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是非？真伪？奖惩？
开年以来，闹剧连连。单是围绕造假新闻、造假照片、造假录像，就有好几件事。看来这只是浮出水面的，就是因为动静闹大了，才引起注意和追究的罢了。我敢说，必然还有淆乱视听的假新闻、假照片没被揭发出来。这是根据我（也可说是我们）的生活阅历而来：你是相信贪赃枉法都已经揭发出来，还是有更多的此类现象等待揭发呢？
我没有听或看广播电视新闻的习惯，因为每天每天周而复始，“日光之下无新事”，许多事态简单重复，感觉都像是旧闻新编。就连围绕着“老虎”出山这样颇具震撼性的选题创意，竟也仅是低级的模仿而已。干好事缺乏创造性，干坏事（面向公众造假该算是坏事吧）也没有想象力，让人想起龚自珍所叹，世无“才盗”与“才偷”，不能不让人感慨！
我是一早在车上，从北京交通台的报道中，听到湖南平江“疑似华南虎”事件的策划者，其原始动机自然是由于利益驱动，而向陕西“虎照”学习，则是因为看到“周老虎”一干人等“没有得到处理”，这表明他们意识上是认定陕西属于造假，应该受到制裁，然而没有，于是发现了法律的空白，执法执纪“化外”的安全岛，便决心学样儿了。
四十多年前，学习好干部焦裕禄时，流行一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而且据说是列宁的语录。可惜从那时起，正式命名为焦裕禄式好干部一类称号的，不是无穷，而是有限的几人。相反，腐败发臭的贪官污吏，却是一茬又一茬地茁壮成长。可见学坏容易学好难，学好像登山，够吃力而难持久，学坏可就是顺水行船，日之就下。从静态的虎照，到动态的录像，如影随形，如声随响，这种“影响”还真有点当年林彪提倡的“立竿见影”的样子呢。
说起这样的社会影响，自然有信息时代传媒的作用，一是迅捷，二是放大，不过，传媒的作用不可低估，也不可估计过高。更重要的，是陕西“虎照”事件没有及时处理，弄清真假是非，有关领导部门态度有嫌暧昧。真假不明，是非不明，从而奖惩不明。给了湖南那个“别有用心”（这里用上这个词，谅蒙读者同意）的投资商以可乘之机。现在几个公职人员分别受到行政或党纪处分，这个投资商的有关责任还“在调查中”。我想，即使他受些处罚，如罚款，数额也不会大到伤筋动骨，只要他还是这一带旅游景区的投资人身份不变，则他还是赚了：物质方面有所赔付，“非物质”方面却使景区大大扬名，到头来，还不是“精神变物质”嘛。
看似不大的一件小事，却也给我们不少的启示。上世纪50年代初，处决了刘青山、张子善两名级别较高的贪污犯，在干部群体中产生相当的威慑作用。临近世纪末，在是非善恶的价值评估上有过一次回潮，一夜之间，“反腐败”被指为“别有用心”的口号，这样一来，在仍然抱定“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这一理念的人们那里，既然“别有用心”的人在反腐败，那么腐败者就是我们的好哥们儿了。今天40岁以上的人都会记得这个历史教训。
今天五六十岁以上的人，还会记得整整50年前的1958年，在“三面红旗”掩护下，在“大跃进”的狂热中，在自上而下的压力下，全国范围首先在农业生产接着在钢铁生产和其他方面，不顾实际地提出高指标，制造假成绩，“大放卫星”，浮夸成风，直到按假报的丰收收取公粮，盆净碗光，饿殍遍野，以闹剧始，以悲剧终，悲剧的主人就是亿万老百姓，特别是“人民公社社员”即普通农民。
今天我们能在全国绝大多数人得到温饱的条件下，犹有余裕，讨论两只老虎是否野生虎的问题，果然是社会的进步，但愿我们不会永远徘徊在这类有如“闲话”的话题上。
2008年3月27日
那个“标志城”运作的标志性
比起鸦雀无声来，还是议论纷纷好。山东拟建“中华文化标志城”一事，在全国两会发言中披露后，因初步匡算将耗资300亿，引起沸沸扬扬的质疑，几乎是一面倒，绝少赞许的反应。想找一找支持方的论点，这才发现，像我们习见的场面一样，这么大的事情却不见跟踪后续报道，是不是又要不了了之？
新闻不见，旧闻新读。还是３月１日下午，在北京就开过一个“中华文化城创意规划方案征集新闻发布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和其他一些有关领导部门负责人都讲了话。此事早在山东省政协主席两会发言之前，应是炒作的第一炮。这个会有包括“海内外媒体”在内的三百多人参加，也许是为大家瞩目的两会所掩，似乎只有《中国文化报》在3月4日发了长篇详细报道。
不能怪记者们一窝蜂地奔两会，这个新闻发布会选择３月１日这一天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显然也是要借两会之势。但虽说“面向全球征集创意规划方案”，却好像“八字还没一撇”，记者们忽略了可以理解。我当时也只浏览了标题，以为又是既不像修长城具有边防作用，又不像开大运河具有漕运作用，只是像中华世纪坛似的，务虚则如同《甲申文化宣言》那样的文化表态，务实则增加一个会展场馆和旅游景点罢了，没有认识到它作为“民族精神家园”的伟大意义，更没想到倾全国之力办奥运之后，就要干这桩“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事”了。
据《中国文化报》报道，许嘉璐在发布会上讲到要像国家举办北京奥运会那样，组织动员各方面力量、各民族同胞、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广泛参与，搞出精品，把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创意好、规划好、建设好。原来，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最后要外化、落实到山东济宁市所属九龙山的300平方公里丘陵地面上！
又据该报报道，山东省把中华文化标志城作为兴起文化建设新高潮，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大机遇，作为文化强省计划的重要切入点，强力推进实施。请注意，是“强力推进实施”啊，不知在“呼吁海内外同胞和关注中华文化的国际人士及组织积极响应，踊跃参与，共襄盛举”的同时，山东省财政至今已经投入了多少？
许嘉璐认为建设这个“标志城”，是为了应对“当今是一个浮躁的时代”。我以为说对了一半，这个工程的设想和实施，恰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浮躁。
就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媒体透露了一些领导部门有关文件的部分片断，还是留有余地的。然而从这个发布会和两会上有关的“正面”发言看，却频频使用了最高级定语，仿佛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中华民族“价值观”、“精神理念”、“道德信仰”，其传承和发展，成败在此一举——取决于能否建成这个“属于全球华人的东方圣城和共有精神家园”，好让“中华民族的子孙及海外游子、外国朋友们”，能够在这里“体会到中华民族的精神核心”！
这些话的高调的气势，怎么不让人想起50年前“大跃进”中在“各条战线”包括文化战线上也要“大放卫星”的浮夸气氛呢？
如果说“大跃进”中的浮夸，主要是经济上的冒进和政治上的压力造成的；今天，除了近年来的“政绩工程”所显示的玄机外，更多的恐怕是出于利益驱动。我以为，这个“中华文化标志城”事件的运作，就具有相当典型的“标志性”。
在300平方公里上开销300亿巨资，平均每平方公里花上一个亿：谁是这一过程的第一受惠者？而从我国大量存在钓鱼工程，往往上马后追加预算的老例来看，恐怕300亿还未必能够打住。不但要钓中央和地方财政之鱼，还瞄准了海内外爱国人士的钱包吧？
过去爱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那是招商引资初级阶段的故事。现在许多事情则要打文化牌，特别是以弘扬民族文化为招牌，找一些有关无关的名人，封一些名实不符的顾问，借以招徕，“忽悠”公众。把主其事者抽考一下，你们口口声声的“中华文化”，可能说出个子午卯酉来？
然而要立项了，人所共知，名曰跑项目。没有联络图，你就不得其门而入。教学研究单位跑项目，要上教委、科学院，一个省要干这么伟大的事业，找谁去？大家知道，一条会议新闻主办方想上央视的新闻联播，规格之一，是须有例如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以上级别的人参加，因此争取这样的领导人到会，就成了重要的公关内容。窥一斑可知全豹，这里说的只是事情的一斑而已。
50年前1958年的“大跃进”，留下的是决策非科学化、非民主化的血泪教训。1988年，时任人大委员长的万里同志强调提出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问题，转眼20年过去了，我们从“批条政治”的决策模式走出了多少呢？
细数“中华文化标志城”标志了多少文化，有多少文化含量，是否与它预计的花销相当，现在还嫌资讯不足，说不上。但从上述的“新闻发布”以及前前后后透露的迹象看来，它标志着一场花巨资搞空架子的方案，正在如诸多大中小型政绩工程及其潜规则既有的轨道上发轫，启动，甚至“强力推进”（那篇报道有个小标题说“中央、地方强力推进实施”，把“中央”拖来垫背，似乎根据不足）。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文化大跃进”覆车之辙在前，还是要慎之又慎啊！
2008年3月30日
以生命的名义
—清明过后的思量
清明过了，祭扫的、踏青的都已归来。一般常规节日，做过应景文章，立即尘埃落定；今次清明，也许因为刚刚成为国定节日，有些话题仍然没有完全收起。
我在清明前后一片喧哗声中，略感欣慰的，是从《中国青年报·冰点》看到了纪念李红霞的文字，还有这个17岁小姑娘的照片和签名。
李红霞是谁？不是牺牲了的烈士，也不是仍健在的英雄，她就是在今年春运中被踩踏而死的那个打工妹。时为2月1日，地在广州火车站。
湖北省监利县薛桥村田间草丛里起了一座新坟，是李红霞永远安息之所。短文报道有一位网友在博客上写道：“草长莺飞的季节，李红霞坟上的青草也该冒芽了。”难得一个素未谋面的人想起了这个没有光圈、没有“身份”、没有“学历”，也没有地种，刚刚靠打工糊口不到一年就被无妄之灾夺去生命的死者。
更难得的，是新来广东不久的省委书记汪洋，也在一个全省性的会议上说：“此时此刻，我们尤其不能忘记，在广州火车站倒下的那个年轻鲜活的生命，对这个沉重的代价，我们至今仍感到深深的歉疚和自责！大家记住这件事，这个人！”
从《拯救大兵瑞恩》到《集结号》，我们看到了战争时期和战后人们在对普通士兵的态度上所体现的价值观。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都应该得到应有的珍视和敬畏，而不是践踏和窒息。我从今天人们观念中对“这个人”，对“这一个人”的铭记和怀念，想到了近五十年前大饥荒中的三千多万死者。那是在和平时期，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总路线”“人民公社”统称“三面红旗”），持续到1961年至1962年的三四年间，主要是“人祸”（而不是过去谎称的“三年自然灾害”）所致。其间饿死和非正常死亡约3755万人。大多是农村人口。在某些灾难严重的省份和县区，有一个生产队、一个大队以至一个公社（相当于一个乡镇）全部死绝的（河南信阳一个专区竟死了一百多万人！）。他们默默地以卑微如草芥的生命承受了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惩罚，承受了违反法律违反人情违反常识的灾难性后果！
而从那时起的半个世纪以来，这一册历史被尘封到阴山背后。我们，死难者的同代人和后人，由于种种原因，对几千万的死者采取了不可原谅的漠然的态度。例如包括我在内的，从那个年代活过来的城市中人，特别是大城市中人，当时是靠特别调拨的粮食得以维生，虽有小不足，饥肠辘辘，面有菜色，甚至浮肿，但不致命。我们的存活是以三千多万人饿死为代价的，换句话说，三千多万饿死和非正常死亡者是替代我们死去的。然而我们在四五十个清明节，有多少人想到为这些饿死的冤魂烧一炷香呢，其中许多死者已是没有后人的绝户！我们不祭奠他们，谁去祭奠他们？
“三面红旗”导致的灾难，在当时是“以革命的名义”相号召，并因“坚持三面红旗”而延续并愈演愈烈的。今天我们则应“以生命的名义”来纪念死者，回顾历史，总结教训，面向未来。
清明节后的报刊文章中，看到有人建议，应由国家对革命烈士举行公祭。这些牵扯到立法，需要郑重其事。但既说到了，我想借此补充一句：如果将来全国人大开会时有此议题，希望有关人士转达，在国家公祭革命烈士同时，勿忘公祭在相当历史时期中，由于各种原因包括大饥荒而死难的普通人！
我们要以一定的仪式，向人们昭示并让后代记住，要把中国建成现代法治国家，我们要尊重并捍卫每一个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尊重并捍卫与生俱来的一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对任何一个人的生命的践踏，对任何公民权利的侵犯，都是必须谴责和抗拒的犯罪！
2008年4月8日
写在波尔布特死去十周年
1998年4月16日，在红色高棉最后基地安隆汶，已被原部下控制的波尔布特因心脏病突发死去。
据说按照基督教的教规，人们不可为某个人的死亡而庆幸，即使是一个恶人。但中国古时有“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故实，近年也有恶人在他的对手死后放鞭炮的先例，那么，对于波尔布特这样的人，在他死了十年的时候，提醒人们想想他在人间造成的灾难，于情于理，都是必要的。
广东省政协主办的《同舟共进》月刊今年第4期发表苏智良、陈丽菲一文，讲了他们到柬埔寨旅游时参观“波尔布特罪行馆”的见闻。
波尔布特1963年在柬共二大当选为中央书记。1975年春到1978年底，他领导的红色高棉执政三年又八个月的时间里，使全国人口从700万锐减到400万。
原来，红色高棉于1975年攻克首都金边，第二天就以“美帝即将发动战争”为由，关闭学校、工厂和庙宇，把包括金边在内的200万城市居民赶往农村。几天之内，全国大小城市都成了死寂的空城。他推行所谓“反对吃闲饭运动”（按：我国1968年推广甘肃会宁经验时，曾号召“人人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把下乡干部、知识青年、一般居民和乡下农民统统按军事编制分别男营女营，成立男队女队，强制劳动，从早上4点劳动到半夜12点，晚上靠篝火照明。没有电，没有报纸，没有广播新闻，身外的事一概不知。家庭解体，夫妻获准后可以每周相聚一次。吃大锅饭，60人只能吃2斤米的稀粥，以产大米著称的马德旺省居然饿死人，甚至人吃人。据说波尔布特积存了可吃10年以上的战备粮，但在退出金边时自己一把火给烧了。
1970年代中期，波尔布特曾访问中国，学到了张春桥“彻底铲除资产阶级法权”的“真经”，他认为，与其阶级斗争“七八年再来一次”，结果出现邓小平“右倾翻案风”，还不如彻底推行红卫兵运动、下乡运动，全面取消城市、家庭、货币和学校等，从肉体上将知识分子、干部和资产阶级消灭，从而“一举建成共产主义”。苏、陈二氏的文章说：“他们的做法，仿佛是将‘文革’的做法推向极致给世人看，一派‘彻底革命’的景象：独裁政府、恐怖统治、杀戮同胞、全国清洗、取消货币、禁止私产、僧侣还俗、消灭城市、解体家庭、公共食堂、集体劳动、全民供给……”
他们在金边市中心参观的“波尔布特罪行陈列馆”，过去原是一座学校，从1976年5月起，成为红色高棉的一所监狱，不同的犯人分别关押在三座楼里。C座是关押一般犯人的大牢房，二层关女犯，女犯常遭到随意强奸。这里除了朗诺政权的军官以外，还有不听话的知识分子、被清洗的异己分子、外国记者、中产阶级、僧侣、少数民族等，都在杀戮之列。由于波尔布特把教育看成“魔鬼”，知识分子被杀的比例极大，到1979年，柬埔寨全国仅剩下约300名中学教师。单是在这所监狱里，被折磨至死的人就达两万多。展台和玻璃柜里，陈放着从附近地下挖出的死者的骷髅白骨。还有关于波尔布特罪行的文字和图片，种种酷刑的刑具和施刑后的照片，惨不忍睹。
柬埔寨，这个拥有世界文化遗产“万庙之王”吴哥窟的佛教国家，在波尔布特统治的三年又八个月间，沦为严重践踏人权的人间地狱。善男信女的平民百姓温良无辜，却被残酷屠杀了二三百万。文章作者追问：“为什么在20世纪70年代的世界上，还会出现这样荒诞不经、残酷无比的罪行？”
二十多年过去了，感谢今天的柬埔寨人把波尔布特的罪行公之于世，让世人从这些暴行中汲取教训。当时那里的种种，都是中国“文革”的影响所及，不能不令我们触目惊心，百感交集。有机会到那里观光的中国朋友，无论是什么年龄段的，应该都有自己的感触和心得。
2008年4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