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换的第二份工作，是去奥得利饮料厂做一名工人。严苛地讲，我连车间都未进过。在一个酷热的夏季，接过防疫站工作人员递给我的健康证。眼眶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咆哮，奋勇夺出。在香陈湾的河堤，穿着拖鞋竭力奔跑。犹如十年前的汝州，逃课上网不敢回家，父亲在洗耳河桥下拿着棍子追赶我的景象，惶恐不安，疲倦又惧怕挨打，只是一恍间，他已苍老，追赶我的亦不是他，而是记忆，一座城的记忆。
当奔跑的呼声致使胸部感觉痛楚不堪时，我倒在河坡的辣椒地里，胳膊和大腿多处被石砾划伤，献血溢出。倏然纵声发笑，泪水顺着两鬓往下淌。我知道逃不过的，这感觉像是被整座城市彻底抛弃，却生生活在这座城里。
顿挫的呼吸之间，歇斯底里的咆哮后用尽了所有力气。我仰着头，蜷缩起身体，闭紧双眼，在阳光穿过梧桐叶的缝隙下，如同深崖般漆黑静寂，脑中空无一物，晕厥过去。
他的手掌粗糙有力，沉稳厚重。抚摸我幼年的额头，在夜里12点，空荡的冬季。一条长约百米的巷子，最后一栋。大雪纷至，竟然堆砌过膝。自小体弱多病的我始终难逃一年一度的灾难。高烧难止，母亲烧开热水倒入茶瓶，再浇到毛巾上，叠成豆腐块状放我头上降温。大门内侧靠墙的二八自行车已无法出行，他不敢半分耽搁，迅速套上羊毛衫，将我放在他的背上，再披上大衣，朝着离我们家最近的中医院紧赶。
一路上，我搂着他的脖子，脸贴在他的后脑勺，听他喘息粗鲁。母亲紧随其后，不断地将大衣往上捋，生怕我再受凉，可她却被大雪裹成了雨人，跟在他身后，不敢丝毫松懈。
急诊科的医生给我输了两瓶青霉素，做皮试的时候我失去了知觉，亦没有疼痛感，当第二瓶水滴入过半之际，我才微微睁开眼。腋下夹着体温计，母亲就坐在床边，攥着我的小手，父亲在门口和医生交谈，言语之中皆是感激。
这是打我记事起，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父母的爱。一种朴质用心地关怀，不会产生任何需索，不图回报，只是默默付出，用尽一切去呵护，呵护他们爱着的我。
即使跨越二十多年岁月，每次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我都泪有感触，看着年又一年，日复一日的他们，是苍老，是为了家庭付出产生的皱纹，白发，以及生存条框下鞭策的一记记伤痕累累。他们延续的是生命，代价亦是生命。
母亲把我腋下的体温计拿出，灯光下细声读出刻度上的数字，向父亲摆摆手。他们确定我已无碍，彼此脸上显现出微笑和轻松。此时近凌晨3点，倦意再次侵袭，我无法抵抗，沉沉地合上了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