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的主动性是指在制定规则上的主动性。诸如退休年龄、缴纳标准等一系列常数的更改权被有关部门牢牢地握在了手里，从得益处讲，这是对付经济形势变化的一招撒手锏，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作出有利于当下形势的决策并落实。但其弊端在于会维持并保护垄断以及垄断所产生的种种弊端。
由于有了上述的三点特性，我们的社保体系必然存在一项巨大的风险——投资风险。参考国务院制定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社保基金的投资范围限于银行存款、买卖国债和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上市流通的证券投资基金、股票、信用等级在投资级以上的企业债、金融债等有价证券。划入全国社保基金的货币资产的投资按成本计算，银行存款和国债投资的比例不得低于50%，其中银行存款的比例不得低于10%，企业债、金融债投资的比例不得高于10%，证券投资基金、股票投资的比例不得高于40%，其中由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直接运作的全国社保基金的投资范围限于银行存款以及在一级市场购买国债，其他投资须委托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和运作，并委托全国社保基金托管人托管。社保基金委托单个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进行管理的资产不得超过年度社保基金委托总资产的20%”。
在对这项社保投资管理政策仔细研究之后，你会发现金融的伟大与可憎，其伟大之处在于能够让上百亿元甚至上千亿元的财富被聪明人易如反掌地获取，其可憎之处在于能够让上千亿元甚至上万亿元的财富从普通的人手里凭空蒸发。
中国社保体系未来会出现大的风浪，这是必然的。要解决社保问题，最难的也是唯一的出路就是加大社保的监管力度。
又是监管，我们所有的财务问题都是出在监管上。透明的监督和先进的管理，维持经济秩序稳定发展的最基本的两个法则我们刚好一个都没有，这让人感到很无语。
一、透明的监督。最好的办法是取消统筹账户，建立个人对社保账户的管理和投资体系，允许个人拥有对自己缴纳的社保金的管理权和投资权；最无奈的办法是建立统筹账户的管理站，定期向公众公布每一笔钱的使用明细以及投资结果，并且这个账单必须由银行负责公证。
二、先进的管理。我们需要严格衡量社保基金进入国际市场之后的投资风险，在全民货币购买力出现下跌的时候，整个社会保障机制会比平时脆弱许多。在这个世界各国纷纷渴望经济复苏的时代，外部的国际金融资本更是像饿狼般在四处寻觅食物。当民众的血汗钱被我们的金融“专家”们投资在国际金融产品上之后，是否还会像2008年以前那样有惊无险呢？我们的社会保障总体而言是非常脆弱的，因为它背后的金融体系落后不堪，而需要保障的人群又非常庞大，这就是在走钢丝，稍微一点震荡就会跌得粉身碎骨。要知道，我们没有高盛、摩根那样的公司，在国际金融竞争中我们处于明显的劣势。在这个群狼并起的时代里，通过金融手段打劫的人非常多，他们中很多人渴望通过金融手段做空中国财富。我们需要创新管理模式，需要培养大量的金融人才和管理人才，否则将无法面对未来金融市场的冲击。
社保最严重的死穴就是我们的金融落后。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诸如参保标准过高、人口老龄化严重以及官员挪用等问题都是可以主动解决的，仅仅是难度比较大而已，但在国际金融竞争水平太低与能力不够这个问题上我们处于被动，因为在我们不断进步的同时，西方资本家们也在不断地进步，而且他们的进步速度不会比我们慢。如果不能赚世界的钱来养活自己的公民，那就只能玩单调的保险概率游戏了。但随着人口的老龄化以及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缺乏监督所导致的疾病患者不断增加，这场概率游戏最终将彻底破灭。
我们的经济需要有一部分人专门去寻找问题，在问题没有被引爆的时候把它扼杀在摇篮里。坏的事情在发生之前就应该得到补救，如同火灾一样，未雨绸缪远胜于事后诸葛亮。
送给“阎王”的红包
对于当下所发生的那些令人不愉快的社会现象，我多数时候是以冷眼观之，至多悲叹一声，但医疗上存在的种种弊端，实在令人感到愤怒与不安。
给大家讲个故事：不久前张三去某医院看望一个朋友时，无意间路过外科手术室门前，听到走廊边有病人家属在议论拿给医生的红包里应当装多少钱合适。这话题让张三不免感到奇怪。张三这个人幼年的时候体弱多病，被妈妈抱着经常就医于这家医院。当时儿科里有一位慈祥的老大夫，总体而言给张三的印象还是不错的。怎么这里也会有这种事情？张三带着疑问走上前去，和那几位病人家属攀谈了几句。聊过之后，大体上他归纳出了两点：一是钱，那是必须要给的；二是病，想看好光给钱似乎是不够的，还需要等，等大夫上班了，再来为你安排。此两点让张三很是气愤。但是居然还有比这更过分的，患者的妻子对张三偷偷讲，在许多时候倘若不给足那大夫钱的话，是不会给你好好治病的，而且给的钱越多，这病人得到的医治也会越完善，不会出现类似于手术钳子落在身体里之类的麻烦事……张三越听越觉得恐怖，看着那女人讲述时的神态，基本可以断定这话并没有诳他，不过有些夸大而已。张三问她你们为什么能够容忍至此，她回答道：“权当是向阎王爷行贿了，破财免灾！”走出那“S省人民医院”的大楼时，张三有些眩晕，抬头看了看晴朗的天空，虽然晴空万里，却找不出一块蓝色来。
相信这个故事有不少人听了会觉得很熟悉。能说出“向阎王行贿”这种话来，估计也只有我们中国人有此鬼才了。这种忍耐似乎是没有极限的，当医生能够替阎王收受贿赂，那岂不成了阎王的小鬼？究竟是什么力量，能将这曾经的天使变作魔鬼？张三后来还是不太相信，于是跑去问了一个在医院工作的老同学，得到的解释是，并不是他们想要这样，而是非这样不可，为什么呢？如果医生想要主动去医治没钱就医的病人，就只能自己掏钱入账。现在的医院都是明码标价的，又或者医生本人得去找关系托人情。这样一来，医生都成了慈善家了，哪来那么多钱呢？没办法，所以只能听之任之了。恐怕在这种环境下，许多医生也都想透彻了，死一个是死，死一百个也是死，还不如收些红包来得实在。
医疗的暴利究竟是从哪来的呢？除了医生的灰色收入以外，昂贵的药品是造成穷人看不起病的主要原因。药厂和医院之间直接交易，这跟房地产有什么区别呢？住院的病人必须用药，而医院和药厂合作，这是最简单的托拉斯垄断形式，再加上处方药的品种不断增加，无形中又多了一道程序。程序越多，获利的环节就越多，看病就会越来越贵。我们曾经轻易地就将医疗纳入市场经济的体系当中，到了现在，已经积重难返，似乎想要让它停下来也不太可能了。
医疗是民生的基础组成之一。一个人如果没有房子住，流落街头还可以撑一段时间，但如果生病得不到及时救治，就极有可能会死亡。现在我们的医疗已经完全金钱化了，病人没钱就得不到救治，这种物竞天择的丛林法则居然被我们尊崇膜拜。
旧社会的时候，穷人虽然常常因为没有钱而抓不到药，但那时候似乎还没有假药，那时的郎中也普遍没有工资的，仅仅是收取出诊费而已。郎中上门给病人看病，病人总得给点路费吧，这是合理的，而且有很多中医本身就治不了的病，也不能怪大夫。我们再看看现在的医疗状况，医生们不仅在工资之外收取红包，而且药品安全也令人揪心，时常听闻有医院将过期的或假劣的药品卖给病人，这跟卖毒药有区别吗？还有那些因为红包给得少而故意将手术器材落在病人体内的，这种骇人听闻的事情令我不得不怀疑能够干出这种事的大夫是否心理有缺陷，是否该去看看心理医生了。一个正常的人在救活了一个生命时，我相信他都会感到无比开心，而且这种开心是钱买不来的。
医者，悬壶济世也，如今救人成了买卖生意，还是暴利生意。现在许多医院就喜欢进口一些国外的先进设备和贵重药品，还美其名曰是提高医疗水平，但这账终究还是要算在病人头上的，而且究竟是否真的提升了水平，也还是模棱两可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得了重病，既没有钱也没有所谓的医疗保险，那么在当下这样的医疗体制下，大概就只能等死了。
很多国家的政府都在面临或者已经面临过医疗保障的问题，这是个很头痛的问题。各国都在思考能不能有一种制度，可以让穷人在看病的时候不需要先付钱，哪怕看急诊的时候先救人也好，于是有些国家的政府进行了医疗改革。
事实证明，但凡搞医疗改革的，全都彻底失败，包括美国在内。在许许多多失败的例子下，我们还是开始了医疗改革，但到现在为止，不仅没有帮助到穷人，反而使医疗体系更加恶化。而且医疗改革不但在庙堂之上阻力重重，在民间也是处处掣肘。如果哪天政府下令看急症必须先治病后收钱，那么我相信到那时还是有可能出现医院拒诊或是以种种理由推脱的现象，或者医院直接搞出一大套繁琐至极的手续折腾死你，等看病的手续办完了，病人也死了。
如果我们在医疗上推行金钱主义，那么我们又有什么资格谈论人道主义呢？
当贫富差距的扩张被允许
前面杂乱地引了些时弊，并抒发了些个人的观点。在这里将上述的那些问题与矛盾大概归纳一下。
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将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乐趣大大降低，人们普遍活得很艰难，并渐渐有些麻木了。我们在未来所要面临的各种危机与挑战不是学者们凭空臆想出来的，无论你是底层大众还是白领小资，又或者你是老板富商，都是不可能逃过去的。也许对于一些人而言他们并不晓得正在发生些什么，又或者略知一二，但似乎觉得那些都是另外一个世界里所发生的事情，与自己毫无关联。
