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一封信
年青的朋友：
这算是我第一次写信给你。写几千字的长信，在我是例外之例外；我从来没有写过一千字以上的长信，但此刻提起了笔，我就觉得手下这封信大概要很长，要打破了向来的记录。原因是我今天忽然有了写一封长信的兴趣和时间。
朋友！你大概能够猜想到这封信是在怎样的环境下写起来的罢？是在我的故乡的老屋，更深人静以后，一灯如豆之下！故乡！这是五六万人口的镇，繁华不下于一个中等的县城；这又是一个“历史”的镇，据《镇志》，则宋朝时“汉奸”秦桧的妻子王氏是这镇的土著，镇中有某寺乃梁昭明太子萧统偶居读书的地点，镇东某处是清朝那位校刊《知不足斋丛书》的鲍廷博的故居。现在，这老镇颇形衰落了，农村经济破产的黑影沉重地压在这个镇的市廛。
可是现在我不想对你说到老镇的一切，我先写此次旅途的所见。
朋友，我劝你千万莫要死钉住上海那样的大都市，成天价只把几条理论几张统计表或是一套“政治江湖十八诀”在脑子里倒去颠来。到各处跑跑，看看经济中心或政治中心的大都市以外的人生，也颇有益，而且对于你那样的年青人，或者竟是必要的。我向来喜欢旅行，但近年来因为目疾胃病轮流不断地作怪，离不开几位熟习了的医生，也使我不得不钉住在上海了。所以此次虽然是一些不相干的事，我倒很愿意回故乡走一遭。
朋友，你猜想来我是带了一本什么书在火车中消遣？“金圣叹手批《中国预言七种》”！
这是十九路军退出上海区域前后数日内，上海各马路转角的小报摊所陈列，或是小瘪三们钉在人背后发狂地叫卖的流行品之一！我曾经在小报摊上买了好几种版式的《推背图》和《烧饼歌》，但此部《中国预言七种》却是离开上海的前夕到棋盘街某书局买来的，实花大洋八角。朋友，也许你觉得诧异罢？我带了这唯一的书作为整整一天的由火车而小轮船而民船的旅途中的消遣！
我们见过西洋某大预言家对于一九三二年的预言。路透社曾使这个预言传遍了全世界。这个“预言”宣称一九三二年将有大战争爆发，地球上一个强国将要覆灭，一种制度（使得全世界感到不安，有若芒刺在背的一种制度），将在战争的炮火下被扫除。路透社郑重声明这位预言家曾经“预言”了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战，所以是“权威的”预言家。不妨说就是西洋的刘伯温或袁天罡，李淳风罢？然而资本主义国家的“预言家”毕竟和封建中国的刘伯温等等有点不同。资本主义国家预言家的“使命”是神秘地暗示了帝国主义者将有的动作，而且预先给这将有的动作准备意识，——换言之，就是宣传，就是鼓动。因此，它的作用是积极的。封建中国的“传统的”预言家如刘伯温等等及其《烧饼歌》，《推背图》，却完全是消极作用。取例不远，即在此次上海的战事。二月二十日左右，日本援军大至，中国却是“后援不继”，正所谓“胜负之数，无待蓍龟”的当儿，大批的《烧饼歌》和《推背图》就出现于上海各马路上了。《烧饼歌》和《推背图》原是老东西，可是有“新”的注解，为悲愤的民众心理找一个“定命论”的发泄和慰安。闸北的毁于炮火既是“天意”，那就不必归咎于谁何，而且一切既系“天意”，那就更不必深痛于目前的失败，大可安心睡觉，——或者是安心等死了：这是消极的解除了民众的革命精神，和缓了反帝国主义的高潮。这是一种麻醉的艺术品，特种的封建式的麻醉艺术品！
朋友！我发了太多的议论，也许你不耐烦罢？好，我回到我的正文：我在三等客车中翻阅那本《中国预言七种》。突然有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叫道：
“喂，看见么？‘将军头上一棵草’！真不含糊！”
我转过头去看了一眼，原来是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商人；单看他那两手捏成拳头，端端正正放在大腿上，挺直了腰板正襟危坐的那种姿势，就可以断定他是北方人。朋友，你知道，我对于“官话”，虽说程度太差，可是还能听得懂，但眼前这位北方人的一句话，我简直没有全懂；“将军——什么？”我心里这样猜度，眼珠翻了一翻，就微微一笑。朋友，我有时很能够——并且很喜欢微笑；我又常常赞美人家的“适逢其会”的微笑。但是那时我的微微一笑大概时机不对，因为那位北方人忽然生气了；他的眉毛一挺，大声说：
“******！将军头上一棵草！真怪！”
我听明白了。我虽不是金圣叹，也立刻悟到所谓“将军头上一棵草”是指的什么，我又忍不住微笑了。我立刻断定这是《推背图》或《烧饼歌》上的一句。我再看手里的《预言》。
“不错。万事难逃一个‘数’。东洋兵杀到上海，火烧闸北——蔡廷锴，蒋光鼐，《烧饼歌》里都有呢！——上年的水灾，也应着《烧饼歌》里一句话……”
在我左边，又一个人很热心地说。这是一位南方人了，看去是介于绅而商中间的场面上人；他一面说，一面使劲地摇肩膀。我的眼睛再回到手里的书页上。
忽然一只焦黄而枯瘦的手伸到我面前来了；五个手指上的爪甲足有半寸长，都填满了垢污，乌黑黑地发光；同时，有一条痰喉咙发出的枯燥的声音：
“对勿住。借来看一看。”
我正要抬头来看是什么人，猛又听得一声长咳，扑的一口黄痰落在地板上，随即又看见一只穿了“国货”橡皮套鞋的脚踏在那堆痰上抹了一下。不知道为什么，我最怕这种随地吐痰而又用脚抹掉。我赶快抬起头来，恰好我手里的那本《预言七种》也被那只乌黑爪甲的枯黄手“抢”（容我说是抢罢）了去，此时这才看明白原来是坐在我对面的一位老先生，玳瑁边破眼镜而瓜皮皮帽。他架起了腿，咿咿唔唔念着书中的词句；曾经抹过那堆黄痰的一只橡皮套鞋微微摆动，鞋底下粘着的黄痰挂长为面条似的东西，很有弹性地跳着。
朋友，我把这些琐屑的情形描写出来，你不觉得讨厌么？也许你是。然而朋友，请你试从这些小事上去理解“高等华人”用怎样特殊的他们自己的方式接受了西洋的“文化”。他们用鞋底的随便一抹就接受了“请勿随地吐痰”的西洋“文化”。这种“中国化”的方法，你在上海电车里也许偶尔看到，但在内地则随时随地可以看到。他们觉得这样“调和”中西的方法很妥当。至于为什么不要随地吐痰的本意，他们无心去过问，也永远不打算花心力去了解。
可是我再回到这位老先生罢。他把那本《预言》翻来翻去看了一会儿，就从那玳瑁边的眼镜框下泛起了眼珠对我说：
“人定不能胜天。你看十九路军到底退了！然而，同人先笑而后号咷，东洋人倒灶也快了呀！”
“哦——”我又微笑，只能用这一个声音来回答。
“不过，中原人大难当头，今年这一年能过得去就好！今年有五个‘初一’是‘火日’呀！今年八月里——咳，《烧饼歌》上有一句，——咳，记不明白了，你去查考罢。总而言之，人心思乱。民国以来，年年打仗。前两年就有一只童谣：‘宣统三年，民国二十年，共产五年，皇帝万万岁！’要有皇帝，才能太平！”
“可不是宣统皇帝已经坐了龙庭！”
我右边坐的那位北方人插进来说。
但是那老先生从玳瑁眼镜的框边望了那北方人一眼，很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又过一会儿，他方才轻声说：
“宣统！大清气数已尽，宣统将来要有杀身之祸。另是一个真命天子，还在田里找羊草！”
于是前后左右的旅客都热心地加进来谈论了。他们转述了许许多多某地有“真命天子”出世的传说。他们所述的“未来真命天子”足有一打，都是些七八岁以至十三四岁的孩子，很穷苦的孩子。
朋友，在这里就有了中国的封建小市民的政治哲学：一治一乱，循环反复，乱极乃有治；然而拨乱反正，却又不是现在的当局，而是草野崛起的真命天子。《推背图》和《烧饼歌》就根据了此种封建小市民的政治哲学而造作。中国每一次的改朝换代，小市民都不是主角，所以此种“政治哲学”就带了极浓厚的定命论色彩。在现今，他们虽然已经感到巨大的变动就在目前，然而不了解这变动的经济的原因，他们只知道这变动是无可避免的，他们在畏惧，他们又在盼望。为什么盼望？因为乱极了乃有太平可享！
十一点三十分，到了K站，我就下车了。
（原载1932年6月1日《现代》第1卷第2期）
第二内河小火轮
从火车上就看见“欢迎国联调查团①”的白布标语，横挂在月台的檐下。这是中英文合璧的标语，今天清晨离开上海时，曾见到处张贴着此类标语，不料行了四小时，而此类标语，早已先我而在！中国统治阶级办事的手腕，有时原也很敏捷的。据各报消息，国联调查团将于明晨到达上海，而且将来经行沪杭路与否，尚不可知；然而这里车站上却已先期欢迎。于此又见中国统治阶级办事的手段有时异常精细而周到了。
车站大门上又有一条白纸黑字的招纸：“税警团后方伤兵医院招待处”。
于是我忽然由“税警团”联想到鼎鼎大名的王赓，又联想到了陆小曼女士和故诗人徐志摩。更想到志摩在《猛虎集》序文中所反复自悼的“诗情枯窘”了。记得前年秋天在上海遇见他时，他也有同样的悲感——虽然他说话的态度永远是兴高采烈而且诙谐。那时我曾经这么发问：“你推求过你这近年来诗思枯窘的原因么？”他耸耸肩膀微笑。过了一会儿，他吐露这样的意思：诗题尽有，但不知怎地，猛烈的诗情不能在他胸中燃烧。现在，经过了火与血的上海“一·二八”，假使徐志摩尚在，不知他还依旧感到诗情枯窘不？
这么胡乱想着，想着，我已经离开了车站，杂在一群各色人等皆有的杂牌旅客军中，冲开了人力车和脚夫的包围——还有连声唤问“南湖去喂？”的船娘，走到内河小火轮的埠头上了。这是个混杂的埠头。所有往来苏湖一带“内地”各市镇的轮船全都麇集在这里，卸下了旅客，又装上了旅客。我挤上了一条“无锡快”，问明白是经过我的故乡的，我就从叫卖着“花生酥”、“荸荠”等等小贩的圆阵内跑进船舱里去了。
已经是满舱的人，都是故乡的土白。这条船虽则要经过不少“码头”，但照例十之八九是我的故乡的旅客；十年前如此，现在仍然如此，就不知道再过十年将怎样。
船，已经不是十年前那条船，但船中的布置，形形色色的旅客，挤来挤去的小贩，都和十年前没有什么两样。只多了一两位剪发时装的女郎算是一九三二年的记号。
船头上仍旧挂着一块“水板”，淡墨的字是沿途所到各市镇的名儿，并肩排作一列；另一行大书“准一点半开船”，却是照例不“准”，照例要延迟。
我看自己的表，还只有十二点钟；我只好耐心坐在那里等候了。
渐渐儿从嘈杂的人声中辨出两三个人的对话来。一望而知都是小商人，很热心地在谈论上海战事的将来。他们以为中日间的“不宣而战”，还要继续与扩大，而结果一定是日本军的败北。他们中间一位剃了和尚头的四十多岁的人，很肯定地说：
“定规还要打！不打，太呒交代。东洋小鬼就是几只飞机兵船厉害，东洋兵是怕死的！东洋兵笨手笨脚，不及中国兵灵便，引他们到里厢，东洋的兵船开勿进来，飞机不认识路，东洋兵一定要吃败仗！”
“蛮对！要引他们进来。松江造好一个飞机场了。火车来时，你看见铁路旁边掘战壕么？松江落来，一连有四道战壕已经掘好了！”
另一个三十多岁的瘦长子接着说，并且意外地对我看了一眼，似乎要我出来证实他的“军事发见”，我又微笑了。松江左近新筑飞机场，当车过松江时，已经听得人们在那里说。至于“一连四道的战壕”呢，我是目击的；但我就有点怀疑于那样短短而简陋的壕沟能有多大的防御能力。从前我看见军官学校学生打野操时掘的战壕，就还要长，还要复杂。可是我并没把这疑问提出来叫那两位“主战的”小商人扫兴，我只是微笑。
坐在我旁边的第三位“老乡”，五十多岁的小商人（后来我知道他就是故乡某绸缎铺的经理），觉得我的微笑里有骨头，就很注意地望了我一眼，同时他摸着下巴很苦闷地自言自语着：
“定规是还要打。不过，一路来总不见兵，奇怪！——”
立刻那位三十多岁的瘦长子跳起来纠正了，险一些碰翻了站在旁边仰脸呆看的江北小孩子的荸荠篮。瘦长子虽然清瘦，声音却很大：
“啊，老先生，你弄错了。中国兵不是沿铁路驻扎的，都藏在乡下。——为啥？避避国联调查员的眼睛呀！你不相信，去看！嘉兴城里也不扎兵。不过，落去到陶家泾，就驻扎了两万多兵，全是驻扎在茧厂里——”
他的话在此一顿，伸手抓一下头皮，然后转身把嘴巴凑近了那位剃光和尚头的同伴的耳边，又用左手掌掩在嘴边，显然有几句更重要更“机密”的话将要说出来；却不料他身旁那位仰脸呆看的卖荸荠的江北小孩子猛然觉醒过来似的本能地喊卖起来：
“荸荠呀！拴白荸荠呀！”
这一声叫卖虽然是职业地响亮而且震耳，但在此嘈杂的“无锡快”中却也并不见得出众的讨厌；然而我那位三十多岁的瘦长子老乡蓦地生气了。他不说话了，反手将卖荸荠的江北小孩子一推，就喊道：
“讨厌！卖荸荠的出去！江北人顶惹厌！上海要捉江北人，江北汉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