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室中的孤独
初中课间休息时，同学们在教室里围成几个圈儿喧闹着。我也大体会加入其中一个，有时也会以我为中心形成一个圈子。我与朋友们关系很好，在学校也很快乐，然而即便如此，有时也会蓦然发现自己很难对大家感兴趣的话题产生共鸣。与其说是话题无趣，不如说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总感觉提不起兴趣。
小学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样的鸿沟。但是上了中学后，虽然我也会对周围的人笑脸相迎，但大多数时候都感觉自己跟大家有点不合拍。
一段时间里，我曾认为那可能是自己不适合这个学校的原因。
我就读的中学是一所天主教系统的私立学校，后来虽然我迷上了基督教，还写了以中世纪欧洲异端审判为题材的小说《日蚀》，但在当时我的感觉只有抵触。总之，我对《圣经》上写的每字每句都感到不满意，对修女们说的每一句话都觉得不舒服。我如实说出了这些想法，所以宗教课后，我经常被班主任叫到办公室并接受训教，还曾被修女校长叫去单独谈话。
同级的许多同学并不是基督教徒，所以在班级中不舒服的感觉与这件事应该没什么关系，但是不管怎样，从乡村公立小学通过考试进入这所私立中学的我，三年来都没什么舒服的感觉。因此，想着高中一定要去一所校风截然不同的学校，于是就升入了以“文武两道”著称的地方公立高中。
然而，我那不舒服的感觉在这里不但没有消除，反倒觉得自己变得更加孤独了。可是，这次我并没有认为是这所学校不适合自己，而是开始思考，这是“个人”与社会的根本矛盾所在，只要这一矛盾存在，无论去哪个学校都一样的。
如今想来，其实无论初中还是高中，都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也交了许多朋友，当时难以忍耐的只是教室这一场所而已。
迷上小说
自从我意识到这道鸿沟后，便读起了小说。以前我对读书并不大感兴趣，自从十四岁读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受到震撼以来，我就成了三岛文学的粉丝，阅读其作品的同时，也开始读一些影响三岛的作家的书。这种读书方式到现在都没有改变。我喜欢的作家所喜欢的书，大致也是我所喜欢的书。
我特别喜欢早期的托马斯·曼。我所感受到的与周围人之间的鸿沟，或许放在太宰治身上同样适合。托马斯·曼的独特魅力在于他并不会怀有敌意地、否定地描写自己排斥的世界，而是心怀憧憬地、积极且肯定地描写。
正如前面所写，开始从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出发理解我自身的状况，主要是受了托马斯·曼的影响。
当我读《布登勃洛克一家》《托尼奥·克勒格尔》《小丑》等小说时，不禁为之震撼——小说里居然有我自己的存在！虽然书写的时代、地点截然不同，为何他能如此理解我的心情呢？因为当时还没有网络，所以小说成了让我从自身成长的时代、地域解放出来的最为亲密的存在。
渐渐地我开始觉得在家中读书时的自己才是“真正的自己”，而在教室和朋友谈笑的自己却不是“真正的自己”；喜欢文学、憧憬美的也是真正的自己，在学校时的自己只不过是戴着假面左右逢迎而已。
“真正的自己”究竟什么样
这是十几岁的孩子常有的思虑，因此这个问题对于当时的我来说也非常特别，恐怕还有很多人有过类似的经历吧。不仅过去，即使现在也肯定有人这样认为的吧。
在日常生活的各种场景中，当我们感觉不舒服时，总要通过扮演迎合“气氛”的角色来应付当时的环境，事后却说服自己：那并不是“真正的自己”。
如此一来，“真正的自己/虚伪的自己”便成了简单、易懂的模式。在这一模式中，“真正的自己”与“虚伪的自己”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序列，有价值的是“真正的自己”。尽管非常厌烦，但还要强颜欢笑应对仅限于那个场合的、表面上的自己。在学校，无论如何都得不到满足、渴求刺激的自己只不过是一时的形象。我们试图通过这样的界定来保护“真正的自己”的价值。
但是，这个模式中有十分棘手的问题。
我现在写下这样的事，初高中时代的朋友如果读到这本书的话会作何感想呢？想到这些，我不免有些心痛。“平野看似开心地跟咱们聊天，可那只不过是适当的迎合，原来一点都不开心呀！”——不对，绝不是这样。要是这样，我和他们的友谊也不会持续到现在。所以，这个“真正的自己/虚伪的自己”的模式的问题就出在这里。
所谓角色，就是被表演的自己，而假面则是用完就扔的一时的面孔。在我自身当中存在着扮演这一角色的“真正的自己”，假面后面存在着“真实的面孔”。——如果真是这样，那对方也是一样的吧。
如果是这样，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呢？刚才还与那么亲密的朋友或恋人的谈话，难道全都是表面文章、故作姿态？自己真的一直以来都把“真正的自己”深藏起来，而以“虚伪的自己”在与初高中同学交往吗？而且对方也是这样吗？
不应该是这样吧。我确实喜欢小说，学校也的确存在让我不满意的地方。但是，因为这样就认为光读小说从而不让“虚伪的自己”成长，这能体验到孤独的幸福感吗？事实并不是这样。事实是我每天都去学校，几乎能得全勤奖。
交流方式以简单为理想。我们以假面相对、表演给对方看，而“真正的自己”却另有他人，如此复杂的关系将会给人带来巨大的压力。这个人的笑脸可信吗？他现在说的话出自真心吗？一旦我们开始怀疑，那么与任何人接触起来都无法解除戒备，还会以不认真的态度对待相互间的关系。
那么，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真正的自己”究竟是什么。如果假装、假面是表面上“虚伪的自己”，那么“真正的自己”一定隐身在某个地方。一定要找到那个不可动摇的、稳定不变的自己。一定要了解尚未随波逐流的自己的本性。一定要确立自我。
这些问题令许多人苦恼着、痛苦着。但是，所谓“真正的自己”究竟凭什么说是“真正”的呢？
我们在扮演各种角色吗
我们真的能这样有意识地戴着假面扮演各种角色吗？这样一来，内心波动和情感变化又是怎么回事呢？二十世纪发现的无意识究竟是什么呢？冒汗、心跳加速这些自律性神经的表现又是怎么回事呢？
以前我曾在巴黎生活过一年。当时多少能进行一些法语的读写，但会话完全不行，因此决定到语言学校学习一段时间。
去报名时，当场参加了分班考试。虽说是考试，但不过是用法语介绍自己，并回答些简单的问题而已。
事实上，我到巴黎后的几天里，因为要与许多人见面谈事情，所以自我介绍倒是做过好几次，因此考试时介绍得非常流畅。当然，自我介绍不过是事先在字典上查出必要的措辞，然后照着说就行。所以我的自我介绍时一气呵成，非常流畅。
结果，不幸的是，我被塞进了高级班。我最了解自己的实力，所以诚惶诚恐地说：“我肯定不行。”可面试的女校长根本不理睬我，说：“日本人都爱这么说，你肯定没问题。以我二十年的教师经验来看，你就是高级班的！”
教学采取小班授课制，这个高级班只有六个学生，除我之外都是德语圈的瑞士人。因为瑞士的通用语言是法语和德语，所以虽说他们是德语圈，但从小在学校也要像学英语一样学习法语。当然，用法语对话也相当流利。如我所料，我完全掉队了。
上课时大家围成一圈，我很久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拼命地提前搜寻轮到自己回答的问题了。可是，中途一旦有人出错，那个问题就转到下一位同学，顺序就乱了，于是又惊慌失措起来。我连怀念这种悲惨的紧迫感的余地都没有。
虽然我想让他们给我换个班，但想着坚持下去或许会进步很快，就决定暂时留在这个班。面试的校长也认为没有换班的必要。
这期间我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非常消沉的人。上课时打不起精神，课间休息时想和其他同学聊天，可他们有他们的圈子，他们用德语轻松地交谈。虽然他们大多是不苟言笑的人，但我连搭个话都不顺畅，连个玩笑都不会开。这让儿时非常健谈的我深切体会到了语言不自由有多么痛苦。
每天心情沉重地离开学校的我经常和在巴黎生活的日本朋友到歌剧院附近的拉面店吃午饭。一到这时，我就活跃起来，“哎呀，我可惨了！”——绘声绘色、事无巨细地说起在语言学校的情形。
最终我还是要求去了水平低一级的班，可这个班的会话水平比我想象的差很多——无人能与我比肩！——我突然成了优等生。班里还有几个日本人，多亏如此，我在语言学校又露出了愉快的表情。
试想，当时的我在语言学校扮演的是“消沉的角色”，而在日本友人面前扮演的是“开朗的角色”吗？
当然不是。我并没有凭个人喜好决定——在语言学校就假装消沉的样子吧！我尽可能想让自己开朗，可身不由己地消沉起来。那时同班的瑞士人早就把我忘了吧。如果记得，也仅仅是“内向、阴沉”的印象吧！
不用说，我当时自然也没有在日本友人面前强颜欢笑。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不由自主地就变成了这样。也就是说，我并没有刻意想要在语言学校表现出厌烦的情绪，也没有故意在拉面店装出开朗的样子。感情并不因我的意识而随意转变。每一种人格也绝不是在有意图的操控下形成的。
新老朋友同席时
我曾多次受到非难——以往的“角色”“假面”等词不是足以表示“分人”这个新造词的意思了吗？但是，装模作样、戴着假面这样的表达，总给人一种“真正的自己”的表面上裹着虚假人格的外衣、操控人格的印象。问题正在于其双重性和价值序列。
我还想请大家再听一段我的亲身经历。
在京大[1]读书时，家乡北九州的朋友曾来找我玩儿。他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我就安排他在我的房间里住了几天。我恰好跟大学同学约好去吃烤肉，所以也没考虑那么多，就带他一起去了。
但是，后来我却有点后悔这样做。因为我的大学同学和高中同学是第一次见面，他们共通的话题只有我。受好奇心的驱使，大学同学们问高中同学，高中时代的我是什么样子，在一旁听他们交谈的我则无言以对，感觉非常不爽。
“这家伙从前这样啦，那样啦。”高中同学说了很多关于我的事情。虽然也没说什么不好的事，但每当他说出一点，大学同学就唏嘘不已。“现在是这样，是那样。”津津乐道于我与高中时代的不同之处。而我则苦笑着说：“那都是以前的事了。”然后假装翻看着快要烤焦的肉，敷衍着。当时我的感觉非常复杂，如果非要描述出来的话，那应该是“难为情”的感觉。
但是，为什么会“难为情”呢？
当时我跟他们对话的形式也比较复杂。跟高中同学说话时，不知不觉就采用了从前跟他说话时的语气、跟他在一起时的态度。首先就是要用北九州方言。而跟大学同学聊天时则转换成他们所熟悉的我。因为规则不同啊！后来虽然喝了酒，以和谐的气氛收场，但我得出的结论是，跟大学同学见面时仅限于大学同学，跟高中同学见面时仅限于高中同学，这样会比较轻松。
我跟其他人分享了这段经历，没想到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都说他们也有类似的经历。
这究竟是出于人的何种心理呢？
其一，可能是我们的成长引起的吧。例如，长大后被要求当着大家的面读小学时的作文，确实会害羞吧。但是，沿着这一思路继续思考下去，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与大学同学在一起的自己并不感到难为情，只有高中时期的自己才会感到难为情。但是，当高中同学问起上了大学后的我的情形，取笑我“你现在真了不起”时，我依然感觉很难为情。
如果跟大学同学在一起的自己是现在的自己，而高中时代的自己已经成为过去，只是过去那个幼稚的自己，那么，就说明我的性格发生了本质上的改变。人们会认为“真正的自己”会随着成长发生改变吧。可是当我跟高中同学单独待在老家的学生公寓时，却觉得自己完全变成了高中时代的自己。也就是说，这两种人格同时存在于我的身体内部。
那么，面对大学同学和高中同学时，我是不是分别装出了不同的样子呢？
或许，“难为情”这一感觉的本质就出于这样的想法。我们经常说“上高中后变了个人”“上大学后变了个人”，指的就是这样一种现象。初中、高中前一直老老实实、少言寡语的学生，一上了高中或大学，就趁身边不再有熟悉自己过去的人而突然“变脸”，像换了个人似的朝气蓬勃起来。这就是所谓的“难堪”“难为情”。为什么呢？因为，自己其实不是这样的人，却要勉为其难，装出新的样子。那种不自然的感觉甚至让人觉得有些困惑。
但是，与我在巴黎的语言学校时一样，我并没有装模作样。同样，上了大学之后，我也没想故意给自己戴上新面具。只是因为自己身处那样的环境，自然而然就变成了那样，也没有意气风发地想要“再次出道”。从不同角度观察，似乎结果都是一样。当然存在有意识地顺应新的人际关系的成分，但是肯定不会每次都应对自如。这样装模作样也不是长久之计，一定会露出破绽吧。我的变化应该大多与无意识的因素相关。
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并不觉得中学时代的自己和在大学跟他们交往的自己不是“真正的自己”。如果那天在烤肉店忙于应对的自己是“虚伪的自己”，那么“真正的自己”是什么样子呢？这样的自己存在吗？
人在对他人关系中会呈现各种各样的自己，而且这些自己并不是装模作样，不是假面，都是“真正的自己”。如果他们了解这一点，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之事，那么他们就不会对高中时代的我和大学时代的我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感到大惊小怪了。因为，我之所以不同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或许我也不必感到“难为情”，说上一句“跟你们在一起，我才变成这样的”也就过去了。
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例如，我与工作伙伴谈事情时，有时会因意见相左而声色俱厉；可是与老家年事已高的祖母聊天时，自己的语气、表情、性格却变得截然不同。这并不是因为我在祖母面前特意装出这般模样，而是自然而然成了这个样子。与尊敬的作家聊天时的我和在家哄孩子时的我简直判若两人，而我自己并不能控制导致我变成这个样子的紧张或惬意的情绪，而是不由自主就成了这个样子。因此，我只能认为这些角色都是共存于我内部的自己。
在网络上成了截然不同的人？
既然论及到了问题的核心，那我们就再来看一看这一问题与互联网之间的关系。
互联网开始广泛应用是二十一世纪初的事，当时我曾因读了朋友写的博客而吃惊不已。
他平时非常沉稳，甚至寡言少语，可是在博客上却颇为饶舌，对听过的音乐、读过的书的评论也极其辛辣。从所写细节来看，的的确确是我的朋友，但无论是话题的选择还是讲述的口吻都与我了解的他判若两人。吃惊的不止我一人，我们共同的朋友们都惊讶地说：“那家伙原来是那样的人呀！”
随着网络不断普及，这样的事情也频繁出现。从他们在Mixi[2]上写的日记和在Twitter[3]上发表的推文来看，他们在网络上的状态和现实生活中我所熟悉的状态并不完全一致。
渐渐地我也就不以为然了。
人有各种各样的面孔。——这个道理虽然在网络出现以前就广为人知了，但鲜活地摆在人们眼前时，还是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那个人在不与我接触时是什么样子呢？这在以前是绝不可能有机会知道的，如果当时我在场的话，那个人一定会表现出应对我时的面孔吧。
那么，为什么他在网络中会表现出“真正”的样子呢？这一问题的前提还是“真正的自己/虚伪的自己”这一模式。
“虚伪的自己”给人的印象是，为了与他人保持步调一致，表面上不断变化自己的形象。因此，我们推测在空无一人的房间里独自写出的博客或许是他的心声，是他真实的样子。
相反，也有的朋友说，“那是他装出来的样子”。我们平时接触到的他才是他“真正”的样子，博客不过是他迎合网络规则写的东西。
似乎双方都有一定的道理，进一步讨论下去就会发现，想要分清哪个是“真正”的他这件事本身反倒变得毫无意义。他的博客确实是按照网络规则所写，但给人感觉有的部分也流露着真情。而且与我们交往时，也遵循我们的规则，并没有给人一直在伪装自己的感觉。
结果就是，每个他都是“真正”的他吧？
现在的年轻人在Google+[4]或Facebook[5]上把朋友分组，习以为常地操控自己以怎样的面孔面对怎样的人。对他们而言，网络发展初期出现的关于真实人格vs网络人格的真伪之争，或许听起来有些愚蠢吧。虽说让人很厌烦，但是在“个人”所拥有的各种面孔像这样第一次毫无遮拦地表现出来时，我们的社会只能从各种负面来探究这些面孔，是隐藏的面孔，还是双重人格？可以说这种探究倾向直到现在依然存在。
一个方面不代表本质
换位思考一下，我自己也曾因为被写到网络上而给人异样的感觉。
一次，我跟一位来采访我的撰稿人聊天，我兴奋地聊起了硬摇滚和重金属音乐。因为我十几岁弹吉他的时候，曾痴迷于这种音乐，上中学时每个月都要一字不落地阅读专门杂志《BURRN！》。前面我曾谈到在教室中很孤独，可一谈起音乐我总是兴致盎然。
也许是这件事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吧，后来这位撰稿人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平野启一郎既不喜欢古典音乐，也不喜欢爵士乐，其实是一位重金属音乐狂，滔滔不绝地聊重金属音乐。”
虽然对方是心存好意才这样写的，但老实说，被这样描写我还是心有抵触的。凡是音乐我基本都喜欢，而对于重金属音乐我现在只是偶尔才听一听。不去听现场演奏，对重金属音乐的了解也大致停留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水平。
因此，“其实是重金属音乐狂”这样的描述，让喜欢爵士乐和古典音乐的我多少会觉得描写的是“不真实的我”。我最熟悉的音乐家也是我小说中的主人公是肖邦，而我最喜欢并且一直在听的是迈尔士·戴维斯。之所以与他畅谈了重金属音乐，是因为这是我们之间共通的话题。与喜欢肖邦的人聊天，我会选择关于肖邦的话题，与喜欢迈尔士的人聊天，我也乐于选择关于迈尔士的话题。
面对他时的我如果被认为是“真正”的我，我会觉得有些片面。因为我自身还有他所不熟悉的一面。当然，对他说过的那些话都是“真实”的，但是喜欢古典音乐的我、喜欢爵士乐的我同样是真实的。
此外，还有类似的经历。
有一次，我被邀请去地方演讲，题目是《IT[6]与文学》。
我准备了很多深奥的话题，但开讲时候是工作日的白天，我到了会场，发现到场的都是连电脑都没碰过的老年人。
我试着从非常基本的问题说起，大家居然一边点头一边认真地听着，还不时附和着“是这样啊，是这样啊”。我一直按照这样的节奏进行着，话题也没有预想的那样深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然而，这次演讲的记录却在报纸上登载了。我无意间在博客上看到一位读了这篇报道的年轻人写道：“平野居然还发表关于IT的演讲，他说的都是些人尽皆知的话题。”
不了解会场情况的人如果读了这篇报道，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
交流是通过与他者的共同作用才得以完成的。谈话内容、语气、氛围等都是在相互影响下决定的。因为，成功的交流本身是令人愉悦的。
但是，上面举出的事例中的任何一个自己，如果被恣意地认为是自己“真正的样子”，那我们一定会加以反对。因为，我们会倾向于认为那是仅限于那一场合的、表面上的自己。自己不过是戴着假面扮成那个样子而已。“真正的自己”喜欢各种音乐，对IT也非常了解。
当我们的本质由他人规定，自己被缩小时，我们会感到不安。
“真正的自己”的幻想中潜在的问题
我们先来总结一下。
人有多个面孔。——我们暂且肯定这一点。面对的人不同，会自然而然呈现出各种各样的自己。对于这一点，我们不必有丝毫顾虑。无论去哪儿都摆出一副我行我素的样子，不但令人生厌，还无法与他人展开交流。
可见，人绝不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分的）个人individual”，而是复数的“（可分的）分人dividual”。
人如果都是始终如一、不可分割的，那么这就与现实当中存在形形色色的面孔这一事实产生了矛盾。为了消解这一矛盾，我们只能给这些自己做价值排序——自我（=“真正的自己”）独一无二，其他的只不过是表面上区分使用的角色、假面和人格。
但是，其实这种思考方式是错误的。
理由之一。如果这样思考的话，那么我们不可能以“真正的自己”跟任何人实现交流。那么，产生所有人际关系都将成为虚伪之徒、假面之辈之间的尔虞我诈。这是不妥当地贬低他人和自己产生的错觉，与实际感受相去甚远。
理由之二。分人并不是任由一方来决定的，而是在与对方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装模作样、戴上假面这样的比喻不仅仅是表面行为，一旦主观上这样决定了，就会给人以僵直、不好相处的印象。
实际上，我在老家的祖母和朋友之间产生的分人是在长期以来的交流中不断交换喜怒哀乐等各种反应的结果。也是在相互作用下变化的结果。相互间的语气、表情在多年以后与最初相见时相比也会发生变化吧。用“变换了面具”“改变了面具”等说法来逐一说明这些变化是不可能的。关于这一点，我将在第二章详细论述。
理由之三。与他者交往时的各种各样的分人是有实体的，而“真正的自己”是没有实体的。——是的，那最终只是幻想而已。
无论对方是怎样的人，我们在与此人的人际交往中都不会表现出自己所有的可能性。举一个例子，中学时代的我爱读小说、憧憬美、思考人的生死，这些经历无法与同学分享。正因为如此我才会认为“真正的自己”一定潜藏在某个地方。但是，实际上在小说中流连忘返的我不过是在与作品世界相互作用中产生的一个分人。这绝不是唯一有价值的我，在学校的面孔也不是由这个我来扮演并区别使用的。
所有分人都是“真正的自己”。
但是，因为我们无法这样思考，而是被独一无二的“真正的自己”的幻想所控制，所以承受了非常多的痛苦和压力。尽管在哪里我们都找不到“真正的自己”的实体，我们还是执拗地想要了解它、找到它。
这就是“我”是谁这一对于身份认同的疑问。
“尊重个性”
在杂志的占卜特集或讲述自我提升的书籍中，经常可以看到“真正的自己”这一说法。
与这个词配套的就是“个性”一词。所谓“个性”就是每个人作为“个体”存在的特殊性质。
我们都希望找到自己与众不同的、有个性的地方，不为人左右，并悉心呵护自己的个性。
然而，烦恼的根源就在于不清楚自己的个性。
个性究竟是什么呢？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前半期，日本文部科学省（当时日本的文部省）的中央教育审议会明确提出了“尊重个性”这一目标。生于一九七五年的我在读小学、初中时，正是“伸张个性”“做有个性的人”等主张在教育界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时候。
我属于日本第二次生育高峰期[7]的一代，因为这一代人口众多，高考竞争更加激烈，所以产生了摆脱填鸭式教育的想法，对于这一问题意识本身我觉得非常正确。但是，耳边终日被“个性”一词所萦绕却让人非常厌烦。
因为即便是告知他们要做有个性的人，那个年龄段的孩子也不知道究竟该如何是好。大家都穿着一样的校服，从早到晚学着同样的课程。虽然参加社团活动，但这就是有个性吗？没办法，于是就在发型上下功夫，或是改一下校服，但是却被叫到老师办公室，说这是曲解“个性”。
其实任何人都有个性。这个世界上不会存在两个完全一样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事物的认知方式、感知方式和思考方式。那些个性鲜明的人与社会产生的龃龉较多，痛苦就较多。脱颖而出的人或许更加憧憬平凡。
事实上，教育界提出的“尊重个性”指的是将来要把个性与择业结合起来的意思。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努力实现梦想。步入社会后，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就是有个性的生存方式。表现自己的个性其实指的就是那个时候的事情……
虽说如此，弄清楚自己想做的事情却没有那么简单。我们经常被指责“年纪轻轻的却没什么梦想和目标”，然而职业的多样性原本是应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并不是因为存在形形色色的有个性的人，为了表现他们的个性而被创造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因为世上有擅长送信的人才创办了邮局，而是因为需要通过书信交流才创办了邮局，然后才开始招募在那里工作的人。而且，职业的多样性与个性的多样性相比是极为有限度的，数量也是有限的。
我来重复一下，人人都有个性，问题是要与职业匹配。很容易看清方向的人自不必说。但是，有的人怎么也看不清自己模糊的个性究竟适合哪种职业。虽然他们想要做事的意愿比内心的苦闷更为强烈，但却不知道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一段时期。
我们都有“选择职业的自由”。这同时也意味着有“选择职业的义务”。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的社会按需要分化出各种各样的职责，如果没有人来承担这些职责就会出现问题。农业或渔业的继承人问题经常被提出来，如果适合农业或渔业的人不承担这些工作的话，就说不过去了。
社会不会认可不承担义务的人的“个性”。因为作为社会分工的一环，他们的个性并没有发挥作用。
夏目漱石曾在《我的个人主义》这一非常有名的演讲录中这样说过：
我一直从事教职，可一有工夫心里就想着要奔赴去干我的本行。但是，所谓的本行却似有似无，不论朝着哪个方向，都无法毅然决然地奔赴而去。
我知道，既然生在这个世上就必须干点什么，但是干什么好呢？对此却是一点头绪也没有。我就像被锁在迷雾中的孤独之人一样，彷徨不知所措。
学生时代的我对这段话深有感触。
身份认同危机
假设即便是这样，我们还是找到了想做的工作。但事实上，在我大学毕业时的一九九八年到一九九九年前后，不仅大学生数量激增，还因为泡沫经济后经济萧条，找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冰河时期。原本想要通过职业来实现自我，在社会中充分发挥个性生存下去，但无法从事自己理想职业的人层出不穷。这种情形，即便是当下，也很常见。
在思考自我同一性这一问题上，社会属性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其意义在于自己的个性因对社会有贡献而得到了认可。
但是，内心一直残存着“要有个性地活下去”这一念头，却无法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种状态非常痛苦。如果认为职业等于个性，对不称心的工作就会产生抵触，就会觉得做那样的工作的自己不是“真正的自己”，就会想当然地找个临时工作聊以度日，然后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做表现“真正的自己”的“个性”的工作。
前面提到的漱石的演讲，接下来还有这样一段：
啊，这里有我前进的道路！终于开辟了这条路！当这样的感叹词从内心深处喊出来的时候，你才会安心吧？
无论什么时代，身份的动摇是任何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经历的。从没提出过“我是谁”这个问题就长大的人恐怕不存在吧。而且，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就会陷入深深的苦闷。回首从前，我自己那茫然不知何去何从的大学时代，简直苦不堪言。
正如漱石所说，如果找到能表现自己“个性”的工作，这样的动摇才会一定程度上得以缓和吧。
此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通过消费来确认身份。自己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品牌的衣服，住多么讲究的房子，以此来确认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
但是，经济状况的恶化让上述这两种可能都成了泡影。身份认同危机本身虽然是近代以来的普遍现象，但也有被过度渲染的时代。
今天，网络活动以不同于上述任何一种方式的方式为我们身份的稳定性做着贡献。但是，在其仍处于摸索状态的二〇〇〇年前后，杂志特集等媒介上却莫名其妙地出现了“真正的自己”这样的关键词。
闭门不出与自我探求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这一代出现了两个非常多见的现象。
“闭门不出”和“外出探求自我”。
闭门不出的人切断了一切人际关系，正如字面意义所示，处于一种长期躲在家里的生活状态。他们有的待在父母家里，有的只出入于附近的便利店，有的只通过网络与人交流，情况多种多样。而“外出探求自我”的人，典型的是去国外旅行，试图通过与素不相识的人的交流来找寻“真正的自己”。
他们就像向内和向外的两个向量，方向截然相反，但二者又有共通之处。他们都是在日本社会中找不到自己位置的人。
闭门不出的人经常受到批判，说他们放纵自己，或是缺乏社会性。那些“外出探求自我”的人也会受到揶揄，“自己明明就在这里，还要寻找什么呢？”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但是，正如我一直所讲的那样，对于这样的现象发生的原因，我深表理解。
他们正是因为身份认同的不确定，才不愿意被“暂时的自己”所捉弄。因为茫然，所以才要追求确定不变的“真正的自己”。
虽然闭门不出和外出探求自我是象征性的现象。但是，这类诉求却像软刀子一样折磨着青年们。
要有梦想！要认真思考自己想做的事情究竟是什么！这样一来就必须知道“真正的自己”是什么样子。在社会上实现这样的自我的答案就是职业。向着目标努力的人很了不起，没有目标的人就是没有充分认真地对待人生……
大学时代，最痛苦的就是被问及“将来打算做什么”，也打心底里羡慕那些能爽快地回答这一问题的人。
我最终当了一名小说家，也因此或多或少消除了选择职业的不安，然而身份认同上摇摆不定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
自己具有多面性的这种意识越来越强烈，正如前面提到的关于爱好音乐的逸事那样，由他人来评定我的本性，让我产生了强烈的反感。我的每一部作品的风格、文体都在变来变去，但这绝非是停留在“只是尝试一下”这样的表层上的实验，都有强烈的必然性动因。
另一方面，确实很难否定与周围人有不同的感知、思考并生存着的自己。这些不都是我这一“个体”的自我、个性以及成为核心的“真正的自己”吗？我不正是以这样的自己为立足点步入社会、与人交流的吗？我不正是因为感到这样的自己与他人不同，在童年时代才徒增了许多烦恼吗？
这个问题也与我的创作有关。因为在小说中描写一个人物就应该表现其“本质”。
出于这个原因，我决定通过写小说来逐步思考自身的疑问。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就是那个“潜身”于各种职场，开启围绕各种主题的“外出探求自我”的那个人。
即使人们说不存在“真正的自己”……
事实上，直到我读大学时还残留着后现代（主义）的热潮，主体性的解体被讨论，而此处提到的执着于“真正的自己”在当时则被当成是反动的、不合时宜的个人烦恼。
这类书，不知有多少人读过，作为通俗易懂的说明，当时被挂在人们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人不是桃子，而是洋葱。桃子中间有桃核。由此可以想象出，人有确定不变的自我（=“真正的自己”），是有主体的。可事实上，人却像洋葱皮一样，剥去偶然的社会关系或属性后，什么都没有了。也就是说，人并不存在“真正的自己”。
但是，作为大学生的我，听到这些道理，并不觉得受益匪浅，反倒产生了强烈的厌恶感。那么，现实当中正这样感知、思考着的我到底是什么呢？而且，将来的职业问题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我非常喜欢森鸥外，他一定要把“仕事[8]”写成“为事”。不是“所奉之事”而是“所为之事”。我很喜欢这个创意。人一生当中要“做各种各样的事”，睡觉、起床、吃饭、读书、看电影、约会，等等。所谓职业不过是这些“所为之事”中的一件而已，然而却是一天二十四小时，直到死去的几十年中消耗时间最长的一件事。因此，如果不是适合自己“本性”的工作，一定无法忍受。
变身愿望
在此，我想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我是怎样通过写小说来思考这个问题的。这完全是我的探索过程，不知道能否按照顺序厘清思路。
在处女作《日蚀》（一九九八年）中，我借由发生在中世纪末的异端审判，描写了神与人、人与“巫女”之间的关系。人是“（不可分割的）个体”这一看法最初源于一神教。只有独一无二的人才能面对独一无二的神。但是，另一方面，日常生活中还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巫女”指的是那些被当成异质的存在而被社会排斥的人。
第三部作品《葬送》（二〇〇二年）以近代发端期的十九世纪中叶为舞台，以浪漫主义艺术家肖邦和德拉克洛瓦为主人公，他们在“神已死”这激荡的现实社会中，试图将“真正的自己”奉献给艺术，并以此生存下去。返回来再看第二部作品《一月物语》（一九九九年），这部作品描写了“个人”这一新观念传入日本的明治时代时青年的苦恼。
我最初写涉及现代身份认同问题的作品是二〇〇三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最后的变身》（收于《时钟们滴落的波纹》，二〇〇四年）。
当时我想把卡夫卡有名的小说《变形记》作为宅居故事重新解读。我们总是爱把目光落在变身为虫子这一令人震惊的事件上，但其实更应该关注主人公因不明原因无法走出房间而不得不由家人来照顾的生存状态。
如果认为职业是个人实现“真正的自己”的唯一途径，那么社会如何看待那些失去职业的人呢？他们又如何审视自己的状态呢？
职业确实能给每个人暧昧模糊的个性赋予一个明确的形式。社会则通过这一形式来认知这个人。可是，社会又如何认知那些觉得职业与“真正的自己”并不吻合的人呢？会认为他们还有另一副面孔吗？
在《最后的变身》中，成为宅男的主人公读了《变形记》后这样思考：卡夫卡虽然白天在工伤事故保险局做职员，但他的假面背后一定隐藏着一个更加暧昧模糊的“真正的自己”。社会对此抱有偏激的想象。因此，才把他比作“虫子”。突然不能去公司、丧失了社会属性的自己，不正处于萨姆沙那样的状态吗？
由此主人公开始回忆过去。从前他在学校虽然活泼开朗，但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真正的自己”并不是这样。如今他不用再迎合他人，便开始在孤独的房间里痛苦地找寻“真正的自己”。他逐一否定了身处每一层人际关系中的自己，觉得那都是在逢场作戏。但是，无论怎么思考，都想不明白“真正的自己”究竟是什么样子。……
我无论如何也无法给小说一个充满希望的结尾。
经过这次对“真正的自己/虚伪的自己”这一模式的彻底思考，我终于明白这一构思本身依然存在不合理之处。
比匿名性更严重的匿颜性
接下来思考与网络相关的“真正的自己”的小说是《无颜的裸体们》[9]（二〇〇六年）。
一次，我无意间在网上看到了非常变态的照片。
照片上好像是某个小学的校园，天气晴朗，孩子们正在上体育课。一位女性站在那里。她居然一丝不挂。但是，脸部却用马赛克遮住了。从体形来看，差不多三十多岁。头发黑黑的，看上去很普通。
我吃惊地看着这幅超现实主义的画面。网络宽带化后，图片和视频的传输变得容易起来，一检索就会出现许多像这样把自己和恋人的裸照上传到网上的狂热的成人网站。
这些照片形形色色，既有稳重的，也有过激的，只有脸部都被谨慎地遮挡了起来。我看着这些照片陷入了沉思，那些照片上的人这样做很难为情吧？
想来一定很难为情。上传的照片上显示着评论和浏览次数，其中还有浏览次数达到几万次的照片。如果被要求在座无虚席的东京巨蛋[10]的舞台上全裸着身体，无论是谁都很难为情吧！
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这些照片上的人是谁。网络上的匿名性问题时常引起争论。因为匿名，所以才会出现相当过分的评论。因为投稿的人不确定，也不会伤及他们的名誉。同样，只要把脸部隐藏起来，无论多难为情的事，都无所谓了吧？
我把这件事讲给旁人听，他又给我讲了一件变态卫生间的事。这个卫生间里没有门。取而代之以面具，人们戴着面具方便。当然从外面可以看到。但是，不知道脸是什么样子，就无法确认方便的人是谁，能看到的只是排泄这一人类共通的行为。即便你在方便时被朋友看到，也不会确定是你。随后在走廊碰到，也不会把刚才在卫生间里的人跟你联系起来。这样一来人们会萌生害羞的心理吗？应该不会吧。
很遗憾我忘记了这个话题源于何处。或许这样的卫生间真的存在，也或许是某位艺术家创作的作品。事实上，有可能通过服装来确认一个人，不过我还是觉得这个构思很有意思。
人有各种各样的面孔。——这是本书在反复重复的一句话。但事实是这样，虽然我们拥有各种各样的人格，可脸却只有一张。
在电视采访中认真探讨文学的我和在酒吧跟朋友畅饮的我，这两个形象虽然相去甚远，但人们还是会认为“两者都是平野启一郎这个人”，那是因为脸孔相同。要是把脸部隐藏起来，或许人们就不会把这两种人格联想在一起了。
通缉犯最在意他们的脸。在大街的人群中，他们不会因姓名而被发现。无论怎样更换名姓、伪造履历，只要脸不变，就会被人发现。
驾照、护照，甚至大头照，都是确认是否是本人的必要证件。在二〇一一年夏天发生的伦敦骚乱中，民间团体通过在Facebook照片中检索电视上拍摄下来的脸孔确定了参与者。
各种人格最后都统合在一张独一无二的面孔下。反过来看，只要能隐藏起脸，我们或许可以以复数的人格互不干扰地活下去。网络上的裸体投稿人就是其激进的实践者。
他们想让更多人看到他们的裸体，但绝不希望熟知自己的公司上司、家人同时看到他们的脸。
安部公房早就以这样的话题为文学题材，创作了《他人的脸》和《箱男》。而且在这些作品中，性问题也占据了重要位置。
在网络与现实之间
我对其中一点很感兴趣，发布自己裸照的女性们大多看上去都是极为“普通”的人。最初的那张照片也是这样，从服装、房间的感觉来看，也并不特别、奇特。假使她们就住在附近，也是完全不会被注意的那种类型。
《无颜的裸体们》描写的是交友网站上相识的男女迷上了发布“无颜裸体”照的事件，我将女主人公设定为来自乡下地方的、中规中矩又很认真的中学教师。形象就像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中身为医生的贤淑妻子，却因婚外情而走向毁灭。不同的是，我把她的交往对象设定为一个平庸却具有强烈性欲及占有欲的男人。
最初她认为，在交友网站上认识的男人面前的自己和在网上发布照片的自己都不是“真正的自己”，只是装扮出来的“虚伪的自己”。然而现实生活中仅与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保持着平淡交往的她，在网络上却受到了几万个男人的热烈追捧。这让她找到了奇妙的心理平衡，从而在无聊的现实生活中忍耐下去。
这期间就连她自己也分不清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己”。
用网络与现实这一两分法来应对人的内心与外表、表与里、公与私、表面上的假面与本性，这样思考貌似一目了然。现在一有平日里老实、正常的学生犯了什么罪，发现了他在网上的博客留下恐怖言论，媒体就会一片哗然，说那才是他的“真面目”。其实他就是这样的人，为什么周围人没发现呢？
如果现实世界中的自己是“真正的自己”，那么网络世界中的自己就是“虚伪的自己”吗？还是正好相反呢？——这样的两分法非常适合属于中篇小说的这部作品。但是，写完这篇小说后，我认识到如果情况更为复杂的话，这个模式就不奏效了。因为，现实世界中，人必定有各种各样的人格，即便网络，也不是平板一块，随着场景的变化将会出现——必然会出现形形色色的人格形象。
在现实与网络之间画上一条真实与虚构的界线是错误的。Facebook实行实名制后，二者对接成了一个世界，这一认识在日本也逐渐推广开来。但是，我关心的是更为细化的情况。
正因为想活下去才自残
《在费康》（收于《此方、彼方》[11]）这篇小说以与之前稍有不同的角度，重新探讨了身份认同问题。
前面我提到，我们这一代出现了很多“闭门不出”和“外出探求自我”的现象，其实还有一个我一直很关注的现象，就是以割手腕为代表的自残行为。宅居，男性比较多见，与此相对，据说割手腕的多为独身女性。
人们经常将自残行为理解为有自杀企图或自杀未遂。但是，如果自杀意图非常明确的话，应该选择跳楼这种绝对不会失败的方式。割手腕等自残行为如果真是自杀未遂的话，也是成功的可能性极低的自杀方法。做出不会致死的自杀的样子，自残行为的复杂性就在于这一点。
我自己从来没尝试过伤害自己的身体。只是十几岁的时候，有一种自残幻想癖，我一直在思考这究竟是为什么。les petites Passions（收于《时钟们滴落的波纹》）是一部由五个散文诗风格的短篇构成的作品，里面描写的少年幻想被刺穿、被剁碎的场面，就是以我自己的自残幻想为素材创作的。
起初我认为这或许出于一种自我惩罚的心理。为了否定自己恶的部分并加以纠正，自己内部的某种东西——叫超我也好，逻辑也好，单纯的正义感也好，叫什么都无所谓——不正需要这种伴随着痛苦的“惩罚”吗？
但是，当我抱有这样的想法时，倒不是做了坏事时，而是做了难为情的事后，回想当时的场景时。我想从记忆中抹去那时的自己——不是想伤害自己，也不是想杀死自己，就是感觉想从自己的身份中抹掉这个自己。单纯从观念上消除的话，起不到什么作用。于是就想感受某种强烈的痛苦，这样才能获得本不应该存在的自己被否定了的快感，内心由此得到治愈。
我开始思考，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苦恼、死去，读者对此产生共鸣，我这个奇怪的习惯是不是与此相关呢。十九世纪的名著中，主人公最后死去的作品特别多。这不是作者随意的决定，应该是读者的需求。附带着读者自身情感的主人公，代替他们痛苦、死去，他们才能在现实中生存下去吧。再向前追溯，基督教徒通过“绑缚在十字架上的神饮血盟誓，同牺牲神秘合体”（尼采）达成赎罪的感觉，这与上述行为难道不是共通的吗？
在《在费康》这部具有私小说风格的作品中，我是这样思考的。
自残行为并不是想杀死自己，只是想杀死“自己的形象（selfimage）”。所以才不去选择切实可行的自杀方法。或许正好相反，因为现在的自己生无可恋，所以要否定这一形象，获取别样的自我形象。也就是说，并不是愿意去死，而是想要活下去的愿望的一种表现。
如果不想保持“这个自己”，而是想成为“另一个自己”，那么必然存在多个自己。自残行为不正是对自我身份的整理吗？
假如“真正的自己”只有一个，那么否定自己的形象就意味着否定自己本身。这也许是将来的课题了，我决定在《填补空白》这部小说中结合日本自杀者的问题，进一步深刻地探讨这一主题。
走投无路的《决坏》
以上，我从本人创作的涉及各种主题的小说中，抽取了涉及身份认同问题的部分进行了梳理。这样解释的话，或许会让人觉得我非常注重从理论出发来构思小说，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写小说时虽然有一个假设的前提，但我总是边写边产生怀疑，然后换其他方式进行思考，直到摸索出一个能让自己信服的结局。
《决坏》是以罪恶与杀人为主题的小说，但从身份认同问题来看，这部小说可以说是对我迄今为止思考的问题的一个总结。
主人公虽然是非常善于与人交流的人，但他并不想像《最后的变身》中主人公那样痛苦地探求“真正的自己”。他深感这些不过是幻想，才因空虚无助而痛苦。但最终查明他那根本不存在的“真正的自己”并不是他本人，而是把他当作碎尸杀人案嫌疑人进行调查的警察，还有对案件进行报道的媒体。
前面我提到《日蚀》涉及了神与人之间的身份认同问题，同样，巫女审判（异端审判）也是这部小说的一个主题。
近代以后，诉讼开始针对杀人、盗窃等具体犯罪行为。嫌疑人必须辩明是否有过这些行为。但是，中世纪的巫女审判却基于那家伙好像是巫女的这种谣言，从而对这个人的存在本身提起诉讼。被怀疑的人必须赌上自己的身家性命，辩明“我不是这样的人”，而不是去辩明“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也就是要证明“真正的自己”是无罪的。
然而，在现代的搜查、审讯中，对于“真正的自己”这一令人存在产生怀疑的诸要素有时会意想不到地浮现出来。从最近的检察官不正当取证事件可以看出，他们甚至捏造具体行为，让事件符合逻辑，对嫌疑人的存在本身提起诉讼。
在以悲剧结尾写完《决坏》后，我也最终丢弃了“真正的自己”这一观念。与此同时，我收到了许多读者的感想留言。其中一条是这样写的。
“读了《决坏》我很感动。但是该如何活下去呢？我迷失了方向。”
于是，我开始思考新的可以替代以往关于身份认同认知方式的思想。围绕这一问题创作的就是《曙光号》这部小说。正如我在下一章谈及的那样，这一思想的中心概念不再是“个人”，而是“分人”这一单位。
最后，作为这一章的总结，我再重申一次：
一个人的存在并不是“不可分的individual”，而是复数的、“可分的dividual”。正因为如此，独一无二的“真正的自己”、始终一致的“毫不动摇”的原本的自己是不存在的。
那么，“我”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