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没有贵族
谈起贵族，我们总是会觉得是一群有钱人凑在一起打高尔夫球，在豪华会所里一掷千金。这就是我们心中的贵族形象。
过于追求表面现象而不求甚解必然造成知识的匮乏，从而令人缺乏洞察力，更加注重于表面现象。
真正的贵族有两种：一种是在封建时代，森严的等级制度决定了一小部分人出生就比他人高贵，可以随意地奴役驱使别人，可以肆意享乐。这是一种封建特权的表现。这种贵族，相信我们大多数人会很愿意去当。另一种贵族是古代战争频繁时期，由于国家需要保卫，于是老百姓就自发地给国家纳税捐钱，民众把自己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献给一部分人，因为他们会在战场上保卫自己的国家不被外敌入侵。这种被老百姓认可的贵族阶层，需要上阵杀敌保卫国家。这种贵族相信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去当。
明永乐年间，郑和航海东渡至日本，有一段轶事。当时郑和的舰队驶入了港口，登陆日本岛之后，与斋藤等几个家族均有往来。在日本，郑和发现人与人之间有着森严的等级制度，大街上扫地的贱民每当见到贵族路过便诚惶诚恐，立即伏地参拜。郑和笑道：“尔等岛国弱民，分贵贱岂不可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美国人现在谈贵族，可以；英国人现在谈贵族，也可以；中国人现在谈贵族，不行。当一个国家在国际上能够与列强平起平坐，当这个国家的普通公民在国际上能够获得公民地位，那么这个国家才有资格谈论贵族，才有可能产生贵族，否则便是明朝人眼中的日本，弱国弱民，搞贵贱分级，在他人眼中定然沦为笑柄。
今天我们没有贵族，如果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有了贵族，相信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公民是不会像今天这样去理解贵族的。
慈善不是交际的酒瓶
论到慈善一类，总不免寒心，时至今日，我们对慈善的概念仍然是模糊的，没有深刻地意识到慈善的价值所在。在今天的社会里，穷人普遍认为慈善应当是富人干的事情，而富人却又将它视为交际的酒瓶，在酒桌上肆意地挥洒，在台前拼命地作秀，伪善的腐烂气息弥漫至人性的各个角落。真诚消失了，人道的关怀也成了一句空话，其实质已经不复存在了。能够将原本美好的事物做到这种地步，也算是一种“壮举”了。
慈善的真正意义，是要让人摆脱“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兽性，因为上天赋予了人思想的能力，让人类从裸露的时代进化到懂得穿衣打扮的时代，又一步步完善自己的思想进化到如今更加文明的时代，可愚昧、偏见与战争一次次暴露出我们的本性，原来我们的身体里仍然流淌着低级动物的血液。
“慈”不是一个字，而是一个词。佛教总是教导人们要慈悲为怀，其中“慈”是长者对幼者、前辈对晚辈的关怀与关爱，“悲”是站在平等角度的关怀与关爱，告诫人们要帮助比自己弱小的人，要关心和自己一样的人。从“慈悲”、“仁慈”、“慈爱”这些词眼上可以看出，“慈”既是形容词也是动词。“善”亦是如此，可以用来形容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如“善人”；也可以用来描述一个人行为世界，如“行善之人”。这些都是古人早已立下的定义，而我们今天却已不能很好理解这些美好文化。如果对照历史便可发现，古往今来凡是怀着慈悲之心而追求善与美的人皆是有大成就、大功德之人，而破坏善与美的则皆是唯利是图的蠢人与其心可诛的奸人。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我们在慈善的问题上如果仅仅是空谈道德情操一类的虚幻的东西，是难以令人提起兴趣的。无论多么高尚的事物，只要不能带来切实的利益，在人们眼里便没有了价值。有了这种大趋势做前提，在虚幻的慈善里找寻出一点利益便显得十分重要和必要。首先对于穷人而言，慈善的行为再简单不过，无非是相互帮助而已。但是我们不能用雷锋作为道德标杆去要求所有的人，那是不切实际的。我们可以选择另一种做法，穷人可以通过相互帮助而各取所需，这并不困难，不必出让自己的金钱利益，仅仅是帮助老人提一桶水或替邻居搬家出一份力，都应算成是慈善的行为了。并且如果你这样做了，那么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就不会孤立无援，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是懂得知恩图报的。这是很简单的事情，可是我们为什么就不愿意去做呢？因为这与利益毫无关系，完全是我们的思想生病了，冷漠不代表你不需要帮助，不冷漠也不代表你就是异类，恰恰说明还有人性。
对于富人而言，慈善则显得更加复杂化一些，因为富人拥有财富的数量不同，所以慈善的标准也不相同。如果你是百万富翁，那么你很有钱，如果你是千万富翁，那么你很富有，但如果你的资产是论亿元计算的话，那么你所掌握的就不仅仅是财富了，而是资源。为弱势群体解决生存问题不仅仅是政府的职责，也是全体富人共有的义务。在这一点上，可以明确地讲：慈善不是平白地给予，它是有收益与回报的。
对于我们的富人而言利益是最重要的，因而惧怕慈善，越有钱就越怕，不少富豪们认为慈善“猛于虎”，义捐与扔钱无异。这不是他们的错，而是我们对慈善事业存在集体性的误读。慈善其实完全可以成为一个产业，是一片有利可图、有待开发的商业沃土。就目前的商业文明来看，慈善产业是很有发展前景的。信托联盟是一把利剑，就看用在什么地方了，慈善事业完全适合于信托联盟这种模式。我们的富人完全可以投资整合，共同成立一家慈善产业公司，然后聘请优秀的职业经理人经营，将利润的一部分作为慈善储备基金储备用来给穷人解决工作问题。这样的模式是非常有前途的，当你主动为穷人解决生计问题，那么你就会获得穷人的感激与信任，在无形中获得了带有信托责任的劳动群体。同毫无信托责任的劳动者相比，富有责任感的劳动者无论在什么行业都是提高效率降低错误的重要依托。与投资房地产或者炒股囤盐相比，这种商业型慈善更加具备可持续发展性。如穆罕默德·尤努斯所创立的孟加拉乡村银行，便是非常值得借鉴的实例。
其实我心里是清楚的，这种慈善，在大多数富人眼里完全是天方夜谭，是痴人说梦，并且肯定会有人对此冷嘲热讽，且嘲讽之人所借之理由也都能猜出一二，无非是拿“天真”、“不符合国情”之类做说辞。但我仍然坚信它会实现的，今后的商业与慈善，将会与新商业文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慈善必定要与商业接轨，而商业也无法脱离慈善单独发展，未来的世界会是在人道主义主宰下的世界，再好的商业模式与经营项目若脱离了慈善事业，便会失去全球化的发展空间。在今天的中国，唯一能够建立商业信托责任体系的办法就是将慈善与商业高效合理地接轨，通过利益的给予与回报来驱使人们不能没有信用与责任感。如果我们需要信用与责任，我们就需要慈善。
欧美发达国家的富豪们近年纷纷捐钱成立各类慈善基金会，这些富豪真的是看破了红尘了，还是他们老了，脑袋出问题了？盖茨表示要捐出自己几乎全部财产的时候，我们稍微有点文化的富人心里一定是充满尊崇与敬佩的，但是自己却做不到，仍然毫不犹豫地选择继续当铁公鸡，甚至不敢赴约与慈善有关的宴会，生怕会出现捐钱的事情。这并非富人的过错，而是他们没有长远的眼光，看慈善犹如荆棘，殊不知，荆棘之下必有沃土。
面对未来，富人必须要学会培养战略思维，要有高瞻远瞩的眼光，对于慈善事业必须要有新的认识，不能只看重眼前的利益而不去关注未来的发展，一味地涸泽而渔。
仁者精神必然带来财富
孟子说：仁者无敌。现代人的解释是：怀着仁爱之心的人是没有敌人的。在今天这个物质的时代，这种解释没用，吸引不了人，应当换一种更加吸引人的方式去阐述才行，要清楚地告诉人们怀着仁爱之心究竟有什么好处，人们才会去重视、遵循。
胡雪岩被誉为近代商人的楷模，因为“红顶”声名大噪，但被百姓记住却主要是因胡庆余堂的缘故。事实上胡雪岩是一个发国难财的高手，其主业是替左宗棠等人采购军备从中赚取回扣，并替贪官理财，通过金融手段变相地将国库存银吸纳到自己的手中，这样的一个人本不应得到赞誉，但因其后来为百姓创办了胡庆余堂，使得许多百姓能够看得起病，又积极奔走试图垄断蚕丝贸易，从而阻止外国列强继续瓜分中国的财富，所以才有了今天对他的评价。虽说身后留名是虚的，却是一个人最终价值所在。胡雪岩正是因为对国家怀有仁爱、对穷人怀有仁爱，才没有留下骂名而传下善名。
仁者无敌的实际价值是赢得尊重，一个人不可能没有敌人，但如果你的敌人对你是尊重的，那么你就永远不必担心他会在你的背后捅一刀，最重要的是，你还赢得了价值。电影《霍元甲》便阐述了这个观点，强者若行仁道则必会为人们所敬仰。假如霍元甲不死，搞企业的话，还需做广告吗？只要振臂一呼，定然应者云集。这些放到现在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的富人本就是社会当中的强势群体，倘若再以仁爱之心多做义事，怎会没有收益呢？那些用在广告上的巨额花费可以实实在在地为许多需要社会帮助的人提供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