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在，全世界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国际机场的候机室。看着玻璃窗外停着的飞机，能感觉到快感荷尔蒙在脑内大量分泌出来。
在北京接受记者访问，对方的名片上写着：新京报。
我告诉她说：这三个字我特别眼熟呢，因为有一年春天来北京，看着你们报社的招牌，过了整整一个星期。
人家问道：这话怎么说呢？
我回答说：是这样子的。那次我们住你们报社对面的前门饭店；谁料想得到，刚抵达那天，当时三岁的女儿就开始发烧，虽然烧得不高，就是退不下来，小朋友心情不好，做妈妈的只好陪伴。结果整整一个星期，我都站在前门饭店客房的窗户边，看着马路对面的光明日报大楼上，挂的牌子：新京报。
记者说：我们报社后来迁址，现在已经不在那儿了。请问你写过那次的事儿吗？
我说：没有。我没想到去写。因为心里有点内疚，觉得也许自己太自私了。
全世界最喜欢的地方
自从怀上老大，我的活动能力大大降低了。尤其带了小朋友，连坐半个钟头的电车去新宿买东西都不容易了，何况出国旅行？
一九八〇年代开始，日本社会上没有了用人、保姆等家庭劳动者。之前，乡下出来的年轻女子，出嫁之前在别人家当几年保姆，被称为“家事见习”，乃既不丢脸又不少见的事情。以关于日本审美学的长篇评论《阴翳礼赞》、改编成电影的小说《细雪》等闻名于世的文豪谷崎润一郎，就有一本著作叫做《台所太平记》，写的是他家曾雇用一个又一个年轻保姆的回忆。
然而，日本经济发达以后，年轻人不再愿意从事体力劳动了，政府又不允许外国工人进来代替。结果，一切家务包括照顾小孩子都得由主妇一个人担当了。问题在于如今的日本家庭主妇多半都另有工作。先生们虽然逐渐放弃大男子主义，但是若能承包二成家务就算了不起了。总之，一边工作一边经营家庭，够忙的呢，哪有闲工夫去想旅游计划？
我就是想。
我就是不能放弃旅人生涯。
做了母亲以后，我决定放弃一切可以放弃的事情了。酒吧，不去也罢了。书店，不逛也罢了。老朋友，不见也罢了。电视节目，不看也算了。衣服，不买也无碍。头发，不剪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偏偏对于旅行，我不肯死心。
说实在，全世界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国际机场的候机室。看着玻璃窗外停着的飞机，能感觉到快感荷尔蒙在脑内大量分泌出来。我会不由得吸一大口气，全身一下子充满新鲜的空气，好比我的人要变成气球，往宽阔的天空起飞。
北京一星期
所以，我带一岁的儿子去了冲绳，带两岁的他去了台北、台东和东马婆罗洲，带五岁的他和一岁的小妹妹去了礁溪、苏澳、南方澳。所以，那一次，带七岁的儿子和三岁的女儿去北京，也该无妨吧？
为了四口子旅行，我订了前门饭店的家庭套房。早几年，从香港坐刚开通不久的直通车卧铺来婚前旅行的时候，我们也住过这家饭店。因为当时附近还充满着老北京的味道，感觉犹如走进了林海音《城南旧事》的世界，而且饭店一楼有梨园剧场每晚演出京剧节目，另一个京剧据点湖广会馆也是走过去就能到。
这次在北京一个星期，我们至少可以看两次京剧吧？另外也能去西单三味书屋的二楼听传统音乐会吧？至于我怀念不已的北京风味，除了饭店楼下的餐厅以外，烤鸭的全聚德、涮羊肉的东来顺、什刹海边的烤肉季，该可以各去一次吧？然而，做妈妈的越热衷于计划日程，做孩子的越要发烧似的。显而易见，母亲需要旅行，但是孩子更需要母亲。
我们那段时间的旅行，在家庭休假的表面下，其实藏着出差目的。所以，为了哄哄小朋友，无论去哪里都先光顾玩具店，直到儿子拥有各国的海盗版游戏王卡片。到了北京，我们也打算去王府井、西单的玩具店呀，也打算去天坛东边的北京游乐园的。可是，多么紧密的安排都瞒不过敏感的小朋友。我每次把体温计插进女儿的腋下，抽出来的时候一定显示着：三十七点五。虽然不用找急诊，但是强制她出去绝不是个办法。
当年孩子们还小，去哪里老公都带着摄影机，要留下他们幼年的日子。但那次北京之行，留下的影像全是在计程车上拍的。天安门广场的毛泽东肖像、人民英雄纪念碑都在蒙上了灰尘的车窗那边。老公虽然带七岁的儿子出去走走，但是拉着小朋友的手要过北京宽阔的马路，他也无法拍摄。
那七天里，我们还是去了几个地方。每次我都背着十七公斤重的小女儿。在地铁一号线月台上拍的照片里，她从我背后偷偷地伸出脖子来，显然要观察周围的状况，未料被拍下了。
有一晚，好像是最后一晚吧，我们去了老公中意的和平门外三千里韩式烤肉店。那里的服务生非常热情，每一刻钟替我们换一次铁网。北京的烤肉店跟东京的同业相比，明显占优势的是冷面的味道。当爹娘俩津津有味地吃冷面之际，孩子们则要吃冰淇淋了。整个星期，三岁的女儿都发烧很少吃东西，但是冰淇淋居然是另一回事。我吃饭的时候，她都躺在我大腿上，紧紧地闭着眼睛，嘴巴更不用说了。然而，冰淇淋来了，不可思议得很，她连眼睛带嘴巴都张得很大很大。
屈指算起来，那该是二〇〇四年的春天。在和平门南边，琉璃厂再走过去的新华路两侧，当时开着好多家二胡店，有的还挂着“琴社”的招牌，蛮有味道。小巷里就是密密麻麻很多四合院，历史要追溯到清代去，可是没有厕所和洗澡间。外墙上已写着“拆”字，不久就要开始拆迁了。那一年，稍远处的前门大街也仍旧是破破烂烂的真货老街。我花了最多时间站着的前门饭店客房的窗户外，对面光明日报大楼外挂的牌子写着：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