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3日[2]
尊敬的编辑：
在写给您的这封信里，我会回复您一封以私人名义写给我的信件，或许我最好引用您的内容，让我要回答的问题能清楚呈现：
有些事情是报道没有告诉我们的，譬如说，政坛幕后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呢？工人阶级内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呢？作家、画家和知识分子的整体心态（如果真有这么一回事的话）是怎样的呢？他们的生活和所关注的事情发生了什么改变呢？
嗯，就政治形势而言，我认为可以这么说，目前我们确实正在经历一股逆流，但并不会造成重大的最终影响。那些反动分子，我指的是那些读《泰晤士报》的人，他们在夏天吓得够呛，好不容易才逃出生天，现在正在巩固他们的地位，准备应付将会在春天到来的新的危机。去年夏天英国曾处于革命形势之中，但没有人利用好这个机会。被灌了二十年的迷汤后，英国的国民突然间看穿了统治者的真面目，许多人做好了接受席卷一切的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的准备，并以无比坚定的决心准备抵抗侵略。我相信在当时孤立有产阶级并让整个国家的群众接受将抵制希特勒和消灭阶级特权合二为一的政策的机会曾经存在过。克莱蒙特·格林伯格[3]在他刊登于《地平线》的文章里写道，工人阶级是英国唯一认真地想要打败希特勒的阶级；但我认为情况并不是这样。中产阶级的主体和工人阶级一样持反对希特勒的立场，而且他们的士气或许更加可靠。在我看来，社会主义者总是没办法认识到中产阶级的爱国主义热情可以被加以利用，尤其是当他们以局外人的角度去观察英国的时候。那些在《天佑吾皇》演奏时起立的人只要稍加安抚，就会愿意将他们的忠诚转移到社会主义政权上。但是，在夏天的那几个月里，没有人看到这个机会，工党领袖（或许贝文[4]除外）由得自己被政府招纳，当侵略并没有发生，而且空袭并没有大家所预料的那么可怕时，赞同革命的心情逐渐消退。目前右派正发起反击，马格森[5]进入内阁——这几乎就像是张伯伦从坟墓里爬出来——这是在迫不及待地乘机利用韦维尔[6]在埃及的胜利。地中海战役还没有结束，但那里的局势对保守党有利而对左翼人士不利，相信保守党也会利用这个机会。可能一两份左翼报纸不久便会遭到封杀，据说内阁已经在讨论查封《工人日报》。但这一风向的改变并不是非常重要，除非你相信英国能够无须经历革命就赢得这场战争，并直接回到1939年之前有三百万人失业的“正常状态”——我是不相信的，而且我想许多五十岁以下的人也不会相信。
但目前基本上没有介乎“吾王吾土”式的爱国主义与支持希特勒之间的政策。如果另一波反资本主义的热烈浪潮出现的话，它只会被诱导成失败主义。但与此同时，英国并没有发生这种情况的明显迹象，虽然工业城镇的士气或许要比其它地方更糟糕一些。在伦敦，经过四个月几乎无休止的轰炸之后，士气要比一年前战争陷入僵持时高涨得多。只有莫斯利[7]的追随者与和平主义者明确地流露出失败主义。共产党人在工厂里仍然拥有根基，或许在某个时候将通过提出对于工作时间等问题的不满而卷土重来。但在夏天最绝望的那段时间里他们不得不安分下来。他们对于公众的影响力几乎为零，从几次补选的投票结果你就知道了，而且他们在1935年至1939年间所拥有的强大的媒体影响力已经被彻底粉碎。莫斯利的黑衫军已经不再是一个合法组织，但他们或许比共产党人更值得严肃对待，因为他们的宣传论调对于士兵、水手和飞行员们来说更容易被接受，而英国的左翼组织一直未能在军队里站稳脚跟。当然，法西斯分子会尝试将战争和空袭造成的困难归结到犹太人头上，在伦敦东区经历轰炸最艰难的时候，他们确实成功地激起了反犹主义的鼓噪，但影响并不大。反战阵线最有意思的演变是以法西斯的理念，特别是反犹主义，去诠释和平主义运动。“迪克”·谢泼德[8]死后，英国的和平主义似乎遭受到士气上的挫折，并没有做出任何有影响力的姿态，甚至没有缔造多少烈士，和平誓约联盟只有15%的会员是活跃分子。但许多还活着的和平主义者现在的论调与黑衫军的言论没什么区别（“阻止这场犹太人的战争”等等），而且和平誓约联盟与黑衫军的会员有一部分是重合的。各个亲希特勒的组织总共加起来人数不到15万，光靠他们自己的努力是不会取得多大成果的，但如果贝当[9]式的政府考虑投降，他们或许将会扮演重要的角色。我认为希特勒并不希望莫斯利的组织变得太强大。哈哈勋爵[10]，最具影响力的说英语的德国广播员，已经几乎可以肯定就是乔伊斯，分裂出去的法西斯政党的一位成员，而且是莫斯利的私敌，对他恨之入骨。
您还问我英国的知识分子生活以及文学界的各股思潮，我认为几个主导性的因素分别是：
一、由于苏德条约的签署，过去五年来左翼反法西斯正统思想彻底破产了。
二、35岁以下身体健康的人大部分都参军了，或即将参军。
三、由于战争让生活百无聊赖，书本的消费增加了，但出版社不愿意在不出名的作家身上冒险投资。
四、轰炸（近来的事情——我得说它并没有你所相信的那么可怕，但很讨厌）。
苏德条约不仅让斯大林主义者和亲斯大林主义者们站在亲希特勒的立场，而且终结了过去五年来左翼作家们屡试不爽的那句话——“瞧瞧，被我说中了吧！”《新闻纪实报》、《新政治家报》和左翼书社所诠释的“反法西斯主义”，其根基就在于坚信——而且，在我看来，也下意识地希望——英国政府绝对不会对抗希特勒。当张伯伦的政府最终参战并推行左翼人士自己一直在要求的政策时，他们只能哑口无言。在宣战的几天前，看着人民阵线的正统人士悲伤地宣布“那将会是另一次慕尼黑”，不禁让人哑然失笑，尽管事实上几个月来的情况已经清楚表明战争不可避免。这些人其实是在盼望另一次慕尼黑，可以让他们继续扮演卡珊德拉[11]的角色，不用去面对现代战争的事实。最近我因为发表了“1935年至1939年间那些最彻底的反法西斯主义者现在是最彻底的失败主义者”这番话而遇到了很大的麻烦。但我相信在大体上这是真实的，不仅适用于斯大林主义者。事实上，战争一开始，所有的正统“反法西斯主义”就哑火了。所有和平时期在高雅杂志上躲都躲不开的谴责法西斯暴行和贬斥张伯伦的言论突然间戛然而止，左翼知识分子只会拿监禁德国难民而不是敌人的所作所为来说事。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左翼知识分子觉得这是一场“他们的”战争，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影响着局势。他们一直以为与德国的战争将会是一场扩大版的西班牙战争，一场左翼战争，诗人和小说家将会扮演重要的角色。当然，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这是一场全面现代战争，主角是技术专家（飞行员等），由有他们自己的爱国主义热情的人在主导，但那些人的思想是全然反动的。现在知识分子根本无用武之地。从一开始政府就明确地执行“不让赤色分子掺和进来”的原则，直到法国战败之后，他们才开始准许参加过西班牙战争的人入伍。结果，左翼作家的主要活动是很琐碎无聊的批评，当英国取得胜利时，它变成了一股怨气，因为他们的预测落空了。在去年夏天，左翼知识分子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主义者，比他们获准在报刊上出现的嘴脸更加彻底。在英国似乎将要遭受侵略的时候，一位知名的左翼作家想要让群众打消进行抵抗的念头，理由是德国人如果不遭到抵抗的话会比较仁慈。还有人觉得纳粹分子将会占领英国，准备让苏格兰场的特别部门销毁我们大部分人都有的政治档案。所有这些与群众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要么尚不知道英国已经身处险境，要么决心抵抗到底。但也有一些曾经参加过西班牙战争的左翼作家和宣传人员做了大量工作去阻止失败主义的浪潮，特别是托马斯·亨利·温钦汉姆[12]。
我个人认为人民阵线时期那种鼓噪战争及谎话连篇的宣传和自命正统的气氛被摧毁大体上是好事。但它留下了空白。没有人知道如何去思考，没有事情被启动。很难相信接下来将会出现的文学流派会是什么样子。年轻作家的小天地被打破了，而更年轻的作家要么参军入伍，要么由于纸张短缺而无法让作品问世。而且文学的经济基础正在动摇，因为高端的文学杂志最终依赖的是那些接受小众文化熏陶的有闲阶层，他们的处境变得举步维艰。《地平线》是这类刊物的现代民主版本（与十年前的《标准》的基调作比较），就连它也只能艰难支撑。另一方面，有阅读能力的人在增加，自从战争爆发后流行报刊的思想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几乎没有什么好的作品问世。小说仍然出版了很多，但那些都糟糕得令人难以置信。只有思想已经死了的人才能在这个梦魇仍在继续的时候坐下来撰写小说。让乔伊斯和劳伦斯在1914年至1918年那场战争期间写出他们最好的作品的条件（即认为世界很快就会恢复理智的信念）已经不复存在。人们怀疑人类文明还能不能延续几百年。此外还有空袭，这使得宁静的精神生活变得非常困难。我并不是指现实中的危险。事实上，到了这个时候，每一个伦敦人已经至少有了一处“指定避难所”——这些场所非常普遍，现在已经不成为话题了——实际的伤亡很少，尽管破坏很严重，但大部分是在伦敦市区和东区的贫民窟。不过，交通和通讯等方面的无序造成了无休止的不便。你的一半时间似乎花在了尝试买一麻袋煤上面，因为电力中断了，或尝试在已经断掉的电话线上接通电话，或到处乱跑找公交车搭——而且这个冬天冷得要命，泥泞不堪。伦敦的夜生活几乎没有了，不是因为轰炸，而是因为弹片，它们的数量实在太多了，天黑之后出外很危险。电影院很早就关了，剧院除了几出日间表演之外几乎完全停业了。只有酒吧仍像以往那样，但现在啤酒的价格非常昂贵。到了晚上，遇到空袭严重的时候，震耳欲聋的高射炮声让人很难进行创作。如今很难好整以暇地去做任何事情，甚至写一篇傻帽的报刊文章也要比平时多花一倍的时间。
我不知道我所写的内容是否夸大了空袭的严重程度？请记住，在大规模空袭最糟糕的时期，据统计只有15%的伦敦人口睡在防空洞里。这个数字算上了那些房子被炸毁了的人，而且在不断减少，因为有的人渐渐变得胆大了。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都做了，你的主要印象是平民百姓的麻木不仁，大家都隐约知道情况不会再回到从前，但与此同时，生活却悄悄地回到熟悉的模式。去年九月份，当德国人突破防线，放火把码头烧着时，我想没有几个人能够看着那熊熊燃烧的烈火而不觉得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人们似乎觉得我们的社会必须经历的重大变革将会在那时那处发生。但令人惊讶的是，一切又回到了老样子。最后我会从我的日记里摘录几则，希望能够让您了解这里的氛围：
每隔几分钟飞机就会飞回来。就像在一个东方国度那样，你以为已经打死了蚊帐里的最后一只蚊子，每一次，你一关灯，又有一只蚊子在嗡嗡嗡地响……光是一颗炸弹从空中掠过造成的冲击就令人惊恐不安。整个房子都在颤抖，桌子上的东西在摇晃。为什么炸弹在近处掠过时电灯会暗下来，似乎没有人知道……昨天牛津街从牛津广场那边到大理石拱门完全没有车辆通行，只有几个行人，午后的太阳直晒着空荡荡的马路，数不清的玻璃碎片闪闪发亮。约翰·刘易斯百货商场外面有一堆塑料服装模特，非常粉嫩，仿真度很高，从不远处看去你会错以为那是一堆尸体。那幕情景就像是在巴塞罗那，只不过那些是从被捣毁的教堂里丢出来的石膏圣像……现在司空见惯的情景是：清扫后成堆的玻璃碎片、石块和木屑、煤气泄漏的味道、在未引爆的炸弹警戒线处等着看热闹的围观群众……形形色色的人在到处游荡，因为延时引爆的炸弹而从家里被撤离出来。昨天有两个女孩在街上拦住我，外表很端庄斯文，只是脸上脏兮兮的：“请问您，先生，您能告诉我们这是哪里吗？”除此之外，伦敦的大部分地方情况几乎是正常的，白天的时候每个人都很开心，似乎不会去考虑接下来的夜晚，就像动物一样，只要有一点东西吃，有阳光晒，就不会去考虑未来。
西里尔·康纳利[13]和史蒂芬·斯宾德[14]向您问候。祝美国好运。
您真诚的
乔治·奥威尔
1941年4月15日[15]
尊敬的编辑：
上面的日期您也看见了，您的信件寄出一个月后我才收到。因此，在4月20日前您收到我的回信估计希望不大，但我希望您能在6月前收到这封信。我会尝试回答您的所有问题，但要是全部详细作答的话，篇幅肯定不够用。因此，我会集中回答我最了解的问题。在上一封信中您没有提到内容审查人员将有些内容涂黑，因此想来我可以畅所欲言。[16]
一、现在的流行报刊的水准和基调是什么情况？关于战况有多少真实的内容得以出版？罢工和劳工问题是否得到完整的报道？议会里的辩论是否得到完整的报道？政治宣传是否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些宣传大部分内容是和上一次战争一样的对抗蛮族入侵和为大国沙文主义摇旗呐喊，还是更倾向于反法西斯主义？电台节目的情况怎么样呢？电影的情况怎么样呢？
流行报刊的基调在过去一年来大有改善，到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地步，而《每日镜报》、《周日画报》（发行量很大的小报，读者大部分是军人）和比弗布鲁克[17]旗下的报纸《每日快报》、《周日快报》和《标准晚报》更是如此。除了《每日快报》和某份周日报纸之外，这几份报纸以前是最低俗的报刊，但它们都变得在政治上严肃起来，却仍然保留着追求“噱头”的风格，刊登着耸人听闻的新闻标题。它们都在刊登几年前认为他们的读者根本无法理解的文章，《每日镜报》和《标准晚报》明显“左倾”了。《标准晚报》在比弗布鲁克的三份报纸中地位最无足轻重，显然他放手不管，由得这份报纸的方向完全由思想左倾的年轻记者和编辑们去掌控，只要他们不直接攻诘自己的老板，想说什么都可以。比起敦刻尔克撤退之前，现在这份报纸几乎称得上是一份“左翼”报纸——就连《泰晤士报》也遮遮掩掩地说要将私有产权集中化和实现更大的社会平等——要找到任何直截了当的反动言论，即法西斯主义出现之前的那些反动言论，你只能去找那些没有名气的周刊和月刊，大部分是天主教报刊。这当然有伪装的因素，但一部分原因是消费品贸易量的下降让广告商失去了对报刊编辑政策的影响力。最终这将导致报刊倒闭，由国家接管，但目前它们正处于过渡时期，由报刊从业人员掌握权力，不受广告商的操控，就这段短暂的时期来说不失为好事。
关于新闻准确性的问题，我想这场战争是当代报道最为真实的战争。当然，你很难看到敌人的报纸，但在我们自己的报纸上找不到能和1914年至1918年那场战争或西班牙内战的交战双方所散布的弥天大谎相提并论的谎言。我相信电台节目使得大规模的撒谎变得越来越困难，尤其是在那些没有禁止收听外国电台的国家。按照德国刊登的报道，英国海军已经被消灭好几回了，但在重大事件上似乎并没有太过分地撒谎。当战况不利时，我们的政府会拙劣地撒谎，封锁消息，保持盲目的乐观，但大体上他们会在几天内就披露事实。我可以保证防空部所发布的空战报道可信度很高——当然，它们是戴着有色眼镜在进行描写。至于另外两个兵种我就没有发言权了。我怀疑劳工问题并未得到如实的报道。大规模罢工的新闻或许不会遭到查禁，但我想你可以认为有一股强大的趋势，希望平息劳工纠纷和压制临时疏散及安排住所、给士兵们的妻子发放分居补贴等问题引起的不满。议会里的辩论或许没有得到歪曲的报道，但议院里尽是一些榆木疙瘩脑袋，辩论的内容越来越无趣，大概只有四份报纸仍然把议会的辩论放在首要地位。
比起一年前，政治宣传进一步深入我们的生活，但并不是非常广泛，比起1914年至1918年的摇旗呐喊和仇恨蛮族的情绪是小巫见大巫，但它们的影响力正在与日俱增。我想如今民众的态度是我们正在和德国人打仗，而不只是在抗击纳粹。范西塔特[18]的仇恨德国的宣传册《黑色记录》就像新鲜出炉的蛋糕那样卖得很红火。不要以为只有资产阶级才这么想。群众也有仇恨情绪非常丑陋的展现。但是，随着战争的进行，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太赤裸裸的敌意，至少在这个国家是这样。在人民阵线时期很流行的“反法西斯主义”还没有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英国人对此从来不是很感兴趣。他们的战争士气来自于传统的爱国主义，他们不愿意受外国人的统治，而且头脑简单，身处危险时茫然无知。
虽然英国广播电台的外国宣传很愚蠢，而且播音员的声音让人无法忍受，但我相信它的报道是相当真实的——大体上说，英国人认为它要比报刊的报道更加可靠。电影的技术和主题似乎完全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它们仍然在上演老一套腻歪的垃圾，当它们涉及政治话题时，内容要落后报刊好几年，落后书籍好几十年。
二、是否已经有严肃作品问世？是否有类似上一场战争的巴比塞[19]那样的反战文学诞生？我们听说当代英国文坛有一股浪漫主义和逃避现实的潮流，是这样吗？
据我所知，这种作品还没有问世，只有零星的日记和短文。去年我读到的最好的小说要么是美国作品，要么是几年前外国小说的译本。反战文学作品有很多，但都是带有偏见的不负责任的作品。没有什么作品能和1914年至1918年富有特色的战争文学相提并论。当年那些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有赖于欧洲文明会继续延续的信仰，并大体上有赖于对国际工人阶级团结一心的信仰。这种事情已经不复存在——法西斯将它们扼杀了。再也没有人相信只要交战双方的工人同时拒绝战斗就能平息干戈。要想在英国有效地进行反战运动，你必须是亲希特勒派，没有几个人有思想上的勇气这么做，至少不会是全心全意的亲希特勒派。我不认为从亲希特勒的角度不能写出优秀的作品，但目前还没有这类作品问世。
我没有看到当代文坛有什么逃避主义的思潮，但我相信要是现在有大作诞生的话，那将会是逃避主义的作品，或从主观角度撰写的作品。这是我从自己的想法推导出来的。要是现在我能抽出时间好整以暇地写一部小说，我会写一部关于从前的小说，描写1914年以前的情景，我想这部作品会被归为“逃避主义”。
三、正规军的士气如何？是否有进一步推行民主的趋势？它是一支忠于英国的军队还是一支反法西斯军队呢？——就像西班牙的忠于共和国的军队？
我相信军队的战斗热情非常高昂，但他们对军属津贴太低和晋升上存在阶级特权等问题感到不满，而且英国军队对长期以来按兵不动感到十分厌倦。他们在大城镇的家人正被狂轰滥炸，而他们却只能驻守在无聊泥泞的营房里。他们厌倦的还有英国的军事体制，它原本是为大字不识一个的雇佣兵设计的，而现在征募到的士兵都受过良好教育。英国军队仍然是“非政治化”的部队，但现在有了固定的政治指导课程，每个地方各有不同，由部队的指挥官决定，似乎有许多自由讨论的机会。至于“推行民主的趋势”，我得说，比起一年前，民主程度或许下降了，但如果你回顾过去五年，进步还是相当大的。现在战时服役的军官们和普通士兵们穿着几乎相同的制服（作战服），有些军官在本土服役时仍会习惯性地穿着作战服。在街上向军官行礼的习惯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新兵晋升提拔理论上说完全靠的是军功，但仅凭这一点就认为军队已经完全实现民主化的官方说法不应该当真。军官组织的框架仍然没有改变，所有的新人都得按照其社会背景获得晋升，无疑，着眼点是政治可靠性。但如果仗继续打下去的话，所有这一切将会逐渐改变。对于干才的需要会压倒一切，中产阶级和工资高一些的工人阶级之间的区别如今已经微乎其微，至少军队里的基层不再有阶级区别。现在我们所面临的灾难或许会推动民主化的进程，就像一年前佛兰德斯的灾难之后发生的情况。
四、我们在《论坛报》读到一篇近期的有趣的文章，讲述的是地方军，你能告诉我们关于这场运动目前的情况吗？温钦汉姆仍然是背后的推动力吗？它大体上是一支中产阶级的部队还是工人阶级的部队？它现在有多么民主呢？
地方军是目前英国最坚定的反法西斯部队，与此同时也是一个令人惊诧的现象：由毕灵普分子指挥的人民子弟兵。绝大多数的士兵出身于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出身的人也有不少，但基本上所有的指挥职位都由有钱的老人把持，许多人根本就是无能之辈。地方军是业余部队，基本上没有兵饷。有时候我觉得它的组织就是故意要让一个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没有充裕的时间去担任军士以上的职务。不久前，稍高的职务都由退休的将军、海军上将和形形色色有封号的贵族担任。部队里的士兵的主体年龄段介乎三十五岁到五十岁之间或小于二十岁。连队指挥官（上尉）以上的军官平均年龄要老得多，有的人甚至年过七旬。
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想象毕灵普分子和普通士兵之间进行着怎样的斗争。前者要的是1914年前那种练兵场队列操式的军队，而后者要的是一支虽然不那么讲求形式但更加民主化、擅长游击战的部队。争议并没有过多地纠缠于政治层面，而是着眼于组织、纪律和战术等技术性问题，而这一切当然都带有政治含义，双方心里也都隐约明白这一点。陆军部一直持开放的态度，并提供帮助，但我认为，可以说地方军的高层一直在反对现实的战争观，所有正经训练的实验和尝试都是来自下面的催促。温钦汉姆和与他志同道合的人仍然在地方军培训学校（由周刊《画报》创办的非正式机构，然后由陆军部接管）。但温钦汉姆的那套思想（“人民的军队”）在过去半年来遭受了挫折。或许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那套思想或与其相类似的思想会再次普及——温钦汉姆曾经有过非常大的影响力，全英国有成千上万的人接受过他一手包办、为期三天的训练课程。虽然现在地方军比起创建初期更像是正规军，或像是战前的地方团练，它依然比一部分指挥官心目中所期望的更加民主，有更加坚定的反法西斯态度。有好几次传闻说政府对它越来越忌惮，想将其解散，但一直没有这么做。很重要的一点是——对于一支这样的军队很有必要但得经过一番斗争才争取到——士兵们可以保管他们的步枪，并在家里放置一些子弹。军官和士兵们穿一样的军服，在训练场外不需要敬礼。虽然大家都知道军官阶层的阶级本质，但矛盾并不是很严重。在下层士兵里，气氛非常民主，同志情谊浓厚，没有势利眼和阶级隔阂，这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这是我的经验之谈。我在一个各个阶层混杂居住的地方服役，这里工厂里的工人和很有钱的人并肩走正步训练。大体上，士兵们的政治观是老式的爱国主义夹杂着对于纳粹分子含糊但真切的仇恨。在伦敦的部队里还有很多犹太人。大体上，我想地方军被改造成反动的资产阶级团练的危险仍然存在，但这种事情现在不大可能会发生。
五、反动的大资本家现在有多么嚣张和明目张胆（不是莫斯利的黑衫军，而是更加顽固恶劣的大资本家的势力）呢？你提到最近几个月丘吉尔的政府有右倾的苗头。这意味着商业势力正卷土重来吗？
我对幕后进行的事情一无所知，只能对这个问题作出大致上的回答：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在英国已经寿终正寝，除非战争在几个月内结束，否则它根本不会重新活过来。产权集中化和计划生产一定会实现，最重要的问题是，谁将掌握控制权。近期的右倾转向表明，我们正受到有钱人和贵族而不是群众代表的操纵。他们会使用自己的权力让政府结构仍然建立在阶级基础之上，操纵税收和配给制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回避革命色彩的战争策略，但不会重回混乱不堪的旧资本主义体制。过去六个月来的转向并不意味着经济上有更大的自由或个体商人的利润增加——情况恰恰相反。但它意味着除非你是某一个小圈子里的人，否则你很难得到一份重要的工作。我在别的地方曾指出这一趋势将会改变的理由，但这个趋势已经从去年秋天一直延续到现在了。
六、你认为贝文和莫里森[20]仍然获得英国工人阶级的支持吗？有没有其他工党政治家在战争的进程中达到了新的高度——假如那两位先生已经做到的话？基层干事运动仍在壮大吗？
我对实业界的情况了解甚少。我得说，贝文确实赢得了工人阶级的支持，但莫里森或许没有。人们普遍认为工党作为一个政党已经放弃权力了。只有另一个工党党员的名望上升了，他就是克里普斯[21]。如果丘吉尔下台，克里普斯和贝文会是角逐首相一职的最有力人选，而贝文明显占有优势。
七、你如何解释民主和公民自由在这场战争中仍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以保存这个事实？是因为劳工界的压力？英国的传统？还是上层阶级的软弱？
“英国的传统”意思很模糊，但我认为这是最接近的答案。我想我似乎是在给自己做免费广告，但我想引用我前不久写的一本书《狮子与独角兽》。（我想它已经发行到了美国吧？）在书中我指出，在英国一种超越了阶级体制的家族忠诚式的情怀（恐怕这也使得阶级体制更容易延续下去）制止了政治仇恨的蔓延。我觉得英国有可能爆发内战，但我还没有遇到一个英国人能够想象出爆发内战会是怎样一番情景。与此同时，你不应该高估这里的思想自由的程度。目前的情况是英国很重视言论自由，却没什么出版自由。过去二十年来，对于出版自由有过许多直接和间接的干预，而这从未引起过民众的零星抗议。这是一个低俗的国度，刊印的文字不被看作是什么要紧的东西，作家和文人从来得不到多少同情。另一方面，那种你不敢谈论政治，担心盖世太保就在监听的气氛在英国是不可想象的。任何制造这一气氛的尝试都会失败，不是出于有意识的抵制，而是群众根本不知道对他们的要求是什么。特别是工人阶级，抱怨对他们来说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他们在抱怨的时候，自己并不知情。当失业可以被作为一种控制手段时，人们总是担心说出的“赤化”言论或许会传到工头或老板的耳朵里，但没有人会在乎自己所说的话被警察听见。我相信现在有一个组织在工厂、酒馆等地方从事政治窥探，当然，在部队里也有密探，但我不知道它除了向政府报告民意和时不时将某些人列为危险分子之外还能干些什么。不久前一条愚蠢的法律被通过了，使得说出任何“可能导致恐慌和影响士气”的话成为招致惩罚的罪行。已经有根据这一条文的指控，我得说，有几十起，但基本上它只是一纸空文，而且或许大部分人并不知道它的存在。随便走进一间酒吧或一节火车车厢，你都会听到违反了这一法规的言谈，因为，在严肃地讨论战争时，显然你不可能不说出或许会引起恐慌的话。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就会出台一条法律禁止人们收听外国电台，但这条法律根本无法推行。
英国的统治阶级对民主和公民自由的信念是很狭隘的，而且带着伪善的色彩。但不管怎样，他们相信法治，有时候当法律不利于他们时也愿意去遵守。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会形成真正的法西斯主义思想。由于战争的影响，各种自由的权利显然会衰退，但碍于当前的社会结构和气氛，衰退会有一定的限度。英国或许会因为外部力量的干预或国内爆发革命而走向法西斯道路，但我认为旧的统治阶级没有能力凭借自己的力量营造一个真正的极权主义体制——不是因为其它什么原因，而是因为他们太笨了，从一开始就不理解将我们陷入这场危机的法西斯主义的本质。
八、从这里观察，过去几个月来似乎出现了非常迅速地向极权主义式的战时经济迈进的趋势——配给制进一步扩展，贝文向工人阶级征兵，政府进一步接管商业。这个看法正确吗？这个节奏是在加速呢还是减缓呢？民众对战争努力的效率有何观感呢？关于这些措施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他们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是的，这些事情正在迅速发生，而且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会进一步加速。很快我们都将穿上制服或从事强制性的劳动，或许还会吃上大锅饭。我不认为这会遭到强烈抵制，只要所有的阶层都是同样的待遇就好。当然，富人会抱怨——现在他们就在公然避税，配给制几乎对他们毫无影响——但如果情况真的陷入绝望的话，他们会乖乖就范。我认为普通民众对经济体制集中化一点儿也不在乎。像小工厂业主、农场主和小商店店主那种人似乎接受了他们从小资本家到国家雇员的身份转变，没有多少怨言，只要他们的生活能得到保障。英国人痛恨盖世太保，针对官方监视和迫害政治异议者举行了多次抗议，有几次取得了成功，但我认为经济自由已经不再有多少吸引力了。向集中化的经济转变似乎并不像人口迁徙、阶级融合、征兵和轰炸那样深刻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但在北方工业区情况可能就不是这样。那里的工作环境要更加恶劣，工作更加辛苦，失业基本上不复存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可能会经历饥荒，我不知道那时候将会有什么反应。除了轰炸和从事某些工作的工人得加班加点之外，你不能说这场战争已经造成了多大的困难。比起和平时期的大部分欧洲人，英国人的粮食仍然要多一些。
九、左翼劳工运动现在对战争的目标取得了什么共识？你对这些目标的实现是否持乐观态度？政府承受着多大的压力要去宣布社会主义的战争目标呢？在战争目标这个问题上，在胜利后对欧洲和德国的政策上，丘吉尔政府里的工党成员和保守党成员之间有深刻的分歧吗？战后的英国“社会重建”计划是否具体呢？
我没有篇幅去好好回答这个问题，但我想你可以认为工党现在并没有独立于政府的政策。有些人甚至认为左倾的保守党人（伊登[22]和丘吉尔）比工党更有可能出台社会主义政策。总是有人呼吁政府宣布作战目标，但这些都来自于个人，而不是工党的正式行动。没有迹象表明政府有任何具体乃至大致上的战后计划。但是，战后“情况将会不一样”的感受非常普遍，尽管未来英国的情况肯定会比不上从前，但回归张伯伦时代的英国是不可想象的，即使那有可能实现。
十、你会说群众——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比1940年5月时更加热情地支持本届政府吗？他们大体上支持战争努力吗？
就支持政府而言，群众的热情减退了，但程度不是很严重。本届政府成立时得到了罕见的民意支持。在内政事务上它令人失望，但不像以往的政府那样彻底令人无语。丘吉尔的个人魅力已经消退了一些，但他仍然是过去二十年来最受拥戴的首相。至于这场战争，我不相信民意有多大改变。人们已经受够了，但情绪远比我预想得要好。不过，在危机结束之前，没有人能够笃定地这么说。那将会是一场性质不同的危机，要比一年前的危机更加难以理解，而且或许更难忍受。
我希望这封信能解释您的问题。我担心它的篇幅超过了您允许的范围。这里一切安好。昨晚我们经历了一场猛烈的轰炸，到处是大火，炮声吵得人大半个晚上睡不着觉。但这没什么大不了的，炸弹的落点主要是剧院和时髦的商店。今天早上是一个明媚的春天，杏树开花了，邮递员和送奶车像平时一样穿梭往来，街角那对胖大嫂还是在邮筒旁边闲聊。祝你们好运。
后记
自从我在4月15日写了这封信后发生的大事有：英国在利比亚和希腊战事失利，中东局势进一步恶化，伊拉克爆发起义，斯大林显然打算与希特勒进行更密切的合作，达尔兰准备让德国部队进驻叙利亚。前两天还发生了赫斯[23]的神秘到访一事，引起了各方的兴趣和猜测，但现在对此事进行评论还为时过早。
重要的问题是这场战争的灾难性的转折会不会像去年那样进一步增强民主的气氛。恐怕我得说，这种事不会发生。敦刻尔克战役和法国沦陷之所以影响了民意并促成好事的发生，是因为这些事情就在不远处发生。英国当时面临很快就会遭到入侵的危险，而且有数以万计的士兵归国向他们的家人讲述他们是如何被辜负的。这一次战争在遥远的地方发生，那些国家普通人根本不知道或毫不在乎——英国的普通工人根本不知道苏伊士运河和自己的生活水平之间有什么联系——就算从希腊逃出生天的部队有什么想诉说的，他们也只能在埃及和巴勒斯坦诉说。大家都知道希腊战役只会是一场灾难。早在官方发布信息之前我们就已经知道我们派遣部队远赴希腊，我找不到有谁相信这次远征会以胜利告终。另一方面，几乎每个人都觉得我们有义务进行干涉。大家都知道没有一支现代化的部队，我们无法在欧洲战场与德国人抗衡，但与此同时，我们认为“不能让希腊人失望”。英国人从未屈服于权力崇拜，并不像欧洲人那样认为这种姿态是徒劳之举。我没有看到民意会出现大的转变的迹象。在议会关于希腊战役的辩论中，对政府发起攻讦的人是像劳合·乔治[24]那样心怀妒忌的出局者，他们没有展开像样的辩论，动不动就要求进行信任投票，而大体上政府得到了民众的信任——至少目前没有别的政府可以取代它。正在澳大利亚发出的反对声音或许有助于让这场战争的运作走向民主化。这里的人开始说下一波左倾的推力一定来自美国。譬如说，有人认为罗斯福或许会提出进一步帮助英国的条件是英国政府必须解决印度问题。您比我更清楚这件事会不会发生。
空袭仍在继续。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这是这场战争要命的地方，但他们的迟钝令人吃惊。美国的报刊或许没有报道的关于民意的一个侧面，而您或许会感兴趣。最近在伯明翰进行了一场补选，一个持不同政见的保守党候选人自称是“誓要报复的候选人”，与政府的候选人进行竞争。他宣称我们应该集中轰炸德国平民，报复他们对我们作出的行径。教士斯图亚特·莫里斯[25]，和平誓约联盟的先锋人物之一，也以和平主义者的身份参选。三个竞选人的口号分别是“轰炸柏林”、“停止战争”和“支持丘吉尔”。政府提名的候选人得到了15000张选票，而另外两个人各得1500张选票。这次投票的人可能少了，但考虑到我们所处的年代，我想这几个数字还是很鼓舞人心的。
乔治·奥威尔
1941年8月17日[26]
尊敬的编辑：
您让我再寄一封伦敦来信，虽然您让我自由选择题材，您还补充说您的读者们或许有兴趣了解地方军的事情。我会在篇幅允许的情况下为您对地方军作一些介绍，但我认为在这封信里，我的主题应该是苏联参战。过去七个星期来，它盖过了一切，而且我认为现在或许可以对英国的民意作粗略的剖析。
英苏结盟
英苏结盟最突出的情况是它并没有在这个国家引起分裂或严重的政治动荡。确实，希特勒入侵苏联让这里的每个人都大吃一惊。如果结盟在1938年或1939年发生，或许会发生的情况是：经过漫长而激烈的争执，支持人民阵线的人在一边呐喊，保守党人在另一边高喊“赤化的苏俄”什么的，那将会是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或许会导致大选，而议会和军队里会出现公然支持纳粹的政党。但到了1941年6月，和希特勒相比，斯大林成了不足为道的小妖怪，支持法西斯的那帮人声名扫地，而且侵略发生得如此突然，甚至没有时间去讨论与俄国人结盟的好处和坏处。
与这个战争的新转折点有关的一个事实是，现在许多英国人提到苏联并没有特别的反应，他们觉得俄国就像中国或墨西哥那样，只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国度，曾经发生过一场革命，但它的性质已经被遗忘了。报纸上所有关于肃反、五年计划、乌克兰等的激烈争议从普通民众的脑海里一掠而过。但至于其他人，那些明确地支持或反对俄国的人，他们可以被划分进下面几个泾渭分明而且有重要地位的阵营：
有钱人。真正的资产阶级持反对俄国的思想，不可能有别的想法。许多有钱的沙龙布尔什维克的存在并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因为这些人无一例外都属于腐朽的食利阶层的第三代。资本家会带着复杂的情感看着希特勒摧毁苏联。但认为他们在策划直接的阴谋或少数有能力的人会控制政府就错了，丘吉尔继续在任确保了这种事情不会发生。
工人阶级。英国的工人阶级中所有比较有思想的成员都是温和的亲俄派。俄国入侵芬兰的战争[27]引起的震惊很真切，但那是因为当时正值这场大战相对平静的时期，而且它已经被彻底遗忘了。但如果你认为俄国参战这件事将会激励英国的工人阶级更加努力工作和作出更大的牺牲，或许你就错了。过去两年来的罢工和劳资纠纷是共产党人在背后操作，但这些事情肯定不会再继续下去了。可共产党人除了放大合法的不满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很值得怀疑。不满将依然存在，来自《真理报》的问候并不能抚慰在空袭中装卸货物的码头工人或错过最后一班电车回家的疲惫的兵工厂工人。在某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对于俄国的忠诚这个问题可能会以这样的形式表现：如果有迹象表明政府将会令俄国人失望，工人阶级会不会挺身而出，迫使更积极的政策出台呢？我相信我们会发现虽然对于苏联的忠诚依然存在——这是肯定的，因为俄国是唯一表面上由工人阶级执政的国家——它不再是一股正面的力量。希特勒敢向俄国开战这件事情就是证据。十五年前，除了日本之外，没有哪个国家敢于发动这么一场战争，因为统治者不敢信任普通士兵会向社会主义祖国开枪。但是，这种忠诚已经被俄国自私自利的民族主义政策逐渐挥霍掉。旧式的爱国主义现在是比任何形式的国际主义或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信念更加强大的力量，而这个事实将会体现在作战策略中。
共产党人。我不需要告诉您过去两年来（英国）共产党官方政策的转变，但我不能肯定美国的共产党知识分子的思想也和这里一样。在英国，唯一值得尊敬的共产党人是工厂里的工人，但他们的人数并不是很多，正是因为他们大部分人是技术工人和诚实的同志，他们无法总是坚定地忠于“纲领”。1939年2月至1941年6月间，他们没有尝试进行明确的军备生产的破坏活动，虽然共产党的政策逻辑要求这么做。但是中产阶级的共产党人的情况则不一样。他们包括大部分党里的正式和非正式领导人，除了他们之外，还必须加上大部分年轻一代的文学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里的人。正如我在其它地方所指出的，这些人的“共产主义”只不过是移情于苏联的最低俗的领袖崇拜。这个时候他们的重要性在于，随着俄国参战，他们或许又将获得在1935年至1939年间曾经有过但在过去两年失去了的报刊影响力。《新闻纪实报》是继《每日先锋报》之后最大的左翼日报（发行量大约是140万份），已经在忙于洗白不久前刚被他们斥为叛徒的人。由丹尼斯·诺维尔·普里特[28]领导的所谓“人民大会”（普里特是一位工党下院议员，但共产党人总是说他是“地下工作者”，显然这就是事实）仍然存在，但已经断然转变政策。如果英共被允许像1938年那样进行公开宣传的话，他们将自觉和不自觉地在英国和苏联之间制造不和。他们所希望的并不是消灭希特勒和让欧洲重回稳定，而是他们认定的祖国获得张扬的军事胜利，他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影响民意，将尽可能多的荣誉归于俄国和不停地质疑英国的善意。这种事情的危险不应该被低估。但俄国人自己或许清楚现在是什么局势，并会采取相应的行动。如果我们将进行一场漫长的战争，在这个国家引起不满对他们来说并没有好处。如果他们能够进行宣传的话，英共必须被视为不利于英苏团结的负面力量之一。
天主教徒。这个国家据说有两百万天主教徒，大部分人是非常穷苦的爱尔兰工人。他们会投票给工党，并作为一股推动工党政策的无声的力量，不受神父的摆布去同情法西斯主义。中产阶级及上层阶级的天主教徒的重要性在于他们在外交部和领事馆的人数非常多，而且在报刊上很有影响力，尽管比不上往时。旧式的天主教家庭那些“生来便是”天主教徒的人没有后来皈依天主教的知识分子（罗纳德·诺克斯[29]、阿诺德·伦恩[30]等人）那么信奉教皇至上，有更深切而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怀，而后者和英国的共产党人有着非常类似的思想，只是效忠的对象不同而已。我想我不需要复述他们在过去的亲法西斯活动的历史。战争爆发之后，他们不敢公开支持希特勒，但通过对贝当和佛朗哥极尽溢美之词进行间接宣传。红衣主教轩斯利[31]，“精神之剑运动”（天主教式的民主运动）的创建者，从他的言行判断，似乎是真诚的反纳粹人士，但只代表了天主教徒的一部分民意。希特勒一入侵苏联，天主教的报刊就宣传我们必须利用这个喘息机会，但“绝不能与无神论的俄国结盟”。值得注意的是，当情况表明俄国人的抗战获得成功时，天主教报刊的反俄情绪就更加高涨。对过去十年来天主教的宣传内容有过研究的人不会怀疑大部分天主教徒和知识分子如果有机会的话，会与德国结盟并反对俄国。他们对俄国的仇恨着实怨毒，甚至令我这个反对斯大林的人都感到厌恶，但他们的宣传内容很老套（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暴行、共产共妻等等），对工人阶级并不能造成影响。当俄国战役以某种形式告一段落时，无论是希特勒入主莫斯科还是俄国人流露出侵略欧洲的苗头，他们将会走出来公开支持希特勒。如果妥协和平可以实现的话，他们将会是中坚力量。如果英国成立类似于贝当政府的政权，它必须仰仗天主教徒的支持。他们是英国的民主事业唯一具备思想、逻辑和理智的敌人，轻视他们会是一个错误。
关于各股思潮就写这么多。几天前我开始写这封信，而这几天来，我们没有为俄国人提供充分援助的情绪在显著增强。现在最流行的讽刺语是我们将给予俄国“除了战争之外的一切援助”。就连比弗布鲁克的报刊也在重复这番话。而且，自从俄国参战以来，人们对美国的情感就开始冷却。我相信，丘吉尔—罗斯福宣言令很多人失望。丘吉尔的行程是一个官方的机密，但似乎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大部分人希望结果会是美国参战，或至少占领大西洋的几个更具战略意义的要地。现在人们在说，俄国人在打仗而美国人在空谈，而去年流行的话语“同情送给中国，石油卖给日本”又开始被提起。
地方军
这支军队，原先的名字是地方志愿自卫队，是在去年春天德国人成功利用伞兵部队攻克荷兰后应安东尼·伊登在电台里的呼吁而成立的。在头二十四小时它就征集了二十五万人。现在地方军的兵力达到一百五十万至两百万人。过去一年来，兵力的数字在波动，但整体的趋势是在增加。除了少数核心军政人员和隶属正规军的教官外，它是一支纯粹的业余军队，没有军饷。除了训练之外，地方军承担了军队一部分日常任务：纠察、巡逻、保卫建筑和部分防空任务。地方军的普通成员付出的时间大约是每周五小时到二十五小时。由于基本上它是一支志愿军，因此没有强制报到，但总是迟到的人会被要求离开队伍，在任何时候不活跃的成员比例不超过百分之十。侵略如果发生，地方军将会推行与正规军同样的纪律，它的成员将会领到薪水，所有的军阶薪水都是统一的。一开始的时候，地方军的成分很复杂，它的组织结构与西班牙的早期民兵队伍很相似，但它渐渐依照正规军的编制进行改组，所有的常规部队隶属于各个地方的正规军师团，但工厂、铁路和政府部门有自己的独立部队，只负责保卫他们自己的建筑设施。
地方军的战略思想是完全纵深（即从英格兰的一侧海岸到另一侧海岸）的静态防御武装。它的战术理念不是战胜侵略者，而是将他们拖住，直到正规军能够与敌人交锋。地方军不会大规模调动或长距离行军。在实际作战中，或许最多以连为作战单位，一支部队的前进或撤退都不超过几英里。在假想作战中，任何入侵者在英国行进时总是会遭遇到无数小股部队的前后夹击，直到他们抵达海岸。至于如何最有效率地抗击侵略者则有着不同的理论，主要取决于对海外不同战役的观察。一开始的时候，军方的设想只是对付伞兵，但法国和低地国家的事件引发了夸张的对于第五纵队的恐惧，政府显然有意将地方军转变成武警部队。这个想法未能实现，因为参军的人只是想要和德国人打仗（在1940年6月，大家都以为侵略将很快发生），在当时混乱的情况下，他们只能靠自己进行组织。当足够的武器和制服被分发完毕，让地方军看上去像是军人时，高层的意思是将他们转变成类似于闪电战前那种类型的常规陆军。接着，德国人的装甲部队通过海运成功进驻叙利亚，重点随之转移到了反坦克战。然后，克里特岛的沦陷表明伞兵和空军部队可以取得怎样的效果，对付他们的战术也应运而生。最后，俄国游击队在德国后方的斗争引起了对游击战术和敌后破坏的再次强调。所有这些更迭的趋势都体现于围绕着地方军而展开的众多官方与非官方的文献中。
现在地方军可以被视为一支不容小觑的武装力量，至少在短期内能够组织顽强的抵抗。没有入侵者能够在开阔地带行军几英里或在大城镇里行进几百码而不会遇到小股武装敌人。士气是绝对可以信赖的，但在被占领地区愿意进行破坏活动和继续抗战或许取决于不同作战单位的政治色彩。显然，要让这么一支部队在战场上一连坚持一两个星期是很困难的事情，如果在英国的战斗旷日持久的话，地方军或许会逐步被并入正规军，失去它的地方色彩和义务性质。另一个困难是军官的人选。尽管在理论上没有阶级歧视，但比起正规军，地方军的军官有着更强烈的阶级色彩。而且这种情况即使有心也是很难避免的。在任何军队里，能够晋升到指挥官职位的人通常都来自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这种事情在早期的西班牙民兵部队里发生过，在俄国内战中也发生过——在业余部队里，普通工人没办法有充裕的时间去从事排指挥官或连指挥官的日常行政工作。而且，除了提供武器和制服，并给值夜的人一点象征性的酬劳之外，政府没有拨款。指挥军队总是会有小额开销，50英镑一年是任何军官花在自己的部队上的最低金额。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几乎所有的指挥官职位基本上都被退休的上校、有“私产”者或有钱的商人所占据。有相当一部分军官老得甚至赶不上1914年那场战争，更别说之后的战争了。如果战斗一直持续下去的话，或许有必要将一半的军官革职。普通士兵们知道情况的严重性，或许会在有需要的时候想出推举自己的指挥官的方式。有时候军队基层会讨论推选军官，但除了一些工厂之外，我想这种事情从未发生过。
现在地方军的人员构成与刚开始的时候很不一样了。头几天涌入地方军的人大部分参加过上一场战争，年纪太大了，不适合投身这一场战争。因此，分发的武器落入了那些有反法西斯主义思想但没有受过政治教育的人手中。唯一能影响地方军的政治意识的人员只是一些有阶级意识的工人和少数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人。左翼人士像以往那样没有看到这是一个机会——如果工党在头几天积极行动的话，原本可以让地方军成为自己的组织——而且在左翼圈子里盛行将地方军形容为法西斯组织。后来，在分发武器的时候，一些左翼人士开始意识到他们可以乘机领到武器，有一部分人还想办法加入了地方军。但工党一直未能大范围地影响地方军，最热烈的志愿兵总是视丘吉尔为理想的政治人物。这场运动主要的教育力量是由汤姆·温钦汉姆、休·斯拉特[32]等人创立的训练学校，特别是在头几个月，在它们被陆军部接管之前。他们纯粹只教授军事内容，但与坚持游击作战方式联系在一起的革命内涵被许多听课的人理解并接受了。一开始的时候，英共禁止它的党员们参加地方军，并对温钦汉姆等人持批评态度。过去几个月来，军事征召让地方军几乎失去了所有年龄介乎20岁到40岁之间的人员，但与此同时，年纪在17岁左右的工人阶级青年加入了地方军，大部分人并没有政治思想，当被问到他们加入地方军的原因时，他们的回答是想要得到军事训练，为三年后被征召作准备。这反映了许多英国人现在认为三年后战争仍会持续。地方军里现在还有很多外国人。在去年的恐慌时期，他们曾被一概拒之门外。我的第一份差事就是去安抚被拒绝入伍的人，因为他们的父母不是双方都在英国出生。一个人被拒绝了，因为他的父母有一方是外国人，而且直到1902年才归化。现在这些想法被放弃了，伦敦的部队里有俄国人、捷克人、波兰人、印度人、黑人和美国人，但没有德国人或意大利人。我不会说地方军的主流思想比一年前更“左倾”。它反映了英国的大体思想过去一年来左摇右摆，就像一扇铰链门。但你在食堂和警卫室所听到的政治讨论要比原先更加理智，而且各个阶层的人的混杂迫使大家亲密相处了很长一段时间，这带来了很多好处。
你可以预见到地方军的未来。即使现在已经很清楚侵略不会发生，直到战争结束前它是不会被解散的，或许战争结束后也不会被解散[33]。如果有人尝试进行贝当式的媾和或在战后发动内战，它将发挥重要作用。它已经对正规军起到了一定的政治影响，在积极服役的时候将会发挥更大的影响。最开始的时候它的组建是因为英国是一个保守的国家，它奉公守法的公民能够被倚仗，但在组建之后，它成为了之前从未存在过的政治因素。现在有接近一百万英国工人卧室里就摆放着步枪，根本不愿意拱手归还。这个事实所蕴藏的可能性不需要我去指出。
我写的篇幅比我的设想多出了许多。我在8月17日开始写这封信，到了25日把信写完。俄国军队和英国军队已经开赴伊朗，每个人都很高兴。我们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夏天，人们的骨头里晒足了阳光，帮助他们抵御寒冬。伦敦已经有四个月没有遭受过一场真正的空袭了。东区的一部分地方被夷为平地，市区成了一座大废墟，但圣保罗教堂几乎完好无损，像一块巨岩高高耸立。而伦敦遭受轰炸程度较轻的地区已经被彻底清理，你根本看不出它们曾经遭受过破坏。站在我居住的这座公寓的天台眺望四周，我看不到任何地方有轰炸造成的破坏，只是有几座教堂的尖塔从中间折断了，看上去像是掉了尾巴的蜥蜴。食物短缺并没有真的发生，但高营养食物（肉类、熏肉、奶酪和蛋类）的匮乏让干重体力活儿的工人如矿工出现了严重的营养不良，他们只能从家里带午饭上班。香烟和啤酒一直很紧缺，有的烟草商人认为自从战争开始以来，烟草的消费量增加了四成。工资赶不上物价的飞涨，但另一方面，如今没有人失业；因此，虽然个体的工资比以前低了，家庭收入总的来说要比以前高一些。衣服受到严格的限量供应，但街上的人还看不出明显的寒酸。我时常思考战争的影响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恶化了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如果你突然看到三年前的伦敦与现在的伦敦并排出现的话会有多惊讶。但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改变。我想象不出没有拦截气球的伦敦的天空，看到它们被撤掉我会感到很遗憾的。
或许您知道阿瑟·凯斯特勒[34]的作品，他现在是一名工兵。弗朗兹·伯克瑙[35]，《西班牙战场与共产国际》的作者，在去年的恐慌中被递解到了澳大利亚，现在回到英国了。路易斯·麦克尼斯[36]和威廉·燕卜荪[37]在英国广播公司上班。迪伦·托马斯[38]参军了。亚瑟·卡尔德—马歇尔[39]晋升为军官。汤姆·温钦汉姆在辞职一段时间后再次担任地方军的教官。与此同时俄国人承认伤亡数字达到了70万，俄军正顺着22年前走过的道路朝列宁格勒集结。我以前没有想过在我有生之年会说“祝你好运，斯大林同志”，但我真的说了。
您真诚的
乔治·奥威尔
后记
我必须补充苏联作家阿列克谢·托尔斯泰[40]写给英国作家，刊登于《地平线》9月刊的那则骇人听闻的“消息”，讲述了从1914年翻寻出来的老掉牙的暴行故事。那是这场战争令我害怕的地方，比空袭更加可怕。但我希望美国人民不会以为这里的人会把这种东西太当回事儿。我认识的每个人听到德国人被用铁链拴在机关枪上的故事时都会哈哈大笑。
1942年1月1日[41]
目前没有什么政治事件在英国发生，因为我们或许将面临一场漫长而令人精疲力竭的战争，士气将会是最重要的因素，我希望将这封信的大部分篇幅用于讨论当前在暗地里涌动的某些思潮。这些或许在当前微不足道，但我认为它们确实让人对未来可能会出现的变数有所了解。
一、我们在和谁作战？
这个显然迟早必须得到回应的问题从1941年开始在范西塔特的宣传册和为德国难民创办的德文日报（《新闻报》，温和的左翼刊物，发行量大约是6万份）出版之后就令公众感到焦虑不安。范西塔特宣扬的主题是：不只是纳粹分子，所有的德国人都是恶棍。我不需要告诉你毕灵普分子是多么兴高采烈地接受了这套理论，借此回避我们正在与法西斯主义进行抗争的想法。但近来“只有死了的德国人才是好人”的说辞以相当狰狞的面目出现，目标对准了难民。奥地利的保皇派与德国的左翼分子交恶，指责后者是披上伪装的泛日耳曼主义者，这正中毕灵普分子的下怀，他们总是在尝试将自己的两个敌人——德国与社会主义捆绑在一起。现在的问题是：任何自称是“反法西斯主义者”的人都被视为亲德派。但这个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毕灵普分子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虽然范西塔特写的东西不怎么样，但他是一个能干的人，背景比他的大部分敌人更加丰富，而且他一直在坚持两个亲社会主义者努力在糊弄混淆的事实：一个事实是纳粹哲学的大部分内容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只是泛日耳曼主义的延续；另一个事实是英国没有军队就没有资格在欧洲推行自己的政策。亲社会主义者无法承认德国群众支持希特勒，就像毕灵普分子不愿意承认我们要赢得这场战争，就必须剥夺他们这个阶层的控制权。这场争议在几份报纸的来信专栏上持续了四个月左右的时间，有一份报纸一直乐此不疲，显然是为了将难民和“赤化分子”引出来。但没有人在宣扬任何关于德国的种族理论，比起1914年至1918年的战争宣传而言，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普通工人似乎既不是非常仇视德国人，也没有将德国人和纳粹分子区分开来。在空袭很猛烈的时候到处都有强烈的反德情绪，但这种情绪已经消退了。这一次工人阶级对“蛮夷”这个词并不感冒。他们称德国人为“德国佬”，这个绰号有点难听，但并非不友好的称谓。他们将一切都归咎于希特勒，比上一场战争将一切归咎于德皇更甚。经过一场空袭后，你总是会听到人们说“昨晚他又在搞鬼了”——“他”指的就是希特勒。意大利人通常被称为“意大利佬”[42]，这个词没有“意大利鬼”[43]那么刺耳，而且民众并不仇视意大利人，也没有仇日情绪。从报纸上刊登的照片看，农村女孩愿意和在农场劳动的意大利囚犯谈恋爱。至于那些向我们宣战的小国，没有人记得到底是哪些国家。一年前忙着为芬兰人织袜子的妇女们现在正忙着给俄国人织袜子，但没有怨言。从纷繁复杂的意见中，你得出的主要印象是：虽然没有积极的战争目标，虽然他们并不清楚到底敌人是谁，但这对于不希望被外国人统治的英国人来说并不重要。
二、我们的盟友
无论高层内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与俄国结盟极大地增强了亲俄情绪。在与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谈论战争时你一定会注意到这一点。但群众对俄国的热情并不表示他们对俄国的政治体制感兴趣。俄国变成了一个备受尊敬的国家。每天在伦敦最大的商店塞尔福里奇百货公司上空飘扬着一面巨大的画着锤子与镰刀的旗帜。英共没有引发激烈矛盾。他们的海报和公开宣言以前所未闻的程度在支持丘吉尔。但是，虽然由于与俄国结盟，他们的人数或许增加了，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似乎并没有提升。令人吃惊的是，群众并不知道莫斯科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甚至不知道共产党的政策随着俄国参战发生了改变。每个人都为德国人未能攻占莫斯科而感到高兴，但没有人认为有必要去关注帕尔默·达特[44]和他的同伴会说些什么。事实上，这是可以理解的态度，但说到底是出于对教条主义政治的冷漠。《工人日报》还没有被解禁。它被取缔后不久就以非法刊印的厂报形式又出现了，但当局对这件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它以《英国工人报》的名义在街头出售，并没有遭到干涉。不过，它已经不是一份日报，发行量锐减。在出版业更重要的领域，共产党的影响力还没有恢复。
亲美情绪并没有相应地增强——要说有什么变化的话，反而是在减弱。确实，和每个人所预料的一样，日本和美国都参战了，而德国入侵俄国则令人感到意外。但我们的新盟友只是让存在于普通下层中产阶级的强烈的反美情绪暴露出来。英国人对于美国的文化观感很复杂，但可以相当准确地加以描述。在中产阶级里，没有反美情绪的人是没有阶级归属的技术人员（例如无线电工程师）和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直到1930年，几乎所有“文化人”都讨厌美国，认为它是英国和欧洲的低俗文化的产物。这种态度的改变或许和拉丁语与希腊语不再是学校主课有关系。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对美国的语言并不抗拒，并对美国持受虐狂式的迎合态度，他们相信美国比英国更加富强。当然，正是这一点激起了中产阶级爱国人士的嫉妒。我认识那些只要一听到美国新闻就会换电台的人，最乏味的英国电影也总会得到中产阶级的支持，因为“可以不去听那些美国佬说话真是让人松一口气”。他们认为美国人自大、粗鲁和崇尚拜金主义，而且怀疑他们图谋取代大英帝国的地位。此外还有商业上的忌妒，在受租借法案[45]冲击最大的行业非常强烈。工人阶级的态度则很不一样。英国工人在与美国人实际接触后总是不喜欢他们，但他们并没有先入为主的文化敌意。在大城市里，由于电影的影响，他们说话越来越美国化。
我不能肯定英国的仇外情绪是否因为大批外国人来到英国而被消融，我认为会是这样，但许多人并不认同我的观点。无疑，在1940年夏天，工人阶级对外国人的猜疑促成了难民被关押起来。当时我和无数人交谈过，除了左翼知识分子之外，我发现没有人认为这么做是错误的。毕灵普分子在追捕难民，因为他们大部分人是社会主义者，而工人阶级的想法则是：“他们来这里想要干什么？”这番话的背后是过往对外国人的反感，认为他们会和英国人抢工作。在战前的那几年，主要是工会的反对使得大批德国犹太难民没办法进入英国。近来英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变得更加友好了，一部分原因是他们不再需要抢工作了，但我认为另外一部分原因是与外国人的接触交流。大批驻扎在这里的外国部队似乎与英国人相处得很好，这是出乎意料的事情，特别是波兰人，他们很受女孩子们的欢迎。另一方面，英国有一定程度的反犹主义的存在。你总是会接触到它，虽然不是很强烈，但令人感到不安。据说犹太人会逃避服役，在黑市上势力最大，等等等等。甚至这辈子或许根本没有见过犹太人的乡下人也会告诉我类似的话。但没有人真的想要去对付犹太人，而且群众根本不相信犹太人要为这场战争负责的说法，虽然德国电台在不遗余力地进行宣传。
三、失败主义与德国的宣传
张伯伦式的绥靖主义并没有像报纸上总是向我们保证的那样“死翘翘了”，但非常低调。但还有一类右翼失败主义，可以从《真相》这份周刊方便地进行了解。《真相》的历史很有趣，它一度是很有影响力的报纸，不涉及政治，讲求事实，专门进行温和的“耙粪运动”（曝光专利药品的黑幕等等），顺理成章地被大英帝国全境的每一家俱乐部和军队食堂所接纳。据我所知，它的发行圈子仍然没有变，但最近它采纳了明确的政治和经济纲领，成为最糟糕的右翼保守主义堡垒。譬如说，厄尼斯特·本恩爵士[46]每周为它撰稿。它不仅持反劳工的立场，而且还明里反对美国，暗里反对丘吉尔和俄国。它反对交换海军港口让美国军舰停泊，其它反对这么做的群体只有黑衫军和共产党。它所鼓吹的战略是不结盟，置身欧战之外，专注于海上和空中自卫。显然，这个战略的逻辑就是尽早达成妥协式的和平。《真相》上面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广告之多表明它在这两个行业很吃得开，最近在议会里进行的质询揭露了保守党拥有它的部分股份这一事实。
左翼失败主义的内容很不一样，而且要有趣得多。有一两个小政党（譬如说，英国无政府主义者在德国入侵俄国后出版了一份很有趣、很精彩的反苏宣传册——《关于俄国的真相》）奉行的纲领是“革命失败主义”。独立工党的鼓吹类似于《党派评论》提出的“十点主张”，只是较为委婉，但用词含糊不清，从未明确表明它是否“支持”这场战争。但真正有趣的演变是法西斯主义与和平主义之间的重叠越来越多了，而二者又与极端左翼思想有着重合。年轻一代的态度比《新政治家》那帮亲社会主义者的态度更加重要，后者在1935年至1939年间鼓噪着要进行战争，然后当战争开始时却又不高兴。据我所知，大部分非常年轻的知识分子持反战态度——当然，这并没有阻止他们去参军——不相信任何“保卫民主”的说辞，更认同德国而不是英国，并不像我们这些年纪大一些的人那样对法西斯主义感到恐惧。俄国参战并没有改变这一点，尽管这些人在口头上对俄国尽说好话。在彻头彻尾的“凑上另一边脸”的和平主义者身上，你会看到更加奇特的现象：一开始时他们斥责暴力，而最后他们却成为希特勒的拥趸。他们的反犹动机很强烈，但在出版的内容里态度总是收敛了很多。但并不是许多英国的和平主义者有思想上的勇气彻底反思自己，由于他们无法对和平主义在客观上帮助了法西斯主义这个问题作出真正的回应，几乎所有的和平主义刊物都在回避尴尬的问题。举一个例子：在战争初期，由米德尔顿·默里[47]编辑的奉行和平主义的月刊《艾德菲报》，对德国自称是与“富豪阶层”统治的英国进行对抗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说法深信不疑，将德国与俄国等同而论。希特勒入侵俄国让这种说法成了一派胡言，在接下来的五六期里，《艾德菲报》令人惊诧地对苏德战争绝口不提。《艾德菲报》还干过一两回诱捕犹太人的勾当。同样是由米德尔顿·默里编辑的《和平新闻》遵循其反战传统，但理由五花八门而且自相矛盾，时而说暴力是邪恶的，时而说和平将“维系大英帝国的存在”。
过去几年来，法西斯主义者和货币改革者在同一份刊物上发表文章成为一种趋势，而最近和平主义者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我面前有一份反战小报《现在》，里面的撰稿人有贝德福德公爵[48]、亚历山大·康福特[49]、朱利安·西蒙斯[50]和休·罗斯·威廉姆森[51]等人。亚历山大·康福特是一位纯粹的“凑上另一边脸”式的和平主义者。贝德福德公爵多年来是道格拉斯的社会信贷论运动[52]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同时也是一位虔诚的英国国教教徒，一位和平主义者或其同情者，还是一个大地主。在战争的前几个月（当时还是塔维斯托克侯爵）他自发到都柏林的德国大使馆，试图与德国达成和平协议的共识。最近他出版了几本宣扬这场战争不可能获胜的宣传册，并声称希特勒被误解了，他从来没有真正得到过证明其诚意的机会。朱利安·西蒙斯的作品带有模糊的法西斯主义色彩。休·罗斯·威廉姆森曾经加入法西斯主义运动一段时间，但属于分裂出去的群体，与威廉·乔伊斯（“哈哈勋爵”）是同路人。就在战前，他和其他人组建了一个新的法西斯政党，自称“人民党”，贝德福德公爵是成员之一。显然，人民党彻底失败了，这就是我所说的法西斯主义与和平主义重叠的一个例子。
有趣的是，每一种反战理念都有相对应的德国电台进行宣传。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德国除了进行无线电广播之外，几乎没有向英国进行直接的宣传。他们最出名的广播，事实上也是唯一吸引到一定规模的听众的广播，是威廉·乔伊斯的节目。无疑，这些广播内容大部分是在夸张其词，完全不符合事实，但它们还算是制作用心的节目，讲述的是新闻而不是一味进行宣传。但除此之外，德国人还运作着四个“伪自由”电台，它们其实是在欧洲大陆运作，却假装是在英国地下运作。这四个电台中最出名的是“新英国广播电台”，在战争初期由黑衫军以张贴告示的方式进行宣传。这些广播的主要内容是“未经审查的新闻”或“政府不许你收听”的内容。他们装出洞察内情的局内人的悲观姿态，披露了庞大的船只损失数字以及诸如此类的内容。它们要求丘吉尔下台，耸人听闻地谈论“共产主义危机”并持反对美国的立场。在乔伊斯的广播节目中，反美色彩尤为强烈：美国人在拿租借法案糊弄我们，他们正在逐步蚕食大英帝国等等。比“新英国广播电台”更有趣的是“工人的挑战电台”。它奉行的纲领是火热的革命言论，有着诸如《把丘吉尔踢开》之类的节目标题，由一个真的出身英国工人阶级的播音员主持节目，说话时带上许多不宜刊印的字眼，内容包括：我们将会推翻将我们出卖给敌人的腐朽的资本主义政府，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府，拯救我们英勇的红军同志，战胜法西斯主义等等（这个德国电台并不忌讳谈论“纳粹主义的威胁”、“盖世太保的恐怖”等话题）。“工人的挑战电台”并没有在一味宣扬失败主义。它的纲领总是：或许现在已经太迟了，红军已经完蛋了，但我们或许能够拯救自己，如果我们能够“推翻资本主义”的话，这将通过罢工、兵变、在军工厂进行破坏等手段实现。另外两个“自由”电台是“基督徒和平运动”（宣扬和平主义）和“喀里多尼亚电台”（宣扬苏格兰民族主义）。
您可以看到，每一种德国的宣传都对应着一种现存或潜在的失败主义。哈哈勋爵和“新英国广播电台”的对象是持反美立场的中产阶级，大体上说是那些阅读《真相》和在战争中商业利益受损的人。“工人的挑战电台”的对象大体上是共产主义者和左翼极端主义分子。“基督徒和平运动”的对象是和平誓约联盟的成员。但我不希望让您以为德国人的宣传很有成效。无疑，这些节目几乎彻底失败了，特别是在过去18个月来。许多事情表明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德国人对英国的内部情况并不是很了解，大部分宣传内容，即使你收听了也不会被打动，因为他们会犯下心理学意义上的低级错误，而任何真正了解英国的人都能指出来。但不同形式的失败主义确实存在，或许还会蔓延滋长。在上面的内容里，我似乎提到了一些不足为道的人物和派系，但在这场我们生活其中的血淋淋的闹剧里，我们永远不知道某个小人物或某个半疯狂的理论会不会变得重要起来。我注意到，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愿意与法西斯主义达成妥协。这是值得关注的一件事情。知识分子卖国通敌是过去两年来的一个现象。之前我们总是以为法西斯主义的恐怖是不言自明的。没有哪个有思想的人会和它打交道，而且我们以为法西斯分子一有机会就会将知识分子消灭。我们看到在法国发生的事情证明这两个想法都不是事实。维希政权和德国人发现保留“法国文化”充门面是很容易的事情。许多知识分子愿意投诚，而德国人也愿意利用他们，即使他们是“腐朽没落”的阶层。眼下尤金·德鲁·拉罗谢尔[53]正在编辑《新法国评论》，庞德[54]在罗马的电台声讨犹太人，塞林[55]成为巴黎的贵宾，至少他的作品很受重视。而所有这些人原本应该被归为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名下。但他们也是对付英国和美国知识分子的有力手段。如果德国人占领了英国，类似的事情将会发生，我想我可以列出将会通敌合作的人的名单。
这里没有什么新闻。文坛很平静。纸张的紧缺似乎促使了短篇读物的出现，这或许是好事，或许会让在英国一直没有受到应有重视的“中篇故事”复兴。在之前的信件里我提到迪伦·托马斯参军了，我说错了，他的健康情况不适合参军，现在正在英国广播公司和情报部任职。以前从事写作的人差不多都一样，大部分人立刻投身政府。
食物的情况和以前一样。圣诞节那天我们吃了布丁，但它们的味道比以前淡了。烟草紧缺的情况改善了，但火柴非常紧缺。啤酒又掺水了，自从重整军备以来这都第三回了。随着空袭的减少，灯火管制正在逐步解除。仍然有人在地铁站睡觉，但每个站只有零星一些人。被破坏的房屋的地下室被砌了砖，变成了蓄水池，用于防火。它们看上去像是古罗马的浴池，让废墟看上去比以前更像是庞贝古城。空袭的停止造成了奇怪的结果。在空袭最严重的时候，政府制订了将废墟平整为游乐场的计划，将炸弹的碎片用作基土，现在这些工作只能被迫中止，因为再也没有弹片可供利用了。
祝您一切安好
您真诚的
乔治·奥威尔
1942年5月8日[56]
英国的危机
上次我给您写信的时候，远东的局势开始恶化，但没有关乎政治的大事发生。现在我可以很肯定地说我们正处于一场政治危机的边缘，在过去两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一直在预料这件事情。情况是如此复杂，我敢保证甚至就在您收到这封信之前还会有许多事情发生，并推翻我的预测，但我还是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作分析。
事实的基本面是，人们现在已经受够了，他们愿意像在敦刻尔克危机时那样接受激进的政策，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现在认为，或倾向于认为他们的潜在领袖是斯塔福德·克里普斯。我不是说有大批的民众在呼吁走社会主义道路，我只是说英国的群众想要得到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无法得到的东西，并愿意为此付出几乎任何代价。譬如说，在我看来，没有多少人感觉到对工业进行国有化的迫切需要，但除了少数利益群体之外，如果有人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们不推行国有化的话就不可能进行高效的军工生产，所有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接受国有化。事实上，“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本身并不是一个有号召力的口号。对于人民群众而言，“社会主义”只是意味着议会里名誉扫地的工党，而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是对所有旧政党的广泛厌恶。那么，人们要的到底是什么呢？我想说的是，他们明确想要的是更大的社会平等，将政治领导人统统扫地出门，执行激进的战争策略和与苏联结成更紧密的同盟关系。但在尝试预测可能会出现的政治演变之前，你必须去思考这些渴望的背景。
这场战争以两种方式让这个社会的阶级本质清楚地暴露在英国人民眼前。首先是所有真正的权力都取决于阶级特权这个确凿无疑的事实。你必须上过某所对路的学校才能得到某份工作，而如果你搞砸了，必须被赶走的话，另一个来自某所对路的学校的家伙会接替你的职位，如是更替。在歌舞升平的时候，这种情况或许不会引起注意，但在危机时刻就会暴露出来。其次是战争带来的艰难，说得温和点，对于任何年收入在2000英镑以上的人而言并非如此艰难。我不想细细描述逃避食物限量供应的方式，免得你觉得很无聊，但你只需要知道，当普通民众只能吃着寡然无味的食物，失去已经习以为常的许多享受时，富人除了没有红酒、水果和糖之外，什么也不缺。他们可以几乎不受食物限量供应的影响，甚至不会违法，而且黑市贸易很活跃，此外还有非法贩卖的汽油，逃避所得税的情况也非常普遍。这种事情并非无人察觉，但什么也没有发生，因为没有人想去管这些权钱勾结的事情。我只举一个例子：粮食部不顾高层众多反对意见，终于准备通过限制在酒店或餐厅里吃一顿饭的额度打击“奢侈吃喝”。而在法规通过之前，逃避的方式就已经想好了，而这一切几乎毫不掩饰地就在报纸上讨论。
这场战争还引发了其它矛盾，但不像黑市所引起的忌妒或士兵对接受庸才军官的命令满腹牢骚那么明显。一个是工资微薄的士兵（至少在陆军部队里是这样）对领高工资的军工厂工人越来越不满。如果将士兵的工资提高到军工厂工人的水平，结果要么会是通货膨胀，要么会将劳动力从战争生产转移到消费品生产上。唯一真正的解决方式是削减普通工人的工资，而只有最激进的全面收入削减才能让这种做法被接受——简而言之，就是推行“战时共产主义”。除了普通意义上的阶级斗争之外，还有外国人有时候不会意识到的资产阶级内部更深层次的忌妒。如果你说一口英国广播电台式的英语，你就可以得到工人阶级所得不到的工作，但除非你属于上层阶级，否则你几乎不可能跨越一定的层次。到处都有能干的人觉得自己遭到出身世家的无能之辈的排挤。与这件事情联系在一起的是过去二十年来英国人民感觉自己在遭受压迫：如果你是一个有头脑的人，“他们”（上层阶级）不会让你得到任何真正重要的职位。在资本得势的年代，我们缔造了大腹便便的毕灵普阶层，他们垄断了政府和军队里的职务，对知识分子报以本能的仇视。这在英国或许是比在美国这样的新兴国家更重要的因素。它意味着我们的军事缺陷远不只是资本主义固有的弊端。在英国，如果你发现一位有才干的人掌握了真正的权力，那通常是因为他碰巧生于一个贵族家庭（例子是丘吉尔、克里普斯、蒙巴顿[57]），即使是这样，他们也只有在其他人不想承担责任的危机时刻才能上位。除了贵族之外，那些“聪明人”根本无法进入真正的权力阶层，而且他们都知道这一点。当然，上层阶级也有“聪明人”，但中产阶级与上层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是问题的基本面。
《党派评论》的3月—4月刊说“权力的缰绳仍牢牢地掌握在丘吉尔的手中”，这是错误的。丘吉尔的地位岌岌可危。直到新加坡沦陷之前，确实可以说群众拥戴丘吉尔，但不喜欢政府的其他人员。但近几个月来，他的人气急剧下滑。而且保守党内的右翼分子在和他作对（大体上，他们一直仇视丘吉尔，但不得不忍气吞声很长一段时间），而比弗布鲁克正在玩弄我不是完全明白的把戏，但其目的一定是让他自己掌权。我不认为丘吉尔还能再保住权力多久[58]，但仍不能肯定他是否会被克里普斯、比弗布鲁克或约翰·安德森爵士[59]所取代。
为什么几乎每一个反法西斯人士在法国沦陷之后都支持丘吉尔的原因是没有其他人——也就是说，没有哪个有足够名气的人——能够掌权，而且能够被信任不会向敌人投降。我们应该在1940年成立一个社会主义政府这种说法毫无意义，这么做的群众基础或许存在，却没有人担任领袖。工党没有这个胆量，社会主义者是失败主义者，而且左翼人士里根本没有一个拥有全国威望的人选。接下来的那几个月，对领袖的要求是坚毅不屈，而丘吉尔正是这样的人。但现在情况已经改变了。战略局势或许要比1940年的时候有了很大的好转，虽然群众并不这么认为；他们痛恨战败，他们知道有些失利根本是可以避免的，而且他们渐渐清醒过来，意识到丘吉尔的演说虽然很精彩，但还是以前那帮人在掌握着权力，什么也没有改变。自从丘吉尔执政以来，政府开始在补选中失利。在最近五次补选中它输了三次，而在两次没有输掉的补选中，有一次反对党的候选人是反战人士（独立工党[60]），另一次反对党的候选人是失败主义者。这些选举的投票率都很低，有一次跌到了破纪录的24%。（但大部分战时选举的投票率都很低，你必须考虑到人口迁徙的因素。）显然，人们对旧的政党失去了信心，克里普斯的出现带来了新的变数，他现在是名望卓著的人物。就在形势非常糟糕的时候，他从俄国载誉而归，虽然这些荣誉并不归他所有。当时人们已经忘记了苏德战争爆发时的环境，将“把俄国争取到我们身边”的功劳归到他的头上。但是，他早前的从政史和从未出卖自己的政治理念的操守为他带来了回报。有理由认为那时候由于他并没有掌控任何党派，他没有意识到他的个人地位是如此举足轻重。如果他透过可以利用的渠道直接向公众呼吁，或许他可以在当时就迫使政府采取更加激进的政策，特别是朝更宽容地与印度达成和解的方向迈进。但他犯下了错误，加入了政府，而带着一份肯定会被拒绝的提议前往印度几乎是同样严重的错误。我没办法将我所了解的一些关于克里普斯与尼赫鲁谈判的内幕刊印出来，而且整件事情实在是太复杂了，没办法在这封信的篇幅里写清楚。重要的事情是谈判的失败令克里普斯名誉扫地。最希望谈判破裂的人是印度国大党里的亲日派和英国的保守党右翼分子。当时哈利法克斯勋爵[61]在纽约的演讲被解读为尽可能地得罪印度人，从而使得克里普斯和尼赫鲁的会晤更难进行。印度的亲日派目前也在进行类似的举措。克里普斯虽然在印度名誉扫地，但在英国仍受到拥戴——如果说他的名誉受损，那是因为他加入了政府，而不是在德里遭遇的失败。
我还不能为您就克里普斯是不是大众理想的政治人物这个问题提供有价值的意见。他是一个谜一般的人物，没有一以贯之的政治理念，认识他的人只能在一件事情上达成共识：他是一个私德无亏的人。他的地位完全取决于民意对他的支持，因为工党与他为敌，而保守党只是暂时支持他，因为他们想利用他去对付丘吉尔和比弗布鲁克，希望能将他变成另一个像艾德礼那样的傀儡。一部分工人对他抱以怀疑（我听到的一个看法是“他太像莫斯利了”——意思是太像一个“摆出亲民姿态”的世家子弟），而共产党人反对他，因为他被怀疑持反对斯大林的态度。比弗布鲁克似乎已经在部署攻讦克里普斯的行动，他的报纸正在利用克里普斯以往说过的反对斯大林的言论。根据德国人的广播，我注意到他们愿意看到克里普斯上台，如果这么做的代价是丘吉尔被端掉。他们的算盘或许是因为克里普斯没有党派机器可以依靠，他很快就会被右翼保守党人排挤掉，为约翰·安德森爵士、伦敦德利勋爵[62]或某个类似的人物铺路。我还不能肯定地说克里普斯并不是一个被公众寄予希望的二流政治人物，一个被民意的不满吹出来的泡泡。但不管怎样，当他从莫斯科回来时人们对他的评价是非常重要的迹象。
战略
人们不停地在谈论第二战线，反对和赞成的人大致是按政治阵营划分的。大部分论调极其愚昧无知，但即使没有多少军事知识的人也知道过去几个月来我们的失利是因为毫无意义的防御性行动，而如果将兵力集中在一起并采取攻势的话，或许能取得一定的战果。公众舆论似乎总是比那些所谓的专家在战略、战术和武器等问题上更先知先觉。我不知道开辟第二战线是否可行，因为我不知道关于船只运输的真实情况，关于后者我唯一的线索就是过去一年来食物供应的情况并没有改善。官方的政策似乎是在反对第二战线这个想法，但或许那只是军事上的障眼法。右翼报纸在大肆渲染我们对德国的轰炸，并表示我们光是不停地发动敢死队进攻就能够在欧洲的海岸线拖住敌人的百万大军。这根本是无稽之谈，因为在夜晚变得短暂的时候突击行动不会取得多大的战果。而且有了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没有多少人相信轰炸能够解决任何问题。大体上，群众的想法是崇尚进攻，当政府违反了国际法时总是很高兴（如伊朗、叙利亚、马达加斯加[63]），认为它是在动真格的。但是，进攻西班牙或西属摩洛哥（我认为那是开辟第二战线最有希望的地方）这个想法很少被提及。所有的观察家都认为军队里的士兵和基层军官非常恼火，但海军和空军的情况则还好。为执行危险任务的师团如敢死队和伞兵部队招募士兵并不困难。一份抨击毕灵普分子和死抓军容等做法的匿名宣传册最近卖得很火，这也是《每日镜报》的纲领，它是士兵们最喜欢的报纸，几个星期前它因为批评高层而几乎遭到查封。另一方面，战争初期出现的那些抱怨军旅的艰难生活的宣传册似乎已经消失了。或许一个重要的迹象是现在广为流传的一则传闻，说高层一意抵制俯冲轰炸机的原因是这些轰炸机造价低廉，无利可图。我对这个故事的真相一无所知，但我把它记录下来，因为许多人都相信。丘吉尔几天前的演讲提到德国人可能使用了毒气弹，这被解读为毒气战将很快开始的警告。许多人都说：“我希望我们会先发制人使出毒气弹。”我觉得群众的态度或许变得更强硬了，虽然普遍存在不满，缺乏正面的战争目标。要了解群众有多关心新加坡的灾难很困难。在我看来，工人阶级更关心德国战舰从布雷斯特[64]的逃脱。大体的民意似乎认为德国才是真正的敌人，报纸激起民众对于日军暴行的仇恨并没有成功。我的感觉是：只要德国还在战场上，英国人民就愿意继续打下去，但如果德国被打败了，他们并不愿意继续和日本打下去，除非出台务实理智的战争目标。
与俄国结盟
在前面的信件里我提到了亲俄情绪在急剧膨胀。但很难肯定它到底有多深切。不久前一个托派分子对我说，他认为俄国人的成功抗战为他们赢回了因为苏德同盟和苏芬战争而失去的名誉。我并不相信这一点。事实上，虽然苏联赢得了之前未曾有的崇拜者，但许多曾经不加批判就拥戴俄国的人现在变得更加审慎了。你会注意到公开所说的话和私底下说的话之间是有区别的。在公共场合没有人会说出一句反对苏联的话，但在私底下，除了那些经常会碰到的“幻灭的”斯大林主义者之外，我注意到思想家的群体中出现了一种狐疑的态度，特别是在关于第二战线的对话中你会发现这一点。亲社会主义者的态度是，如果我们开辟第二战线的话，俄国人会非常感激我们，他们将会是陪伴我们战斗到最后的同志。事实上，在事先没有达成清晰的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开辟第二战线只会让俄国有机会单独媾和，因为如果我们成功地将德国人从俄国领土吸引开来的话，他们还有什么理由继续战斗下去呢？左翼报纸赞同的另一个理论是我们仗打得越多，我们在战后的谈判中就有更大的话语权。这也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主导和平谈判的国家是那些最后实力最强的国家，而这指的总是那些最善于避战的国家（譬如上一场战争的美国）。这种想法很少能被刊登出来，但私底下人们都承认这一点。我认为人们并没有完全遗忘苏德同盟，对于又一场背叛的担心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希望达成更紧密的同盟。但此外还有很多带有感情色彩的对俄国的吹捧，这些言论起于无知，又被形形色色的骗子煽风点火，这些人虽然打心眼里反社会主义，但看出了打红军牌很能讨民众的欢心。我必须收回我在之前的信件里对比弗布鲁克名下的报刊所作的正面评价。在放手让他的记者自由行事大概一年后（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为开启民智做了有益的工作），比弗布鲁克再度执掌报纸，并安排他的手下去抨击丘吉尔和更加直接地抨击克里普斯。与此同时，他对燃料限量供应、汽油限量供应和对私人资本主义的其它限制等问题大放厥词，而且装出比斯大林分子还要斯大林分子的姿态。大部分右翼报刊奉行的是更谨慎的歌颂“伟大的俄国人民”的方针（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情况也是如此），并对俄国政权的本质保持沉默。《国际歌》终于在电台上播放了。莫洛托夫关于德军暴行的发言被作为白皮书发行，但为了照顾某一方的情绪（我不知道到底是斯大林的感情还是英国国王的感情），封面上没有印上皇室的徽章。群众对俄国怀有好感。他们欢迎关于战争目标的联合宣言和战略上的紧密配合。我认为许多人意识到当慕尼黑会议的那帮人依然掌权时，很难与俄国结成紧密的同盟，而且很少有人意识到美国在政治上的相对落后会是另一个难题。
要革命还是要灾难
以上就是我所看到的形势。我觉得我们回到了曾经在敦刻尔克撤退之后存在过但没有加以利用的革命形势。从那时候直到不久前，你的思路一定是这样递进的：
以我们现在的社会和经济结构，我们不可能获得战争的胜利。
除非民意迅速觉醒，否则社会结构不会发生改变。
促进民意觉醒的唯一因素是军事上的危机。
而再来一次危机的话，我们将会输掉这场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你能够做的就是“支持”这场战争，而这包括支持丘吉尔，并希望困难最终会以某种方式得到解决——由于战争的需要，国家不可避免地会走向集权经济和更加平等的生活标准，迫使这个政权逐渐左倾，将最卑劣的反动派统统赶走。没有哪个有理智的人会以为英国的统治阶级将以立法的方式自愿退出舞台，但他们会被逼到如果他们继续掌权的话将明显有利于纳粹分子的地步。那样一来，英国群众会转而反对他们，有可能不需要使用暴力就将他们消灭。在将这斥为毫无希望的“改革策略”时，我们应该记住，英国位于欧洲大陆的炮口之下。由于我们所处的地理位置，革命失败主义根本行不通。即使军队陷入混乱的时间只有一周，纳粹分子就会杀到这里来，然后我们就不用再谈论革命了。
在一定程度上，我所预料的事情发生了。你能够看到一场世界革命战争的轮廓。英国已经被迫与俄国和中国结盟，并恢复了阿比西尼亚的独立，与中东国家签署了相当开明的条约。为了组建一支庞大的空军，阶级体制被打破了。远东的一连串失利埋葬了旧式的帝国主义观念。但我们遇到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而没有革命党和能干的左翼领导人的话，或许根本不可能逾越。克里普斯的出现能否改变这一点尚未可知。我认为，如果要作出改变的话，必须有新的政党出现；几个老牌政党显然已经垮台了，或许会加快这件事情的发生。或许克里普斯很快就会失去他的光环，如果他不脱离政府的话。但目前他遭到孤立，是最有希望号召发起新运动的人选。如果他失败了，愿上帝保佑我们不要再来一个丘吉尔式的人物。
我猜想和之前的信件一样，我写得太多了。这里每天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大家吃棕面包[65]吃了好几个星期了。基本的汽油限量供应将会在下个月停止，理论上意味着私人汽车不能再开了。新的奢侈品税非常好。香烟现在的价格是1先令10根，最便宜的啤酒是10便士1品脱（1936年的价格是4便士）。每个人的工作时间似乎越来越长。时不时地隔上几周，当你把头抬出水面喘口气时，你惊讶地发现地球仍在绕着太阳转。有一天我在公园里吃惊地看到番红花，另一天看到了梨花，另一天看到了山楂。透过战争新闻的迷雾，你在朦胧中看到了这些东西。
您真诚的
乔治·奥威尔
1942年8月29日[66]
尊敬的编辑：
写这封信的时候正值多事之秋。我们仍像三个月前一样处于冷冰冰的危机中。不知为何，克里普斯仍在政府任职，逐渐令左翼人士感到失望，但仍然有很多人相信他，等着他离开政府，并宣布革命政策。事情的演变在明确地朝反动的方向发展。和我一样，许多人注意到毕灵普主义的全方位膨胀，不让这场战争蒙上反法西斯的色彩，脱下了过去两年来激进主义的伪装。过去两年来。印度问题揭穿了许多人的面具，包括罗瑟米尔勋爵[67]。这似乎违背了在危机时刻每一个政权都会转向左倾而危机一过就转向右倾的规律，因为你很难说过去六个月来我们获得了胜利，但有什么事情似乎让毕灵普分子们对自己更加自信。
有几件不算大的政治事件值得注意。理查德·阿克兰爵士[68]的激进党派“前进团体”（类似于基督教式的社会主义）已经与普雷斯利[69]相对温和的1941年委员会合并了，改名为共同财富党。我相信这次合并不是出自阿克兰的本意。汤姆·温钦汉姆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是一个出色的煽动家，但我并不认为这些人值得被严肃对待，虽然他们已经赢得了一次补选。托派分子终于让自己成为新闻人物了，因为有人威胁说要指控它的周报《社会主义者的呼吁》。我相信这份报纸仍在运作，但面临被查禁的危险。我设法弄到了一份《呼吁》——内容很普通，但并不算一份糟糕的报纸。据说托派组织有500个成员。罗瑟米尔的报刊在追缉托派分子这件事情上特别积极。《周日电讯报》斥责托洛茨基主义的措辞和正统共产党人几乎没什么两样。《周日电讯报》是最糟糕的低俗报刊（谋杀案、合唱团女生的大腿和米字旗），也是战前的各份报刊中对法西斯主义最奴颜婢膝的一份，直到1939年的头几个月还形容希特勒是一位“了不起的正人君子”。《工人日报》的禁令被撤销了，将于9月7日复刊。这是在印度的共产主义报刊解禁之后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当前的共产主义出版物的重点是呼吁开辟第二战场，但也出版了宣传册抨击任何投票反对政府的下院议员，不管他们属于哪个政党。现在发行的反托洛茨基主义的宣传册和西班牙内战期间发行的几乎没什么两样。印度问题在英国引起了不小的骚动，并没有预想的那么热烈，因为各大报纸都串通起来，对此进行歪曲报道，而英国的印度知识分子在不遗余力地让那些可能提供帮助的人与他们为敌。范西塔特挑起的争议仍在书籍、宣传册、通讯专栏和评论月刊上闹哄哄地吵个不停。有几个一看就知道不是正经人的“独立”候选人正在国内各地参加补选，其中有几个人显然带有法西斯色彩，但没有迹象表明有大规模的法西斯运动出现。
在我看来这就是所有的政治新闻了。我觉得或许您会对发生在英国的一些微小的社会改变感兴趣——你或许可以称之为战争的必然结果。几乎所有物品的价格都受到管制，价格定得很低，这导致高档食品黑市的出现，但比起上一场战争出现的恬不知耻的囤积居奇，这件事情对士气的影响或许并没有那么严重。食物管制会不会影响公众健康以及国民的饮食会走向什么方向会是有趣的问题。有一部分收入固定而微薄的人——领养老金的人是最突出的例子——现在陷入了绝望的困顿境地，而军属领到的补贴也很寒酸，但大体上工人阶级的购买力提高了。我自己的看法是人们比以前吃得好了。负面的情况是肺结核的增加，它可能是由多个原因造成的，但有些案例的原因确实是营养不良。虽然很难进行确切的比较，但我觉得伦敦人的气色比以前好了，精神更加活跃，而且大腹便便的人看上去少一些了。在战前，英国工人即使在拿高工资的时候，可以想象，吃的也是非常不健康的食物，而限量供应迫使他们回归更简单的饮食。譬如说，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在一个成人每周限定三品脱牛奶的情况下，自战争爆发以来牛奶的消费量实际上增加了。最显著的下降是糖和茶叶的消费。在战前很多人一周要吃几磅的糖，两盎司茶叶按照英国的标准很是寒酸，虽然不喝茶的小孩子也可以领到他们的份额让情况有所缓解。在领救济金的年代，煮个不停的茶壶是英国生活的一个基本特色。虽然我自己很想念茶叶，但我并不怀疑没有茶叶我们的生活更好一些。全麦面包也是一个进步，虽然工人阶级并不喜欢吃。
战争与不再进口外国食品使得人们吃起了英伦诸岛的天然食物：燕麦、鲱鱼、牛奶、土豆、绿色蔬菜和苹果，这些都是健康食物，虽然很单调。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食物是我们自己出产的，但比例大概是60%到70%之间。自从战争爆发以来，英格兰多开垦了600万亩新的农田，大不列颠境内总共开垦了900万英亩农田。战后英国一定会变成更农业化的国家，因为无论战争的结局是什么，由于印度、澳大利亚等地工业化的影响，英国将会失去许多市场。那样一来，我们将向我们祖先的饮食回归，或许这几年的战争会是挺好的准备时期。由于疏散行动，数十万在城市里出生的孩子现在被转移到乡村，或许可以让回归农业生活方式变得更加容易。
服装的限量供应现在开始体现在群众寒酸的衣着上。我原本以为这会凸显阶级区别，因为这是根本不符合民主的举措，对有钱人几乎没有影响，他们已经有一大堆衣服了。而且限量供应只是规定你能够购买的衣服的件数，与衣服的价格无关，因此，一件售价100基尼[70]的貂皮大衣和一件售价30先令的防水服消耗的票据是一样的。但现在情况似乎是不穿制服的人看上去都很寒酸。男性的晚礼服基本上消失了。穿灯芯绒裤子和女人露出小腿的情况都增加了。你能称之为革命性的衣着改变还没有出现，但改变或许就要到来，即便只是为了减少布料的浪费。商务部对这个问题只能小打小闹地应付，譬如说：禁止裤脚卷起，但它已经在考虑让每个人都穿上战斗服。衣服的质量在下降，但没有我预料的那么糟糕。化妆品开始变得稀缺，香烟没有了玻璃纸和防油纸的包装，以廉价的纸包出售或散卖。写字用的纸越来越像厕纸，而厕纸越来越像锡纸。餐具很紧缺，一种难看的白色“实用”餐具正被生产出来，看上去就像在监狱里的东西。所有未受管制的物品，如家具、床单、时钟、工具，价格都涨到天上去了。现在基本的汽油限量供应停止了，路上很少看到汽车，在农村很多人又用起了马车。除了午夜之后才有的零星几辆的士之外，伦敦就没有其它交通工具了。当你去别人家里吃饭时，顺便在那里过夜成为习以为常的事情。由于空袭和火灾巡视，人们已经习惯于不在床上睡觉，在什么地方都能睡着。我们还没有感受到燃料短缺，但到了一月份就会有所体会。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煤矿老板们一直成功地阻止了对燃料实施限量供应，据估计这个冬天我们将短缺2500万吨煤炭。各个地方的建筑都变得非常凋零，不仅是由于空袭的破坏，而且还因为缺乏维修养护。石膏板剥落了，窗户用麻布或纸板补上，每条街的商店都空荡荡的。摄政公园一带几乎沦为废墟。中看但不牢靠的房子再也没有人住，由于潮湿和无人照料而变得破败不堪。另一方面，公园的栏杆被拆掉以利用铁料，变得漂亮得认不出来了。花园和广场也是一样，但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家设法保住了栏杆，把民众拦在家门外。大体上说，有钱的地方就有栏杆。
美国杂志的到来让你知道自开战之后英国确实发生了改变——那厚厚的一本杂志，用的是五彩斑斓的光滑纸张，印着催促你把钱花在垃圾上的广告。战前英国的广告无疑没有美国的广告那么花哨卖力，但二者所营造的精神氛围是相似的。看着一则印在光滑的纸张上、占满整个页面的广告会让你产生回到了1939年的错觉。期刊的版面减少了许多，显得尽是广告，但广告的总量少了，政府的广告总是占据了商业广告的空间。到处都是变得空荡荡的广告牌。在地铁站里，你能看到有趣的进化过程：商业广告变得越来越小（有的才1英尺宽，2英尺长），官方的广告正逐渐取代它们。但这只是反映了国内贸易的下降，并不代表思想的改变。一个突出的时代特征是为已经不复存在的产品打广告。只举一个例子：有一则广告，上面用大大的字母写着“IRON”（铁），下面是一辆威武的坦克，再下面是一则简短的介绍，关于回收废铁进行利用的重要性，最底下是一则以小字印刷的提醒，说战后补铁药丸会像从前那样贩卖。这从侧面让人了解到不久前“大众观察”所报道的怪事，而我有限的经历也证实了这一点：许多工人都害怕战争结束，因为他们预料到很快就会回到以前有三百万人失业的情况。群众并没有意识到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旧式的资本主义体制已经毁灭，我们面临的危险是强制劳动而不是失业，他们只是模糊地觉得“世道将会不一样”。这场战争没有改变的广告似乎是那些剧院和专利药品的广告。有些药品买不到了，但英国人并没有失去吃药的热情，阿司匹林、非那西汀等药品的消费量无疑增加了。所有的酒馆无一例外都在卖阿司匹林，还有许多新型药物出现了。其中一种名叫“闪电”，是快速提神剂。
我似乎又在向你讲述一些非常琐碎的事情，但这些习惯的微小改变都是在指向一种更加平等、不那么依赖进口奢侈品的生活方式；如果英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种生活方式在艰难的过渡时期将起到作用。我们越来越习惯于曾经以为无法忍受的条件，并开始摆脱社会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在和平时期都努力引导培养的消费者心态。由于步入社会主义几乎可以肯定会导致头几年生活水平的下降，或许这会是好事。当然，除非社会结构也发生改变，否则我们的食物和衣服的改变毫无意义，因为上一场战争期间也有很多和现在一样的事情发生：那时候也是人们有钱但食物短缺，农业重新兴旺发达，大批女人涌入工厂，工会成员急剧膨胀，政府加大了对私人生活的干预，由于需要大批的军官，阶级体制被撼动了。但那时候没有真正的权力转移，战后旋即以惊人的速度回归“正常”。我不相信这一次同样的事情还会发生，但我不能说我看到了确凿的证据表明这种事情不会发生。我认为目前唯一保证它不会发生的理由是所谓形势的必然。旧式的资本主义无法赢得战争，而过去三年来的事件表明我们没办法推行法西斯主义。因此，和两年前一样，现在你能够以“要么……要么……”的方式去预测未来：要么我们走向社会主义，要么我们输掉这场战争。一个奇怪的，或许令人不安的事实是，在1940年你和现在一样很容易作出这一预言，但根本的形势几乎没有改变。我们已经置身熊熊燃烧的甲板两年了，但不知怎的，那颗炸弹一直没有爆炸。
现在街头有许多美国士兵。他们的脸上总是带着不满。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美国人的正常表情，与之对比，英国人的正常表情温和、含糊而且忧愁。在地方军里，我们收到的命令是要向军官敬礼，但我并不会这么做，而他们似乎也不指望我这么做。我相信有的小镇已经被美国部队占据了。妒忌已经很严重，迟早得对收入差距采取措施。美国士兵的收入是英国士兵的五倍，这对追女孩子产生了影响。而且工人阶级的女孩或许觉得听到她们在电影里经常听到的口音从一张活生生的嘴里说出来是非常刺激的事情。我觉得外国士兵不会抱怨这里的女人对待他们的态度。波兰士兵已经为解决我们的生育率问题作出了他们的贡献。
您真诚的
乔治·奥威尔
1943年1月3日[71]
尊敬的编辑：
从我给您写第一封信到现在刚好两年了。当时我听着高射炮的声音写那封信，那时候我们处于绝望的境地，而且似乎到了政治进步高歌猛进的边缘。而当我开始写这封信时，军事形势有了极大的改善，政治形势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黑暗。我的上上封信是在去年五月份写的，您为它加上了自己拟定的标题“英国的危机”，嗯，那场危机已经结束了，反动力量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丘吉尔又牢牢地掌握了权力，克里普斯挥霍了他的机会，没有别的领袖或运动出现；更重要的是，在这场战争的西线战事结束之前，很难看到革命形势将会再次出现。我们有过两次机会：敦刻尔克撤退与新加坡沦陷，但两次机会我们都没有抓住。在尝试预测这件事情将会造成的结果之前，让我大致勾勒我所看到的今年的整体趋势。
政府在形势顺利时会转向右倾，而在遇到危机时会转向左倾，这个规律大体上是成立的，尽管与个别事件并不完全吻合。远东战事惨败——政府招纳了克里普斯，并派遣他出使印度（他们也许在背后做了不少手脚，以确保印度人民不会接受英国政府所提出的条件，但至少是对英国民意的一大让步）。美国在太平洋战场获得胜利，德国人无法攻入亚历山大港——印度国大党的领袖被逮捕[72]。英国在埃及取得胜利，美国攻入北非——和达尔兰拉拉扯扯，向佛朗哥大献殷勤。但一整年来——事实上我在之前的信件里提到过——毕灵普主义在明显膨胀，而且在更加明目张胆地排挤“赤化分子”，后者在需要提升士气的时候能派上用场，但现在可以被丢在一边了。克里普斯突然被解职只是一个在全方位进行的过程的体现。除了全面右倾之外，在我看来还有另外两个重要的演变。一个是第二战线的鼓噪，在七月份达到顶峰，之后蒙上了比以前更明确的政治色彩。北非战役暂时让开辟第二战线的聒噪得以平息，但在之前的几个月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军事意义上的争议，而是亲俄派与反俄派之间的斗争。另一个演变是伴随着美国对英国政策的逐步控制，反美情绪在滋长。我相信民众对美国的态度在过去几个月发生了改变，待会儿我会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与此同时，我们逐渐怀疑自己或许低估了资本主义的力量，右翼分子或许终究能够单凭自己的力量就赢下这场战争，不需要实施激进的改变。这个想法令任何有思想的人感到非常沮丧。关于“战后”的愤世嫉俗的言论广泛流传，而1940年那种“我们要同仇敌忾”的感情已经消退了。过去几周来的重大政治话题是关于社会保障的毕福理奇报告[73]。人们似乎觉得这个非常温和的改革措施好得几乎不可能实现。除了少数利益群体之外，每个人都支持毕福理奇——包括左翼报纸，换了几年前它们会斥责这么一个计划带有法西斯主义的色彩——与此同时，没有人会相信毕福理奇的计划真的会被采纳。大家的想法是“他们”（指政府）会假意接受毕福理奇报告，然后将它束之高阁。无能为力的感觉似乎在蔓延，这体现在补选越来越低的投票率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公众示威是去年夏天要求开辟第二战线时进行的。没有示威活动反对和达尔兰的交易，虽然绝大多数人都反对这么做。也没有因为印度问题而举行公众示威，虽然民众的情感仍支持国大党。极端左翼分子仍然是失败主义者，除了俄国前线的消息之外，在北非战役的每一阶段，他们的报刊对军事事件的诠释几乎都抱以绝望的悲观主义。我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左翼人士支持的军事专家都是失败主义者，他们不靠谱的阴郁预测落空了，但并不影响他们的名声，就像右翼分子支持的军事专家不靠谱的乐观预测落空也不影响他们的名声一样。然而，这种情况的一部分原因是出于妒忌和“对着干的思维”：现在很少有人真的相信德国人会取得胜利了。至于过去三年来的真实的士气状况——右翼分子比左翼人士更有勇气和能力——没有人愿意面对这一点。
现在谈一谈英美关系。在前面的信件里我简略地提到过英国的各种亲美情绪和反美情绪。从那以后反美敌意在明显增长，现在蔓延到原来的亲美人士，如文学界的知识分子。一件重要的事情是意识到过去十五年来，英国与大部分国家的不同之处是它没有值得一提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英国的知识分子普遍持反对英国的态度，虽然他们崇拜苏联，但也认为美国不仅比英国更加现代高效，而且有更真实的民主。在1935年至1939年间，令人惊讶的是，左翼知识分子接受了许多美国报刊哗众取宠的“反法西斯”言论。之前曾经出现过在文化上向美国靠拢并崇尚美国语言甚至美国口音的优越性的趋势。但这个态度正在发生改变，因为他们开始发现美国有可能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而且在政治上远远落后于英国。现在人们爱说张伯伦对德国奉行绥靖政策，而丘吉尔对美国奉行绥靖政策。事实上，英国的统治阶级显然是靠美国的军事实力在撑腰，或许会藉此获得原本不可能实现的新生。现在人们将每一个反动行为都怪罪到美国头上，甚至到了有失公允的地步。譬如说，即使是消息灵通的人也相信与达尔兰勾结是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由美国人“指使”的，尽管事实上英国政府一定要为此负责。
工人阶级内部也有广泛的反美情绪，这是由于美国士兵在英国的出现，而我相信美国士兵内部也有非常尖锐的反英情绪。我得在这里声明这些是二手的证据，因为要和一个美国士兵接触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街头到处都是美国士兵，但他们不会去普通的酒馆，甚至在他们经常去的酒店和鸡尾酒吧里，他们也总是和自己人在一起，即使和他们搭讪也几乎不理睬你。和他们有接触的美国平民说除了惯常的对食物、气候等的抱怨之外，他们还抱怨没有受到友善的对待，找乐子得自己掏钱，讨厌英国生活的沉闷、老土和贫穷。确实，突然间从舒舒服服的美国文明被调派到烟雾缭绕、多雨潮湿、因为三年的战争而凋零破败并且什么消费品都紧缺的英格兰中部小镇可不是什么开心的事情。但是，我怀疑即使在和平时期普通的美国人也住不惯英国。英国和美国的文化差别非常深刻，或许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而且显然美国人很瞧不起英国人，就像英国的底层平民瞧不起拉丁民族那样。所有接触过美国部队的人都说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战争，仗都是他们打的，而英国人啥都不会，就知道逃跑，等等等等。美国人和英国本地人之间缺乏沟通的程度之严重令人惊讶。自从第一批美国士兵来到英国已经八个多月了，我还没有见过一个英国士兵和一个美国士兵在一起。军官交往偶尔见到过，但士兵交往从未见到过。妇女们对于美国部队初期的好感似乎已经消退了。你看到美国士兵只和妓女或轻佻的女人交往，整个国家都在报道同样的事情。据说在苏格兰关系要融洽一些，但那里的人要比英国人更加热情，而且英国人似乎更喜欢美国黑人而不是美国白人。
如果你问英国人为什么他们不喜欢美国人，第一个答案是他们“总是在吹嘘”，然后是更加切实的对士兵的军饷和伙食的抱怨。一个美国士兵每天的军饷是10先令而且吃住全包，按照当前的工资和所得税，这意味着整支美国部队在经济上是中产阶级，而且是中产阶级的上层。至于伙食，我认为人们不会反感士兵吃得比平民好，因为就食物的营养而言，英国士兵也吃得比较好，但美国人分配到的食物还包括专门留给儿童的食品，还包括显然会浪费航运吨位的进口奢侈品。他们甚至进口啤酒，因为他们不喝英国啤酒。人们愤愤不平地指出为了运这些东西过来，付出了水手淹死的代价。你还可以想象围绕着美国军官霸占了所有的出租车，喝光了所有的威士忌，使所有带装修的房间的租金涨到了前所未闻的地步这些事情而产生的妒恨。你经常听到的评论是：“要是他们真的在打仗而不是空谈，我可不介意。”这些话只是为了泄愤——事实上，当美国部队加入欧洲战事时，这个态度将会深刻改变。目前的情况和虚假战争[74]时期我们和法国的关系很相似。
这种状态能否通过更好的宣传方式得以改观值得商榷。我发现刚从美国回来的人或了解那里情况的人，特别是加拿大人，对英美关系表示担心，而且认为英国为战争付出的努力应该在美国更加高调地宣扬。但是，英国的宣传问题要比大多数人所想的更加复杂。举一个例子——取悦各个自治领在政治上是必要之举，这包括贬低英国。结果就是，德国人能够似是而非地说英国人的仗都是殖民地的部队帮他们打的，但这比得罪澳大利亚人害处要小一些，他们与大英帝国的关系很松散，而且在文化上仇视英国。这种两难境地以不同的形式一次又一次地出现。至于对美国的态度，一些宣传人员认为让美国人仇视英国是好事，因为这让他们对自己感觉良好，而且有助于“维持士气”。有人因为我们让美国人以为像哈利法克斯勋爵这样的人代表了我们而感到气愤——他们担心他会被视为一个典型的英国人。他们总是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派遣几个来自威根或布拉德福德的普通工人，让他们知道我们和他们一样是体面的普通人呢？”我觉得这有点矫情。当然，让哈利法克斯勋爵代表英国确实就像让印第安红番的头人去代表美国，但各个国家的平民会一见如故相亲相爱的理论并没有得到经验的证实。几乎所有地方的平民都有排外情绪，因为他们不习惯外国的食物和习俗。认同左翼思想并不会改变这种情况，我在西班牙内战就了解到这个事实。这个国家的民众对于苏联的好感在部分程度上取决于没有几个英国人见到过俄国人。你只需要看看英语世界纠缠不清的文化仇恨就知道同文同种并不是友谊的保证。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英国都不会走上法国的道路，英国和美国之间敌意的增加或许直到战争结束都不会造成真正的影响。但如果德国在1943年或1944年战败，然后得再花两年的时间解决日本——现在大家都这么认为——它或许会造成直接影响。那样一来，对日战争很可能会被描述为“一场美国人的战争”，比“一场犹太人的战争”更有迷惑性的说辞。英国群众认定希特勒才是敌人，士兵们总是说“打完德国我就收拾行装走人”。这并不表示他们真的想要这么做或将会这么做，而且我认为大部分人的想法会是继续进行战争，除非那时候俄国再次改变立场。但“我们在为了什么而战”这个问题在德国战败之后一定会变得更加尖锐突出，而英国的亲日派届时会狡猾地利用普遍的厌战情绪。在街头群众的眼中，远东的战争是为了橡胶公司和美国人而进行的战争，那样的话，反美情绪或许会是重要的因素。英国的统治阶级从未宣布它真正的战争目标，而那恰好是不可告人的，在形势不利的时候，英国会被迫采纳有革命色彩的战略。因此，总是有可能在不输掉这场战争的情况下让它走向民主化。但现在形势开始转变，美国的百万富翁和他们的英国帮闲想要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悲哀的世界立刻开始成型。英国人民不想要这么一个世界，或许在纳粹分子被消灭之后会积极地说出来。如果他们能够理顺自己的想法，他们想要的是由英国和苏联结成的紧密同盟统治的欧洲合众国。在感情上这个国家的大部分民众更愿意和俄国而不是和美国结盟，可以想象民众或许会被激起反美情绪。在民众对与达尔兰进行交易这件事情的反应上就已经可以看出迹象。我不知道有没有某个领袖或政党能够在希特勒被消灭而欧洲陷入混乱时为这些趋势提出呼吁。现在我一个人都看不到。反动派加紧了对方方面面的控制。但你至少可以预测在某个时候激进的变革将再度成为可能。
没有别的新闻了。又一个法西斯政党成立了：英国国民党。还是以往那一套——反布尔什维克、反大型商业什么的。这些人不知道从哪里弄到了一些钱，但似乎追随者并不多。共同财富党已经内讧分裂了，但其主体或许正在取得进展。有进一步的迹象表明英国国教的左翼势力在增强，过去几年来就有朝这一方向发展的趋势。其核心势力并不是人们所想的“现代主义派”，而是亲天主教的高教会派，按照教条是“极端右翼”。
《教会时报》是英国国教的官方报纸，在乡村教区有庞大的发行量，过去几年来是一份温和的左翼报纸，在政治思想上相当开明。自从达尔兰事件后罗马天主教会的各份报刊更加露骨地支持法西斯主义。在法西斯主义问题上，天主教知识分子显然陷入了分裂，他们在以之前通常会避免的方式公开互相抨击。反犹主义仍然存在，但没有迹象表明它在壮大。我们的食物还像以前那么多。圣诞布丁——它们是我判断航运形势的线索——颜色和去年差不多。价格和税收使得生活越来越艰难，在长时间工作之后还有消防值勤、地方军、空袭预防措施或别的什么事情，你的闲暇时间似乎越来越少，而雪上加霜的是，如今任何形式的出行又慢又不舒服。祝1943年好运。
1943年5月23日[75]
共产国际解散了[76]，在这件事的全面影响变得清晰之前我就开始写这封信。当然，对英国的短期影响很容易预测。显然，共产党人会努力尝试与工党结盟（这已经被工党委员会拒绝了）；显然，工党将会告诉他们必须解散共产党，并以个人身份加入工党。显然，一旦进了工党，他们将会尝试形成一个有组织的派系进行活动，无论他们在事前许下过什么承诺。真正重要的是尝试预测英国共产党解散后的长期影响。
在考虑了各种可能性之后，我认为俄国人的姿态是可以被信任的——那就是，斯大林真的希望与美国和英国达成更加紧密的关系，而不是像他的追随者所相信的那样是在“欺骗资产阶级”。但这件事情本身并不会改变英国共产党人的行为。因为说到底，他们过去十五年来对于莫斯科的俯首听命并不是基于服从真正的权威。英国的共产党人如果选择不服从命令，既不会被枪毙也不会被流放。据我所知，近几年来他们甚至没有从莫斯科那里领到津贴。而且，俄国人清楚地表明他们看不起英国的共产党人。他们的服从有赖于对革命的迷思，而这种情绪逐渐转变为对俄国民族主义式的忠诚。英国的左翼知识分子崇拜斯大林是因为他们失去了他们的爱国主义和宗教信仰，但没有失去对于上帝和祖国的需要。只要“共产主义”只是意味着捍卫俄国外交部的利益，很难看到共产国际的消失会造成什么影响。即使没有中央组织下达命令，你总是一眼就知道当下需要奉行什么政策。
但是，你必须考虑这件事对工人阶级党员的影响；相比英共高层那些受雇的帮闲，他们有着不同的想法。对于这些人来说，共产国际已死的公开宣言一定会造成影响，虽然它事实上已经是一个幽灵了。即使在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里，如果之后英国共产党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的政党，思想的分歧将会越来越大。你必须考虑到自我欺骗的影响。即使是资深的英共也总是不会承认自己在为俄国人服务；因此，除非收到来自莫斯科的明确指示，否则他们并不一定会知道需要采取什么行动。所以，当法国与俄国签订军事同盟协议时，法国和英国的共产党人显然都必须变成爱国人士。但据我所知，他们当中有些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彼此不相往来的知识分子像帕尔默·达特[77]和工会领导人如波利特[78]和汉宁顿[79]之间出现了纲领上的分歧。经过几年的工作之后，这些人除了吹捧苏俄之外就想不到别的什么事情做了，但如果俄国真的不再领导他们，或许在吹捧苏俄的最佳方式上他们会有不同意见。总之，我认为共产国际的解散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不会在短期内发生。我认为接下来的六个月，或许更长的时间，英国的共产党人会一如既往地进行工作，但之后分歧将会出现，这个政党要么会销声匿迹，要么会演变为一个更加松散、不那么亲俄的组织，由更与时俱进的领袖领导。
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共产国际会解散。要是我猜得没错，俄国人这么做是为了赢得信任。你一定会认为英国和美国的统治者希望共产国际解散，或许提出了这个要求作为开辟第二战场的条件。但在英国，过去十几年来并没有什么迹象表明统治阶级强烈反对共产党的存在。即使在人民大会时期，他们也展现出令人感到惊讶的宽容。从1935年开始，它一直得到某份资产阶级报刊的支持。很难确定英共是从哪里领到钱的。他们的全部资助不可能只是来自于他们公开承认的支持者。我相信他们自称没有从莫斯科那里得到任何资助的说法是真的。他们不时得到英国富人的资助，因为后者觉得用这个办法可以引出活跃的社会主义者。譬如说，比弗布鲁克被认为过去一两年来在资助共产党，这是谣言还是事实其实并不重要。但是，上层阶级显然愿意看到共产国际被解散，我记录下这个事实但无法作出解释。
过去几个月来的另一个重要的政治演变是理查德·阿克兰爵士的共同财富党的崛起。在前面的信件里我提到过这件事，但低估了它的重要性。现在它已经成为一场值得严肃对待的政治运动，并遭到所有其它政党的嫉恨。
阿克兰的纲领在很多传单和宣传册里以最浅显的语言进行阐述，可以被形容为剔除了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并强调道德而不是经济动机。它要求将所有的重要资源国有化，立刻给予印度独立（不是自治领的地位），整合各个国家的资源互通有无，对落后地区实施国际管治，在战后从尽可能多的国家抽调军队维持和平。总之，这个纲领的激进程度并不比极端左翼政党的纲领逊色，但它有几个不寻常的特征值得注意，因为它们解释了为什么共同财富党过去几个月来能够高歌猛进。
第一，整个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被抛弃了。虽然所有的有产阶级将被剥夺财产，但他们将得到部分的补偿——做法是，资产阶级将得到一小笔年金，而不是被行刑队枪毙。“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想法遭到谴责，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将合而为一，而不是互相争斗。他们的宣传目标主要是中产阶级，包括中产阶级的技术人员和“小业主”（农场主、小店主等）。第二，这个纲领的经济层面强调增加生产而不是平均消费。第三，他们尝试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在一起。他们强调追随英国传统和“走自己的道路”的重要性。显然，议会将保留其目前的形式，而且没有反对王室的言论。第四，共同财富党并不将自己形容为“社会主义政党”，并小心翼翼地避免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它宣称自己愿意和任何志同道合的党派进行合作。（对于工党的考验是它会不会打破休战，重开选战。）第五，或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共同财富党的宣传带有强烈的伦理色彩。它最有名的海报上面写着：“这么做有好处吗？”然后划掉，写上：“这么做对吗？”在这场运动中，英国国教的牧师走在前列，但天主教徒似乎反对它。
我仍然无法肯定这场运动会不会有前途，但自从上次我给您写信起，它的壮大令人瞩目。阿克兰的候选人正在全国各地参加补选。尽管到目前为止他们只赢得了两次补选，但激起了许多选民投票反对政府的候选人。或许更重要的是，在有共同财富党的候选人参加的补选中，整体的投票率似乎提高了。独立工党一直在向共同财富党示好，但其它左翼政党对其抱以敌意，而且或许感到害怕。他们总是批评共同财富党能够有所斩获是因为选举休战——换句话说，因为工党没有采取行动。而且，据说它的党员全都是中产阶级人士。阿克兰本人宣称在工厂里有许多追随者，在军队里更多。当然，共产党人将共同财富党形容为法西斯分子。他们和保守党现在一道在补选中合作。
我大致勾勒的纲领带有煽动色彩和乌托邦主义色彩，但比起旧的政党，它更好地照顾到了各方力量的平衡。如果另一次革命形势出现的话，或许它有机会执政，无论是因为军事危机还是战争结束。一些认识阿克兰的人说他有“元首情结”，如果他看到这场运动脱离了他的控制，他宁可将其分裂，也不愿分享权力。我不相信这番话是事实，但我也不相信单凭阿克兰一个人就能推动一场波及全国的运动。他不是什么大人物，而且也不是一个亲民的人。虽然他的出身是庄园贵族（他是第十五任男爵），举止和外表却像是一个公务员，说话带有典型的上层阶级口音。在英国，要成为一个受到民众拥戴的领袖，作为一位绅士是很不利的因素——譬如说，丘吉尔就不是一位绅士。克里普斯是一位绅士，但他以出了名的“简朴”和甘地式的风格弥补了这一点，而这是阿克兰所欠缺的，虽然他有强烈的伦理和宗教倾向。我认为这场运动我们应该加以关注。它或许会演变成一个我们一直盼望的新的社会主义政党，或者会变成一个非常狰狞的党派：已经有一些可疑人物加入了它。
最后我要说一说反犹主义，现在或许还不能说它已经达到成为“问题”的程度了。在上一封信件里我说情况并没有在恶化，但现在我认为事情起了变化。危险的信号，同时也是一道保险，是每个人都知道它的存在，报刊不时会对它进行探讨。
尽管英国的犹太人总是遭到鄙视，并排除在一部分职业之外（譬如说，我怀疑一个犹太人是不会被接纳为海军军官的），反犹主义主要局限于工人阶级中，在爱尔兰工人里最为强烈。在横跨各个阶层的地方军服役三年期间，我在一个生活着许多犹太人的地区目睹了工人阶级的反犹主义。我的经验是中产阶级人士会嘲笑犹太人，并在某种程度上歧视他们，但只有在工人群体中你才会发现他们全然相信犹太人是狡猾而阴险的民族，靠剥削非犹太人而活。在历经过去十年来所发生的一切之后，听到一个工人说“嗯，我觉得希特勒干得不赖，把他们给揪了出来”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但我确实听到过这番话，而且听到过不止一回。这些人似乎从来不知道除了“把他们给揪了出来”之外，希特勒还对犹太人做过什么。种族迫害、大流放等等，所有这些都没有引起他们的关注。但是，犹太人遭到排斥是因为他们的犹太人身份还是因为外国人身份则很不好说。这里不涉及宗教原因。英国的犹太人大部分严格信奉正统犹太教，但习惯上完全英国化了。比起或许有三十年没有走近过一间犹太教堂的欧洲难民来说，他们并不是那么招人讨厌。有的人反对犹太人的理由居然是犹太人是德国人！
现在反犹主义以略微不同的形式也在中产阶级群体中传播。他们总是说：“当然，我不希望你认为我是反犹主义者，但是……”——接着就罗列出犹太人的种种不端行为。犹太人被指责逃避兵役，违反食品管制的法律，不守秩序排队，等等等等。比较有思想的人指出犹太难民只是当英国是临时避难所，对它没有任何忠诚可言。这确实是真的，某些难民的不智举动几乎让人不敢相信。（譬如说，在法国战役进行期间，我听过一个从德国逃出来的犹太女人说：“这些英国警察根本比不上我们的盖世太保那么能干。”）但这样的言论显然是在为偏见开脱。人们不喜欢犹太人，所以他们不想记起他们的苦难。当你提到在德国或波兰所发生的惨剧时，人们的回答总是：“噢，是的，那当然太可怕了，但是……”——然后就说出那一堆熟悉的怨言。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不受这种事情的影响。开脱的理由总是难民都是“小资产阶级”，因此，对犹太人的迫害能以体面的借口进行。和平主义者与反战人士有时候会发现自己被迫奉行反犹主义。
这种事情的危险不应该被夸大。首先，英国的反犹主义或许没有三十年前那么严重。那时候的三流小说比现在更普遍地将犹太人刻画为劣等民族或滑稽人物。“犹太人玩笑”自1934年起已经从戏剧、广播和漫画里绝迹了。其次，很多人意识到反犹主义的盛行并有意识地与其进行斗争。但它依然存在，或许这是战争不可避免的神经官能症之一。它没有采取暴力的方式并不令我感到宽慰。确实，没有人想要进行大屠杀，把年迈的犹太教授扔进粪池里，但英国本来就不存在严重的犯罪或暴力。这里盛行的形式相对温和的反犹主义虽然间接但同样残忍，因为它使得人们不去关注难民问题，并对欧洲幸存的犹太人的命运漠不关心。因为两天前一个肥胖的犹太女人在巴士上抢了你的座位，所以当播音员开始提到华沙的犹太贫民窟[80]时你就把收音机给关掉，这就是如今人们的想法。
这些就是我想说的政治新闻。生活如常进行。我没有发现我们的食物有什么不同，但大家都认为食物供应大体上变糟了。战争的打击波及一个又一个料想不到的地方。刮胡刀已经很久买不到了，现在轮到了鞋油。书籍用的是最糟糕的纸张印刷，字体都很小，读起来很费眼力。有人穿着木底鞋子。伦敦的酗酒现象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美国士兵似乎和这里的人关系好一些了，或许他们对英国的气候等等已经勉强适应一些了。空袭仍在继续，但规模小得可怜。我发现如今很多人同情德国人，因为现在轮到他们被轰炸了——与1940年相比形势已经逆转，那时候人们看着自己的房子在眼前倒塌，恨不得将柏林从地图上抹掉。
您真诚的
乔治·奥威尔
1944年1月15日[81]
我猜想到这封信刊登的时候第二战场[82]已经开辟了。大家都认为这件事情将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发生，德国将在今年退出这场战争[83]，大选将很快举行，重点是国内事务。与此同时，并没有多少政治事件发生。我想如果我对英国政坛的两个因素——议会与王室——向您作一些背景介绍，或许会有所帮助。在前面的信件里我把它们给忽略掉了。但首先我会对当前正在发生的情况进行概述。
政府的全盘政策，即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继续越来越公开地转向右倾，而民意继续强烈地转向左倾，我要说的是，和1940年一样，群众都受够了，不再受到蒙骗，不再相信美妙的承诺，突然间以愤慨激昂的方式宣泄自己的情绪，譬如莫斯利从监禁中被释放所引起的争吵。表面上这是一个不好的迹象，似乎是群众在抗议反对人身保护法（顺便提一下，释放莫斯利比起当初将他监禁起来引起了更激烈的争吵），而且大部分公共示威活动确实是由共产党人在幕后组织，他们迫切希望别人忘记他们自己进行过的反战活动。但群众的感情很真挚，特别是在工人阶级内部，理由总是“他们把他放出来只是因为他是一个有钱人”。从1940年至今，我们经历了一长串类似热月政变[84]的事件，人们只是通过影响到他们自己生活的事件了解到整体的趋势。左翼群体里没有权威的声音告诉他们同盟国军政府在意大利推行的政策或将印度国大党的领袖关进监狱也是很重要的事情。补选的情况表明很多人投票反对政府，有几场补选的投票率有了大幅提升。自从我给您写上一封信起，政府只输掉过一场选举（大约有六七场），但如果反对票没有被分散的话或许会输掉另外几场。有一帮新的“独立候选人”，他们的纲领总是在分散反对派的选票而不是政府的选票。有人认为这些“独立候选人”得到了保守党的资助。
我自己害怕的是，战争一结束保守党人就会展开一场旋风式的选战，标榜自己是“赢下战争的政党”，派出几百名年轻英俊的皇家空军军官作为候选人，许下种种美妙却不切实际的承诺，然后一上台就将其束之高阁。但比我更有经验的观察家认为他们不会得逞，群众已经变得很清醒，不会再被糊弄，而政府只能维持联合执政才能赢下这场大选。理论上说，这让工党处于强势地位，能够以提供支持为砝码，向保守党讨价还价，而如果工党独立参选，也很有机会胜出。但在现实中，当前的工党领袖害怕掌权，一定会维持联合执政，而且不要求多少回报，除非基层提出强烈的要求。那样的话，我们将选出一个和现在相似的议会，但反对党的地位更加强势。有人在试探类似于组建人民阵线的行动，但工党不赞同这种做法，而且几个左翼小党彼此间存在敌意，这么做并不会收到什么成效。唯一有组织的反对党仍然是共同财富党，它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他们又赢得了一场补选），但仍然因为神秘的内部不和而受到挫折。一部分控制权似乎从阿克兰的手中转移到了几个阴险的商人手中，他们在资助这个政党，有些人认为他们的加入是为了消除其革命色彩。自阿克兰之后，除了毕福理奇之外，左翼人士里没有出现领袖人物；毕福理奇赢得了相当高的名望，而且或许有其政治理想。尽管他更像一位教授而不是一个政客，但他确实是一个受拥戴的领导人——一个活跃迷人的小个子，和克里普斯一样愿意和任何人交谈，但更加亲切和蔼。保守党那边也没有出现任何值得关注的人物。那帮推崇迪斯雷利[85]的“保守党少壮派”不仅没有任何明确的政治纲领，而且是一群懦夫，他们当中并没有真正有才华的人物。
亲俄情绪依然高涨，但我认为它正在冷却。哈尔科夫的审判[86]令许多人感到不悦。就连由有亲俄色彩的报纸《新闻纪实报》举行的民意调查也表明群众不想要报复性的和平，虽然他们确实希望德国解除武装。如果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他们对强制性劳动或集体审讯战犯产生怀疑，甚至如果第二战线的开辟将导致沉重的伤亡，我可以想象他们会立刻变成反俄派。美国部队与英国本地人之间的关系有所改善，但我认为你不能说关系良好。美国白人与有色人种士兵之间相互猜忌的情况很严重。报刊上对这方面的问题绝口不提，当强奸或类似事件发生时，你只能通过私底下打听涉事的美国人是白人还是有色人种去了解情况。报刊仍在回避对同盟国内部关系的讨论，在电台里这是绝对禁忌的话题。最好的例子是英国广播公司庆祝红军创建25周年，却没有提及托洛茨基，而美国人的情绪比俄国人更受照顾。我们仍然没有在俄国进行广播——这是应俄国人自己的要求——尽管我们有接近50种其它语言的广播节目。
好了，现在说一说关于我们的古老制度。
议会
我在英国广播公司上班时偶尔得听下议院的辩论。上次去下议院大概是十年前，我惊讶地发现它似乎变得破落了。整个议会现在看上去阴沉沉的，像是被遗忘了的地方，就连引座员的衬衣前襟也脏兮兮的。值得注意的是，现在除了他们坐的位置之外（反对派总是坐在主持人的左侧），你分辨不出政党之间的区别。那只是一帮相貌平庸的人，穿着灰不溜秋的深色西装，几乎所有人说的都是同一个口音，因为同样的笑话而哈哈大笑。但是，我得说他们不像法国的议员那样看上去就不是好人。最令人侧目的情况是缺席。事实上，总共640位议员中能有400位出席是一件非常罕见的事情。现在他们在上议院举行会议，里面只能坐250人左右，而旧的下议院（它被轰炸了）也大不了多少。我参加了克里普斯归国后的那次关于印度问题的大型辩论。一开始的时候大约近200位议员出席，然后很快减少为45人。一有演讲开始就离场去酒吧似乎是一个惯例，但如果有质询环节或有趣的事情发生的话，议会又会坐满。那里有一股明显的家庭气氛。每个人听到不是下院议员就听不懂的笑话和典故时都会哈哈大笑。他们可以随意叫人的绰号，激烈争吵的政敌在喝酒时称兄道弟。任何人当议员当久了迟早都会被这种事情给腐蚀了。独立工党的下院议员马克斯顿[87]二十年前是一位热情洋溢的演讲者，被统治阶级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现在成了下议院里的乖宝宝，而共产党的下院议员加拉切[88]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最近每一次在下议院里我都会发现自己在想着同样的事情——古罗马的元老院在帝国的暮年依然存在。
我不需要向您讲述资本主义种种令民主制度无法运作的问题。但除了这些和代议机构日渐下降的权威之外，为什么有为之士很难进入议会还有特别的原因。首先，落后的选举体制严重偏向保守党。乡村地区的议席过多（大体上那里的人们会听从地主的话去投票），而工业地区的议席过少，这样一来，保守党赢得的议席比例总是远远超出他们获得的选票比例。其次，选举制度使得投票人基本上只能投给由党派机器提名的候选人。保守党会将稳操胜券的议席兜售给有足够的财力“守住”它们的有钱人（为地区慈善机构捐款等）；无疑，他们会按照说好的金额向保守党献金。工党挑选候选人的准则是政治上的顺从，一部分工党的下议员总是年迈的工会官员，他们把分配到的议席当作养老的去处。这些人自然比保守党的议员对政党机器更加乖乖听话。对于任何展现出独立思想的议员，对他们的威胁总是“下一次选举我们不会支持你了”。一个候选人如果遭到自己政党的反对的话，基本上是无望赢得选举的，除非那个选区的选民因为某个特殊的原因而拥戴他。政党体制摧毁了地区政治的基础。没有几个议员与他们的选区有任何联系，甚至不住在那里。许多人直到参加第一次选战才到过那个地方。当前，议会比以前更不具备代表性，因为战争的影响让好几百万人被剥夺了选举权。自1939年之后就不再登记选民了，这意味着25岁以下和改变了住址的人现在没有资格投票。参军的人事实上也失去了投票权。大体上，失去投票权的人是那些可能会投票反对政府的人。平心而论，英国选举的整体机制并没有肮脏的勾当——没有恐吓，没有不当计票或直接贿赂，而且投票真的是不记名的。
人们普遍觉得议会失去了意义。选民们知道他们无法控制代表他们的议员，而议员们知道主导事务的并不是他们。所有的重大决定——是否参战，是否开辟第二战线，和哪个国家结盟等问题——都是由内阁先采取行动，造成既定事实，然后再对外公布。理论上，议会有权力否决政府，但党派机器总是阻止这种事情发生。大部分议员，甚至政府的基层成员，对情况的了解并不比《泰晤士报》的读者多一些。上议院是推行进步政策的另一个障碍，虽然他们应该失去了权力，却仍然能够阻碍进步。大体上只有两三个法案被上议院否决后由下议院强制通过。看到这一切，任何政治色彩的人都对下议院失去了信心，称其为“清谈会”。你不能以战时的情况进行判断，但在战前的那几年，投票率一直在下降。60%的投票率就被认为很高了。在大城镇里，许多人并不知道他们的下院议员是谁或他们住在哪个选区。最近一场选举的社会调查表明许多成年人并不知道英国的投票程序的首要特征——譬如说，他们不知道投票是不记名的。
但是，我本人觉得议会在战争期间证明了自身存在的价值，我甚至认为它的威望在过去的两三年里还略有提高。虽然它失去了大部分原有的权力，但它仍保留了批评质疑的权力，而且理论上和事实上，它是仅存的可以畅所欲言的场所。除了纯粹的个人攻击之外（而且得是相当极端的个人攻击），在议会里提出的任何言论都会得到尊重。当然，政府有很多手段可以逃避难堪的问题，但它无法逃避所有问题。然而，议会的批评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对政府的直接影响，更在于对民意的影响，因为议会里的所有发言都会留下记录。各份报纸（甚至包括《泰晤士报》）和英国广播公司或许会淡化反对派议员的讲话，但由于议会议事录的存在，没办法彻底将其封杀。议事录会逐字记录议会的辩论，其实际发行量很小（2千到3千份），但任何想看的人都能看得到，许多政府希望封杀的事情会向公众曝光。而让议会的批评功能更显突出的是，本届议会在思想水平上一定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除了政府成员之外，我认为下议院里有才干的人不超过30个，但这一小部分人做到了让每一个议题，从俯冲式轰炸机到18B[89]，都得到了探讨。作为立法机构，议会已经相对不那么重要了，它对行政机构的控制力甚至不如它对政府的控制力。但作为广播的一种不受审查制度影响的内容补充，它仍然发挥着作用——而这确实值得保留。
君主制
要确定忠于王室的情怀在英国是否依然存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关于正反两面的阐述都蒙上了一厢情愿的色彩。我认为民众忠于王室的情怀直到乔治五世逝世之前依然是英国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乔治五世在位的时间很长，被民众接纳为“真命天子”（而维多利亚女王则被认为是“母仪天下”），成为父亲的形象和英国本土价值观的体现。1935年的二十五周年银禧，至少在英国南部，民众的热情爆发了，那真的是出于自发的拥戴。当局感到很惊讶，并将庆祝活动延长了一个星期，那个可怜的老头由于罹患肺炎已经奄奄一息，被生拉硬拽在贫民窟穿街走巷，那里的人民自发挂出旗帜，还用粉笔在马路上写着“吾王万岁，打倒地主”。
但是，我认为爱德华八世的逊位一定沉重地打击了保王情绪，或许根本无法恢复过来。围绕着逊位而起的争吵非常激烈，各个政治派别都被卷入，爱德华嚷得最凶的拥戴者是丘吉尔、莫斯利和威尔斯。但大体上说，富人阶层反对爱德华，而劳工阶层对他抱以同情。他向失业的矿工承诺他会代表他们采取行动，成为富人的眼中钉。另一方面，矿工们和其他失业者或许觉得他辜负了他们的期望，为了一个女人而舍弃王位。一些欧洲大陆的观察家相信爱德华被逐下王位是因为他和纳粹领导人的关系，并对这一克伦威尔主义式的做法感到震惊。但整件事情的最终效果或许是削弱了自1880年以来精心营造的忠于王室的情绪。它让人们了解到国王并没有权力，而大肆宣扬的上层阶级的忠君情怀其实是一派胡言。我要说的就是，至少需要再出一位有魅力的君主统治一段相当长的时期，才能让王室回到乔治五世时的荣光。
当然，在非民主社会，国王所起到的维系稳定的基石作用是很明显的，而且他还发挥着危险情绪减压阀的作用。一位法国记者曾告诉过我，君主制是让英国不受法西斯主义侵害的原因之一。他的意思是现代人显然没办法离开鼓声、旗帜和忠诚游行，他们将这种领袖崇拜附着于某个并没有实际权力的人物身上会比较好。在极权主义社会，权力与荣耀属于同一个人。在英国，真正的权力属于那些戴着高礼帽、其貌不扬的人，而那个由披甲卫兵开道，坐在后面的华盖马车上的人物其实是一尊蜡像。当这一功能区分的机制存在时，希特勒或斯大林可能就无法上台掌权。成功躲过法西斯主义侵害的欧洲国家基本上都是君主立宪制国家。实现这一点的条件似乎是王室拥有漫长的历史并被接纳，它应该知道自身的位置，不会催生有政治野心的强势人物。这些在英国、低地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都实现了，但在西班牙和罗马尼亚则未能实现。如果你向一位左翼人士指出这些事实，他会非常生气，但那只是因为他并没有剖析自己对于斯大林的情感的本质。我不是在为君主制辩护，认为它必须存在，但我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或许它起到了预防作用，它所造成的危害肯定远比我们所谓的贵族体制小得多。我总是支持动真格的工党政府，它将废除贵族头衔，但仍保留王室。但这么做只有在保王情绪依然存在的情况下才有意义，而我认为它已经被大大削弱了。有人告诉我王室到军工厂参观被视为浪费时间的作秀。而国王命人将白金汉宫里所有的浴缸都画上一道黑线的新闻对宣传浴缸的水不超过五英寸的倡议[90]并没有起到多少积极作用。
好了，没有别的新闻了。恐怕我已经写得太多了。这是一个糟糕的冬天，并不是很冷，但老是雾蒙蒙的，几乎就像小时候的“雾锁伦敦”。随着战争的进行，灯火管制似乎变得愈发难以忍受。食物供应的情况和以往一样，但红酒几乎绝迹了，威士忌只能买到一小口，除非你有罩得住的哥们。几乎每天晚上都会空袭警报，但基本上没有炸弹落下来。许多人都在谈论德国人准备用来轰炸伦敦的火箭大炮。不久前人们谈论的是一种重达400吨的炸弹，会做成滑翔机的形状，由德国的飞机运过来。自从战争开始以来，诸如此类的谣言一个接一个地涌现，总是有人对此深信不疑，显然，它们满足了内心阴暗面的某种需要。
您真诚的
乔治·奥威尔
1944年4月17日[91]
尊敬的编辑：
春天来了，经过一个温和的冬天后一个迟到的春天，大家都期盼着“它”（我不需要告诉您“它”是什么[92]）将会在下个月的某个时候开始。街上尽是美国部队。在城里的高尚生活区几乎看不到英国士兵，他们不被允许在伦敦休假，除非他们的家就在伦敦。空袭从二月初开始变得激烈起来，有过一两次规模比较大的空袭——不像1940年那么严重，但仍然非常恼人，因为高射炮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另一方面，那一幕幕的景色美极了。德国飞机投放的橘黄色的照明弹缓缓地飘下来，照亮了一切，就像白昼一样，胭脂红的曳光弹飞上去拦截它们，随着照明弹降落下来，窗棂的影子缓缓地往上升。食物的情况和以往一样。我很惭愧地说，直到前不久我才第一次在一间食堂吃了饭，惊讶地发现那里的食物挺好吃，而且很便宜。（这些场所由政府以非营利机制运营。）很多种工业产品现在几乎绝迹了。要买到一块手表或一个闹钟，无论新旧，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战前一台打字机大概是12英镑，现在一台二手打字机的售价至少30英镑，假如你能搞到一台的话。路上的小汽车比以往少了。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纷纷从藏身的洞穴里钻出来，从那些招聘仆人的旧式广告就可以看出来，譬如说，《泰晤士报》上的这则广告：“什鲁斯伯里伯爵夫人聘三位有经验的领班女仆。”有好几年的时间没看到这类广告了。据说晚礼服（男装）又开始出现了，但我还没有看到过谁在穿。
政治新闻不是很多。从他的声音判断，丘吉尔苍老了许多，而且越来越不能容忍反对意见。各方都认为如果丘吉尔出事了，伊登将会自动成为首相。认识伊登的人都说他是个孱头，右翼的保守党会觉得让他当一个傀儡领袖比让一个有自己想法的强势人物上台更加方便。正如每个人所预料的，工党在政府信任投票通过之后又沉沦了几英尺——在一个小议案上政府在投票中失利，丘吉尔遂要求议员撤回投票，几乎每个人都这么做了。共同财富党仍在前进，但总是闹出内部不和的传闻，但我对情况并不了解。不久前有消息传出，说直到目前，它五分之三的支出是由阿克兰（现在他已经花光了自己的钱）和一个名叫阿伦·古德[93]的很可疑的人在承担，此人是一位富商（从事轻工业），几乎从一开始就是党员。共产党人这段时间在奉行略微偏向反对政府的纲领，有一回还在补选中支持反对党的候选人。
过去几个月来的重大事件是大规模的煤矿罢工，那是长时间以来煤炭生产一直进度落后的高潮——在第二战线即将开辟的前夕发生——显然表明不满的程度非常严重。最直接的原因是钱，但问题的根源是英国煤矿令人难以忍受的恶劣条件，在几乎没有失业的战时情况自然更加糟糕。我对挖矿的技术方面所知不多，但我下过几次矿井，我知道那里的条件是常人根本无法忍受的，除非出于某种强迫。（在几年前的《通往威根码头之路》里我描写了这一切。）英国的大部分煤矿都非常古老，而且它们属于许多小煤矿主，他们没有资金去更新设备，即使他们有心这么做。这意味着他们不仅缺乏最新的机器设备，而且“走路”或许还要比工作本身更累。在旧一点的矿洞里，从矿井走到矿面要走三英里多的距离（一英里是正常的距离），而且大部分路程矿顶只有四英尺高，甚至更低。这意味着矿工们全程只能弯着身子，有时候还得四肢着地爬上一百码的距离，之后才开始干一天的活儿，如果那是一个浅矿层的话还得跪着干活。这种劳动如此辛苦，长期失业后再回去干活的矿工有时候会累倒在路上，甚至没办法下到矿面。除此之外，大部分矿工生活在工业革命最糟糕的时期修建的极其恶劣的陋室里，矿口大体上都没有浴室。相比围绕着轻工业发展起来的新城镇，矿业城镇的生活很单调沉闷，而且报酬非常低廉。在和平时期有救济金可以领的时候，人们愿意忍受这一切，但现在每个矿工都知道如果能离开矿井的话（当然，他不能这么做），他就能够在干净的工厂里轻松地工作，挣到两倍的工资。官方发现根本不可能雇到足够的矿工，过去一段时间不得不推行征募制，由抽签决定，抽到矿工签（就像被安排进潜水艇一样）被认为是一桩祸事。被征召的年轻人，包括公学的男生，走在多次罢工的前头。除了其它种种不满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据说矿主一边对矿工大谈爱国主义，一边在背地里耍手段，让矿工们去开采没有经济价值的煤层，将好的煤层留到战后对煤矿的需求再次下降时才去开采。
除了利益攸关的少数人之外，每个人都知道这些情况只能通过国有化才能解决，而民意完全支持采取这一措施。就连左翼保守党人，虽然不愿意面对国有化，也在谈论强制将小煤矿整合为更大的矿业。事实上，如果不对这个行业进行集中化，显然根本不可能筹得现代化矿业所需的巨额资金。而国有化还能解决短期的问题，因为它会为矿工们带来盼头，作为回报他们不会在战争期间举行罢工。无消说，这件事情没有发生的迹象，倒是有人在叫嚣要揪出那些托派分子，据说他们是罢工的罪魁祸首。战前一百个英国人里没有一个听说过的托洛茨基主义，却有几天上了报纸头条。事实上，我相信英国的托派分子人数大约在500人左右，而且他们不可能在全职工作的矿工群体中有群众基础，因为矿工对外地人抱有很重的疑心。
随着战争的最后阶段临近其高潮，知识分子自相矛盾的态度变得愈发明显。即使到了现在，仍有许多亲社会主义者宣称没有开辟第二战线的意图，虽然大批美国军队已经被派遣到了这里。就在他们高喊着要立刻开辟第二战线的同时，他们还对轰炸德国和意大利提出抗议，不仅是抗议轰炸造成的伤亡，而且还抗议物资受到的破坏。我还听到有人一边说我们必须立刻开辟第二战线，一边又说第二战线其实并没有必要，因为俄国人单凭自己的力量就能够战胜德国人，还说第二战线必将以失败而告终。他们一边希望尽快结束战争，一边毫不掩饰地为战场上的不利消息感到高兴。譬如说，在意大利的战况陷入僵持时，他们愿意不假思索地接受任何关于军事危机的谣言。这群人赞成俄国人将德国分而治之并索取高额赔偿的提议，同时又告诉你希特勒为欧洲做了很多贡献，而且比起英国的保守党，他是一个更好的领袖。此外，从每天寄到《论坛报》的短篇小说和诗歌中我发现许多左翼人士对战争和军国主义的态度像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所谓的正统左翼观点是，战争是一场由资本家挑起的毫无意义的屠杀，没有哪场战争能够产生正面的意义，在战斗中，士兵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当逃兵，他们是遭受压迫的奴隶，痛恨他们的上司，并认为敌军士兵是他们的同志。但一旦事关苏联红军，整个想法就完全颠倒过来。战争不仅变得光荣而崇高，而且士兵们成为快乐的战士，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军事纪律，热爱他们的上司，痛恨他们的敌人（在那些寄给我的故事里，有一句反反复复地出现：“他的内心充满了熊熊燃烧的怒火”），在投掷手榴弹时高喊着崇高的政治口号。精神分裂还体现在惨剧这个话题：俄国人报告的任何惨剧都是真实的，而英国人或美国人报告的惨剧都是虚假的。蒂托[94]和亚洲的卖国贼勾结，汪精卫是可耻的叛徒，苏巴斯·钱德拉·鲍斯[95]是一个英勇的解放者。在情感上，左翼知识分子希望德国和日本被击败，但英国和美国不能是战胜国。一旦第二战线开启，看到他们改变态度，成为失败主义者，而且放弃他们要求了两年多的第二战线的斗争，并不会让我感到惊讶。
亲俄情绪比以往更加强烈地表露出来。现在要刊登任何反对俄国人的文章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反对俄国的书籍确实在出版，但大部分出自天主教背景的出版社，总是从宗教或赤裸裸的反动角度去描写。比起1935年至1939年那段时间，广义的“托洛茨基主义”遭到了更大的压制。斯大林主义者似乎还没有重新获得在报刊里的影响力，但除了知识分子的整体亲俄情绪之外，所有的绥靖主义者，如爱德华·哈利特·卡尔教授[96]，都将他们的效忠对象从希特勒转移到了斯大林。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的奴才嘴脸实在令人惊诧。我听说《莫斯科任务》这部电影在美国引发了激烈争论，但英国群众并没有什么意见。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和平主义者们几乎从来不会说出任何反对俄国的言论，虽然在情感上他们不全是亲俄派。他们的言下之意是我们不应该使用武力保卫自己，但俄国人就可以这么做。这是彻头彻尾的懦夫所为：他们不敢嘲笑盛行的左翼思想，大体上说，比起公众舆论，他们更害怕前者。
但是，我认为俄国人和亲俄派的宣传从长远来说会因为做得太过分而自取灭亡。最近我惊讶地听到工人阶级或中产阶级的普通人说：“噢，我受够俄国人了！他们实在是好得不像是真实的人。”或类似这样的话。你必须记住，对于工人阶级和左翼知识分子而言，苏联意味着不同的事物。工人阶级对俄国有好感，因为他们认为俄国是由人民当家做主的工人阶级国度，而知识分子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权力崇拜的影响。他们对于苏联的热情与“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97]这个想法模糊地联系在一起，但最新的苏联宣传基调显然有悖于这个想法。英国人总是反感过分张扬的宣传。一个好例子是蒙哥马利将军，一两年前被奉为偶像，现在完全不受欢迎，因为他受到过分的吹捧。
我没有别的事情要说了。有几个美国士兵打电话给我，说他们是《党派评论》的读者，或许您会感兴趣。这是我和美国士兵仅有的接触。美国士兵和公众的关系仍然很冷淡，只有女孩子对他们很热情。我注意到比起白人士兵，黑人士兵没有那么受女孩子欢迎，尽管每个人都说他们更喜欢黑人。不久前一个年轻的美国士兵打电话给我，我邀请他到我的公寓过夜。他很感兴趣，说这是他第一次进英国人的家。我问他：“你来这里多久了？”他回答：“两个月。”接着他告诉我前一天一个女孩在人行道上朝他走来，抓住他的阴茎，嘴里说道：“你好啊，美国佬！”但他还没有到过一户英国人的家里。这让我感到难过。英国人对于陌生人并不是特别好客，但我希望美国人知道他们在这个国家所受到的冷遇一部分程度上是因为限量供应一直没有解除，而且经过几年的战争，人们对自己家里难看的装潢感到惭愧，而电影让他们相信或半信半疑，以为每个美国人都生活在皇宫般的家里，有镀铬的鸡尾酒吧台。
这封信我准备寄出两份，一份航空件，一份海运件，希望后面那封会快点抵达。如今信件越过大西洋所花费的时间让人纳闷航空信件是不是用气球运过去的。
1944年7月24日[98]
这段时间没有什么政治新闻。所有的潮流似乎像上次我写信给你一样在朝相同的方向推进——民意在转向左倾，但由于工党领袖的软弱，右翼分子在巩固自己的权力，几个左翼的小党在互相攻讦。年底之前将举行大选[99]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大部分人认为工党将独立参选，但我不相信它会这么做——至少我不相信他们会努力去赢得选举。虽然保守党的所作所为继续让公众清醒过来，但现在他们有底气开脱自己过往犯下的错误了。许多试图为张伯伦恢复名誉的书籍和文章正在出版，一部分保守党的成员或许得到了比弗布鲁克的资助，创办了一份新报纸，每周出版三次（理论上你不能创办新期刊，但有办法规避这个限制），它的纲领是反社会主义的军国主义。
所有的政党都在进行激烈的竞争，并利用民众对苏联的拥戴。亲社会主义者反对任何对苏联的批评，理由是这样会“正中保守党的下怀”，但另一方面，保守党人似乎是最拥护俄国的一帮人。在新闻部和英国广播公司的眼中，只有两个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就是斯大林和佛朗哥。我觉得连俄国人自己都以为保守党是他们在这个国家真正的朋友。有一个情况或许值得注意：最近苏联报刊对几个非常亲俄的左翼下院议员发起了尖锐的抨击，这几位议员曾表示，飞弹是在西班牙制造的。这些议员包括丹尼斯·诺维尔·普里特，他被斥为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或许是这个国家最有煽动效果的亲苏宣传人员。
共同财富党继续在补选中有不俗的表现，但党员的增加并不多，它的政策似乎越来越模糊。甚至不能肯定它是准备像之前所介绍的那样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争取到150个议席，还是只打算和可以接受的工党候选人达成妥协。党内人士抱怨它充斥着中产阶级商业“管理”人员，他们愿意接受集中制经济，觉得自己能从中捞到好处。一度反对政府，甚至和共同财富党在一两次补选中达成合作的共产党人，似乎转而支持起保守党人。有迹象表明几乎已经失去活力的自由党试图东山再起。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我能观察到的狭义上的政治演变了。
国内问题继续占据了大部分人的注意力。譬如说，印度已经不是新闻报道的话题。主要话题是复员和房屋重建，而稍有远见的人则在担心生育率的问题。房屋短缺已经很严重了，随着士兵们回国，情况将变得极其恶劣，政府提议用预制铁皮房屋解决这个问题，这种房屋很方便，但面积很小，只能让三口之家居住。理论上，这些临时的窝棚三年后就会被废弃，但每个人都认为在现实中新的房屋是造不出来的。许多人都意识到除非人们有房子住，否则生育率不会大幅度地提高，而大规模地进行房屋重建在私有产权得到尊重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实现的。譬如说，不以高昂的价格从地主手中买下数万亩土地根本无法重建伦敦。保守党大体上比左翼人士更关心生育率，同时又站在地主的立场捍卫他们的利益，试图通过向工人阶级宣扬自我牺牲的责任和生育控制的邪恶去解决这个问题。左翼人士倾向于回避这个问题，一部分原因是小规模的家庭仍被视为文明进步的事情，一部分原因是他们不愿意承认或至少不愿意公开声明生育率的骤然上升（如果要保持我们的人口规模的话，它必须在10或20年内有显著的上升）会意味着生活标准的下降。人们模糊地认为“社会主义”将会以某种方式让人们再度愿意生育子女，并盛赞俄国的高出生率，却不去仔细研究俄国的人口统计数据。这只是左翼人士习惯性忽略的基本问题之一，其它问题还有我们与大英帝国的有色人种之间的关系，以及英国的繁荣对贸易和外国投资的依赖。保守党人更加愿意承认这些问题的存在，但无法提出任何真正的解决办法。从工党成员到无政府主义者的几乎所有左翼人士都像是一群既不希望，也不指望掌权的人。保守党人不仅更有勇气，而且他们没有许下不切实际的承诺，而在需要违背自己真的许下的承诺时更是没有顾忌。
其它不受欢迎的话题还有战后的复员、继续推行食物限量供应、对日作战等。我不怀疑人们愿意继续打仗，直至日本战败为止，但令人吃惊的是，他们总是忘记仗还得打上几年。在对话中，“战争结束时”总是表示德国投降时。“大众观察”的上一份报告表明1918年的思想习惯将会再度爆发。每个人都预料复员工作不仅会一团糟，而且大规模的失业将很快会重现。没有人想要记起我们还得过很多年的战时生活，而转变到和平时期的生产和重新占领失去的市场同战争本身一样艰难。每个人都只想要好好休息。我很少听到关于战争的更广阔的话题，我不认为民众对我们将强加于德国的和平方案有多少兴趣。右翼和左翼的报纸在互相较劲，看谁要求复仇式和平的调门更高。范西塔特现在已经过气了——事实上，他以前的追随者里那些思想更加极端的人已经发行了一份宣传册，斥责他是亲德派。
英共的口号是“让德国赔偿”（那是1918年顽固的保守党的口号），任何说我们应该缔结宽容的和平或公布合理的和平条约会加速德国的失败的人，都会被他们斥为亲纳粹分子。但我要再度重申，我认为群众并不想这么做，如果过去的战争有借鉴意义的话，回国的士兵都会对德国有好感。群众在态度上亲近俄国，却并不想要俄国人所要求的和平，但左翼报刊在避免谈论这些话题。现在苏联政府在直接干预英国的报刊。我猜想出于疲惫和不惜代价支持俄国的本能，群众或许会被说服认同不公道的和平，但和上次一样，很快就会转而支持德国。
有几个社会演变正向我上次提到的方向迈进。男性的晚装正在逐渐重现。火车上头等舱和三等舱的区别又被贯彻实施了。两年前这一区别本已不复存在。一年前左右我告诉过您商业广告正在消失，如今它们卷土重来，肆无忌惮地利用势利的动机。地方军依然存在，规模和之前一样庞大，大部分人在炮兵部队服役，现在似乎没有任何政治色彩。现在它的大部分成员是16岁或17岁就被征集的小青年。更小的男生参加了各种士官生团队和飞行训练团体，甚至小女孩也可以加入穿制服的组织，名字叫女生训练营。这些都是英国生活的新鲜事物；在战前，军事预备训练基本上只限于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一切都变得更加破旧寒酸，16个人挤在为10个人设计的列车车厢里是很平常的事情。乡村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原来的草坪变成了麦田，即使去到最偏远的地方你也没办法摆脱飞机的轰鸣，那已经成为正常的背景声音，盖过了云雀的歌声。
文学界没有什么事情值得一提。担任文学编辑九个月后，我对英国人的天才和活力的匮乏感到惊讶和害怕。围绕在伦敦的《新道路》、《现在》、《诗艺》这些刊物周围的那帮人——这些就是所谓的文学运动——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在一座文明的废墟上蹦跶的跳蚤。选集和其它用剪刀与糨糊拼凑起来的作品没完没了地出。尽管纸张紧缺，每一个政党和宗教团体都出版了许多宣传册，但全都不堪卒读。另一方面，许多经典的好书都绝版找不到了。总是有人在写毫无生命力的书评想要复兴各个地方的乡土文学：苏格兰文学、威尔士文学、爱尔兰文学和北爱尔兰文学。这些运动总是带有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色彩，有的对英国怀有仇恨，只要政治正确，内容再差也可以刊印。但各种民族主义是可以互相转变的。那些仇视英国的人在互相给彼此的报纸供稿，而伦敦的和平主义知识分子在所有这些刊物里出现。还有迹象表明澳大利亚文学终于自立门户了，但我还没有对它进行研究。
没有别的新闻可说了。这个夏天很糟糕，什么事情都发生得不合时宜，几乎没有什么水果。我被紧紧地绑在这座丑陋的城市里，我这辈子第一次没有听见杜鹃的啼声……警报响起后传来了炸弹的嗖嗖声，随着炸弹越来越近，你从桌旁站起身，蜷缩在一个飞溅的玻璃不会落下来的角落里。然后“砰”的一声！整个窗户都在摇晃，然后你继续工作。晚上地铁站里一幕幕情景让人觉得很恶心，一堆堆脏兮兮的床铺被褥堵在过道里，一群群蓬头垢面的孩子无时无刻不在绕着月台玩耍。前天晚上午夜时分，我遇到一个大约5岁的小女孩，在“照顾”她2岁的妹妹。那个小女孩找到了一根毛刷，拿着它在刷月台上肮脏的石头，然后去吮刷子的毛。我从她手里拿走那根刷子，然后告诉那个大一点的女孩别让她妹妹拿刷子。但我得赶火车，我相信那个可怜的小家伙过不了几分钟又会吃脏东西了。这种事情到处都在发生。但比起1940年，混乱和它所导致的孩子的无人看管并不算太严重。
1944年12月[100]
尊敬的编辑：
从我第一次给您写信到现在已经快四年了，我曾告诉过您好几次我准备写一封信对之前信件的内容进行评论。现在似乎是合适的时候了。
现在我们似乎已经赢得了这场战争，但失去了和平。现在可以比较全面地去回顾之前的事件了。我必须承认的第一件事情是，直到1942年底我对局势的分析错得很离谱。其他人也错了，但我有必要对我自己的错误作一番检讨。
在这些信件里，我一直努力道出真相，我相信您的读者从这些信件中能够得出并非过分扭曲的时事图景。当然，我作出了许多错误的预测（比如说，1941年我预测俄国和德国会继续维持同盟，而丘吉尔会在1942年下台）、没有依据的归纳总结，还时不时发表关于个人的刻毒或误导性的评论。我特别为曾在一封信中说朱利安·西蒙斯的“作品带有模糊的法西斯主义色彩”而感到抱歉，那是基于一篇或许我理解错误的文章的很不公允的评论。但发生这种事情主要是因为战争令人疯狂的气氛、谎言与不实信息的迷雾，以及我作为一个政治新闻从业人员置身其中的那些无休止的、肮脏卑鄙的争议。按照现在盛行的低标准，我认为我对事实的讲述还是相当靠谱的。我犯错的地方是对不同趋势的重要性的估量。我的大部分错误来自于我在1940年的绝望时刻所作的政治分析，并一直坚持这些错误，虽然情况已经清楚表明那根本站不住脚。
我在1940年底写的第一封信就犯了根本性的错误，在信里我写到我们所经历的逆流“并不会造成重大的最终影响”。在大约十八个月的时间里，我反反复复地以不同的形式重复着这番话。我不仅认为民意在转向左倾（或许事实确实是这样），而且认为没有民主化的进程就不可能赢得战争。在1940年我写道：“要么我们将它变成一场革命战争，要么我们输掉这场战争”。我发现直到1942年年中我还在一字不差地重复着这番话。这或许误导了我对局势的判断，并夸大了1942年的政治危机的深刻程度，让我误以为克里普斯可能会成为受拥戴的领袖，而共同财富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由于战争的影响，英国社会将走向平等。但最关键的是，我掉入了以为“战争与革命不可分割”的陷阱。虽然这个想法情有可原，但它仍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因为说到底我们并没有输掉这场战争，除非种种迹象都是骗人的，而我们也没有建立起社会主义。英国正迈向计划经济，阶级区别开始减少，但真正的权力更替并没有发生，真正的民主也没有提高。还是那帮人拥有所有的财富，并占据了所有最好的工作。美国的演变似乎是在远离社会主义。它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也是最资本主义的国家。当我们回首一两年前我们面临“反对”或“支持”战争的决断时，我认为我们应该承认的第一件事情是我们都错了。
在英国和美国的知识分子当中，对战争有五个立场：
一、这场战争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必须赢下来，因为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法西斯主义获得胜利更糟糕。我们必须支持任何反对纳粹的政权。
二、这场战争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必须赢下来，但在现实中，如果资本主义依然存在就不可能获胜。我们必须支持这场战争，与此同时，努力将其变成一场革命战争。
三、如果资本主义依然存在这场战争就不可能获胜，但即使能够获胜，这么一场胜利会比失败更糟糕。它只会导致法西斯主义在我们这个国家立足。在支持战争之前，我们必须推翻自己的政府。
四、如果我们抗击法西斯主义，无论由谁执政，我们自己都一定会变成法西斯分子。
五、抗争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不管怎样德国人和日本人一定会获得胜利。
各地的激进分子都采取第一个立场，而苏联参战后斯大林主义者们也采取第一个立场。形形色色的托洛茨基分子要么站在第二个立场，要么站在第四个立场。和平主义者站在第四个立场，并以第五个立场作为补充理由。第一个立场其实就等于说“我不喜欢法西斯主义”，几乎谈不上是政治行动的指导，不去预测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但其它的想法都是不成立的。我们为了生存而战这个事实并没有迫使我们像我所预料的那样“走向社会主义”，但也并没有逼得我们去奉行法西斯主义。根据我的判断，比起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加远离法西斯主义了。我认为意识到我们犯下了错误并直言不讳很重要。现在大部分人在预测出错时，会厚着脸皮说他们是对的，然后去歪曲事实。因此许多和我原先想法一致的人会声称革命已经发生了，阶级特权和经济不平等再也不会回来了，等等等等。和平主义者们更加信心满满地说英国已经是一个法西斯国家，和纳粹德国没有什么分别，虽然他们被允许创作和煽动民意这个事实就驳斥了他们的说法。到处都有人在放马后炮，对过去犯下的错误完全不觉得惭愧。绥靖主义者、人民阵线的支持者、共产党人、托派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平主义者，都在以几乎一模一样的口吻声称只有他们的预言被事实证明了。特别是在左翼群体中，政治思想成了罔顾客观事实的意淫。
但还是回头说我自己的错误吧。在这里我并不是要纠正错误，而是要解释为什么我会犯下这些错误。我曾经告诉过您英国正处于重大政治变革的边缘，并已经踏上了不归路，当时我并不是想要讨好美国公众。我在只限于英国本土出版的书籍和文章里以更加激烈的态度表达了同样的想法。下面是几个例子：
“我们只能在社会主义和战败之间做出选择。”“我们必须前进，否则就只能灭亡。”“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已经死掉了。”“英国的革命始于几年前，当部队从敦刻尔克回来后，它就蓄势待发了。”“以英国当前的社会结构，它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除非我们战败了，否则这场战争将会消灭大部分现在的阶级特权。”“一年之内，或许甚至六个月之内，如果我们还没有被征服的话，我们将看到前所未见的英国特色社会主义运动的崛起。”“英国的统治阶级根本不希望攫取新的土地。”“法西斯强权国家与大英帝国展开斗争的真正原因是他们知道它正分崩离析。”“这场战争再打上一两年，将使大部分公学走向破产。”“这场战争是希特勒在巩固他的帝国和民主意识的觉醒之间的竞赛。”等等等等。
我怎么会写出这些东西呢？一条线索就是我的预测，特别是关于军事事件的预测并没有总是在犯错。回顾我的日记和两年来我为英国广播公司撰写的新闻评论，我发现和大部分左翼知识分子相比，我总是对的一方。我之所以对是因为我不是失败主义者，而说到底，我们并没有输掉这场战争。大部分左翼知识分子，无论他们写了些什么，在1940年至1942年间都是恶毒的失败主义者。在1942年夏，那是战争的转折点，大部分人都坚信亚历山大港将会沦陷而斯大林格勒却能守得住。我记得一位同事播音员，他是一位共产党员，激动地对我说：“我和你打个赌，赌什么都行，什么都行，赌隆美尔一个月后就会进驻埃及。”我一眼就看出这个人的真实想法是：“我盼望着隆美尔一个月后就会进驻埃及。”我自己并不盼望着这件事情发生，因此我能够看到守住埃及的机会还是蛮大的。你看，这就是一厢情愿对现在所有政治预测的影响的例证。
在这种事情上我有可能是对的，因为我不像很多英国知识分子那样仇视自己的祖国，我不会因为英国取得一场胜利而感到恼怒。但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我没办法看清政治演变的真正情形。我痛恨看到英国被羞辱或去羞辱别国。我不希望我们被打败，我希望我为之感到羞愧的阶级差别和帝国主义剥削不会再回来。我过分强调了这场战争的反法西斯性质，夸大了现实中正在发生的社会变革，低估了反动势力的强大力量。这种无意识的歪曲影响了我早先写给你的几封信，但或许不包括最近那几封。
在我看来，过去几年来所有的政治思想都以同样的形式受到戕害。人们只有在情况迎合他们的愿望时才能预见到未来，而当事实不受欢迎时，就算是最明显的事实也会被视而不见。譬如说，直到今年5月，愤愤不平的英国知识分子仍拒绝相信第二战场将被开辟。他们一直拒绝相信这一点，而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一列列的大炮和登陆船只轰隆隆地不断驶过伦敦街头，被运往沿海地区。你可以指出无数其它人们紧抱着非常明显的幻觉不放的例子，因为真理会刺痛他们的自尊心。因此，靠谱的政治预言并没有出现。单举一个例子：谁预见到了1939年的苏德协议呢？有几个悲观的保守党人预言德国和俄国会达成协议，但基于错误的原因猜错了协议的内容。据我所知，没有哪一个左翼知识分子，无论是亲俄派还是仇俄派，预见到这件事情。所有的左翼人士都没有预见到法西斯主义的崛起，甚至当纳粹党人就要攫取权力时并不知道他们将会是危险人物。要理解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性，左翼人士必须承认他们自身的缺点，而这么做太痛苦了，因此，整个现象被忽视或歪曲了，而我们为此付出了灾难性的代价。
你能说的就是，当人们的愿望能实现时，他们可以作出相当准确的预言。但要真正客观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几乎每个人都是某种形式的民族主义者。左翼知识分子不认为自己是民族主义者，因为大体上他们将忠诚转嫁于某个别的国家，例如苏联，或沉溺于负面的情绪，痛恨自己的祖国及其统治者。但他们的思想在本质上是民族主义思想，一心只想着强权政治与面子之争。在观察任何局势时，他们不会去想“事实是什么？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而是“我怎么才能够向我自己和别人证明我们这一派压倒了敌对的派别呢”。对于斯大林主义者而言，斯大林绝对不会犯错，而对于托派分子而言，斯大林从来没有正确过。无政府主义者、和平主义者、保守党人等等都是这样。由于世界的碎片化，国家与国家之间缺少真正的接触交流，使得不实的想法更容易保留。一个人对自己的小圈子之外到底发生什么毫不知情，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一个例子就是，据我所知，没有人计算这场战争的伤亡能够精确到千万，但你知道政府和报纸会撒谎。在我看来，更糟糕的事情是当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绪被挑起时，就连他们也会无视客观真相。最明理的人似乎都能够接纳精神分裂式的信念或罔顾直白的事实，以辩论社式的诡辩回避严肃的问题，或接受毫无根据的谣言，在历史被歪曲时视若无睹。所有这些思想上的罪恶归根结底都源于民族主义式的思维习惯，而我认为它本身是恐惧和机器文明的空虚造成的产物。但不管怎样，在我们这个时代，马克思的追随者在预测上并不比诺查丹玛斯的信徒更成功并不会令人感到惊讶。
我相信我们大部分人是可以做到更加客观的，但要付出精神上的努力。一个人无法摆脱他的主观感受，但至少他能知道那些主观感受是什么并考虑到其影响。我在尝试这么做，特别是最近，因此，我认为我寄给您的后面那几封信——大体上说，就是从1942年年中开始的那几封——比之前的信件更加真实地描述了英国的演变。这封信说了很多不利于左翼知识分子的话，但我希望补充一句，从我看到的美国报刊判断，美国的思想氛围仍然要比英国这里更适宜自由呼吸，这可不是出于恭维。
三天前我开始写这封信，世界各地都在发生惊天动地的事件，惟独伦敦什么新鲜事也没有（以下内容遭到审查删除：除了火箭炸弹[101]取代了臭虫飞弹[102]，让人很不爽，但不是很多，大概只有五六个飞过来）。从灯火管制变为所谓的半灯火管制并没有什么区别。街上仍然一片漆黑。有时候天气冷得要命，而似乎这个冬天燃料会非常紧缺。人们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差，购物成了一件烦心事。店老板把你视为脚底泥，特别是当你要买的东西恰好是紧缺物品的时候。最近的紧缺物品是梳子和婴儿奶瓶用的奶嘴。有的地方根本找不到奶嘴，而现有的奶嘴都是用翻新的橡胶做的。与此同时，避孕套很充裕，而且用的是上好的橡胶。威士忌比以前更加稀缺，但马路上的小汽车多了，因此汽油的供应一定有所改善。地方军已经解除战备了，火灾巡视少了很多。又有几个美国士兵来找我，介绍说是通过《党派评论》认识我的。能够和《党派评论》的读者见面我总是很高兴。通常到《论坛报》的报社就能找到我，但如果找不到的话，我家的邮政编码是CAN 3751。
乔治·奥威尔
1945年6月5日[103]
尊敬的编辑：
过去三个月来我一直在法国和德国[104]，但在这封信里我要讨论的主要是英国的事务，因为要是我直接谈及海外的见闻，我得把这封信交给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105]进行审查。
即将进行的大选引起了相当程度的兴奋，许多工党的支持者似乎很自信他们的党派将会获胜。大家都认为丘吉尔决定提前进行选举是因为或许这将意味着投票率会很低。数百万士兵和其他人员仍在国外，虽然严格意义上他们并没有被剥夺选举权（譬如说，士兵们可以通过委托方式投票），但与他们的地方政治组织失去了联系。通过这种方式流失的选票可能大部分会是工党的选票。我一直预测保守党将会以勉强多数获胜，我仍然坚持这个想法，但不像之前那么有信心了，因为潮流显然正以非常强大的势头朝相反方向涌去。甚至可以想象工党或许将违背其领袖的意志赢得选举。现在任何政府都将面临执政的艰难时期，特别是对于左翼政府而言。战时控制将必须继续下去甚至收紧，而复员工作不可避免要比公众的预期更加缓慢。还有煤炭的问题，只有对煤矿业实施国有化才能解决，而设备更新也需要为期数年的过程。目前无论哪种政治色彩的政府都只能强迫矿工进行开采并让公众在冬天挨冻。还有即将到来的与俄国的摊牌，工党的高层无疑已经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民意还没有做好准备。还有最重要的印度问题。保守党或许能够将解决印度问题再推迟一届任期，但自诩奉行社会主义的政府没办法尝试这么做；与此同时，艾德礼、莫里森等人不大可能会提出印度的民族主义者们愿意接受的方案。有的人认为执政党在这个时候不会去冒险得罪民意，因为战争所带来的安定和虚假繁荣仍将持续下去，真正艰难的时刻要等到两年后，那时候复员工作将全面完成，随之而来的是失业和灾难性的住房紧缺。但是，我相信对责任的恐惧一直沉重地压在工党的头上，当他们面临的前景是带领一个精疲力竭的国家再打两年仗时，恐惧感会分外强烈。当最后一刻的斗争开始时，他们会收回拳头不去放手一搏。当然，你不知道这一次保守党会玩弄什么把戏。选举将是工党与保守党之间的直接交锋。共同财富党和共产党或许会有更多代表当选，但不会太多，自由党将尝试卷土重来，但可能不会很成功。由于毕福理奇的功劳[106]，自由党的形势有所改善，但他们不再代表具体的利益或意见团体，而且他们所提出的几项政策自相矛盾。我认为他们或许会赢得十到二十个议席，但他们的主要成绩将会是分散工党在城镇的选票和保守党在乡村地区的选票。
我刚回到英国一个星期，还不清楚到底俄国的神话是否仍像以往那么强大。一位过去三个月呆在英国的优秀观察家告诉我，他认为亲俄情绪正在迅速冷却，而且之前同情俄国的人对俄国的外交政策和逮捕16位波兰代表[107]这件事情感到非常不满。当然，报刊不像之前那样对俄国百般谄媚奉承，但这并不表示民众的情感改变了。我一直认为过去十年来英国的亲俄情绪更主要是出于对外部的天堂乐土的向往，而不是真的对苏联体制感兴趣，因此无法以诉诸事实的方式进行反驳，即使那些事实已经为人知晓。近几年来有一件事情让我感到震惊，那就是，最恶劣的罪行和灾难——大清洗、大流放、屠杀、饥荒、未经审判实施监禁、侵略战争、撕毁条约——不仅没有激起公众的义愤，甚至根本没有引起关注，只要它们恰好与当时的政治氛围并不吻合。因此，达豪集中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现在激起了一定程度的愤慨——但在战前根本不可能让群众对这些事情感兴趣，虽然最骇人听闻的事实已经有了充分的报道。如果你参加了1939年的盖洛普调查，我想你会发现大部分英国成年人，或至少相当一部分人，从来没有听说过德国集中营的存在。整件事情就这么从他们的脑海中掠过，因为那不是当时他们想要听到的内容。苏联的情况也是一样。如果明天就能够证明正如某些观察家所说的，俄国人在北极地区真的有集中营，而且里面关押了1800万名囚犯，我怀疑这个问题不会对公众里的亲俄派造成多少影响。去年的华沙事件[108]几乎没有人关注就过去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俄国人对波兰的所作所为突然间会激起义愤。
然而，基于其它原因，民意或许正在开始改变。一件或许影响了工人阶级看法的小事是最近英国人和俄国人的接触开始多起来了。根据我所听到的说法，红军在东德解救的英国战俘总是带回不利于俄国人的报告，从前往阿克安吉尔的船员和在苏联执行任务的空军人员那里也传来了类似的报告。这里所涉及的或许是文化的相对层次的问题，而工人阶级对这个问题总是特别敏感。在德国，美国士兵对被强制进行劳动的俄国人以及英国和美国战俘在被解放的集中营对俄国营友的态度令我感到震惊。那不是敌意，只是西方的产业工人与斯拉夫农民接触后就会立刻觉得他们没有教养——而按照西方产业工人的标准，情况确实如此。但这种事情对公众即使会造成影响，过程也会非常缓慢。与此同时，我的判断是，亲俄情绪仍然很强烈，而且将会是影响大选的一个重要因素。许多人说只有左翼政府才能真正抵抗俄国在欧洲的进逼，就像只有在保守党的领导下才能真正抗击德国那样。
欧战胜利纪念日当天我不在英国，但人们告诉我那一幕非常斯文——人群涌动，但不是很热情，甚至不吵不闹——法国的情况也是这样。无疑这在部分程度上是因为酒精饮品的短缺。欧战的结束对每个人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就连灯火管制也几乎和以往一样，到处一片漆黑，只有几盏街灯恢复了照明，大部分人家里只有符合灯火管制的窗帘。基本的汽油限量供应已经恢复，有人在抢着买车，正在出售的小汽车价格之贵令人咋舌，但街头仍然很冷清。某些战时设施，譬如说公共食堂和需要去上班的妈妈可以把孩子送过去的一流的日托所，现在将被废除，至少有传闻说它们会被废除，而且已经有人在请愿反对这么做。大体上，思想左倾的人倾向于继续进行战时管制（甚至有人对废除18B这条规定略有微词），而右翼人士则打出了像“终止官僚主义”这样的口号。在我看来，街头的普通群众不仅已经习惯于管制和计划的生活（虽然各种消费品都面临紧缺，但以相对的公平进行分配），而且比起他们以前的生活，他们对这种生活更加认可。显然，你不能验证这种印象，但我一直相信在这场战争期间英国变得更加快乐，虽然有几次它陷入绝望与疲惫。人们总是说战争只会带来痛苦，但我不知道当伤亡并不严重时情况还是不是这样，当前英国正处于这一状况。在全面战争中所发生的深重苦难——不仅是危险和艰苦，还有百无聊赖和思乡之苦——都由士兵承受，但他们只占了人口的10%左右，而其他人则过得很太平，享受着平时根本没办法体验到的社会平等。当然，轰炸在发生，家庭被拆散，人们对丈夫和儿子的安危忧心忡忡，为工作而辛劳，而且缺乏娱乐，但比起社会竞争背景下失业这个阴魂不散的恐怖，这些或许更堪忍受。
从欧洲大陆回来之后，我得以崭新的目光去观察英国，我看到有些事情——譬如说，崇尚和平的思维习惯、尊重言论自由和信奉法制——在英国依然幸存，而在海峡对岸似乎已荡然无存。但如果要我说战争期间英国人民的什么行为令我感触最深，我会说是反应迟钝。在面临重大危机或黄金般宝贵的政治机遇时，人们依然我行我素，只会浑浑噩噩地关心每天的工作、家庭生活，去酒馆玩飞镖，遛狗，剪草，给晚餐买点啤酒回家，等等等等。我记得在敦刻尔克最绝望的时刻，我和一位朋友在公园散步，我向他指出人群的举动根本没有迹象表明不同寻常的大事正在发生。和往常一样，人们推着婴儿车走来走去，年轻的男生在追女生，板球比赛正在进行。我的朋友阴郁地说道：“直到炸弹落下来之前他们一直都会这样，然后他们就会惊惶失措。”但是他们并没有惊惶失措。正如我当时所记录的，即使在轰炸造成的混乱中，他们仍令人惊诧地保持着日常的生活模式。用威廉·燕卜荪的话说：“海底三英寻深的地方总是平静的。”我认为事实证明了这一次支持战争或反对战争的情绪都不像上一场战争那么强烈。确实，这一次以基于良知而拒服兵役者的身份登记的人数增加了一倍，但我认为这并不重要，因为除非你真的希望成为殉道者，否则这一次作为一个基于良知而拒服兵役的人并不会招致不公对待或遭到社会排斥。基于良知而拒服兵役者选择非军事性的工作是很容易的事情，而且拒服任何种类的兵役的人数量非常少。你要记住，上一次有组织的反对战争的劳工运动在头两年持续不停，民众对征兵有着强烈的反感，临近战争结束时英国有几个地方就快爆发革命了。许多地方在终战后还发生了兵变。这一次，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也不像1914年那样出现丧失理智的狂热。那时候我已经懂事了，记得很清楚。这一次没有对敌人的刻骨憎恨，人们并没有把德国人斥为蛮夷——只有几份报纸在这么说。他们没有洗劫德国人的店铺或在海德公园对所谓的间谍动用私刑，儿童报刊上没有刊登戴着猪头面罩的德国人的照片。另一方面，比起反对凡尔赛条约的抗议，这一次反对肢解德国、反对强制德国人进行劳动等的抗议没有那么激烈。考虑到欧洲已经发生的事情，我认为有必要指出几乎没有英国人在这场战争中背叛国家。最多只有几十人变节投敌，而且大部分人在战前就有从事法西斯主义活动的历史。而到了战争末期，大约有数十万俄国人、波兰人、捷克人和其它国家的国民在为德国打仗或为托德组织[109]服务，但根本没有英国人或美国人这么做。英国本土的社会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我绝不会预言我们能够经历六年的战争而不会演变成为法西斯主义国家，而我们的公民自由权利可以几乎完好无损，但这确实发生了。我不知道英国人民这种浑浑噩噩的生存状态是像许多观察家所相信的那样是腐朽的迹象，抑或是出于本能的智慧。或许这是当你生活在无尽的恐惧和灾难中，又没有能力去阻止它们发生时最好的态度。如果战争一直继续下去的话，我们可能必须做出改变，而在我看来，改变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发生。
我明白随着战争结束，您将会重新安排外国的供稿，因此这或许将是我在这个四年多前创立的特别专栏的最后一封信。似乎没有必要致结束词，因为我已经在您上一期的刊物里说过类似的话了。在这封信的结尾我只是想告诉您和您的读者在写这些信件的时候我是多么开心。战争那几年在我将生命浪费在无谓的活动上时，它们让我体验到了鼻子露出水面透口气的美妙感觉。最后，我认为你们都会同意应该赞扬一下审查机构，他们并没有过多地干预这些信件的往来。祝一切安好。
乔治·奥威尔
1945年8月15—16日[110]
尊敬的编辑：
我一直拖到今天才开始写这封信，希望看到一些关于工党政府动向的确凿无疑的迹象。但是，至今还没有任何非常有揭示意义的事情发生，我只能笼统地对形势进行探讨。要了解工党所面对的局面，你必须思考它获得胜利的背景。
有一句话很流行，说我们为之奋斗的事业都已经付诸东流，但这句话在我看来过于夸张了。事实上，经过六年的战争，我们还能够在很有秩序的情况下举行一场大选，并推举出一位拥有几乎如同独裁者般的权力的首相，这表明我们没有输掉战争还是有好处的。但前景仍然很黑暗。西欧几乎陷入了饥荒，整个东欧正在进行由俄国人强加的“自上而下的革命”，或许将会让穷苦的农奴受益，却提前扼杀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在这两片地区之间是断绝经济往来的无法穿越的屏障。德国已经被摧毁到这个国家的人民不能想象的地步，它还将遭受比凡尔赛条约更有效率的洗劫，而且有一千两百万人将会背井离乡被迫迁徙。到处混乱不堪，民族混居，房屋、桥梁和铁路被破坏、煤矿被灌了水，每一样必需品都面临短缺，即使有货也没有交通工具将它们运走。在远东地区，如果情况属实的话，有数十万人被原子弹炸得粉身碎骨，而且俄国人做好了往中国的躯体再狠狠咬上一口的准备。在印度、巴勒斯坦、波斯、埃及和其它国家，英国群众闻所未闻的麻烦将一发不可收拾。
英国自身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市场和海外投资，我们有1200万吨位的船只沉入了海底，大部分工业已经老化到令人绝望的地步，我们的煤矿目前的状况是未来许多年里根本没办法从里面开采出足够的煤炭。我们面前的任务很艰巨，需要重建工业，并与美国展开激烈竞争以抢夺市场。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建造数百万间房屋，并维持超出经济承担能力的军事力量以保证岌岌可危的石油供应。我想没有人认为接下来的几年会很轻松，但大体上，人们投票给工党，是因为他们相信左翼政府意味着家庭补助、提高养老金、带浴室的房屋等等，而不是出于国际主义的考量。他们希望工党政府能够让我们更加安全，过几年后，日子能过得更加舒服。形势最大的危险在于英国人还没有明白他们的财富之源在英国境外这个事实。工党自身狭隘的视野要为此负上大部分责任。
关于选举我已经写过文章了，在这里我不想重复我说过的话，但我要再次强调两点。其一——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这一点，但这是我在伦敦各个选区得出的印象——选举的斗争只限于国内事务。就连亲俄情绪也只是次要的因素。其二——选举的投票率并不高。回顾上次我寄给您的信件，我发现有几点我说错了，而最严重的错误是预测保守党会获胜。但据我所知，其他人也都错了，就连当时的盖洛普调查也显示大约会有46%的人投票给工党，左翼报刊最多只会预测选情将陷入僵持。英国的选举体制的漏洞总是有利于保守党，每个人都认为情况又会对保守党有利。事实上，事情往相反的方向发展，就这么一回。当结果公布时，每个人都惊呆了。但我还错误地认为工党的领袖会怯于掌权，因此不会全心全意去进行选举。那是真心实意的斗争，而且他们尽自己的最大努力直面严肃的议题。每一个对选举感兴趣的人都知道将保守党踢出去的唯一机会就是投票给工党，因此少数派政党被忽略了。共产党推选了二十个候选人，他们一共只赢得了10万张选票，而共同财富党的选情也同样糟糕[111]。我认为民主的传统在选举中体现得很好。保守党努力想将整件事情变成一场全民公决，却只引来厌恶；尽管群众对选举似乎并不感兴趣，但在最后一刻他们还是去了投票站并投下了选票——结果证明，他们反对丘吉尔。但你不能因为民意转向左倾而以为这意味着英国将发生革命。尽管军队里积蓄着不满和怨气，在我看来，比起1940年或1942年的时候整个国家的心态似乎并没有那么倾向革命，不那么向往乌托邦，不那么充满希望。在选举中投下的选票里，最多只有50%能被认为是投给社会主义的，而大约只有10%的选票是希望对某些关键行业实施国有化。
如果工党政府实施下列的措施，或许可以说它准备动真格的。第一，国有化土地、煤矿、铁路、公共设施和银行；第二，立刻授予印度自治领的地位（这是最低要求）；第三，彻底清洗官僚阶层、军队、外交部门等，先发制人以抵制来自右翼分子的破坏。有待观察的迹象是全面撤换大使和废除印度办公厅，并在议会改组之后与上议院展开斗争。如果这些没有发生，很可能工党并不想实施真正的、激进的经济变革。但政府的成功或失败并不只是取决于它履行承诺的意愿。它还取决于仓促之下对民意进行再教育，而在很大程度上，这意味着与它自己过去的宣传内容作斗争。
所有左翼政党的缺陷在于，他们无法说出未来短期内的真相。当你作为反对党，并为新的政治和经济纲领争取支持时，你的工作就是让人们感到不满；几乎无法避免地，你会告诉人们如果新的纲领实施的话，他们将享受到更美好的物质生活。你或许不会告诉他们，这些纲领并不能很快就带来好处，而是得等到二十年后，而这很可能就是事实。左翼人士从未警告过英国人民实行社会主义或许将意味着生活水平的严重下降。几乎所有的左翼人士，从工党成员到托派分子，会认为说出这种话无异于政治自杀。但是，在我看来，事实或许就是这样，至少在像英国这么一个在一定程度上靠剥削有色人种而活的国家是这样。对他们继续进行剥削有违社会主义的精神，而停止剥削则意味着在艰难的重建时期我们的生活标准将会出现灾难性的下降。这个问题将以不同的形式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除了那些曾经到过欧洲以外地区的少数人之外，我从未遇到过一个英国社会主义者愿意去面对它。陈词滥调的答案是解放印度和其它殖民地并不会让我们蒙受任何损失，因为那些地方将会更迅速地发展，他们的人民将有更强的购买力，而这对我们来说是有利的——这番话确实有道理，但它忽视了过渡时期，而那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有色人种并不会被这么一个轻松的回答给打发掉；事实上，他们会认为英国的繁荣比实际的情况更依赖帝国主义剥削。当毕福理奇报告刚发布时，在面向印度出版的新闻里不得不对它进行低调处理，担心它会引起强烈的不满和愤恨——印度人最可能会作出的反应是：“凭什么他们让自己过得舒舒服服的，而遭殃的却是我们。”
此外，英国人民并没有全面地意识到战争的不幸以及世界的整体贫困状况。我认为他们知道工业重建将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包括长期的物资限量供应和“劳动指导”，但并不知道欧洲的破坏将会对我们的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没有人抗议将德国变成一个过度拥挤的乡村贫民窟的提案。人们对未来的考虑是重新分配国民收入，却不去思考国民收入本身取决于世界的整体状况。他们的眼中只有毕福理奇计划，提高离校年龄等等，却没有人告诉过他们在接下来的一段漫长的时间里，我们或许没有改善生活的经济能力。在选举期间，有时候在工党的会议上，我试过在提问时间提出这个问题：“工党对印度将采取什么政策？”我总是得到这么一个敷衍了事的答案：“当然，工党对印度人民渴望独立的愿望抱以最深切的同情。”然后这个话题就这么过去了，演讲者或听众对它根本不感兴趣。我想选举由始至终我没有听到过一个工党的发言人主动提到过印度，而且他们很少提到欧洲，只会说出煽动性和误导性的言论，说左翼政府能够“与苏俄达成共识”。不难看出这种对于本土事务的乐观和罔顾国外局势的态度所蕴含的危险。这个麻烦或许会以纷繁的形式出现——关于印度或其它殖民地，关于进一步削减我们的限量供应以防止被占领的德国发生饥荒，关于劳动力流动，关于房屋重建不可避免的混乱和失败等等。当前迫切需要去做的是让人民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和说服他们为什么社会主义是更好的生活方式，但在初期阶段生活并不一定会变得更舒坦。我不怀疑人民会接受这一点，如果情况能以正确的方式向他们阐明，但目前并没有人去尝试做这些事情。
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重新调整外交政策的明确迹象。比起保守党政府，工党政府没有理由去支持不受民众拥戴的君主和独裁者，但它不能罔顾英国的战略利益。我认为设想工党领袖会比保守党领袖对苏联更加顺从会是一个错误，但在选举期间公众就是这么想的。头几个月过去了，情况或许刚好相反。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拉斯基[112]是个例外——对苏联体制并不抱任何幻想，他们介入了东方与西方之间基于对社会主义的不同理解而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如果他们选择与俄国对抗，民意会支持他们。而保守党并没有这么做，他们反对俄国的动机总是值得怀疑。近期的一个麻烦的源头或许会是巴勒斯坦。工党和左翼阵营坚定地支持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对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只有犹太人的宣传内容在英国传播。很少英国人意识到巴勒斯坦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肤色问题，而印度的民族主义者们或许会站在阿拉伯人一边。至于长期的国际政策问题，它们在很大程度上由地理因素决定。英国并没有强大到能独自与俄国或美国进行抗衡的程度，它有三种方式可以选择。第一种方式是维持现状，默许“利益范围”，并尽可能维持帝国的完整。第二种方式是被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第三种方式是解放印度，切断与各个自治领的联系，并与西欧各国和它们在非洲的领土组成一个坚定的同盟。许多观察家和科学家告诉我第三种方式在技术上是可行的，而且这么一个同盟会比美国或俄国更加强大。但在我看来这只是在白日做梦。法国与英国这两个举足轻重的大国之间的斥力实在是太强了。
新政府以非常强势的地位开始执政，虽然我在上面罗列出了种种困难与危险，但除非工党出现严重分裂，否则它将能够安稳地执政至少五年，或许还会更长[113]。它的主要敌人保守党声名扫地，它的理念破产了，而且这一回掌握权力的这帮人不像1929年的那帮人那样是轻易就被收买的孱头。和几乎每一个英国人一样，我对艾德礼的了解并不多。有一位认识他的人告诉我他就像外表看上去那样是无趣的人物——因为某人的死去或辞职而登上领袖位置的二把手，靠着勤勉和实干站稳脚跟。当然，他没有如今一个政治家所需要的魅力，日报漫画家们困惑地想找出某个突出的特征（参照丘吉尔的雪茄、张伯伦的雨伞、劳合·乔治的头发）为他增加人气。但政府里其他掌握要职的人，贝文、莫里森、格林伍德、克里普斯、安奈林·比万，都要比之前保守党政府的人选更坚强能干，因为丘吉尔要的是身边围绕着对他唯唯诺诺的人。下议院的人员构成发生了巨变。工党成员的主体第一回不是由工会的官员构成，而是来自于各个选区的当选代表。390名工会成员中，有90个是工会的官员，还有40个是无产阶级的代表。剩下的大部分人出身中产阶级，有很多人是工厂的经理、医生、律师和记者。拿工资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现在大部分已经“左倾”，他们的选票是选举转向的重要因素。很难相信本届政府会像1929年和1923年的政府那样以可耻的方式垮台。五年的时间足以度过最艰难的时期。天知道本届政府是不是真的想要引入社会主义，但如果他们真的有这个想法，我看不到有任何阻力。
昨天午间传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当时我在弗里特街。街上一派欢乐的气氛，楼上办公室里的人撕碎旧报纸，然后从窗口扔出去。所有人都在同一时间动了这么干的念头，我乘坐的巴士就在缤纷如雨的纸片中行驶了好几英里，纸片散落在人行道上，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足有没踝那么深。这让我很恼火。英国没有足够的纸张去刊印书籍，却有足够多的废纸可以做这种事情。顺便提一句，光是国防部用的纸就比整个书业加起来还要多。
日本立刻投降似乎改变了人们对原子弹的看法。一开始的时候，和我聊天的每一个人或我在街上听到的讨论都对它深怀恐惧。现在他们开始觉得一样能在两天内结束战争的武器还是有值得称道之处的。许多人猜测“俄国人是不是也有了原子弹”。还有些人要求英国和美国应该将原子弹的秘密交给俄国，这似乎有点太强调国与国之间的信任了。
您真诚的
乔治·奥威尔
1946年5月[114]
尊敬的编辑：
为了将这封信准时送出，不幸的是，我必须在印度谈判达成明确的决议和共产党是否会被纳入工党的争执得出结果之前把它写完。英国群众没有意识到印度问题的重要性，除非有什么戏剧性的事件发生，否则很难判断他们对于印度独立的真正情感。共产党的问题引起了更多的关注。英共会不会再次尝试与工党合并还不能肯定，如果他们真的这么做了，即将召开的工党大会将会以某种方式将其挫败。但是，可以想象他们或许会利用工党章程的漏洞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工党的领导人们显然意识到危险的严重性并已直言斥责。这个问题很复杂，但如果先大致描述一下政治背景，或许我可以更清楚地讲明情况。
首先，关于工党政府在英国的根基。我认为工党政府的根基依然很稳固，来自地方选举和民意调查的结果都证实了这一点。与此同时，政府换届还没有给我们带来切实的好处，大体上人们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对于任何不在部队里服役的人来说，停战之后的生活和战争期间一样艰苦，或许还要更惨一些，因为部分物资的紧缺所造成的后果是累积性的。譬如说，服装的紧缺随着我们的衣服变得越来越破旧而越来越不堪忍受。而去年冬天燃料紧缺的情况比这场战争爆发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糟糕。食物还是像以前那么难吃，领取食物的队伍并没有缩短，有钱人在餐厅里吃的饭菜和家庭妇女只能靠着限量供应的食物张罗的饭菜之间的对比一直是那么鲜明，物资的匮乏似乎越来越恼人，因为我们并没有在打仗以证明这么做是必要的。据说黑市活动在停战后愈发猖獗。住房紧缺的情况仍然没有改善，而且得等上一段漫长的时间才有可能好转。已经有很多人失业了。另一方面，群众反对漫长的工时和恶劣的工作条件，并发生了一系列“非正式”的罢工。当你听到等着买鱼的人的对话后，你不会怀疑工人阶级满腹牢骚，他们觉得战争的结束本应该带给他们更舒适愉快的生活，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面包越做越小，或啤酒越来越难喝，就为了让欧洲人不饿肚子。
此外，严格的政治意义上的仇视和批评似乎并不严重。从英国的报刊你无法真实地了解群众的反应，因为那些大报几乎都是由保守党掌控，而一部分小报则受到了共产党的影响。我听到几乎无休止的抱怨，因为“他们”建造新的房屋不够快，或是因为“他们”不让你有足够的煤炭过冬，又或是因为恶劣的出行条件、所得税、缓慢的复员工作、昂贵的蔬菜、减少的牛奶限量供应等等，但我还没有听过普通人说政府并没有采取明确的手段去引入社会主义。即使考虑到任何事情都需要时间，社会结构似乎根本没有发生改变仍会令人感到惊讶。我猜想在纯粹的经济意义上，我们正在迈向社会主义，至少正在迈向国有制。譬如说，交通运输正在进行国有化。铁路的股东被收购股份，价格是他们从开放市场上几乎得不到的，但不管怎样，铁路的控制权正从私人手上被拿过来。但在社会结构上，没有任何迹象能让我们了解到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保守党政府的统治下。譬如说，没有任何举措在对付上议院，没有人在谈论取缔教会，保守党的大使、各部门的一把手或其它高官几乎没有人被撤换。教育民主化的努力正在进行，但现在还没有收到成效。虽然大体上英国变穷了，但上层阶级仍然过着他们所习惯的生活。他们肯定不喜欢工党政府，而且似乎并不害怕。这一切很适合英国人喜欢慢条斯理地做事和不想激起阶级仇恨的作风——但我仍然认为，当工党政府以压倒性的多数票优势当选并执政八个月后，几乎每一个观察家都会认为社会环境应该有更大的改变。
然而，并不是这些使得群众在表达他们的不满。在政治意义上，他们仍然认为他们在去年夏天赢得了一场重大胜利——事实上确实如此——尽管新政府的所作所为或许并不令人感到激动。暂时还没有能与之争锋的意识形态，保守党的理念已经破产了，就连他们的公关人员也承认这一点。他们能做的就是发发牢骚反对“国家干预”和“官僚作风”，或许群众会对这些反感，但更讨厌经济上的朝不保夕。许多保守党人现在相信他们的希望维系在共产党人身上，他们或许能够分裂工党，并迫使右翼工党领袖再次结成联合政府。我自己不相信这种事情会发生，但目前共产党确实是政府的主要挑战，如果海外发生变故的话——譬如说，印度发生大规模的战斗——使得政府的外交政策失去民众的支持，或许它会成为一股真正的政治势力。
共产党人及其“同路人”的实际数量仍然只有数万人，而且过去一年来无疑还减少了。虽然失去了一部分民意，但现在他们掌握了几个重要的工会的领导权，而且还有那群有“地下党员”身份的下院议员——即以工党成员身份当选但其实是地下共产党员或坚定认同共产主义的人。这些人的数字没有办法肯定，但我认为在三百多名工党议员中大约有二三十个。毋庸置疑，他们的策略是在议会内外鼓噪着要求对苏联推行绥靖政策，与此同时，通过利用国内的不满情绪，试图将左翼人士团结在身边。目前，他们的目的过于明显，使得自己被孤立了，像“渗透”和“秘密党员”现在正被一年前几乎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情的人挂在嘴边。当贝文在议会里与质疑他的外交政策的工党议员摊牌时，只有六位议员投票反对他，但其他人投了弃权票。考虑到苏联与英国式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府必然存在不可调和的敌意，由公开的共产党人如亚瑟·赫尔默[115]执掌着大型工会组织，“地下党员”如齐拉库斯[116]在议会里襄助，还有像普雷斯利这样的“同路人”在流行报刊里助威。但这些人的难处是他们不能将重点放在国内问题上。他们在捍卫俄国的外交政策，而群众会觉得那些政策根本站不住脚。读过那些左翼小报之后，你会以为工党在煽动暴乱，而且支持工党的群众对俄国在伊朗、罗马尼亚等地方的行动充满热情，还希望将原子弹的秘密拱手相让，不换取任何军事情报作为回报。但是，情况当然并不是这样。《新闻纪实报》举行的民意调查表明在与维辛斯基[117]进行斗争之后，贝文的受欢迎程度明显上升了，而且在工党的支持者中上升最为明显。我甚至怀疑群众并不反感贝文在希腊和印尼推行的政策，如果那些问题仍有争议的话。但就苏联而言，即使是亲俄派也很难否认一两年前民众的热情已经很淡薄了。即使没有别的迹象，光从我自己的邮箱就能推测出这一点。作为斯大林政权的公开支持者，英共现在的处境很不妙，但如果能够有组织地进入工党，他们或许将能够造成相当大的影响。虽然即使是最严重的分裂也无法让共产党控制政府，但这或许会使保守党乘机卷土重来——我猜想在俄国人的眼中，这比让工党政府取得成功要好一些。
在政治层面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发生。莫斯利那伙人和其他法西斯主义群体在进行一些小规模的活动，但没有迹象表明他们得到群众的拥戴。斯大林主义者与反斯大林主义者之间的思想斗争仍在继续，经常有人从某一方变节投靠到另一方。根据我得到的可靠消息，温德汉姆·刘易斯已经成了共产党员，或至少是一个坚定的同情者，正在写一部歌颂斯大林的作品，希望借此抹掉他之前写过的歌颂希特勒的几本书。所有关心政治的人都沉浸于日复一日的关于的里雅思特、巴勒斯坦、印度、埃及、钢铁业国有化、美国贷款、房屋重建、医疗服务法案和别的事情的斗争中，但在我认识的有思想的人里，没有人对未来充满希望。美国与苏联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必有一战，而英国由于地处不利位置一定会被原子弹炸得七零八落的想法被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就像人们接受了太阳迟早会冷却而我们都会冻死这样的言论。群众似乎忘记了原子弹，这个话题很少在新闻里出现。每个人都想着在恶劣的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来点乐子。足球比赛的观众人山人海，酒吧和电影院总是满座，汽车交通恢复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考虑到汽油限量供应理论上仍在推行，“基本供应”每个月只有5加仑。二手汽车卖到了天价，都是些老掉牙的玩意儿，有一些足足有二三十年的车龄，在马路上突突突地喷着黑烟呼啸而过。伪造汽油供应凭券的现象据说非常严重，当局或许会绝望地放弃限量供应政策。现在费上一番工夫你可以买到吸尘器，但我还没有看到有冰箱卖，而且以最简陋的方式去装修房子也得花上好几百英镑，还得用那些难看而且粗制滥造的家具凑合。譬如说，仍然没有餐具，只有那些难看的“实用”器皿或贵得离谱的二手套装。全面的匮乏使得每个人都在小物件上攀比，当你成功地买到一块手表或一支钢笔时，你可以吹嘘上好几个星期。势利心态显然又回到广告里，虽然身边的人都很寒酸，你可以感觉得到某种平静的压力正促使人们讲究更正式的穿着。前几天我经过圣保罗大教堂时，里面正在举行仪式，我饶有兴味地看到有很多人戴上了高礼帽，这是六年多来的头一回。但那些是脏兮兮的高礼帽，看着那群人的样子，我不知道里面举行的是婚礼还是葬礼。
文学界没有什么好报道的。报纸的版面仍然被削减，而且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仍会是这样，但一直有传闻说会有两三份新的晚报创刊，还会有一份新的类似于《新政治家报》或《论坛报》的政治评论周刊。书籍依然很少，而且很容易卖出去。大部分时间里，我买不到自己写的书。剪刀加糨糊拼凑的选集和杂文集继续出了很多，从我上次给您写信起，又有好几份文学月刊和季刊出版了。大部分都是可怜兮兮的薄薄一本，很可能没办法维持多久，但你们在美国所熟悉的那种编排得当、积极进取、带有一点思想性的杂志也在这里出现了。两个近期的例子是《未来》与《接触》。哈特利[118]，那个金融炒家，出狱后投身书业，据说是这些新刊物的幕后老板。有识之士看着这些演变会感到不悦，但显然只有这种以相片为主、配以文字、让普通读者觉得自己在“进步”又不至于真的逼迫他进行思考的杂志才会有大的发行量。众所周知，许多英国期刊是无可救药的老古董，如果不进行自我革新，或许它们将突然间被美国人决定在这里创办的杂志所取代。“文摘”类的杂志越来越流行，就连中央新闻办（前身是新闻部）也在欧洲以多种语言发行类似的杂志。在英国广播公司，一件或许将会是重大转变的事情正在发生。经过多年的争取，它已经决定安排一个波段用于播放有思想的节目。在英国进行广播的一个难题是某个节目除非能够吸引数百万人收听，否则就会被视为不合经济，播放任何稍微高雅一点的节目就会引起收音机听众的愤慨，他们声称他们花钱购买的时间被浪费在只有少数人才会感兴趣的内容上了。而且，英国广播公司作为一家特许经营的公司，在战争期间得到了政府的大力资助，在议会里受到了相当激烈的无知和带有敌意的批评，让它的董事们感到很害怕。如果高雅的内容能够以独立的波段进行广播，普通的听众可以继续一天二十三个小时收听对内广播频道，不会被它烦到，大部分批评就会消失，而英国广播公司内部更具思想的人或许就可以大展拳脚。据我所知，在英国广播公司里，主要是在基层，许多有才华的人意识到广播节目的潜力还没有被完全发掘出来，除非满足于某个节目只有少数听众，否则根本无法进行这方面的探索。然而，尽管它声称C类节目（即那些以独立波段广播的节目）会带有高度的实验性，而且内容几乎不会遭到审查，但最终作决定的仍然是英国广播公司的高层，因此，或许真正的改变并不会发生。
我想不到别的新闻了。这个春天很美，什么花都开得特别早。公园的围栏还没有被放回去，但雕像回到了基座上。伦敦看上去还是像以前一样破旧肮脏，但即使已经时隔一年，灯火管制的解除仍然让人觉得很开心。
乔治·奥威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