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名叫埃德蒙·奥尼尔，作为全家的经济支柱，他一直以表演爱情戏剧谋生，需要不停地到全国各地进行演出。不管他去哪里，母亲都会陪伴在他的身边。因此出生后的好几年，我都是和父母在拥挤的火车车厢或是各种各样的旅馆中度过的。
一直到七岁，我才结束了这种生活，那时我已经到了入学的年龄，父母将我送到一所天主教学校就读。尽管我在里面待了整整六年的时光，但是我仍然无法接受这所学校的管理方法。因此在我十三岁的时候，我转到了另一所与宗教信仰完全无关的学校继续我的学业。18岁时，我如愿以偿进入鲁斯顿大学学习。然而好景不长，我只在大学里待了一年的时间，就因为打架被校方取消了学籍，没能完成我的学业。
在这之后，因为没有找到生活的目标和方向，我过了好几年漂泊不定的生活。在这段日子里，为了谋生，我做过许多不同的工作。最开始的时候我去一家规模很小的邮购公司当秘书，没过多久我就觉得这个工作太单调并不适合我，因此主动离职。带着不切实际的发财梦到洪都拉斯荒凉的原野上寻找宝藏，希望能够一夜暴富。结果不但没有找到宝藏，反而染上了令人谈之色变的疟疾，高烧三天三夜才清醒过来。大病彻底击碎了我的发财梦，身体有所好转之后，我回到了美国。找了一个戏剧公司做助理，一段时间之后我被公司辞退，于是乘船入海，在海上度过了一段日子。除此之外，我还在曾在电气公司、包装公司甚至是缝纫机公司任职，那个时候我既懒散又渴望过刺激热闹的生活，因此在每一个岗位上待的时间都不是很长。后来，我顺着美洲航线在大西洋上航行，那是我最后一次以水手的身份乘船入海。现在想起当水手的日子，有一种莫名的滋味翻涌在心头。那次航行过后，我曾兼职过一段时间的杂技演员，还做过一段时间的报社记者。1912年底我染上了肺结核，在疗养院待了整整六个月才痊愈。
1913年秋天，我开始尝试剧本创作。开始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除了独幕剧《东航卡迪夫》以外，其余的作品都受到来自观众甚至是剧院工作人员的讥讽和嘲笑。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创造出高品质的、受到观众认可的剧本，1914年秋，我进入哈佛大学，学习由贝尔教授创新、总结出来的戏剧创作的相关方法和技巧，这令我受益匪浅。遗憾的是，因为一些原因，我只在哈佛学习了一年，没有完成课业。
1916年，我加入了普罗温斯敦剧团，从《东航卡迪夫》开始，我的每一部短剧都是由这个剧团出演的。事实上我们也想尽快演出比较长的剧目，但是那时的普罗温斯敦剧团只是一个业余的小规模剧团，我们没有充足的经费。因此出演长剧目的事情就搁置了下来。直到1920年，在一个商业集团的帮助下，我们才成功地将长剧《天边外》搬上了百老汇的舞台，但演出的场次都不能令人满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敢奢望这部戏剧能够产生很好的反响，我们彼此安慰说，没有任何事情是一帆风顺的，一次失败可以被接受。出乎意料的是，尽管观看的人数并不是很多，但这部戏剧还是成功地引起了一些评论家的关注。他们评价说，这部戏剧是一部难得的佳作。由此，这部戏剧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没过多久就变成了一家戏剧院中的重头戏。《安娜·克里蒂斯》《奇异的插曲》这两部长剧也相继登上舞台。事实上这三部戏剧演出后都得到了非常不错的反响。从1920年到1928年，我凭借它们三次赢得了非常具有含金量的奖项。
事实上，除了这三部戏剧之外，还有一些由我创作的戏剧演出后也获得了观众的喜爱，例如写于1916年的《早餐之前》、写于1917年的《战线内》《加勒比斯之月》《鲸油》、写于1920年的《琼斯皇》《与众不同》、写于1923年的《上帝的女儿都有翅膀》《榆树下的愿望》、写于1925年的《大神布朗》，等等。
在这些作品中，我个人最满意的当属《大神布朗》这部戏剧。在这部戏剧中，我运用面具和那些隐含深意的台词将人们外在表现和内在思想之间的冲突表现得更加明显，成功地向人们解释了——为何人们的性格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这部戏剧受到了大多数观众的喜爱。
对我而言，这部戏的成功不仅意味着我花在这次创作上的心血没有白费，还意味着在戏剧中大量恰当，使用面具是一次大胆而成功的尝试。换句话说，正是《大神布朗》这部戏剧的成功，给了我改良传统戏剧表演形式、大量使用面具的信心和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