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880年《羊脂球》的发表为开端，莫泊桑作为中短篇小说作家的才能得到迅速而充分的显示，并博得举世公认。
文学即是人学。莫泊桑特定的人生观和社会观，使他注定拥有自己的读者群。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说，莫泊桑不是劳苦大众，但他深知资本主义条件下劳苦大众的悲哀，他们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
莫泊桑同情下层人民的苦难，尤其对小职员生活和妓女生活题材，情有独钟。正是这些反映底层生活的作品，将莫泊桑与广大的劳动读者联系起来。
当然，莫泊桑毕竟不是地道的劳苦大众，所以，在他身上始终表现出中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绪。比如他反对暴力革命，对1870年发生的巴黎公社革命表示疑问，他认为，“街垒并不比保尔和维吉妮的爱情故事更能解决人民的面包问题”。
所以他倡导等级制和自然法则，他公开声称：我只为贵族而写作。当然他所说的贵族，不是狭义的贵族，而是“一个民族的真正有智慧的那一部分”，实际上就是中小资产阶级的优秀分子。
莫泊桑特别推崇中小资产阶级的优越感和无为观念。在他看来，人生受不可知命运的左右，很难有所作为。因为，“我们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办不到，什么也猜不到，什么也想象不到，我们被封闭和禁锢在自我之中。”
有广大的民众做基础，有中小资产阶级的鼎力支持，莫泊桑的作家地位被永久地确立了。但是，莫泊桑并不仅仅满足于做一个报纸专栏作家和短篇小说家，他还要在短篇成功之后，尝试长篇小说的创作。因为在他看来，只有同时驾驭长短篇小说的人，才算是真正的作家。
恩师福楼拜1873年2月23日给莫泊桑母亲洛尔的信中所说的话，言犹在耳：
我很希望能看见他写一部长些的作品，哪怕写得不好也无妨。
从那时起，莫泊桑就在自己内心说：“是的，我要写长篇的作品，而且一定要写出杰作来。我决不能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上自认无能。”
事实上，在福楼拜的敦促和关怀下，莫泊桑几年前就已着手构思一部长篇小说了。
1877年12月10日，他向福楼拜汇报道：他将在第二年1月15日前后完成剧本《吕恩伯爵夫人的背叛》。然后他接着说：“我已经制订了一部长篇小说的提纲，一旦剧本完成，我立刻就开始写这部长篇。”
而第二年1月23日，莫泊桑又欣喜地告诉母亲：“我给福楼拜读了我的长篇小说的提纲。他听了非常兴奋，对我说：‘啊！真的，好极了，这是一部地地道道的长篇小说，构思得非常巧妙。’在正式动笔以前，我还要用一个月或一个半月的时间对提纲进行加工。”
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对莫泊桑来说很不轻松。他甚至有过悲观泄气的时候：“亲爱的大师，我许久没有给您写信，因为我在精神上已经完全垮了。”可是他依然在“顽强地写我的长篇小说”。
莫泊桑一再提及的这部长篇小说，就是日后定名为《一生》的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杰作。
莫泊桑写到1880年底，这时，各种各样的原因终于迫使他中途搁笔。起先是为调往公共教育部而奔波。调动成功后，想不到他比在海军部还要忙碌。
看来我注定要做这个部或那个部的牺牲品。我早晨9时30分到这里，晚上18时离去。您可以想象，我的空闲时间很少。我距离我的长篇小说越来越远，生怕脐带要被割断了。
随后是忙于为报刊撰稿，为《梅塘夜谭》写《羊脂球》。而《羊脂球》载誉后，他又得在中短篇的领域内连发几枪，以便巩固这块阵地。如此这般，《一生》的写作就搁浅下来。
在文学的战场上，莫泊桑颇具战略家的胆识。中短篇小说的阵地既已占牢，他立刻集中力量进行长篇小说的攻坚战。
1881年11月北非之行归来，他便幽居巴黎西郊的萨特鲁维尔，断绝一切交游，埋头写作6个月，《一生》终于完成了。
这是倾注了莫泊桑心血的著作。他至少为这部小说创作了4份手稿，可见他曾多么认真地反复琢磨。
用莫泊桑自己的话说：
在长篇小说《一生》中，我并没有想做其他的事，仅仅是在展示构成一个女人生活的事件，她那交织着幻想、幻象和忧伤的一生。
《一生》通过对主人公约娜一生的生活经历的描写，揭露旧贵族家庭的衰落和解体，较深刻地反映了资产阶级精神上的堕落和腐朽。
故事开端于1819年5月2日。17岁的贵族少女约娜在修道院寄宿5年以后，由父亲德沃男爵接回家来。她不知道人世间的一切，急想尝一尝人生的幸福和欢乐。
在父母的疼爱和大自然的陶醉中，她幻想起爱情来。她想象不出“他”将是个怎样的人，只知道她会忠心耿耿地崇拜他，而他也会一心一意地喜欢她；他们将结合成一体，只凭相亲相爱的力量就能渗透彼此内心最隐秘的活动。
凑巧，邻近来了个德·拉马尔子爵，小名于连。他是在父亲故世后回乡重振家业的。一次他做完弥撒从教堂出来，经神父介绍，约娜母女和这个年轻人相识了。
从此，于连常到约娜家做客。他举止谈吐，一切都做得恰到好处，很快就博得约娜一家的好感。当他求婚时，天真的约娜不假思索便欣然接受。8月15日就举行婚礼了。
然而，洞房花烛之夜，也是约娜纯真的爱情幻想破灭之时。于连一改往日的温柔，他那粗鲁的肉欲使约娜深感厌恶。在几天后的蜜月旅行中，他在经济上处处和人斤斤计较，更让约娜觉得羞耻。旅行归来以后，他如同演员扮完一个角色后，恢复了平时面目似的，更少关心约娜，连说话也很难得了。
于连接管了全家的财产，刁难农民，紧缩开支，甚至连外表也变成土财主一般，往日光彩的仪表已全无踪影了。约娜无可奈何地叹道：“人生，可并不总是快乐的。”
沮丧的何止约娜，连比约娜大两岁的使女萝莎丽也失去了往日的活泼。约娜问她是否病了，她总说：“没什么。”有一天，她倒在地上，痛苦地分娩了。
约娜主张把那个应当对此负责的男人找出来，而于连却决意把萝莎丽和私生子赶走了事。
由于约娜的坚持，萝莎丽才留了下来。可是过了不久，一天夜间，约娜因身体不适，起床去唤萝莎丽，却发现萝莎丽正睡在于连的床上。
一切都明白了，诱骗了萝莎丽的竟是自己的丈夫！
约娜痛不欲生，向海边跑去，精疲力竭地倒在崖壁边。
萝莎丽离开了。不久，约娜也生了一个男孩。她把儿子当成一切幸福的源泉。于连同邻居福尔维勒伯爵夫人通奸，她漠然视之。但福尔维勒得知此事却怒不可遏。在一个雨暴风狂的下午，于连和伯爵夫人幽会的活动小木屋被伯爵推下山坡，两人双双惨死。
从此，约娜把一切希望完全寄托在儿子保尔身上。她对保尔百般溺爱，反使他从小就走上了邪路。长大后，他更放荡不羁，从事的商业冒险也一败涂地，直把约娜家弄得家破人亡。德沃男爵气死了，长期与他们相依为命的丽松姨妈也去世了。
正当约娜再也支持不住的时候，一个粗壮的妇女出现在她身边。原来是萝莎丽！同瘦削而又憔悴的白发妇人约娜相比，萝莎丽面色红润，魁梧有力。
原来，她后来嫁的丈夫去世了，现在同与于连生的私生子生活在一起。这孩子很好，有股冲劲，现已把她的农庄接过去。她不忘旧情，所以回到约娜身边来。从此她照顾和安慰约娜，为她料理一切。
和保尔姘居的下流女人病死后，又是萝莎丽去接回了孩子，并劝说浪子回头。这位同样历尽磨难但恢复了自信的劳动妇女，像是回答自己心中的问题似的，自语说：“您瞧，人生从来不像意想中那么好，也不像意想中那么坏。”
《一生》首先以连载的方式发表于1883年2月15日至4月6日的《吉尔·布拉斯报》，一开始就引起强烈的反响。一时间，这家二流报纸竟成了最畅销的报纸。
4月里，亚华尔紧接着出了单行本。尽管当时书市正处在全面萧条时期，然而《一生》还是大获成功：25000册书在短短时间里就销售一空。在给老朋友的信中，莫泊桑兴奋地写道：
从公众和报纸的反应，我意识到我已经取得完全的成功。
然而，《一生》的成功并不一帆风顺。小说由于对上流社会及其隐私的暴露，触犯上流社会及其书刊检察官们的“痛处”而被谴责。
有个叫勒内·贝朗瑞的议员以“道德秩序”的名义对《一生》大加谴责。政府于是把《一生》列为禁书。就连最无所顾忌的各大枢纽书亭也不敢“违法乱纪”。
不过，在《一生》获得的巨大成功面前，面对着巨大利润的诱惑，书商们不久也就收起了他们的“廉耻心”。在各个车站书店的橱窗里，《一生》又一次骄傲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
还在1882年3月2日，也就是莫泊桑进行长篇小说《一生》的攻坚战的决定性时刻，他收到当时法国最权威的实证主义文艺理论家、《艺术哲学》的著名作者伊波利特·泰纳的一封来信。
福楼拜的这位文坛好友刚刚读了小说集《泰利埃公馆》。他在信中高度赞扬莫泊桑作为作家的“基本才能”，同时他也以理论家的身份向莫泊桑委婉地提出批评：
您现在描写农民、小市民、工人、大学生和妓女。想必有一天您还会描写文明的阶级，上层资产者、工程师、医生、教授、大工业家和大商人。
在我看来，文学是一种力量；一个生来富裕、身为三四代正直、勤劳、高贵家庭后裔的人，有更多的机会成为诚实、优雅、有教养的人，荣誉和智慧或多或少总是温室里的花朵。
这种道理很有些贵族味道，但这是实验证明了的。如果您的才能将来以那些富有文化和感情，因而被国家视为光荣和力量的男女为对象，我将深感欣慰。
显然，泰纳先生不愿意看到莫泊桑笔下上流社会的卑污和堕落，他认为那个由“诚实、优雅、有教养”的人组成的阶级，应该与荣誉、希望和力量永远联系在一起。
但是，莫泊桑让泰纳先生失望了，莫泊桑的《一生》写的正是上流社会，无须泰纳先生指点。至于如何描写上流社会，莫泊桑自有主见。他在《一生》中描绘的上流社会景象绝不美妙，但这部作品却正因此而具有了思想的深度和艺术的感染力，从而确定了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在《一生》的正文之前，题着这样几个字：
谦恭的真实。
莫泊桑并非对上流社会有什么精辟的理论，主要是他不得不尊重生活和真实，因为是生活本身成就了他。
与巴尔扎克、司汤达的小说比较，莫泊桑的《一生》对它所写的那个时期，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时期的法国社会环境的描写十分单薄，只有寥寥几笔。但是，时代的潮流、时代的特点、时代的基本关系，却透过小说中人物命运的变迁清楚地反映出来。
故事平铺直叙，丝毫没有剪裁的痕迹，却充分发挥了莫泊桑在“白描”技巧上的特长，使小说达到了“以单纯的真实来感动人心”的艺术效果。加之作者善于运用富有乡土味的优美散文，展示他最熟悉的诺曼底傍海村庄的迷人景色和人情风俗，更增添了小说的魅力。
酿成约娜生活悲剧的并不是个人际遇中的偶然因素：她偏偏嫁了于连这么个禽兽般的丈夫，生了保尔这么个不争气的儿子；而归根结底是社会历史条件。无论是于连的性格和作风的市侩化，还是约娜的田园牧歌式生活理想的破灭及德沃男爵古老贵族家庭的解体，都是当时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农村的侵入，资产阶级道德观念和生活方式对贵族文化传统无情冲击的结果，反映了一种历史的必然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生》不愧是一部具有深刻社会内涵的作品。
在这些文学形象中，特别融会着莫泊桑自己的家人家事。他是以自己的父母为原形创作的作品。这也是《一生》的主人公约娜和围绕着她的一些人物的故事给人以高度真实感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约娜，就是他饱经沧桑的母亲洛尔的化身。
洛尔生长于资产者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天生聪明美丽，为了虚荣的缘故，嫁给了徒有虚名的贵族公子哥居斯塔夫。她婚后生活很不幸福，经常遭受丈夫的掠夺和虐待。
关于这一点，莫泊桑一点也不隐讳。1889年8月，莫泊桑在一封信中谈到他的母亲时感叹道：
唉！可怜的女人，她结婚以后就不断地经受伤害、折磨和虐待。
在连遭不幸的约娜身上，人们看到的正是洛尔的影像。据洛尔的一位知心女友回忆，像约娜一样，早在蜜月旅行中，洛尔就发现了丈夫的种种缺点，预感到他们夫妻间未来的不和：“首先，这位外表阔绰的绅士对下等人表现出庸俗的态度，他处心积虑地克扣他们的小费，并且总是担心是否已经给得够多了。”
莫泊桑十分同情母亲，惧怕、憎恶父亲。作品中于连这一形象，就是父亲在莫泊桑心目中的形象。他狂放不羁，吃喝玩乐，无所不为；他不仅把自己的财产吃光花净，还克扣妻子儿子的财产。
无论在家乡诺曼底还是在巴黎，居斯塔夫走到哪里便放荡到哪里，在这一方面他比小说中的于连有过之而无不及。
洛尔还像约娜那样，有一个不肖的儿子，那就是她的次子艾尔维。
1877年，艾尔维入伍，在布列塔尼省的一支骑兵部队里任士官。1880年，他一调驻巴黎，就开始惹是生非。后来，他竟擅离部队，吃喝嫖赌，以致负债累累，给莫泊桑带来不少麻烦。
1880年10月，莫泊桑陪母亲在科西嘉岛疗养的时候，在给住在艾德路塔的表姐吕茜·勒·普瓦特万的一封信中气愤地写道：
我母亲此刻精神上十分痛苦，身体完全垮了。艾尔维对她的态度像一个坏蛋，常打电报逼她为他还债。另外，他还拒绝回部队，不断在巴黎欠下新债，而且提出种种条件。他简直是个浑蛋和无赖。
我给他寄去300法郎，他既不说一声谢谢，也不回信说收到了。我为什么要对你说这些呢？因为我母亲现在要把他打发到艾德路塔去，她管他3个月的饭吃。如果到时他还找不到个地方糊口，那就完全断绝对他的生活供应。她恳切地请你躲开他，尤其是不要借钱给他，因为他只想着向人借钱。
约娜的一切不幸，都实际发生在莫泊桑自己生母的身上。难怪他写来是那样绘声绘色、情真意切，引人共鸣。当然，洛尔不是约娜，约娜也不是洛尔，她是19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冲击贵族阶级的历史写照，是贵族阶级让位给资产阶级的必然结果。约娜的悲剧是贵族阶级灭亡的挽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