平静的，因此便成为富人的桃花源了。那儿有香，有色，有幸福，有享乐，而招引他们的最大的饼饵却是大英帝国的旗子，那面有着中国舞台上花脸一样斑斓纹理的旗帜！
旅客们剥着蜜柑，吃着牛肉干，互相兴奋地谈笑着。西装男子翻开英文报纸，眼睛却望着一些穿长衫的客人，似乎在说：
“英文都不懂，你们配到香港吗？”
一个讨厌的消息忽然传开来。车厢里，千百只嘴金头苍蝇似的嗡嗡着：
“怎么，还要换车吗？”
“在哪儿？”
“石滩！”
火车开到石滩，已经是黑夜了。这里有一座桥昨天炸坏，还不曾修理完好。广州和九龙对开的火车必须停在桥的两端，等两方面的旅客互相换完车后，火车便各自驶回原站。
这是一段长长的路，旅客须得提着行囊，走过破损的桥梁，才能跳上对岸那辆火车。
夜很黑，虽然铁道两旁树木上每隔一段距离便挂一盏灯，这并不能给予乘客多大的帮助。
我提着一只小皮箱，挤在人群里，脚下的碎石块时时会把我绊一个踉跄。人们争着向前抢，胸脯，脊背，大腿，胳膊，挤做一堆，搅成一团，反而半步也迈不动。
“下边走，下边走……”
我随着一部分乘客冲下高起的路基，沿着一带水边向前奔走。路是又黑又泞，随时都有跌进水塘的可能。
“上边走，上边走……”
怎么回事呀？原来已经来到木桥，于是大家又争着往上爬。爬呀，爬呀，脚下一滑，连人带行李滚下来，后边的旅客也被打倒。
路基全是石块砌成，石缝生着青草，浓重的夜露把草叶都濡湿了。
草露滑得像油，我摔了两三跤，等到第二次爬上路基，大队的旅客已经不见了。
落后的人们慌慌张张向前奔跑，害怕耽误火车。跑过木桥，追上大队，我的衬衫早被汗水湿透。
忽而，这又是怎样的一次冲锋呵！
一团一团黑压压的东西塞满每个车门，没有头，没有脑。孩子的哭声，女人的尖叫，随着黑色的怪物一起翻滚。
只一跳，我仿佛跌进急转的漩涡，全身失去自主的能力，任凭人潮的振动而忽东忽西。
可是我抓住铁栏了，蹬上梯级了，攀上火车了，终于挤进散布着汗臭的车厢。我的眼前是一片模糊，揉揉眼，汗水已经渗入我的睫毛。
人们从过度的紧张跌入疲倦。大家坐着，站着，肉贴着肉，谁都不说一句话。
而脚下，车轮飞快地碾动着，驶过石龙……平湖……粉岭，奔向最终的目的地——九龙。
“进入英国管地了！”谁在快意地舒一口气。许多张脸立时转向车窗。窗外是漆黑的原野，漆黑的天空，夜风吹送着潮湿的青草气息飘进车厢，这里暂时还是“自由”的天地。
抛在他们身后的是残酷的战争，丑恶的现实！
潼关之夜
经过整天劳顿的旅程，这是我第一次吃饭。一碗汤面，夹杂着泥沙的汤里加进多量的酱油，我的因饥饿而烧热的肠胃舒畅地膨胀起来。虽然小粒的沙石时时震动我的牙齿，我不曾埋怨堂倌一句。
“有炒饭吗？来一碗鸡蛋炒饭。”第二个客人跨进来，身边带着一阵凉风，桌上煤油灯的火焰跳跃了两三下。他的脚步又轻又快，走向小饭馆里独一无二的食桌前，坐在我的对面。短时间，我们的目光交织成一条直线。他年轻而健康的脸膛曾经给我留下一点新鲜的记忆。就是今天下午，他身上穿的也是这件军用的黄色棉大衣，头上也是这顶垂着两只耳朵的灰色军帽，不过背后还背着一个大包裹，对于他矮小的身材似乎过分沉重。他坐在黄河渡船的舷板上，前后左右挤满人群。旅客们十分嘈杂，但这不能够淹没一个婴儿的啼哭声。婴儿的母亲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妇人，站在人堆里，不停地用手拍着小孩，虽然明知道这不能止住孩子的哭声。
“给他点奶吃就好了。”有人这样说着。
泪水沿着妇人瘦削的脸颊流下，滴到小孩的红棉袄上。她仿佛对自己申诉说：
“哪有奶？大人都没有吃的！”
他——年轻的军人——站起来，把座位让给抱婴儿的妇人，又从衣袋里摸出一块干硬的馒头交给她，用类似女人的柔声说：
“孩子是饿了。嚼点馒头给他吃吧。”
现在，当他同堂倌说话时，声音仍然带着女性的气味，这和他矫健的举动似乎不大调配。
我们这是第二次见面，但彼此全把脸埋在食器上，保持着静默。
刚刚吃完面，隔壁客店送我来吃饭的茶房过来招呼我说：
“警察来查店了，请您回去看看。”
巡警盘问得很详细。他们从我的行李中检出一本《中国分省新图》和一些零碎的通讯稿，于是抱着绝大的怀疑，追询我许多问题。最后，我拿出八路军的护照，他们才认为满意。退去时，一个警察摇摆着头说：
“对不起，越是你们知识分子汉奸越多！”
像是黄蜂的毒刺，这几句话刺痛我的心。不到一刻钟光景，我听见警察从对面房间走出来，皮鞋后跟撞击在穿堂的砖地上所发的声响，渐渐地消失下去。谁在敲我的门？
“请进。”
板门轻快地推开，那位青年军人站在我的眼前。一种熟悉的柔软的话语滚动在我耳边：
“请别见怪，同志也是从八路军前方来的吗？——我住在对面房间里，警察问你的话，我全听见了。”
原来我们是同时离开前线，同时坐上同蒲路的窄轨火车，同时渡过黄河，现在更住到同一个客店里，我们热烈地握着手，五分钟以后，便成了很熟的朋友。
“杨同志……”
“黄同志……”
我们毫无拘束地哗笑着。
我提议到路上散散步，他高声叫道：
“茶房，锁门。”
这家旅店坐落在潼关城外，接近陇海路车站。虽然不过八点钟，除去饭馆和水果店外，马路两旁的店铺已经早早关上门。灯光从闸板的隙缝泄露出来，仿佛一星一点的磷火。潼关的城墙和城楼衬映在星空之下，画出深黑色的轮廓，比较白天似乎更加突兀，雄伟。
我们横穿过一条小巷，停留在黄河岸上。河水在暗夜里闪动着黑亮的波光，时时还有一点两点潮湿的渔火浮动在水面上。
这其间，黄同志不停地哼着各种救亡歌曲。他手里拿着一只电筒，四下照射着，忽然，我听见他兴奋地喊道：
“喂，你看，这里全是战壕。”
果然，显示在白色电光下的是许多条挖掘得十分整齐的壕沟，蜿蜒在河岸上，一直伸入到无边的黑暗里。
“来，我们下去看看。”他说着，敏捷地跳下去。我跟随在他后面。他把身子俯在战壕边上，电筒一扳，做了一个射击的姿势，继而懊恼地咕哝着：
“你不知道，杨同志，我们两个从广东跑到山西，本来都想加入游击队，谁知八路军只准他加入，偏叫我到延安去学习。”
“他是谁？”我一点不明白他的话。
“我的丈夫呀！”
“怎么，你是位女同志？”意外的惊讶使我不自觉地把语音特别提高。
黄同志用电筒向我脸上一扫，也许我的表情太惊奇，遏制不住的笑声从她的嘴里迸发出来，仿佛黄河的浪花，四处飞溅着。末了，她喘息着说：
“算了吧，男女有什么关系，值得这样大惊小怪。”
“你们结婚多久了？”
“两年，还有一个男孩子——”她突然静默下来。她的革命意志虽然坚强，但她的心始终有血有肉。她一时沉入寂静地回忆中，更用简单的语音把我领进她那回忆的门限。
她的小孩刚刚一周岁，又白又胖。她的热情高扬在民族革命的怒潮里，时时吸引她走向生死的战场，然而小孩总在牵掣她。她的丈夫几次激励她说：
“勇敢点吧，你该做大众的母亲，不要做一个小孩的母亲。”
她当然是勇敢的。因此，一天早晨，她同丈夫背着一点应用的衣物，带着点钱，离开家庭。
抛在身后的是他们可爱的小孩和一封留给父母的信。
有时乘船，有时坐车，有时步行，他们跋涉在遥远的旅途上，终于到达预定的目的地——山西。
冷风夹着大片的雪花，飞舞在北方荒寒的大地上；居民潜伏在黄土小房里，吃着粗糙的粮食，过着艰苦的生活。
可是他们呢，这一对生长在南国的夫妇！他们耐不住寒冷，睡不惯火炕，吃不下小米。
“动摇了吗？”时常，他们彼此故意讥笑着。
然而，当他们看见前方的战士们怎样在吃苦，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他们感到羞惭，感到渺小。
“我一定打游击去，决不后退！”丈夫坚决地说。
“我一定追随着你！”妻子也不曾动摇。
虽然她很勇敢，可是环境并不允许她。她被分配到延安“抗大”去学习。
“去吧，革命不一定在前线。”丈夫极力安慰她。
当天，黄同志就离开前线，恰巧同我走到一路。
“我真焦急，只想立刻飞到延安。”她张开两臂，做一个飞翔的姿态，黑暗中，差一点打掉我的帽子。
谈话愉快地进行着，没有人留心到渐渐逼近的轻细的脚步声。突然，我的眼睛受到强烈电光的照射而感到晕眩，同时听见有人在壕沟上骂道：
“什么人？滚上来！”
这意外地袭击使我们暂时失去镇静，但不久就恢复了我们的神智。我们爬出战壕，黄同志亮一亮电筒，发觉对方是一位武装的士兵，右手拿着手枪，左手是一只正在放光的电筒。
“你们是什么人？”士兵激怒地喝道。但当他知道我们是来散步，而且验过我们的护照，就十分客气地说：“对不起。我刚在城门口放哨，看见这边一亮一亮的，当是有汉奸了。”
他走开几步，停住脚，又叮咛我们说：
“近来这里很严，同志们最好早早回客栈去。”
……这是一个多么富有传奇意味的夜晚——在潼关。
昨日的临汾
鸡叫了。
曙色像一片翠蓝的湖水，流动在原野的尽头。从模糊的轮廓里，我可以辨出远处的村落、树木、齿形的临汾城墙……下车时，本来计划先找一家小店歇歇脚，可是敲过几家店门，每一处都驻满军队。北方的早春又是那么寒冷，我不愿意滞留在阴晦而冰冷的车站里，只好决定进城，虽然时间是那样早。
翻起大衣的领子，两只僵硬的手交插在袖口里，我的思绪随着牛车的颠簸而波动着。我感到烦躁，容易动怒——这或许是由于牛车的行动过分迟缓，但从风陵渡到临汾，火车的速度并不比牛车快许多。我分析不清自己激动的情感，这种夏天暴风雨来临以前一样的窒息，却使我沉默不住了。我不耐烦地向车夫说：
“城门能开吗？”
“差不多啦。”车夫望一眼渐渐开朗的高空，转过脸对着我打了一个呵欠。我的心一跳，第一次注意到他可怕的面貌：一张麻脸，粗硬的胡须同鬓角的乱发纠缠到一起。当我到山西前线来时，一位熟悉山西情形的朋友曾经警告我说：
“你得小心点，路上可有散兵剥人的衣裳！”
车夫虽然不是散兵，他那一副狞恶的脸面却不能不使我有所戒备，特别是现在——日本强盗已经侵入介休，夸口说准备在二十天里攻到风陵渡，进逼潼关天险。而我一路上所见的我们后方的情景，竟是那么纷乱。许多富人都在逃跑，军官的家属更多。这些太太们领着自己的儿女，携带着很多大包裹，由穿军服的随从护送着。在风陵渡口，我还遇到一个乡下青年，背着简单的行李，要搭火车到运城去。他曾经对我叹息说：
“乡下不能住啦，军队里拉人，只好跑出来……”
这一切，使我疑心自己跌进污浊的泥塘里，见不到一滴清水。
现在，因为我在车站一带踯躅了不短的时间，询觅客店，同车的旅客早就零星散了。旷野里死沉沉的，没有第二个行人，只有我坐的这一辆牛车碾动在不平坦的大道上。
“临汾炸得很厉害吧？”我随时都在注意车夫的举动。
“没有什么，鬼子的飞机倒是常来。”他扬一扬鞭子，抽了一下黄牛的臀部。
“鬼子来了你怕不怕？”
“要怕，我就不当自卫队了。”他变得十分兴奋，自动地同我攀谈起来。
在别的村庄里，弟兄两个仅有一个参加自卫队，但在他的村里，车夫说每个男人都要武装自己，只要他的年龄是在十六岁到三十八岁之间。自卫队受着定期的训练，明白这次战争是我们生死存亡的关头。最近，因着前线吃紧，车夫对我说，他们村里赶打了一百五十把大刀，预备砍鬼子的脑袋。
“你们没有新式的枪吗？”我不禁这样问。
“鬼子会送来的！鬼子要是来，我们都躲到野地里，等到黑夜摸进村子，把他们杀光，手枪盒子炮不有的是！”他说得那样自信，每个字都像一块铁，有着极大的力量。这使我感到羞惭，我以前竟会疑心他是个危险的人物！
“山西还是活着的！”我默默地念着。
城门刚刚打开，经过守门士兵的几句盘查，牛车赶进城里，临汾仍然在睡梦中呢。
醒了，一切都醒了。
临汾的气象竟是意想不到的活泼和紧张。墙壁上随处张贴着警惕的标语。从标语下，我知道这边有少先队、牺盟会等许多救亡的团体。
火药的气息已经可以嗅到，敌人的飞机几次来抛炸弹，保卫祖国的战士被急迫地运往火线——然而民众的精神和生活并不曾遭到何种侵扰。商店大开着门，不宽阔的泥土筑成的马路上填塞着行人，热闹，紧迫。行人当中，时时可以见到穿着灰军装的青年男女，那都是民族革命大学的学生，造成临汾活泼气象的主要动力。这些革命青年们一边在训练自己，一边在干着救亡和锄奸的工作。临汾的革命空气固然浓厚，但汉奸的活动也确实可怕。张慕陶是被捕了，可是小一点的汉奸仍然像是寄生在人体上的虱虫，无耻地蠕动着。朋友告诉我一件事实：
是旧历元宵的夜晚，许多救亡团体利用百姓们积习难除的旧习惯，举行一次提灯大会，游行，喊口号，宣传。队伍像是一条龙，游走在夜的市街上，群众的情绪，同挥舞着的火炬一样的炽热和明亮。
谁在放枪？啪啪……
队伍紊乱了，枪声淹没在人的吼叫声里：
“打倒汉奸！”
因着混乱的状态，汉奸并不曾捉住，一位纠察队员却被枪杀了。这一次游行虽然发生了不幸的变故，所得到的效果，反而特别大。因为血的宣传是比任何口号和演说都来得深刻动人！老百姓对于汉奸是那么痛恨，时刻都在消灭他们。因此，我曾经亲身遇到一件有趣味的小事。在一个村庄里，由于乡公所的领导，农民们有一次隆重地举行春耕运动大会。因为有事住在这个小村里，而且想看看农民的集体活动，我也跑到乡公所。
村里的百姓大半全集拢来了：有驼背的老人，筋肉结实的壮年汉子，顽皮的小孩，以及穿着红绿衣裤的妇女。锣鼓的闹人声响，从人堆里传出来，每个农民的脸上挂着兴奋的色彩。乡公所的墙边摆满了三角形的大旗，红的，蓝的，紫的……孩子们在绕着旗杆互相追逐。我在人丛里挤了一会儿，走到乡公所办公室的窗外，那儿晒着许多椭圆形的蓝色小牌，上面用白粉写着：“抗日军人家属光荣”。
这当儿，一位穿着黄布制服的中年男子从房里走出来，含着笑向我打个招呼，而且回答我的问话说：
“我们村里已经有二百多人打鬼子去了，谁家有当兵的，就在他们门上钉一块——先生是哪一部的？”
“我住在八路军政治部。春耕大会几时开呢？”
“人到齐了，现在就要游行，下半天才开会演戏。”他的眼睛不住地打量我的服装，那并不是八路军一律穿的灰色军服，而是一套鬼子穿的什么玩意儿。
“好的，午后我来参加你们的大会。”我向他点点头，在农民们惶惑的目光下走出乡公所。
刚走了不远的路，后边有人把我叫住：
“同志，请等一等。”
来人左臂上绾的一块白布徽章，明白地告诉我他是八路军的人员。他一开口就说：
“请别生气，乡下人看见您奇怪，恐怕你是……”
“——我是汉奸？”
“哈哈，当然不是。不过他们心细，所以找我同你谈谈。”
我把身边带的证明书给他看过，彼此笑着走开。我不曾想到山西的民众，这样有组织，这样富有政治警觉性，我不能不高兴。
离开临汾不久，敌人便逼近这座古城，在汾河上扬起险恶的风涛。虽然他们会得到这个城池，但他们永远得不到我们的民众。瞧吧，在吕梁山，在石楼山，在姑射山，我们将有广大的游击战展开。我们不怕任何利器，我们有坚强的精神堡垒建筑在民众火热的心脏上！
铁骑兵
一过雁门关，气候显然不同了，重阳前后，天就飘起大雪来。就在一个落雪的夜晚，一连活动在左云附近的八路军骑兵冒着风雪，朝南转移，想转到比较安定的地区休息些时候。通过一条公路时，不想日本兵得到汉奸的报告，忽然开来几辆装甲车，把队伍切断，打起机关枪来。
隔断在公路北的只有一班人。他们想冲过来，可是敌人火力太紧，只好像一群脱离轨道的流星，离开大队，单独活动去了。
星群脱离轨道，一定要陨落，八路军掉队了，却能自动地打游击。班长是个矮汉子，左脸腮有一条刀伤，弯弯的，像是月牙。他带着这一班人十分巧妙地甩开了追击的敌人，东冲西撞，想再追上大队。不巧敌人这时开始了秋季“扫荡”，到处出动，他们只好朝北开去，接连十几天，走的全是不熟悉的地方。
这天晚上，他们跑到二更天，跳出敌人的合击圈，正想寻个宿营地睡觉，班长忽然听见远远地有一片吵叫声，再仔细一听，才辨出是河水的声音。
他们来到河边，星光底下，看见河面不过半里来宽，隔河有几点火光，像是村落。班长毫不迟疑，第一个鞭着马走下河去，其余的骑兵也跟了下去。夜不十分冷，河水没冻，可是很急，而且越走越深，最后没到了马肚子。
班长心里想：“这是什么河，好深！”就勒转马头，退到岸上，沿着河朝上走，要找个浅些的地方过河。上流的水更急，总过不去。他们便顺着另一条路，跑到半夜，不见人家，最后爬上一个山头。在山顶上，他们全都惊住了。原来山下模模糊糊地显出一座城，到处亮着电灯，好像星星。
班长的脸颊抽动着，月牙形的刀伤也像活了似的动起来。嘴里骂道：“龟儿子！咱们闯到什么地方了？”总是敌人的地方。他灵机一动，吩咐骑兵朝着城里放了一排马枪。这一下子不要紧，竟惹起城里的骚乱，步枪、机关枪、掷弹筒、过山炮，一时从城里响起来，乱放一顿。骑兵们却悄悄地退下山头，朝着另一个方向跑去。
鸡叫时，他们终于来到一个村子，敲开庄户人家的门，不弄饭吃，也不要睡觉，开口先问：“老乡，你们这里是什么地界？”
农民热情地招呼他们说：“这是包头啊。围城就在那边山脚下……听听，炮响呢，不知日本鬼子又捣什么鬼？”
骑兵们都不觉呀了一声，紧接着又问：“那么前边是什么河？”老乡说：“是黄河，水才急呢，一根鹅毛掉下去，也会旋到水底下去。”骑兵们一齐惊得瞪着眼，随后不觉大笑起来。第二天，包头的百姓纷纷传说八路军有一团人来攻城，差一点把城攻破。城里的日本兵大半调到雁北进行“扫荡”去了，竟以为八路军转到外线，要捣毁他们的老巢，吓得急忙退回包头，“扫荡”便停止了。十天以后，那班骑兵也平平安安地转回根据地，寻到了大队。
用生命建设祖国的人们
我刚从朝鲜回来。这些天，心里总是充满东西，坐不住，睡不稳，只想跳起来，全身投到什么地方去。还记得回来时刚过鸭绿江那天，我一大早跳上火车，扑着祖国的心窝奔去。同车的有位志愿军指挥员，鬓角上露着星星点点的白头发，他离开祖国有两年多了。我们尽对面坐着，谁都不言语，目不转睛地望着窗外。窗外飘过去祖国的天，祖国的山，祖国漠漠无边的田野。火车开到本溪，窗外闪出庞大的烟筒，远近是许多复杂的工厂建筑。那位指挥员眼里露出又惊又喜的光芒，悄悄喊：“我就是想看看这些呀！”
我见到祖国人民的大建设，闻到祖国人民幸福生活的气息，我的心却飞到朝鲜——我不能不想到我们的志愿军。就在这一刻，那千千万万好同志啊，在风里，在雪里，在坑道里，在废墟上……正用他们无比的英雄气概，清除着那些破坏人类生活的暴徒。没有他们，怎么能有今天的祖国？他们是在战斗，也是在建设——他们是用整个身子，整个生命，给祖国的建设打下牢固的基础，给人类的未来铺下和平的大道。
他们是真懂得生活啊。那时候我还在前线，有一天，我到一个高射炮连队去。连队扎在山头上，战士们都住在临时新挖的掩蔽部里。掩蔽部又阴冷，又潮湿。脚下一踩一咕哧水，但是收拾得整齐的很：墙上贴着毛主席像，空罐头盒里插满大把的野菊花，土炕上摆着一排被子，叠得方方正正，一律是颜色鲜明的花布被。这些被子不是公家发的，是战士节省下自己有限的一点津贴费，托人从祖国买来的。这还不算新奇，还有更新奇的呢。就在这个阵地上，在一门大炮前，我发现一丛叫不上名的野花，红艳艳的，怪好看的。不知谁怕霜打了它，特意用松枝细心细意搭了座小棚，遮着这丛红花。这丛红花不是移来的，从根起就长在那儿。战士们挖阵地，安大炮，后来也不知用这门炮和敌人打了多少仗，始终也舍不得损坏这棵花，一直保存下来。
不要笑我们志愿军太孩子气了吧，我懂得他们的感情，他们的心。那些心是又朴素，又善良，又单纯。他们过的是紧张而艰苦的战斗生活，他们却有着高贵的理想，热烈的愿望，渴望着把生活建设得更美好。那些花布被，那丛红花，就说明了他们对生活的愿望啊。要不是这种热烈的愿望，他们怎么能献出自己，甚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去保卫祖国，保卫人类的生活呢？在这个连队里，我就见到这样的高射炮手。这个炮手有一回跟空中敌人作战，阵地上打得烟雾弥漫，灰土罩严了，什么都看不见。耳朵边上忽然听见唰一下，炸弹从头顶落下来了，他在心里叫起来：“可别落到炮上呀！”身子急忙往前扑，一扑扑到瞄准镜上。炸弹就落到阵地前面，尘土爆起多高，炮也不响了。指导员冒着烟土跑上去一看，气浪把两个人吹下炮来，那个炮手伏在瞄准镜上，后背血淋淋的，人也昏了。指导员要去抱他，他一下子醒过来，甩着手叫：“放！放！放！”坐到炮位上又打起来。
看看这个好同志！事后他对人说：“我伤了不要紧，镜子伤了，就不能瞄准打敌人了。”当天他带着伤，就用这门炮打掉一架敌机。
这个同志姓曹。可是知不知道他的姓名又有什么关系呢？像这样的人，在我们志愿军里，上千上万，到处都是。
提起汽车司机马连昆，我不能不怀着特别的敬意。这个英雄在前线上开着车，牵引着大炮转来转去，重重地打击着敌人。有一天晚上，他又拉着炮往前走，路上通过几道照明弹封锁区，不料叫敌人炸了。马连昆崩的满身是血，昏迷不醒，一醒就问：“咱们的车还有吗？”同志们告诉他还有。
他说：“只要有车，我们的炮就能转到阵地上！”说完话，痛得牙咬的咯崩咯崩响，却不喊不叫。一会儿又说：“我已经不行了，同志们不用留恋我，赶紧把炮拉走吧！”又喊：“毛主席万岁！志愿军万岁！”言语就不清了。
我们有这样的汽车司机，也有这样的火车司机。记得是一次很急的任务，天落霜了，前线紧等着要一列车被服。一个年轻的司机连夜拉着被服往前线送，天亮前后叫敌机发现了，叮住就不撒嘴。敌人左一梭子机关炮弹，右一梭子机关炮弹，打得火车前后左右爆起一溜一溜的火光。
那司机正在要求入党，对司炉喊道：“这是党考验我们的时候了！”冲着前面一路飞跑。一转眼天就明了。附近的朝鲜老乡听见火车咯噔咯噔这个响啊，打开窗门一看，大吃一惊，都跑了出来。早晨的雾散了，田野里漫着层白霜。只见地面跑着列火车，天空追着架飞机。飞机打一个盘旋，又一个盘旋，对着火车连扫带射，那火车却不理，咕咕咕咕，只管往前冲。老乡们看痴了，也忘了隐蔽，都鼓起掌来，大声喊道：“哎呀，开车的志愿军真勇敢！”是勇敢。那司机就是这样一直把火车开进大山洞去，安安全全藏好，松了口气，慢慢走到洞口，探着头望了望天：那架敌机不死心，还在转呢。
那司机望着飞机大声笑着说：“劳你驾，一直送到家门口！”
这司机是谁，我想也没有提名道姓的必要。难道这样的英雄人物还是个别的吗？不过有个青年战士，直到现在我还懊悔不知道他的姓名。但在我一生中，永远不会忘记他。一闭眼，我就想起他的样子：方方的脸，弯弯的眼睛，见人就一笑，显得又平静，又温和，又有毅力。我见到他，完全是个偶然的机会。
那时候三次战役刚结束，我有事往汉城去，走了一宿，天傍亮在一家朝鲜老百姓屋里找到个宿处。院里放着几副担架，抬担架的是些东北来的民工，正在小休息。当中一个民工年纪大点，特别爱说话，眉飞色舞地谈着前线的情形。
那民工说：“仗打得可好啦！咱不知道，怎么这些同志就像是天神下界，简直天下无敌！”接着长篇大套地说起来了。他说有个战士，也就是二十岁左右，从平壤追击敌人时，脚后跟冻烂了。用布包着，走起来一瘸一瘸的，谁见了都心痛。指导员想叫他留在后边，那年轻人说：“指导员放心吧，我掉不了队。掉队还叫个志愿军啦！”人家孩子就不掉队，爬大山，走雪路，脚肿得穿不上鞋，用烂棉花包扎着，谁痛谁知道，可是人家就不掉队。
打汉城外围议政府时，那青年在火箭筒排里，背着炮弹跟班长到公路旁边去打坦克。敌人的重坦克有好几辆，呼隆呼隆冲上来了。射手开了两炮，打坏头一辆，第二辆坦克又绕上来，想必是发现了我们的火箭筒阵地，冲着我们直打机枪。射手倒了，班长也挂了花。那青年赶紧接手去打火箭筒，可是先前没使过，连打几发炮弹，一发也没打中，坦克倒迎面冲上来了，眼看着要压到他的头顶上。
那青年想要再打，谁知炮弹没了。他喊了声：“为了祖国！……”迎着坦克站起身子，一甩手撇出颗手雷去。坦克冒了黑烟，他人也倒了……
我听那上年纪的民工讲到这儿，从心里觉得可惜，哎呀一声问道：“他人也牺牲了吧？”那民工笑笑说：“牺牲？这样的人还能牺牲！”又用烟袋锅一指担架说：“那不是躺在那儿。”这老汉真会弄玄虚，原来谈论的就是他抬的伤号。我很想看看那青年，那民工却把自己的老羊皮袄盖在伤员头上，盖得严严实实，不漏一点风。我掀开老羊皮袄，那青年冲着我笑了笑，虽说受了伤，脸色还是那么平静，那么开朗。我刚想和他谈几句话，问问他的姓名，那民工朝着我嚷起来：“你这个同志，真是！不怕冻坏他吗？”一把推开我，又把老羊皮袄好好盖严，抬起担架赶他们最后一段路去了。
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啊！从前线到后方，在整个朝鲜战场上，你怎么能数得清，记得完呢？他们离开祖国，离开家，挨冻受累，流血流汗，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我们的祖国啊。爱就应该是忘我的。他们爱祖国，爱人民，爱和平，谁还去计较个人的利害，个人的得失，个人的生死呢！这是种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的精神。他们自己却从来不认为是牺牲。这算什么牺牲？我们做的正是我们应当做的事。
冬天一来，朝鲜前线上又该是漫天风雪了。我离开朝鲜那天，同志们握着我的手，殷勤地说：“你走了，可回来呀，回来多告诉我们些祖国建设的情形。”
现在新的年代已经开始，祖国的伟大建设也开始了。不论在祖国，在朝鲜前线，我们的人民一定能在毛主席的光辉照耀下，共同创造新的历史，新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