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万。我只能给你们三十万。”焦胜利长长的呼出一口气，努力的换上一副悲痛同情的面孔。这是他给出的最后通牒，也是对于女人的哭诉、老头的烂腿和卷毛等人要挟的最后回复。他知道这些人想要的到底还是钱，也熟知一条人命究竟能值多少钱。虽然他焦胜利长了一颗猪头，但里面装着的到底还是一颗人脑。他并不担心这些煤黑能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即便他们真的是能闹天宫的孙行者，也决不可能翻出他焦胜利的五指山。但是麻烦总是解决了的好——30万对他而言也不过只是一顿饭的钱罢了。
卷毛一行人来的时候是空着手来的，走的时候手中已经多了一个破旧的帆布口袋。口袋虽然破旧，但里面装着的东西却是崭新。里面装着的不光是红红绿绿的钞票，更是吉则阿支的生命剩余下来的全部价值。
关于焦胜利的资料斛宴笔记中记载的并不很多，反而我所收集来的资料要更加的详细一些。在我所说的这个故事中他也决算不上是什么“主角”一类。就连他的相貌，都只是在搜集了很多资料之后才有了一个模糊的影子。我印象中的焦胜利有着一张不方不圆的胖脸，一个有点向上翘的酒糟鼻子，还有两只向外鼓出的蛤蟆眼。他的身高尤为的可观，但那张麻脸和汽油桶般的身材却着实的拖了他的后腿。虽然长相不尽人意，但好在头皮里面的东西倒是着实的靠谱——他出生在1957年，在那特殊的十年中他已经成长为了首脑的忠实卫士，革命的先锋小将。倒也着实的风光了一把。但这样的风光来的快去的也快，随着为期十年的特殊运动浪潮的快速褪去，属于他的“幸福”时光也一去不返。此时的他已经是20岁的年轻后生，却依旧身无长物。他也曾勉为其难的参加了77年的冬季高考，但那十年的光荣履历却并不能为他争来些什么——那一年全国共有570万考生，但最终却只有27.3万人得以成功步入高校的大门。在那一场录取率不过4.8%的考试中，焦胜利理所当然的成为了剩下的95.2%——当然这并没有什么委屈的，相比于那些在工厂、部队、草原等地方依旧不忘书本的而立青年，他只不过是去碰碰运气，也算是绝了家里面逼他上学的念头。“读书有个屌毛用，最要紧还是脑子活络。”这是焦胜利年轻时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而他也成为了这句话最有代表性的实践者——在87年下海大潮的裹挟下，也在政*策的漏洞和他不懈的努力下，终于成功的赚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至于这笔钱究竟是怎么来的，焦胜利从未对人提起过，如今也已经无法考证，但这笔钱却是他发家致富的第一笔资金。
那时已经是1990年，很多的国有和集体企业开始外包，其中就包括焦胜利真正发家的南峪钢铁厂。他凭借着下海捞来的第一桶金包下了南峪钢铁厂，又凭借南峪钢铁厂的收入成功包下了南峪县董家庄乡办煤矿，并对该矿进行了重大技改，使该矿生产能力从租赁初期的10万吨提高到了40万吨以上。
2002年，财政收入仅2亿元的南峪县委、县zheng fu针对全县企业亏损严重、工人工资拖欠、上访不断等问题，提出了“一退两置换”（国有资产有偿退出、产权置换、职工身份置换）政策，并决定将峪口煤矿作为试点，对全县企业进行改制。最终被焦胜利以账面出资5.648亿，实际出资8000万元的价格购得了南峪峪口煤矿，并很快着手重组了成立了河东胜利能源集团，当年上交税金800万元。若按照地质储量来算，焦胜利每吨付出的仅仅0.49元，若按照可开采储量计算，焦胜利每吨所付出的也不过0.57元，可谓是实打实的“白菜价”。对此焦胜利曾表示，当时的煤价才100多块钱，买下峪口煤矿后才开始涨，那时候的煤炭价格若是下跌，他岂不是要血本无归？
斛宴的报道本应是一颗炸弹，但最终却只成为了河塘中的一粒石子，虽然激起了一阵的波纹，却又极快的归于了平静。焦胜利那个漂亮的女秘书当晚照样到了河源最有名的盛大洗浴中心，一直玩到凌晨三点，当夜便留宿在了河源。甚至于焦胜利，都只是一时的感到气愤。毕竟能将企业做到这么大，焦胜利的手段自然也绝不会差，相比于现在一些明星爱豆之流的垃圾公关，焦胜利的手段和眼光不知要比他们高出多少。就在斛宴发出报道的第二天，就有两家官方的大报纸登出了胜利能源集团董事长焦胜利先生捐建希望小学的新闻，电视台也突然的做出了一期专访，专访的主角当然也是焦胜利，电视上的焦胜利看起来要比现实中美观不少，坑坑洼洼的麻脸也在化妆和打光的效果下变得平缓了许多，他说，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煤矿只要死一个人，就要在24小时之内报到省里面，隐瞒事故的人要给记过或撤职处分。若是死亡三个人，那就已经算是特大事故了。他焦胜利便是有天大的胆子，也绝不敢做那丧尽天良的混蛋事情。他作为河东省南峪县的一位普通商人，更是时刻记着哪些是能做的，哪些是不能做的。焦胜利的陈词激昂，言辞恳切，讲到激动处更是不由得流下了热泪。眼泪打湿了他的洁白衬衣，也弄皱了他那条价格昂贵的范思哲领带，但他却已经毫不在乎。毕竟无论领带和西服有多昂贵，都比不过家乡和同胞在他心中的地位。据说河东省委省zheng fu在后来也曾派人暗中调查，但那时距离传说的事发时间早已过去一月有余，那几个矿工和老头、女人也早已经离开了南峪，调查也就那么不了了之。据说后来也曾有人在河源见到过那个曾在焦胜利办公室涕泪交加的中年女人，不过她对于吉则阿支的事情却是只字不提，仿佛从未发生过一样。到现在更是已经过去了十八九年，这桩陈年旧事便真的已经变成了被人淡忘的古旧传说。
据说看到焦胜利访谈的那天晚上斛宴喝了很多酒，以至于第二天直直睡到了中午12点。等到他到达报社的时候，赵山河正坐在他的座位上，手中拿着那张曾让焦胜利大为光火却最终毫无作为的新闻稿。沈墨言悄悄地坐在赵山河对面，瑟缩的像只霜打过的鹌鹑。后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她才告诉我，说，赵山河是报社里出了名的脾气暴，而排在第二位的就是带她入行的师傅斛宴。那天一整个下午她都没有敢说一句话，就连写稿的时候都不自觉的将力度减小，生怕发出声音而被这两位雷公盯上。对此我也曾提出过疑议，但最终却被沈墨言完全否定，也正是通过和她的对话我才了解到，原来被几代新闻人奉为偶像的谦谦君子斛宴记者，背地里也会变成沉默而又暴躁的活雷公，甚至于早上起来都会莫名其妙的发一通脾气。而对于这样的“起床气”，沈墨言也有她自己的经验总结，“如果只是骂你几句，那他应该是稿子没写好；如果他骂人的声音很大声，那一定是他写的稿子被主编毙了；如果他一边骂人一边拍桌子，那一定是所记录下的东西实在太过混账，太过腌臜。但是这样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她说，“搞新闻实在是一件很苦的差事，而像斛宴这样的人，有时候正直到几近于愚蠢，勇敢到近乎于鲁莽，工作起来更是不要命，便是脾气再好的人，也免不了会变得暴躁。更何况记者所见到的东西总归会比大众见到的要多得多，也残酷复杂的多。很多时候报纸上所揭露出来的，都只不过是‘有选择的真相’，所以斛宴若是不发脾气的话，那就只能发神经了。”不过好在那天下午总归是相安无事，赵山河非但没有因为迟到的事情和斛宴争吵，反而递给他一支烟卷，斛宴也只是咧嘴一笑，挠挠头接着去写下一篇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