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术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对文化的交流传播起着重要作用。所谓刻版印刷工艺是指在木或金属板上刻字或图（或用化学方法腐蚀而成），使之成为印刷用的底版，也作刻版印刷工艺。有感于印刷术那“崇高的天神”般的地位，1840年恩格斯曾写下题为《咏印刷术的发明》诗：“你是启蒙者／你是崇高的天神／现在应该得到赞扬和荣誉／不朽的神／你为赞扬和光荣而高兴吧／而大自然仿佛是通过你表明／它还蕴藏着多么神奇的力量。”
传播人类文明的雕版印刷术，法国人拉古伯里认为起源于成都。早在1894年，拉古伯里在《中国古代文明西源论》中写道：东晋成帝（326年－334年在位）时，蜀中成都即有刻版印书之举。由于拉古伯里没有详细说明资料来源，因而后世的西方学术界仍然有着不同理解。1944年，唐代成都印制的梵文《不空羂索秘密陀罗尼咒》木刻印本一纸在锦江望江楼附近出土，轰动文化界：这不但是中国大陆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而且也证明成都自唐至宋，就是中国三大印刷中心之一。
《不空羂索秘密陀罗尼咒》问世记
1944年4月的一天，成都锦江畔的四川大学校园，学校正在修筑校内自荷花池至锦江边的道路。在抵达江边约50-60米处，那一带原为水稻田，工人突然挖掘到了几块古墓的方砖，立即报请学校，惊动了川大考古专家冯汉骥等人。就在前一年，冯先生主持前蜀王建墓的发掘工作才刚刚告一段落，这种规模较大的地下基室的发掘，不但在西南是首次，就是全国范围内也是前无先例。他和杨有润闻讯立即赶到现场，清理发现小型墓葬4座，其中3座相连，为小型南宋墓；另一座为唐墓。发掘初期，考古人员整理出一些较为平常的陪葬物品。他们从唐墓里的女性尸骨的右臂上，取下了一只银镯，在研究室的强灯照射之下，意外发现里面中空，镯的破损处，微微露出一点纸页！他们取出对角卷成筒状的丝娟纸，冯汉骥形容为“有如橡皮”一般，细致打开，上面有字！当时，谁也没有注意到其中的奥秘，直待整理文物时，才发现这件藏在镯内但却不知比银镯要重要多少万倍的绝世珍品：《不空羂索秘密陀罗尼咒经咒》终于横空出世。
《不空羂索秘密陀罗尼咒》简称“陀罗尼经咒”，用唐代著名的茧纸印制。印本质地薄且半透明，异常柔韧。长34厘米，宽31厘米，中央为一个小方栏，栏中有六臂菩萨刻印1尊，手持各种法器。栏外围刻围线科一种梵文，并且刻有经咒17圈，四角及每边都有菩萨和供品刻像。学者们从梵文本身及构图着眼，认为是佛教密宗之物，与藏传佛教颇有关系。
《陀罗尼经咒》首行竖镌汉文一行：“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附近卞家印卖咒本。”因为成都原称“蜀郡”，称“成都府”是在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十月以后的事情，此见《新唐书·地理志》，由此可知《陀罗尼经咒》印制时代的上限时间。其下限时代虽难确定，但从墓葬形制、随葬器物以及印本典型的唐朝书写风格等诸多方面综合分析，当在公元800年前后。考古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陀罗尼经咒》系晚唐成都印本，但它与在我国敦煌石室发现的“咸通九年”（868年）的《金刚经》相比，孰早孰晚，学术界还尚无定论，只待进一步的考证和鉴定。但无论如何，《陀罗尼经咒》都堪称世界范围内现存最早的印刷品之一。因为《金刚经》1907年被斯坦因盗往英国，所以《陀罗尼经咒》又是目前发现的国内保存最早的印刷品。
何为“陀罗尼”呢？这是梵文的音译词，意即咒语。这是佛教流布最广的重要经文之一。
这件珍品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应该说是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南方地区潮湿多雨，特别是处于四川盆地的成都，“二江珥市”的城市布局加上时节多雨，挖地三尺即有水出，以往墓葬中的木质物品，尤其是丝织品、纸本文物都难以留存。《陀罗尼经咒》得以保存，一是因墓坑挖得不太深；二是它装塞在狭小的银镯之内，密闭情况非常好；三则是印本的用纸质料精良，这一文物也证明了唐朝成都造纸业不仅发达，而且为唐朝川纸已经成为贡品的典籍说法，寻找到了最为有力的实物证据。
冯汉骥后来在论文《记唐印本的发现》（首次发表于文物出版社《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5期）里总结认为：“敦煌所发现的最早的雕版印本，均无刊刻的地名，此印本中详记有雕版及印卖的地方，在研究中国印刷史的掌故上，自是一种很珍贵的资料了。”但是他坦言：“龙池坊今不可考，大概在今成都城的东北部。据《唐书·地理志》说，贞观十七年（643年）分成都县置蜀县，在州郭下，与成都分理。乾元元年（758年）二月改为华阳。自是之后，成都县在西北，华阳县在东南，同城而治，龙池坊既在成都县，自当在现成都城的东北部，因为在唐以前成都城内的诸大池多在东北，而以‘龙’名者不其一处。”这个对于成都文化至关重要的“龙池坊”之谜，到了20世纪80年代，其位置终于得到了破解。
唐朝时的成都就是中国出版印刷中心
四川省图书馆王嘉陵先生对我指出，1992年，日本京都大学从事文献史研究的和泉新教授来成都考察唐朝成都印刷遗迹，他对“龙池坊”发生了极大兴趣，可惜无人能够确认地点。四川省图书馆资深研究馆员田宜超先生有感于此，以两月之力，完成了《一九四四年成都东郊出土梵文〈不空羂索秘密陀罗尼咒〉木刻印本跋》一文，约4000字。这是田宜超先生的封笔之作，文章回答了两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陀罗尼经咒》的年代和龙池坊的地点。
田宜超先生认为，其印制年代当在唐至德二年-会昌五年（757-845年）之间，字迹为公元8世纪时印度流行的早期的婆罗陀体，其装入手镯据推测是在墓主生前信仰佛教的一个较长的时期（而不是死后），以及中国汉地密宗之确立，自公元8世纪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与不空金刚入唐结坛灌顶始，等等，可作为此经刻印于这一时期的佐证材料。昔时龙池坊，若因龙池而得名，必然距龙池不远，当在位于今日天府广场至后子门的四川科技馆附近。
唐朝日本入大唐的八大僧人之一宗睿和尚，在其《新书写请求法门目录》里称：“都利聿斯经一部五卷……七曜二十八宿历一卷、七曜历日一卷……西川印子《唐韵》一部五卷，同印子《玉篇》一部三十卷。”这次他带回日本的经卷，有历书、字书、韵书共一百三十四部。印子即印版书。西川印子即成都雕版印制的《唐韵》和《玉篇》。四川雕版印书不仅在四川各地流通，还发售到都城长安等地。当时图书内容从经文、佛像、日历、小学等书发展到音韵专著等类别。
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年），随僖宗入蜀的中书舍人柳玭，在其《柳氏家训序》中称：“中和三年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浸染不可尽晓。”对于“浸染不可尽晓”，有人解释为刻印粗糙、纸墨不良；有人解释为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类经多次印刷的雕版，字已磨损，俗称“烂版”。当然，也有调函佳、印工好的本子，比如唐中和二年（882年）成都樊赏家所用的《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现在留下的虽然是残页，但雕刻刀法流畅，楷体带颜字韵味，显得浑厚古朴。
前后蜀共存在了58年，蜀地偏安一隅，置身中原战火之外，政治、经济、文化得到持续平稳发展，成都平原由此成为整个西南地区的首善之区。值得一说的是前蜀武成二年至永平三年（909-913年）期间，任知玄自出俸钱，雇赁良工，开雕杜光庭的《道德经广圣义》三十卷。5年之内雕成460余版，藏版在龙兴寺印造流行，可见这一印制规模非常惊人。这些书籍只闻其名不见其书，早已没有传本了。
孟蜀宰相毋昭裔，举个人私财而版刻《九经》（即蜀大字本《九经》）、诸史、《文选》、《初学记》和《白氏六帖》等书。后世学者认为，这也是私人刻印整部大书——亦即“家刻本”的源头。今人藏书家苦求宋版，尚以蜀本为上。而雕版印制个人作品，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作品集，是从蜀僧贯休的《禅月集》开始的。也就是说，出版个人作品集，首倡于成都。《禅月集》二十五卷，王衍乾德五年昙域后序云：“检寻藳草及暗记者，约一千首，雕刻成部。”后来有宋嘉熙四年兰溪兜率寺僧可灿的重刻本，流传至今。
唐代刻书，就地区而言，四川刻书最多，江苏、浙江等地次之；就出资刻书的机构而言，坊刻最多，家刻次之；就内容而言，佛经最多，历书、字书、韵书、占梦、相宅等民间常用之书次之。由此可见，成都在唐朝时期，无论在造纸、雕版、印制等方面，赫然跻身全国前列，“扬一益二”的名声实至名归。
诗心一片薛涛笺
北宋历史乐史（930-1007年）编著的《太平寰宇记》记载：“浣花溪在成都西郭外，属犀浦县，大历（唐朝代宗年号）中，崔宁镇蜀，其夫人任氏本浣花溪人。后薛涛家其旁，以潭水造纸为十色笺。”祝穆的《方舆胜览》记载：“元和初，蜀伎薛涛洪度以纸为业，制十色小笺，名薛涛笺，亦名蜀笺。”与费著同时代的文坛著名人物袁桷《薛涛笺》诗云：“十样蛮笺起薛涛，黄荃禽鸟赵昌桃。浣花旧事何人记？万劫春风磷火高。”可见，十样彩笺发明权应归薛涛所有。所以，明朝何宇度《益部谈资》明确指出：“蜀笺古已有名，至唐而后盛，至薛涛而后精。”
薛涛根据前人用黄薜叶染纸的原理，相传她的笺是用浣花溪的水、木芙蓉的皮、芙蓉花的汁制作而成，宋应星《天工开物》认为“其美在色”。同时，薛涛因地制宜，也采用过蜀地峨眉胭脂木做染料。薛涛笺有十种颜色：深红、粉红、杏红、明黄、鹅黄、深青、浅青、深绿、铜绿和浅云等十色。薛涛还用涂刷加工方法制作色纸。她在红花中取染料，再加入胶料配制成涂料涂在纸上。这种涂刷加工与传统的浸渍染色方法相比，节约了染料，降低了成本。所以也可以说，薛涛也被认为是涂布加工纸的创始人。但其真实的工艺步骤，目前逐渐得到了部分恢复。
上好之笺，固然需要精熟的制作工艺，不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首先必须要有好纸。唐时，“益府之大小黄白麻纸”同样是进贡的名纸。成都所出产麻纸闻名遐迩，当时宫廷的文书、诏敕乃至书籍，都用麻纸书写。晚唐人李肇《唐国史补》说：“纸则有越之剡藤苔笺，蜀之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长麻、鱼子、十色笺……”这清楚地说明十色彩笺肇始于唐代，且为蜀人始创。
薛涛笺的发明，与女诗人觥筹交错的交友密不可分。这个圈子里不仅有王侯将相、文人骚客，而且还有众多地方官吏、幕府僚佐、贵胄公子、禅师道徒及江湖异人。薛涛长袖善舞，自然需要诗歌应酬。但她的诗作均为小制，《南部新书》上说：“元和初，薛涛好制小诗，惜其幅大，不欲长剩，乃狭小之。蜀中才子即以为便，后减诸笺亦如是，特名薛涛笺。”加上她的书法无女子气，笔力峻激，行书妙处，颇得王羲之法，因而，诗因书法而光彩倍增，笺因玉手诗心而大红大紫，一时成为“追星族”渔猎的目标。诗人韦庄《乞彩笺歌》吟道：“浣花溪上如花客，绿暗红藏人不识。……人间无处买烟霞，须知得自神仙手。也知价重连城璧，一纸万金犹不惜。薛涛昨夜梦中来，殷勤劝向君边觅。”由此可见一斑。
走向顶峰的南宋成都印刷术
四川的文化经济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又具备相对的独立性与封闭性。在晚唐之后，由于国家政治中心的北移和东移，四川作为国都的战略后方的重要性逐渐减弱，造成了四川的经济文化未能继续蓬勃发展。但是，由于技术的积累，雕工的薪尽火传，雕版印刷反而在成都一枝独秀，造就了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北宋开宝四年（971年），成都开始雕造多达五千余卷的《大藏经》以后，眉山、潼州、邛崃等地的雕版印刷也逐步发达，四川的成都和眉山，更是雕版集中之地，与浙江的杭州和金华、福建的建阳号称“全国三大刻书之地”。宋朝叶梦得在《石林燕语》卷八中指出：“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版，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编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
虽然有“易成而速售”的特点，但成都并非不能慢工出细活，甚至出版卷帙浩繁的惊世之作。
我国较早利用雕版印刷术传播佛教的僧人当属伟大的玄奘；而帝王利用雕版印刷术传播佛教最为典型的例证，就是《大藏经》。北宋开宝四年（971年），宋太祖赵匡胤发现成都雕版方面人才济济，敕命大臣高品、张从信前往益州（成都），主持刻印《大藏经》，历时12年，终于在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完成了13万块经版的全部雕刻，随后开始印刷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官刻木版雕印的汉文《大藏经》，版子送汴京印刷。由于该《大藏经》始刻于北宋开宝年间，故又称为《开宝大藏经》。
蜀刻《开宝大藏经》成了宋朝廷对外文化交流中的最珍贵礼品。也引起周边各国越南、高丽、日本前来求经；同时也带动了寺院、民间的开雕藏经热。可惜的是，现在仅有残卷藏于北京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
宋朝的蜀刻运动波及深远，一批代表了蜀刻最高水准的书籍相继问世。有意思的是，纪传体北宋史《东都事略》，就有眉山程舍人宅刊本，目录后有牌子字提示：“眉山程舍人宅刊本已申上司不许覆版”。这是中国最先出现的关于拥有版权、不许翻印的告示。这就是说，最早意识到版权保护的事例，同样起源于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