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能寄希望他们禁人吸食吗——那岂不是自绝财路？
什么礼义廉耻、什么清正廉明，什么也敌不过白花花的银子！何况几句轻飘飘整顿纲纪的口号？——还不是越禁贿赂越多，越禁官场越坏，越禁鸦片越烈？
一位西方学者的记录不得不使人怀疑林则徐的禁烟，撇开道德因素，对当时整个中国的实际效果究竟有没有后世印象中那么巨大：广州严禁鸦片之时，“沿海各地非法运销鸦片的船只，大可以说，几乎与此前任何时代一样的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据说广州之外，很多官吏甚至趁着严禁后鸦片价格下跌大肆收购贩卖，利润比平日翻上了几番。
对现状越是了解，便越是失去禁烟的信心。横竖禁不了，为什么不干脆正视现实，大大方方管起来，起码可以有所控制呢？
二十多年后，一位一直冷峻地关注这种罪恶贸易的西方思想家，提到许乃济时，称这位小小的官员是“中国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
他就是马克思。
马克思称许乃济是当时“中国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应该是指他对当时清廷的腐败现实看得比大多数人都清楚。而郭嵩焘的感慨，却是痛惜道光君臣错过了一次避免这场颜面扫地的战争的机会。或许还有不少人也会这样想：是啊，当年若能用了许言，自己生产鸦片，外人无利可图，自然无趣，灰溜溜回老家，哪里来的纠缠、哪里来的争端？
而你看如今，当年多少有些遮遮掩掩的鸦片贩子，干脆大摇大摆地公然用军舰运送鸦片了！大清上下，谁敢说个不字？
能说林则徐禁烟不力吗？虎门销烟时，不是连不信清政府会烧掉一斤鸦片而特地来参观的几个美国人都心服口服了吗？回去更是在报纸上热烈赞扬：“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找到更好的证据，证明异教的正义战胜基督教的腐朽吗？”
当然，如前文提到，林则徐的力量只能作用于天国的一隅——是这天下林则徐太少了吗？多上几个又会如何？
只要上天再赐予三五个林则徐，必然能够把烟销得更加干净、更加痛快！
痛快自然痛快，代价呢？可怜只有一个林则徐，只在国门内销了一回烟，便因此燃起了战火，天朝立时由云端直坠入泥淖，任人无情地践踏！
然而，那时若是用了许言，果真会像郭嵩焘设想的那样，有可能避免这场战争吗？
这也只是个一厢情愿的假设。
当世界发展到资本主义时代，精力旺盛满地球发泄的大英帝国，绝不允许中国这么大的市场高高空悬在天上。就算日不落帝国有朝一日夕阳西下，新起的强国，也一样要把中国扯下来，狠狠从中国的口袋里压榨银子。
商人能走多远，就希望把买卖做到多远。当终年在波涛里飘泊的冒险家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踏上这个被马可波罗形容为遍地黄金的国度时，他们的激动可想而知——感谢上帝，居然为我们留下了这么一个广阔无边的发财宝地！听听他们打得震天响的如意算盘吧：
“如果四亿中国人的衬衫下摆都加长一英寸，我们的工厂能忙上几十年！”
“如果中国人每人用一顶睡帽，英格兰的工厂就来不及生产了……”
更有人乐观地估计，只要一部分中国人学会用刀叉吃饭，那么他将赚……
还有人认为中国再独特，音乐总无界限吧，于是天真地不远万里运去几百架钢琴……
我没找到有关的记录，以记载究竟有多少在生意场上滚打多年的西方商人在大清冷漠的国门前碰得头破血流，但我怀疑由此破产自杀也应该很正常，因为长袍大褂留辫子的中国人似乎什么也不需要——刀叉睡帽钢琴什么的统统都是废物：我们有自己舒适的土布、灵活简便的筷子，更有古韵悠扬的筝笛琵琶。
倒是遥远的西方，越来越离不开这片古老土地上出产的叫“茶”的神奇叶子、还有那早已如雷贯耳的丝绸。于是尴尬的局面出现了：这些万里迢迢抛家别子赶上门来的商人，居然是巴巴地给大清帝国送银子来了！
1792年到1807年间，英国从中国进口货值达2700多万镑，而输入中国却只有1600多万镑。英国的国库觉得有些空荡荡了，不能老做亏本生意啊。
扭转这局面的也是一种植物：罂粟。西洋商人终于找到了中国人最需要的东西：快乐。没错，是快乐。中国最缺少的就是快乐。尤其是在社会底层挣命的百姓，廉价的鸦片是他们所能消费的唯一快乐。昏暗的油灯下，用长长的竹管深吸一口，满室云雾顿时带着人间的苦力登上了极乐的天堂。当然，鸦片不仅仅能够忘忧，也一样能为整日无聊透顶的士大夫营造美妙的仙境。
毕竟，与那些蒸蒸日上的新兴帝国相比，老迈的中国太缺少安慰和刺激了。难道还不厌倦吗：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一轮轮的循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天天的重复；读不出头的经史子集，亲近不了的仁义道德，一辈辈改变不了的绝望！
于是这些貌不惊人的黑土，渐渐发挥出了可怕的威力：据估计，仅1800年到1838年，中国在鸦片走私上被掠走的银元便有三到四亿之巨!而鸦片贸易收入，一度占了英国整个财政预算的十分之一。
英国已经越来越依赖这项来自东方的黑色财富，难以想象，有朝一日中国如果断绝了这条源源输送黑色血液的粗大毒脉，将会给英国带来多大的困难。
酒足饭饱腰包丰盈，才会有彬彬有礼的绅士；饿极的汉子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我们的祖先有句老话：“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对于靠商业为生的国家，你有这么多的财富，不与我做生意，不让我发财，便是罪过！有罪，便得惩罚！
英国人底气十足，还因为他们早发现了所谓的天朝不过是只纸糊的巨大狮子。1794年，当肩负与中华帝国商谈互派使节、平等贸易的使命，却被不由分说插上“朝贡”大旗的马戛尔尼黯然回国时，在日记里写到：“中国军队似乎未必可用”；他的后任，驻华贸易首席监督律劳卑勋爵，在被清政府驱逐后致信外交大臣巴麦尊：“三四艘快速帆船和双桅船，加上一些可靠的英国士兵，就可以取胜，容易程度甚至超过了对西印度洋群岛中一个无名小岛的占领”；一位传教士说：“英国一艘护卫舰就可以击溃中国海军的一千艘兵船”；更有人讥笑，与其说中国的枪炮是武器，更不如说是“烟花”……
够了！巨大财富的所有者如果被人看穿其实孱弱无力的话，早晚要引来强者争夺。这种争夺发生于两个国家之间，就是战争！
许乃济提议的做法，也许能暂时缓和矛盾，延迟冲突，但绝不能避免这场注定的战争。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当广州禁烟的消息传到伦敦时，在报纸上林则徐被描述成了一个“拥有几千亩罂粟种植园”的大鸦片贩子。因此很多人义正词严地催促政府对中国动武以打击这种不正当竞争。由此可以推测，如果清廷真按许乃济的做法，这些“夷人”绝不会甘心因鸦片“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从而老老实实回家去“不禁而绝”。
鸦片只是借口罢了。鸦片战争，其实应该称为“贸易战争”。
其实早在乾隆年间，天朝傲慢地要求前来商谈贸易的英国特使下跪时，战争的导火线便已经悄悄埋下。
或许还要更早些，得从天朝把开放贸易看成对蛮夷居高临下的“恩赐”那天算起……
另找借口需要时间，对于一个王朝，能暂时缓和矛盾就是有功。对于大清，许乃济的做法是合理的，这的确可能延长这个政权的寿命。对于亲历屈辱的人民，如果自己的时代能躲过这场劫难，也一定会感到无比幸运。
但就算争取到了时间，大清王朝会不会预见到未来的危机，从而奋起直追呢？一定不会。即使是遭受了多年的耻辱，可直到辛亥革命的枪声响起，清政府也没有真正看清世界大势，一次次所谓的洋务运动、出洋考察、预备立宪等等，不过是被形势推着不得不走的过场，不过是闹了一个又一个的笑话。
失败的不可避免，郭嵩焘到了英国后其实也终于看得清楚，那声叹息应该只是一时感伤，他做的是：把出使见闻写成《使西纪程》，称赞西洋政教制度，建议中国效仿。然而，当他把书寄回国后，却被满朝士大夫认为“勾结洋人”，要求将其撤职查办，落了个被清廷申斥，书稿毁版的结局。
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来，历代君臣努力的都是如何集权如何专制。寄希望于这天底下第一根深蒂固的封建王朝自废武功掉转方向走向民主，彻底改革政体，向世界潮流靠拢，难度绝对不亚于让他自掘坟墓或是与虎谋皮。
反正早晚要来的，晚来不如早来。鸦片战争，在后人记叙中被说成一场不同世纪间的战争，确实让我们伤痛。但，不同世纪的战争，毕竟好于不同千年的战争！越早在惨败中发觉自己的落后，就越容易迎头赶上；越早接触海洋，就能越早让祖祖辈辈在田野里埋头耕耘的农夫学会踏浪。
若是用许乃济那种妥协退让的办法，一次次延后交锋的来临，拖得越久，败得越惨。夸张一点，这样的结果甚至有可能是，某某年，全球电视现场直播一场闹剧般的战争：一支用卫星定位系统、红外线瞄准器装备的部队，只用几千人，三下五除二便解决了几百万仍旧垂着油腻腻大辫子的大清军队！——如果没人打扰，被时间遗忘的天朝也许会自得其乐地永远沉睡下去。
十九世纪，无论英国法国，还是美国俄罗斯，谁也没有足够国力吞并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他们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讹诈和掠夺。——即便是当时，列强不也是一日日地把瓜分中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吗？
更何况，延后战争的代价是整个民族在鸦片怀抱里的进一步沉沦！“民贫尚可变，民弱不可救药！”朱樽、许球虽然对朝廷的形势看得太乐观，但这些话却绝对是真理。自行放纵下去，也许没等战争的序幕揭开，耗尽元气枯瘦如柴的中华民族就已经自绝于世界民族之林了。
对于清朝，许乃济是忠臣；对于中华民族，许乃济却是逆流！尽管他是好心为帝国寻找出路，尽管他看到了帝国的真相——但他不会理解，大清帝国不等于中华民族，不可救药的只是一个王朝而不是整个民族。
面对落后，中华民族需要的不是麻木，不是敷衍，而是剧痛。只有剧痛，才能惊醒千年的迷梦，才能在耻辱中看清：天朝，其实不在天上；大地，并不是方的；而中国，更不在世界的中央！
林则徐在虎门，代表中华民族，以一种尊严而又悲壮的方式，撕破了与世界之间隔着的最后一帘厚布。从此，回归地球的天朝将在痛苦中寻找自己的座标。
直到被刺痛的东方睡狮，彻底醒来。
不堪回首也得回首。
1840年7月，伯麦准将率领的、为中国对英国商人的“侵害行为”寻求“赔偿”的大英舰队到达了浙江定海海面。
4日晚，狂妄的英国人邀请对手，定海知县姚怀祥来到了装有七十四门大炮的主力舰“威里士厘号”上。
他们想最简单最人道地攻克定海。他们认为，只要让对手见到自己的实力，就会瓦解用弓箭长矛大刀片火绳枪武装的守军斗志，从而达到像中国古老的兵法说的那样：“不战而屈人之兵”。
当翻译不厌其烦地一一介绍军舰上各式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后，姚知县满头大汗脸色惨白。
然而在伯麦得意地捋着油亮的一字胡要求他放弃无谓的抵抗时，姚怀祥，这位两日后守城力竭自尽殉职的官员正正衣冠，挺起胸膛，一字字缓缓地回答：
“是的，我承认我们的抵抗无效。但，我们仍然必须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