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并没有删去已经完成的《春秋繁露》中的灾异天命。他坚信终极的裁判权还是在那高高的天上，而不是在人间皇帝的手中。那个永远无法看清的诡秘而神圣的所在，每时每刻都有一双威严的巨眼俯视着大地，俯视着大地上每个人的一举一动，依据着一个亘古不变的法则公正地做出奖励或是惩罚。
山崩地裂、洪水酷旱、狂风大火，这些可怕的灾害，就是老天严厉的手段。他整理天人理论的出发点之一，就是想通过高高在上的天对帝王无限制的权力进行一点约束，使君主的统治不至于太暴戾荒唐。
为了证实这种至尊的力量，董仲舒花了很多精力，用玄妙而诡异的阴阳、五行，甚至人体的五官九窍四肢百骸一一在莫测的高天上寻找着对应。事实上，这种想象中的神秘力量，对后世也的确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异常天象、不幸灾祸时照例连篇累牍的“罪己诏”（尽管往往是倒霉的丞相们因负着“调鼎阴阳”的责任而背下了黑锅）、挖空心思证明龙位正统的“谶纬祥瑞”，都是君主们或多或少敬畏天命的表现，更不说在“天命”的幌子下发生了多少血淋淋的明争暗斗厮杀阴谋。
流传到民间更是发扬光大，两千年后，鲁迅的保姆长妈妈就说过长毛对付大炮的妙法：“（叫老妈子）脱下裤子，一排一排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放就炸了”，这就是神秘的天人关系的具体应用。其实这种法子董仲舒自己也用过，把男人藏起来，让女人在旷野大叫狂舞以求雨，说这样就可以“闭阳纵阴”。
据《汉书》说，这种做法董仲舒“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
董仲舒认为这种惩罚所依据的那个亘古不变的法则，应该就是孔子阐述的大道：孔子就是上天的代言人，而儒学几乎就是天理的同义词。
看起来他好像成功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已经成为了国策。
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儒家，却是亡在了这位儒学宗师手里。
就像任何男人被宫中所用之前，都得先成为太监一样，再伟大的思想一旦被君主们采用，也都先得把它阉割了。何况儒家那些原始的、活泼泼而却有些分散杂乱的思想，从睿智的孔子手中流出后，原本就已经在各个大师的手里净了身。一代代宗师整理、汰埋、修剪，按各自理解构筑着一套套精致的体系，慢慢使原来简易的思想失去了质朴的本貌，慢慢披上了神秘的轻纱。
董仲舒自己更是狠狠地对落在他手里的儒术进行后人缠小脚似的缠裹，他要用三纲五常把大汉的臣民捆扎得牢牢固固的；再加入他从墨家阴阳家那里取来的自己认为合于儒术的部分——从“不语怪力乱神”、“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终于有了他的“天人感应”。
有古籍说仓颉造出字来那夜，有人听到了鬼哭。那么，不知汉武帝颁布“独尊儒术”诏书的那个夜晚，孔子坟头有没有异响？两千多年后，龚自珍有诗云：“不知古九流，存亡今孰多？或言儒先亡，此语又如何？”
无论思想也好，人也罢，处在下位努力向上攀登时，他的活力总是最大的。但等到占据高位，心满意足了，有能力压抑对手时，他的发展也就到了极限，接下来就该是下坡了。这就是孙武说的“攻守之势异也”。
当儒学被提升到能与天感应、类似宗教的状态时，它的根其实被已经拔离了地面，成了死的学问。没出息的后人只能在董仲舒和汉武帝划的圈子里使劲钻牛角尖，对经书典籍中一个字注上几万言是常有的事——就像小脚发展到后来，讲究什么“瘦、小、尖、弯、香、软、正”的名堂。
董仲舒当时就应该感到了沮丧：他一定能觉察出朝廷治理天下时用的儒术，与他尊崇的儒术并不太一样。最好的例子就是公孙弘。这个同样研究《春秋》的老对手，在当年的对策中，就已经显露出了危险的苗头：居然把儒家的“智”解释为法家所谓君主控御臣下的“术”！这岂不是披着儒家外衣的法家邪说吗？然而这个董仲舒鄙夷之极的狡猾的所谓儒生，居然凭着这套说法平步青云，对策时被天子擢为第一，并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深得皇上欢心，前途一片光明。更可怕的是，时下朝廷里，那些酷刻残忍的文法吏事，也学着公孙弘，全挂上了儒家仁义礼智的外饰。
董仲舒愤愤不平，这分明走的是“霸道”的路子嘛——真正的儒家应该行的是宽厚正大的“王道”的。
确实，一百来年后，大学者刘向就称赞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问题在于，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真正“王道大行”的时代。
即使是被儒生们最引以为自豪的周文武的黄金时代，也还是在儒家典籍上留下了“血流漂杵”的痕迹，太公更是传开了用兵如神的威名。“天下大同”的王道，从来只存在一代代儒生们美好的幻想之中。无论是谁，把王道抬得再高，霸道，才是每一位雄主选择的真正道路。
雄主，是不会被任何一种别人的思想所束缚的。
刘彻正是雄主里的雄主。
董仲舒自以为是天地间之至言的天人三策，不过只是摆在刘彻面前五花八门林林总总的对策中的一份而已。
刘彻既然选择了天人三策作为他的经国大纲，就一定得牢牢把政策的主动权捏在手里。在他看来，高倡天人关系的儒家，其实也是和秦始皇焚书坑儒一样，不过是统治思想的权术罢了——不过刘彻承认，这比焚书坑儒实在是高明多了。
当刘彻看到连高徒都不能领会这一代大儒所阐述的天人灾异那一刻，心里一定在暗暗发笑。但这一定是他预料中的：
自以为是、党同伐异的儒生们，对来路不明的理论，向来是如临大敌，不驳个体无完肤绝不罢休的。
两千多年以后，那场荒唐而狂热的浩劫里，董仲舒作为一个巨大的形而上学“封建毒草”，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祠抄了，像砸了……
其实回想我国悠久的历史，他其实是有大功的：毕竟无论什么时代，人心稳定才是发展的基础。董仲舒抬出老天作为大一统后盾的儒家理论，在当时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客观上起了整理稳固各阶层思想的作用，真正在历史上第一次统一了思想界，或者应该说是第一次成为思想界能压制其他所有理论的唯一主流，将那些喋喋不休乱七八糟，蕴涵着离心倾向的危险言说镇得从此再也抬头不得。再夸张点说，正是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的广泛传播，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分分合合却始终能走回统一的路上。
在这个意义上，他几乎可以与混同天下的秦始皇相提并论。
当然，我们也该看到，仅仅只有稳定，是不能长久迅速地发展的，经过几千年层层加铸的三纲五常，像枷锁一样，一日一日压得这个源远流长的古国弯腰驼背透不过气来。
但这能怪董仲舒吗？就像婴儿学走路用的学步车，开始确实是能有效规范孩子的姿势，加快他们学走路的速度的；但不管孩子长到多大也不取下，甚至长了胡子还套着学步车，那只能是使孩子畸形残废。这能责怪发明学步车的人吗？
倒是后世的统治者们，对这套行之有效的精神枷锁死死抓住爱不释手，打磨上油保养维护的正是他们。
匈奴已远遁，诸侯已尽削，百姓都听话，花白了头发的刘彻志得意满地在柏梁台上独坐。
台侧危耸的铜柱上，同样铜铸的仙人高举着承接露水的金盘。
他捧起了去世多年的董仲舒留下的《春秋繁露》，想看看里边到底有没有提到天上是否真有神仙。
刘彻现在实在很想知道那神秘的苍天之上到底有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