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两年，隆庆皇上升天，万历皇上继位，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海瑞给首辅写信，首辅也回信了，但就是不用他，于是海瑞就继续在家里坐冷板凳，一坐就是15年。中国的官员升迁老给人以翘翘板的感觉，这头下去，那头才能上来。比如王安石与司马光，比如海瑞与张居正。1582年，张居正死了；1584年，张居正的家被抄了；1585年，海瑞又出山了。这一出山，就抛出了一颗臭弹——他的反贪建议：恢复太祖旧规，凡贪污八十贯以上的一律处以剥皮实草！
这倔种，跟整个官僚阶层干上了，总之，连万历都觉得海瑞有点过分了，可是拿这么个一根筋的模范干部，你还真拿他没辙。该出手时就出手，上天总是及时地给人们解围：让他升天吧。1587年，海瑞死了，整个大明，从上到下，终于松了一口气。
读明史，你会发现整个大明的风气就是以倔为主流：皇帝倔，官员跟着倔，至于文人，更是倔得不可思议，比如东林党人，一个比一个倔，一个比一个一根筋，到底是谁的遗传啊！
没兴头的万历
也许是小流氓朱厚照的顽劣和大倔种嘉靖的固执给明朝政府官员们以恶劣的印象，所以，他们深深的明白了：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万历登基时，是个聪明的九岁的娃娃。万历的娘，乃山西小农家的女儿，盲目地尊师重教，动不动就让儿子给老师下跪。
忘了交待，万历的老师是张居正。万历的老师似乎算是个好人，学高为师，身正为范，问题是给万历的课间时间太短，还有，教授的内容全是见了国旗要行注目礼之类的。万历偶尔想淘气一下，老师就来了：“不要乱扔石头子儿嘛，砸着了小朋友怎么办？即使砸不着小朋友，砸着花花草草也不对嘛。”上课的时候，万历想翘个二郎腿儿，挪挪酸屁股蛋子，老师又来了：“为太君者，可不敬哉？”万历想赏给妃子们一点美容钱，老师还来：“君民鱼水一家亲，为人君者，应该关注百姓们的衣食才对啊。”万历书法练得极好，老师又来了：“陈后主宋徽宗，都是大艺术家啊，谁不知道艺术误国啊。”天上出星变了，老师还来：“天子德政不修，上天才警示的啊，得，赶紧写‘检查’给全国人民请罪吧……”摊上这么个老师，不知是万历的幸运还是不幸，正如明武宗摊上刘瑾一样。
更让人遗憾的是，万历的智商绝不低于吴思，吴思就是发现中国历史之潜规则的那位。其实吴思不是第一个发现者，只是第一个说出来的罢了。因为这些潜规则，万历也发现了啊。万历是在自己的老师张居正死后发现的，他发现老师有着两套语言系统，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对皇上讲仁义道德，自己背地里则一点不省油，奢侈不说，家里还养了恁多三陪。这对万历的打击太大了，从此不早朝，不经筵，不日讲！是谓三不主义！
发现皇上也可以说“不”，万历心里可能有种报复的快感。如果说张居正让他失去了信仰，那么，立嗣则让他失去了快乐。后宫千万只母老虎，他就偏爱一只——郑贵妃。爱母及子，他就想立郑贵妃的儿——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可是明朝的官员（主力队员是东林党人）不干。从朱常洵出生（1586年），到朱常洛成为太子（1601年），万历与大臣们整整干了15年，也没有遂了自己的心愿。万历又不够心狠，当时他有几条路可以达到自己的目标：第一，学那先祖朱棣，作皇上乃是自己的家事，我说咋办就咋办，大臣们不同意，诛十族的干活；第二，立郑贵妃为后。但是有块绊脚石：原孝端皇后除了不生儿子外，其他没什么毛病，也休不得。皇后身体虽然病病歪歪，但是，按黄仁宇先生所言：“她偏不肯与皇上合作”，越病歪，越是能活，也可能是爱情撑的，反正最后她一直挺到1620年，这一年，万历也死了！
史家喜欢谴责万历怠政什么的，真是饿汉不知饱汉撑。依我看，万历是越活越没了兴头。执政48年，万历天天打交道的，就三种人：一种，太监！二种，官员！三种，女人！太监们是阉人，自然无趣，官员们是考八股出身的精神上的阉人，也无趣！最后就剩下女人了，你可别说女人有趣，西门大官人就守着几个婆娘，还天天喊没兴头啊没兴头，最后都以身殉职了，更别提守着上万只母老虎的万历了。不信，30年的时间里，每晚给你饭桌上上一盘猪头肉，如果你不精神崩溃的话，你肯定同情万历。他执政将近半个世纪，就出了几趟北京城，还是去看自己的坟。看坟都不让多看，何况这坟从他十九岁起就开始建造了。人一出门就是看自己的坟，试自己的棺材，你说这日子还有什么兴头！
“汪直”事件
2005年1月22日，上海《新民晚报》在A28版“中国新闻·聚焦”以头条位置刊发了一则惊人消息：安徽歙县柘林镇有人为明代大倭寇王直修墓立碑！该报道还配了两张新闻图片，图片说明分别是“由日本人捐资修建的安徽歙县柘林王直墓”（这里我想说明的是，所谓的“王直墓”其实是“王氏祖墓”四个字，大家一看配发的图片便知，我不知道该报记者是故意如此还是笔误）、“王直墓右侧刻有日本捐资者名字的‘芳名塔’”。
消息传出，媒体与社会一片哗然。
王直何许人也？
王直，歙县柘林人，又名汪直、汪五峰，号五峰船主。汪直姓汪还是姓王，历有争论。明代的平寇将领编写《筹海图编》时，称他为汪直，后人修明史时也沿用汪直。到了近代，《辞海》的编写者，又认定明史错了，说他该叫王直。汪直对自己姓汪还是姓王没有做正面回答，嘉靖三十六年，他在上疏中写道：“带罪犯人王直即汪五峰，直隶徽州府歙县民”。据考察，明代柘林村既有汪姓又有王姓。而据黄宗羲称，汪直的母亲为汪妪，以及汪直的侄儿姓汪名汝贤，汪直的义子姓汪，可证实汪直姓汪，非姓王。其实姓王还是姓汪，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历史上的汪直到底是何等人物以至于日本人出资修其祖墓一事引起如此哄动效应？
明人朱九德在他的《倭变事略》里对王直作了如下评价：“王直始以射利之心，违明禁而下海，继忘中华之义，入番国以为奸。勾引倭寇，比年攻劫，海宇震动，东南绎骚。上有干乎国策，下遗毒于生灵。恶贯滔天，神人共怒。”清人张廷玉修《明史》却说汪直“少落魄，有任侠气，及壮多智略，善施与，以故人宗信之。”这是当然的，《倭变事略》不会说汪直的好话，正如曾国藩、李鸿章不会说洪秀全的好话一样，反过来，如果明朝人能有机会写洪秀全，可能跟清人写汪直一样，多少也要给出几许嘉奖的。
那么，历史上的汪直到底是何等样人？
首先，汪直是个商人，明朝商人。商人在中国封建政府眼里，历来不是好东西。当然，也可能跟汪直的职业没有关系，因为刘邦并未经过商，单不事农业这一条，就足够被称作无赖了！
其次，这得从明朝的厉行禁海政策说起。明朝朱元璋建国后，由于担心流亡海外的原方国珍、张士诚旧部与内地反明势力勾结起来反攻大陆，所以多次“申禁人民不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这一政策，可谓“双不”政策，即，既不让中国人出海经商，也不让外国人登陆贸易。外国商人擅自进入，当然以盗论处，而中国人一旦违反，则当众刺穿双耳，再犯，立即处死。历史上王直所在的家乡，人穷地薄，无以聊生，所以经商成为当地人的一条主要生计，徽商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古代最大的商业群体之一，原因即在于此。汪直年轻时做过盐商，但因明制森严，动辄触禁，汪直感觉没有海外逍遥，因而转向海外贸易。嘉靖十九年，汪直与人结伙到广东走私。嘉靖二十一年，汪直在日本的平户建立贸易基地。
嘉靖三十年，汪直的私人贸易武装成为中国沿海势力最强的海商集团，拥有兵众20余万人及载重120吨以上巨舰百余艘。这规模，堪与后世的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俩的海上郑氏王国相媲美。这期间，汪直不断地向政府提出开放海禁的要求，期求做一个合法的商人。朝廷不仅未答应，反而派总兵俞大猷围歼汪直，汪直退至日本。此后，汪直开始报复明王朝，沿海抢掠，明政府竟抵挡不住。后来，汪直再次提出开放海禁、通商互市的要求。明政府难以在军事上战胜汪直，就利用汪直的心理需求，采取了诱降策略。嘉靖三十四年，浙江总督胡宗宪先将汪直的母亲及妻儿作为人质，汪直遂引颈受降。嘉靖三十八年，汪直被斩。
其实，光武力经商，顶多算个“黑社会”，一个海盗头头，一个走私犯，性质应该与宋江那种大山贼相类。但是汪直最遭人诟病的，乃是他雇用的手下，不只是中国人，其中包括了一部分日本人。中国的汪直们迫切地想在中日之间进行正常贸易，日本当然也是如此，但是明政府坚持禁海政策。比如朱棣，规定中日之间只能进行所谓的官方贸易，时谓朝贡贸易，规定日本每10年朝贡一次，每次限200人，船2艘，而且不得携带军器。这种朝贡贸易不只日本官方不满意——他们每年都要找些借口前来向明政府进贡，民间更是不满意——既然不能进行正当的商业贸易，那就只好武装贸易了。
在这方面，中国的海商与日本的海商就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这是中日海商能勾结起来的社会基础！但是我们现在的教科书在对待这个历史问题时，有失轻率和武断，也就是说，教材把中日民间相互勾结的海盗一律称作“倭寇”。这影响后人对汪直、许栋、李光头、许海等海盗头头作出正确的判断，打个比方，现代中国的贩毒人员也与外国贩毒人员相互勾搭，中国的走私头头更与外国的走私头头勾搭，但是再勾搭，也就是个犯罪问题，谈不上民族感情等精神层面问题。所以，如果说《新民晚报》在报道中说汪直“勾结倭寇”、“恶贯滔天”还算到位的话，那么说汪直是“民族败类”，就有些民族情绪泛化了。
这方面，还可以与英国的大海盗弗朗西斯·德雷克和威廉·丹彼尔等人作个比较，德雷克也是在海上展开武装贸易，身份也是亦商亦盗，但与汪直不同的是，德雷克拥有来自大英政府的官方支持，他个人，更是英王室晚宴上最受欢迎的客人甚至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私人好友，最后由于自己的海盗业绩而被女王封为英格兰勋爵从而登上荣誉的最高峰。至于威廉·丹彼尔更是由海盗变作了英国皇家海军军官。
历史不能假设，但是直到今天，中国一些史学家还在遗憾：如果明朝政府对待中国海盗能以英国政府为榜样，如果清朝政府对待郑成功父子，能向英国政府对待德雷克那样，那么中国的海军早就有了，中国落后挨打的历史也将不会出现了。另外想说明的是，倭寇只是明政府海禁政策下的产物，也就是说，没有海禁，也就没有所谓的倭寇。事实上，明政府于隆庆元年（1565年）开放海禁，给民间贸易一个合法的地位后，所谓的倭寇就渐渐销声匿迹了。
既然倭寇只是海禁的政策性产物，那么《新民晚报》把汪直称作“民族败类”就已经过了，而互联网上把汪直称作汉奸更是让人感觉到苍白。
欣慰的是，汪直家乡的人，特别是歙县史志办副主任胡武林的态度就很中允客观，他说：“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这样称王直的，海商、海盗，甚至倭寇，都用过的，但汉奸这样的名头，是绝对谈不上的。”
居正身前
嘉靖四年五月初三，居正出生。居正的爹张文明，是年22岁，居正的娘赵氏，是年20岁。
据说，居正娘怀孕那天很邪门：半夜看到房里发亮，跟起火似的，一直烧到天上，然后一个青衣童子，从天上下来，在房里绕着他妈的床转，于是他妈就怀孕了。
这种见鬼的故事我们在历史里见多了，比如刘邦的娘，朱重八的娘，再往前，伏義、神农、黄帝、尧、舜、禹、契等诸人的娘，都遭遇过这种鬼怪，总之，这些娘们都很牛的。我高中时代很关注自己的出生，几次问娘：我出生时有没有祥云绕梁或者火光连天什么的？老人家头摇得拔浪鼓似的：没有，什么也没有，只记得天快黑了。天快黑了，这对我打击特别沉重，从此沉醉于老庄思想，天将降大任于我之类的事儿，我就不再想了。
居正两岁的时候，堂叔教他两字：王曰。过了几天，居正居然没忘，把这两字又认出来了，由此，落个神童称号（详情参看朱东润先生的《张居正大传》）。我们教育孩子，比如我，首先教孩子认识“人”字，大错特错矣！常言道，擒贼先擒王，认字也得先认“王”字，这样长大以后才能做宰相，其他娘一定要注意了。
罗森塔尔效应怎么说？你把他看作神童，他就是神童，你把他看作笨蛋，他就是笨蛋。周泓的《赏识教育》讲的也是这么个道理。后来周先生都有些恍惚了，他的女儿周婷婷也跟着恍惚：怀疑自己真的是神童！可用各种办法反复测量智商，得到的结果则是：一切正常，没有任何邪门的地方！父女俩这才服了劲儿（详情请参看周泓的《赏识教育》和姜广平先生的《重塑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